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学俊：回顾自上而下“反右扩大化”的历史轨迹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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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圣明，臣罪当诛”？
——回顾自上而下“反右扩大化”的历史轨迹与逻辑

(原创：应学俊 )

【提示】回溯反右及其自上而下“扩大化”的历史轨迹和逻辑，再看胡新民将反右“扩大化”归结为“运动群众化”的造孽——似乎1957年的群众都不听毛和中央的话，这怎不令人齿冷？难不成至今我们仍须丢弃实事求是的原则而只能重复数千年来“皇上圣明，臣罪当诛”老调？

当胡新民先生在《真实的反右 深刻的教训》一文中，把反右“扩大化”归罪于“运动群众化”亦即“群众运动”的必然结果，而要让群众为反右“扩大化”埋单时——他忘了，“群众运动”或曰“运动群众”历来正是毛泽东先生的拿手好戏；也忘了，如否定“群众运动”实际上是在兜底否定毛的几乎全部谋略和决策；还忘了，如果不是毛指示将某些人在小范围会议上的“右派”言论“扩大化”发于《人民日报》，谁又会知道有“那么多人”向党提意见或曰“猖狂进攻”；胡氏更忘了：“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是我党历来的谆谆教导。历史上只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而从未听说“皇帝好细腰，宫女成胖妞”——岂有毛和“上面”不准“扩大化”而群众非要“扩大化”之理？

迂腐老调,臣罪当诛,皇上圣明,自上而下,反右扩大化,（图：“皇上圣明，臣罪当诛！”）本文将梳理史实以证明：反右“扩大化”与延安整风“抢救运动”扩大化乃至更早期的江西打“AB团”扩大化一样，都是自上而下的。从宏观而言，想让“下面”、群众为决策者、始作俑者使政治运动打击对象“扩大化”背黑锅，这是昧着良心、无视史实的，是想再唱数千年来“皇上圣明，臣罪当诛”迂腐老调罢了。

历史记录了反右“扩大化”自上而下的轨迹——

以下史实基本源于当年《人民日报》、可查考的中央文件、已解密的中共内部指示、《党史》二卷等，它们也印证着笔者的记忆。叙述历史事件和过程，不可忽视时间和背景（比如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在运动初期、中期或后期出台，其性质和意义便是迥异的），因此我们尽可能以具体时间为线索（适当分析评论），也恭请读者朋友予以关注。

1、风云突变：“整风”刚经历半月，突然转向“反右”

1957年4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天后，《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传达出毛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以此为标志，“整风”运动正式开始。

上述《指示》中明确指出：“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对于一些带原则性的争论，可能的时候应该作出必要的结论，但是必须容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不论错误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并且要给以积极的、耐心的帮助，这样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说得合情合理，四平八稳，温暖人心！

在上述《指示》发布两天后，4月30日，毛泽东还为此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座谈会，为“整风”做准备。毛多次“诚恳”动员和号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畅所欲言，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这使得民主党派及党外人士深为感动，感到中共的民主诚意，认为应当也可以“掏心窝子”了。

——当时全国近六亿人口，六亿人再“集中统一”，但对国家大事仍会有一些不同意见和看法，这应当是常态，反之才是不正常的。此为常识。

——当领袖与执政党再三再四鼓励放开言路，鼓励发表意见，泱泱六亿国人会有怎样的反应当为可想而知。何况中共进城执掌政权，社会急剧转型，由于指导思想偏差和经验缺乏等因素，由于胜利而难免带来一些居功自傲和霸道作风等问题，存在种种不足是自然的。领袖既然诚意号召“帮助党整风”，并承诺“言无不尽，言者无罪(并为设言论禁区)”，许多意见必然扑面而来，其中不乏尖锐的意见和看法，这当毫不奇怪。

从5月2日至5月12日仅仅10天，全国各地各、民主党派、团体，响应“整风”号召，召开各类会议“帮助党整风”，就毛提出的“三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向各级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乃至中央，提出了30多万条意见、建议（这是总数，若归类，也未必有那么多，而涉及农村政策问题和官员作风问题占了相当比重）。——意见如此之多、之杂，大大出乎毛及中央的预料，有许多问题毛及中央以前确实也并不了解（这是否也属于官僚主义？——笔者注）。真的“引火烧身”了，毛如何反应的呢？

——尽管毛及中央也认为，90% 以上的意见是正确和基本正确的，但是，听惯了“大救星”颂歌的毛对于“引火烧身”也已如坐针毡，认为“阶级敌人”出来了——毛在一份《情况汇总》上作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见《郭道晖：以亲身经历剖析整风反右运动》）——毛感虽到意外，但作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和中国历史上最有权谋的策略大师，他并没有从这些意见中冷静地实事求是地从社会发展规律层面认真反思和总结，进一步搞好“整风”，修正治国方略中的某些偏差，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如“打仗”一样继续他的“三十六计”——毛对“整风”来了个急刹车，180度大转弯，不惜背弃“言无不尽，言者无罪”的诺言，开始了猛烈的全面的“反右”阶级斗争！理由竟然是原来并未提及的“对‘右派’没有‘言者无罪’一说”。

——我们可以实事求是地想一想，即以毛及中央当时的判断来说（毛承认“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大有利益”）——对极少数所谓“右派”言论（既然极少数，即不成主流，无碍大局），有何必要开展那样一场全国性的“反右运动”大战？面对在六亿国人中即便确实存在三四千“真右派”，也不过沧海一粟，有必要举全国之力去反“极少数”之“右派”而且涉及“党内高干”？“高射炮打蚊子”——取如此无厘头战法何故？

——但从后来党内(包括军内)、党外哪些人被打成“右派”的事实，使我们现在可以“一览众山小”：1949年以来，对于无视客观实际的一些“极左”冒进路线和政策，党内、党外皆有一些不同意见，而“帮助党整风”必然使这些意见更加暴露出来。毛此时不是适时反躬自省，而是恰恰寻找到了反击不同意见的突破口——借少数人在“帮助党整风”中看似有些“极端”的说法，将其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挥舞起这跟大棒——不仅对党外，而且包括党内一切不同意见和思想狠狠“震慑”，以禁锢所有“异见”而定于一尊，实现“圣意”不可拂逆之目的（此后，这根大棒一直被自如运用着，屡用不爽，所向披靡，直至1976年）。在如此思想路线和逻辑下，从毛开始的自上而下的“扩大化”就成为必然了。我们接着循“扩大化”的历史轨迹而去，看看自上而下还发生了什么——

2、将极少数所谓“右派”言论蓄意“扩大化”

整风刚约半个月，1957年5月14日～16日，毛直接指挥启动“反右”，连续发出内部指示，要求各地的报纸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指示》要求暂时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暴露其反动面目，而各级党组织要“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试问，如果是“真实的反右”，那么，即便确有“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官方表述），为何要把“极少数”在小范围会议发言所产生的“负能量”通过《人民日报》等官媒蓄意“扩大化”到全国？这是帮“敌人”宣传还是蓄意要造成什么“声势”？这难道不是在为“扩大化”制造“舆论”、埋下伏笔？“扩大化”难道不是自上而下的吗？

3、“反右运动”继续升级，公开化、扩大化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正式全面发动“高射炮打蚊子”式反击右派的斗争。7月1日，毛泽东又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个“指示”和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进一步升级。“扩大化”之网正式地公然撒开。

社论中，毛对于曾积极响应中共1949年号召、积极参与“建国大业”并拥戴中共和毛的民主党派点名批判，并点名所谓“章罗同盟”：“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极少数人”在小范围的座谈会上发表的“右派”言论就能搅得“中国天空上黑云乱翻”？难道不也是毛令《人民日报》蓄意“扩大化”而搅动“黑云乱翻”？毛借此首先将“极少数人”扩大化至“这两个党”，并在《指示》中直言：“请你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这不是自上而下的“扩大化”而是“群众运动”的结果吗？

4、“反右运动”继续升级——由党外“扩大化”至党内、军内

毛在党内指示中还说：“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

——真是笑话，三十几万条意见中，90%以上都是正确的，何来“大战”？反右的“党内战场”被置于“党外”之前列，岂不意味深长？而据说军队尤其空军院校中竟然也有数千军官被打成“右派”（此领域详情至今尚未解密），则更发人深省……那些为革命流血奋斗的中共党员、战士、将军们，在刚刚取得政权才8年时会与自己的“敌人”为伍吗？这不是危言耸听是什么？

——历史事实证明，那些后来被打成“右派”的省市级高级领导们、军官们、曾经战斗在敌人心脏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们，他们只是在某些诸如“统购统销”、农村政策等等相关方面有一些不同意见和看法而已。（参见文末索引）——由此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反右”的核心：以“姓社姓资”为大棒，整肃一切与毛之决策构想有不同意见和看法者，不论党内党外。这才是所谓“真实的反右”。至于“阳谋”还是“阴谋”，在此暂不讨论了。

——可当我们从前30年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历程来反观那一场“反右运动”，恰恰证明，那些党内外的所谓“右派言论”中绝大多数其实并无甚错误，有的恰恰是先见之明。而所谓“右派言论”与如今一些民众直言批评当下党和政府相比，绝对是小巫见大巫，可也并未见“天空黑云乱翻”，中国照样“崛起”——面对实际，改革开放不得不把毛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基本抛弃，回退至1950年代初准“新民主主义”（即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废弃“阶级斗争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毛式“基本路线”——实践证明，“反右”有何“必要”？有何意义？遑论“扩大化”！

5、自上而下、愈演愈烈的“扩大化”（以下时间、数据主要引自《党史》二卷等公开资料）

反右开始后不久，1957年6月29日，中央指示，右派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北京大约400人，全国大约4000人。这人数已经不少，而且已经超越主要批判政治思潮，而是着重于具体点名、具体“打倒”个人了。但这时毕竟还“指示”：对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人，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

可以上指示发出仅仅10天，中央又指示，点名批判的人数扩大1倍。全国“右派骨干”名单从4000人增加到8000人。报纸上的点名人数，也允许从占右派骨干总数的3%，逐步增加到10%左右。——这自上而下的“扩大化”是“群众运动”使然吗？

8月1日，毛亲自起草并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要求“登报(点名批判)的人数也应适当增加，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要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指示还强调，反右派斗争要深入开展，一方面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在“深入挖掘”时期，再也没有规定过全国的控制数字。《指示》还要求：“对党内团内的右派分子要同党外团外的一样看待，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反右”从此对基层之“下”和对高层之“上”迅速扩大。1957年冬至1958年春，在全国中小学教职工中也开展了反右派斗争，仅小学教师中就划了10多万右派分子，中央和省市不少干部、领导也被打成“右派”，受到严厉处分……

如此还嫌不够，毛泽东冒酷暑“御驾亲征”，亲赴多省市督阵，甚至雷霆震怒，命令必须挖出省委书记、常委等领导中的“右派”（见《江渭清回忆录——七十年征程》/江苏人民出版社）——从这一道道“金牌”来看，“扩大化”的自上而下难道还不昭然若揭？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反右到了如火如荼的此刻，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并未出台（两个半月后才出台），如此，各地“划右派”会是怎样一种混乱和随意？——即便后来出台“标准”，这难道不无异于在一场大战进行过半时才发布“哪些人可杀哪些人不要杀”的命令？如此马后炮能有多少作用？已经错划的右派在当时能根据此“标准”立马改正、平反吗？有此实例吗？尽管“标准”中也有部分正确因素，但已失去时效性意义，难以执行。许多地方已划了不少“右派”，事实是：为了不挫伤这些地方和单位的积极性，这个“标准”实际上在很多地方并没有普遍传达，更谈不上贯彻执行。而事实还在于，“标准”本身就是“极左”思想路线的产物（笔者已有文举例分析，见附录），所以即便执行这个“标准”也不能有效遏止“扩大化”；在当时的氛围和形势下，“宁左勿右”已成为必然选择。

毛对于反右“扩大化”不仅没有明确“叫停”过（未见历史文件），且在1958年还有普遍的“反右补课”。在农村中，因知识分子甚少，称“右派”不妥，故对当时政策提出不同意见或发牢骚的农民、基层干部，则不称为“右派”而叫“反社会主义分子”等等，这些都未列入“右派”统计……

而在后来逐步给一些老实听话的“右派”摘帽的人数比例问题上，也未见有任何松口，中央统战部主持此项工作阻力重重，更不用说甄别改正或平反，这些均有历史记载。到1962年以后，毛正式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右派摘帽”基本陷于停顿，剩下20多万尚未摘帽的“右派”几乎无限期被“专政”着；而到文革，不论摘没摘帽的“右派”，大多又再遭劫难。

如此明显自上而下的反右“扩大化”，难道该由响应号召参加运动的“群众”埋单？那位胡新民先生怎能如此罔顾历史事实？

结 语

回溯反右及其自上而下“扩大化”的历史轨迹和逻辑，再看胡新民将反右“扩大化”归结为群众运动的造孽——“运动一经群众化、白热化、积极分子化、层层加码化，那就不是叫一声停就立马能够停住的。”似乎似乎“反右”不仅“很有必要”，而且毛并没任何“扩大化”的要求，仅仅是“群众运动”使得反右“扩大化”了，无法“叫停”了。好像党的教导“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到了“反右扩大化”这里就不适用了，而1957年的中国群众竟然那样不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话，连“叫停”都停不下来！

胡氏无视历史事实，如此任意涂抹，护主心切，难道不令人齿冷？难不成我们至今仍须丢弃实事求是的原则而只能不断高呼“皇上圣明，臣罪当诛”？

2014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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