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郑季翘与形象思维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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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季翘与形象思维论争


郑季翘，1912年生于山西五台，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参加一二•九运动，后投身革命，成为党在思想文化战线的高级干部。他保持着深厚的理论兴趣。

195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界从苏联引进了别林斯基始创、尼古拉耶娃阐发的“形象思维论”。周扬当时是文艺理论界的权威，又是主管文艺的中宣传部副部长。“形象思维论”有周扬支持，成了文艺理论的金科玉律，即人们认识现实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科学家主要用抽象思维，艺术家主要用形象思维。

60年代，郑季翘担任吉林省委书记，分管文艺工作，接触到形象思维论。他思考，如果艺术家另有一个思维规律，毛泽东《实践论》中所阐述的人类普遍的认识规律何以存在?1962年7月，周扬到长春视察，郑季翘向周扬当面讲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周扬能改变观点。周扬当时没有表态，却在沈阳一个座谈会上说，“斯基”是不能随便批判的。郑季翘理解，周扬讲话所指就是他。这促使他下决心，在1963年2月写成了一篇论文《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文艺创作中形象思维论的批判》。按照当时通行的组织原则，郑季翘给中宣部领导陆定一、周扬、林默涵、许立群写信，并附上这篇文章，希望指正。中宣部没有答复。郑季翘又向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讲了他的观点，得到支持。东北局书记处开会，吴德讲了这个问题，得到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的赞同。

1963年底，1964年初，中宣部召开各大区宣传部长会议，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关山复问周扬对郑文有什么意见。周扬说，“季翘同志最好在肯定形象思维论的基础上再去批判，然后可以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关山复转告郑季翘。郑季翘认为周扬压制讨论，他的文章己没有发表可能。1964年夏陈伯达到长春，郑季翘把文章给陈看了，陈要郑修改充实，寄给《红旗》杂志。不久《红旗》编辑部又打来电话：“根据伯达的指示，编辑部向你约稿，望尽快寄来。”1964年10月，郑修订了文稿，增加了现代形象思维论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先声和基础的论断，把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1965年1月，郑季翘打电话给《红旗》编辑部，询问稿子如何处理，编辑部回答说：“稿子早已收到。按老夫子的意思是要发表的，但因中宣部方面有不同意见，所以没有发表。”同时，郑季翘请吴德将文章给彭真，想越过中宣部，得到中央领导支持。

在吴德等人支持下，论文1964年底在东北局政治研究室主办的内部刊物《试笔初稿》上发表，作为密件发给省以上宣传干部阅读。

1965年8月，陆定一到长春，郑季翘去看望。陆定一说，“我路过沈阳，强晓初同志把你写的文章给我看了，我从来都是反对形象思维论的。”几天后，陆定一视察长影，在干部会上说，“形象思维论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

1965年10月，周扬根据陆定一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讨论郑季翘文章的座谈会，当面作自我批评说，“季翘同志对你不起，处理你的文章我有官僚主义。”

郑季翘于1965年1月又完成第三稿，题目为《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红旗》尚未刊出之际，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1966年3月22日在杭州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要有新的观点，新的创造。吉林省一个文教书记，写文批判形象思维论，写得好。当时有人说，郑季翘的文章不好懂，毛泽东说：我看很好懂。1966年4月5日，《红旗》第五期发表了郑季翘文章。

这时，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一个月以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5月28日向党内公布了名单，并通知六个中央局各选一人，担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东北局书记处开会决定推举郑季翘，并于6月3日通知了他。

东北局为什么选择郑季翘?第一批公布的中央文革成员关锋、戚本禹、姚文元都有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赏识，后来公布的尹达也有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赏识。东北局内有一个省级领导干部的文章也得到毛泽东的赏识，选择他顺理成章。

7月下旬，郑季翘参加了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受到毛泽东接见，列席了八届十一中全会。陈伯达对他说，中央文革人手不够，希望他留在北京工作。郑婉言谢绝，回到吉林。因和人私下议论“文化革命就是‘易储’”，“江青很傲慢，净教训人”，被江青知道，后来还是被中央文革除名。

文革初，郑季翘受过冲击，后来被结合进吉林省领导班子。他当政并不左，支持过电影《创业》的拍摄，受到了一把手的排挤。

1977年底，毛泽东《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公开发表，其中谈到“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宋人多数不懂诗要用形象思维，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以上谈的，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这时，理论界有人想到了郑季翘，把他的文章和江青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捆在一起批判，并怀疑郑季翘能够当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因为江青赏识。好在原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向中央有关领导报告，郑季翘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是原东北局书记处决定的，与“四人帮”毫无关系。1978年5月，郑季翘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副秘书长。次年初在《文艺研究》上发表答辩文章，关于形象思维的争论逐渐回归为正常的学术争鸣。

毛泽东为什么在1965年7月21日给陈毅写信肯定形象思维，1966年3月22日又支持郑季翘批判形象思维论呢?我想，这和他不同时间的心态有关。1966年，他支持了文史哲各领域一批挑战权威的文章。他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为了发动文革，可能也是这样的思路。

1984年，周扬因异化论受到批判，和郑季翘同住北京医院。在病房走廊里遇见郑夫人华迦，问老郑对“异化论”问题怎么看?他为什么没有批判我呢?华迦说：“他批判你一回就够了，也不能总批判你呀?他不同意人人站队式的表态。他说，关于‘异化论’问题可以讨论嘛，真理越辩越明，应该以理服人，不能采取文化大革命那种以势压人的方法。”周扬很高兴，正准备与郑季翘畅叙，郑突然病危，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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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松林：批判我的文章上了《红旗》杂志

2007年03月21日 南方都市报


　　●他毕业于中央大学中文系，师从汪辟疆、胡小石、陈匪石、朱东润等。

　　●他曾受于右任的资助和教益，有一段动人的忘年之交。

　　●他的“形象思维”理论曾被《红旗》杂志点名批判。

　　

　　霍松林小传

　　霍松林：1921年生，甘肃天水人。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日本明治大学客座教授、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著有《文艺学概论》、《文艺散论》、《唐音阁文集》、《唐音阁诗词集》、《唐音阁杂俎》等。

　　西安下过雨雪之后，夜晚格外寒冷。在霍松林宽敞的书房中，高悬程千帆题写的“唐音阁”斋名，书架边的墙上挂着于右任赠送的照片，上书“松林老弟——于右任”。大书桌上放着文房四宝，各类书刊看不出摆放的章法。

　　霍松林语带甘肃天水口音，精神抖擞，夜谈不见倦意。对“唐音阁”的斋号，他解释：“享有世界声誉的唐诗由于意境雄阔，情韵悠扬而被称为‘唐音’。我是研究唐诗的，自己也作诗，所以千帆先生送我个‘唐音阁’的斋号。”霍松林曾到日本明治大学任客座教授，主讲唐诗。他说：“日本人研究有特点，长于考证，也有水平很高的学者。日本搞文学的人对中国文化很向往。”

　　谈起唐诗，霍松林取出近日写作的几首旧体诗。他说，现在每有感发，都会作诗，也应邀写了不少碑记，其中有《黄帝陵香港回归纪念碑记》、《三原于右任纪念碑记》等。对诗，他曾有论说：“诗既然是宣泄浓郁情志的有效方式，一宣泄就会得到心灵的补偿；那么，并无浓郁的情志需要宣泄而硬要作诗，就不但作不出好诗，还会损害健康。”

　　霍松林也写书法。他说：“从小父亲就教我写字，上学后几乎天天写字。”对于右任的书法，他赞誉不已，在《三原于右任纪念碑记》写道：“先生以草圣名世，融碑帖于一炉而自创于草，简净明丽，雄浑奇崛，纵横变化，仪态万方。”又回忆当年向于右任请教诗文书法时，于右任说：“有志者应以造福人类为己任，诗文书法，皆馀事耳。”

　　如今，霍松林还在陕西师范大学任博士生导师。他指着书桌上的一批论文说：“这两天我还在看研究生论文。”回忆起昔日的老师，他颇多感慨。在《唐音阁杂俎》的自序中，他写道：“一个人能够成长，离不开老师的教育和尊长的提携。十年‘文革’，学生斗老师，晚辈斗尊长，贻害无穷。如今提倡尊师重教、敬长爱幼，揭发、批斗之类的‘革命’行动没有了，但师生关系、长幼关系、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不都是亲密无间。要彻底改变世风，还须从多方面努力。”而谈起同辈的学者，霍松林若有所思地说：“程千帆先生、钱仲联先生都去世了……”

　　幼年的启蒙受用无穷

　　1921年，霍松林生于甘肃天水。4岁以前，父亲教霍松林背熟《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识字课本；接着循序渐进，从《论语》开始，熟读群经诸子和历代诗文名篇，同时写大小楷，习作对联、诗、词、散文。在家中读书直到12岁，父亲才送霍松林到新阳小学接受现代教育。后以第一名毕业，考入省立天水中学。

　　南方都市报：在12岁之前，你的父亲在家里教你读书的情形是怎么样的？

　　霍松林：我的启蒙老师就是我的父亲。我父亲16岁就中了秀才，曾在私塾教过书。我大约只有3岁的时候，我父亲就教我认字、读书了。我们乡下当时办了一所初级小学，教员兼校长就是我父亲以前在私塾里教过的学生。我父亲认为这个人是他教过的学生中最差的一个，所以，当我已经到了入学年龄的时候，他坚决不让我上那所小学，还是要我在家里跟他学。直到12岁时，他经过调查，知道距我们家15里的新阳小学的教师水平高，不至于误人子弟，才把我送去读书。

　　在我12岁以前，他教我读了一些先秦古籍和秦汉以来的文学作品，我反复背诵，后来受用无穷。他非常强调熟读、背诵，他认为：小孩记忆力强，多熟读、背诵一些名篇，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而且熟读可以提高理解能力，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他也教我写书法，看帖、临帖，到十来岁的时候，邻居就要我给他们写春联了。在我七八岁时，父亲就开始教我作诗作文，学平仄、对对子。现在想起来，这种启蒙教育很重要。当时我摹仿父亲的腔调吟诵唐诗宋词，尽管不完全懂得诗旨词意，但全身心都被一种无法形容的情韵陶醉，不知不觉中已经种下爱好文学的因子。

　　在中央大学受名师熏陶

　　1945年，霍松林考入中央大学中文系，其时汪辟疆、胡小石、陈匪石、朱东润等名师云集，各有专精。霍松林回忆：“我结合听课，对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哲学、美学、诗学、词学、曲学以及文学理论批评史等都刻苦钻研，略窥门径，撰写了许多学术论文和诗词散文，在各大报刊上发表。”

　　南方都市报：1945年你考中央大学时，正是抗战胜利的那一年，当时中央大学的变化怎么样？

　　霍松林：那时候可以报好几个大学，考了这个可以考那个，考试的时间不同的。那时候抗战还没有胜利，但我考完以后，兰州就开始庆祝抗战胜利。那时候还没有正式宣布胜利，兰州就有消息了。南京的中央大学在沦陷之前迁到重庆去了。那么，汪精卫在南京又搞了一个中央大学，那个大学我们叫它“伪中大”，抗战胜利的时候它就被解散了，那些学生就去考其他大学了。中央大学当时是全国院系最全的大学，考试要求很高。1945年9月，我是到重庆去上大学，上了一年，复员以后回到南京，我到南京的时候是大学二年级。

　　南方都市报：你的老师中有哪些名教授？

　　霍松林：我在中央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汪辟疆、胡小石、陈匪石、卢冀野、罗根泽、朱东润等许多名教授都在那里任教。他们大多数都给我讲过课，没有讲过课的，我也登门请教过。而他们的著作，我尽可能都找来读了。

　　南方都市报：还记得那些老师上课时的情形吗？

　　霍松林：我在重庆上学的时候是汪辟疆先生做系主任。汪辟疆先生上课是不认真地讲什么课，骂人，骂些什么人浅薄的话(大笑)。而且他也不善于讲课，话也比较难懂，他就是学问渊博。胡小石先生善于讲课。但是讲课最认真、最好的是陈匪石先生，讲宋词。我们一年级的时候，管我们的老师是朱东润先生，他后来去了复旦大学，朱东润先生也是认真讲课的。在重庆一年级还要学国文，成绩好的学生学基本国文，成绩差的学生学补习国文，我们的基本国文是朱东润先生教的，他完全讲文言，作文言文。朱东润先生是搞传记文学的，他很注重创作，后来写了《张居正大传》。

　　南方都市报：在中央大学中，你在学术上的主要兴趣在哪里？

　　霍松林：我跟汪辟疆、胡小石、陈匪石、卢冀野等先生学习诗、词、曲，用力较多。同时，也向罗根泽、朱东润等先生请教，多次听他们讲述研究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经验与心得。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下，我逐渐形成了研究中国诗史或中国诗理论批评史的想法。

　　和于右任的忘年之交

　　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时，霍松林由老师汪辟疆引见，认识于右任。于右任爱惜霍松林之才，见其家贫，便从自己的薪水中划出一部分资助他。此后，霍松林和于右任多有交往。大学毕业后，霍松林一度在于右任属下的监察院工作，直到1949年一别，无缘再见。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认识于右任先生？

　　霍松林：1946年底或者是1947年的春天。于右任先生当时是监察院长，我的老师汪辟疆先生和卢冀野先生是监察委员。汪辟疆先生拿了我的论文剪报和手抄诗词给于右任先生看了，于先生就说了：“我在报上已经看过霍松林的文章了。”汪先生为什么给于先生看这些东西呢？因为我家境非常贫寒，读书期间靠写文章赚点钱补贴生活，汪先生很熟悉我的情况。当时汪先生他们对于先生说：这个学生很清贫，能不能帮他找一份像现在说的“打工”的工作？(笑)于先生听了，说：做工耽误学习，你让他来见我，我为他帮助学费。

　　南方都市报：第一次见于右任先生，觉得他风度如何？

　　霍松林：他是个大胡子，人长得很高大的，穿着长袍。我到他住的地方，在南京的宁夏路1号，再往前去，就是古林寺。房子前是一个铁门，门前有站岗的，我拿着汪辟疆先生的介绍信，说：我要见于右任先生。进去之后，看见于先生从楼上下来，到客厅跟我聊天。

　　南方都市报：于右任先生的书法是一绝。

　　霍松林：他的字写得好，求字的人很多。于先生很平易近人，人家求字，不重要的，他的秘书李祥麟就会代写，重要的，于先生就自己写。每次我到于先生那里，我们聊天完了，他从旁边拿过纸，写个条子给我，让我到监察院的财务处从他的薪水中领一笔钱。于先生非常节俭，批这种条子用的纸都是废弃的边角料。后来有人说，你要是把他这些条子都积攒起来，更有价值。这话不错，但我当时的确需要钱，所以都送到监察院的财务处换了学费。

　　南方都市报：听说，于右任先生有一次挥毫写了“不可随处小便”六个大字，有人拿去剪裁一番后，装裱成“小处不可随便”的一帧条幅。

　　霍松林：那是他在重庆时候的事，有那么一个传说。(大笑)“小处不可随便”！(大笑)1948年春，他奉命参加“副总统”竞选，人家问他，你拿什么和人家选？他笑着说：“条子”。不过不是金条，是他自己写的“为万世开太平”的纸条子。于先生日夜挥毫，遍赠国大代表，他写字的时候，我曾为他拉纸。每一条幅都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北宋张载的名言，于先生奉为座右铭。他晚年自号“太平老人”，也是从这里来的。

　　南方都市报：毕业以后你和于右任先生还有交往？

　　霍松林：那时候南京市的许多大学在1948年冬天停课了。解放军已经到了江北，学校已在射程以内，学校停课了。停课以后，我曾经到常州教了几个月中学，后来就回到南京了。解放军要过江，可能是1949年4月19日，我的同学说：好久没有去看于先生了。于是我上午去了，走到于先生跟前，他说：“解放军要过江，你是准备留在南京还是怎么样？”我说：“一打起来，炮弹无眼，我想到上海去避一避，因为上海复旦大学有同学，有朋友。”他走到客厅，提笔一写：任命霍松林为本院科员。还叫我到财务处去报到，报完到回学校去取行李。他说：“今天晚上是五院的专列最后一趟火车，你下午去取行李，晚上就去坐火车。”我坐上专列，可能是每过一站，后面就解放一站。我们到上海，人家就很惊讶：你们怎么来的？那时候已经解放到苏州了。我后来就跟着监察院一起到了广州。

　　南方都市报：在广州时和于先生见面还多吗？

　　霍松林：1949年5月初，监察院迁广州，于先生住在贝通津50号。每到星期天，我就和同学冯国璘去看他，聊天。大概是7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吧，我们又去看于先生。于先生对我们说：广州太阳晒人，月亮也晒人，一夜没睡好。然后和我们坐在靠南窗的沙发上聊起来。我拿出自己的新作请教于先生，于先生也给我们看了他的新作，从作品中，他发挥说：来自民间的人了解民间的疾苦，多能忧国忧民，凡事从国计民生着想。贫富悬殊太大，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无立锥，天下怎能太平？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从广州到了重庆？

　　霍松林：后来我就跟着监察院一部分人疏散到重庆抗战老监察院的地方。这时候，陈匪石先生已经从南京到了重庆南林学院中文系做系主任，他的老朋友在南林学院做院长，聘他做系主任，这是一个四川的军阀办的私立学院。陈匪石先生叫我去帮他教书，于是我就留下来教书，没有跟着监察院再跑了。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有没有想过去香港或者台湾？

　　霍松林：都没有考虑。重庆临解放的前几天，我突然接到冯国璘的一封信，信中说于先生到了重庆，叫我赶快去见他，当时交通车都不好坐了，我没有去，于先生在重庆呆了一两天就走了，后来没有见到。于先生来重庆干什么？我不知道，后来等到1997年，我到澳门去讲学，梁披云先生请我吃饭。梁披云先生是于右任先生任上海大学校长时的学生。他说：于右任先生从广州到香港，没有到台北去，几个老学生谈到要陪同他到南洋去，于先生很赞同。但是后来有便机可到重庆时，于先生立刻登机而去，他是想救出杨虎城，杨虎城是他的老部下。结果他到了重庆，杨虎城已经遇害了，所以他很快就走了。

　　南方都市报：和于右任分别以后，知道他的消息吗？

　　霍松林：我一直不知道他的消息。直到1990年收到冯国璘给我的一封长信。冯国璘大学毕业就到于先生身边做秘书了，一生追随于先生。冯国璘把于先生签名送我的照片和墨宝随信寄给我。

　　我的书里写了不少“离经判道”的东西

　　在南林学院中文系教书一段时间后，霍松林于1950年初夏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在天水师范学校担任语文教学工作。1951年初，霍松林到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任讲师，后学院调整成为陕西师范大学。1956年，霍松林完成《文艺学概论》，后来受到批判，直到1980年才得以平反。重返讲台后，霍松林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学界称为“霍家军”。

　　南方都市报：当年你的《文艺学概论》受到批判是怎么回事？

　　霍松林：《文艺学概论》1957年一出版就受批判了。因为我是党外人士嘛。我从中学时代开始，就信守“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格言，不论是搞诗文创作或写学术论著，都在求真求是的前提下，力求探奥抉微，别开生面。《文艺学概论》是在极少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完成的，是当时国内比较早出版的新型文艺理论著作。

　　当时文艺界强调文艺的阶级性、党性，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强调用马列主义世界观指导创作，我当然不敢违背。但由于本着求真求是的精神探究文艺的特殊规律，结果就写出了不少“离经叛道”的东西。比如由文艺的阶级性谈到文艺的人民性和全人类性，由文艺为政治服务谈到文艺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审美作用和娱乐作用，由世界观指导创作谈到文艺创作要用形象思维，谈到形象大于思想，谈到世界观有时与创作方法相矛盾等等。结果这些观点受到批判。

　　南方都市报：批判的文章还上了《红旗》杂志？

　　霍松林：1957年，我没有划“右派”，但是不断地挨批判。因为我是教学骨干，学生印象很好，教的课程也多。校领导对我还是比较好，但是同时觉得我的思想改造没有改造好。应该说，我在那个时代处境还过得去，因为还可以写文章，也可以出书。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是彻底打倒了。1966年第4期《红旗》杂志批判我。那时候正是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先做了许多准备工作，批判“三家村”，批判《海瑞罢官》。后来《红旗》杂志批判我的“形象思维”，毛泽东看了之后，说批判文章写得好。作家都是搞形象思维创作嘛，批判文章说：形象思维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当时什么人把我打死都是革命行动。

　　南方都市报：受批判之后，你个人的处境如何？

　　霍松林：“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批判我的文章就在全国刊登。全校的大字报都批判我，学生造反后，我成了“死老虎”，斗争时我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先让我去扫学校里的厕所，后来我下放劳动改造去了。一起到1973年就回来，情况稍为好一些。因为人家给我搞的材料里有反对林彪的一条，所以这时候好一些。后来又说我攻击江青，“四人帮”倒台以后，又好一些。又说我恶毒攻击毛主席，这一条就没有办法，一直到1980年才彻底平反。从1966年到1980年，整整14年！

　　南方都市报：“文革”中家里的藏书都被抄了？

　　霍松林：什么东西都抄了。于右任先生给我写的字也抄了。

　　南方都市报：这期间能读书吗？

　　霍松林：不能读书。后来“四人帮”倒台了，可以读一些书，1979年他们开始让我教书，还没做结论。1980年就可以正式写文章，教书。

　　南方都市报：你多年来培养了一大批博士生，有什么心得？

　　霍松林：我带的博士生比较多。学校一直没有让我退休，我到现在还带博士生。培养博士研究生，总的要求是“品学兼优，知能并重”。关于“知”、“能”，主要通过学位论文的指导来培养和提高。首先，指导博士生在确定研究范围之后要放眼古今中外，博览精研，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占有第一手资料和别人尚未注意到的资料。其实，搞清这一范围的研究史，从力避重复、力求开拓创新的高度入手，运用唯物辩证观点研究资料，发现问题，形成论题。第三，围绕论题，进一步博览精研，选好新角度，运用适合论题的方法着手撰写，论从史出，考论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条理清晰，语言洗练明畅。完成初稿后由我审阅提出意见，反复修改。内容单薄，缺乏新意的论文不能参加答辩。有一位博士生是推迟一年，写出较高质量的论文后才获得学位的。到现在我的学生拿到博士学位有60多个，人家说我的学生是“霍家军”。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李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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