雷运河山东省济宁地区文革传记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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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运河  山东省济宁地区文革传记  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 革命委员会颂歌

一、“5·1”地革委成立

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春光明媚，济宁地区人民双喜临门：在国际劳动节79周年的回顾声中，又敲响了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锣鼓。

早在三月份，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对“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进行科学总结：“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

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基本上遵照毛主席指示进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一八五部队政委F，作为军队代表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原中共济宁地委常委A和其他几位革命干部代表参加了地革委，A担任第一副主任；革命群众的代表--革命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心情格外激动。回顾两年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高举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旗帜，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殊死的搏斗，几经风雨，几经挫折，今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了，他们作为广大革命群众的代表，开天辟地第一次直接进入国家政权机构，成了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常委和委员。他们和自己的战友们发自内心地千遍万遍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天大地大不如共产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庆祝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主会场设在济宁市西关体育场。十万军民把个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尽管秩序井然，但许多革命群众按捺不住无比兴奋的心情，还是经常需要人引导和维持。这下可忙坏了带着红袖章的群众和解放军战士，跑里跑外，安排进出通道，带领各支队伍到达指定位置，把零星的参会群众排好队，依次入场。

当宣布庆祝大会开始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红旗翻卷，口号声飞扬，每个人手中的毛主席语录本举起又举起，象红色海洋中的朵朵浪花。

尽管会场上的群众是守纪律的，但毕竟是个喜庆的盛会，大家的嘴巴总合不拢，一会儿呼口号，一会儿听着主席台上的发言又议论起来。

当军代表讲话时，人群一片肃静，这是文化大革命中一起战斗的军民鱼水情又一次体现。只有个别人小声说：“同是解放军，为什么1967年2月要镇压革命造反派呢？”另一个人说：“还不是个路线问题！上面的首长不理解文化革命，有抵触情绪，下错了命令。你看人家解放军支左人员改得多么快啊，真是雷厉风行！”

A代表革命干部讲话，语气中充满了对文化大革命、对革命群众的深厚感情，赢得了阵阵掌声。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革命干部的赞许，也是对参加新生的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的革命干部的真心拥戴。谁说革命造反派只会批干部，斗干部甚至被污蔑为迫害干部？事实胜于雄辩，革命造反派和革命干部感情最亲，友谊最重，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一起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拼搏奋斗，他们的感情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他们的友谊是建筑在正确路线基础上的战斗友谊。他们互相批评，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那是为了打扫灰尘，去掉各种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和行为；他们有共同的爱和恨，恨阶级敌人，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恨死不改悔的党内走资派，恨一切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人，无比热爱毛主席，忠诚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轮到革命群众代表讲话了，整个会场沸腾了！大家指指点点，争相叙说着参加地革委的自己的同志和战友。他们有工人、贫下中农、有大中学校的红卫兵，还有文艺界的革命职工。他们原来都是默默无闻的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一分子，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如今成了革命的闯将，成了地革委成员，成了掌管八百万济宁地区人民社会主义事业的当家人，这是多么光荣和自豪啊！他们能否为革命掌好权用好权？沉浸在欢乐中的人民群众将拭目以待。

会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入夜，各种形式的庆祝演唱会，电影晚会在各县、市、各单位热烈地进行。

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是济宁地区广大革命干群，广大红卫兵师生，广大解放军指战员值得永远记住的日子。

毛主席说：“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夺权后，成立了“上海市人民公社”。随后，毛主席发现，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热情地肯定了革命群众的创造。这种革命政权的命名，含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自从巴黎公社诞生以来，无产阶级革命家探索的革命政权形式已有了雏型。尽管巴黎公社存在时间很短，但这个无产阶级政权的雏形已提供了十分宝贵而又意义深远的三条经验，那就是：旧式的专职军队消灭了，代之以国民自卫军，这就是实行军民合为一体；组成公社的代表应由普选产生，并随时撤换，一切司法人员也应如此；这些公社的勤务员，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这些措施和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砸烂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等级制度，实行军民一致，干群一致，人人都可以参与管理国家。

在毛主席领导的延安时代，基本建立了符合巴黎公社精神的政权机构，但那毕竟是战争年代，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实行的是抗日民主统一路线，许多问题没有暴露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由于毛主席的一再教导，绝大多数干部保持了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好作风。但是在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走资派的把持下，政权机构逐渐走上了所谓的正规化，许多旧的国家机器的形式恢复了。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破了刘、邓等党内走资派把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框框，造了他们的反，创造了崭新的、符合巴黎公社原则的政权形式--“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三结合”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老、中、青三结合，这是从年龄结构上来表达的，二是革命干部的代表，解放军代表，革命群众的代表组成的三结合，这是从政权组成的人员身份来表达的，也是特指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来说的。当然革命委员会也要贯彻老、中、青三结合，以利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使无产阶级政权后继有人，永远掌握在马列主义者手中。

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按照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这革命的“三结合”，确实是无产阶级政权机构的最好形式。

“革命干部的代表”，这一条就把几千年的世袭制度，当官的终身制度否定了。有些人参加革命早，经历了严酷的革命战争，做出了很大贡献和牺牲，甚至建立了不朽功勋，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群体。但在这个群体中不一定都愿意继续革命，再加上其他原因，只能由广大人民群众认可的“革命干部代表”，才能参加革命委员会这个政权机构，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并且，“革命干部代表”也不是终身制，一旦不是“代表”了，就不能进入革命委员会。那些不是“代表”的干部，也会继续享受人民给予的待遇和荣誉，做好人民一分子，为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做出贡献。不论什么情况的干部，都不能搞特殊，工资不光不能任意提高，而且有些高工资还要减薪，要做到干部的工资与工人的工资，大体持平。坚决杜绝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

军队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这就把军队从单纯的供当权者使用的工具，变为政权决策的参加者，把人民解放军变为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兵民一体”是无产阶级革命指导思想的内容之一。军队代表参加了革命委员会，密切了军民关系，使民兵建设有了切实的保障；同时，军队代表参与革命委员会的各项工作，提高了军队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使军队的建设与地方建设密切地结合起来，真正体现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革命群众代表，这是把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具体化。革命群众代表从基层来，从广大人民群众中来，从革命生产的第一线来，带着满身的革命朝气，没有一丝一毫旧官僚的酸气臭气腐败气，只有革命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斗争精神。他们“口无遮挡”，敢想敢说敢干，敢爱敢恨，爱憎分明，是非清楚。这样的群众监督到那里去找？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创造了这种机会，才把革命群众代表结合进政权机构，成了堂堂正正的国家主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只有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群众，只有参加了无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群众，才有这份自豪，才实现了这种凌云壮志。

革命群众代表，是工人的仍然要做工，是农民的仍然要种田，是学生的仍然要读书。随着革命的需要，形势的发展，革命群众代表也在不断地更换和变化。有的不做代表了，有的可能脱产长期做干部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个进程中，这都是十分自然的事。这难道不是开天辟地以来的伟大创造么！

总之，革命委员会好，济宁地区“5·1”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好革命委员会。

毛主席说：“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单从精兵简政、精减机构这方面，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就做了了不起的工作。原来济宁地委、行署两大院有近4千名干部，地革委成立后，把两大院的权夺过来，组织两套精干的班子，一个生产指挥部，一个大批判办公室，再加上处理日常事务的地区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总共才二百多人。由于密切联系了群众，革命委员会的干部深入到基层去，许多问题根本不需要坐在办公室里解决，随时随地就可以处理完毕；又由于实行了革命化，整个地革委成员生气勃勃，个个精神饱满，干劲冲天，一个人顶两个，甚至顶四、五个，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使济宁大地出现了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二、开展如火如荼的革命大批判

正如毛主席经常告诫中央文革小组“要抓好大批制”那样，济宁地区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并没有因为成立了地革委，揪出了济宁地区的党内走资派而“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大家时时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迅速掀起了各种形式的革命大批判。

由于各级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革命大批判在热烈有序地进行。

济宁地区革命大批判的形式主要采取以下几种：

1、召开了五次全地区性的批判大会，集中斗争矛头，上掛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以及影响全国甚至国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下联本地区本单位实际，控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害，揭露修正主义思想泛滥的严重后果。这样的大会，鼓舞革命人民的斗志，振奋革命造反精神，打掉了走资派和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威风；这样的大会，使革命造反派更好地团结起来，使革命的大联合得到更加巩固和发展。

由于济宁地区在1967年出现了“二月镇反”和“孙孔王”风波，分裂了革命造反派队伍，造成群众之间的严重对立，连干部队伍也分成两派。现在地革委成立了，首先要抓好团结。大家要团结好，必须以大批判开道。不把千仇万恨记在走资派身上，记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身上，群众组织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就会结成疙瘩，派性矛盾会掩盖了阶级矛盾路线矛盾。召开大型批判会，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台发言，共同批判，感到格外亲近，达到了团结对敌的良好效果。

2、各单位召开小型批判会，是大批判的主要形式。每个单位每月这种小型批判会都要举行好几次，配合大批判专栏，开展得生动活泼、热火朝天、轰轰烈烈。小型批判会的好处是批得准，批得细，针对性强。大家坐下来，从身边的人和事，从生活到工作，一边学习一边批判，把认识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把革命大批判提高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每个人都发言，做到人人口诛笔伐齐批判。这样不光批判了本单位当权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的路线所做的坏事和错事，使干部深深触及了灵魂，也使广大群众受到教育，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3、办路线斗争教育学习班。这是批判、教育、挽救党内走资派以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过走资派错误的干部的最好形式。在学习班上，既有火药味很浓的斗争会，也有和风细雨的谈心会。

所有参加学习班的干部，在批判会上都表现得很好，大家纷纷抢着发言。有的结合自身实际，讲得声泪俱下；有的控诉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批判得怒火填胸。

大破大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革命大批判在济宁地区的各个领域引起了深刻变化。它猛烈地冲击着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教育了广大人民，打击和粉碎了暗藏的各种反动派，把济宁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向全面胜利，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

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曾总结过十大成绩。

1、涌现出一批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觉悟的、能在各个领域带领群众向资产阶级作坚决斗争的新组成的党组织。在他们的带领下，全地区各级革命委员会中的党组织纷纷建立，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战斗力大大增强。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的任务，正在全地区认真积极地贯彻，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2、经过吐故纳新，经过斗、批、改的考验，一批无产阶级觉悟较高的年轻干部，正成长起来。他们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带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修正主义批资产阶级，干社会主义，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使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充满了朝气和活力。

3、文化大革命的先锋--革命造反派队伍进一步扩大。90%以上的群众都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敢于战天斗地批敌人，敢于造走资派和一切资产阶级分子的反，敢于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缺点错误展开面对面的批评和斗争，敢于斗私批修，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一批具有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一切力量的新人正茁壮地成长起来。

4、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走资派，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斗私批修，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思想，已越来越深入人心，成了人们生活、学习、工作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广大干部逐步认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从而能更好地领导人民群众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前进。从机关到学校，从工厂到生产队，从城市到农村，一系列发展社会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措施正在制订和落实。

5、在经济领域里，“物质刺激”“金钱掛帅”等修正主义思想，已成了过街老鼠。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一切工作都必须无产阶级政治掛帅的思想，已扎根人们的心中，大寨大庆的经营管理办法已得到全面推广。

6、干部和群众之间，一种新型的同志关系逐步形成。各级领导干部对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群众有没有无产阶级感情，成为领导思想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广大群众随时拿起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武器，向领导干部的缺点和各错误斗争，已越来越成为正常的现象。同志之间，称官道衔的旧风气也一扫而光。

7、在教育战线上，全地区不仅自力更生普及了七年制免费义务教育，有的县、有的公社还普及了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各种适应工农业生产需要的农校、技校、五七大学，象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同时，端正了办学思想，批判了“读书做官论”和“读书无用论”两种错误思想，按照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努力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使学校成为造就一代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革命摇篮，使教育事业成为向资产阶级进攻的坚强的前沿阵地。

8、文艺工作者上山下乡到工厂，专业人员和人民群众相结合，专业创作深入生产和生活的实际，从而使革命的文学艺术占领了思想文化阵地，大批群众业余文艺队伍茁壮成长，彻底扫除了社会各个角落的封、资、修的坏东西。新的文艺工作人员，无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都以革命样板戏为榜样，做革命人，干革命事，演革命戏，唱革命歌，写革命诗文。通过破“四旧”立“四新”，城乡文化生活面貌焕然一新，革命文艺成为教育群众、打击敌人、坚持继续革命的有力武器。

9、全济宁地区广大农村，已全部普及了合作医疗或免费医疗，做到社社有卫生院，队队（大队）有卫生保健站，赤脚医生遍布山区和平原以及“南四湖”上，各种多发病，常见病，地方病已得到了很好的预防和治疗。不花钱或花钱很少，疾病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已成为人民公社社员人人享受的权利。全地区的农民健康状况得到极大改善，男女平均寿命已达到70多岁。

10、一系列新的社会风俗和生活习惯在全地区开始建立起来。从结婚、葬礼到过年过节，以及处理父子、夫妻、家庭等关系，都充满了社会主义新风尚。

对于革命大批判带来的可喜变化，不光当年是辉煌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修正主义分子上台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愈加显示出它巨大的威力和深远影响。因为革命大批判的烙印，既刻在革命人民的心里，也打在各色各样的阶级敌人的痛处，它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反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是一座长鸣的警钟。

三、毛泽东思想大普及

尽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林彪一伙搞的那一套跳忠字舞，唱忠字歌，树忠字碑、建忠字庙等形式主义是错误的，是政治骗子“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惯用伎俩，但作为广大人民群众，广大无限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造反派，却是真心热爱毛主席，热爱毛主席思想的。

在几千年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上，无论中国还是外国，不管哪个朝代，绝不会有那么多人，那么炽热地热爱一个人，那么广泛地普及他的思想。这一切就发生在文革时代的中国，就出现在毛主席身上，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他的思想大普及已经成为世界史上一大奇迹。

中国的修正主义上台之后，无耻地吹捧孔老二的思想，称颂孔丘是千古第一的圣人。但孔子思想与毛主席思想相比，是山丘与泰山，小河与大海。

不说两者的思想内涵，不说两者的阶级性，单从普及程度，孔子的思想只是掛在士大夫等知识分子的口头上，而毛泽东思想却扎根在亿万人民的心中，其人群之广，包括识字的，不识字的，当官的和平头百姓，锦衣玉食的阔人和沿街乞讨的穷人。

毛泽东思想是显微镜和望远镜，是辨色镜和照妖镜。一切人的言论、行动，公开的、私下的、表面的、内心的，都被毛泽东思想分析得一清二楚，入木三分，淋漓尽致；一切社会现象，任何历史发展的进程，都逃脱不了毛泽东思想揭示的科学规律。

靠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而崛起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就是最早响应毛主席“造反有理”和“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的伟大号召，参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了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所以他们一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大力普及毛泽东思想，在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中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中坚力量。

济宁地区文化大革命中最早活跃在革命造反派组织中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现在已被各地方、各单位的革命委员会推广扩大。即使再小单位的革命委员会，也会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小组，那些大单位，都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这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组织，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宣传不过夜。即使夜间九点、十点，只要听到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也马上行动起来，睡倒的立即爬起来，做别的事情的立即放下。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是无声的命令，无需别人号召，更不会依靠任何人组织，全是自觉自愿的，以最快的速度行动起来，或敲锣打鼓地宣传，或高声宣讲，或利用高音嗽叭广播，或刻印出“号外”散发。务必让毛主席的指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个个领会，为贯彻执行打下最坚实的基础。

利用文艺形式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重要任务。一切有文艺爱好和文艺技术的人都发挥出自己的潜能，所有能歌善舞的文艺人才都登台亮相，那些爱好文艺的人们也在大环境氛围的熏陶下，成了宣传队的活跃分子。一时间，样板戏人人能唱几句，语录歌曲在报纸上刚刚登载，在广播电台一广播，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带领下，群众很快就学会了。那些语录歌配舞的形式，花样翻新，象春雨后的小苗，一天一个样。

工厂车间，田间地头，学校课堂，只要有一点空隙时间，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唱起来跳起来。工人们的疲倦，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歌声中得到休息，获得新的干劲和力量；农民们的劳苦，会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乐曲中得到安抚，获得思想营养和精神升华；学生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旋律中鼓起学习的高昂情绪。

哪里有人群的地方，哪里就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身影。在济宁地区普及毛泽东思想活动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小组）功不可没。

开展普及毛泽东思想活动另外的好方式，就是办学习班，召开讲用会，对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进行表彰。

“学以致用”是普及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准则，当然首先要学好。

济宁地区滕县姜屯公社七十五岁的黄老太太，济宁县喻屯公社七十一岁的韩老太太，都曾是背毛主席语录的风云人物，也是普及毛泽东思想的代表人物，她们的事迹传遍全地区，传遍全山东。在她们身上体现了贫苦农民对毛泽东思想的渴求和挚爱。她们俩个有着共同的遭遇，旧社会逃荒要饭，目不识丁，解放后翻了身，生活幸福了，在扫除文盲活动中，凭着极大的热情和惊人的毅力，认识了不少汉字。她们身板硬朗，记忆力好，对毛主席感情深，有巨大的学习动力，再加上刻苦认真，真正做到把学习背诵毛主席语录当作生活中第一大事，第一要事。无论是走在路上，还是在家里，甚至帮助儿媳们烧火做饭，都口中念念有词，反复背诵毛主席语录。遇到不认识的字，不明白的词句，见着谁问谁。下乡的干部、还是本村的老师、回乡的知青，差不多所在生产队有知识的人，都被她问个遍，有时半夜想到一条语录，也要爬起来看上两遍，不懂不会的，马上把熟睡的儿孙们叫醒教她，真达到了如痴如迷的地步。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这两位典型的老太太最后达到把整本《毛主席语录》都熟记在胸，那些常见常用的语录，都能说出在语录本上第几页，是第几条。在全县，全地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报告会”上，她们都多次做报告，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引用语录，谈心得体会，滚瓜烂熟，恰到好处。语言生动活泼，表情丰富多彩，讲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每次都博得几百人的会场，数千人的会场，齐声唱采，掌声经久不息。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家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能办到的事，难道我们就做不到？关键看有没有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厚感情，关键看有没有革命毅力。
学得好，更体现在用得好。

有一家社员，公公在给生产队锄地时，把锄掉的草收起来，拿回家中喂自己的羊，在吃饭时就受到媳妇的批评。媳妇背的毛主席语录是《纪念白求恩》中的名句：“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公公的行为不符合毛主席号召向白求恩学习的要求，是自私自利。草是在给生产队劳动时收集的，理应归生产队，不能拿回家。媳妇说得有理，全家异口同声支持，公公承认了错误，把草送给了生产队饲养员喂牛。

滕县机床厂二车间。下班的铃声响了，还有一些零件没有车完。怎么办？有的主张明天再干，有的说干完再下班。车间组长李师傅背了一段语录：“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并说“我们工人应该向解放军学习，再说，这批零件不赶出来，会影响其他工序。”统一了认识，他带领大家加班一小时，车完了全部零件。在这一小时应不应该记入加班费时，又发生了争执。有的说：“按劳分配，我们多劳就应该多得。”有的反驳说：“咱们整天讲，学习毛主席著作思想觉悟提高了，现在多干了点活就要钱，多丢人。难道‘八小时内拼命干，八小时外做贡献’的口号只掛在口头上？”经过一番辩论，大家同意了后一种意见。并且以后几乎每天都自觉地加班，有时半小时，有时两个小时，从来没要过一分钱的加班费。大家的思想境界得到升华，表现出从来没有的愉悦。

这样的例子，在普及毛泽东思想的年代比比皆是。

当然，也有用毛主席语录不当，表现得庸俗低级的情况，除了别有用心，这种现象都会很快得到纠正。

济宁二工具厂，一个工人打了另一个工人，不光不认错，还振振有辞地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是毛主席的教导。”厂革委会没轻易下结论进行处理，而是办了双方的学习班，学习毛主席著作，重点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教导。让打人者认识到，他和被打的人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尽管你有理，也不能象对待敌人一样对待自己的同志，不能以牙还牙。再说，就是对真正的阶级敌人，也不能光用拳头，而是主要靠说理斗争。经过反复学习，打人者认了错，还主动向被打者道歉。这时被打者的怨气没有了，向打人者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表示今后坚决改正。一场打人事件，就这样用毛主席的教导解决了。
这一幕幕一桩桩一件件鲜活生动的事例，就发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出现在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那时认为很平常，司空见惯，不足掛齿，而在修正主义上台、大肆复辟资本主义之后，却认为是不可思议，是天方夜谭，是愚弄群众，是使人丧失了“人性”“个性”和“自由”，没有“体现人的价值”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资产阶级分子，顽固不化的党内走资派永远不会理解文化大革命，永远不会相信人民群众的思想革命化，永远不会具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的伟大心灵和无比高尚的情操。

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为普及毛泽东思想，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做的另一件事可载入济宁史册的大事，就是建立毛主席塑像和毛泽东思想展览馆。5米多高的毛主席塑像高高耸立在济宁城区中心，东西太白路和南北共青团路的交汇处。“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当年曾安排红卫兵战士守卫在毛主席塑像两旁，他（她）们豪情满怀，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毛主席……巍然屹立，凝神遥望，面向未来，手指前方。”“毛主席啊，您高瞻远瞩，指挥我们把进军的战鼓擂得更响更响。”“毛主席啊，有您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指路导航，革命者一定会战胜恶风险浪，把胜利推向共产主义的前方。”

“毛泽东思想展览馆”在毛主席塑像的北边，座北朝南，一溜青砖红瓦的山字型建筑，中间高三层，内部有五个展厅。

这里是系统学习毛泽东思想，重温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讴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地方。建馆之初，每天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随着讲解员清晰、嘹亮、亲切悦耳的声音，把人们带到波澜壮阔的战争年代，带到急流暗礁的建国初期，带到暴风骤雨的文化大革命中。人们愈参观、愈学习、愈感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愈感到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光荣正确，愈感到毛泽东思想的无比威力。通过回顾历史，对比现实，人们心潮澎湃，对阶级敌人更恨，对社会主义更亲，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更加看清了党内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丑恶的真面目，认识到他们危害革命的滔天罪行。展览馆还以大量的实物和图片，展示济宁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热情赞美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济宁地区的伟大胜利。

济宁地区八百万人民，几乎人人都知道济宁市区有毛主席塑像和毛泽东思想展览馆，它们成了济宁市象征性建筑。瞻仰毛主席塑像的无以数计，参观毛泽东思想展览馆的前后累计有百万人次之多，外县外地人，四邻八乡的社员，从济宁回到家中，最津津乐道的话题，就是见到了高大、威武、令人神往的毛主席塑像，就是参观了丰富多彩的毛泽东思想展览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真正普及毛泽东思想的十年。济宁地区和全国各地一样，普及毛泽东思想的工作硕果累累，功在当代，惠及千秋。毛泽东思想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四、 又一次获得解放的农村

著名作家高默波曾说他的家乡高家村，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整个毛泽东时代的黄金时期。对于济宁地区的广大农村来说，这个说法也是普遍适用的，而从思想意识来说，文化大革命使农村又获得一次解放。

不少农村，1949年解放后，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一切要正规化”，强调“使用有文化能人”的错误引导下，排斥了最早参加革命，参加八路军，参加民兵的老贫农，老雇农，因为他们大都没文化。旧社会苦大仇深，连吃饭穿衣的条件都被地主老财剥夺了，还学什么文化？所以不符合党内走资派选用干部的标准。这次文化大革命，他们有的已经年近七十，年龄小的也正五十岁左右，还象当年一样，和小青年一起进行造反。不过这次不是造地主老财的反，而是造党内走资派的反，又一次成了农村的革命造反派。当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及各县、公社、大队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时，他们有的进了革委会，有的成了革委会的顾问。他们激动地说，这是我们农村，我们贫下中农获得了第二次解放。

刘少奇、邓小平一伙推行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农村是重灾区，农民是最大的受害者。

无数事实证明，凡是自留地多，社员随便自由的，光依靠包工包产来发展农业生产的生产队，大都落后贫穷；凡是自留地少，甚至没有自留地，队干部一心扑到生产队，大公无私，社员们集体生产劳动积极性高，这样的生产队都搞得好，是先进富裕的。这是为什么？

文化大革命中的“斗私批修”解开了人们心中疑团，找到了答案。一个人的时间、精力、体力是有限的，一个生产队的财力物力也是有限的，把这两个有限集中到一点，集中到生产队的集体生产上，就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两个有限分散使用，只能一事无成，越过越不济（贫穷）。

先看社员每个人，如果每天只想着自己家的自留地，就不会想着生产队的大田，即使拿出一半精力和体力去侍弄自留地，那也就只有另一半的精力和体力去干大田的活。有的社员说：“干队里的活是休息，攒足劲去干自留地。”这还只是从时间、体力、精力上来说，在思想上，自留地在每户社员心中就是一个小天地，很可能是滋生私字、孕育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肥田沃土。

再从生产队来看，自留地与生产队大田争肥争水争投入，使生产队的产量下降，收入减少。

这样说，为什么党的政策还允许有少量的自留地呢？一是数量要少，并且逐渐减少，二是让社员有自由空间，作生活补充。也是对差的生产队的一种调节，暂时缓和生产队收入的不足。在这期间，生产队必须改善领导，加强思想教育，待生产队搞好了，自留地也会慢慢消失它的作用。

而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却不是这样想，他们抓住个别生产队搞得不好的弱点，打开集体生产的缺口，主张多分自留地，从而搞自由市场，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条件。

通过文化大革命中的揭发批判，广大社员明白了这个道理，分析了生产队搞不好的原因，解决了生产队干部的问题，推选那些有革命觉悟、大公无私、处事公道、又懂生产、又有能力的人作生产队的带头人，从而改变了生产队的面貌，在生产上打了一个又一个翻身仗，使好的生产队更加先进，使落后的生产队赶上了先进的步伐。整个农村的集体经济得到空前的巩固和提高。

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这是广大农村思想观念的大飞跃，是广大农民摆脱私有观念的羁绊，获得的第二次解放。

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报告中指出：“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从1962年到1974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予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

在经济学家柳随年等人编写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85年黑龙江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农业的发展作了如下统计：

粮食产量平稳地保持在年增长率4%左右，农用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排灌动力机械、化肥使用量、农村用电量，1975年分别相当于1965年的6.7倍和6.6倍、5.9倍、4.1倍、5.7倍。

以上这些数据，有力地说明全国农业生产在文化大革命中突飞猛进的发展。

而济宁地区的各种指数还略高于以上数字。这是农村经济上的大翻身。

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全地区的农村教育事业进入全盛时期。适龄儿童100%入了学，很快普及了1--7年级的免费义务教育（不交任何学杂费，只交少量的书本费），做到每个大队都有一处小学，二--三个大队有一处联办初中，每个公社有一处高中，条件好的大队还办起了农中，科学技术培训班，农机培训班，吸纳了各个年龄层的青年农民参加。按照纯文化的标准，这些学校是不合格的，因为不搞“智育第一”，不追求片面的升学率。从全面培养人的角度看，这些学校是办得很好的，不光理论联系实际，经常参加生产劳动，而且把革命大批判引进了课堂，学生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文化知识水平也比较扎实，彻底克服了“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当然，个别学生也出现了“读书无用论”的倾向，但绝大多数学生积极性很高，是非常愿意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国家从一九七0年开始，陆续采用推荐、选拔的方法，选送一部分农村高、初中毕业生（回乡的、下乡的）到大学、中专学习、深造。他们毕业后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农村教育的大好形势，还由于当时教育制度的大改革，这主要体现在教师队伍的建设上。民办教师是个新生事物，城里的教师也大量到农村去，甚至原来的公办教师，自动放弃拿国家的工资，以普通社员的身份参与农村教育，这更是一种高尚的社会风尚，再加上回乡和下乡知青经常补充到教师队伍中。以上这些新事物新措施，有力地加强了农村教师队伍的数量和质量，促进了农村教育的发展。正个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公社、大队、小队办教育积极性最高、干劲最大的十年。

总起来说，蓬勃发展的农村教育，使广大农民文化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文盲人数大大减少。科学种田水平，农业机械的使用水平，讲卫生的水平，文化知识的水平，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上升，普及面之广，进步速度之快，是几千年农村社会发展的最高峰。

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和党内走资派总说文革十年耽误了一代人，主要是指没能让他们的子女都上大学，没能培养出精神贵族，没能选拔出他们所需要的接班人，没能使少数读书人迈进脱离劳动人民的知识精英的阶层。而贫下中农，广大的社员群众则认为，文革十年使农村的孩子都能上学，都能得到教育，都能学到知识本领，这是穷苦老百姓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事情。

讲起农村的医疗卫生，济宁地区革委会成立后有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人民公社的社员早就羡慕城里人和干部们的公费医疗，在革委会成立后就狠抓了这件事情，这就是根据毛主席教导，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建立农村赤脚医生制度。

赤脚医生是个非常形象的称呼。无论是把脉问诊的老中医，还是穿着白大褂带着听诊器的西医大夫，过去给人的印象总是高高在上，神秘莫测，决定着人们的病痛和生死。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城市老爷卫生部”，落实了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解决了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难，赤脚医生应运而生。

赤脚医生，可以和农民一样赤脚下田上坡，又可以赤脚走门串户给农民看病治病，是一种扎根农村，完全农民化了的医生。赤脚医生有两部分组成，一是由大医院抽调出来的医护人员，二是由公社、大队选派的、有一定医疗知识或一定文化的人员进行培养出来的。赤脚医生的待遇和所需药品、医疗器械等经费开支，国家发给一部分，生产队生产大队补助一部分。

赤脚医生打破洋框框，发掘中华医学宝库，在中药配制、针灸推拿等方面走出了适应中国农村需要的医疗道路，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对地方病、常见病、疑难病进行了大胆探索和研究，做出了许多领先世界医学水平的贡献。

由于赤脚医生制度强调土法上马，土洋结合，中西医结合，就地取材，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医疗费用。有个小病小灾，衬员只要拿上医疗证，到大队卫生所就可以看病、拿药、打针、治疗，不花一分钱。重病、大病需要到大医院治疗时，大队或公社开个介绍信，费用大部分由大队、公社拿，病人只拿小部分，有的大队、公社公共积累多，也可以不让社员个人拿钱。

赤脚医生还担负着宣传卫生知识、预防疾病传播、建立卫生检查制度的任务，通过宣传和检查督促，让社员养成讲卫生爱清洁的好习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疾病减少，地方病，常见病得到有效控制，都与赤脚医生制度有关。

文化大革命，对于反动知识分子，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吹捧的知识精英来说，中国变成了文化沙漠，而对济宁地区的广大农村来说，文革时期成了革命文化大普及、大提高的史无前例的最好时期。

济宁地区革委会成立之后，旧的文化被批深批透批臭，新的文化在萌生、发展、建立。

首先，革命样板戏大普及。连目不识字的老汉，也能哼几句《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唱词，李铁梅更是大姑娘小媳妇模仿演唱的榜样。田间地头，打麦场上，饲养棚里，清晨上工的路上，夜晚静静的河边村头，都会听到学唱样板戏的嗓音。

大家并不满足京剧唱腔，还把样板戏进行翻版移植，改成地方上的柳琴戏、吕剧、予剧。

自编自演自唱的文艺节目就更多了。几乎每个大队都有自己的宣传队，随时把好人好事好风尚编入歌唱的节目中，也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新动向新问题，把刚刚暴露的坏人坏事反映在文艺节目中。各大队互相比赛，相互交流，时常邀请其他地方的宣传队来自己大队演出。

其次是组织体育活动。过去，只有大的学校，城里单位才能组织体育活动。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人的思想解放了，交往增多了，精神愉快，物质生活有了保障，大家因陋就简，组织起兰球、排球、乒乓球、拔河等项活动。这可是农村亘古未有的新鲜事。经常举行联赛，友谊赛 ，打破了村与村，大队与大队，公社与公社的界限，增强了交流，特别是青年男女接触的机会多起来，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得到切实的实行。

还有，文化大革命中民兵工作组织得普遍而且效果好。青壮年社员上操跑步已成家常便饭，真枪实弹的演习也不是稀罕事。开天辟地，历代统治者，怕人民造反，总是对农民耍枪弄棒十分恐惧，修正主义上台以后，更是对人民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为了维护他们的“团结和稳定”，不准群众上访，三令五申收缴民间枪支弹药。连农民的猎枪，玩耍用的大刀长矛，也成了颠覆统治的可怕武器，严令交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与文革时期的全民皆兵，全民武装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这些文娱、体育、民兵等集体活动，大大拓宽了人民公社社员的视野，开阔了青年男女的眼界，友好的交流，友谊的培养，已不限于本村、本大队、本公社。大家的革命情操，衣着打扮，风俗习惯，都互相影响，共同进步；各种形式的友好往来，年轻人的自由恋爱，同志式的竞争比赛，都健康地发展着。发育成熟的青年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自由地、不需要他人介绍地谈起了恋爱，自主地确定了婚娶形式。因为各种集体活动为他们提供了一起生活并互相了解的机会，使他们有了商谈今后如何组建家庭的时间和能力。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都搞得很好。地区革委会和各县革委会的任务，就是树立典型，帮助落后社队，随时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把工作都搞得很好。

生产队搞得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专门作了调查。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由于集体经济得到进一步巩固，人的思想，人际关系变得单纯起来。谁也不需要依靠谁生活，谁也不需要看谁的眼色行事，大家都是平等的。只要一身正风，好好劳动，不对的敢说，错误的东西敢管，一个优秀社员的基本条件就具备了。那么为什么搞不好呢？关键在领导。人们常说，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又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生产队的领导人尤其是个关键。一个生产队长必须具有较高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能坚持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方向，不受阶级敌人和党内走资派歪理邪说的蛊惑；还要有革命干劲，不能三分钟的热度，要事事处处走在前面，劳动带头，工作第一，能掌握农活的一般规律，有事同社员商量，同时，生产队长必须办事公道，坚持正义，不谋私利，敢与歪风邪气作斗争，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较高的群众威信。大队、公社一定要注意培养出好的生产队长，给生产队长以支持和指导。

在生产队的每一个环节都体现出生产队长的素质。安排农活时，有没有把轻活、便宜活（出力少，拿工分多的活）自己去干或委派自己的亲属去干？雨后的下种，锄草是否及时安排？收割时是否精打细算，颗粒还仓？劳力的调配是否恰当？分配实物和现金时，如何体现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国家、集体、社员三者利益怎样兼顾才是正确的？等等。这里面都有非常生动的、活跃的“斗私批修”的素材。如何抓住这些素材，描绘社会主义的图画，生产队长的担子很重很重。

济宁地革委成立后，根据调查的情况，协助各县革委会，在公社、大队配合下，抓住解决生产队长这个关键问题，使原来比较落后的生产队有80%变了模样，成了先进的或比较先进的单位，从而整个济宁农村来了个大飞跃。

济宁农村巨变的内容还很多很多。

整个毛泽东时代就是贫苦的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时代，文化大革命更使农村的贫下中农，生活在下层的贫苦人们，广大妇女，社会地位大大提高，获得了更多的做人的尊严。一系列旧风俗，旧习惯，旧道德，旧传统受到批判，一系列新风俗新习惯建立起来，干群之间，人与人之间，邻里之间，家族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都充满了社会主义新风尚。结婚只讲感情基础，不讲排场不搞形式，不送彩礼不大吃大喝；丧葬改革，全部实行火化，不搞庸俗的守孝活动，不搞宴请宾客；过年过节，打破了门第观念，扫除了尊尊卑卑、上上下下的壁垒，生产队搞集体聚会，其乐融融，社员一家亲。农村出现“三少”；打架斗殴的少了，不孝敬老人的少了，小偷小模，各种犯罪活动少了。有的大队不光“少”，而是根本“绝迹”。

写农村的巨大变化，还应看到水、田、路、住宅的变化。济宁地革委和各县、公社、大队革委，在农村这些硬件的建设上更是取得了耀眼的成绩。

农村虽然有了生产队、大队的统一管理，但住宅还是分散的，道路是崎岖不平、九曲十弯的，田地的调整，还不到位，还有许多小块地，交叉地（队与队，社与社地块的交叉）。由于田地的位置还存在问题，沟、渠、塘的布局就不尽合理。

所以，各级革命委员会一成立，就进行了建排房，整修道路，调整地块，进一步兴修水利的工作。

社员住宅排房化的设计，基本上是以生产大队（村）为单位进行的。规定好每户宅基地的大小，取直村庄的中心大道，在大道两侧依次建房，每两排之间有小街道连通。这样做的好处是大大节省了住宅用地，把那些多占的荒芜的院落、闲地都改造成很好的耕地。困难是要拆掉一些不符合道路规化和排房要求的旧房建新房，给社员个人增加了负担。解决这个困难的办法，是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给予补助，有物质的，金钱的，也有人力的。绊脚石是些大宅院的社员，不愿放弃多占的宅基地，设置了不少障碍。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就是开展斗私批修，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大部分思想通了，个别的不通也得通，因为他们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大队（村）排房化的推广、实施，使街道有人扫，雨水有处排，卫生条件好了，厕所规范了，蚊蝇彻底减少了。有的大队、生产队还建立了沼气池，供社员烧火做饭，减轻了空气污染，使天空也变得更蓝了。整个农村，面貌整洁美丽。

田地的调整，也只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巩固了集体经济，加强了大队、公社的领导，才能得以实现。土地质量的优劣，离村庄的远近，水利条件的好坏，都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做耐心细致的工作，才能使地块的调换得到成功。调整后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地块大了，易于平整，机械化耕种方便了，机井浇灌顺利了，再加上四道八达的水渠，池塘，做到旱涝保丰收。

济宁地区大部分是平原，有一部分丘陵，还有一些湖地（南四湖周围），需要分别治理。特别铭记在济宁地区人民心中的是治理洪山口工程。

洪山口是当时济宁地区所辖的滕县、邹县的分界线，连结济宁地区和枣庄市的济枣公路就在此处通过。这里的山坡，由于缺乏治理，光秃秃的，只有少数可数的酸枣树生长。

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根据人民的意愿，学习大寨精神，解决洪山口两侧大队可耕地少的问题，发动全区人民大战洪山口（邹西会战）。

动员的劳力主要是滕、邹两县各大队的社员，同时，各机关、各单位、各学校，甚至工矿企业，商业财贸卫生系统，都抽调出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援洪山口的建设。

费时两年，上百万人次参加，硬是在洪山口南北两侧开垦出数千亩肥沃的梯田，附近山峦都栽上了松柏和果树，不少机关、学校还包种了试验田，建立了劳动基地，荒凉的洪山口变成了花果山、米粮川。每逢大忙季节，山南山北，红旗招展，人群簇动，歌声、劳动的呼喊声回荡在山谷。

洪山口的建设，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农村获得第二次解放的见证，是济宁地区文化大革命的一座丰碑。

这是治山的伟绩，下面是治水的一个侧面。

附： 难忘红卫河--赴红卫河工地慰问演出追记

红卫河，可以理解为红卫兵河，也可以理解为红色保卫者的河。

听到“红卫”二字，革命的人民马上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是伟大导师毛主席亲自率领亿万人民群众与党内走资派大搏斗的年代，是决定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年代，是红卫保卫者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年代。

当然，走资派对“红卫兵”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对“红卫”二字心有余悸，在他们篡党夺权成功之后，首先把“红卫河”的名字去掉。所以，从二十世纪末的山东省或济宁地区的地图上，已找不到“红卫河”的名字，把它改成了不伦不类的“东鱼河”。然而，河在、桥在，当年镶嵌在桥墩上的“红卫河”三个大字，依然熠熠生辉。这活生生的史实，是小丑们永远也抹不掉的，红卫河两岸受益的人民群众，会永远铭记“红卫河”的恩德的。

红卫河位于济宁地区西南部，东西穿过鱼台金乡两县，与菏泽地区成武县河段连结。红卫河是条地地道道的人工河。

在鲁中南山丘区与鲁西平原的接触带上，有西北--东南的带状湖群，通常称为鲁西湖带，济宁以南的叫“南四湖”，济宁以北的叫“北五湖”。京杭大运河自北向南从湖群中穿过，把鲁西湖带同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等五大水系沟通在一起，在全国交通、水利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对南水北调更有十分重大的作用。

南四湖包括南阳湖、独山湖、昭阳湖和微山湖，四湖南北连通，宛如一湖，绵延150公里，总面积1375平方公里，把济宁地区南部分成湖东，湖西两部分。

湖西的鱼台、金乡两县，地势低洼，经常受到黄河、淮河、湖水灾害的侵扰，解放前经常处于“洪水漫流，庐舍为墟，田禾尽浸，人畜漂流”的悲惨境地。解放后，开挖疏浚了沿湖河道，不仅提高了防洪排涝能力，免除了灾害威胁，也为两县的农业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

金乡、鱼台两县从六十年代初，响应毛主席“以粮为纲，发掘农村的潜力，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的伟大号召，进行因地制宜，科学种田，推广种植水稻，使大量闲置和荒芜的涝洼积水地派上了用场，特别是水稻优良品种的培植和推广，更需要兴修水利，保证稻田的稳产高产。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在山东省革委的领导下，进行了施工勘测，决定修建一条抗旱排涝，保障金乡、鱼台两县稻田耕作的人工河--红卫河。

红卫河，是济宁地区治水史上的壮举，是广大农村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人民公社社员冲天革命干劲、排山倒海革命热情的真实写照。共组织了全地区农村劳动力数十万人，大战了一冬春，硬是在茫茫涝洼地上开挖河道数百公里，建成桥梁近百座，创造了鲁南地区修建河渠的奇迹。

我们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在元旦过后的严冬日子奔赴红卫河工地的。坐在汽车上，虽有棉大衣盖着，还是把我们冻得挤在一块，在鱼台县城下车时，冻麻的双脚很长时间不敢着地。就是这样，我们一点不感到苦，想到工地上的社员同志在拼命大干，就浑身充满了力量。下车后根本没有休息，就背上行李，步行10余里，赶往工地。由于道路不熟，有的走迷了路，闹出不少笑话。一阵急行军，把寒冷驱走了，大家脱掉棉衣，只穿单衣，头上还直冒热气。

来到挖河工地的席棚宿舍，天已黑下来。迎接我们的社员同志连忙把我们安排在暖乎乎的住地，随后做了最好的饭菜招待我们。

由于晚上有演出，我们忙着化装，熟悉节目。社员同志也不加班了，一些青年人围着我们看。演出的平台早已搭好，晚会很快就开始了。我们身穿草绿色军装，头戴解放军军帽，带着红卫兵袖章，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舞台亮相，立刻博得黑鸦鸦的社员民工的热烈掌声。接着的语录歌，是台上台下一起唱；毛主席语录的舞蹈节目，我们表演得认真，台下观众看得开心。京剧样板戏的唱段，我们虽然学得不好，也赢得了大家一阵又一阵掌声，因为台上台下的人们，与李玉和、铁梅、李奶奶、杨子荣等戏中人物的感情是相通的。一曲“造反有理”高亢的歌声，把革命造反派的激情煽起来了，有人带头呼喊起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党内走资派！”“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革命小将学习，向革命小将致敬！”“向革命造反派学习，向革命造反派致敬！”“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工地上的社员同志们辛苦了！”大家都激动得两眼直流泪。接下来是批判刘少奇等党内走资派的活报剧，把战斗在工地上社员同志们往日批斗会的情景，搬到舞台上，使人感到无比亲切、真实，也更激起了对党内走资派的仇恨。大家决心用修好建好红卫河的实际行动，回击党内走资派对贫下中农的污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污蔑。

由于过于疲劳和兴奋，演出后一觉睡到大天亮，这时各个工棚已没有一个人，全上了河堤。我们急忙吃了早饭，也上挖河工地去参加劳动。

新挖的河床已有两三米深，几十米宽。河的两岸、河上河下，满是人，顺着河道方向远看，一眼望不到头。各公社的队旗高高竖起，在寒风中腊腊作响；各种宣传的红旗，红色宣传标语，毛主席语录牌，插在高处，象一簇簇火苗，非常耀眼。

挖土的、抬筐的、推车的、开拖拉机的，来来往往上上下下，川流不息。寒冬腊月，零下十来度，社员们个个汗流夹背，有的干脆赤臂上阵，连单褂子都不穿了。由于实行了民兵编制，分工明确，整个工地进行得井然有序。

有一段河道已经挖成，正在修建河坝。分配干这项工作的人，真是一丝不苟，坡度一点不差，坚实程度一点也不马虎，不符合技术要求的，马上返工，推倒重来。

最令我们惊喜的是，休息的间隙，一个公社的社员民工们还自发地组织了小型批斗会。原来，有一个进行劳动改造的地主分子，来到工地，参加劳动不积极，还自言自语地说怪话。有个社员听到后，给别人一学说，大家都很气愤。在休息时自动围拢在一起，把地主分子叫来，让他坦白交待。

虽然，在工地上，我们没能干多少活，只能铲铲土，帮助推推车，但是我们体验了劳动的快乐，学习了贫下中农忘我的劳动精神。

虽然，这次红卫河工地宣传演出只进行了五场，只接触了五个公社的贫下中农群众，但却给我们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以致于30多年过去了，我们还非常自豪地向人们谈论这悠悠往事的点点滴滴，还非常幸福地向子女夸耀这次红卫河工地之行。

五、济宁教育放异彩

济宁地区革委会成立后，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狠抓教育革命，做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主席关于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有过一系列指示和教导。

1953年5月17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教育问题讲：“办好学校，首先解决学校的领导骨干问题。”“培养工人出身的干部要特别着重一些。”

1958年8月13日，毛主席视察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时讲：“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农业合作社也是学校，要好好办。”“不仅学生要搞勤工俭学，教师也要搞。”“高等学校要抓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制定了教育工作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1961年7月30日，毛主席在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中写道：“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

1964年2月13日的春节座谈会上，毛主席针对学校教育指出：“现在课程多，害死人。”“课程可以砍掉一半，”“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同年，3月10日，在《对北京铁路二中一封信的批示》中，毛主席进一步指出：“现在的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1964年7月，毛主席跟正在上学的侄儿毛远新的谈话中，严肃地指出：“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大学生应该到农村去搞“四清”，在实际中学习阶级斗争。

1964年8月，毛主席在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说：“我们的教育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教条主义。”“学生读了课本还是课本，学了概念还是概念，别的什么也不知道。”“最脱离实际的是文科，无论学历史的也好，学哲学的也好，学经济的也好，都太脱离实际，他们最不懂得世界上的事情。”“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那一个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是不行的。”“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要“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

1965年7月3日，毛主席对北京师范学院的一个调查报告批道：“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

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毛主席谈到教育问题：“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搞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要逐渐的接触实际。”“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高中毕业后，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

1966年，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中，对学生的要求是：“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1967年，毛主席作了重要的《三·七指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予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1967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1968年7月22日，毛主席关于理工科大学问题作了如下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度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掛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1968年8月26日，毛主席下达了工人阶级领导教育革命的重要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在同年9月--10月，毛主席一再明确指示：“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对于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毛主席教导说：“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报道，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见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红旗》杂志第三期）

从以上毛主席一系列批示、指示和教导，可以勾画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蓝图：

一个人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大约需要九年左右的时间，在这段学习期间，应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道德、政治教育，应接受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从小学高年级起应接受军事训练教育，应逐步把学得的知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应尽量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教育，使德、智、体得到全面发展。

到十六、七岁高中毕业之后，要上山下乡，进工厂，到连队，参加两年左右的再教育，培养工农感情，学习工人、贫下中农的好思想、好品德，学习一定的生产、生活能力。然后，通过推荐、选拔，去大学继续深造。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推荐选拔的比例逐年增大。

大学，文、理科要分别进行改革。文科应多以社会为大课堂，理科应以课堂教育、实验教育、生产实践教育相结合。大学毕业后，国家统一安排到各部门、各行业工作，按照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标准，按照工农业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需要，使这些大学毕业生发挥聪明才智，做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管理人才、技术人才。

而不能升入高中、大学的学生，也应推荐选拔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习，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用人才。

当前迫切的任务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尽快普及五年、七年、九年的义务教育；在大学招生中，应推荐、选拔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到大学学习，待大量的高中毕业生基本工农兵化之后，再主要招收他们入大学学习。

无论大学、中学、小学、都有一个学校教育革命的问题，包括教育指导思想、培养目标、教育内容、教学的方式方法、学制长短、教育管理等方面的内容。

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必须吸收学生参加，使学生变成学校教育的主体，彻底批判师道尊严，消除师生对立，让师生融为一体，成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为了保证学校教育革命，必须由工人（贫下中农）参与领导和管理，组成革命学生、革命教师、革命工人、革命干部相结合的领导班子。而这个班子的成员可以随时进行更换，以保证它的活力和先进性。

实行开门办学，工人（贫下中农）领导管理学校，这样就把学校教育同整个社会结合起来，杜绝了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弊病。

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认真落实毛主席有关教育革命的教导，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普及义务教育。首先，学校设置增多，做到村村有小学，城区小学增加2-3倍，每个大队尽量设置一处初中，每个公社要有一处高中，济宁地区的高中由原来的两处增加到7处，并把原济宁师范学校提升为济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济宁医护学校提升为济宁医学专科学校，巩固和加强了曲阜师范学院，这样，使济宁地区的高等教育出现了新局面。

其次，实行小学全部免费义务教育，中学大部免费义务教育，高等院校全部免费教育。

2、教师队伍的充实、扩大、调整。把工人、贫下中农中有一定文化知识、有教学能力的优秀分子充实到教育队伍中来，各学校都请了工农兵、老革命干部、劳动模范、各条路线上的杰出人物做兼职教师，或课外辅导员，同时，把原有的教师队伍，特别是小学教师队伍，进行调整，尽量做到教师不出大队、公社，这样便于教师的思想改造，也减轻了由于教师队伍增大而造成的住房、经费等困难。

3、在教材方面，除使用国家规定的教材之外，大量编写了乡土教材。把济宁地区、各县、公社、大队的战斗英雄，革命烈士，英模人物编入教材；把本地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编入教材；把山东、济宁秀美的山河、丰富的经济资源编入教材；把本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及伟大的远景规划也编入教材。

4、学校的管理，体现着党的教育方针、毛主席教育思想的落实。由于培养目标不一样，不同的阶级对学校的管理也不一样。封建地主阶级培养的是士大夫，读书为了做官，所以一切以封建官僚的标准来管理学校；资产阶级培养的是金钱奴隶，读书为了名和利，所以一切以个人主义为中心去管理学校。无产阶级的学校不同于任何剥削阶级的学校，其管理方法也截然不同。

各学校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立即进行建立连排编制的工作。一个教学班就相当于一个排，一个年级可以编成一个连，学校可相当于营、团。任课教师也编入连排，一起进行集体活动。连排干部由教师和学生共同担任。学校的红卫兵、红小兵组织与共青团、少先队一样，长期存在。

必要的规章制度，由师生共同讨论，共同制定，共同遵守。出现了坏人坏事要展开说理、批评、斗争。学生对教师的意见可以随时提出，并将得到教师的解答，不论是知识方面的，还是其它方面的都应如此。学生中的不良现象，老师除耐心说服教育和正面批评外，还可以让学生集体进行讨论，辩明事非，提出处理意见。学生、教师、干部，只要有意见，都可以拿起“四大”的武器，进行说理斗争，让管理层的工作时时处处在群众的监督下进行。

5、教育革命使教师的教学担子更重了。以满腔热情去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是非常神圣的事业，自己的世界观不彻底改变不行，自己教学方式方法不进行不断的改革不行。过去那种填鸭式的教学，照本宣科的讲授，把学生当成敌人似的考试，以增多课程加大作业量来提高教学成绩的方法，都不符合毛主席教育思想的要求，都在批判、改正之列。代之以生动活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方法，以少而精、学以致用的教学方式，来全面提高教学成绩。

尽管济宁地区的教育革命，受到否定文化大革命各种思潮的干扰和破坏，但在地革委和各级革委会的领导下，高举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的旗帜，取得非常辉煌的成绩。

六、工人阶级的行动

济宁地区的工人阶级，在济宁地革委1968年5月1日成立之后，充分发挥了领导阶级的威力，在响应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号召中，立了新功。

毛主席在1968年8月13日指示中说：“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下面以一个工厂的《文革十年总结》为例，说明济宁地区广大工人阶级落实毛主席伟大指示所取得的巨大变化。

题目：旧貌变新颜

（1） 学习理论成习惯 马列主义大普及

过去，刘少奇、邓小平一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出于他们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妄图阻止广大群众学习革命理论，胡说工人是大老粗，学不懂理论，竭力破坏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现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厂出现了广泛深入持久地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的群众运动。理论学习大普及，路线觉悟大提高。广大工人，经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真改进世界观，自觉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忘我劳动。机修车间的工人，已养成了自觉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好自习惯，每逢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都是全厂第一个欢呼庆祝、认真学习。经过学习，进一步认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明确了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法权不可避免又必须加以限制道理，批判了“物质刺激”，“金钱挂帅”的修正主义思想，从而使不计时间、不计报酬、积极参加义务劳动的共产主义精神大大发扬。在“八小时内拼命干，八小时外多贡献”的口号下，工作效率比过去提高百分之三十。

敢于反潮流，是理论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有的人一心想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旧秩序，有的人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为党内走资派鸣冤叫屈，评功摆好，有的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必要性，抹杀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伟大成果。于是社会上、工厂内不断掀起右倾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潮流。我厂工人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总是走在全地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前列，时时不忘手中“四大”的武器，与反动逆流斗、与阶级敌人斗、与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斗、与右倾保守思想斗，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我厂现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蔚然成风，除了以班组为单位的一百多个学习小组之外，还组织了十五、六个业余学习小组，举办了四期政治学习班，参加人数300多，并成立了政治夜校，学文化学理论，帮助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工人进步。我厂基本做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为广大工人群众所掌握，一代能文能武、反修防修的社会主义新型工人正在茁壮成长。

（2） 参加革命三结合 生气勃勃干劲大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经过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大搏斗，涌现出了领导班子三结合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毛主席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条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

毛主席说的情况十分符合我们厂。经过大批判，我们不仅揪出了厂里的坏人，而且批判了厂领导所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现在需要把政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掌握在工人群众手里。

我们厂有一名工人代表参加了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常委会，还派出了5名觉悟比较高的工人同志参加工宣队，进驻济宁一中和济宁师范学校。同时有七名工人代表成为厂革委会的副主任、常委、委员，十个车间，三个处室也输入了新鲜血液，实行了老、中、青三结合。还有五十多名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革命造反派入了党，更有一名革命造反派的青年工人成为四届人大的代表。

实现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大变样。老干部接受了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教训，更加自觉地学习马列主义，认真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虚心向工人学习，向青年干部学习。青年干部有朝气有活力，但经验不足，需要中、老年干部的言传身教。这一点厂党委书记老韩和党委付书记小李配合得很好。他们一起下车间蹲点，有事一起商量，互相取长补短，工作很有成效，受到全厂工人的赞扬。经过摔打锻炼，一批有觉悟有能力的工人新干部成长起来，他们继承和发扬了革命的好传统好经验，保持了工人阶级的本色，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受到广大工人的拥护。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厂工人参与的各级领导班子，逐步成为带领群众进行反修防修的战斗指挥部。

（3） 建立理论队伍 做到能文又能武。

工人理论队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又一新生事物。在我厂，一支朝气蓬勃的工人理论队伍正在迅速发展壮大。全厂15个工人理论小组，扎根在工人群众之中，分布在各个车间处室，学习理论起骨干作用，反修防修起尖兵作用，大干社会主义起带头作用。无论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还是在评论小说《水浒》，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以及反击一次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中，都是一马当先，给全厂工人树立了表率，在全济宁地区也起了模范带头作用。

在批林批孔中，有的工人群众对孔老二儒学的本质认识不清，又由于曲阜就在济宁地区，孔老二的影响较深，再就是对林彪与孔老二的思想联系挂不上钩；在评论《水浒》刚开始时，有的人对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实质搞不清楚；在一次次刮起右倾翻案风时，个别人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性质存在糊涂思想，对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孔老二、宋江等人的思想体系模模糊糊，难以找出内在联系。针对这些问题，理论小组的工人同志把群众学习中的难点，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重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教导，学习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重点选学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马列的著作。在理论小组提高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写文章、出黑板报、广播、开宣讲会等，把群众中存在的难点、疑问逐一解决。

例如，讲孔老二的修身养性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抽掉了阶级内容，是愚弄人骗人的思想；讲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的维护旧秩序，强化官僚特权体制，一心想当国家主席（相当于皇帝），这是从孔老二“克己复礼”，顽固维护和加强历代剥削阶级的统治那里学来的；讲邓小平搞右倾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想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旧秩序，把社会主义倒退到“巩固新民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保护大官们的利益，让劳动人民重遭二茬罪，重受二遍苦；讲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是封建国家的总头子，农民要翻身得解放，就必须打倒皇帝。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正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他反贪官的目的是为了效忠皇帝。而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等人占据了领导地位之后，就想架空毛主席，搞他们的所谓清官政治，实质是想做皇帝，保护他们那条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这与宋江的思想实质是一致的，是宋江“把晁盖摒一百零八人之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花样翻新。宋江是农民起义的叛徒，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等人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宋江是农民起义队伍中的阶级异已分子，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等人是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已分子；宋江被革命人民所唾弃，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等人也会遗臭万年！

所有这些，只有学习了革命理论，学习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习了有关巴黎公社的论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导，才能明确起来。大家这时才真正认清了孔老二维护封建统治的发动本质，认清了宋江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的反革命真面目。结合现实的斗争，大家就比较容易识破刘少奇、邓小平、林彪一类政治骗子的可耻伎俩，从而认识到毛主席号召“学习理论，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宋江”的伟大意义，这样就提高了学习的自觉性，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

全厂共办工人理论学习班三十多期，有八百人次参加，有一百多人登台演讲自己的心得体会，共写出一百五十多篇有份量的理论文章，有的还被济宁地区的报刊、《大众日报》等选用。现在，各理论小组的人数不断增加，研究的课题也更广泛，有关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文学艺术、国际形势等内容，也列入了理论小组的计划。工人理论队伍的出现，把群众性的马列主义的学习运动，掀起一个又一个高潮，使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得到切实有效的落实。

（4） 占领文化阵地 大力兴无灭资

文化大革命前，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盘踞着思想文化阵地，封、资、修的黑货到处泛滥。那时候，我厂也有少数工人，特别是青少年受到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毒害。

通过文化大革命，冲刷了修正主义路线保护下的“四旧”，工人阶级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使思想文化阵地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我厂，思想文化阵地已被工人阶级占领。到处是革命大批判的战场，到处是进行思想教育的课堂。革命样板戏这一新生事物，象烂漫的山花，越开越茂盛。许多班组都有教唱革命样板戏的，工人几乎个个都能哼几句样板戏的唱词，大家都用样板戏中的英雄形象激励“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革命斗志；工人业余文艺宣传队茁壮成长，几年来，工人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就有八十多个，有的还被济宁地区出版社出版；宿舍区成立了向阳院，看革命书籍，讲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已经蔚然成风。工人阶级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必将继续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把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

（5） 生产战线三结合 技术革命开红花

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科技人员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做到了三破三立：破技术人员“高明”的思想，立拜工人为师的决心；破技术私有的观念，立全心全意为全厂事业服务的思想；破书生气的旧习，立拼命干革命的硬骨头精神。他们还迈开双脚，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接受再教育，认真改造世界观。几年来，我厂科技人员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和工人结合在一起，共同搞设计，搞科研，取得了显著成绩。有六十二项技术革新应用到生产实际中去，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有十一项被全系统推广学习，受到上级的通报表扬。

毛主席指出的“科学技术人员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和工人群众相结合，和生产实践相结合”，是一条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加快工业建设的金光大道。我厂科技人员现在已坚定了走三结合的道路，并获得了政治思想、劳动生产双丰收，有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的被选拔为各级领导班子成员，还有不少的人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先进工作者。科技人员同工人相结合，实行开门搞设计，办科研，对于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着重大的意义。

我厂所取得的成绩，充分说明，科技人员与工人群众，与生产实践的三结合，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坚持和发展这一新生事物，就是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就是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最有力的打击。

（6）改变旧观念 大立新风尚

这一方面的工作牵涉到很多具体问题，我厂只总结以下几个方面：

A. 彻底解决男女同工同酬问题。过去，总是把男工人的工资标准定得比较高，有些活妇女同志能干也不让她们干，这样就大大挫伤了女工们的积极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坚决执行同工同酬政策，把妇女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不光各车间、各工种都有妇女同志挑大梁，而且把表现突出的女工人选拔到领导岗位。这些变化，是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有力批判，是对孔孟之道对妇女诬蔑的有力批判。

B.六七十年代以来，我厂就注意抓了计划生育工作。这是个崭新的问题。由于旧社会剥削阶级的残酷统治，再加上常年战争的破坏，使得全国人口锐减。解放之初，我国暂时不提计划生育是正确的。现在，人口问题已摆在党和政府面前，所以毛主席号召要优生优育，节制人口的增长。我厂做这项工作时阻力大，主要是一些旧观念作怪，认为“多子多福”，重男轻女，不愿做节育工作。经过批林批孔，这个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大多数人树立了新的生育观，基本做到了“一对夫妇两个孩”，受到济宁地革委的表彰。

C.解决了“关心人民生活”与“物质刺激”的区别，树立全心全意为厂职工服务，逐步增加福利待遇，不断提高工人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新观念。文化大革命中，我厂盖了两座职工宿舍楼，解决了部分职工的住房困难。在分配住房时，让困难职工、第一线工人先住，所有的干部都暂时不分住房，待绝大多数职工都分配到住房之后，再考虑干部问题，打破了刘邓路线影响下的“领导干部先住房住好房”的资产阶级行为惯例，赢得了全厂职工的一致好评。

另外，除实行全部公费医疗之外，这几年我们厂在子女教育问题，老职工的退养问题，病残职工的照顾问题等方面都批判了旧规定，立了新习俗，处处渗透着共产主义的因素，成效十分显著。

D.工资观念大改变，公共福利大发展，资产阶级法权受到进一步限制，全厂上下处处体会到社会主义的温暖，处处洋溢着共产主义朝气。

这些都有力地驳斥了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等修正主义分子对文化大革命的恶意攻击，他们胡说什么“革委会只管生产，不管人民的死活”，“只知道政治，就是不知道人民的生活”，“光批物质刺激，就叫人民去喝西北风”。这是别有用心的造谣，这是党内走资派对工人阶级的恶毒报复。

（7）企业管理变化大 工人作主又当家

在我厂广大职工高举“鞍钢宪法”的旗帜，大批修正主义路线，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自觉做好国家的主人，企业管理由过去的“管工人”变成“工人管”。广大职工认识到，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是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改善生产关系，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使工厂企业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的大问题。因此，大家都积极地参加企业管理，把全厂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以主人翁的态度帮助领导干部把好方向、路线关。

三车间工人理论小组，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写出了“当好社会主义的家，理好社会主义的财”的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有理论、有实际，对如何使工人参与管好企业的问题，提出许多真知灼见，代表了全厂工人的心声。它提出的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企业的八大措施，得到厂领导的重视和采纳，有力地促进了全厂的企业管理工作。

（8） 抓住根本学大庆 一代新人在成长

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骗子破坏工业学大庆。那时我厂虽然也喊学大庆，但没有抓住根本来学，只走形式摆花架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职工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端正了学大庆的方向，认识到大庆的经验有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抓住这个根本学大庆，就学到点子上，就可以推动其他各项工作的开展，使我厂跨入学大庆的先进行列。

在抓根本上，我厂曾展开过群众性的大讨论。通过讨论，解决了以下问题。

首先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工厂中的分别表现有：是首先考虑社会主义企业的整体利益，还是只追求本单位的利益；是让工人明白为了全体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大干苦干拼命干，还是诱导工人为了个人利益去干活；是充分发挥工人的革命自觉性还是用物质刺激来发展自私自利的自发性；是把创造的财富贡献给全社会还是分配给一部分人去拿高工资高奖金；是用企业的发展远景展现更加美好的明天，还是把企业的发展变成个人发家致富的工具；是把工人作为企业的主人还是使工人变成“管、卡、压”下的奴隶；是拼命大干还是光说不干；是把领导干部当成普通一兵，还是让领导干部变成高高在上的工头和老板。

其次，应弄清，为什么刘少奇、邓小平、林彪一类骗子不让学大庆，或不把学大庆向正路上引？要批判他们的险恶用心，要挖出他们的真实目的。

明确了以上问题，我厂学大庆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热火朝天的局面，涌现出大量的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现在，全厂已有三个车间成为济宁市学大庆先进集体，一百零三人成为先进工作者，大批优秀工人入了党入了团，有的被提拔到领导岗位，有的被推荐选拔上了大学。学大庆运动培养了工厂企业的革命接班人，为我厂朝着共产主义大目标前进奠定了基础。

（9） 集中兵力搞会战 “龙江”风格大发扬

在文化大革命中，“龙江”风格家喻户晓。“龙江”风格就是革命样板戏《龙江颂》表演的共产主义风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个继续革命的方向就是朝着共产主义迈进。无论斗争党内走资派，批判修正主义路线，还是斗私批修，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都是为了扫清向共产主义迈进时道路上的障碍，使前进的步伐加快。

现在，我们厂革委会在济宁地革委的领导下，学习和发扬“龙江”精神和风格，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集中兵力搞会战，男女老少齐上阵，千军万马齐动员。这些会战有车间与车间之间进行的，也有我们厂与外厂之间进行的；有攻克技术难关的会战，有解决原材料的会战，有生产机器部件方面需要的会战，也有整体组装方面的会战，更有基础建设方面的会战。会战，使现有的人力物力技术力量得到充分的发挥，最大限度的利用；会战，使斗私批修开展得红红火火，使共产主义精神落到实处，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我们厂一车间的人手少，任务重，往往完成任务有困难。三车间知道后，每次都是自觉地、义务地替一车间分担任务，抽出人力去支援一车间。这样的事例，每个月，各车间之间都会出现。由于厂房扩建，我厂的生产任务一时没能完成，兄弟厂马上调人来支援。兄弟厂在上项目时，遇到了技术难题，我厂知道后，立即派技术员和老工人，带着我们搞出的图纸，前去增援。

我们的经常性会战，体现了资源共享，技术无私，人多力量大，社会主义是一家；无私无畏干劲高，上天入海都不怕。只有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之后，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

（10） 革命解放生产力 促进经济大发展

正如周恩来总理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纤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的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我们还找了一些可靠的数据，向全厂职工宣讲，来说明文化大革命中工业建设的伟大成就。如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如大庆油田、胜利油田，13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攀钢、酒钢、贵州铝厂、武钢的一米七轧机工程都是1975年全部完工投产的；汽车工业搞了湖北“二汽”，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等；煤碳工业建设了贵州六盘水煤矿，四川宝顶山煤矿等大型煤矿；电力建设有刘家峡水电站的投产发电，丹江口水电站和一大批大型火力发电站的建设；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通车，八条主要铁路干线的建成通车，长距离输油管道的完工，载波通信干线和一批卫星地面站的竣工，人工胰岛素的合成，这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完成的。

同时，我们厂的实际发展也说明文化大革命是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使经济效益、生产建设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厂从1965年不足百人的小厂，经过十年，已发展成近千人的大厂，工人人数增长近10倍。厂房面积增加4倍多，固定资产翻三番，产值增长15倍。由于在治厂过程中，厂革委会狠抓阶级斗争，大批资本主义倾向，大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激发了广大干群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工厂的发展、建设和生产中，大家豪迈地提出：宁叫汗水遍地流，不叫任务拖一天，革命加拼命，大干促大变。我们厂年年、季季、月月都超额完成任务，劳动生产率比一九六五年提高一倍多。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我们已稳步向低工资高福利的社会主义方向迈进。文化大革命期间，绝不能以工资多少来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巩固公有制，一是不能拉大工资距离，特别是不能拉大干群之间的工资差别。干部与群众保持一致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能享受高工资，而最多只能与工人中最高工资持平。二是工资的基本部分应体现在共同福利之中，这是不算工资的工资。工厂的共同福利有几十项，而且逐年还要增加，连洗澡、理发、手巾、肥皂、洗衣粉、用水用电、用煤（煤气）都是免费的。一年四季开水供应（包括家庭），消暑降温解渴的饮料，一年几换的工作服，这些又能折合多少工资？再加上粮、油、菜的平价供应，一切吃、穿、用、住、行的低价消费，又能折合多少工资？我厂从前年开办了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工人子弟全部免费，连课本、作业本、笔都是免费的。随着生产的发展，我厂的共同福利会越来越多。

从我厂上述仅仅列出的事实，已经雄辫地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好得很！只有搞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工人阶级才能走上政治舞台，担当起领导一切的历史使命。今后，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巩固和发展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迎头痛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妖风，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

七、必由之路

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新生政权，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办了“五·七”干校，掀起了“上山下乡”的高潮，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成功，在本地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照“五·七”指示办，是全国人民思想革命化的必由之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广大青年学生思想革命化的必由之路。没有思想革命化，光有经济基础的变更，是建不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所以，这两个必由之路，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创举。

“五·七”学校（干校）来源于毛主席的 “五·七”指示。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主席就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以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这是毛主席绘就的一幅幅各行各业的革命蓝图。按照这些蓝图，全国到处都会建成“五·七”学校，那么，为什么还要单独办“五·七”干校呢？

这是因为：①在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走资派的把持下，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队伍逐渐庞大，经过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计划经济得到完善和巩固，需要精简机构，下放人员。②由于一些干部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毒害较深，有的成了走资派，需要经过集中学习、劳动的再教育，转变其立场观点，才能再继续工作。③一部分知识分子，既受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教育，又受刘、邓路线的影响，世界观还是旧的，不集中进行学习、劳动、改造思想，不能解决世界观问题。基于以上三方面的原因，所以才专门对上述人员开办“五·七”干校。

机关干部，特别是长期生活在城里，只知道坐办公室的知识分子，对于“五·七”干校这种上班形式，一开始是难以接受的。然而，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毕竟触及了大部分人的灵魂，要想消灭三大差别，建设无产阶级的新政权，就必须接受生产劳动的锻炼，就必须有吃苦的准备，就必须有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的决心。

全国最早的“五·七”干校，是黑龙江庆安县柳河“五·七”干校。其学员大部分是机关干部。那些长年从事文职工作的干部，托土坯，和泥灰，挖房基，干瓦工，很快就干得得心应手，一座座新房就是在他们手中拔地而起。“五·七”战士象当地农民一样，种粮种菜，养家畜家禽，又脏又苦又累。上田间劳动，每天要往返十几里，甚至二、三十里路程，没有吃苦精神不行，没有自我改造的决心不行。结果，经过半年多的干校生活，大家精神、思想、身体都有了大变样，深深体会到这是一次重新学习的好机会，办“五·七”干校真是个好办法。随后，柳河“五·七”干校受到毛主席的肯定和表扬。

当然，思想锻炼有个痛苦的过程。公安部“五·七”干校的总结中曾写过这样的事情：

“去年八月的一天，二排正在锄高粱，突然乌云密布，暴雨欲来风满天。一些青年学员扛上锄头就往回跑。当时我们军宣队考虑，这正是他们害怕艰苦的表现，如果让他们回去，就助长了他们的娇气。我们作了动员，谁也没有回去，继续坚持战斗，直到把地锄完，雨也哗哗地下起来，大家的衣服都淋透了。事后，许多青年深有感触地说：大雨淋透了我们的衣服，但冲刷了我们的娇气，磨炼了我们的意志。经过几次这样的锻炼，青年们已养成了不怕大风大雨，顽强作战的作风。今年七月，在一次支援兄弟队的夏锄战斗中，天气突变，乌云四起，顷刻间雷雨交加，但是大家精神饱满，斗志昂扬，高声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越干越猛，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济宁地区的“五·七”干校设在南四湖农场。干校周围有农民，有渔民，农场内有工人，干校学员都按连排编制。由于地处湖滨区域，夏季蚊子特别多，冬天又很冷，净是黑土地，耕作比较困难。但“五·七”干校的学员都表现得很出色，当地群众高兴地说：“当年的八路军游击队又回来了。”学员中的老干部也激动地说：“解放十几年，当了干部，只知道在上面开会，发号施令，脱离了群众。干群关系是鱼水关系，现在又回到水中，我们才有生命，才有活力，才能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和广大劳动人民一块奔向共产主义。”

济宁地区的“五·七”干校，前前后后共有一千多名学员。大家都是满怀革命豪情而来，带着丰收的硕果又奔向新的工作岗位。以致30多年过去了，在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之后，当年的学员还幸福的回忆“五·七”干校生活、战斗的情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痛斥修正主义分子、无耻文人污蔑“五·七”干校是“监狱”，是“劳改队”的可恶行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是通过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上的毛主席最新指示，向全国发出的。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青年学生，最爱读毛主席的书，最爱听毛主席的话，最坚决地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具有巨大的革命热情，“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成了做人的最高准则。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女知青侯隽，邢燕子等人就给广大知识青年做出了光辉的榜样。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当天晚上，北京市第四中学的学生便打起背包走向农村。在学校的统一安排下，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开始，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中学毕业生，都坚决地热烈地欢欣鼓舞地离开学校，离开城市，离开家庭，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革命道路。还有很多非毕业生，特别是还在上初中的学生，也执拗地违背家长意愿，甚而不惜与家庭决裂，背上行装，参加了上山下乡的革命行列。

济宁地区的“上山下乡”运动，主要是到农村插队落户，除安置地区专署所在地的济宁市和各县城的知识青年外，还接收了一部分省城来的知青。他们二十个人左右为一个知青队，到一个大队去，集体食宿，集体活动，分散到各生产队劳动。各生产大队生产队都非常欢迎他们去，认为这是自己队的光荣，总是想尽千方百计，腾出最好的房子让知青住，安排最热心的贫下中农社员给他们做饭，叫最可靠的社员带领他们干活。公社、大队都有专门干部负责他们的工作、学习。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七年，每年都有几千名青年学生分别到各知青点去，每年也有成百上千名经过锻炼的知青因招工、升学返回城里，也有部分知识青年在当地做了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大队、公社的干部，甚至有的结婚生子、安家落户。

这些知青生活、学习、劳动、思想，到底怎么样呢？下面摘录几篇当年的知青日记，就可以一清二楚。

一九六九年×月×日

终于挣脱了牢笼，坐上了上山下乡的汽车。“我解放了！”心中一遍又一遍地呼喊。那震耳的锣鼓，迎风飘扬的红旗，千万张欢送的笑脸，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虽然瞅见妈妈站在人群的后面，望着我掉眼泪，我一点也不心酸，也不心软，更没有一丝一毫的留恋。

这几天，我就是在斗争中度过的。其实，斗争从我参加革命造反派红卫兵那天就开始了。父亲是地区文化局的头头，是个典型的旧知识分子，又沾染了一身官僚气。由于我是独生子女，从小在溺爱中长大。小时候，只觉得父母百般疼爱，吃的穿的用的也比别家女孩子好，心里乐滋滋的，认为很幸福。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总感到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不一样。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种不一样更大了。父母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全在家庭中宣泄，我成了反对派，争论越来越激烈。后来我干脆不愿回家了，住学校集体宿舍，住同学家。

前天，学校一号召上山下乡，我第一个报了名，接着回家告诉了父母。这下可炸了锅，他们软硬兼施，就是不让我去，最后把我姥姥，大姨都搬来，做我的工作。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坚决不改变主意。他们的心意，我是看透了，一心想把我培养成大学生，过更优越的生活，甚至透露要把地区书记B，那个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正在上大学的儿子介绍给我做朋友，这样父亲的官会继续上升。我愈听愈生气，要不是赶紧准备下乡的衣物，真想马上给他们贴张大字报。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两三年了，他们除了冤气怨气不服气，就是一身难改的资产阶级臭气，他们真该深入到工农之中去改造。听说，济宁的“五·七”干校办起来了，他们也许马上会去的。我管不了那么多，匆匆忙忙拿了提包，跑到同学家过了一夜，今天踏上了革命征途。车上的喜闹劲，革命口号的呼喊声，雄壮悦耳的青春歌曲，给我鼓舞和力量，使我忘掉了一切烦恼，象天上的鸟儿，飞向新生活。

一九七O年三月×日

给我们这个知青点做饭的是一位年近六十的老爷爷。他身板硬朗，做饭的手艺很好，18个人的吃喝全由他一个人完成，每天都是变着花样吃，粗粮、细粮、蔬菜，搭配得很科学，隔天就有或鱼、或肉、或蛋，改善生活。有时，同学病了，他亲自把面条端到床跟前，碰巧没有鸡蛋，他就拿自己家里的，从来不要一分钱。他把我们比亲儿孙还疼，我们感到他比亲爷爷还亲。

今天，我们分成三个小组进行社会调查，准备写一部村史。我所在的二组是去访问一位七十岁的老奶奶。

这位老奶奶一生有过八个孩子，七个在解放前都夭折了，只有第八个是解放后已四十多岁生的，活了下来。解放前受的那个苦，我们听着都心酸落泪。可老奶奶非常开朗，心劲很高，1958年就识了二、三百个常用字，近几年学毛主席语录，背老三篇非常积极。她说：“旧社会的苦记住就是了，问题是现在怎么走。刘少奇、邓小平这些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硬要停止革命，还用蒋介石的老办法治理咱们中国，这个心眼就坏透了。我们大队搞得不怎么好，并不是社员不愿走集体道路，是一些干部有私心，不好好领着干，光想着自己的好处，不成算队里的发展。这能说毛主席领的路不对？俺公社不少大队都很好，我们得向人家学习，选个好带头人，听毛主席的话，奔社会主义。”

一位农村老太太从解放前说到现在，有这样的见识，真让人佩服。我得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一辈子。

一九七二年八月七日

今天听了大队组织的一次批林批孔报告会，受到很大震动，政治思想认识有了极大提高。

作报告的是县革委付主任，红卫兵革命造反派头头，年龄二十出头，长得很精神。他讲的内容有三处，给我以极深的印象。

一是林彪为什么自绝于人民？他说，林彪有野心，是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为什么一个有功之臣一下子会变成人民的罪人，这就有更深层的原因。林彪想接的毛主席的班，从一开始他就没认识到，这个班不是资产阶级的权势班，而是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班。正因为这样，林彪认为打倒了刘少奇，他这个接班人名正言顺地应该当国家主席，建立自己的一套权势班子，继续作威作福统治人民。林彪死抱着权势高于一切，“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毛主席针锋相对，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政权是为路线服务的，路线是政权的灵魂。毛主席一眼看出，林彪是抱着建立自己的权势而接班，这是完全违背马列主义路线的，所以革命的班不能交给这样的人。林彪如果不是遇着毛主席，而是遇着和他的政权观、世界观相同的人，那就不需要搞抢班夺权的阴谋，而会感恩戴德，顺顺利利地接过权势班。

第二个地方，他讲得更是振聋发聩。他说，毛主席通过刘少奇、林彪两个所谓接班人的失败，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很有可能被世界观没改造好的人篡夺去，从路线上一变，政权就从本质上来个转换。所以，毛主席在挑选一两个高层接班人的同时，十分注意培养一代千百万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样，即使一两个人没选好，千百万人还有选择的余地，还会接过革命的火炬，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传递下去。而在要培养的千百万接班人中，也应该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广大上山下乡的知青同志。能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关键看是否掌握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不在于当不当干部。

第三个地方，他讲到，为什么毛主席说林彪是形“左”而实右，也十分深刻生动。

他说，人们都批判林彪是极“左”，报纸广播上也是这么宣传。林彪爱说绝对话，把真理引向谬误，蒙蔽群众，让人看上去象极“左”。但他一心想接权势的班，又是在毛主席的大树下，不来这一套，他能混下去吗？但林彪的这一套只是手法，是策略，是现象，不是本质。本质与刘少奇一样，建立资产阶级的权势班子，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难道不是右吗？所以毛主席说林彪是形“左”实右，鲜明地刻画出它的本质。

现在值得注意的是，大家批极“左”，把人民群众中发自内心的热情也当成极“左”，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过冲击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当权派，也有走资派，一肚子怨气、冤气、不服气，正无处发泄，借着批极“左”批到群众头上去，这就很容易把毛主席的本意和革命人民的激情及愿望，统统批掉。

一九七三年七月×日

最近，我又一次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导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

接班人的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

毛主席说的是“大多数”，这既与“少数人”相区别，也与虚伪的“全体”相区别。这样，就与“全民国家”“全民党”划清了界限。世界上哪有什么“为全体人类”，“为全体中国人民”谋利益的行为？人都是有阶级性的，只有劳动人民才是人民的大多数。一个生产队、生产大队、一个公社，劳动人民、贫下中农总是占大多数的。我就是要立志为这些人谋利益。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就必须做到公而忘私，肯吃千般苦，肯历万般难，在大风大浪中成长，上山下乡就是最好的砺炼。实际上，一个人只要心中装着大多数人民，个人享受就会最少最少，只要保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就可以了。

我看现在大多数干部还做不到这一点，离巴黎公社实行的原则还相差很远很远。据说，六十年代初，中苏论战时，毛主席指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几位教授，成立专门班子，研究苏联高层领导的腐败问题。根据他们的研究，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在高级干部中两次减薪。这两次减薪招来不少非议，不少高级干部牢骚满腹，中下层干部也有的随声附和，跟着起哄，因为这牵涉到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他们埋怨十几年不长工资，没能得到更多更好的享受。

我们整天高喊要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那么就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象雷锋那样。我相信，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我们青年人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一代新人一定会在我们中间成长起来。

一九七四年八月×日

今天上午我随八队社员到村北锄地瓜地。

我认为锄草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用劲锄就行，谁知一锄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光看着人家社员们锄得又轻快又自如，动作象舞蹈一样，一左一右，野草一扫而光，地瓜苗鲜活显眼的挺立在锄过的土地上。而自己，原来感觉不重的锄头却变得越来越沉重，深一锄浅一锄，渐渐地落在最后边，最糟糕的是连着锄掉了两棵地瓜苗，我认为别人没有看着，把锄掉的地瓜苗埋藏在土里。人家到地头，我才锄到地中间。队长顾不上休息，赶紧帮我锄起来。他边锄边给我进行示范讲解：锄地要深浅适中，过浅了既不能松土，又不能把草连根锄掉；过深了，容易伤着庄稼的根，又太费劲。锄的过程中，要调换姿势，这叫“换舞姿”，先右脚在前，左脚在后，两脚相距约一步远，从右边锄到左边；然后，右脚不动，左脚前迈一大步，锄头随之甩到左前方，从左边锄到右边。同时，锄苗的根部，要用锄尖，轻轻挖掉苗根部的杂草，这样不会伤了苗的根，更不会锄掉苗。

显然，队长已发现我锄掉了两棵地瓜苗，在休息时，他把我埋在土地里的地瓜苗轻手轻脚地找出来，又重新栽上，并用喝剩下的已经凉了的茶水，浇了浇。这时我已经累瘫了，躺在树阴下，一动也不想动，可是两眼还不时瞅瞅自己锄掉苗的位置，所以队长的行动都一一看在眼里，我羞愧得无地自容，真想大哭一场。

我抑制住眼泪，认真做了自我批判：一是把农活看得太容易，一切都认为没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学问，进而认为当个农民是非常轻巧简单的事。实际上，不光锄地，农活处处有学问，当个合格的农民是很难很难的。半个月前，我跟着社员在打麦场上扬麦子，就看出不少门道，比如看风向，掌握风力大小，簸箕举的高度，用力多少，散开面积的大小，都用到不少课本上的知识，而好些又是书本知识没有写道的。掌握不好，扬的效果很差，麦粒和麦皮剥离不开，麦粒和沙石分不清楚。

二是太虚荣，太自私，太不爱护集体财产。一棵地瓜苗被锄掉，就是犯了一个错误，是承认它，还是掩饰它，这是道德品质问题，是个世界观问题。自己在学校高喊“革命造反”，高喊“斗私批修”，现在“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就暴露了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如果一开始就虚心向老农请教，不是不懂装懂，不会装会，也就不会锄不好地反而锄掉地瓜苗；如果对集体财产非常热爱，爱惜它胜过自己的生命，就会非常细心地照顾到每一棵地瓜苗，非常珍惜每一棵地瓜苗。须知，一棵地瓜苗，秋后就会结出好几斤地瓜，生产的收获，就是这一棵棵地瓜，一粒粒麦子，一株株玉米，累计起来的。更不应该的是，把地瓜苗锄掉之后，还埋在土里，以为别人不知道，这是多么可耻的行为啊！

三是自己下乡时决心向农民好好学习，今天真是学到不少东西。队长对农活的渊博，待人的和蔼可亲，舍己为人，处处为他人着想，时时都走在他人前头，一切都任劳任怨，真够自己学习一辈子的。对农业劳动，有人认为只有苦和累，而队长他们却乐观开朗欢快得很。不说整个劳动过程他们笑语不断，就说这锄地动作的名称也满含诗情画意。因为锄地的劳动过程，就象一套舞蹈动作，那么其中一个姿势变换成另一种姿势，叫“换舞姿”，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你看农民多么乐观啊，想像力多么丰富啊，那像自己这么患得患失，只在个人的小天地里打转转。

这一天的劳动，我怎么也愉快不起来，虽然后来我已学会了锄地的方法，速度也上去了，并且质量很好，再也没有锄掉一棵地瓜苗，队长还口头表扬了我。我知道自己的路还很长很长，离革命接班人的要求还很远很远，我会努力的，看我的行动吧！

一九七五年 冬

我们知青点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走了一批又一批，他们或者上大学，或者招工去了，也有的在大队当了民办教师，还有五个人安家落户，结了婚，成了地地道道的人民公社社员。

我是第五批来的知青，正逢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昨天听了一位知青大哥哥的报告，他讲得生动有趣，激动人心。

他说，毛主席和邓小平最大的区别就是，毛主席教人民以公，邓小平诱人民以私。公和私都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培养的，他举了一个例子。在摘苹果的时候，一位社员看周围没人，正想把一个最大最好的苹果放到嘴里吃掉，一转脸，看见我在后面一棵树下摘苹果，赶快把送到嘴边的苹果放到装苹果的筐里。通过这件小事，他说，这说明每个人都是有羞耻的，都认为自私自利是可耻的。古人讲，知耻者勇。知道侵吞集体财产是可耻的，这是毛泽东时代人民的本色，是毛主席教人以公的结果。而邓小平却大搞物质刺激，说人是自私的，只有物质利益才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纯粹是胡说八道。这位社员想吃一个好苹果，是种私欲，而且认为这种私欲是耻辱，怕人看见，一旦觉悟了，马上改正，这样今后热爱集体的责任心会更强了，这是对邓小平混蛋逻辑的最好批判。

想不到来到知青点就上了一次公私分明的理论课，农村真是个大学校，我们的知青点肯定是很棒的。

一九七六年六月×日

现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得轰轰烈烈，也取得很大胜利，但我总是很担心。因为邓小平一边说“热烈拥护文化大革命”，“悔过自新”，“永不翻案”，一边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是典型的两面派，秋后算帐派，但关键是不是就只邓小平一个人的问题？邓小平有多大市场？以后还会不会出王小平、李小平、江小平？况且，毛主席也是八十三岁的老人了，他老人家百年之后，邓小平们是不是会重新跳出来？

我又重读了毛主席的《七律·冬云》，前四句“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好象聆听到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可能出现大挫折、大反复的心里话。毛主席肯定预见到，当今世界大多数共产党变修之后，人民革命会陷入空前的困境，革命者将遭受到连藏身之处都没有的劫难，魔鬼们纷纷出笼，弹冠相庆，革命的历史、社会主义事业，都遭到亵渎和贬损。一切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罪恶，将重新受到肯定、扶持、吹捧，肆行无忌。毛主席的这种预见，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中也有所表露。无论是“借助钟馗”的警告，还是“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提醒，都是伟大领袖忧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败的思考。

也许，我考虑得太悲观了，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办事要从坏处着想，向好处争取。现在就做好心理准备，努力磨炼自己，去迎接革命的风浪。毛主席现在让我们上山下乡，就是一种最好的准备。“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我们年轻的一代，有能力去战胜各种挑战。

八、人的自由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给广大人民群众显现了这种“联合体”的一缕曙光。如果说共产主义上是天堂，那么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革命委员会就是通向天堂的金色桥梁。通过桥梁可以到达无比壮丽美好幸福的彼岸；站在桥上，已经眺望到共产主义大厦的风貌。

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部分，马克思、恩格斯高屋建瓴地说：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

严格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反对现存的政治制度--官僚特权阶级统治--的革命运动，它也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反对形形色色的私有制，粉碎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

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和全国所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中诞生的、而不是穿新鞋走老路的革命委员会一样，在实践着共产党人的宗旨。

仅以“赶社会主义大集”来说，就体现了革命委员会的巨大优越性，为迈向共产主义社会走出了可喜的一步。

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学习辽宁省“哈尔套经验”，在各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的具体领导下，把“赶社会主义大集”活动，办成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阵地，办成“人的自由发展”的课堂。

社会主义大集的内容包括物资交流、人才交流和思想交流，而这种交流都是为集体、为公、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巩固。

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互通有无如何进行？依靠个人？依靠小商小贩？这都有悖于共产党人的原则。正确的途径就是组织起来，依靠集体的力量，发挥具有商贸潜能人才的作用，调动革命干群的积极性，以满足各集体单位和每个人的需求。

各单位、各生产队都有各种各样的人才，而这些集体中不一定都能把方方面面的特殊人才、杰出分子、能工巧匠都调动起来，利用起来。怎么办？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大集进行交流，各取所长，各补所短，使个人得到自由发展，使集体事业取得更高的效益。由于是通过集体进行交流，个人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从私人生活、家庭安置、到工作环境，都能创造最佳条件。这样，才真正做到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思想交流更是社会主义大集的一项新鲜活泼的内容。那些说书唱曲的艺人，变为宣传好人好事的积极分子，他们演唱样板戏，进行曲艺革命，从而达到革命思想交流的目的。社会主义大集还增加了一项特别吸引群众的内容，那就是斗私批修的讲演活动。这项活动的参加者主要是干部，也有个别群众。干部趁社会主义大集的机会，把工作中的失误、思想作风方面的不足、灵魂深处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大胆地亮出来，斗私批修，进行自我革命，并让群众提意见，随时随地监督。这样，把干部的特殊感、优越感一扫而光，拉近了干群之间的距离，消除了当干部的神秘面纱，真正做到能者上、不称职者下、干部可以随时撤换，充分发挥了每个人的积极性。

当然，社会主义大集必须有革委会统一协调，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例如时间、地点、次数、内容都要做到因时因地制宜。社会主义大集这个新生事物曾受到党内走资派的严重干扰和破坏，济宁地区这项活动只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良好尝试，就变为时断时续，后来干脆被迫停止。但社会主义大集所闪耀的共产主义光辉却永远留在人们心中，照亮今后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上面所写“革命委员会颂歌”部分，只能是九牛一毛，只想用一块粗糙的砖头引出人们如橼的大笔，书写文化大革命时代金字塔般的辉煌。

任何社会形态的存在总有它的合理性，不同的阶级对这种合理性会作出不同的分析，得出不同的结论。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你诅咒它也罢，你歌颂它也好，它总是存在了十年，而且在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是闪光的十年。今后的历史会如何演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可以肯定，这闪光十年的点点滴滴会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程中反复出现。单以无产阶级专政来说，文革十年，它是加强了。加强的重要标志是政权阶级性的鲜明，阶级斗争理念的深入人心，专政方式强调工人阶级统治、群众专政的人民国家。再以经济基础来说，文革十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大大加强了，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资产阶级法权受到进一步限制，人们以公为主，大公无私的思想境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还可以用逃脱“其兴也勃，其败也忽”的周期律的尝试，来审视文革十年。“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普遍应用并写入宪法，群众组织、革命大串联等在政治运动兴起时期的广泛运用，不都可以称为是伟大而卓有成效的尝试么！

总之，肯定文革，就应肯定文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就应赞扬文革所取得的成绩，就应对文革中打倒走资派的主力军--革命造反派充分肯定。为什么革命造反派从邓小平一上台，就马上意识到这是资本主义复辟？为什么右倾保守势力，即使它的左翼，也直到10多年后，才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直到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几年，他们的认识仍不彻底，还认为应该恢复文革前的社会形态，还认为文革有错误，还认为老干部至始至终都是对的，只是在刘、邓问题上，在现实的复辟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有了可喜的进步。两者相比较，革命造反派不是更可贵吗？

不解决对文革中新生事物的认识，不解决对革命造反派的正确看法，不去大声讴歌文革时代，肯定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句空话！

文革岁月，是毛泽东时代的黄金时期，可歌可颂可赞可书可写的东西真是太多了！它像没有开采的金矿，需要人们戴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拿起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开掘，去精选，去提炼；它像一块蒙尘很厚很久的美玉，需要人们排除各种各样的干扰，不受形形色色偏见的局限，静下心来，精心擦拭，仔细地洗掉那些不属于它的污点，还它光华四射的真面目。

多年来，那些咒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或被资本主义复辟狂的宣传所愚弄的人，一听到文化大革命就吓得大喊救命，“文革”二字成了灾难的代名词。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革命委员会颂歌”这些真实的记录。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全文完


附1：济宁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建设成果(摘自2000年出版的《济宁市志》)

一、经济建设项目大事记

一九六六年

1、5-11月，第一条沥青公路完成（岚兖线曲阜至兖州段）。

2、8月，筹建中国医药公司山东新华制药厂（济宁），1968年建成投产，结束了山东省不能生产抗生素的历史。

3、9月，青岛印染厂济宁分厂开始兴建，1967年8月棉布染色生产线投产，1968年7月印花生产线投产。

4、9月，兖州矿区自行设计年产150万吨煤的南屯矿动工，1973年12月26日建成投产，这是全省自行设计、施工的大型矿井，也是全省首先采用多绳摩擦轮绞车提升的矿井。

5、9月，学习二极管生产工艺的青年工人，一次试产成功的点接触型锗金键二极管（ZAKI-20系列），填补了济宁地区晶体管生产的空白。

6、济宁市城区路灯全部改成250瓦水银灯。

一九六七年

1、 2月，汶上的植棉经验受到国务院表彰。

2、 红卫河动工，1968年完工，历时1年（两冬一春），仅干流挖土方2228.9万立方米投入工时1246万个，投资1041.8万元。

一九六八年

济宁电化厂建成投产，年产烧碱2000吨。

一九六九年

1、 11月，济宁地区化肥厂建成投产，年产合成氨5000吨。

2、 11月底，青岛、烟台、淄博等地迁入济宁地区企业11个，其中纺织行业5个，机械行业4个，化工行业1个，电子行业1个，迁来职工24300人，有力地促进了济宁地区工业发展。

一九七0年

1、 2月，自行设计年产万台拖拉机的山东拖拉机厂在兖州破土动工。

2、 7月，筹建济宁矿山机械厂，生产规模为年产矿山设备4000吨。

3、 9月，济宁公共汽车公司成立。

4、 10月，济宁合成洗涤剂厂建成投产，年产洗涤粉5000吨。

5、 10月，欢城煤矿建成投产，年产煤15万吨。

6、 11月，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在泗水县培育推广杂交高粱。

7、 于1968年筹建的济宁市自来水厂开始供水，供水能力250吨/时。

一九七一年

1、 济宁地区师范专科学校成立。

2、空军机场动工兴建。

一九七二年

1、 4月22日，全省第一家具有5000毛精纺锭规模的济宁毛纺织厂筹建，1975年投产。

2、 9月，兖州矿区北宿煤矿兴建，1976年投产。此为全国第一个全矿井巷道支护锚喷化的矿井。

一九七三年

1、 2月，济宁拖拉机配件厂研制泰山-25静液压传动拖拉机成功。

2、 3月，南四湖湖腰扩大第一期工程开工，1975年完工，完成土石方1500万立方米，投资4163万元。

一九七五年

1、 2月，兖州矿务局兴隆庄煤矿开工兴建，设计年产量300万吨。

2、 7月，邹西大会战，完成土石方1.12亿立方米，整平土地100多万亩，打机井4100眼，扩大、改善灌溉面积89万亩。

3、 10月，提出“苦战三年，全地区普及大寨县，实现农业机械化。”

一九七六年

1、 6月，兖州矿务局建成全国八大煤炭基地之一。

2、8月，落陵煤矿建成投产。

3、“北三湖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会战”开始，共治理大洼13处，削平土岗12个，填平旧河道8条，修建沟路渠1935条、2480公里，打机井534眼，植树105万株，扩大和改善除涝耕地13万亩，新增灌溉面积17万亩。

二 、数字统计

1、 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五年，工业总产值由19168万元增加到89372万元，农业总产值由44577万元增加到91736万元（新口径80年不变价）。

2、 物价指数：

年份 零售物指数 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

1966年 99.2 99.2
1976年 100 100.4

3、 农业产量（公斤/亩）
年份 粮食作物 小麦 水稻 玉米 甘薯 谷子 高粱
1966年 104.5 83.5 150.5 122.0 173.0 116.5 106.0
1976年 174.5 159.0 256.5 188.5 232.0 136.0 111.5

4、 果品与水产品的产量：

年份 1966年 1976年 单位
果品 1764.5 3764.5 万公斤
水产品 13566 24035 吨

5、 一轻系统局属企业、棉纺织业、麻纺织业、印染业总产值（单位：万元）
年份 1966年 1976年
一轻系统局属企业 2642 8530
棉纺织业 350 1524（1975年）
麻纺织业 187 334
印染业 200（不足） 3295

6、 纺织工业：1965年总产值323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2377元/人
1975 年总产值7423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11033元/人

7、 农村用电量：1966年3398万千瓦时，1976年13424.4万千瓦时。

8、 机械工业：1966年工业总产值2257.05万元，职工人数3397人，
1976年工业总产值9608.14万元，职工人数11805人。

9、 电子工业，1975年总产值已达1565.2万元，而1980年倒退到1190万元。

10、 合成氨产量：1970年13129吨，1975年36707吨。

11、 化学工业：1966年全民所有制企业4个，工业总产值797.5万元。
1976年全民所有制企业26个，集体企业5个，工业总产值9457.01万元。

12、 医药工业总产值：1966年107.2万元，1976年2176万元。

13、机动车辆：1965年货运197辆，客运39辆。1975年货运336辆，客运132辆。

14、公路货运量：1965年341万吨，1975年1076.5万吨。

15、公路客运量：1965年275万人，1975年470.8万人。

16、货运周转量：1966年453333吨，1976年1419657吨。

17、银行存款余额：1965年5838万元，1976年20806万元。

18、基本建设投资：1965年2861.8万元，1976年14817.8万元。

19、财政收入：1966年5127万元，1976年12034万元。

20、财政支出：1966年5534.1万元，1976年12183.1万元。

说明：一、以上经济建设成果的统计是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派复辟资本主义之后搞的，有意贬低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仅供参考。二、人民币贬值，资本主义复辟后的10元人民币仅相当于文化大革命时的1元人民币（有时还不到1元人民币）。

附2：世界银行官员对文革十年中国卫生健康状况的评价（摘自《南方周末》报2003年5月15日）

世界银行负责领导中国健康项目的官员jagadish upadhyay指出，“中国曾经被看作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1965-1976年间应该被称为中国公共卫生的黄金时期。城市里的国有企业工人不仅享受到“免费”的医疗服务，而且“单位”也会负担其退休之后的医疗费用。农村通过建立起一支数量庞大的赤脚医生队伍，他们在受到训练后以最低的花费为农民提供最基础的健康保健，并在农村发展起了世界上最广泛的卫生保健体系。



网友评论《山东省济宁地区文革传记》

作者: 以史鉴
日期:   2003-08-03 21:28

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观一点可窥全局。在英勇善战的铁道游击队故乡——山东济宁地处鲁南，与苏、豫、皖交界。下辖曲阜、邹县、微山、梁山、兖州等历史名地。中国古文化以及孔孟之道的发源地，北靠黄河南临淮河，古运河贯穿南北。历史以来就以“土匪”出没著称，官兵辑盗历代不断。战争年代又以著名、英勇善战的铁道游击队被世人称颂。万里曾在曲阜师范求学，罗荣桓、吴法宪久战湖西，邓小平挺进大别山就从这里打响第一枪。是我上海党组织及新四军与延安党中央联系的必经之路，抗日战争期间刘少奇、陈毅多次由铁道游击队护送经此前往延安开会。因此，山东济宁不仅地理位置特殊而且政治渊源复杂，文化大革命中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景况可想而知。由于上述原因，雷运河的《山东济宁地区文革传记》在全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观一点可窥全局。我作为那个年代的过来人和见证人，认为《传记》中的其人、其景、其事详实真切、不偏不倚，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

历史作品不应带任何观点，既不能站在否定的一边也不能站在肯定的一边。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予以评说，应当真实地将每一个过程，每一个行动，每一个言行作最真实地记录。雷运河做到了这一点。

我老家在济宁市，对济宁的历史非常感兴趣。也常听老人们讲文革的事情，跟现在官方宣传的相去甚远，我看文中所谈极接近现实。

作者: 阶级斗争
日期:   2003-08-06 01:36

两条道路、两个路线斗争存在的有力证明，在我国依然存在着严峻的阶级斗争。

作者: 旧文
日期:   2003-08-11 06:35

文革群众运动史写得好！ 雷运河写的文革史料，以济宁地区为重点，兼以中央文革小组战略部署为叙述的主线，读起来引人入胜，不觉繁复或受到历史本身的拖累之感。另外，作者叙述的是文革群众革命史，与中国传统上的以维护统治阶级为目的的史官文化大异其趣，这也是有益的贡献；希望更多的群众运动形式的文革史料能够继雷运河这部杰出著作得到启发和开展。历史既然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他们的立场和观点理应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往往因为统治阶级权力在握，历史总结被严重歪曲为帝王将相和满朝文武和知识份子们的一个小集团的天下，于是人民革命史被掩没，能传世的反而是与革命背道而驰的封资修官方的历史。我们经过了波澜壮阔的文革之后，随着思想·政治、文化领域里面的革命化发展过程，当然会在历史编写方面的方式和内容上也具有这方面一定程度的反映。这就是历史必须为人民群众及其革命服务，反对那种为走资派、修正主义做帮办和辩护的官史而写作。

文革已经从一个高潮时期进入低潮，现在又因为阶级斗争逐渐高涨并趋向纵深发展，于是开始酝酿从谷底到山腰的另一个飞跃的时期。 这一个新的文革时期不妨称作第二次文革，即第一次文革的继续。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所以就必然承认文革的继承性，同时也当然会有扬弃性；也就是继承其正确部分，扬弃其错误部分的辩证法的运用。学习第一次文革的群众运动史和弄通马克思主义对于做好继承和扬弃工作都是极为有益的。

作者: 历史总是取笑这些人
日期:   2003-08-19 16:32

看到这么多历史事实，太激动人了，他们是发自内心的热烈！

现在开大会才几个人，还讲排场，鼓掌都是做样子的，没有真正的激情，怎么发动群众？

作者: 毛 继
日期:   2003-09-06 15:33

这是一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非常感谢雷先生的辛勤劳动！他好就好在让没有亲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仿佛置身于当时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为有革命理想而又没有亲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青年人补上了一堂极其重要的历史课，而且，传记中的事实也是真实可信的，作者的观点也是正确的，是主人公论坛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难得的好文章之一，在此，向雷运河先生辛勤的劳动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