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胆琴心（刘欣欣）：始于红卫兵，终于联合行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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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八一学校红卫兵运动——献给红卫兵五十周年和“联动”五十周年


                                                         ——剑胆琴心

1966年6月初，毛主席发表文章支持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掀起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正在北京八一学校读初中三年级的我们，本来正面临着初中毕业升高中的临阵磨枪，所有的课业活动就此戛然而止。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被人民日报刊登， 6月3日北京各个学校齐整整地开始了“停课闹革命”。原本报纸上讨论得沸沸扬扬的批判《海瑞罢官》的学术斗争，突然转向为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北京市委的“三家村”被公然揭露于党报，接着“彭罗陆杨”反党“黑帮”的公开化，不由得让人感觉到红色江山真的有被“阶级敌人”从堡垒内部攻破的危险。
学校校党委做为北京“黑”市委的属下自然脱不了干系，最起码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名是逃脱不了的。全体学生、教职员工都投入到批判校党委的热潮中。前几天大字报还只能贴在学校图书馆室内，搞“内外有别”。“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下子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糊满学校所有墙壁。面对突如其来的运动大潮，八一学校的校党委曾经紧急召开党委会研究对策，不想第二天就被群众揭发出来，“开黑会”、“对抗群众运动”，让校领导必须如实交代的呼声震天响，校党委的领导立刻瘫痪了。此时在学生心目中原先敬爱的校党委，现在已经是“资本主义教育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而人人喊打了。
学校的无政府无组织状况持续了没几天，上级派下来的工作者就进驻学校。我们这些习惯了听从党组织谆谆教导的学生娃，一开始自然把工作组当成党中央派来的亲人。此时北京市海淀区的红卫兵组织在全国首创，清华附中 “红卫兵”于66年5月29日秘密成立，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队”随后于6月初诞生。其他先知先觉的各大学附中也先后秘密酝酿红卫兵组织。后来海淀区几个大学附中红卫兵（红旗战斗队）掀起反对工作者的风潮，很快波及到我校，一时间对工作组的不满在我校一部分学生中暗流涌动，其中也伴随着少数同学暗地里酝酿成立红卫兵组织的活动。
早期的红卫兵组织完全以“红五类”子弟组成，这也是当时红卫兵的组织路线。其中尤以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子弟居多。这些思想活跃的学生大多是共青团员，还有在当时中学中凤毛麟角的预备党员加入其中成为骨干。党团组织内部纪律是不容许加入其他民间社团，更不要说是处于非公开状态的秘密社团。但是毛主席关于防止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的谆谆告诫让这些人自发地集合起来，以“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红色卫兵”自居。先是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后又向“镇压群众运动”的工作组发难。在当时事事处处讲求阶级路线的政治氛围里，入伍、入党、参加重要工作岗位都要审查三代，所以早期红卫兵组织唯成分论的倾向就不足为奇了。再说，出身不好的学生当时你让他参加红卫兵，造校党委和工作组的反他也不会干呀。这一批红卫兵以后惯常被称作是“老红卫兵”。
1966年7月26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江青在北展剧场接见了海淀区红卫兵。公开支持以牛皖平、彭晓蒙为代表的北大附中 “红旗战斗队”反对工作组的“革命行动”。紧接着全国各学校工作组宣布撤出。8月1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同时还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回信，赞扬他们写的《论无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篇文章。对红卫兵运动表示了公开支持。
毫不落后于形势的八一学校，在此期间先后成立了两个红卫兵组织，“八一学校红卫兵”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最初名为“八一革命军”）。双方没有什么原则分歧，只是意气相投的同学之间互相抱团。我们学校是军队子弟学校，刚刚移交给地方一年多，大家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跟党走，听毛主席的话”。在校党委、工作组相继坍塌后，“跟党走”已经感觉是看不见、摸不着，听毛主席的话就成为我们唯一坚定不移的信念。那时不是有一句很时髦的话：“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于是大家纷纷“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血统论对联在我们八一学校同学中也曾引起过争论，赞同反对之声都有。但是由于我们学校学生几乎清一色的“红五类”，教职员工成分也相对单纯，所以并没有像其它学校那样因此引起很大的风波和什么暴力行为。工作组撤走后，学校内红卫兵对校党委的批判，气氛开始逐渐严峻和升温，发展到人格侮辱，比如组织了“劳改队”，白天参加劳动，挨批斗，晚上各自回家，没有关押过任何人。挨批斗的仅限于学校当权派或小头头，普通老师很少有涉及。也出现过极个别调皮捣蛋的学生动手打人，但在大多数同学中没有市场。起码像什么头破血流、皮开肉绽的情形在我们学校内部没有发生过。发生过个别教师和工作组组员被个别学生打伤，纯属于私人之间恩怨和误解，与“文革”运动主流无关。运动初期学校红卫兵没有抄过校领导和老师的家，此期间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无一例死亡。和所谓“红八月”种种“恐怖行为”相比，我们八一学校好似世外桃源。
八月份，运动大潮将红卫兵推向了社会，“破四旧”、抓“流氓”、抄家，一波又一波风潮迭起。党报社论的吹捧，中央首长的讲话肯定，为我们这些未成年的红卫兵战士鼓劲打气，我们学校也冲在风口浪尖之上。大家虔诚地信奉毛主席“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的曾经教导。义无反顾地投入风云乍起的“革命洪流”之中。这一期间，要说“破四旧”浪潮，八一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基本未参与其中，因为我们学校地处海淀镇，周边没有什么老字号、“封资修”可供破除的对象，不像城区的红卫兵搞得那般轰轰烈烈。上街剪女同志烫发，剪瘦腿裤、尖皮鞋之类的行为在我们眼里觉得有些无聊。唯一可以说得出来的破四旧行动就是本人在学校门前那条名为“苏州街”的马路的路牌上，用红纸写上“建军路”，算是给这条路改了一个革命名称。那段时间，有许多鱼龙混杂的别有用心之徒纷纷拉起红卫兵旗号，打着造反的幌子胡作非为，甚至跑到颐和园把佛香阁的佛像都砸掉了。听说后，大家义愤填膺，对这些愚氓的行径嗤之以鼻。之后我曾经奉命带领着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的人进驻颐和园，与驻园派出所民警一同担负保卫文物古迹的任务。为了不给园方添麻烦，颐和园里的石舫曾经作为我们夜间睡觉的宿舍。并以纠察队的名义张贴通令，警告任何借破四旧为名破坏文物古迹的犯罪行为。
抓“流氓”的一阵风潮在我校搞得声势很大。主要原因我们学校所处海淀镇边上，校园大，人员齐整，成为海淀区的一个抓捕关押“流氓”的集中场所，连附近第19中学红卫兵也参与到我们学校来。按说我们学校文革前是集中寄宿制学校，除周末放假一天，平时严格控制学生外出，与外界高度隔离。对周边的居民社会背景、社情动态几乎一无所知。哪里就认得谁是流氓？却硬是把一拨又一拨货真价实的“流氓”抓到了校园。如果要说其中有冤枉的，我们这些两眼一抹黑的半大孩子，想冤枉人也得有个对象呀，总不能上街见谁抓谁。所有抓捕名单都是有人给提供的，有些还是家属委员会扭送过来。当然不能排除有些表现顽劣的孩子被当做“流氓”被扩大化，但我保证这并不是我们的初衷。过程中还不断有警情通报传过来，比如前些时候六郎庄稻田地里遗弃一具小女孩的尸体，生前被强奸，要大家留意审查被抓的“流氓”中没有人具备作案嫌疑，等等。
被抓的有当时京城名头很响的“九龙一凤”中号称“小白龙”的流氓头头，“审讯”过程中满嘴江湖黑话，谁也听不懂，电影《老炮》中的“六爷”那口“道白”只能算小儿科。被抓进来的都免不了一通打，面对那些有经验的“老炮”，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孩子根本就奈何不了，雨点般的皮带飞过来，他们非常老道地缩身倒在墙角，双手护住要害。明眼人一看就能掂量出来，像我们这样的三五个不是人家的对手。全仗着当年红卫兵冲天的气势将之慑服。我校抓“流氓”的活动持续了十来天时间就偃旗息鼓了，主要原因就是该抓的都抓完了，该惩戒的也都惩戒了，少部分被公安机关收监，大部分“教育释放”。总之是一阵风兴起来，一阵风又收场了，似乎一只无形之手在操控着。我们只是凭着对危害社会治安的坏分子的痛恨，抒发了一通“革命义愤”。这一股发生在我们学校的风潮基本是“触及皮肉”的方式进行的，当然也没有任何政策和法规来加以嵌制。但据我所知我们学校没有把人打死的。1968年我校毕业分配到海淀第一机床电器厂的同学听到厂子里师傅议论，该厂的一位职工在“抓流氓”风潮中曾经被我校抓进去，最后死在海淀分局的看守所了。厂里人都知道那人是一个公安机关监视多年，厂里内部控制的“特嫌”。
社会上兴起的抄家风八一学校红卫兵组织也参与其中。我记得抄家对象严格限于 “地、富、反、坏、右”，现在有的文章说当时普通居民百姓也有被抄家的情形，我倒压根没听说，最起码我们学校红卫兵组织没参与过。被抄的对象出奇地精准，绝对都是有人带路指认。我们在学校附近曾经抄过一位自行车修理铺的老职工，既非地主又不是资本家，我们不是火眼金睛，干嘛偏偏抄到他头上？两间小屋家徒四壁，结果刨开炕头，数万人民币扎成一捆捆，藏在里面。一个普通穷工人家藏巨款，是何来头？又是一个“特嫌”，人赃随后都被同去的公安人员带走了。这期间抄出的有少量枪支，更多的是各式军用指挥刀。“军人魂”也比较常见，是一种刻有“蒋中正赠”字样，国民党黄埔嫡系军官的佩剑。一支精致的纯铜龙头手杖，又名“二人夺”，内藏锋利的兵刃，电影《红色娘子军》中南霸天使用的拐杖刀，我爱不释手地将其挂在自行车车把上走街串巷地炫耀，虽然很不情愿，最后还是上交了。还有一种叫“袖箭“的暗器，几步开外箭簇射入树干插得很深，说明很具杀伤力。五花八门的冷兵器，让我们大开了眼界，你能相信寻常百姓家藏有这些凶器吗？这些东西最后大家都自觉地上交公安部门。
八一学校红卫兵还抄了当年反右斗争中三个在京的右派头面人物。我曾经亲身经历了全过程。那几位岁数都不小了，都是民主人士，抄家过程中我们掌握政策很谨慎，没有动手打事主。其中有个别的子女对我们的态度相当敌视，就这样我们都没有对她动粗。抄家前我们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贴在院子里，大家反复学习。从这几家共抄出的二十多万元现金、外币和金银，人民币大部分是其中一家自己主动交出来的。另外一家告知家里没有存款，第三家我们基本是空手而归，从他们家什么东西都没拿走。我们没有死乞白赖地逼迫和挖地三尺地搜查。所抄出的人民币和金银、外币都如数交到指定的王府井一家银行。名贵的珠宝首饰指定交到八面槽一号一家国营珠宝公司。文物古董由北京市文物局来人接收，珍贵书籍也由首都图书馆派车清点拉走。本来我们根本没有对他家的藏书当回事，还是那位老头反复告诫我们他家的藏书净是些海内“孤本”。必须交给首都图书馆，图书馆来人时老人还帮助挑选清点。我们所抄没的物品仅此四大类，还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包括字画之类，我们不懂个中价值，根本一点没动。整个抄没过程中，没有发生物品损坏丢失，更没有一位同学私自截留钱物。他们家里的其它私人物品我们都一概没动，全部给他们留下了。抄家总共进行了十来天时间，结束后我们全体撤回学校。
这之后若干年，又有什么造反派组织对他们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抄家，这都是后话了，据说这几家以后全被赶出家门。1967年我们曾经故地重游，见到被抄过家的其中一位老先生，夫妇俩被赶到一间小屋，整个院子被大学和中学造反派组织占据，老两口对我们诉说，你们当时要是不走就好了，你们讲政策。如今造反派已经勒令他们搬走，真正的净身出户！我们的抄家行为算是始作俑者，多年来始终在忏悔和心中不安！“文化大革命”后期，北京市搞过好几次抄家物资处理活动，全市市民都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回包括家具、家用电器、生活用品在内种种的物品。所谓“红八月”的抄家基本局限于当时社会公认的“阶级敌人”范畴，而之后的抄家之风则漫延于几乎所有领导干部、大大小小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沾点边的个个难逃抄没家产，扫地出门的命运。我才知道八一学校红卫兵在“红八月”组织的抄家活动在当时还算很“人性化”的，我们上交的这些钱和物都是经过详细登记，日后落实政策应该原封不动地发还给人家，想到这里我那愧疚的心还能有一丝慰籍。
66年8月25日西城区各学校红卫兵组织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分队，紧接着海淀区也成立了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央内部的稳健派，一开始对红卫兵纠察队还是很支持的，在财力物力上给予了支持。在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周恩来、陶铸等中央领导的胳膊上都佩戴着红卫兵纠察队的袖章。纠察队成立的初衷是按照毛泽东关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指示，用纠察队去纠正、控制和约束当时社会上纷纷兴起的形形色色红卫兵组织种种不端行为和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使文革运动稳定有序。
海淀红卫兵纠察队在我们八一学校驻有一百号人的一支机动队，我担任队长。我所在的海淀区纠察队机动队组成，除我们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还有海淀区各个学校的红卫兵派遣人员参加。农业大学附中的高三学生张建平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被派任机动队教导员。主要任务是受纠察队总部的调遣，执行各项勤务。这期间我们除了前面所提派人保卫重点文物古迹，还参加了几次大型的群众批斗大会会场保安。我记得其中有批斗团中央领导胡克实、胡启立的，其他记不清了。但我清楚地记得那些被批斗的当权派没有坐“喷气式”，也没有挂大牌子、戴高帽子，整个批斗现场气氛很理智。我们的职责之一就是防止有不轨之徒窜到主席台胡闹。另外就是毛主席后面几次接见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一带执勤、维持秩序。总之我们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没有参加过一次有组织的武斗，也没有“镇压”过群众，纠察队内部纪律规定是不容许随便打人的。而且自从纠察队成立之时，在我们海淀区范围内各种“破四旧”、“抓流氓”、社会抄家等现象基本告一段落。如有打着红卫兵旗号胡作非为的我们有权加以制止和取缔。我不了解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有些什么恶行，让“中央文革”那样深恶痛绝，成立不过三个多月就予以取缔并批倒批臭，后来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也被莫名其妙的归为一丘之貉。各区红卫兵纠察队的头头也先后都给抓了起来。合理的解释就是红卫兵纠察队此时已经成为“文革”运动的绊脚石，“中央文革”的眼中钉。
由于“老红卫兵”奉行血统论的观念，排斥出身不好的学生，导致严重脱离了群众，慢慢走向孤立。而此时北京各大学的红卫兵组织以厚积薄发之势逐渐风生水起。8月27日以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第二司令部”相继成立。而原先处于少数被压制的一部分大学学生也纷纷拉起红卫兵组织，他们反对血统论，敞开吸收出身不好的学生参加组织，立刻得到更多数人的支持拥护。9月6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后文简称“三司”）应运而生。他们思想更为激进，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批斗毫不留情。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在斗争矛头上不谋而合。而城内的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则在“三司”历次冲击和揪斗国务院各部委领导机关时与之发生过数次武力冲突。政治经验比中学生更加成熟老道的“三司”很快成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新宠。率先成立的两个大学红卫兵“司令部”基本丧失了话语权。同样在北京市中学处于被压制的一部分力量也组织起自己的队伍，在血统论问题上与“老红卫兵”相对立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于66年9月16日在中山公园正式成立，这个后来分裂为“四三派”“和四四派”的造反派组织，很快与“三司”共进退，并得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首肯，成为北京中学红卫兵的主流力量。
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通知》正式掀起了红卫兵全国 “大串联”的热潮。有的红卫兵肩负着四处煽风点火的任务，大多数人则是趁着外出乘车、住宿、吃饭不花钱的机会，游遍祖国大好河山。国庆过后，我们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机动队也处于分崩离析状态，大家纷纷不辞而别踏上串联之路，我也带领着十余名我校在海淀纠察队机动队的队员涌入了“大串联”的洪流。那时各个中学的红卫兵几乎走光了，我们当时的心态，似乎文革运动也就要到此告一段落，谁也没有料到运动发展会到全国内战漫延的地步。当我们还在祖国各地乐不思蜀的时候，北京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却发生着悄然的变化。
运动初期，一个个“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黑帮”被揭露、揪出来，更绷紧了“老红卫兵”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心弦。接下来刘少奇、邓小平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受到运动冲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形势的发展似乎没有收住脚步的意思，运动斗争矛头开始指向所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老干部。眼瞅着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首，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一干宵小，对待老同志颐指气使，每每他们一点到哪位领导同志的名， “三司”这帮爪牙们立刻群起围攻，揪斗、批判、打倒三部曲，盖莫能免。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周荣鑫、副主任雍文涛，都是周恩来总理的得力助手。因为秉承周总理意图对西城区纠察队成立之初给与了支持。在万人大会上，江青直呼要周荣鑫、雍文涛站出来，交由革命群众批倒批臭，“三司”、“首都兵团”一帮造反派呼啸而上，从此二人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中央文革一帮人挑唆之下军队院校造反派于11月初屡次冲击国防部，随意揪斗总参谋部各级领导，李天佑副总长让他们围攻，当场心脏病复发送医院抢救。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被揪到国防部大楼前。为此周恩来、陶铸和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11月1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事院校来京师生。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等4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分别讲话，批评“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极左做法，强调“军队不能乱”。广大革命群众得知这一消息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觉得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说出了压在人民心头的话，痛快淋漓。但却立即遭到“中央文革”一帮人的激烈反对，江青气急败坏污蔑老帅 “是镇压群众。要反击，反击！”她还挑动群众展开对老帅们的猖狂攻击。中央军委几位老帅在我们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威望，“中央文革”此举引起老红卫兵心头忿忿不平。接下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顾问陶铸同志被江青指名道姓攻击为“最大的保皇派”，立刻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紧随其后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内部被揪出来的还有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郭影秋、郑季翘、杨植林、刘文珍、尹达等人也陆续被清除。这对我们来说几乎是无法接受的现实。我记得我们还在外地串联的时候，一份大字报上道出了我们的心结：陶铸是中央四号人物，被江青一句话扳倒了，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该轮到周总理了呢？想一想都让人心寒。
我和一起串联的同学们急忙在12月初赶回北京。下火车伊始，即感觉到比初冬北京的寒意更透彻心扉的是和我们离开北京时截然不同的政治气氛。满街的大标语、大字报是一片“打倒”、“炮轰”、“低头认罪”，落款的都是“三司”、“首都兵团”和其它杂七杂八的造反派组织。“大串联”开始到现在刚刚不到三个月时间，北京城就像是换了一个世界。在老红卫兵心中与“三司”的对立情绪非常尖锐，认为全是“三司”、“首都兵团”之类的造反派在捣鬼，扰乱了文化革命斗争的大方向。他们要把运动引向歧路，目的就是把所有跟着毛主席打天下的老干部往死里整。大家把所有的不满集中到了“三司”和其代表人物蒯大富们的身上。
从运动之初就以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红色卫兵自居，一直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最前列，受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热烈支持的“小将”们，到了十一月份以后却逐步走到了运动的对立面，被“三司”、“首都兵团”一类造反派夺取了红卫兵运动的主导权。据说是毛主席讲的：“夏天是革命的，冬天变成反革命。”“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和造反派将我们称之为“保爹保妈派”。我认为这个说法十分片面，也很庸俗。当时确实有一部分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干部被打倒。更多的领导干部面临冲击。不排除有些子弟们思想上产生抵触。可是在所谓“红五类”中有多少“保爹保妈”的？在我们学校，很多数量的革命烈士子弟们，他们又是在保谁呢？又比如在我们学校占大多数的革命军人子弟，他们的父亲在我军各级指挥岗位上，整个文革运动中大部分一直坚持在“三支两军”第一线。与“联动”同时被打成“保守派”、反革命组织的其它革命组织，大都是由产业工人、基干民兵、基层党组织骨干、复转军人组成。他们只是普通工人、贫下中农出身，同样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造反派行径心怀不满，他们又是在保谁的爹妈？那时社会上真正父母受到冲击的子女们，很快就从“红五类”子女沦为“黑帮”子女，他们虽有保爹保妈的心，却哪个还敢乱说乱动的？
1966年11月27日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附中、北京工业大学附中、矿院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个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北大附中召开会议，协商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社会上简称“联动”。据我所知我们八一学校当时三个红卫兵组织中只有从原红卫兵分列出来的“红卫兵纵队”的负责人李旦生等参加了会议，其他两个组织没有派人参加。但是在联动宣言书中却有我校三个红卫兵组织的名字，其实这本身并不重要，因为“联动”本来就没有什么正规的组织形式，“联合行动”才是其根本宗旨。记得大约在十二月初刚从外地串联回到学校，北京工业大学附中红卫兵的项东平来到我们住的地方。项东平是社会上称为“联动”“三平一刚”中的一“平”，也是我们八一学校毕业生，比我高两届，大家见面脸熟好说话，他向我们介绍了“联动”的成立宗旨、意义，就是要联合起全市老红卫兵，“红五类子弟”共同行动，反击“三司”、蒯大富之流的倒行逆施。项东平的一席话说得处于思想彷徨中的我们精神为之一振，在场的人纷纷表示赞同，“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就是“联合行动”的真谛。
接下来我校三个红卫兵组织分头行动，包括游离于三个组织之外的许多同学，纷纷上街张帖反对“三司”的标语和大字报，署名都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目的是在社会上造声势。同时按照一致的“约定”，大家把原先佩戴的印字的红卫兵袖章摘掉，换上纯红布的袖章，以示返璞归真。因为最早从地下走到公开的红卫兵组织当时佩戴的标志就是一块红布条。大家都是各自上街撤上一块红布，自己裁剪，所以长短不一，质地不同，参差不齐。事后有人妄加奇想，说是“联动”份子根据父母官职大小决定红袖标的质地和长短，好丰富的想象力！
在12月26日北京展览馆剧场“联动”成立大会上，全校同学倾巢而出，分散在会场各处。会议中石油附中马晓军等人冲上舞台高呼口号：“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反对中央文革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听到这近乎胆大妄为的口号，大家在短时间的错愕之后，顿时发出如火山爆发似的响应和欢呼。这口号喊出了我们憋在心头久久散不去的郁闷。“中央文革”一帮人跳梁小丑般的表演，同学们早就看在眼里气在心头。还有就是那句“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的口号也是正中下怀。八一同学们对军委几位老帅始终敬仰有加，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正是对那些造反派反党乱军倒行逆施的有力回击。人人都有一个强烈的共同愿望，请老帅们出山，接替“中央文革”领导运动，及早拨乱反正。
“联动”的行为惹恼了“中央文革”一帮人，在其授意之下，公安部的谢富治急于向主子表功，开始大肆抓捕“联动”的骨干份子。现在有些文章歪曲说是因为“联动”份子刑事犯罪才被抓，纯属胡说八道。我们八一学校同学也自发地参加了几次前往公安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最后导致了冲击公安部的事件。每次联动的类似行动并没有人出面组织，只是友邻学校红卫兵用电话联系通知，然后学校内各个组织互相通个气。有时候向学校要车，学校的两台大卡车供我们驱使，更多时候还是骑着自行车大家蜂拥而去。
当时红卫兵最时髦的标准装束就是一身肥大的旧军服和旧军帽，还有威风凛凛的宽宽的牛皮武装带。那是五五年授衔时校官和尉官统一的标配，从统计数字上看大约有近百万解放军军官配发过。八一学校作为军队住宿制子弟学校，文革前学生穿父亲的旧军装就很普遍，文革后更是清一色的军装。动辄几百人出出进进，视觉上一种浩浩荡荡的效果，造成一种“联动”巢穴的假象。如今影视作品中军队干部子弟穿着将校呢子军装，甚至呢子军大衣招摇过市，恕我眼拙，这种景象我从没见过，如果有这样另类的，不要说被“小混蛋”把衣服扒了，不出大院门，也得让大院子弟们给扒了！
“中央文革”，包括谢富治，开始公开点“联动”的名。虽然还没有正式宣布为反动组织，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却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实施对各个学校老红卫兵领导骨干的抓捕。我们在运动期间接触和熟悉的很多大哥大姐都纷纷入狱，北航附中两位同学藏身在我们学校“红卫兵纵队”的宿舍里，半夜被公安部门的便衣人员摸进学校，撬开窗户，钻进屋，在大家都熟睡之际，神不知鬼不觉将人堵上嘴绑走了。
以蒯大富、聂元梓等为首的各个造反派组织也同时开始对各个学校老红卫兵组织的打、砸、抢、抄、抓行动。海淀区周边的学校石油附中、矿院附中、北大附中、人大附中、清华附中一个个学校的老红卫兵组织相继被“三司”等造反派组织抄砸，人员被抓走。当时我们把每个学校红卫兵被抄的信息在黑板上用醒目的粉笔一一标明，很明显随着众多学校被抄，我们八一学校陷于日益缩小的包围圈中，恐难逃噩运。为了应付造反派来抄，我们多少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因为我们居住的大多是平房和两层楼房，基本无险可守，所以在中学教学楼里用桌椅板凳塞住从一楼通向三楼的楼梯，只留下一条能容一个人通过的狭窄的通路，以备紧急时退守在楼上。为了提前报警，在唯一敞开的北大门安装了一个“警铃”，有人冲击学校时可以起到警示作用。我还把一台幻灯机搬到平房房顶上，夜间接上电源，架起来向校园四处照射。有同学找来一个蜂鸣器，对着扩音器的麦克风，摇起来产生警报器的效果，我们也深知这些不过是虚张声势之举。造反派抄学校时，四处反复搜查，始终没有发现重点查找的“探照灯”和“警报器”的踪影，成为他们的一大憾事，没能为之后的“联动罪行展览”增加靓丽的“素材”。
1967年1月25日，对于我们敬爱的母校八一学校是一个最黑暗的日子，惨遭摧残的日子。这之前一两天，学校造反派教师曲军锋、黄永生，秘密勾结“三司”，制造谣言，谎称1月25日将有“联动”头头在八一学校聚集开会。“三司”蒯大富之流立刻上报中央文革，并广泛联络了首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财贸系统、农业系统、来京造反的军事院校造反派、中学“首都兵团”等等一干造反派队伍。组建了联合指挥部，密谋合围抄砸八一学校。后来北京卫戍区、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区公安分局，也奉中央文革的旨意，分别派出包括一个连的全副武装战士和大批公安干警参加到抄八一的行动中来，使原先一小撮跳梁小丑的阴谋诡计和造反派的武斗行为，涂上了“官办”的色彩。抄八一学校大军总计两万多人，于1月25日晚，把八一学校围得似铁桶一般。学校东面，一百多辆卡车、轿子车，把苏州街堵得水泄不通。学校西面，广袤荒芜的稻田地里人影晃动，灯火闪闪，织成一张硕大的包围网。
夜幕降临，围剿八一学校的造反派们才战战兢兢从西门摸进学校。学校造反派“联总”的成员忙着给他们带路，不断有人煞有介事地介绍着：“联动份子手中有机关枪、手榴弹！”平日里与学生们朝夕相处的造反派教职工们，自己的学生是个什么情况心中难道还不清楚吗？干吗非要把他们描述得青面獠牙！正是由于有人谎报军情，唬得来犯者不敢深入学校腹地。最后搬来了北京卫戍区的大约一个连全副武装的战士前面开路，后面上万人马才一拥而入。
面对这“三司”兴师动众，双方实力悬殊的局面，同学们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抵抗。造反派们则开始了对八一学校疯狂的洗劫。把好端端一个学校糟蹋得面目全非。中小学图书馆、自然、物理、化学教具室、仓库，原先在运动初期始终被完好封存保护的地方全都被砸开门锁，撬毁门窗，物品被洗劫破坏。为了搜捕“联动“份子，不惜挖地三尺，破坏了大面积的暖气管道和天花板。就是在 “破四旧”抄家风潮中，我们学校内部人员都没有被抄过家。而这次，众多同造反派意见相左的教职员工的家都被翻箱倒柜，反复查抄，影响极其恶劣。而此时的八一学校里仅仅剩下五十几个学生，大部分学生或外出串联未归，或回家没住在学校。留校的学生不分青红皂白，被一律抓起来集中看管,关了将近两天。然后把学校造反派教职工统统召集起来当面揭发、指认。分十人一批次，人人过关，筛选甄别，最终抓捕了33个人。
在1966年12月至1月两个月期间，北京市抓捕“联动”份子数目仅我们学校就占据了近四分之一，人数远远超过了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附中、人大附中、京工附中等任何一个大学附中。据统计被抓学生最大17岁，最小13岁，平均年龄15周岁。
被抓的对象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有备而来，按册捕人的。首先各组织负责人和骨干人员榜上有名。“红卫兵”负责人，烈士子弟刘坛生、车晓彤，骨干李运生、杨力等，另一个组织“红卫兵纵队”负责人李旦生，都是一照面就被拧起胳膊来带走。“纵队”另一位负责人金晓丁，本属于安分守己的好学生，面对四周的造反派教职工，心里本很坦然，没想到一报姓名也是不由分说被拧住胳膊，金晓丁很抱屈地高呼：“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抓错人啦。”夏家海，则是大喝一声“我就是联动份子！”说罢甩开扑上来的军警，“我自己会走！”大踏步上了囚车。“纵队”的骨干肖竟、王小明等也当场落网。学校人数最多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李亚宁、梁万生、李镇美等人因为没在学校，全都幸免。只把唯一在场老实巴交的韩新华作为替罪羊带走，一直关押到最后统一放人的那一天。
第二种则是因为“出身”不好，比如被打成“三反份子”的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的两个儿子——雷榕生、雷平生（最近网络上流传在陕北梁家河大队插队与习近平总书记合影的那哥俩），在学校也属于品学优良的学生，当时不知何许人在底下小声“介绍”了一下，主持抓捕的北京卫戍区领导当即拍板：“抓起来！”于是两个儿子做为“特殊关照”，与父亲同命运，都深陷囹圄。北京军区副参谋长索立波将军当时在北京军区受冲击最狠，失去了自由，他的儿子索炎林自然也难逃厄运。到了68年，眼看着招工、当兵没有希望，这些同学被一拨轰，全去了陕北插队。
更多则是依据学校造反派教职工的当场“举报”，属于“即兴”抓捕。那些在造反派眼中有 “劣迹”的，只要有人指认一声：“他（她）不是个好东西！”立刻就有捕快上前五花大绑，扔上刑车。向君山（向仲华之子）平日里好打架滋事，逞勇斗狠，虽然是个逍遥派，我行我素不参加任何红卫兵组织，对“联动”活动也不介入。但由于在造反派教职工眼里是个“恶人”，所以不由分说被当做“联动”骨干指认出来。小学六年级男生王军燕，刚满十四岁。因为曾经用“二踢脚”崩过造反派头头黄永生，“罪莫大焉”，立刻被高出半个身子的几位彪形大汉抓小鸡一样，绑得跟粽子似的。
主持现场抓捕的北京卫戍区领导还真是铁面无私，对卫戍区自己的子弟也没有丝毫手下留情，北京卫戍区时任副政委白儒生的儿子白建中（注：未参加学校任何红卫兵组织），仅仅因为学校卫生所一位老护士的一句指证：“他曾经骂过我！”为这一近乎荒唐的指证，这位未成年人却要尝尝铁窗之苦。小学五年级女生景泰蓝，北京卫戍区后勤部部长的女儿，也是十三、四岁，因为曾经与缝纫班女工在缝制红卫兵袖章时绊过几句嘴，也被指认抓走。什么重事实，讲证据，全都是扯淡。公安部门抓人比我们当时“抓流氓”还要率性随意。
被被抓进公安局的还包括两名学校教职工，李林老师因为容留一名学生藏在自己家中，被造反派抄家时搜出来，学生没被抓走，他却被扣上“窝藏罪”抓走了。另一位汽车班的师傅，因为几次派车拉着我们参加“联动”开会，也被作为“帮凶”抓走。
学校被抄的好些天后，校园仍然处于戒严状态，校门口上刺刀持枪的战士站双岗，还加一个带班的。严江民同学因为没有参加任何红卫兵组织，也没有参加过“联动”活动，无牵无挂地来到学校，看到校园一片狼藉，心中顿生不平，与造反派们辩论起来，直面谴责了他们的暴行。未承想立马被作为“联动”漏网份子抓进公安局。整个学校被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而我当时则因为提前一天返回家，而躲过了被抄、被抓的厄运。却还是没有逃过被造反派的追查、审问、威胁、迫害。在“联动”最后一次冲击公安部之后，我与一位志同道合的邻居家的孩子，在他的家里由我撰写、刻蜡板，一同油印传单，一同顶着寒风半夜骑车去天安门广场和公安部门前散发反对“三司”和“中央文革”的传单。不慎有一份传单被我父亲单位的军内造反派如获至宝地拿到手，于是对我和我父亲的疯狂迫害开始了，他们居然组成了一个专案组，对我进行车轮战术，轮番审问。并扬言这份传单的内容绝对不是我一个刚满十六岁孩子写的，肯定有黑后台。妄图株连到我那当政治委员的老爸。造反派连续审了我十来天，整了许多黑材料上报军区并移送北京市公安局，铁了心一定要把我送进局子。我母亲为了争取主动，急忙拽着我前往北京市公安局前去自首，人家接待人员问明情况，估计本人的大名还不在“联动”首恶之列，“罪行”也并非昭著，所以只是让家长好好教育子女，打发我们回家了。我心里有了底，也就敢理直气壮地返回学校，见到学校造反派头头黄永生，他惊讶地高呼：怎么让你这个“联动”、“海纠”的头头漏网了！我则坦然地笑答：“人家北京市公安局不收我！”
1月31日《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正式将“联动”定性为反动组织。紧接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对运动中发生的一系列错误倾向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对“三司”蒯大富之流的倒行施坚决反对，对 “联动”进行的镇压，和对干部子女的“不教而诛”颇有微词。很快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人将老同志们的正义行动打成“二月逆流”，“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为反击“二月逆流”，扩大舆论宣传，指使“三司”和我们学校造反派“联总”，联合在我校举办了一个“联动罪行展览”，他们把八一学校作为“联动的老窝”，定下调子为“修正主义的温床”。忠实的喽啰们立刻挖尽心思，编造谣言，伪造证据，伪造现场，颠倒黑白，制造了一个惊天的大骗局。
他们把造反派抄八一留下的一片狼藉，伪造成“联动”份子搞破坏的现场，堆积一起的自行车本来是学校学生存放在学校停车棚里，被造反派抄砸后许多损坏变形，被搬来当做证据。还有住校同学宿舍里的被褥行李被抄后，全部集中在展室，故意堆得乱七八糟，用以说明“联动”份子生活混乱。不想众多同学陆续回校后纷纷前来认领自己的自行车和被褥，“展览会”的头头眼看着阴谋就要被戳穿，硬是扣着不放。
展览会上摆着一台电视机，解说词说：八一学校共有五台电视机，全被学校的“联动”份子破坏。当时电视机在社会上算是很高档的消费品，我校第一台电视机还是聂荣臻元帅赠送的。文革开始后，这五台电视机全部被学校校务处妥善保管起来。我们学校校党委虽然瘫痪，但是校务处始终行使和掌握着学校的财务、物资、车辆、设备等的管理大权，各红卫兵组织丝毫没有染指。唯独造反派抄八一学校那几天，学校才出现短期完全失控状态。造反派们可以随意撬开任何紧锁的仓库大门，甚至进入教职工家里翻箱倒柜。当天晚上，一群被造反派押解着去集中的女同学，途中看到几个造反派抬着一台电视机，高声吆喝着“搜出一台发报机”，扬言要从假山上扔下来摔掉。几个同学赶紧劝说，这是电视机，里面有真空管，摔碎了会爆炸。在“危言耸听”之下，他们才放弃了摔毁“发报机”的念头。估摸着展台上展放的就是这一台幸免的“发报机”。
“三司”在外贸部抄家抄来许多进口洋货，包括洋酒、化妆品，也拿到这里派上用场，造谣说八一学校的学生生活糜烂。为彰显“联动”份子追求封建生活，展台上醒目地摆着一双红色的段子面绣花鞋做为“罪证”，孰不知这双鞋是造反派在抄八一学校时，抄了学校一位老师的家，把他爱人当年结婚时娘家陪嫁的一双绣花鞋拿来充数。“三司”抄图书馆时散乱的书籍也被搬过来，把《红楼梦》和一些被批判小说，还有图书馆里留存的苏联画报，做为“联动”份子看黄色小说的证据。
为渲染“联动”搞武斗、打砸抢，把原先学校军训使用的木枪、垒球棒、军体棍做为凶器展出。还嫌不够，从公安局借来匕首、刀具，居然还把红卫兵抄家缴获后上缴公安局的国民党军用佩剑“军人魂”借出来搬上展台，迷惑不明真相的群众。最让造反派们感到遗憾的是八一学校“联动”使用过的“警报器”和“探照灯”经反复搜查没有下落，只好用文字说明，并注明“尚未查获”。整个“联动罪行展览”除了制造谎言以外拿不出八一学校红卫兵组织在运动初期有哪些能摆在台面上的“罪行”。
被彻底妖魔化了的八一学校红卫兵组织，被扣上破坏公物的打砸抢份子，实际上从文革一开始学生就成立了护校队，防止别有用心的坏人潜入校园搞破坏。至学校被抄前，学校中小学图书馆、生物、物理、化学、美术、自然、地理等科目教研室的仪器教具均完好地保存在仓库里。也正是展览会的发起者，校内的造反派勾结“三司”等外人祸害了美丽的校园。
被污蔑为“修正主义温床”培养出来的八一学生，在学校多年来传统革命教育的熏陶影响下，自始至终以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标准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就在文革运动最热火朝天的“红八月”，学校最大的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还利用十余天时间组织了支援“三夏”劳动，经北京市革委会安排，步行数十公里到达远郊区房山县，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种自觉革命的举动，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的。“大串联”的日子，许多同学自发地组织起来，徒步串联，一部分人重走革命前辈的路，长途跋涉奔赴延安、大庆。本人革命意志稍差些，可也带领着十七个人的队伍步行一百余公里到达天津。
唯一真正“坐实”了的“罪行”就是和“三司”势不两立，反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对他们干扰运动大方向进行了坚决抵制。总之这个七拼八凑漏洞百出的“联动罪行展览”还是办起来了。为扩大影响，散布流毒，“中央文革”严令在京党政部门，工农兵学商各届都要来八一学校参观展览。于是每天来参观的人员成群结队，络绎不绝。
学校被抄后不久，我和八一学校一部分同学们坚持返回母校就地闹革命，我们没有向造反派恶势力低头，冒着随时可能被抓的风险。当时整个校园大部分被霸占作为“联动罪行展览”展区，宿舍楼也被“三司”展览人员鹊巢鸠占，回校的同学仅限于很小的活动范围里。宿舍不让住，我们就在小学教室里把课桌拼起来当床。冬季停止供暖，捡来大字报纸和枯树枝生火取暖。学生食堂停火，大家跑到海淀镇上餐馆就餐，伙食费不够，经常买一碗米饭泡上酱油下肚。造反派千方百计要把学生赶出校园，展览会“三司”的工作人员、学校造反派、还有卫戍区执勤的战士，天天光临我们临时居所检查、监视。大家没有畏惧，铁下心来在学校坚持到底。我们白天唯一的活动就是三三五五聚集在“联动展览”门口给他们“添堵”。
3月6日这一天夜里，周恩来总理也来到八一学校，视察了一片狼藉的校园，又参观了“展览”。在欺骗宣传的蒙蔽下，周总理对“联动”的“罪行”表态予以“谴责”。
次日一早，我们留在学校坚持斗争的同学紧急召集了部分从家里赶回学校的同学共数十人，聚集在原校务处所在地，当时的“展览”会场大门口。面对三十多位同学还在牢狱中受苦，我们不能选择沉默，要发出我们的声音，告诉中央领导同志，“三司”和八一学校造反派“联总”是如何沆瀣一气，造谣污蔑，混淆视听的。当时学校里除了数百名“三司”造反派组成的展览会工作人员，还有大批卫戍区警卫战士和公安干警，可以说戒备森严。这天上午众多警卫战士在卫戍区一名领导的带领下打算驱散围在门前的同学们，但是大家死活不肯走。无奈布置了警戒线，并当众宣布：“谁敢越过警戒线，跳出来一个，抓一个！”
一会儿，一台红旗轿车停在展览会场门前。大家还没看清车里坐的是谁，就齐声高呼：“我们要见中央首长！”车上下来的是康生，他以为面前聚集的人群是欢迎他的，干笑着向我们挥挥手，但很快发现不对头，收起笑容，迅速扭头钻进了展览会大门。紧接着又驶过来一台灰色吉姆车，下来的是肖华，接着伏尔加轿车下来戚本禹，大家不约而同发出嘘声，和悄声咒骂。眼见得领导没有搭理我们的意思，大家私下里商定，待各位领导参观完毕，离开学校时，一齐冲破警戒线，用“拦轿告御状”的方式向领导反映情况。
为了避开我们的纠缠，一会几位大首长的专车突然纷纷启动，空车离开，打算在其它地方接上领导溜走。发现康生等人要溜号，大家顿时急眼了，没有人发出号令，也没有预定行动方案。只见初中二年级15岁的女孩蔡丁同学，独臂将军蔡树藩烈士的女儿，第一个像箭一样冲破警卫战士手拉手组成的警戒线，一头扑向康生乘坐的红旗车头，不顾车辆已经徐徐启动，躺在车轮下，车立刻刹闸停下来。另外几十位学生不约而同一窝蜂冲上去，顿时场面大乱。警卫战士急忙出动控制局面，仗着人多势众，很快几个躺在车前面的同学被扭着胳膊架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负责人烈士子弟李振美，身高体壮，冲在最前面，六个警卫战士才勉强把他按住。等领导的车走后，当场被抓的几位同学都被释放出来。
1967年4月22日，我校被关押的部分同学和北京市各个学校被抓“联动”份子，经毛主席的指示，最后一批被全部释放。三个月的牢狱生活磨练了同学们的意志，这批同学出狱后，在家将养好身体，也陆续返回学校。八一学校造反派提出要把我校做为高干子女集中住宿制的修正主义温床彻底砸烂，我们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要亲眼看到“联动罪行展览”谎言被戳穿，看到他们阴谋彻底败露。最后学校造反派依仗“展览会”驻校的“三司”几百名大学生撑腰，合起伙来不断向在校坚持斗争的同学发起挑衅，制造了多起武斗事件，疯狂抓捕在校学生。造反派几个坏头头甚至把中央红军长征大渡河勇士李德才烈士的儿子李长征同学抓起来拷打致伤。并非法拘禁了几位最后留在学校的学生，押着他们游街示众。
八一学校造反派的作恶多端，激起了包括北京军区领导机关和军委首长的公愤，从元帅到各级将士对八一学校所办的“联动”展览纷纷表达强烈不满。包括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元帅在内的老一辈革命家都曾有子女在校就读，八一学校此间的动态，他们也十分清楚，八一学校二十余年的光荣传统和扎实的良好教育对学生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中央文革”通过办展览抹黑和诬陷八一学校学生，目的完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有一次学校造反派请北京军区机关的一批八一学校家长来参观展览，随后举行了座谈会，会上众多家长纷纷表示抗议，当场与造反派激烈辩论，指责展览歪曲事实真相，污蔑年幼的学生。事后学校造反派向上面告状，“中央文革”指示要追查都是哪些干部发了言，但是北京军区顶着没有办。随着“三司”和蒯大富反党乱军真实面貌被逐步揭穿和清算，“联动罪行展览”成为反党乱军的众矢之的，1968年下半年军宣队进驻八一学校，当即决定停办在校的“联动罪行展览”，这场闹剧才寿终就寝了。学校里上蹿下跳的几个造反派坏头头不久也分别受到了清算。
“文化大革命”开始，首都红卫兵也就是最初的老红卫兵，发起的初衷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批判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随后又在“中央文革”的鼓动支持下挣脱了“工作组”的束缚，接着红卫兵被引导着走出校园，走向社会，一步步走向巅峰。却在仅仅三四个月时间，便飞流直下跌入谷底，被“中央文革”弃之如敝履。我们这些刚满十六岁的毛头小伙、小丫头们，秉承毛主席的教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教导。位卑，却又未敢忘忧国。不谙世事，却也满腔热血。组织松散，却还一呼百应。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由积极投身，到踌躇彷徨，最后发展到胆敢与“中央文革”叫板对抗。尽管结果是螳臂挡车，是被粉碎、被镇压、被赶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舞台。但至今我仍然认为，虽然我们当时行事方式的确乖张，莽撞，虽然我们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但我们的方向没有错！我们与中央军委几位老帅、国务院几位副总理，也就是说“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们，都是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式表达对“运动”发展趋势的不满。谴责陈伯达、江青、康生、谢富治、王、关、戚一伙和他们的爪牙“三司”之流的倒行逆施，把运动引上了邪路。
我们真正介入到“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运动初期的半年时光，这半年在号称“十年动乱”的漫长岁月里仅仅是个小小的开场白，所谓“十年动乱”其实真正把国家引入“内战边缘”的时间就是在前五年，高潮则在1967年“联动”被粉碎、“二月逆流”遭清算，所有运动绊脚石被搬开之后的这几年。1971年开始，以“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为标志到1976年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后五年，则是围绕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两种思潮的反复交锋。当然肯定派是占据了绝对主导低位。如今一提起“文化大革命”就拿“红八月”说事儿，好像文革期间的所有罪孽都发生在这短短的两三个月里，而且一切罪责都应该由那些未成年的黄口小儿们承担，当年的个别“当事人”也忙不迭地站出来“道歉”，忒把自己当棵葱了吧？如果这种道歉能把“十年动乱”的恩怨一笔勾销，那我倒愿意为此长跪不起！
我们学校在文革前没有设高中部，初中三年级就是最高年级，我们学校的学生基本没有成年人，下面两个年级的弟弟妹妹们年岁更小。这就决定了八一学校始终是跟随着海淀区其他学校之后，随风而动，亦步亦趋。当年“中央文革”和“三司”都把八一学校作为“联动”最后，也是最顽固的堡垒，以抄砸八一学校作为彻底粉碎“联动”的标志。也把“联动罪行展览”选址在八一学校。这都与事实相去甚远，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联动”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以及它究竟的来龙去脉。八一学校的三个红卫兵组织在对“三司”和“中央文革”的立场观点上与“联动”，以及北京市所有“老红卫兵”出奇的一致，人数比较多，每次行动参加人数都在百人以上，看似动静挺大。实际上我们在整个“联动”的活动中只是充当了跑龙套的角色，而且是热血沸腾的那一种。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学生娃在“文革”中短暂的运动生涯，最初是由组织、参加红卫兵开始，最后终结于“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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