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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运河 山东省济宁地区文革传记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反“二月逆流”大搏斗的战歌
一、一石激起千层浪
济宁地区革命造反派在“一月革命”的推动下，一举夺了中共济宁地区委员会、济宁地区行政公署的权。“一月革命” 这块大石头激起的千层波浪，影响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既有汹涌澎湃、万马奔腾的革命浪潮，也有旋涡、险滩和暗礁；既有冲决“封、资、修”的洪流，也有淹没人民生命财产的恶浪。
政治斗争，归根到底是政权问题。毛主席经常教导革命的人们：“世界上的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护他们的政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然是政治大革命，必然要进行夺取斗争。问题是由谁夺权，夺谁的权。在这个问题上，即使文化大革命过去了二、三十年，残酷的资本主义复辟现实已使大家比较认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是“非常及时的”，具有“伟大的意义”，但也不一定，甚至不愿意认识清楚，有的认识还是错误的。之所以出现这些差异，除了认识水平上的不同，归根到底还是一个“私”字在作怪。他们把“权”跟个人利益已融为一体，“一月革命”要夺权就是要触及了他们的利益根本，平时口头上说的，大会上讲的，什么“自己革命完全为人民的利益，为了共产主义的实现，”既然如此，那么只要符合革命目标，谁掌权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那么革命造反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生力军和先锋队，毛主席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就是理所应当的。毛主席在“一月革命”后一再指示：“夺了再说”。意思是不管原先是不是党内走资派掌权，先由革命造反派把政权夺过来，再逐步发展、巩固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政权。既然如此明确，为什么还会出现问题，掀起了那些波澜呢？
先看中央上层。即使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存在糊涂：他在首都十万人声援上海“一月革命”的大会上说：“我们只能夺黑帮分子的权，。。。。。。对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干部，不能笼统用夺权这个口号。这个口号打击面太宽了。。。。”
毛主席随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评陈伯达：“书生气十足，不懂得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政治斗争，不从政权上解决问题，就是头号大傻瓜。”并说：“上海的夺权经验很好嘛，当前的任务就是夺权。政权再不能停留在走资派手里了，那样下去，文化大革命运动还会夭折。”
经过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毛主席最后总结说：“对于干部，不同类型分别对待，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现在的任务就是支持左派把权夺过来。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上海的夺权，就给这场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反击，创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的经验,他们提供了正确的方针、政策、组织形式和斗争方法。这正是值得全国党、政、军、民各界学习的，值得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的最重要的东西。”
毛主席的这些教导，对掌权的干部尤为重要，政权是人民的政权，人民批评你没有掌好权，把权从你手里夺过来，这是天经地义的。等到你认识了错误，接受了教训，又具备了掌好权的条件，人民又会把权交给你掌握，这不正是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任何革命的本质区别么？这不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谆谆教导的么？
为了适应夺权斗争的形势，毛主席在1967年1月21日给林彪写信：“要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又及：以后凡有真正革命左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实际上早已介入了。此事应该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指出：“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同时《决定》中还说：“重申人民解放军不能成为一小撮走资派的防空洞。”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一系列指示的指引下，1967年1月中、下旬，全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夺权斗争出现了可喜的局面。1月14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太原市委、市人委的一切大权；1月22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庄严宣告成立；1月25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1月31日“黑龙江红色造反者”宣告“夺权委员会”成立。这些夺权斗争，《人民日报》都作了报道，并发了社论，表示支持和祝贺，也得到了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支援。
至此，似乎夺权问题解决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
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就是革命造反派，就是反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刘、邓工作组，斗刘少奇、邓小平及各地党内走资派、当权派的积极分子，这一点认识并不一致。毛主席和中央文革一种观点，刘、邓及其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又是另一种观点，还有大量的认识不清的中间派。
单就军队上层领导人就有以下言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说：“这回我们派上用场了。大夺权以来，全国到处混乱得一塌糊涂。连大军区小军区都受到冲击，军队不表态的确不行了。”这是把“一月革命”风暴，把文化大革命中的夺权斗争看成“混乱得一塌糊涂”，把革命造反派到军区要对躲在部队的走资派进行批斗说成“冲击军区”。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说：“各地都有一帮右派在造反，他们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又说“对于那些敢于向无产阶级专政宣战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决不手软。”“右派造反”这是污蔑革命造反派的老调，所谓“哄抢档案……”是强加给革命造反派莫须有的罪名，对革命造反派实行“镇压”“决不手软”才是目的。
在军队和国务院都很有影响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对军委副主席陈毅说：“陈老总，咱们可不能只是发发牢骚就算了，底下的群众斗不赢他们，我们上头得斗跨他们呀，不然，他们更是无法无天了。”“中央文革小组天天喊着群众运动，群众运动,为什么上海就不准给张春桥提意见？”谭震林口中的群众是反动组织“联动”中的高干子弟，是保党内走资派的受蒙蔽的群众，他的天就是官僚特权统治，他想反对张春桥，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否定夺权斗争。
从湖北麻城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军队领导人李先念，当时在国务院工作，他说：“中央文革小组不伦不类，本身就是一个奇奇怪怪的组织 ……再不给他们点措施，中国就彻底乱套了，……”攻击中央文革小组是整个十年文化大革命斗争中的一条主线，因为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具体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肯定文化大革命，就应该肯定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功绩。
陈毅说得更加露骨：“怀仁堂这边我和谭老板（指谭震林）打冲锋，军委会议那边有叶帅、徐帅。你们放心吧。大家等待的就是时机，现在冲锋号已经吹响了，我们不上阵冲杀还行吗？”他们为什么冲锋？因为已开展了夺权斗争，官僚特权可是贾宝玉脖子上的石头--命根子，你们革命造反派可是夺不得的，你们要夺，我们就拚命。
时机终于到了。
以徐向前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军委个别人借着贯彻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又于1月28日制定了“中央军委八条”。“八条”从字面上看是好的，但加重强调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一面，为党内走资派利用军队支左之机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找了借口。所以在1967年4月6日中央军委又制定了“十条命令”，毛主席说：“过去的（八条），现在的（十条），结合起来是对的。左派起来了，对立面也起来了，这也不要紧。有点反复有好处。”
第二个时机是，1967年2月16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上演了一场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肯定还是否定以中央文革小组为首的革命造反派（即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大辩论。
现在把山西作家师东兵在《文化大革命纪实系列》②中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主要发言摘录如下：
谭震林拍着桌子大骂：“你们（指中央文革小组）的目的，就是专整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革命到头来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现在高干子弟统统挨整（指镇压‘联动’），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你们所谓的群众是什么？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反革命！”“我跟毛主席跟了40年，到41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该参加革命，二不该加入共产党，三不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让你们这些人跟着他干去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我就是和你们斗，我还有三千御林军。”
陈毅气得脸色发青，哆嗦着嘴唇说：“这一次（指文化大革命），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我看不仅这次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林彪同志1966年国庆讲话（是经过毛主席亲自批阅的--引者注）也有问题，什么叫‘反对革命的路线’，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广大干部，……”
李先念说：“现在可以说全国范围内都在大搞逼供信。不但老干部们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把‘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打成反革命就是证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全国处处搞路线斗争，把许多老干部都伤害了。”
叶剑英说：“我搞了这么多年革命，从来没见过什么大串连，……我根本不赞成！”
余秋里说：“我主张一定要彻底批判这种反动路线（指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做法--引者注）,不然就没办法继续工作。”
徐向前说：“中央文革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五条指示也不正确。”“连国民党都没达到的目的，他们（指中央文革小组为代表的革命造反派--引者注）达到了。”……
这次怀仁堂会议之后，以上发言者纷纷行动，向自己的部下鼓劲，向自己的同事吹嘘“打了一个大胜仗”。徐向前更是以全军文革小组长的身份向各地打电话，让支“左”人员放手大干吧，“现在有了尚方宝剑（指中央军委八条），左派右派由你们定，他们自封的不行。”
正是在这种气氛下，第一次支“左”开始了。
正如毛主席的女儿李纳说的：“现在左、中、右的界限很难划分。一般来说，各地军区或驻军都把听话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多的、出身好的多的、复员转业军人多的、拥护军队的群众组织作为左派来支持，而把那些敢打敢冲最早起来造反的革命派当作右派来镇压，所以革命又有夭折的危险。”
于是，青海的赵永福（青海军区副司令）在叶剑英的支持下，操纵保守势力，对青海省已被革命造反派夺的权进行反夺权，残酷镇压和大规模逮捕革命造反派，制造了1967年“2 ·23”惨案；
四川的李井泉，与邓小平关系特别亲密，每次上北京都给邓小平送礼，听到邓小平被批斗，早就窝着一肚子火，这次闻风而动，开始了四川全省的“二月镇反”，出动军用飞机散发传单，甚至下令开枪打死了红卫兵；
在内蒙古，迫害革命造反派的材料怵目惊心；
……
1967年1月底，济宁军分区贯彻“中央军委八条”的会议由军分区政委E主持召开。E与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地委书记B关系密切，早就对革命造反派整天批斗B感到不满，只是出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禁令，没敢公开站出来支持B，不过对B及济宁地、市被批斗的当权派，竭力给予保护，千方百计提供方便，并且让在济宁二中上学的儿子注意学校动向，反映学校情况。他预感到军队有一天会出来稳定形势。
当听到济宁地区革命造反派在“一月革命”影响下，夺了济宁地委、济宁行署的权，E非常气愤，拍着桌子说：“这还了得，真是翻天了！”
所以，毛主席说，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是假的，实际上早就介入了，关键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
在军分区这次会议上，E带头分析了济宁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认为“红劳”（济宁地区最大的群众组织）势力太大，革命造反派人数太多（占80%以上），不能象别的地方那样把革命造反派统统镇压下去；再加上中央支持青岛的王效禹造反，使得山东的革命造反派占了上风。所以必须采取分化瓦解的方法来对待已经夺权的革命造反派，这样才能保护以济宁地委书记B为首的当权派使他们尽快参与领导济宁地区的工作，从而维护济宁地区的稳定，不让“右派”翻天，不使一些大大小小“野心家”的阴谋得逞。根据这个基调，制定了几条措施：尽量把被批斗的当权派都解放出来，支持他们领导本地区本单位的工作；对群众组织衡量的标准是：凡是听本单位领导话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多的，出身好的多的复员转业军人多的，能够拥护军队支左人员的工作的群众组织就是左派组织。那些敢打敢冲最早起来造反的人，不是“有点么”，就是“为点么”，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再不就是野心家，他们的组织必须解散；对于闹得比较凶的济宁一中、济宁二中等学校的学生，特别是高中学生和教师必须进行批斗和镇压；对济宁“红劳”中的工人造反派头头，影响大的先稳定住，尽量做好转化工作，使他们改变革命造反观点；对其他革命造反组织的头头一律镇压，决不能手软。要求所有参加支左的人员，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必须心明眼亮，决不能发慈悲。
以E为代表的济宁地区第一次支左人员，就是带着这种观点，按照事先定好的框框，以军人的纪律和雷厉风行的作风，介入了济宁地区1967年二月份的文化大革命。他们的思维方式仍是套用“57年反右”的习惯作法，他们的认识仍受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束缚和禁锢，他们的思想观点仍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刘、邓工作组的那一套。
1967年二月济宁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天空乌云密布，形势十分严峻。
二、革命造反派的劫难
“为什么要造反？”对于每个参加革命造反派的人来说，都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现成的答案就摆在那里：“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但细究起来，答案就决不是那么简单。
任何活动，特别是重大的政治活动，参加者的行为一定是外因通过内因在起作用。“毛主席的号召”是个强大的外因，但“响应不响应”,以及“怎么响应”，完全由个人的内因决定。
保守组织的群众也说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他们常挂在口头上的语录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而他们理解的“党的领导”就是“各级党委的领导”，就是“各单位党的书记的领导”。
革命造反派则不然，他们认为“党的领导”应体现在“正确的政治路线的领导”，应体现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党的领导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地主阶级、打到官僚资产阶级，建立新中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党的领导是“对工业、农业、商业及其他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消灭私有制”；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逐步深入的时候，党的领导是“狠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各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巩固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到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的领导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支持和带领群众向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斗争，并革他们的命，夺他们的权”。如果各级党委的领导人能够做到“正确路线”在革命不同时期的要求，能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那么他就能代表“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否则他就不能代表党，只能代表他自己，只能代表“错误路线”，就应受到批判和抵制。这是革命造反派（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与保守派的根本区别。
当然，革命造反派的上述认识，只是就整体而言。各人参加革命造反的思想决不都是上述认识的觉悟程度。不过，达到上述认识的应该是革命造反派的本质和主流，代表了革命造反派的方向。那种由于本身受压（如出身不好，表现不好而受歧视，受批评；或者错误领导造成的受压、受迫害等。），个人利益达不到目的（如不能入党入团、工作不如意、不能当干部，等。），外界因素的影响（家族、派别、小团体，等。）而参加革命造反的大有人在。事实证明，抱着不纯动机参加革命造反的人终究会被历史淘汰——文革中一次次反复时的叛变者、真心忏悔者、彻底投降者；资本主义复辟时的拥护者、高唱赞歌者、助纣为虐者、贪污腐败者、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等等。
当1967年“二月逆流”到来时，济宁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就发生了第一次分化。一部分参加夺权的革命造反派头头，受到以济宁军分区政委E为首的支“左”人员的强大压力,得到 “可以继续留在革委会”的许诺,还有各种利益的诱惑；而绝大多数坚持自己的观点、革命造反决心坚决的革命造反派群众，被支“左”人员视为“捣乱分子”“右派分子”“野心家”“反革命分子”，受到了残酷的镇压。
镇压的手段不外乎以下几种：
1、 大造舆论，彻底否定革命造反。支“左”人员通过召开大会，利用全副武装的宣传车，印刷传单，小会谈话，宣讲“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就是暴露牛鬼蛇神，就是让资产阶级右派跳出来表演，就是抓个人野心家”等歪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谛的谬论，并声嘶力竭地质问群众“你们造谁的反，革谁的命？你们造无产阶级的反，革共产党的命，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行为！”迫使广大革命造反派低头认罪，承认跟错了人，走错了路，上了坏人的当。这时保守派趾高气扬，以保当权派（包括走资派）为荣，以“遵守纪律”“服从、听话”为荣，从而更加坚定了保当权派（包括走资派）的决心，认为“当权派（包括走资派）是打不倒的”，“各级党委是执行正确路线的”，“解放军（只是个别支左人员）说话最管用，听支‘左’人员的话没错”，并自我吹嘘：“保皇派不好听但管用”（确实管用，济宁一中一个保守派的头头，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党内走资派就许诺她以后可以到济宁市委当干部，后来果然实现了）。
所有这些舆论，都颠倒黑白，混淆了是非，否定和歪曲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2、1967年2月10日，济宁军分区支“左”人员大逮捕开始，全副武装的人员，开着汽车，高音喇叭播放着“镇压反革命”的宣传，如临大敌一般来到各单位进行逮捕革命造反派。
据统计，光济宁二中就逮捕了14名红卫兵负责人和革命造反派观点的群众，济宁一中有八人被捕，十几人被传讯，整个济宁地区逮捕了1150余人，有数百人直接投入监狱，有的关押长达两个多月。
在监狱里，革命造反派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凡是不低头认罪，不承认“造反是错误的”，不承认“有个人野心”，不是拳打就是脚踢。有一位工人革命造反派杨××，因为坚持认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是不承认有任何错误，结果被戴上重刑犯才戴的脚镣手铐，手铐被嵌入肉中，勒住手脖骨，出狱后很长时间肌肉腐烂，至今留下深深的疤痕，落下终生残疾。
3、全济宁地区有数万名革命造反派观点比较明朗，造反精神比较坚决的人，不论是不是头头，一律打入另册，作为审查对象、帮促对象，让保守派的骨干和听话的干部去做转化的工作，叫这些人“迷途知返”，并内定为“不可重用的人员”，即使原先是党团骨干，也因为造反丧失了政治生命。
4、全济宁地区有数千名大大小小的革命造反派头头被批斗，勒令写检查、写“请罪书”，低头“向毛主席请罪”，有的还需享受“低头、弯腰、挂牌游街、剃阴阳头”的待遇。
5、凡是家庭出身不好或本人有这样那样问题而又参加了革命造反派的人，是打击的重中之重。本人被逮捕、遭殴打、受批判、受凌辱不算，还要株连家庭、亲属，抄家封门更是屡见不鲜。
6、凡是支“左”人员认为是“重灾区”，如济宁一中、济宁二中，各县一中，济宁电力二处、济宁第二印刷厂等单位，都多次派全副武装的济宁军分区宣传车，配上高音喇叭，去游行示威，高呼“镇压反革命”的口号，以起到威慑的作用。
7、有的革命造反派刚刚从外地串联回来，连家也没有回，就被逮捕，被批斗、被隔离审查。有的直接拉到军分区，关进黑屋，用手枪顶着脑袋进行威逼恫吓，不承认“错误”的不给饭吃。
8、就是对投案自首的革命造反派也不放过。如济宁一中几位高中学生，被捎信说：“你们赶快去军分区请罪，否则就逮捕你们。”这几个人为了逃脱被逮捕的厄运，不得已去了济宁军分区。一位参谋人员见了他们又批又骂，还拿出手枪威吓，逼着写了“请罪书”，“保证书”，后又被关了一夜，第二天才放回去。
9、济宁地区在1967年二、三月份有数百名革命造反派不堪忍受批斗和镇压，惧怕各种威胁，被迫逃走他乡，成为“盲流”，成为“乞丐”，甚至逃入东北森林、新疆戈壁滩，成为“黑人”。时间最长的有几年，短的也有一两个月。
10、用强行“恢复上课、维护秩序”“加重生产任务，严格严肃纪律”等手段，来对付学校师生和工厂工人的革命造反情绪。谁稍有反抗，立即遭到加倍惩处。
11、随意宣布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在1967年的二月到三月，短短二十多天，全济宁地区就有大大小小近百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为镇压群众制造了借口。
12、在济宁军分区政委E的策划和鼓励下，泡制了革命造反派冲击军分区、冲击武装部、哄抢国家档案的谎言，给革命造反派安上了“莫须有”的罪名，煽起不名真象的群众对革命造反派的敌视。
1967年二月这股反革命复辟逆流是从上层掀起的，到达济宁地区是愈演愈烈。无论是否是被所谓支“左”人员分化的革命造反派，都遭到了一场真正的劫难，有的是精神上的，有的是肉体上的，有的既有精神上的又有肉体的，还有物质上的，家庭、亲朋好友方面的。这场劫难的制造者仍然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不过这次是与地方上的党内走资派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济宁军分区内的党内走资派在前台指挥罢了。而制造这次劫难的群众基础仍然是官僚特权统治下形成的保守派。
三、认识“复辟逆流”
毛主席和群众心连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和革命造反派心连心。每当革命造反派受压制受迫害的时候，毛主席都及时地给予解救，给予支持；每当文化大革命面临转折关头，毛主席都指明道路，让革命造反派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毛主席是革命造反派的靠山。
1967年的“二月镇反”，马上反映到党中央，反映到毛主席。
周恩来认识到“有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虽然晚些，但意义重大：一是他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对全国文化大革命负有直接领导之责，二是他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影响着，代表着中央那部分热衷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老干部。
在1967年三月份，周恩来关于“复辟逆流”的讲话有四次，前三次都是在中央召开的军级干部会议上讲的。第一次，3月20日，周恩来谈到当前形势时说：“现在有一股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第二次，3月24日，周恩来给军队支左干部讲：“目前主要是反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第三次，3月27日，周恩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的发言插话中说：“到夺权这个阶段，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是主要的斗争目标。”第四次，3月28日夜，周恩来在接见国家机关二十一个单位的代表时说：“这次夺权是1949年夺权的继续，这次夺权是最彻底的。”这样就肯定了“一月革命”中的夺权斗争，反击了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周恩来的这些明确讲话，有力地推动了革命造反派英勇地进行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
其实，最早发现“复辟逆流”的是江青。早在1967年1月下旬，江青与《解放军报》革命造反派座谈时说：“你们发觉没有，军队支左以后，各地的造反派都遭到了残酷的镇压。许多造反派纷纷向中央文革求救，你们应该下去调查一下是什么原因。”“中央是有那么几个人，明里暗里捣鬼，作小动作。”并说：“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根本不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是什么。过去搞了多少场运动，总是他们在整人，上面整下面，一级整一级，所以那种革命好干。现在发动群众来整他们自己，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所以他们就不干了，变成阻力。”
毛主席觉察到“复辟逆流”的严重性是从1967年2月16日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人“大闹怀仁堂”这件事上。
关于“大闹怀仁堂”，毛主席在2月18日召集周恩来、李富春、康生、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叶群等人，非常激动，非常气愤地讲过以下这些话：
“我听说2月16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上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嘛！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做了大量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
“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
“中央文革小组坚决执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如果打分的话，我看可以打九十七分。你们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
“你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新上井岗山重新闹革命。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组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行，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就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们把江青、伯达枪毙，康生充军，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下总行了吧！这下就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吧！”
“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答应么？谭震林、陈毅都是老党员，为什么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呢？”
“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解决！”
从毛主席以上满含感情、旗帜鲜明的讲话中，我们体会到：①1967年2月那股“复辟逆流”确实是从中共上层掀起的。②“复辟逆流”的目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恢复到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统治。③表明了毛主席反击这股“复辟逆流”的决心。④毛主席的有些话不幸被10年后的历史验证。⑤当年，毛主席从心里还是想挽救“大闹怀仁堂”的人。
毛主席不光作了以上讲话，还立即让周恩来安排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这股“复辟逆流”，批判、帮助、教育谭震林、徐向前、陈毅等人。随后又于1967年3月开始安排召开军级以上干部会议，解决支左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推动全国的反“复辟逆流”运动，毛主席2月28日在天津市小站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材料上正式批示：全国都有复辟资本主义的逆流。
3月9日，毛主席又让陈伯达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他的批示：“自上而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造反派）迎头痛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一九六七年三月底，毛主席又指出：二月那股逆流要批，要和刘、邓路线结合起来批。
直接代表全国各地受到镇压的革命造反派在中央会议上进行控诉的是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
江青在1967年2月26日开始的批判谭震林、徐向前、陈毅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你们（指谭、徐、陈等人）实行打击一大片干部的路线，甚至不惜把这些嫁祸于中央文革，挑动军队和中央文革对立，制造混乱，瘫痪国家政府机关，你们安的什么心？你们借口‘保护老干部’实际上是死保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你们借口保护‘高干子女’，实质上否定红卫兵，为‘联动’翻案。现已查明，贺龙就是‘联动’的后台之一，他不光有言，而且有行。他的家供‘联动’分子开会，他的汽车成了‘联动’的交通工具，他还为‘联动’提供了大量经费。”当说到革命造反派被镇压的情景时，江青流泪了：“你们（指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叶剑英等人指使的所谓‘支左’人员--引者注）开枪打死的红卫兵中还有不满18 岁的孩子，他们响应毛主席‘造反有理’的号召，刚刚走向社会，不是死在战场上，不是死在敌人的枪弹下，而是死在人民子弟兵的枪口下，你说他们是怎样看待这件事？你们剥夺了革命群众造反的权利！毛主席说‘革命无罪’，‘大民主无罪’，你们为什么不听？你们为什么要镇压我们的孩子？就凭这一点，说你们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点也不委屈你们！为了这些无辜牺牲的红卫兵，我恨死你们！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就是要为革命小将做主！”
康生的发言：“2月16日，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同志大闹怀仁堂，实际上代表着党内的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社会上不甘心灭亡的牛鬼蛇神的利益，是一股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个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谭震林口口声声保护老干部，那么这份火烧司局长以上干部的文件是不是你搞的？”周恩来接口说：“是谭震林搞的，这实际上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对这个文件我也有责任，没能把好关。”
陈伯达、戚本禹、关锋也先后发言说：“青海、四川、内蒙古等地出现严重镇压革命造反派的问题，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个别的现象，是自上而下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逆流，这个逆流的后台就是 谭震林、陈毅、徐向前，还有一些和他们思想体系保持一致的人，他们说了刘少奇、邓小平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他们做了刘少奇、邓小平想做而不敢做的事，说他们搞复辟逆流一点也不过分。”“谭震林在农林口搞了个‘一、一七’假夺权，完全是他一贯的形‘左’实右的翻版！”“徐向前、叶剑英直接插手支持了青海的赵永福、四川的李井泉，镇压革命造反派！”
济宁地区的干部，包括当地驻军的负责人中，也有不少人认识到“复辟逆流”，甚至济宁军分区支左人员中，各县武装部领导人，也有很多不同意济宁军分区政委的一些做法，认为不符合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的教导。如果把革命造反派都镇压下去，谁还敢搞“大民主！”那还不成了“一言堂”，那跟不搞文化大革命还不是一个样？只不过这些意见和想法他们没有说出来。地方上的干部还在靠边站，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军分区、武装部的干部、战士有绝对服从的习惯，不敢公开违犯纪律。
真正为济宁地区“复辟逆流”焦虑的干部中有济宁地委常委A。A曾为“一月革命”高兴过。每天阅读报纸和收听广播是A20多年养成的习惯。每次看到听到关于“一月夺权”的消息和文章，他都反复阅读，反复收听，认真领会精神实质。通过“一月革命”，A基本上理解了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的意图。
对于这场没有硝烟的革命，别人只看到“乱”，A却看到了“治”。他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社论和文章中，在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夺权问题的最新指示里，他看到文化大革命正沿着“联合--夺权--解放干部--打倒私字--巩固政权”的正确道路进行。可就在这个时候，济宁军分区的支“左”人员开始镇压革命造反派，打乱了文化大革命的进程。A想，毛主席的本意是让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一是经受路线斗争锻炼，二是支持革命造反派搞好大联合，夺好权掌好权。为什么叫支左？就是让解放军去支持左派广大群众。那么，如何分辨群众组织的左和右，就看部队官兵，特别是支左部队的负责人的阶级觉悟，路线斗争觉悟，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你如果站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你就会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动乱，是右派翻天，是个人野心家跳出来，夺老干部的权；你如果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就会认识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走资派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罪恶企图，你就会为革命造反派的行动叫好。
济宁军分区，作为地方武装，与当地走资派、当权派，一直休戚相关。如果不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他们理所当然地应站在受批判的当权派、走资派一边。但A没有想到济宁军分区政委E这么狠心地去逮捕革命造反派，残酷地镇压各学校造反的红卫兵学生。他愤怒了，尽管他的愤怒只能和地委付书记C等个别人交谈、表达，但他看不惯地委书记B一伙人听到逮捕造反派兴高采烈、手舞足蹈的样子，并且坚信毛主席一定会出面制止这种倒行逆施的镇压，文化大革命一定不会开倒车，历来镇压群众都没好下场，A认为E在步刘、邓和济宁地委书记B的后尘。
果然，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肯定了山东的“二·三”夺权，以及山西、黑龙江革命造反派的夺权，并提出了革命的三结合问题——革命造反派的群众代表，革命干部的代表，军队代表联合夺权、掌权的问题。这样，就更加坚定了以A为代表的革命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坚信党中央、毛主席会对军队支左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解决，人民解放军会真正支左的，济宁军分区的错误做法一定会得到彻底纠正。他们决心站到革命造反派一边，一起反击“复辟逆流”，夺取济宁地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四、军队的转变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一致批判了谭震林，徐向前、陈毅等人大闹怀仁堂的错误，中央上层的斗争急转直下，完全成了一边倒的形势。
尽管不能说谭震林等人都从思想深处认识了“为刘邓路线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复辟逆流”的错误，但表面上，有的几次痛哭流涕地认了错，有的认认真真、反反复复作了检查，有的发誓再也不敢坚持自己的错误做法。他们都一致表示，好好学习，听从毛主席的教导，努力紧跟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这次批判会进行二十多天。没有一个人不站出来批判他们三人的，连叶剑英等人也作了检讨，开始向中央文革靠拢，都不敢和他们三人说话了。会议结束时，有人提议，把这次批判会的材料作为文件，发给军以上干部学习。毛主席没有同意，因为里面有的问题牵扯到周恩来总理。
1967年3月20日，中央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明确宣布：今后对支左工作中支了右的情况，中央决不姑息，一定严肃追究责任。
实际上，这次军以上干部会议是个转弯子会议。会议首先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学习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一些文件精神，纠正了对“乱”的错误看法。会议指出：文化大革命经过表面上的一个乱，把党内走资派，把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打得狼狈不堪，把牛鬼蛇神都暴露出来了。在这个乱的过程中冲杀出来的红卫兵革命小将，革命造反派，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必须正确对待，大力支持，即使他们身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也要在运动中逐步克服，通过“斗私批修”来解决。决不允许受党内走资派的指使，随便抓人，更不允许开枪。
会议同时通过具体解决地方问题，来提高支左人员的路线斗争觉悟，提高识别真假左派的能力。在会议期间就彻底解决了青海问题，认识到青海“八一八”是革命造反派，必须支持他们同革命干部和军区领导刘贤权等人的联合夺权。从而为全国支左工作树立了样板。
为了尽快解决军队支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高支左人员认识水平，1967年4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连续下达文件，《人民日报》随即发表了社论。
4月1日，中共中央下达一一七号文件，指出：“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文件强调指出：“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强迫群众请罪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严禁假借‘镇反’名义、镇压革命群众。”在文件中，毛主席特意加了这么一段话：“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请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都看得太严重了。”从毛主席加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他老人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和真正的群众观点，这与当时和后来的修正主义做法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
社论在历述了红卫兵革命小将在文化大革命前一阶段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之后说：“革命小将的英雄业绩，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他们不愧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他们始终体现了革命的大方向”。“如何对待革命小将，是如何看待几个月来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问题，是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阶级立场问题。如果否定革命小将，便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打击革命小将，便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社论在分析形势对时说：“一小撮刚刚被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板派，并没有死心，他们惊魂稍定，立即同各种反动势力结合起来，掀起一股反革命的复辟逆流。”
社论最后说：“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革命小将玩弄阴谋诡计，在革命小将之间播弄是非，拉一批，打一批，妄图分裂革命小将的队伍，将革命小将引向邪路。同时，他们贼喊捉贼，把那几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一贯主张的在干部问题上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政策，强加在革命小将头上，打击革命小将。他们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操纵已垮台的保守派组织进行翻案活动，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他们这样做，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否定前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对于这股逆流，我们必须坚决回击，彻底粉碎！”
1967年4月6日，经毛主席批示“很好、照发。”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正式颁布。
《十条命令》防止了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势力的反扑，更加明确地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这些中央文件和《人民日报》的社论，有力地推动了军队态度的转变，确立了军队支左的大方向。
在山东、在济宁，情况也在发生变化。
由于山东的“二·三”夺权得到中央承认，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也表态“坚决支持”。但地方军分区，县武装部与本地当权派有着共同的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支左支错的，受党内走资派影响的，还一时转不过弯来。所以济南军区决定调换支左部队，由与地方当权派少有瓜葛的野战部队接手支左工作。
于是，济宁地区的支左工作开始由野战部队的师级单位6185部队接替，各县也由相应的野战部队团级单位负责。为了支左工作的连续性，个别认识好的，真正支左的第一批支左人员也留下一部分继续协助工作。
但是，以济宁军分区政委E为首的主要支“左”人员并不认为自己支左错了。E顽固地认为：对反革命分子（实际上是些革命群众）就应该镇压，决不应该支持那些不听话的革命造反派去乱批乱斗济宁地委、济宁行署和济宁市委、市政府的负责人。
所以，济宁地区纠正前段支左错误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E领导的支“左”人员迟迟不撤出，新的支左人员无法接替。这样，从一九六七年四月到九月份，济宁的问题一直无法得到解决。虽然迫于压力，从4月下旬开始，E不得不陆续地无条件地释放了被逮捕的大量的革命造反派和个别的一般群众，但每次放人都要堂而皇之地宣称：“逮得有理．放得也有理”，“抓得对，放得也对”，等等。并且，E等人还对他们支持的一部分群众组织（原先的保守派和后来分化出去的少数造反派）作了布置，给他们撑腰打气，让他们继续坚持自己斗争的大方向，“你们没有错”，“我们是永远支持你们的。”
路线斗争，在中央，有毛主席亲自出面，比较清楚，也比较容易解决；在地方，都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是非不易分明，解决起来相当缓慢，没有反反复复的斗争是不行的。济宁地区的支左工作正是这样。无论是济宁军分区，还是驻济宁地区的野战部队，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两条路线斗争都很激烈。何况，原先的地方当权派，不是地委书记、专员，就是市委书记、市长、县长，现在一下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有的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有的犯了走资派的错误，有的成了顽固不化的党内走资派，部队指战员总得有一个学习、认识、提高的过程。更何况，部队中也有象济宁军分区政委E那样的党内走资派，专门与文化大革命唱对台戏，和地方走资派沆瀣一气，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确实迷惑了不少人，也为济宁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曲折反复埋下了祸根。同时，济宁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受山东省受全国形势的影响和制约，虽然1967年4月份路线斗争阵线已十分清楚，但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想取得胜利，还有漫漫的征程。
正当1967年4月份，全国反击“复辟逆流”的斗争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中共中央上层的微妙变化，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联想。
1967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在北京举行了热烈隆重的庆祝活动。上午，毛主席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叶群一起乘敞蓬汽车接见群众。晚上，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庆祝游行的又增加了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之外的所有原中央领导人，当然包括了谭震林、徐向前、陈毅。
这些细节，对于关心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国内外的人们，具有各种各样的影响。知道内情的人认为，毛主席真伟大，对于反对自己、证明错了的人，一样团结在一起，共同工作。毛主席心中只有革命的大目标，决没有个人恩怨；他心中只想着为广大劳苦大众掌好权用好权，决不谋一丝一毫的私利。不知道内情的人认为，这些老干部是打不倒的，毛主席还要依靠他们保自己的江山，革命造反派不要再胡闹了。
对于参加过或了解中南海批斗会的人，或者认为，谭震林、徐向前、陈毅检查得好，已痛改前非，叶剑英等人反戈一击，检举、揭发、批判有功，所以也上了天安门城楼，甚至参加接见革命群众；或者认为，谭、徐、陈不会真心认错，只是迫于压力而已。正如陈毅在战争年代所说：“纠集旧部，东山再起。”现在最要紧的是先过关后报仇，只要保住头上的乌纱帽，以后就有机会。
对于叶剑英，大多数人认为他高深莫测：向毛主席表忠心最多，拥护林彪最积极，而每次暗地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总少不了他，如果暴露，又转得最快最巧妙。
无论人们有怎样的看法，作为一次政治事件，毛主席对“二月逆流”的处理，十分英明伟大，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斗争，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当然，亿万人民群众，是真心实意地紧跟毛主席的，毛主席怎么说就怎么办，毛主席怎么指示就怎么执行，听从毛主席的安排没错。那些受到镇压的革命造反派也长出了一口气，总算争了个理，总算被放了出来。
但此时济宁地区的革命造反派还必须进行苦斗，才能求得进一步的解放。
五、苦 斗
济宁地区自从1967年2月10日大逮捕之后，革命造反派陷进了万丈深渊。
春节刚过，新年的喜庆还洋溢在人们的心头，就传来了大镇压的消息：造反派错了；某某造反派头头被抓起来了；大汽车上站满了被五花大绑的红卫兵；大街上到处是广播“镇压反革命”的宣传车。于是，不少红卫兵小将遭到家长的责骂，说他们不好好学习，跟着坏人胡闹，落了个反革命的罪名。有的家长甚至把自己的学生关起来，不让出门，怕遭遇不测。
红卫兵小将，革命造反派，经过了半年多的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经了风雨，见了世面，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不惧怕镇压的。他们坚信，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时他们最爱唱的歌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黑夜里想你有方向，迷路时想你心里明”。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甚，反抗愈烈。
济宁一中几个革命造反派红卫兵，2月8日串连回来，感到校里校外一片白色恐怖。一块革命造反的同学都不见了，碰着个别学生也是耷拉着脑袋，有的老师象避瘟疫一样躲开他们。大字报栏已被风吹得七零八落，整个校院里冷冷清清。他们象刚从火热的战场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寒透肺腑。
这是怎么了？这是毛主席号召的文化大革命吗？
他们几个满腔愤懑，决心反抗一下，呐喊几声。于是找了纸张、浆糊、毛刷子，提着墨桶，连夜在济宁一中校门南边，太白楼的底座墙上，贴出大字标语：“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谁镇压文化大革命决没有好下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并且咬破手指，写下“造反到底”四个血字，贴在教室的墙壁上，以表示红卫兵小将的决心。
当然，这几个学生随后被支“左”人员监管起来，逼着他们写检查。
但，这是济宁市反击“复辟逆流”的第一声呐喊。
其实，济宁地区的革命造反派，除了被逮进监狱的需要进行特殊的斗争之外，大家一天也没有“老实”过。
他们在串连，在互相传递信息，在交换各自得到的外地大字报。剥夺了他们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他们就到处大唱革命歌曲，大唱毛主席的语录歌；让他们写检查，就满纸乱画，或者去抄写马、恩、列、斯、毛的文章，甚至作些恶作剧，画个大乌龟贴在别人背上；在学校里，红卫兵革命小将被勒令在教室里上课，他们就捣乱，让课上不下去，或者背毛主席语录，打乱他们的复课计划。有的革命造反派教师和革命造反派学生们互相配合，演双簧，使驻校镇压文化大革命的支“左”人员一点办法也没有。
时间不长，苦斗的济宁地区革命造反派开始冲杀出去--上访。由于山东省是革命造反派夺权、掌权，其代表人物就是王效禹。济南军区支持王效禹，王效禹与山东省四大革命造反派组织--山工总、山红指、山贫指，山东文艺造反司令部--站在一起，联合得很好。所以省会济南就成了受压的革命造反派向往的地方，王效禹也成了山东各地受压的革命造反派的靠山。“到济南去，找王效禹去”成了济宁地区革命造反派的共同心声。
从1967年3月开始，济宁地区各单位，各学校，各工厂，以及广大农村，两三人，十几人，几十人，甚至几百人的上访人员，穿梭不断地来到济南，来到山东省接待站，来到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他们提出的问题，从“革命造反对不对？”“我们的大方向是否正确？” “济宁军分区镇压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反革命组织？”到个人受压迫的情况，个别支“左”人员的凶狠和监狱人员的残忍的问题，以及保守派整我们的黑材料，党内走资派进行秋后算帐，等等。谈的人字字血泪，无不义愤填膺，饱含革命的激情；听的人也满腔热忱，给予理解，给予支持，给予帮助，给予解决问题，使上访者感到温暖，获得继续斗争的力量。
这些上访，这些控诉，使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济南军区了解了情况，上报中央。根据中央精神，省革委，济南军区下决心解决济宁地区的问题。
到1967年4月底 5月初，济宁地区所有被逮捕的革命造反派和一般群众，都全部无条件地陆续得到释放，并且在不同范围内召开了平反大会。于是，控诉会，批判会相继在各单位、各学校召开，革命造反派又绽出了胜利的笑脸。
这是济宁地区革命造反派在反复辟逆流中苦斗的最初成果。
但济宁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知道，有了政权才能保证他们不再受镇压，受迫害，并且，政权只有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才能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才能保证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死灰复燃，才能达到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于是他们开始向济宁军分区的支“左”人员在镇压了革命造反派之后成立的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发起冲锋。
革命造反派对这个济宁地革委，一开始提出的是“改组”：认为地革委中混进了走资派，执行了镇压革命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改组，把走资派，保皇派清除出去，把革命造反派充实进去。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地革委在党内走资派的操纵下，继续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革命造反派，指向站出来造反的革命干部，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了一系列武斗事件，于是最后被彻底砸烂，重新成立了革命三结合的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
这时候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利益，由济宁军分区以E为首的支“左”人员所代表，并由参加济宁地区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包括文革初期的保守派和被分化出去的革命造反派组织“红劳”中部分成员）来执行。即使在济宁军分区支“左”人员被撤出后，E仍安排一些人留在这些群众组织中进行幕后指挥。这种格局一直维持到九月底十月初。所以，正个反“复辟逆流”期间，革命造反派就是与参加和支持地革委的群众组织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斗争，甚至发生了武斗。
那么，为什么参加和支持地革委的群众会与革命造反派严重对立，非要斗个你死我活呢？除了党内走资派的暗地挑动和济宁军分区个别支“左”人员的公开支持，还有他们本身的原因：
1、他们参与了“二月镇压反”，很怕革命造反派有一天会对自己“打击报复”。
2、他们受当权派，特别是党内走资派的流毒很深，总认为革命造反派是“二等公民”，是“有问题的人”，现在居然成了反击复辟逆流中正确路线的代表，从心里不服气，看不起。
3、受“阶级关系不变论”的影响，认为自己出身好，根子正，“自来红”，就应该接班，就应该掌权，参加地革委是天经地仪的。
4、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文化大革命马上要结束了。“人跑长要昏倒，发动机开长了要拉缸、断裂。”党中央已发出“正确对待干部”，“实行三结合”的指示，毛主席作了“三·七”批示，学生要军训，学校要复课，工厂、农村要“抓革命促生产”，文化大革命搞完了，一切要恢复原样，“地委书记还是地委书记”，“市委书记还是市委书记”，“我们是红人仍然是红人”，“你们革命造反派也不看看火候，还这么闹腾，决没有好下场。”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他们集中到一点就是保住这个“在镇压革命造反派基础上建立的济宁地革委。”
而革命造反派的认识恰恰与他们相反。
革命造反派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对党中央的文革路线（当时的正统路线）跟得最紧。革命造反派认为：
1．我们与参加“二月镇反”、参与迫害革命造反派的群众组织之间，没有个人恩怨，有的只是路线之争。大是大非，必须搞清楚，也一定能搞清楚，否则搞文化大革命还有什么意义？
2．任何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任何群众组织也不是清一色。革命造反派组织和保守派组织都有出身不好的，都有个别有问题的人，但他们都不是头头。抓革命造反派组织所谓成份复杂的小辫子，是没有道理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判断一个人，主要应看路线斗争，这是新形势下阶级分析、阶级观念的问题。
同时，判定一个群众组织是革命的还是保守的，应该以是否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否坚定不移地进行无产阶级专下的继续革命。具体来说，又有其阶段性，这一个阶段是革命的，下一阶段可能是保守的。正如参加革命斗争的先辈一样，在打倒蒋介石的斗争中可能是干革命的，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可能是保守的。那么，有没有永褒革命青春永不褪色的呢？有，毛主席就是最光辉的榜样。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不但革别人的命，也要时时革自己的命，正如鲁迅先生说的更严厉地“解剖自己”，也就是毛主席说的“要斗私批修”。无产阶级革命信念，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它是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继续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策下的革命，直到消灭三大差别，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完整组合。
不能说，当时的革命造反派人人都认识得这么深刻，这么全面，但革命造反派的立场，观点，行动是符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准则的，反过来，只有完全符合这个准则，才是彻底的革命造反派，部分符合，在某一阶段符合，都愧称彻底的革命造反派。
1966年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次实践，这样的实践要反复进行多次共产主义革命才能成功。当然，每次实践过程也不会完全相同。那么，符合这次实践过程中要求的立场，观点，行动的，就是这次的革命造反派，符合其他次实践要求的立场、观点，行为的，就是那次实践过程中的革命造反派（也许那时不叫革命造反派）。但无论有多少次，每次的情况有什么变化，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方向不会变，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任务不会变，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大目标不会变。
所以，革命造反派不仅不是“二等公民”，“有问题的人”，而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是体现了文化大革命方向的先进人群，是受压迫、受剥削、受奴役的广大劳动人民中的优秀分子。
3．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家庭的人，受到一定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这是好的外在因素。但，革不革命，主要地还是看自己个人。如果出身好的人有优越感，有高人一等的思想，也会成为包袱，成为负担，阻碍自己继续革命。同样，出身不好的人，或者有这方面那方面问题的人，或者曾经受到错误领导迫害的人，固然其先天因素不好，极有可能进行阶级报复，或者进行个人报复，或者坚持错误立场，反对革命。但另一方面，如果这些人看到自身的不足，由受批评受迫害感到压力转化为去革命，由自身的所谓“不合理待遇”想到消灭剥削、压迫的重要性，认识到必须进行共产主义革命才能根除人间的不平等，从而压力变动力，未尝不可坏事变好事。
所以，保守派“阶级关系一成不变”的思想是错误的，“血统论”是反动的。只有符合唯物辨证法才是正确的，革命造反派坚持了这一观点。
4．革命造反派从一冲杀出来造反，就认定了毛主席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反右派斗争”，革命造反派决不是右派。毛主席一定会支持革命造反派，一定会把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决不会半途而废，一定会反对各种抵制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势力，一定会镇压那些“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案”的代表人物。
尽管毛主席的斗争策略会有变化，但他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进行着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探索和完善。毛主席是真正的最彻底的、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毛主席的怀疑就是对真理的怀疑。那些认为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上了毛主席的当，受了毛主席的骗的人，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偏激，就是阶级敌人的恶意攻击、诽谤、污蔑和陷害。没有对毛主席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坚定信仰，就不配当革命造反派。
历史的发展，证明了革命造反派认识的正确。有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不对，毛主席在世的时候，他老人家一直在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至于毛主席逝世后发生的巨变，那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而是整个共产主义事业出现了挫折。要说失败，那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的失败，作为捍卫中国共产党，捍卫中国社会主义纯洁性的一次伟大行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永放光彩。
5．革命造反派认为，改组（后来发展到“砸烂”）镇压革命造反派而建立起来的济宁地区革委会，不仅是为自己本身“正名”，也是为毛主席号召的“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正名”。
毛主席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突破了苏联斯大林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传统和常规，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让广大人民群众可以直接去揭发、批判、斗争上至中央，下至最基层的领导干部，这是空前的，这是伟大的创举。
不要说在斯大林当政的苏联不可能，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哪怕向当权派提一丁点儿意见，都可能视为“反党行为”而遭到迫害，成为挨整的对象。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走资派，就是利用他们手中权力，进行“奴化”教育，把各级干部“修养”成“驯服工具”，把群众培养成他们需要的奴隶。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不再通过党的上下级机关层层下达指示精神，而是通过“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把路线，方针、政策等等，直接地交给每位读者和听众，让人民群众独立地去理解、去认识、去执行。
当各级官员们对重要政治信息资源的垄断一经被打破，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们，便与中国数千年上智下愚，唯官是从的传统进行了最为彻底和最具革命性的决裂。
人民群众，特别是革命造反派们，不仅不再在官僚面前感到自卑，而且敢于向他们喝三道四，甚至还敢于从制度上考察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了，他们成了政治生活中的主人。这种革命造反精神正深入人心，革命造反派已成了一代敢于独立思考，时时关心国家大事，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新人。
对于这种革命造反精神，对于具有革命造反精神的一代新人，其积极意义，是怎么评价和肯定也不为过的。如果认为，利用镇压革命造反派而建立起来的济宁地革委是正确的，那无疑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是对革命造反精神的否定，也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更是对旧制度，旧传统的恢复。
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个地革委必须改组，它的错误必须彻底批判，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体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精神的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这就是济宁地区广大革命造反派，在1967年整个夏秋季节的战斗任务。
六、反“复辟逆流”中的武斗
对于复辟逆流中建立起来的地革委，是“革”还是“保”，形成了两军对垒的严重局面，引发了一次次武斗事件。
济宁市区比较严重的武斗事件有“五·一二”，“八·一”，“八·二五”，“一二·一”等，最严重的后果是死了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革命造反派。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武斗？
从表面上看，是两派群众之间的你争我斗，是争强好胜，失去理性的发作，甚至是私心私欲的膨胀，一切为了“捞稻草”（捞取个人好处），等等，也可以归结为派性，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等。
但，这不是发生武斗的根本原因。
早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毛主席就对发生武斗的问题作过重要指示：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发生的情况都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对于毛主席批示的理解，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组织工农反学生”。那么是谁“组织工农反学生”？当然是当权派，更明确地说是走资派为了保自己，保护那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不明真像的、具有朴素阶级感情的工人农民，去斗、去打那些向资反路线冲杀，向党内走资派造反的青年学生。
“武斗”，应该是双方的对打。“对打”才能称之为“斗”。而好多所谓武斗，只是工农斗学生，打学生；保守派斗造反派，打造反派。不明真像的工农、受蒙蔽的保守派，只是工具，只是被人利用的工具，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一小撮党内走资派。
2．“都是错误的”。这就给党内走资派挑动工农，挑动保守派斗学生，斗革命造反派，打学生，打革命造反派，不论有什么理由下了结论“都是错误的”。一开始，“工农”，“保守派”不明真像，那么毛主席的指示一下达，广大工农纷纷造反，站到学生一边，成为革命造反派的主力军，保守派已土崩瓦解，党内走资派日益孤立。
3．毛主席说：“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有的当权派听了，执行了，有的当权派不听，不执行，甚至变换手法，变换形式，继续挑动武斗，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成了“死不悔改的一小撮”。
济宁地区的当权派中，就有“死不悔改的一小撮。”这样说，一点也不冤枉他们。
从一九六五年底到一九六六年，他们已作过多次这样的表演：
批《孙安动本》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贯彻彭真的“二月提纲”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派驻工作组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和操纵保守派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到了1967年的“二月镇压”，大搞“复辟逆流”，更是“顽固不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派”，假“走左人员”之手，挑动群众斗群众。
现在，反复辟逆流中发生了武斗，发生了群众斗群众，是党内走资派这类行为的继续和恶性发展。请看下列事实。
1．济宁地区在“复辟逆流”中成立的地革委，几乎把地委的主要当权派都结合进去了，大都是犯了错误没作认真检查，其中有的就是证据确凿的顽固不化的党内走资派。他们参加地革委之后，就开始出谋划策，当幕后指挥、做黑后台，挑动原来的保守派群众，仇视革命造反派、去抓、去斗、去镇压革命造反派；分化原来的革命造反派群众，用“封官许愿”，把一部分革命造反派群众拉上保护他们自己的战车，成了向广大革命造反派“冲锋陷阵”的马前卒，成了牺牲品，成了炮灰。
2．济宁军分区政委E本身就是一个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与济宁地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B沆瀣一气，执行刘、邓反动路线，干了不少坏事。革命造反派对B的批判，也触动了他，“兔死狐悲”。这次以支左为名，向济宁地区革命造反派大开杀戒，犯下了累累罪行。
当上级命令他转变态度时，他阳奉阴违，极不情愿地放了逮捕的革命造反派，应付公事地、象征性地给革命造反派平了反。但还是极顽固地说：“抓的对，放的也对。”并告诉地革委中的群众代表：“好好保护地革委这个新生事物。”“军分区支持你们。”“你们好好干，有什么要求及时提出来，我们会尽量满足。”在上级命令他撤出支左工作之后，他暗地里留下少量参谋人员，分散在保地革委的各群众组织中，挑起这些组织和革命造反派进行武斗。所以说E是济宁地区陈再道式的人物。
最能证明全国武斗是党内走资派挑起来的事例，当数武汉“7·20”事件。1967年1月底二月初，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工人总部”，“二司”等组织夺了湖北省的党政财文大权，武汉军区的支左指挥部也给予支持，形势一片大好。但党内走资派王任重、陈再道硬是跳出来，一个在幕后，一个在台前，命令支左人员不许支持革命造反派，扶植起保守组织“百万雄师”，发给他们枪支弹药，并派军队和他们一起战斗，把革命造反派打得跑的跑、散的散、逮的逮、关的关。甚至把中央派去解决问题的人员也扣压起来。把毛主席住宿的东湖宾馆也包围起来。事情闹得如此严重，陈再道竟胡说：“这是群众的事，我也没有办法。”这就是走资派挑动武斗的一贯伎俩。
面对党内走资派挑起的武斗，济宁地区的革命造反派毫不畏惧，而且斗志昂扬，劲头十足。因为真理在革命造反派一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革命造反派。从1967年1月到7月，毛主席发表了许多指示，都是直接出面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两报一刊的社论和文章阐述了毛主席的这些批示精神，旗帜鲜明地支持革命造反派。并且，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山东省的“工人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也公开地、非常坚决地支持济宁地区的革命造反派。
当然，这些支持和指导，不是让革命造反派去斗保守派群众，济宁地区的革命造反派也没有挑起武斗，而是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狠狠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有人会说，都是革命造反派闹事，才挑起了武斗，不然，在各级领导的安排下，老老实实地进行文化大革命，哪会出现这些问题？
这样说，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因为这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陈词滥调。
当年共产党闹革命，地主老财和资本家，不是也指责革命群众闹事，不安分守已吗？不是也咒骂共产党是“土匪”，是“暴徒”吗？如果说当年的共产党是被马列主义思想所武装，广大劳苦大众被阶级斗争学说所唤醒，那么，如今的革命造反派也是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武装，被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所唤醒。有人说，革命造反派是1966年兴起的中华民族的优秀群体，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有人之所以说革命造反派闹事，把武斗的账算在革命造反派身上，说到根，是不承认“造反有理”，不承认“存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承认“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兴起的时候，是十分有影响的认识。因为当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好，走资派也好，还是暗的，让人不能那么清楚地分辨出来。中国人是现实的，看不见的东西，总不承认。而20多年后，一切真像大白时，已后悔莫及了。
这样说，把发生武斗的根源找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是不是直接参加的双方群众一点责任也没有呢？
不是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如果那些参加了复辟逆流中建立的地革委的群众组织，特别是骨干分子，不听党内走资派的胡言乱语，不受个人名利的蛊惑，少一点怨气不服气，多一点理性分析，正确领会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也许就不会对革命造反派产生仇视甚至仇恨，也就不会屡屡挑起武斗。
再如果，受迫害的革命造反派，特别是大大小小的头头，完全去掉报复情绪，去掉派性思想，克服争强好胜的心理，及时地坐下来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用解放全人类的胸怀去对待对立派的群众，或许会宽容对立派群众的过错，躲开他们的挑衅，使武斗不发生或少发生。
不过，这样的分析，可能是“事后诸葛亮”，但当时有的单位确实做得比较好，没有发生武斗。
还应该承认，这些武斗，有当时形势的必然，也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客观反映。
现在来回顾武斗是怎么具体发生的。
济宁地区发生武斗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捍卫地革委的群众组织去捣乱、砸烂革命造反派的据点或活动场所，企图不让革命造反派再“死灰复燃”，发展壮大。这种情况多发生在1967年4、5月份，如5月12日，保地革委的群众约有200人，把济宁一中东墙推倒，冲进校院，妄想把革命造反派师生赶走。
第二种情况，是保地革委的群众组织去捣乱革命造反派批判地革委的大会，造成冲突。这多发生在6月份。
第三种情况，是双方开会游行，相遇后厮打起来。如1967年8月1日，革命造反派在济宁青年体育馆召开“批判朱奇民大会”，保地革委的群众组织在济宁西关体育场召开批判“孙、孔、王大会”，会后双方游行，至西门大街相遇，各方队伍中都拿出旗杆、标语牌、小旗子等，对打起来。
第四种情况，是一方埋伏在另一方游行的必经路线，蓄意欧打对方，这样造成的后果严重，有死伤。这种情况，多是革命造反派遭伏击，所以伤者多，并且死了两个人。
第五种情况，是一方故意用高音喇叭去干扰、挑衅对方，另一方则组织人去抢高音喇叭，造成双方武斗。
造成武斗中伤亡的原因有两点。
一种是，革命造反派虽然没有军分区的支持，但由于人数众多，真理在握，总能在气势上压倒对方。而保地革委的群众组织，虽然有军分区的支持，甚至还武装了枪支弹药以壮声威（不过从没有开枪伤过人），但由于人数较少，又辩论不过革命造反派，所以心里窝着一股气，往往反击和报复得比较残忍，造成革命造反派人员伤亡较多。
另一种因素是，不论革命造反派组织还是保地革委的群众组织，都不那么纯洁，都有混水摸鱼的，都有无事生非之辈挑起事端，扩大事态，把正常的辩论白热化，把小的磨擦变成你死我活的武斗。这是应该认真总结教训的。
这种你争我斗的局面，直到1967年12月1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发布了“12.1”通告，才全部结束。通告正式宣布：济宁地区1967年3月份成立的地革委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保济宁地革委是错误的。军队应该支持济宁地区革命造反派，实现革命的联合，在“三结合”基础上建立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
随后，济宁军分区支左人员全部撤出，野战部队六一八五师正式进入济宁地区支左，济宁地区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附：一个红卫兵的自述
我是一所地处农村的济宁地区重点中学的红卫兵。在1967年反复辟逆流中，亲身经历了两次武斗。其实，称为武斗并不合适，因为这两次，都是一方挨打，一方打人，挨打的一方连还手都没有，打人的一方根本没找到武斗的对手。
第一次是是1967年6月18日。6月1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大家高兴得奔走相告。我们的“东方红红卫兵”，人数在学校不占绝对优势。为了庆贺这一好消息，也为了扩大“东方红红卫兵”的影响，我们决定进行一次庆祝游行活动。
18日，吃过中午饭，我们匆匆集合了队伍，高举着“东方红红卫兵”大旗，唱着革命歌曲，走出校门。游行路线是，先到公社所在地，然后去大市庄大队，路过和福大队，返回学校。来回路程有20多里。
在公社所在地游行得很好。我们高呼着“热烈庆祝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彻底反击‘二月逆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镇压文化大革命决没有好下场！”等革命口号，个个情绪都很高涨。镇上的社员和公社大院的干部，也站在街道两旁观看，有的拍手鼓掌，有的跟着喊口号，那些小学生模样的孩子，还跟着游行，一直走出村庄。
出了公社所在地一直往东，大约三、四里路才是大市庄。
尽管游行了已经一个多小时，大家一点也不疲倦，连四、五十岁的老教师也紧跟队伍，有说有笑，精神十分饱满。沿途的两边是刚收割完的麦地，白茫茫一片，早春种的玉米已有一人多高，绿油油的，长得非常旺盛。路两旁是高大的白杨树，象两排威武的士兵，在接受我们的检阅；墨绿的叶子，微风吹过，哗啦啦作响，既给我们遮住了西去的太阳，又给我们送来了清凉的风，还象音乐伴奏一样，催着我们放喉歌唱。果然，排头的红卫兵唱起了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歌声此起彼伏，驱走了疲劳，缩短了里程，不知不觉已来到大市庄的南头。我们准备从村南头的中心大路往北游行，到中间再折向左，往西走。这样，回学校的路程比较近。
谁知，刚拐入向西的路不远，路北的院子里就窜出一些人，有男有女，还有老人小孩，拦住我们游行的队伍，不由分说，就夺我们的旗帜，就打我们红卫兵。我们是边挨打，边呼口号：“要文斗不要武斗！”“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边夺路继续往前走。结果打人的人越来越多，有的手中还拿着镢头，木锨，棍棒。我们的队伍已被冲得七零八落，旗子被撕毁，几个“东方红红卫兵”的头头和老师被隔成几堆，分别遭受欧打，衣服被撕破，身上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足有二十分钟，我们才好不容易全部冲出来，撤到村外野地里。那些打人的暴徒，还跟在后面大喊：“‘东方红’都是牛鬼蛇神”，“看你们还敢再造反！”
我们重整了队伍，满腔激愤，真是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只能嘶哑着声音，一遍又一遍地呼叫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互相搀扶着，狼狈不堪地返回学校，连穿过和福大队的路都不知道是如何走的。
当时，太阳西下，满天的晚霞目睹了这悲惨的一幕。
学校留守的老师已打电话通知县城。天黑时，我们几十个受伤的师生用汽车被送到县人民医院治疗。经诊断，有5人是脑震荡，20多人身上有不同程度的伤痕，有一人留下终生后遗症。
随后，我们印制了大量的传单，公布了“东方红红卫兵”被打的事实，揭露了公社党内走资派寻凤羽和大市庄大队走资派王玉林勾结在一起，策划和制造武斗的真像，要求严惩打人凶手，向党内走资派讨还血债。
第二次是1967年7月21日。
那一天上午10点多钟，我正和同学们印传单，忽然有人喊“打人啦！”我们几个急忙跑出校门外。
只见一辆大汽车停在校门往南约五十米的路上，一位开车的解放军同志正在阻挠打人者。而几十个打人者围住汽车，正从车厢里往下拽人，还高喊着“打死他！”“别叫他跑了！”而车上的人或被拽下来，倒在地上遭毒打，或跳下车，向路两旁庄稼地里跑去，而打人者在后面猛追。
我们一问情况，才知道，车上的人是“公社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派总部”的几个负责人，打人者是学校西边一个大队的保守组织，领头的是民兵连长徐秀荣。徐秀荣听说公社造反派上县里去告状，反映公社党内走资派寻凤羽的问题，反映整个公社革命造反派受迫害的严重情况。县城驻军6189部队的首长亲切接见了他们，并表示了对他们的支持，今天开军车送他们回来。于是徐秀荣他们恼火了，召集了保守组织的民兵，在路上截车打人。
徐秀荣一直和公社党内走资派寻凤羽关系密切，经常出入寻的家中。徐秀荣成立的保守组织是寻凤羽的“御林军”，不准任何人说寻凤羽一个不字，每次革命造反派召开批判寻凤羽的大会都被徐秀荣带人冲散。所以这次打人不是偶然的。
我们几个学生，面对着打人的青年民兵，别说参加进去，就连拉人劝阻的能力也没有，真是干着急，只能求开车的解放军同志快想办法，不然会打死人的。解放军同志也急得满头大汗，拉也拉不住，说也没有人听。幸亏另一位跟车的解放军同志机灵，早就跟部队联系上了。大约半个小时，一辆吉普车和一辆满载士兵的军车，飞快地来到。吉普车上下来一位面容严峻的张参谋长，命令解放军战士，把打人的都抓起来。
过了一会，几个躲在路东大麻地（大麻是当地特产、皮作纺织用、楷杆细长、一棵连着一棵、密密麻麻、当时都已长到2米多高）里的革命造反派头头也被解放军找到了，个个遍体鳞伤，有的连热再加上麻地里不透气，已经气息奄奄。而汽车旁被打的人，正躺在地上呻吟。
张参谋长看到这种情况，气得连声说：“不象话！不象话！”吩咐把打人的都押到学校去，把受伤的赶快开车送县医院。
我们簇拥着张参谋长和另几位解放军干部，来到“东方红红卫兵”办公室。稍事休息，张参谋长亲自批评教育了几个参与打人的民兵，让他们回去好好检查，保证以后不再参加打人。而把另几个为首的打人凶手和徐秀荣带回县城处理。
临走，张参谋长说：“你们这里保守势力太厉害了，我们马上派支左人员来支持你们。”我们几个革命造反派听了心里热乎乎的，两眼噙满感激的泪花。
七、“孙、孔、王”冤案
随着1967年“7.20”武汉事件的解决，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一边倒的形势。
军队全部彻底改变了支左立场，坚决支持各地革命造反派；尽管有的地方还有些派性斗争，但已接近尾声；上层反对文化大革命，特别是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势力已经偃旗息鼓，另谋对策；地方上的党内走资派感到十分沮丧，有的甚至彻底绝望，不得不向革命造反派投降，有的也确实认识到犯了走资派的错误，准备坚决改正。而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则喜气洋洋，欢庆反复辟逆流的胜利。
此时此刻，毛主席在想什么？在做什么？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坏事可以转化为好事，好事也可能引出坏事。
毛主席不顾74岁的高龄，冒着酷暑，利用七、八、九将近三个月的时间，视察了大江南北，深入到地方干部群众和军队指战员之中，调查了河南、河北、湖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发表了一系列最新指示。
1967年7月30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新的考验》，传达的毛主席最新批示是：“对于犯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了，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
这条最新指示，既是“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的考验，也是对广大革命造反派的考验。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要想“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有三个条件：1.“不再坚持错误”，那也就是要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认识到错误的危害性；2.“认真改正了”，该检讨的检讨，该赔礼道歉的赔礼道歉，该纠正的彻底纠正，并在实际工作中不再犯，这才叫“认真改正了”；3.“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这就是检验“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态度是不是诚恳，认识是不是深刻，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批判是不是热情，改正的是不是认真，是不是真心实意地站在了革命群众一边。
对于广大革命群众，特别是革命造反派来说，立足点是“让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站出来，参加革命行列”，不光要看“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做得怎么样，还要帮“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做到以上三条。
“犯有严重错误”的含义是比较广的，那些“犯有走资派错误”，“犯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当然都包括在内。这是毛主席对广大干部的关怀、教育和鞭策。
八月十六日，毛主席亲自批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一封信》，号召广大工人识破走资派和阶级敌人的种种阴谋，狠抓革命、猛促生产。
八月二十五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
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在社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九月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接见首都红代会代表时，转达了毛主席在视察途中对红卫兵的关心：“告诉小将，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九月二十五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传达了毛主席的亲切教导：“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对于武汉地区，毛主席在九月二十三日指出，军队和革命造反派“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大批判、大斗争、大联合，尽快地实现三结合。希望你们成为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斗争的模范，希望你们成为大联合的模范，希望你们成为反对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经济主义、自私自利的模范。中国历次革命以我亲身经历来看，真正有希望的人是想问题的人，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对于全国军民，毛主席在视察中一再说：“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在1967年9月底，以满腔热情地赞扬和精辟透彻地分析，谈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毛主席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
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导师，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应该是当时文化大革命继续前进的灯塔，是保证文化大革命运动健康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违背了这些指示，就是破坏了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就会犯“左”的或者“右”的错误。
那么，作为具体指导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不是都能正确地理解和认真执行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呢？
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都是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员，王力又是毛主席派往云南、贵州、成都、重庆等地，代表中央解决当地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负责人之一，应该是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了吧，但他们都不是，而犯了错误，主要是极“左”方面的错误。请看以下事例。
第一件事，是在1967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王力擅自把毛主席写的“武汉地区的走资派”改成“武汉地区党内、军内走资派”，开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先河。紧接着，王力、关锋又于8月1日《红旗》杂志12期，发表两篇社论，大肆宣染了“揪军内一小撮”的观点。
第二件事，是1967年8月7日，关锋委托王力去接见外交部群众组织代表姚登山等人。本来毛主席非常支持姚登山等革命造反派，希望他们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明确指示：对外交部长陈毅的错误可以揭发批判，但不要打倒；对外交工作可以批判其中的修正主义做法，但外交部不可宣布夺权，革命造反派可以充实到领导班子中去，因为外交部有其特殊性。
可是王力利令智昏，竟胡说什么：“中央让我过问一下外交部的运动”，“外交部有什么特殊？吓人嘛”。“别以为搞外交就能难住人，没什么了不起。”“群众说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完全可以嘛。”“我们撤消保陈毅的讲话。”这下把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完全搞乱了，不光夺了外交部的权，通电驻外使馆，还把陈毅和刘少奇、邓小平放在一起，进行打倒。
除了这两件突出的事情，还有就是谢富治收到了北京造反派中整理的材料，其中有关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的有：
当前，北京的红卫兵组织和革命造反派队伍已经分裂成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究其原因，是由于“第四司令部”直接插手的结果。根据大量的事实，这个司令部的首脑人物就是关锋、王力、戚本禹，前线司令官是《红旗》杂志的编辑林杰，其主要活动成员有：《解放军报》总编辑赵易亚。《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哲学社会科学部吴传启、潘梓年、林聿时、王思宇等人。此外，外交部姚登山、陈家康以及经委、市革委中也有人正在入伙参加。
1966年10月，林杰就在一次会议说：“现在有三个司令部，一个是毛主席司令部，一个是刘少奇司令部，一个是周恩来司令部，我们有没有雄心壮志，成为第四司令部？”
吴传启马上响应：“我们要加强串连，到外面去，成为第四司令部！”
到了12月份，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被揪出后，林杰到处叫喊：“刘少奇是人民内部矛盾，打不到。”关锋也对中央党校的组织下令：“刘少奇的大字报不能贴。”他们招降纳叛，网罗死党。吴传启早被社科院学部群众揪了出来，林杰以陶铸的所谓四点指示为法宝，贴出大字报说：“吴传启同志不是三反分子，只要没有政治偏见，看了陶铸同志的指示，都会认为吴传启同志是革命同志。”
更为恶毒的是，当清华井冈山要揪斗刘少奇时，林杰竟充当刘少奇的情报员，把整伯达同志的材料转交给刘少奇，为他提供疯狂反扑的炮弹。随后，他还亲手整伯达同志的黑材料和偷看档案。
林杰在关锋、王力的支持下，和赵易亚、穆欣、吴传启、潘梓年、陈大仑经常串连，进行秘密活动。今年（1967年）3月8日，林杰指示吴传启到财经学院策划反总理，这消息还刊登在他们的“内部参考”上，后被其头头销毁，说：“吴传启的行动保密。”
第四司令部通过指定的联络员，以提供消息，传递材料，分析形势，引导方向的手法，控制和操纵“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活动，不断掀起反总理和几位副总理的潮流。
在林杰授意下，市革委的一些人提出了“北京要除三害，即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他把这些人视为眼中钉，必欲拔掉。他别有用心地把余秋里在中央的表现提供给北师大井冈山公社的谭厚兰，于是他们便以反余秋里而一举出名，而把其他造反派打成“保余派”。而后来，林杰却对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的人说：“我让师大告诉你们，他们没有告诉你们吗？”他就是用这种手段分裂了学生队伍。
8月9日，林杰再次接见浙江温州的群众组织代表，说什么“人武部是地头蛇，就是要把军内这一小撮坏蛋揪出来。”
林杰秉承关锋旨意，早就与赵易亚一伙在马列主义研究院搞小团体。他多次窜到军报，与赵研究形势，一起整理了中央文革大量黑材料。
根据现有材料来看，被关锋、王力、戚本禹遥控的第四司令部的整个战略策划大体是这样的：
在去年，他们的主要矛头直接指向以陈伯达、江青二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从今年初开始，他们感到中央文革的这个口是不可能“突破”了，就采取了挑拔离间的手法，妄图制造周总理与中央文革之间有矛盾的假象，反掉周总理，窃取中央各部的大权。
到今年7月下旬，他们利用“武汉事件”，叫嚣“揪军内一小撮”，进一步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林杰、赵易亚不止一次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和军内一小撮的矛盾。”叫嚷：“要大反特反带枪的刘、邓路线”。他们妄图把军权接到手后，再反中央文革。----
这份材料经核实后，上报了中央文革。尽管分析的观点和角度不完全正确，但这是唯一群众反映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问题的材料，并且其中提到的林杰确实与“王、关、戚”关系十分密切。材料反映的问题也从另一方面证明王力、关锋、戚本禹的一些作法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犯了严重错误。在战争年代，破坏了最高司令官的战略部署，是要杀头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一定要受到严厉的处理。
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就要受到批判，但批判“王、关、戚”的范围应如何确定，批判造成的影响会不会对全国文化大革命造成危害？毛主席正在思考。
正在这时，中共上层反文化大革命的右倾势力开始活跃起来。毕竟，王力、关锋、戚本禹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冲杀出来的革命左派，是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员，被群众视为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现在出了问题，他们想趁机促使批“王、关、戚”范围扩大，定性升高，给文化大革命来一次致命的打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向毛主席提出了“是要解放军和老战友，还是要《红旗》杂志（王力、关锋、戚本禹的代名词，因为12期《红旗》杂志社论是他们三人的观点）？”的要挟。
怎么办？毛主席犯愁了。此时他正在上海，已有几个晚上没睡好觉。
本来，搞文化大革命就举步维艰，现在已经搞出了一些苗头，大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大的方向（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辨明，错误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受到全国人民的批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一个又一个地被揪了出来。对，应该维护这个大局，应该发展这个大好形势，不能再乱了，不能再在解放军内部分裂了。再说，“揪军内一小撮”是违背科学的提法，只有党内走资派才是斗争的对象。军队的问题、地方的问题、各行各业的问题，都是党内走资派的问题，都是党内走资派在破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哪有什么这一小撮那一小撮，这不乱套了吗？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来领导一切，只要党好了，无产阶级专政就巩固了。
于是，1967年8月中旬，毛主席作出决定；王力、关锋隔离审查，戚本禹的问题到明年（1968年）初再说。同时让姚文元接替王力他们的工作，把中央的宣传工作抓起来，具体负责《红旗》杂志。
当然，毛主席也考虑到，处理了“王、关、戚”，必定会引起左派队伍的动荡和分化，所以再三叮嘱姚文元注意舆论动向，办好《红旗》杂志。同时，对“王、关、戚”的问题，只在中央文革内部进行批判，绝不能交给群众批斗。
但是，事情并没能完全按毛主席的意愿去做。首先，中央文革小组的个别负责人，如陈伯达，就有意扩大“王、关、戚”的问题，以此排除异已，增强自己的影响力，显示了十足的派性和庸俗的鼠目寸光。其次，也是最主要的，中共上层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右倾势力开始活动起来，利用各种渠道，利用自己的权力所及，要在各地各单位抓大大小小的“王、关、戚”。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济宁地区的革命造反派面临着“孙、孔、王”的问题。
本来，孙铁民、孔宪美、王锡山作为济宁地区的中上层干部，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接受群众的批判是应该的，站出来造反也理应受到欢迎。山东省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也曾明确表示，应该支持孙铁民、孔宪美、王锡山等人起来造反。他们也真的起来造了反--检查批判了自身存在的问题，揭发斗争了济宁地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广大革命造反派一起反击了复辟逆流。
但到了1967年10月，批判“王、关、戚”的风吹到山东、吹到济宁。山东省的个别老干部和济南部队的负责人，偏听偏信了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和济宁军分区在前段支左中犯了错误的领导人的片面汇报，认为孙铁民、孔宪美、王锡山是野心家，是挑动济宁地区群众斗群众的黑后台，是“王、关、戚”式的人物，给省革委和省革命造反派组织施加压力，要他们表态，让济宁地区的革命造反派起来批斗孙铁民、孔宪美、王锡山等人。
济宁地区革命造反派听到省里让批斗“孙、孔、王”，思想上不通，意见产生了分岐。
更为可笑的是，驻济宁地区的6185部队支左负责人奉上级命令，以是否批判斗争“孙、孔、王”作为革命造反派组织能否参加改组后的新的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的首要条件。
于是，一部分革命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特别是济宁地区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指挥部的几个主要负责人，不愿意接受这无理的条件，并且坚持认为“孙、孔、王”是革命造反干部，应该支持，应该保护，所以不仅不让参加新的地革委，而且还受到不同程度的岐视。
“孙、孔、王”的风波并没到此结束，以后济宁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波折和反复，大多拿“孙、孔、王”开刀，越来越多的革命造反派受到株连。从中可以看出，济宁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多么复杂，济宁地区的党内走资派多么阴险狡猾。
实际上，孙铁民、孔宪美、王锡山都是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从来都没有被划过右派分子，说“孙、孔、王”是“右派翻案集团”，纯粹是子虚乌有。文化大革命初期，孙、孔、王站出来批判刘邓路线，给混进省、地委的走资派贴大字报，并支持革命造反派，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在1967年二月逆流中，复辟势力却说他们是右派造反。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孙铁民得到省革委主要负责人王效禹的支持和肯定，明确表态：“支持孙铁民起来造反”。于是，孙、孔、王就与济宁地区的革命造反派一起批判斗争混进地、市、县的党内走资派，批判复辟逆流。在济宁地区革命造反派多次召开的万人批判大会上，在举办长达一月的学习班、发动公社副书记以上的干部揭发批判地、市、县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罪行的运动中，在对走资派进行教育、挽救的工作中，在为运动初期及二月逆流中被错打的群众、干部平反、补发工资等决策时，他们都发挥了作用，做出了贡献。说“孙、孔、王”是革命造反派的黑后台，那是党内走资派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先发制人；说“孙、孔、王”挑动武斗，参与“揪军内一小撮”，是党内走资派玩弄的“贼喊捉贼”的阴谋诡计。至于1967年11月份之后王效禹不再支持“孙、孔、王”，造成济宁地区革命造反派对“孙、孔、王”问题出现了“支持与不支持”的分歧，那是有特殊背景的，与他们的正确行动无关。真正受到冤枉、遭到迫害的是他们本人。从1968年3月11日孙铁民同志赴省反映问题，在兖州被抓，到1974年底，在长达六、七年的时间里，“孙、孔、王”问题一直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特别是孙铁民同志，受尽了牢狱之苦。无数次的批斗，使他精神和身体遭到严重摧残和蹂躏，灭绝人性的殴打使他折断了肋骨。受其株连，济宁地区一部分革命造反派被打成“孙孔王右派翻案集团成员”，是“黑干将、黑参谋、黑秀才、黑打手”,是“孙子兵”等等，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被投入监狱，有的被逼疯 ，有的被活活整死，真是惨不忍睹。所以说，“孙、孔、王”问题是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为了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了镇压革命造反派，制造的一起骇人听闻的长期的大冤案。
“孙、孔、王”的问题，使党内走资派的阴谋得逞。不仅分裂了革命造反派队伍，而且打击了与他们意见不一致的干部，最终保护了自己，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复辟，在济宁地区打下了基础。
八、粉碎右倾翻案风
正当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为掀起“孙、孔、王”风波而暗暗高兴的时候，全国上下又开展了“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反击右倾翻案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斗争。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达了两项重要命令：
第一道命令：
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一、杨成武犯有极严重的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职务，并撤销其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二、余立金犯有极其严重的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的职务；
三、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职务。
此命令发至团级，传达到所有指战员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第二道命令：
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一、任命黄永胜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二、任命温玉成同志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此命令发至团级，传达到全国指战员。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各单位及“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及军管、军训）团级以上一万多名干部开会，宣布了这两道命令。二十五日凌晨，毛主席接见了全体与会成员。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时半，首都十万军民，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出席，会上宣布了上述两道命令，他们并分别讲了话，批判了杨、余、傅，号召迅速掀起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邪风的新高潮。
那么，“杨、余、傅”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呢？
先看杨成武。当时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长，由于发表了《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师长》而获得林彪的信任。但他和林彪一样，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理解是半瓶子醋。他思想深处总认为批当权派是批他们一些有功之臣，对文化大革命早就产生了“厌烦”，特别感到一批又一批干部被打倒是“莫名其妙”，是弄得“人心惶惶”，“个个自危”，使国家的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影响，是“毫无意义”的运动。
但是，杨成武又象林彪那样，想紧跟毛主席。这样就出现了“跟得不象”，表演蹩脚的情形。
1967年下半年，杨成武随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之后，自以为是紧跟毛主席的，想阐述一番自己的见解，在总参几个笔杆子的帮助下，写了一篇《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通过陈伯达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
毛主席何等英明、伟大！在1967年11月23日看到当天登载的这篇文章，非常生气，慨叹：看来，在我们党内真懂马列的不多呀，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连马列的常识都没有吃透。并立即和周恩来商量解决这个问题，决不允许这种错误思想漫延。
但是，杨成武坚持认为这篇文章没错，还因为《人民日报》在第二版登载而大发脾气，认为这是看不起他。
连戚本禹也站在杨成武的立场上帮腔：“不管是谁的话（指毛主席对该文的批评--引者注），我想不通就是想不通，我保留我的意见。全国人民都从心里呼唤要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报纸上也是天天这么讲，怎么单单批判到杨总长头上了？真是怪事！”
直到毛主席亲自找杨成武谈话，又学习了毛主席在1967年12月26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 · 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上作的如下指示：“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杨成武才承认了这次的错误。
还有一件事，说明杨成武的立场有问题。
1967年八月份，毛主席在上海视察，多次接见军区负责人，杨成武充当信使，来往于京沪两地，并负责整理毛主席的讲话。按规定，在毛主席的讲话公布之前，绝对保密。但杨成武每次回到北京，只做到了对中央文革等革命左派保密，却有意向制造和参加“二月逆流”的上层领导片面透露讲话精神，例如只强调要“解放广大干部”了，“造反派要犯错误”了，“要对红卫兵教育”了，“左派会变成极左派”了，“极左派对革命的破坏更严重”了，等等。
由于杨成武人民解放军代总长的地位，再加上跟随毛主席在1967年七、八、九三个月视察大江南北的身份，所以他的错误思想导致极其恶劣的影响和严重后果。许多走资派，以极左的面目攻击文化大革命；有的地方不分青红皂白，急于解放干部，甚至把坚持错误立场的党内走资派也结合进革命委员会，都与此有关系。连山东省济宁地区也吹来了这股风，所以，济宁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不得不在1968年的3、4月份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反击右倾翻案活动，以捍卫前一阶段取得的文化大革命成果，迎接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至于余立金、傅崇碧的错误更加严重。
有两件事足见余立金其人。
一件是，毛主席在上海视察期间，余立金送给毛主席一些20世纪30年代的材料，其中有些是国民党反动派报纸对江青的造谣污蔑，毛主席看后置之一笑。他想考考余立金，看看余立金的识别能力，让他也看了这些材料。看完后，毛主席问余立金有什么认识，甚至问到“蓝苹是谁？”让余立金回答。当时余立金装憨卖傻，说“没认识”，“不知道”。毛主席认为这个人不诚实，很不高兴。过后，余立金却到处散布自己看到的材料，甚至把江青说成是在30年代曾穿着旗袍和露臂短衫，一身国民党女兵军装，登在画报上，以此丑化江青。
第二件事，余立金曾和谢富治、王力南下昆明、重庆、武汉解决文化大革命问题。他会上很少发言，从不表态支持革命造反派，会后就去做小动作，经常把搞“二月逆流”的中共上层领导人的意见传达给下面军队负责人，给这些地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解决造成了很大困难。
余立金对杨成武非常佩服。他曾试探地向杨成武谈了个人的心思：“杨总长，我认为主席的提法和中央文革那帮子人说的不一样，只有周总理最懂毛主席的心思，毛主席最器重总理，我看咱们跟着总理走，比较保险。”
在余立金眼里：林彪是虎视眈眈，养精蓄锐，随时都想一手遮天；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已激起了整个神州的天怒人怨；叶剑英、聂荣臻、贺龙、陈毅、徐向前等老帅在静观其变，和文革派虚与周旋，时时在抗争，采取以守为攻的策略，并且和与日俱增的刘、邓、陶队伍逐渐靠近，最后一定会取得胜利。
所以，他和杨成武心照不宣地选择了今后的道路，但可惜韬光养晦不够，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
傅崇碧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几乎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批判的中共上层领导人都受到他“名为保护，实为抗拒”的支持，连制造了“7.20”武汉事件的陈再道也被他藏了起来，不让批判。他利用卫戍区的权力，根本不把中央文革放在眼里，多次任意镇压北京的革命造反派，引起很大义愤。所以他参与为“二月逆流”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有根源的。
1968年初向文化大革命反扑的事件，除了“杨、余、傅”之外，还有几件。例如1968年二月初，叶剑英找到毛主席说：“去年根本不存在一个‘二月逆流’的问题，完全是无中生有，完全是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搞的，现在王、关、戚揪出来了，我要求平反。”
再有，1968年2月13日，外交部91人写了一张大字报；1967年二月下旬，国防科委常委会规定：凡是不拥护聂荣臻同志和不拥护以聂荣臻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正确领导的人，不能选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
对此，毛主席说：“外交部91人的大字报是无事生非，用一种倾向来掩盖另一种倾向，客观上在搞右倾翻案。”“又一个中心，不好嘛。如果全国都这么搞，岂不各自成套，弄成多中心论了吗？如果搞多中心论，不会实现团结，只能混战一场。希望大家团结起来，把这股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打下去。”
作为中央，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歪风的斗争，由于毛主席的直接干予，中央文革小组的具体领导，进行得十分顺利，“二月逆流”新反扑没形成多大风浪。1968年三月二十七日，首都军民十万人举行了“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参加了大会，标志着这场反对右倾保守，右倾分裂、右倾投降、右倾翻案的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作为济宁地区，一方面，革命造反派在军队的支持下，粉碎了以济宁地委书记B和济宁市委书记D为首的党内走资派刮起的为“二月镇反”翻案的妖风，巩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济宁地区取得的成果。连B和D等人也不得不失望地说：“这下子完了，连保我们的那些人也进不了革委会了，今后谁还会听我们的话。革命几十年，什么也没有捞到，倒落了个走资派的下场。”并向革命群众可怜惜惜地辨白：“我们怎么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呢，只不过在工厂想多发点奖金，让工人干活的劲头更大些；在农村多分点自留地，搞点个人承包，让农民多点自由，让一些能人发挥聪明才智，使他们的生活过得好些。”这些话，一方面说明党内走资派的狡猾，另一方面也迷惑了不少人。只有等到20年后党内走资派上台，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才露出了刘少奇、邓小平及党内大大小小的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庐山真面目”。
另一方面，在济宁地区走资派掀起的“孙、孔、王”风波中，造成的一部分革命造反派受压的局面并没有改变。有些人，特别是个别支左人员，根本没能全面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的《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1967年12月2日）精神。《通知》中引用了毛主席的指示：“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通知》指出：毛主席的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对于各地的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只有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帮助、批评、联合的方法，才能够正确解决同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这类性质的矛盾，而用高压、排斥、一派单独夺权等项方法是不能解决此种矛盾的。何况，济宁地区支持“孙、孔、王”的革命造反派根本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在坚持正确的路线。
济宁地区不能正确执行上述《通知》的恶果是，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削弱了，“孙、孔、王”的问题继续石沉海底，一部分同情、支持“孙、孔、王”的革命造反派进一步受到排斥和压制。
这时，以济宁地委常委A为代表的革命干部，经受了一年多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最近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的锻炼和考验，认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A还特别注重反复学习了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的重要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对自己理解文化大革命，认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提高自我革命的觉悟，增强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的自觉性，都具有极大帮助。
该文精辟地阐述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六个要点：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打倒他们，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来。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特别是在这篇文章中，发表了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学习着毛主席的教导，A又一次想起他所掌握的一个典型大队，那就是曲阜县的孔庄大队。
这个大队的社员，90%姓孔，1200多人口，分成6个生产队。分生产队时，由于孔姓的一位中农大队党支部书记当家，把好地，好的农具，好的牲畜分到两个孔姓当队长、富裕中农户比较集中的生产队。当时，一家孔姓大地主表面上老实了，可背地里利用族长的身份，净出坏点子，分生产队时的不公，就有他的策划。到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这个大队是个“地主不臭、贫下中农不香”、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比较严重的典型，两极分化问题相当突出。
两个分到好的生产资料的生产队，产量高，收入多，社员比较富裕，但对国家的贡献并不多，有时还少，因为他们经常瞒产漏报，私分独吞，又有大队负责人替他们打掩护。例如，按上级指示，每人只有半分自留地，而这两个队都超过这个数，有时达到每人1分自留地，严重地削弱了集体经济。连年来，甚至出现“只顾自留地，忘了生产队”的现象，生产队的产量严重滑坡，社员们思想涣散，时时处处只为自己打算。
四个分得生产资料差的生产队，尽管干劲大，产量老是赶不上，收入也差，社员中的贫困户比较多，但对国家的贡献一点也不少。究其原因，有这么几条：1、当初分队不公，人为地造成了生产队之间的差距。2、社员家底薄。由于这四个队贫下中农多，有三分之一是佃农、赤贫、解放前一贫如洗，连件个人使用的象样的农具都没有，解放后分到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但比起中农、富裕中农还相差一大截。特别是大部分男人解放后才结婚，有的已经40多岁。结婚生子女，孩子都小，家庭拖累十分严重。3、大队、公社个别负责人指导思想有问题，“嫌贫爱富”，不光不体谅这些生产队的难处，反而责怪他们没本领，对他们向国家的贡献不光不表扬反而强调是应该的，还嫌他们做得不够。这样就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
在刘少奇、邓小平刮起：“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邪风时，这个大队趁机规定，收入分配按“人四劳六”，即人口占四成，劳动占六成。这样使全大队的富裕中农、地主、富农沾了大光。因为他们劳力多，而贫下中农大部分孩子多，孩子小，又由于解放前长期极其繁重的劳动和猪狗不如的生活，不少是疾病缠身。这样，不光四个差的生产队身受其害，就是两个富裕队中的贫困户也是叫苦连天。
四清时，孔庄生产大队的问题解决得并不好，阶级斗争的盖子没能揭开，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大非也没来得及分辨清楚。这一直是A十分挂念的。不过，前几天见到孔庄大队的几个革命造反派的小伙子来济宁，听他们眉飞色舞地说：“我们造反了！全大队绝大多数是革命造反派。我们结合大队实际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越批越有味道，大队的走资派，公社的走资派都让我们揪出来了，大家的热情可高了！现在正准备成立大队革命委员会，这是我们贫下中农第二次获得解放。”
A听了，打心眼里高兴，更感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要不是搞文化大革命，象孔庄这样的农村，阶级斗争的盖子揭不开，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清不浑，不少农民只囿于家族观念的小圈子，被地主富农分子钻了空子，更多的人被私心私欲和眼前利益蒙住了眼睛，看不到集体利益，看不清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现在好了，党内走资派揪出来了，路线斗争的是非清楚了，政权掌权在真正代表贫下中农利益的革命造反派手中，大家通过斗私批修，把千仇万恨集中在阶级敌人身上，集中到党内走资派身上，与旧的传统观念又进行了一次决裂，感到一身轻松，怎么会不欢庆第二次解放呢！
A越学习越思考，越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越感到全身充满了革命激情。他象广大革命干部一样，经过革命群众的七斗八斗，斗出了革命干劲，斗出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斗出和革命造反派的深厚的阶级感情。他们和济宁地区的革命造反派一起，在6185部队支左负责人的支持下，满怀信心地迎接1968年5月建立济宁地区红色政权的新阶段。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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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3-5 16:0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