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阳（马悲鸣）：我的中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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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生活
刘晓阳  
  



一、初入校门


    我的小学是在宣武门城根底下的顺城街一小。学校很大，学生很多，但水平不高。城根嘛，各色人等都有。我们班有好几个同学家的房後就是护城河。其中有个人家里还养了头小毛驴拉脚。院子里有个驴棚，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小学和同学上城头拜过把子，放学回家路上特别爱看摇煤球，觉得是一门非常棒的手艺。我自己在家里尝试过，但总是不行。我们班在三、四年级时是全校有名的乱班，上课时学生跳到课桌上打架。男生欺负女生。女生下课到高年级找哥哥带着同班的男生来揍我们班的男生。


    我在学校里属于蔫淘的那种。当时还不知道女生的可爱，嫌她们爱向老师告状，故考中学时报了距离我家最近的男校31 中，结果还真中了。後来我们班的徐敬友说，他报31 中，是奔着游泳池来的。我还真没往这儿想。


    拿着录取通知书到学校报到，在旧楼一楼东南角的教室里，同时报到的大约有三、四个人，但具体是谁，我已经记不得了。我们几个坐在一张桌子前，桌子对面是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她说话很快，表情丰富，满脸笑容，一付很干炼的样子。她就是我们初一（1）班的班主任张玉茹。张老师有个习惯动作，说起话来老爱把左手掌和小臂垂直竖起来，象是打单手佛礼。我第一天就注意到了。


    办完手续後张老师给了我个小八路夏令营的名额，很让我惊喜。我所在的小学贫寒子弟多，很多教室连顶棚都没有。裸露房梁的虫子眼儿里常往下掉木屑。夏令营这种事只在小说和电影里见过，没想到刚上中学，还没开课就让我赶上了。


二、小八路夏令营  
    夏令营在学校教室里打地铺。我和生人相处比较怵，但发现有个人和营方很熟。後来知道他叫徐雪峰，因为家就住在学校旁边，早就和学校混熟了。


    夏令营开闭营都有仪式。辅导员大喊一声“点篝火”。一个声音沙哑的老头儿抱来一段两尺长的电线杆子，往上浇了些煤油，划火柴点燃，和我在小人书与电影里看到的用柴禾点的篝火不一样。然後全体营员一起唱营歌∶


       我们是八路军的小战士，并肩战斗向前进。
       永远跟着毛主席，学习锻炼有勇气。


    等仪式结束时，辅导员喊“灭篝火”，那个老头儿又端来一洗脸盆水将之浇灭，冒出一股浓烟，然後将那截电线杆子抱回去以备再用。後来知道这个老头儿是体育教员徐琪，专长是足球守门员，外号臭豆腐。他守门很讲究姿势，但扑球的命中率并不高。多年以後从网上知道他是1920年生人，1963 年不过43 岁，只是面相长得老。徐琪老师没架子，在学校里哪儿都能看到他，人缘非常好。文革时从没有学生给他贴过大字报，更没人批斗过他。


    主持营务的是个大块头老师刘家森，不但快人快语，而且特别爱开玩笑。他的名言∶“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废话。「吃饱了不饿」是不是真理？是不是废话？”有一天看他在营部脱了背心，光着大膀子乘凉，胸前露出一大把胸毛。中国人很少长胸毛的。後来才知道他是回民。刘家森是初一的年级主任，在班主任之上。


    营部有两个已经在校的高年级学生协理，一个叫李强民，一个叫张兵。李强民不高，面色较黑。张兵长得很高，很白净，眉眼清秀，穿了件天蓝色短裤，长袖白衬衣，戴了个绸子红领巾，脚踏一寸厚海绵底的白色回力球鞋，非常帅。


    我们班也有两个同学戴绸子红领巾。穿天蓝色短袖衬衣的脸比较黑，叫彭鲁光。穿白色长袖衬衣的长了个大鼻子，戴付眼镜，叫庄红林。中国古代没有功名的人称布衣；即使有钱，也只是布衣之士。一般说来，戴绸子红领巾的在戴布红领巾的同学眼里就不是布衣了。我的红领巾是人造棉的，介乎绸子与布之间。


    夏令营有很多活动，包括去远郊区兵营参观，还真上过高射炮；平日除了拿杆木头红缨枪比划刺杀外，还有射击训练，最後真打了小口径步枪。彭鲁光的枪法很准，後来去了体校射击队，还打过全国比赛。


    小八路夏令营最高潮是全体营员多部轮唱《我是一个兵》∶


       我是一个，我是一个，我是一个兵。
       来自老百，来自老百，来自老百姓。
       打败了日本，打败了日本，打败了日本狗强盗。
       消灭了蒋匪，消灭了蒋匪，消灭了蒋匪军。


       我是一个，我是一个，我是一个兵。  
       爱国爱人，爱国爱人，爱国爱人民。
       革命战争，革命战争，革命战争考验了我。
       立场更坚，立场更坚，立场更坚定。


       嘿、嘿、嘿、嘿、嘿、嘿、
       枪杆，枪杆，枪杆握得紧。
       眼睛，眼睛，眼睛看得清。


       谁敢发动，谁敢发动，谁敢发动战争。
       坚决打他，坚决打他，坚决打他不留情。




三、新学年


    一开学我就感觉到，全班同学的平均素质明显高于我的小学。上31中对于我来说，有点高攀了。班上同学有几对是小学同学。徐雪峰和阎敏生、张谦和李小军、李金元和马健全、彭鲁光和邬立栋。我小学同班有四人考上了31 中，却分在了四个不同的班里。但我还是在班上看到两张熟面孔，张铁铧和崔宝贵。他们和我同一小学，但不同班。其中崔宝贵是我们小学三道杠的大队长。开始上课後，又有两个同学被送了进来，脸色很不好看，是储小峰和孙克平。储小峰我在小学见过，比我高一年级。两人都是留级生。


    我们班是全校最大的，有56 个学生，清一色的生小伙子。全班身材最高的是我和张谦、李金升。最矮的是张书群。有一回开家长会，张书群的父亲来了，真年轻，好象是张书群的哥哥。原来张书群是他爸17 岁生的。张书群说，就是因为他爸生他时太年轻，才造成他老也长不高。张书群虽然个儿矮，但在游泳池里触边转身却非常灵活，无人能比。


    上学後才知道，中学生都称老师为“先生”。张玉茹老师就是张先生。开学後校长李瑞启广播讲话，要求同学改掉“先生”这种旧社会的称呼，而换称“老师”，但毫无作用。


    班主任张先生同时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和少先队总辅导员。因为我们班太大，同学又调皮，故我们的语文课往往就是张先生训斥我们在其他老师课上的不守纪律。等大半堂课过去，她才让同学拿出课本来讲授，可她的课从来没耽误过，足见其干炼和教学经验丰富。我从张先生那儿学到的最重要课程是语法；主谓宾、定状补。


    张先生有点儿涵胸，长得不难看，但上牙膛有点儿突出，说话兜不住口水。张书群因为个儿矮，坐在第一排。有一天张先生训完我们下课後，张书群招呼大家到他的课桌上看，桌面上溅了不少张先生训话时喷出的吐沫。


    还有一天，忽然张书群和旁边的夏绍发在课堂上起了点小冲突，被张先生制止了。下课後张先生把他们两人叫到办公室。张书群先放了回来。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夏绍发真流氓，上课画女人阴部。等夏绍发回来，问他怎么回事？他说画的是生物实验报告上植物叶片背面的呼吸孔。张先生是女的，不知她怎么盘问这两个男生的。


    有一天班上的闹将谷志强被张先生叫到办公室申斥。他一回来就兴奋地大喊∶“你们知道吗？张先生的裤衩是手旗做的！”


    其实我早就知道张先生的裤衩是手旗做的。那次我也被张先生叫到办公室。天气很热，张先生满头大汗，坐在躺椅上，撩起裙子扇风，露出里面穿的手旗内裤。我赶紧转过脸去假装没看见。这时候张子芳进来了，问他申请的助学金批了没有。


    张先生说∶助学金的标准是家庭平均生活费低于十块。你父亲每月工资 43
块，单位补助47 块，总共90块。你们家七个孩子，加上你爸你妈共九口人，平
均每人每月正好十元，所以没批。


    张子芳悻悻地走了。我听了这话暗自吃惊。张子芳父亲得到的补助居然比工资还多，而且这么低收入的家庭居然生了那么多孩子。学生申请补助和先生内裤都是别人私事，我也没四处嚷嚷。


    张子芳的口才很好，会讲故事。课堂上曾让他讲「革命自有後来人」，就是样板戏《红灯记》的原版。故事里有个叛徒王连举，因为长了个六指，被认了出来。正好张子芳也是六指。于是他有了个外号，——“六指叛徒”。


    一般劝人向善的故事总讲贫寒出身的孩子更知道努力，张子芳却在初二升初三那年和我们班的另外五个人留了级。


    文革中有一年冬天我从插队的乡下回京探亲，在宣武门外校场口路遇张子芳。他内穿帽徽领章齐全的军装，外罩军大衣，脖子上挂了双军用大棉手套。我问他现在干嘛呢？他说正在上大学。年头真是变了。最近我们班的马宝初告诉我，张子芳自己说当年留级是因为做手术切六指。他上的是兰州大学俄语系，复员後在轻工业部外事司管签证。


    初一开学最让我吃惊的是俄语老师韩丽庄的美丽。我小学女老师的孩子都比我大，还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老师。“鸡屎、鸡屎，打挖里屎”（安静、安静，同学们）。这么漂亮的女老师怎么满嘴鸡屎啊！至今我只记得俄语的“星期天”是“袜子搁在鞋里”，其他都还给韩先生了。


    教生物的是王淑英老师。初一的生物就是植物。王先生的先生是戴先生，看起来象她的弟弟。有一天正在上课呢，忽然王先生朝着窗外喊∶“闺女，闺女！并跑到窗边。原来她的女儿刚从窗前经过，王先生好象有什么家务事向闺女交代。


    教代数的是大胖子李佩茹老师，讲得非常好。她用天平类比方程。天平两边要平衡，这边加多少物品，那边就添加多少砝码。後来我在美国看到的中学代数教科书也这样讲。学校里开办了许多课外班，我报了李先生的数学班。她教了我们一种开平方的办法，非常巧妙，可惜後来给忘了。李先生教完我们班没多久便调走了。


    教地理的归侨女老师陈德清身材高挑，面部有点黑而且不是很平，戴眼镜，说话有广东口音。她讲课很风趣∶“中国最东边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汇合处，最西边在帕米尔高原；最北在漠河，最南在曾母暗沙。曾母暗沙，曾母暗杀，好可怕呦。”她还教我们背诵北京远郊区县名的顺口溜∶“昌平延庆和怀柔，密云平谷顺义在东头；通县大兴房山县，远郊只有一区门头沟。”


    图画老师王兆辉教的我们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做作业时，我实在想不出画什么。忽然想起出校门外拐向六部口的拐角墙上有蝙蝠浮雕，就拿蝙蝠和金元宝画了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虽然那时离文化大革命还有三年，但我画的图案实在是太四旧了。


    音乐老师王应琪是著名中医小儿王的儿子，堂音很重，嗓子非常好，两只肥手拿个指挥棍指挥大家唱歌。他还负责合唱团。我们班的彭鲁光和4 班的彭平是一对领唱。


    刚上学时，班干部是老师指定的。班长是王国贵和李金明。两人年龄都比较大。开学不久，张先生把我和姜德平等几个中间人物叫到办公室，原来是决定第二天选班干部的招呼会。张先生要求我们投票给王国贵和李金明他们这个现成班子。我对这些班干部个人倒没什么恶感，但这预先打招呼内定人选的选举公平吗？後来整个初中三年，班干部大致就在张先生最早指定的那届班子里转悠。


    初一下学期，忽然教导处派了两名师范学院的实习生来我们班实习，都是女生，一人姓杨；另一姓林，是归侨，有口音；都是很阳光的大学生。杨老师整天和我们混在一起，处得很融洽，在张先生训斥的高压对比之下，显得分外亲切。实习结束，全班同学都舍不得杨老师走。告别那天，大家一起鼓励她毕业後就分到我们学校，就接我们班。我们一定听她的话。可惜大家的梦想落了空，第二年杨老师并没有分来我们学校。


    31中的足球曾经打到过西城区亚军。校内足球之风甚盛。我们班半数同学的足球都踢得非常好。其中孙克平的踢法最特别，总是连球带人一起冲进对方大门。对方守门员要对付的不仅是足球，更难对付的是孙克平的人身。


    有一天上课，徐雪峰抱了个大硬纸壳桶来。原来他上了少年宫天文班，自己用硬纸桶做了个天文望远镜。他还订了《天文爱好者》杂志，每期封底都是当月星空。徐雪峰很爱开玩笑，他们家是评剧团的，小时候练过功，勒过腰，没想到上中学爱上了天文，而且大谈儒勒·凡尔纳的《八十天环绕地球》和《海底两万里》。


    当时社会上正兴无线电热，徐雪峰和马健全都是爱好者。那时候半导体三极管正品要 10 块钱一支，非常贵。但常有处理品，一毛一个。班上玩无线电的同学一有消息就去排队，买上一大把，从中挑选还能用的。


    班上排演独幕剧「刘文学」。宁墅演地主，给演刘文学的马宝初塞钱。马宝初本该说∶“谁要你的臭钱！”没想到他却说∶“这么少，我不要”，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庄红林酷爱乒乓球。那时候庄则栋正如日中天，总让我觉得好像姓庄的都有乒乓球天赋似的。


    春夏之交天开校运会，所有学生都必须围坐在操场上观看加油。六名全校体育最好的学生平扯着校旗，在老式运动员进行曲声中从百米跑道的起点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在运动员入场式的最前头。走近校领导所在的中央看台时大喊一声，一起改成了踢正步。我从来没见过这阵势，颇感震撼。


    班上同学或多或少都有些才华，玩体育的，玩无线电的，下围棋象棋的，吹笛子口琴的，唱歌的，上少年宫天文班和体校射击队的，而且字写得好的大有人在。我後来发现，凡是体育好的，不管其他功课怎样，字总归写得不错。这大概是小脑发达的结果。


    全班几乎只有我，是永远的旁观者，除了数学还算可以，其他功课都不怎么样，尤其俄文、政治和语文，不是一般的差，而且几乎没有任何业余爱好，非常的不时尚；至今字写得象蜘蛛爬。我离开 31 中後又练了三十年作文，才算勉强能写这篇中学生活回忆，不知是否够初中毕业水平。


四、最後一课


    初一语文课本里有法国都德的名篇《最後一课》。普法战争法国战败，被迫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改开德语课之前，一所乡村小学经常迟到的学生小佛郎士的最後一堂课还是迟到了。但老师没有批评他，而是讲了一堂漂亮的法语课。小佛郎士非常懊悔过去的虚度光阴。下课铃响了，老师在黑板上写了 “法兰西万岁！”几个大字，然後向学生挥了一下手说∶“你们走吧„”。


    到了初一下学期，语文课上张先生训我们的次数越来越多，训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就纳了闷了，张先生怎么对语文课以外的班上情况知道得这么清楚；批评起学生来说得准准的。而其他课上的老师看起来都挺体面的，不象告密者。


    课间十分钟休息，班上几个比较活泼的同学到操场对面撑几下双杠。不知怎么弄的，各自说起曾经看过的电影来。于是大家开始对电影名。一个人说出一个电影名。另一个人从这个电影名字的一个字再说出另一个电影名。一人说《海魂》。另一人对《海鹰》，然后是《山鹰之歌》、《青春之歌》、《青年鲁班》。我有时候也能接上个把，但马健全看过的电影更多。  
    我得补看电影的课，便也开始猛看电影；每天午饭后返校时，总要到布告栏去看张贴出来的当天《北京日报》上的电影广告。31 中附近有四家电影院，中央（现在的音乐厅）、首都、西单和红光。


    有一天，好象是王振华，刚看了《墨西哥人》，说起电影里的对白和拳击镜头，非常精彩。过了几天，我正好看到红光电影院放这部片子，便在下午第一节自习课前，跑到讲台上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


    没想到第二节自习课刚开始，张先生就从窗户外面往里喊话。她去开会，要求我们遵守课堂纪∶“我听说有人要去看电影《墨西哥人》。谁都不许去！听见没有？！”明显是在说我。——她怎么知道得这么快！？


    电影是在放学之后，为什么不许去？——那天放学后我还是一人悄悄去看了《墨西哥人》 ，真是好片子！关键不是看电影，而是我这种人不能发号召，哪怕是看电影的这么点儿号召。


    还有一天课间，我到操场对面的双杠略晚了一点儿，他们几个正在出难题，看见我过来，就转而向我发难。“一个日字念什么？” 马健全问。


    “念日啊。”我回答。


    “那两个日字呢？”马健全接着问。


    “念昌。”


    “不对，两个日字并排，不是一上一下。”马健全说。


    “不认得。”
  
    “那三个日字呢？”


    “晶。”我当即回答。


    马健全点了点头∶“四个日字呢？”


    “怎么排列？”我反问。


    “两个昌字并排。”


    我想了一下字形∶“不认得。”


    “一个月呢？”马健全又问。
    “月。”


    “两个月呢？”


    “朋。”


    “三个月呢？”


    “不认得。”


    “四个月呢？”


    “怎么排列？”


    “两个朋字一上一下。”


    “不认得。那你说念什么？”我反问。


    “两个日字并列念影，四个日字念华。三个月字念梭，四个月字念罗。《康熙字典》里有。”马健全说∶“日影晶华，月朋梭罗。这八个字可以做对联。” （可惜字库缺四个字）


    “那这上下联有什么意思？”


    “没意思，就是字形对得准。”马健全说。


    于是我也告诉了他们一付对得极工的对联∶


    三星白兰地，
    五月黄梅天，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上面这付对联，三对五，月对星，对的真是绝。可惜三星牌的白兰地和五月份的黄梅天无可类比，是一付绝妙的无情对。


    有一天，忘了是谁的课，我们班有点乱。老师忽然说∶“安静，安静，你们听。”说着指了指她身後黑板的那面墙。


    大家安静了下来，只听墙後面传来嗡翁的学生胡闹声。那边是初二的一个乱班，在初一时，正是张先生带的。张先生有威，学生在她手里不得不服，一出她的手别人就镇不住了。


    终于，这种在别的老师课上纪律涣散，在语文课上挨张先生训的学习生活走到了尽头。初一放暑假前的最後一堂课上，张先生仍是一如既往地就前几节课上的不守纪律批评全班。  
    这回同学们不再那么听话了，反正已经是在张先生手里的最後一课。大家不再有什么顾忌，在下面嗡嗡地说自己的话，干自己的事。


    终于，张先生意识到自己的权威已经到头。她忽然停止了满嘴泡沫的训斥，站在黑板前不动了。呆了一会儿，同学们似乎意识到什么，渐渐停止了私语，慢慢的都把头转向了站在黑板前一动不动的张先生，等待着宁静过後的大爆发。


    教室里的空气象凝固了一样，全班愣了一会儿，忽然下课的铃声打破了沉寂。张先生把头靠在黑板上，无奈地挥了一下手说∶“你们走吧„”


    最初大家对张先生这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无奈的神情感到有点不习惯，但随後一哄而起，朝大门口走去。张书群悄悄说了声∶“张先生多象《最後一课》里的那个老师啊„”


    大家回头望了一眼仍站在讲台上，眼镜搭拉下来，面色难看的张先生，然後鱼贯而去，结束了初中第一年级。


    注：这是我中学同学刘晓阳知道在京同学要聚会，而特意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他是个大写手，和已故作家王小波是哥儿们，现长居美国，十年前就上网并关心国家命运，应该知道一个叫“马悲鸣”就是他，“狗脑子”这么好，真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今儿个贴出来，供大家体味我们的中学生活。---彭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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