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一星：吃喝十年——文革回眸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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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喝十年
           ——文革回眸之二
郝一星
中国古话：民以食为天人。人到什么时候都要吃饭，哪怕是在乱世。文革那十年，是我从小青年长到大龄青年的成长期，也是不断验证这条古朴的真理的实践期。
1966年狂风暴雨式的校园文革退潮后，我成了名副其实的逍遥派，再没有卷入到政治风浪里去，除了那一两个月的亲历亲为，所见所闻之外，关于文革的回忆便没有多少重大而庄严的内容了。倒是关于吃喝这类人人必不可少的寻常琐事，回想起来，滤掉了苦难，剩下的东西，再反雏再消化，至今不觉乏味。
从小到大，一日三餐，日日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吃饭的事，重复到不进入记忆了，而我偏偏记住了这十年中的若干次吃喝，也因此留下了那个时代的一份非物质文化的遗产。
以前吃饭的经验和认识仅限于吃饱了不饿这个低级层面。文革这十年的吃喝实践，让我获得了多重的体验和感受。

好像是1967年末，一个冬日的黄昏，我和北英，梅山等几个人到薛必群家串门。中学文革边缘化后，年轻人互相来往成为一种常态或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青春需要友谊，而交往便是友谊的内容。薛必群，小名蛮子，初中一年级学生，比我们小四、五岁。小伙子眉清目秀，唇红齿白，像个女孩子，成天跟在梅山后面，对老大哥几乎到了崇拜的地步，梅山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草书，据说是临过赵孟頫草书帖的，蛮子天资过人，效仿梅山字体，居然近乎乱真。他极好客，喜交友，那天请来的都是年长于己的朋友。\n薛必群是薛子正（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养子，薛受了冲击，但老宅还未被查没，蛮子就在这里招待客人，薛宅在宣武门内头发胡同的一所两进四合院。前院是薛家，后院住的是北京市副市长法学家张友渔。起初，我以为晚饭不过是随便吃吃的，不料竟是如此排场，餐厅在西厢房，一张大圆桌，桌上摆满了碗筷碟盏，坐下一看，餐具是一水的景德镇镂空青花瓷，瓷细而薄，而且成龙配套，汤盆，汤勺，吃碟，调羹，琳琅满目。桌上先有四冷八荤的小菜，接着一位中年的阿姨一道道上菜，完全是正式宴会的套路，我以前从未吃过这么气派和典雅的宴席，开了眼，开了胃，那天到底有什么菜品上席，一概忘了，只记住了那套美轮美奂的青花瓷餐具，后来读书，方知此乃古人所谓美食美器，果然不虚。当晚还有一小插曲：席间，江上南知道我们是四十一中的，便说他小妹正和我校一个叫冀燕平的交朋友，北英当时便怒了，因为这个冀燕平在运动初期曾冒充陈伯达的儿子，被我们狠狠地收拾过，居然又来招摇撞骗。江上南家也在头发胡同，在薛家东边，其父江一真是文革前刚从福建调任农业部部长，我父亲曾经给他写了封信让我去他家面交。于是把冀叫来，厉声警告不许再与小妹来往，靳一见我们很惶恐，连连称是，猥琐狼狈。
薛必群文革结束不久去了美国，以薛蛮子的名字行世，在美国发展，成为一名成功的商务人士。1997年回来，想在北京买一处四合院。我们见了一面，还在平安里柳泉居吃了午饭。他还是喜欢老北京风味。我们在柳泉居临窗的座位上，吃焦熘丸子、火爆腰花，望着窗外阴阴冬云下飞舞的雪花细末儿，距离上次在他家的那席晚饭整整过去了三十年。
1967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预告这一年将是阶级斗争全面展开的一年。此时中学的文革已是强弩之末，登上社会舞台的是大专院校的学生和厂矿企业工人，全国范围内的派性斗争越来越激烈，动枪动炮，兵戎相见，势不两立，北京相对平静得多。首都中学生被彻底边缘化，我早已是逍遥派，大环境很适合我。那一阵子，香山常去，不时到朋友家里串门，更有朋友来家里聚会，常常是高朋满座，楼前停满了自行车，引起居委会的关注——随时把握阶级斗争新动向。这是中学生们边缘化的整体生存状态，也是那年月的时尚。不久又添加了新内容——吃馆子。穷学生哪有钱下馆子，父母被隔离审查后只发几十元的生活费，因此所谓下馆子并不是钟情于美食，而是一种社交活动。
当时北京有两家餐厅最受青睐，一家是老莫儿，就是北京展览馆西侧的俄式建筑，原来叫莫斯科餐厅，卖俄式大菜。少男少女们在柔和的灯光下端一杯红茶，用小匙搅拌砂糖时的满足，真像是在宫廷宴会上的仕女和贵客。老莫儿吸引我们，主要是这里散发着的俄苏文学和苏联电影所传递的那种气息，让人联想起火热的革命激情，还有令人心动的隐秘爱情。现实中他们的革命激情退去了，爱情萌生，那时节小伙子和姑娘们个个面红耳赤，但他们并没有饮酒。那个年月的男孩子不修边幅，一身旧军服，汗味扑鼻，也照样吸引女孩子，而女孩子们也不事打扮，青春的美照样丝毫不掩，一律梳羊角小辫儿，只有制服领口露出花色衬衫，显示出女性的妩媚。当年的女孩子都很矜持，自重，绝少轻浮，而这偏偏赢得了男孩子的尊重和爱慕，老莫儿后来被称为是梦开始的地方，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当年那些北京的中学生们都会在这里拾检起青春的碎片，回味青年时代的千般滋味。
另一家餐厅是位于交道口的康乐餐厅。当年吸引了几乎全城的中学生前往该店，并不是因为此处的名菜锅巴鱿鱼如何美味，而是因为风传这里有一位女服务员姿容绝世。这似乎更是一种青春期的臆想。我也特为此去了一趟，并没有看见什么美女，兴味索然。
值得记忆的一次老莫儿聚餐是1970年夏天，安国作东。他从内蒙插队的地方回京，在牧区早出晚归，挣了很多工分，分值不低，一年下来，凭劳动所得居然不菲，买了一件一百多元的深蓝色呢子大衣后，还有余钱，那天去了好几个人，点了一桌子菜，记得清清楚楚，各式盘子的菜肴把小推车三层都装满了，最后还点了冰激凌，总共花了十九块八，以当时的消费水平，堪称豪门盛宴了。一直到现在，我到老莫儿点菜，还是照那天的菜品来点。
安国的父亲是我父亲的老领导，从太岳区根据地一直到北京中央机关，是几十年的战友了。安国则是我育英小学的校友，低我一级，文革狂风暴雨，冲散了一家人，他到内蒙去插队，埋头苦干，不失革命传统，自强不息，后来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进入东北大学。几十年来，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着那个艰难岁月里的忠诚和信赖。他从政以后也是兢兢业业，克勤克俭，2010年，他从副部长的位置上退休时，坚持全退，不挂任何头衔，不享受官场巧立名目的种种好处。在他身上还能看到前辈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作风和品格。他的司机小王的母亲病故，他把小王叫到办公室交给他二千元，小王坚辞不受，他真诚地对小王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在机关里，大都是干部，你就是百姓，我不为你服务为谁服务呢！”小王感动万分，安国还关照管后勤的干部放小王一个月的假，料理后事，不料这位官吏竟然曲解了他的意见，小心翼翼地问：“是不是您不满意他？要不给您换一个？”安国哭笑不得。他真的是官场的另类！

在城里逍遥自在，但对未来十分迷茫的那些日子很快就没有了。1968年12月底，我和北英，之华，梅海来到山西省临猗县插队，一下子落到了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当中。
我们被分配在城西公社关任大队，下了火车，坐上大卡车，连人带行李拉到关任村，冬天黑得早，进村时已经全黑了。大队部的屋子里挤满了老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还有喂奶的婴幼儿，黑压压的一片，屋里点了一盏底瓦数电灯，光线很暗。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旱烟味儿。村里人很奇怪，这些北京娃为什么离开父母，跑到他们村里来了。当晚有两个印象久久不曾淡忘，一个是大队长王吉田说的一句话很简洁，也很准确，他说：“知青到咱们大队是上级的任务，不能说啥，对这我只想说八个字：是利不图，是害不受。”别看是个农民，这八个字太厉害了。当时只觉得他有股怨气，不明此中深意，过了很多年，我才作出了准确的解读，那就是一句大实话：不欢迎！你们带来的是祸害我不受牵累，上面定的知青全年520斤口粮由当地解决，对生产队是不小的负担，这就是他说的害。每个知青有400元安置费，由社队支配，对地方来说也是一笔收入，有利可图。我也不稀罕沾这个光。毛主席语录最后一句：各地农村的同志也要欢迎他们去。这其实就是一种对农村社队下的硬命令。现在我还佩服王队长敢于在大潮流前毫不隐瞒的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另一个印象是当晚队里给知青们蒸了馍，还有一大锅葱花酱油汤，说是让大伙暖和暖和。这似乎是接风的饭，馍馍一端上来，我们大为纳闷，怎么是黑色的，跟北京吃得完全两样？老乡解释说：这是磨面时麸子收得少的原因。下一个麦收时，我们才知道，面粉的白黑是怎么来的，麸子留的少意味着能多吃点面粉，解决口粮的不足。这黑镆其实就是现在倡导健康饮食者所谓的全麦，而我吃的黑馍比现在的全麦还要黑。
到了小队，起初一段日子，队里派了一位老汉专门给我们做饭。老人六十多了，叫陈子实，家里就他和孙子全宝两人，全宝刚上小学，他们属于被照顾的五保户，给我们做饭队里给他记工分。子实老人告诉我们说：他早年曾在傅作义府上的灶间干过，傅是河津人，离临猗不远；还说，他们姓陈的祖上是从福建来的。他做饭常常感叹缺这少那的，看不出手艺来，不然一定会让我们吃美喝美的。他说的是实话。虽然没什么东西能让他展示出厨艺，但从他操持的日常饭食来看，他年轻时在傅府也是做家常饭的。开春菠菜下来，他用白面、棉籽油、花椒粉、焯过的菠菜，做了一屉懒龙，以简为朴，却也滋味独特，哥儿几个吃得很满足，像吃了什么好饭似的。可是他说陈姓来自福建，我当时不太信，全村多一半人都姓陈。后来我看书，知道晋代社会大动荡，山西人到了福建，来到一条大江边，指江命名为晋，以志不忘故乡。北人南徙，说福建的陈姓来自于北方或有源可溯。2005年冬，重返临猗，子实老人去世多年，全宝也成了家，神情持重老成，但说笑间脸上的童稚气还依稀可辨。
在村里住久了，天天下地干活，劳动量日增，肚子里的油水很快就消耗光了。偶尔也到附近的集镇上改善伙食。离我们最近的大镇是八里地之外的卿头镇，方言称呼的发音听起来像是“切头盖”，属于永济县内。冬日的阳光下，我们踏着积雪去镇上。我注意到阳光照耀下的那雪是淡紫色的。这条路到了春夏，间杂黄土和绿色，向远方伸延，很像列维坦的那幅名画弗拉基米卡尔，一条流放之路。“切头盖”的饭馆主营两样菜：羊肉泡馍和杂烩菜，主食是酥脆喷香的火烧。后来发现晋南一带的饭馆卖的都是这两样菜。泡馍两毛一碗，杂烩三毛一碗，都是海碗。饭馆里客人进进出出，棉布门帘根本挡不住寒风冷意，倒是灶上那口永远翻滚沸腾的大锅，让人有一股暖意。锅里煮的是羊肉、杂碎、骨头，撕碎的馍放在海碗里，一字排开在锅台上，大师傅一勺勺汤肉浇上去，客人随时端走，撒上一大勺子油泼辣子，汪汪一层红油。老乡多爱蹲着吃，放着好好的长条凳不坐，偏偏双腿蹲在上面，捧着个大海碗，吃得大汗淋漓，说“搁就”着吃痛快，“搁就”便是方言蹲着的意思。这泡馍果然好，量大，油厚，吃一顿能管几天，当时，只要解馋，就行，谈不上美食品味。2005年到解州，正经鉴赏了一回这里的泡馍，与西安的泡馍相比，虽然大同小异，但确实略胜一筹，除了名气输于陕西，其余只强不弱，我不懂此中烹饪奥妙，判断两地高下，只是凭食客的感觉，兼有四十多年前在乡镇上吃喝的记忆。
烩菜贵一毛钱，我吃了几回发现成本高在食物中用了猪肉罐头，另外不过就是海带、粉条，比泡馍多了几味，有层次，如此而已。烩菜前面加上一个大字，便是山西菜里上得酒席的一道名吃了，当然配料也更丰富，此是后话。
我们在村里的饮食随季节而有不同的内容，队里的菜地种什么就吃什么，韭菜、菠菜下来就总是吃菠菜、韭菜，吃到腻味了还得吃。后来子实不再给我们做饭，我们自己打理，每人当一天的厨师，轮流主事，做什么就吃什么，谁也不挑眼。北英揉面揉得好，馒头蒸的美，有白案之称，之华弄菜博得红案美誉。之华聪明，肯动脑筋，他做过两个菜，应该是列入经典菜谱的，一个是胡萝卜切成薄薄的圆片，油热后入锅干煸，撒白糖，点上酱油，出锅时撒上蒜末，吃起来有烧茄子的味儿。还有一个是熏鸡，此法甚土，制作程序有点像《天工开物》的意味：整只鸡去膛收拾干净，置于笼上蒸熟，然后倒去锅里的水，锅底放入两斤棉籽油，一斤红糖，油上铺几张纸，拉起风箱，大火相催，少顷，油热沸腾，纸焦冒烟，不停火，焖上十几分钟，揭锅，一只上了糖色油光皮亮散发烟味的熏鸡便做成了，有模有样。
有一次我们忘了磨面，正值停电，无米之炊，如何是好，便来了个急就章：煮了一大锅麦子，然后放上从北京带来的白糖，实指望别出心裁，结果根本无法下咽，十分窘迫，而老乡们则心疼那一袋白糖，说是太糟践了，可惜了的。
说到在村里的吃喝记忆，最深刻的要算是麦收食堂了。五月底，麦子熟了，进入夏收龙口夺粮的日子，全村人都投入了三夏，男女老幼一天到晚都在田里，家家户户上午都不做饭，队里成立了临时夏收食堂，管全村人一顿午饭，安排了专人采购，专人司厨，专人司务厨房事宜。麦收期间，队里总是不吝惜花钱，买猪肉，豆腐，粉条，凡是能买到的东西尽量买来，让大伙儿吃好。掌灶做菜的是陈天术，此人是村里的大能人，会的活计很多，如磨豆腐什么的，麦收食堂，他做的大烩菜村里人没有不夸奖。大烩菜食材搭配得当，滋味相互呼应，汤重色浓，端起一碗来，还没吃，便大开胃口勾引食欲了。刚下来的麦子，现磨，收取头茬面粉，蒸馍，老乡称为头茬面馍，新麦馍馍比城里的富强粉还要白，而且有浓浓的麦香。顺便说说，晋南的馍（馒头）是发酵后揣进面粉，不使碱，面粉揣到没了酵酸后，成型上屉蒸，蒸出来的馍保持了麦子的香味，圆圆的，直径有六公分或更大些，少说有四两，不像北京的那么规整二两一个。如果麸子留得多，面黑，个儿大，颇似俄罗斯的大列巴。麦收食堂的另外一大特点，就是红火热闹。开饭时能看到老乡们以家户为单位，一家人占一块空地，围坐一圈，有说有笑，每家的隐私，孰亲孰远，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各家户间也有言语往来，作为麦收食堂的小学校里，沸沸扬扬，好不热闹，这是传统个体农耕时代没有的景象，也是村里除过大年外的一道文化景观。可惜当时没有照相机，否则或许会留下一张人民公社夏收图吧。
麦收时，劳动量比平时要大多了，饭量也见长，一次食堂炸油饦，就是发面油饼，一个四两，我一气吃了四个，还喝了两碗馓子油茶，那都不觉得撑得慌。
那年夏收到了打场入库的几天，队里派我跟陈天甲老汉到王上庄三队去作入库登记。这是个美差，住在庄上吃派饭，顿顿新馍小菜，油泼辣子，好吃好待着。吃派饭就是上级或外来人员被指定到家户吃饭的意思，队里指定某一家负责做饭，客人到饭时便在此就餐。承接派饭的人家自己决定吃什么饭，队里给记工分，到年底分红时一并算工分，按当年分值领取分红钱，或者有其它补助，不详。用现在的话说，派饭也是集体经济中的公款招待，转移支付。白天没事，到了晚上，麦子起场装袋入库时，天甲和我在现场按过磅秤的数字核准后，批准新麦入库，天甲总是说，这里就这点事，你早些回去休息吧。我心里明白，我们来是监督三队是不是如实上报产量，防止瞒产私分的，而天甲老汉显然要放人一马，碍着我在场不方便，把我支开，我心知肚明，乐得躲开。其实这就是所谓要防止小农意识侵害集体经济的措施。农民忙活了一年，一年的汗水不就是这些麦子吗？不就是想要大人孩子能吃饱肚皮吗？
1970年，我们结伴上了一次华山之后，便各奔前程了。北英和金志民两个到部队当兵去了，梅海作为老大学生回炉到北航上学了，只剩我和之华。日子突然凄凉起来，回望来路，恍如一梦，心慌气浮，不知去路何在。
之华交了女友后，村里常常是我一人独处，空前的寂寞，空虚。除了看书，只能琢磨吃喝小事了。还记得，有一段日子我买了一听上海梅林食品公司出的清蒸猪肉，肥瘦适中，味道极佳，现在已成绝版，买不到了。吃饭时，先弄两勺放在碗底，铺上几片青菜，从北京带回的挂面煮好，连热汤带面浇到碗里，便成了美餐，味道与晋南风味迥然不同，有一种在城里的感觉。那年隆冬季节，买了十只鸡，五毛一只，家里每月寄十元多用于买食品了。把鸡一次都处理干净，挂在屋檐下，隔些日子便炖一只来吃肉喝汤。报上连篇刊载知青广阔天地炼红心的事迹，相比之下，我整个一副很没出息的样子。
今年在洛杉矶，与之华互发短信，旧日情景不由浮上心头。人真是奇怪，有时候，苦难也会被久久地回味。我给之华、北英、梅海发去首小诗，算是我们一起告别那段岁月吧！
茅舍破窗风雪侵，
年时沽酒醉黄昏。
东庄旧客星云散，
村里知交剩几人？
不久，之华应招去榆次进了国营企业，我仍茕茕孑立，影形相吊，正是秋末冬初，一片萧杀，心情也空荡荡的，没有了依托。知青点至此已彻底瓦解了，难以再独撑下去。

长夜难捱，胡思乱想。想起我有一个堂叔，是父亲的堂弟，郝氏一辈男性中，父亲行二，他行三，比父亲小十岁，我称他三爸。三爸抗战初期参加了八路军115师，后随杨勇将军在山东多年，婶婶便是当时认识的。三爸身材高大魁梧，声音洪亮，有燕赵人与生俱来的古道热肠，侠义精神，生性豪爽，不拘小节，为人真诚热情，好打抱不平，说话很直，快人快语，或许由于这么多中华民族优秀品格都跑到了他的身上，他的官竟越当越小了。他转业很早，回到太原，文革前只当了个制造暖水瓶的中等厂子的总书记，而行政级别十三级，是照顾到他的资格。当年在山东与他同级的杨俊生文革中当上了北京市革委副主任，卫戍区政委。文革初期当权派一律打倒靠边站，三爸成天跟工人们在一起聊天，下棋，喝酒，自成一片天地，但好景不长。派性之争愈演愈烈，工人也分成两派，势不两立，三爸也成了派仗的焦点，一派放出话来，要揪斗他，三爸闻风而动，立刻行动，连夜出走，回到老家赵城。什么党籍，公职，一概不想，无牵无挂，这才真是军人气派。他说回到乡亲们中间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在故乡的那阵子，他常常背上心爱的双筒猎枪，进山打野味，回来便与父老乡亲们分享，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后来，待形势发生变化，居然被单位隆重请回去，成了三结合领导班子中老干部的代表，有人因此说他是说福将。他报以哈哈大笑，并不说什么。
找三爸去，是我当时偶然冒出的念头。不料，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我真的和三爸在一起了。大概是1974年春，我离开临猗，来到老家赵城。回到故乡，一下子掉进了梦幻童年，乡音包围着，我觉得周围都是亲人，像是父亲、母亲、姨妈、叔伯在说话。乡音带着无限的温馨拥抱着我，多年的离索孤独后，故乡真的是一处宁静的港湾，收留漂泊的心。乡音是一方水土民众的共同血型，具有天生的认同感，亲热感，任你走到哪里都会听从她的召唤，乡音不消失，你童年的根就有迹可寻，你的亲人就永远在你身边。
三爸当时是代表省轻工业厅在此筹建维尼纶厂，他负责水源办公室的工作。办公就在赵城，他安排我在工地上打打零工，用他的话说，就是先干着，凑机会再想其他办法。我们爷儿俩朝夕相处，他的话很实在，于我却是亲情和理解，希望虽渺茫，也让我相信一切总会改变。三爸是个喜欢美食的人，他的美食不是专业的，不讲究，所食美味不求川、鲁、粤、浙名门大菜，而是坚守了自幼的饮食习惯，都是土吃，南征北战始终未变。他带我吃了两味家乡名吃，果然简约，但绝不简单。一个是豆腐菜，这道极普通的菜，几乎家家饭桌上都可以见到。豆腐切成方块，锅中炖煮，其中也放白菜相配伍，看上去跟吃过的炖豆腐没有什么不同，但吃一块豆腐，吸溜一口滚烫的汤汁，方觉味道不凡，让人感到一股浓浓的乡情和淳朴的关切。三爸告诉我，诀窍就是在豆腐炖透快出锅时，往蒜末碗里浇上一勺滚烫的热油，趁着那嘶啦啦的声音，倒入豆腐锅里，这才有了那种无可比拟的美味。另一个是拨糕，普通话就是馅饼。这道名吃有两个绝妙之处，一是馅儿好，肉末儿、粉丝、油豆腐碎丁、新鲜的韭芽，没有韭芽时，便以白菜心代替，几味杂陈，合成出赵城独特的风味；再有就是面皮，极薄，煎后，用筷子轻轻夹起边缘，可以照见里面的馅儿，面皮柔韧，富于弹性。三爸说师傅和面时，加入了驴油，点点渗开，揉出的面油亮亮的，包馅不易破裂。除了这两样小吃，老家还有一种油茶，独具一格，值得记下一笔。用少量的油炒过后的面，不是用开水沏来食用，而是放在一个大锅里煮，稀稠如北京的豆汁，除炒面外，锅里还要放黄豆芽、细粉条儿、切成碎丁的白豆腐，出锅盛碗时再撒上些许油炸馓子，有汤有料，又香又脆。离开老家后，再也没尝到过这么可口舒心的油茶了。家乡的这些小吃滋味极美，让我记了很久，至今想起犹有回味，我怕是再回去恐也吃不到正宗的了。放眼华夏，包括饮食在内的所有传统，如今都进入了变味期。
有时我会无端想起在赵城的那些日子，我和三爸还有他的女儿小华妹妹，正午时分，淋着淅淅的春雨，拿着碗筷，走在老城的石板路上去食堂打饭的情景，就像一段无声电影，每次想起，依然能感到那个春天的轻寒。画面里有亲情，有理解，有渺茫的希望。
那年初夏，我和三爸吃了好几桶甲鱼，老家人不吃鱼，更不敢吃他们称之为鳖的甲鱼。小孩子们在汾河里一脚踩下去便能从河泥里捉到一只鳖，捉了就给我们送来，我们不会吃这东西，更不知道有朝一日它的身价百增，价格吓人。三爸说，煮了吃就是了，没那么麻烦。于是我先把十几只鳖泡在清水里，吐去了泥腥，便放在大锅里，加上葱姜煮，一直煮到汤色发白，吃肉喝汤，并不觉得如何好吃。现在想来也是糟蹋了好东西。
如今三爸已于2010年去世，想起他高大的身影，朗朗的笑声，想起我们三个人在赵城的那段日子，想起父辈一代光荣而坎坷的一生，悲伤之中又有些悲壮，拟了一幅挽联送别他老人家:带走光荣岁月永不忘朗声笑语，长存慈爱遗容再难觅亲切乡音。
在赵城天天吃面食，就馋米饭了。现在我都纳闷，当年为吃碗米饭，我怎么竟然想出这样的办法?有一趟慢车大约11点左右到赵城，花三毛钱买一张到洪洞的车票，上车正赶上列车员推车卖盒饭，长方体的铝制饭盒，米饭打底，浇上红烧肉，三毛一份，捧着饭盒很快便吃完了，盖浇米饭，有一种久违了的城市味道，勾起不少回忆。不到半小时，车到洪洞，下车在县城闲逛一会，或在新华书店随便翻看些书籍，几个小时之后，北上的列车到了，再花三毛钱，坐回赵城，如此算来，一餐盖浇饭的成本是九毛，还不算闲逛的时间。照此路数，吃了不下三次。

1975年，招工，我已28岁，属大龄知青，被招入临汾地区水泥厂，月薪31元。这次转折的意义不在于工资多少，而是实现了农转非的飞跃。厂子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胜寺下，在此建厂实在是罪过，过度采水，粉尘污染，破坏了自古以来水清山幽的自然环境。广胜寺以元代琉璃飞虹塔，更以抗战期间太岳区军民抢救国宝赵城金藏闻名于世。广胜寺下的几个村庄，如道觉，梁里，是我父母曾经留下革命足迹的地方。老乡们一直记得他们，这让我在当地颇有些名气，直接或间接地感受到老区人民对父母的深情厚谊。1939年，父亲任洪赵中心县委书记，领导洪洞、赵城、霍县、汾西、灵石几个县的党的工作，因此在群众中享有威望。我每次见到父母的战友，都感到一种不似亲人又胜似亲人的关怀和温暖，心存感激，难以言说。但一直到今天，我对其中一位老伯都心怀一份愧意。他的年纪似乎比父亲大些，我到工厂后，他来看过我几次，当时便知道他文革前是县公安局局长，看来已经退休。老伯看我还是单身，便要为我在家乡提亲，初不以为然，虚与委蛇，不料老伯认真，七月盛夏的一个正午，他顶着烈日来了，进得门来，开门见山，说已经为我看好一个对象，是个好人家，不由分说，已经订好了见面的日子，还说相亲不是定亲，看看回去再和你父母商量嘛。老伯眼神分明是请求二字，只好从命。
到了那天，随老伯来到村里，村子离工厂不远。我立刻感到了什么是待以上宾的礼遇，进得屋来，主人——一对中年夫妇，连忙上前招呼上炕，我被请到背窗面门的正座炕桌旁，老伯坐在我右侧，男主人在左侧，宾主坐定，女儿才出来奉茶，彼此均不言说，这不像是在相亲，倒像是请客吃饭。那年月，老家待客的饭几乎成了一种定式：烙饼，摊鸡蛋，大米稀饭，再炒一两个家常菜。山西产大米的地方唯有老家，洪洞城外有几方水田种稻米炒，荷叶田田，颇似江南景物。姑娘相貌平平，态度娴静，默默来去，端茶递碗，盛饭上菜，她轻轻走来，无言而去，动作麻利，操持之中洋溢出一种美，那是女性之美，天然的流露是当今都市搔首弄姿脂粉钗裙们花重金也买不到的。这才是天然去雕琢。女人有女人样，男人有男人样，这似是古风流韵，如果这叫男尊女卑，我并没有觉得这是应该被批判的，总比男不男女不女好得多，铁姑娘还是女性吗？这是我在当时情景中的一团模糊的感受，并非现在如此清楚的表示。
这顿饭，自始至终都是这样的感觉，涌来退去。饭菜的滋味倒忘记了。这是我平生吃得最有愧的一顿饭，真对不住老伯，也对不住那个勤劳纯朴的农村姑娘，然而此生竟连道歉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在水泥厂时，印证过一句老话：富在深山有远亲。附近村里有一个堂叔，是三爸的小弟弟，从来没有见过面，我称之为五爸。他常来我这里，话也不多，只是默默地坐着，起初我没弄明白，后来突然悟到原委，便将多余的饭票倾数给他，看着他到食堂换成粮食，欣然而去，隐约能想见他的光景过的怎样。食堂少油寡味，与史翔不时改善改善，换换口味。广胜寺下寺桥头有一个小饭馆，拿手菜即是过油肉，味道极美，我曾到后厨看大厨怎样掌勺，粗粗记得程序好像是这样的：蛋清拌肉片待用，满满一锅油，油沸，将肉片投入，此谓之过油，而不是炒，过油后捞出沥油，捞出的火候全凭感觉和经验，不及则生，过之则老，小锅里放入木耳蔬菜等配料，翻炒片刻，将沥过油的肉片放入回锅，肉片金黄发亮，即时喷淋老陈醋，出锅，香气四溢，滑嫩松软，妙不可言。我看诀窍在于使醋，有人说是煨料时上醋，我倒觉得出锅前那一喷方是秘笈所在。相比之下，前两年我在北京虎坊桥晋阳饭庄吃的过油肉就差得太远了。

文革十年，吃过两次北京老字号，那时老字号饭庄都改了名称，1969年春节前，从临猗回北京，回京前哥儿几个说一定要吃全聚德的烤鸭，接连几天一通遐想，说烤鸭油大，咱几个连一只都吃不了，云云，精神大会餐。果然车一到北京站便直奔前门，全聚德已改名北京烤鸭店，饿虎扑食，风卷残云，一只哪够吃啊？却只吃了一只，太贵，十五元一只
另一次是1975年与梦波、小妹逛了北海公园，在南门仿膳食堂吃了一顿午饭。北海关闭多时，说是修理内部，后来传说是专门伺候江青同志的，小妹的一个朋友南勇走了关系请我们去游玩，满园阒无人迹，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出世，仿佛不在火热的阶级斗争之中，其次是时光倒转，往世重生。江青同志确实懂得享受。仿膳食堂就在今天南门售票处的那排平房，那天吃了什么忘了，独记住了一道香菇油菜，不是因为多么名贵，而是价格惊人，一个七寸盘，售价两块二，当时馆子里一道鱼香肉丝不过才六毛钱啊。不过那香菇的味道确实比现在的要浓郁，一定是纯野生的。仿膳后面赘以食堂二字，十分幽默滑稽，前者是宫廷御膳，后者是大众就餐，连在一起半遮半掩的，挂狗肉卖羊头，很能表明时代特色，其实，这种羞羞答答本身就表明社会生活已经在发生了变化。经营者们明白：甭管到什么时候，生意还得做。白塔寺副食店，西单菜市场等副食店不知什么何时一下子都出售一种半成品的盘菜，像什么青椒肉片啊，芹菜肉丝啊，等等。这大概是1974年前后的事。在票证时代，买这些半成品是不收肉票的，回家直接下锅，方便且实惠。一次家里来了客人，我骑车去白塔寺副食店买了几样菜，一瓶啤酒，居然也很像样的摆了一桌。举箸之间，远淡了政治而更亲近了生活。平平淡淡之中接近了一条真理，吃穿住行是一切精神活动的出发点，不管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提倡什么理念，鼓吹什么价值，都别忘了这个道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曹靖华先生写过一篇散文“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说的是旧时以衣帽取人的社会现象，娓娓叙来，历史在他的笔下变得鲜活，触手可及，而非定义化的冰冷的叙述。文革十年，不管政坛风云如何变幻，媒体如何喧嚣鼓噪，老百姓的日子还得一天天过下去。从过日子的角度回顾那十年，回眸处，“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2012年11月3日初稿完成于洛杉矶
2013年1月12日据手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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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中国古话：民以食为天人。人到什么时候都要吃饭，哪怕是在乱世。“文革”那10年，是我从小青年长到大龄青年的成长期，也是不断验证这条古朴的真理的实践期。

    以前吃饭的经验和认识仅限于吃饱了不饿这个低级层面。“文革”这10年的吃喝实践，让我获得了多重的体验和感受。

    在村里住久了，天天下地干活，劳动量日增，肚子里的油水很快就消耗光了。偶尔也到附近的集镇上改善伙食。离我们最近的大镇是八里地之外的卿头镇，方言称呼的发音听起来像是“切头盖”，属于永济县内。冬日的阳光下，我们踏着积雪去镇上。我注意到阳光照耀下的那雪是淡紫色的。这条路到了春夏，间杂黄土和绿色，向远方伸延，很像列维坦的那幅名画——弗拉基米尔卡，一条流放之路。“切头盖”的饭馆主营两样菜：羊肉泡馍和杂烩菜，主食是酥脆喷香的火烧。后来发现晋南一带的饭馆卖的都是这两样菜。泡馍两毛一碗，杂烩三毛一碗，都是海碗。饭馆里客人进进出出，棉布门帘根本挡不住寒风冷意，倒是灶上那口永远翻滚沸腾的大锅，让人有一股暖意。锅里煮的是羊肉、杂碎、骨头，撕碎的馍放在海碗里，一字排开在锅台上，大师傅一勺勺汤肉浇上去，客人随时端走，撒上一大勺子油泼辣子，汪汪一层红油。老乡多爱蹲着吃，放着好好的长条凳不坐，偏偏双腿蹲在上面，捧着个大海碗，吃得大汗淋漓，说“圪蹴”着吃痛快。“圪蹴”便是方言蹲着的意思。这泡馍果然好，量大，油厚，吃一顿能管几天。当时，只要解馋就行，谈不上美食品味。2005年到解州，正经鉴赏了一回这里的泡馍，与西安的泡馍相比，虽然大同小异，但确实略胜一筹，除了名气输于陕西，其余只强不弱，我不懂此中烹饪奥妙，判断两地高下，只是凭食客的感觉，兼有40多年前在乡镇上吃喝的记忆。

    烩菜贵一毛钱，我吃了几回发现成本高在食物中用了猪肉罐头，另外不过就是海带、粉条，比泡馍多了几味，有层次，如此而已。烩菜前面加上一个大字，便是山西菜里上得酒席的一道名吃了，当然配料也更丰富，此是后话。

    我们在村里的饮食随季节而有不同的内容，队里的菜地种什么就吃什么，韭菜、菠菜下来就总是吃菠菜、韭菜，吃到腻味了还得吃。后来子实不再给我们做饭，我们自己打理，每人当一天的厨师，轮流主事，做什么就吃什么，谁也不挑眼。北英揉面揉得好，馒头蒸得美，有白案之称，之华弄菜博得红案美誉。之华聪明，肯动脑筋，他做过两个菜，应该是列入经典菜谱的。一个是胡萝卜切成薄薄的圆片，油热后入锅干煸，撒白糖，点上酱油，出锅时撒上蒜末，吃起来有烧茄子的味儿。还有一个是熏鸡，此法甚土，制作程序有点《天工开物》的意味：整只鸡去膛收拾干净，置于笼上蒸熟，然后倒去锅里的水，锅底放入两斤棉籽油，一斤红糖，油上铺几张纸，拉起风箱，大火相催。少顷，油热沸腾，纸焦冒烟，不停火，焖上十几分钟，揭锅，一只上了糖色油光皮亮散发烟味的熏鸡便做成了。有模有样。

    有一次我们忘了磨面，正值停电，无米之炊，如何是好？便来了个急就章：煮了一大锅麦子，然后放上从北京带来的白糖，实指望别出心裁，结果根本无法下咽，十分窘迫，而老乡们则心疼那一袋白糖，说是太糟践了，可惜了的。

    说到在村里的吃喝记忆，最深刻的要算是麦收食堂了。五月底，麦子熟了，进入夏收龙口夺粮的日子，全村人都投入了三夏，男女老幼一天到晚都在田里，家家户户上午都不做饭，队里成立了临时夏收食堂，管全村人一顿午饭，安排了专人采购，专人司厨，专人司务厨房事宜。麦收期间，队里总是不吝惜花钱，买猪肉，豆腐，粉条，凡是能买到的东西尽量买来，让大伙儿吃好。掌灶做菜的是陈天术，此人是村里的大能人，会的活计很多，如磨豆腐什么的，麦收食堂，他做的大烩菜村里人没有不夸奖的。大烩菜食材搭配得当，滋味相互呼应，汤重色浓，端起一碗来，还没吃，便大开胃口勾引食欲了。刚下来的麦子，现磨，收取头茬面粉，蒸馍，老乡称为头茬面馍。新麦馍馍比城里的富强粉还要白，而且有浓浓的麦香。顺便说说，晋南的馍（馒头）是发酵后揣进面粉，不使碱，面粉揣到没了酵酸后，成型上屉蒸，蒸出来的馍保持了麦子的香味，圆圆的，直径有六公分或更大些，少说有四两，不像北京的那么规整二两一个。如果麸子留得多，面黑，个儿大，颇似俄罗斯的大列巴。麦收食堂的另外一大特点，就是红火热闹。开饭时能看到老乡们以家户为单位，一家人占一块空地，围坐一圈，有说有笑，每家的隐私，孰亲孰远，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各家户间也有言语往来，作为麦收食堂的小学校里，沸沸扬扬，好不热闹，这是传统个体农耕时代没有的景象，也是村里除过大年外的一道文化景观。可惜当时没有照相机，否则或许会留下一张人民公社夏收图吧。

    今年在洛杉矶，与之华互发短信，旧日情景不由浮上心头。人真是奇怪，有时候，苦难也会被久久地回味。我给之华、北英、梅海发去首小诗：“茅舍破窗风雪侵，年时沽酒醉黄昏。东庄旧客星云散，村里知交剩几人？”算是我们一起告别那段岁月吧！

    （选编自作者的《吃喝十年——“文革”回眸之二》）

http://www.farmer.com.cn/sh/wh/ngwh/201303/t20130302_814813.htm

yangharrylg

蒙小平

郝大哥：您好！
今天在我妻哥刘欣家看到您等写的郝伯伯诞辰100周年的书。感慨颇深。世界原来是这样小！
我父亲蒙照林，五十年代任中央财贸部干部处副处长。是令尊的战友和部下。我家曾和您家住一个楼，白塔寺西廊下胡同一号。我父亲1960年，在中财部撤销后，调到西北局，后来又调到宁夏自治区党委。
文革中，北京的造反派曾到我家外调过令尊的材料，从那时我知道了郝伯伯。我父亲当时用党籍担保郝伯伯是被反右扩大化的。
后来，我得知1978年令尊被平反，任国务院参事，而且高寿，成为笑到最后的有识之士……
我也曾写过一篇回忆文革的文章，并获过奖，题为《文革造反者，一帮纸虎也》。您若有兴趣，不妨到我的新浪博客中看看。或在百度中键入我的名字，即可看到我的博客。
祝好！

蒙小平
e-mail:mengsir886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