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祖权：反右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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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右之前的前苏联

1953年3月1日，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前苏联大元帅，苏共总书记斯大林因脑溢血躺倒在卧室的地板上一整天，因按制度规定未经斯大林传唤，谁也不能进入房间，延误发现和治疗而死亡。斯大林的死亡时间为1953年3月5日21点50分，当时除斯大林家属之外，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闭幕以后的一次会议上，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突然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份报告以大量惊人的事实揭露了斯大林生前的种种罪恶，包括对体制内成员的大量抓捕和残杀，揭露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和危害。几天后，这份报告逐级传达，不久又在苏共所有基层组织会议上传达，这份“秘密报告”的内容很快在前苏联家喻户晓。

首先受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冲击最大的是东欧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也搞过像斯大林那样的内部清洗。随着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传播，东欧国家的民众开始要求其领导人对那些清洗运动中的受害者给出一个交代；同时，东欧国家出现了要求摆脱斯大林模式，摆脱前苏联控制的社会情绪，这让那些东欧国家的领导人不知所措。

当时在莫斯科率领波兰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总书记贝鲁特说：“我们怀着悲伤心情获悉斯大林做坏事的消息，波兰人民那么感谢斯大林，感谢他的智慧和援助……” 贝鲁特显然受不了这种负能量的打击，1956年3月突然死在了莫斯科；随后，波兰出现了动荡，人们的不满终于爆发。1956年 6月，波玆南市民众与政府发生了发生了武装冲突，民众占领了武器库，双方交火死伤惨重。最后，调集军队才控制了局势。

波玆南事件之后，波兰政府采取了抚恤措施，贝鲁特的继任者奥哈布在1956年10月举行的波苏会议上，在苏军压境的困局中坚持波兰独立解决内部矛盾，宣布政治局集体辞职，推举在大清洗中被开除的前总书记哥穆卡尔上台，哥穆卡尔认为“波玆南事件”中民众抗议的是社会制度普遍存在的弊病……哥穆卡尔表示：“把波兹南的悲剧说成是帝国主义特务和挑衅分子闹出来的，这种笨拙的企图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

1956年6月发生的兹南事件和10月举行的波苏会议之后，匈牙利也发生了要求为本国大清洗中杀死的20多万人讨还公道，和反对苏联模式和要求摆脱苏联控制的大规模流血冲突，这一次苏军直接参与了镇压。

前苏联的赫鲁晓夫意识到了个人崇拜带来的灾害，但是并没有意识到灾害的根源，赫鲁晓夫相信苏联的体制具有自我纠错能力，可以解决斯大林模式带来的危害。赫鲁晓夫是个天真的农夫专政家，他天真地认为航空母舰是水上的靶子，他天真地认为苏联的发展不久也能超过美国；他的天真无法察觉苏联体制已经制造了千千万万跟斯大林基因相同的大小官僚，他揭露了一个斯大林，却奈何不了成千上万的那些苏联官僚，他揭露了一个斯大林，等于背叛了整个官僚体系，在这个体系里，他后来能活着下台，已经很幸运了。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和东欧，虽然还要经历一段痛苦的岁月，但是历史的天窗已经打开，体制的变化注定随之而来。俄罗斯从彼得大帝时期就是一个接受过外来文明进步的国家，地理位置和文化结构也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历史要向欧洲看齐，晚几步只是时间问题。

1956年的北京，获悉苏联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和内部清洗的揭露，以及东欧民众对社会主义体制带来灾祸的不满，毛泽东一方面认为那些国家的问题是因为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应该解决掉的反革命没有被干掉，才会出现反动势力煽动民众上街闹事，被帝国主义利用来反对社会主义政府；一方面也想借助国际局势，整顿一下他越来越难以掌控的内部官僚体系。同时，他对揭露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赫鲁晓夫深恶痛觉。

（二）反右之前的毛泽东

1956年的毛泽东还是非常自信的。中国刚刚经过土改杀掉了几百万地主，镇反运动中又杀掉了几百万人，包括众多抗日英雄（官方公布说镇反只杀了71万人），外加朝鲜战争也解决了很多内战中投降的国军。毛泽东显然觉得中国不可能会出现大批的反对者，此时，他正在筹划推行他在1951年和1953年时分别提出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确认了“双百方针”，将其写进了政治报告和决议之中，使“双百方针”成为全国代表大会的决策。

1957年4 月27日，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并连续号召各界人士广泛参与，但是当时大家对此反应冷淡，于是毛泽东亲自召集各界人士，恳切希望他们提出批评意见。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参与提出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为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毛再次代表中央重申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立场。1957年5月4日中央发布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继续号召大家“鸣放”，给政府提意见，帮助当政者改正。这些举措渐渐打消了大家的顾虑，各界人士（主要是参与政府工作的知识分子），开始提出一些批评与建议，各大报纸新闻也同时刊出各种声音，这几天被称为“大鸣大放”。

当“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等言论被大鸣大放出来之后，毛泽东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毛泽东一面让《人民日报》继续发表各种批评意见和言论，并指示不要做任何反驳，一面在内部传达他5月15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文中把这次应邀提意见的人称为右派。

（三）几个大右派

1957年5月21日，中央统战部继续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发言提出“政治设计院”的问题，章伯钧的发言原文刊登在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上，他强调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不代表民盟。

5月22日，罗隆基发言。他提议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成绩，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他认为这样作的好处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过去的“五反”、“三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人有担心在这次的“放”和“鸣”以后，还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罗隆基的发言原文刊登于195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1957年5月23日至5月29日休会七天，因为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布置反右派的任务。5月30日座谈会又继续举行，大家继续发言提出批评意见，在1957年6月1日最后一次座谈会上，《光明日报》总编（储安平）在左动员右动员之下才发言：《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捅了个天大的娄子。储安平的发言原文刊登在1956年6月2日《光明日报》。

（四）为什么要反右

1956年的毛泽东还很自信，当时他觉得中国不会出现波兰和匈牙利那样的局面；1957年的鸣放，让他的这种自信受到了打击，保健医生说他那一段时间精神抑郁。1957年，突然面对这些他本人和大量官方宣传主动邀请下提出来的公开建议，他的自信心受到了极大挫折，虽然这些言论远不及他当年在延安时的民主言论激进，但是得到天下之后再听见这样的民主言论就会感到十分可怕。他原打算发动各界人士为他所用，借助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人士的力量打击一下他越来越失去控制，渐渐失去话语权的内部官僚系统，借助外力整治一下内部那些不听话的官僚，让外人来帮忙挠挠他的这个心头之痒，没想到人家根本不帮他挠这个痒痒，直接建议政府截肢，直接建议政府换血了。

很显然，历史上的毛泽东无法判断眼前出现的状况，他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最后只好想办法解决人，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怎么解决人呢？发明运动解决人是毒门绝技，于是就发动了反右运动。1957年6月8日，中央发出《 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举国展开反右。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反右小组领导者，把几个人的公开提议扩大到了几千人，几万人的反动问题，扩大到了几百万人的问题，牵连了几千万人。

官方数据显示，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到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将55万人都打成了右派。然后在1959年到1964年又先后给大约30多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帽子。1978年，中央决定给右派分子彻底平反，最后曾经被划为右派的人几乎全部平反，至今没有平反的有中央认定的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区区5个人，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几十名右派分子，全国加起来一共也不到100人。为了几十个人的不同观点和意见，更准确地说就是为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这五个人，就搞出了一个全国性的反右运动，发神经一样举国折腾。

那么，最后落实只有几十个所谓右派的反右运动为什么当年能闹得那么大？为什么一下子牵连了那么多人？全国一下子哪来的那么多右派呢？

（五）反右为什么扩大化

从几个右派到举国到处是右派，这些一方面是当政者从自信跌落到心虚恐慌，开始害怕中国成为下一个匈牙利或波兰，于是开始胡搞反右，胡搞扩大化，上级定指标，下级为了完成任务，随意定性凑人数造成的；同时，大小官僚也乐得把原本反对官僚宗派的初衷转移到其他方向上去，利用反右把水搅浑，因为不搞反右就要继续整风反官僚了，所以大小官僚积极反右，尽量把反右扩大化。对于那些在反右运动中没有发表什么右派言论的人，就去翻他们延安时的旧账。

另一方面也是各民主党派精英们自己造成的，反右过程中很多所谓的精英们跳出来互害。本来就没有什么右派，结果很多人为了表忠心保自己，划清界限求进步，纷纷跳出来相互揭发，积极批判曾经的同事和朋友，家属及亲属。

反右运动中，当鲁迅生前好友冯雪峰被周扬等人批判时，冯雪峰对诬陷他“反鲁迅”这项指控是不认帐的；这时，鲁迅的夫人许广平站出来怒斥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你是一个大骗子！” 随后，许广平还在全国妇代会上揭露“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活动”。在《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发言里，她指责鲁迅的亲密学生，也是她的好朋友丁玲“活像一个武则天，有军师有文臣武将有打手，又有通讯员和联络员……这个集团的活动方式是十分卑鄙的……”。而丁玲在被打成右派之前，还跟艾青等人商量着如何去批判文艺界另外一些后来明显比他们问题小很多的右派呢；当然这里也少不了老舍，茅盾，曹禺，巴金等人对丁玲等右派分子痛打落水狗式的批判。反右运动中，吴晗，梁思成等人也积极加入了批判右派分子的队伍。

反右运动中，因发表了《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这篇文稿（即“党天下”言论）而被打成五大右派的储安平，他的家人和另外很多人都受到了牵连，子女被迫与他划清界限，身边的同事也纷纷检举揭发他，储安平的第二任妻子“易吟先”也与他离了婚，嫁给了特赦后的国军将领宋希濂（原华中副剿总兼第十四兵团司令），然后还住在储家南屋；储安平不仅天天能看见南屋，还能听到‘如今在社会交往和生活享受方面，比跟个大右派强多了’等等这样的传话。

反右运动中，储安平在九三学社举行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结束时“承认错误”，并表示要认真地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和主动交代同章伯钧与罗隆基的关系；在1957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储安平作了题为《向人民投降》的发言，《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但是最后，储安平还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

反右运动中，有些所谓的民主人士比当政者还要积极反右，比如沈钧儒，胡愈之，史良（七君之一），胡子婴等在反右中高举反右大旗，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成为反右急先锋。

反右运动中，首任最高法院院长的沈钧儒在5月17日反右还没有正式开始，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话表示要批判章伯钧和罗隆基等人的错误言论。后来，沈钧儒在明知民盟内根本没有所谓章罗联盟的存在，以民盟主席的名义发表公告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公告称：“中国民主同盟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中，起了特别恶劣的影响和作用。这是因为在一个时期内，由民盟两个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所形成的‘章罗联盟’的右派反动路线——从政治路线到组织路线，曾经在盟内占了上风。‘章罗联盟’的骨干分子在不同情况下和不同程度上控制了民盟中央和许多地方组织的领导机关的实权。他们在国家生活的许多部门特别是文教部门还参加了领导工作。他们以及在他们影响下的大小右派分子，利用民盟组织的合法地位，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在全国和地方上，在高教界、科学界、新闻界、出版界、文化艺术界和其他方面，充当主帅和大小头目，筹划、发动、号召和组织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章罗联盟’事实上成为全国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发号施令的最高司令部，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反右运动中，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在会议上以《章罗联盟的透视》为题发言批判右派分子，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胡愈之的批右发言稿。

反右运动中，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之后。章伯钧找到自己感冒时给他送过鸡汤喝的好友（司法部长史良）私聊，史良问章伯钧：“伯钧，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先和你商量过没有？”章伯钧说：“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

反右运动中，在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上，史良作了长篇发言。首先她强调要继续帮助共产党整风，给司法工作提意见；另外表明要以储安平为靶子，要求大家明确表态，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线。最后，史良突然点名批判章伯钧。她说：“在这里我要向章伯钧副主席提一点意见。在上次中央小组座谈会上，伯钧的发言中，对储安平的批评，我认为是很不够的，是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记得上星期六晚间（6月8日）伯钧来找我谈话，我是问过伯钧的。我问他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前和你商量过没有？他说：‘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伯钧又说：‘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的。’当时伯钧说这样的话，我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看了伯钧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和他那天晚上所讲的完全不同。因此，我必须请伯钧说个明白。是不是伯钧也有两套做法，在群众面前讲的是一套，在背后讲的又是一套呢？”

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均在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了史良这篇发言。以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态度划清界限，质问章伯钧是不是也有两套做法”为通栏大标题，并将章伯钧在史良家中说的那段“……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作为文章的黑体字摘要。虽然章伯钧在题名为《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检查中说他的错误是‘为右派分子所利用’，最终也无法改变他被打成头号大右派的宿命。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为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被打成了全国第二大右派的罗隆基，受到了来自身边亲朋的猛烈批判，尤其是罗隆基昔日情人的史良（司法部长），浦熙修（彭德怀妻妹）和邵慈云（秘书兼情人）一下子都变成了敌人。时任司法部长的史良批判储安平的言论，揭发章伯钧的问题，同时也要求罗隆基一并交代。与罗隆基同居十年的浦熙修撰文《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甚至不惜将她与罗隆基的床笫之语当成政治言论来揭发。浦熙修在罗隆基相好之时，与其夫袁子英已有十多年婚姻，并育有3个子女，浦熙修的丈夫袁子英得知他们两人之事后，为了面子和孩子一直忍耐，直到他们3人在私会现场相互厮打，惊动警察，成为公开的桃色纠纷，袁子英才与浦熙修离异。当年曾经不顾一切与罗隆基死也要在一起的浦熙修，反右时又不顾一切地揭发罗隆基，令罗隆基无比伤感，罗隆基曾说：浦熙修为了她自己生，不惜要我死。给罗隆基当了八年秘书邵慈云也多次揭发罗隆基私下的言论，昔日相好是情人，运动来了是敌人。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胡子婴写了一篇《我所认识的章乃器》（此文刊登于1957年7月17日《人民日报》），以其与章乃器十年夫妻生活的经验，彻底揭露了章乃器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危害性。胡子婴的这篇揭发，相当于在章乃器四面楚歌之时再投下一块巨石。1959年胡子婴升任国家商业部副部长。而被打成右派后的章乃器真诚地表示：“我对党披肝沥胆…..”

反右运动中，翻译家傅雷分别在《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上发表三篇揭发和批判右派的文章：《比一比，想一想》《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傅雷在这些文章中不仅明确表态支持中央反右，傅雷还回顾自己在几次整风中对《文汇报》社长徐铸成的批判，表示与其划清界限，傅雷还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文中批判葛佩琦的右派言论。但是在反右补课中，批判右派的傅雷也被打成了右派。

反右运动中，被傅雷批判的葛佩琦，曾经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少将督察和东北通讯处长，他将来自国军心脏的大量高度机密，交给单线联系人李年，再通过秘密电台传递到延安。1947年底他的上线联系人被捕后下落不明。1949之后，他被分到中国人民大学当物理教师，从1951到1957年，葛佩琦不断地提出要求复查自己身份的申请，结果一直没有回音。1957年，号召党外人士和民主党派给党提意见，葛佩琦不参加，他说自己是共产党员，不是党外人士，第三次他去了，葛佩琦发言说：我不是作为党外人士参加这个会的，是作为1938年就已经入党的老党员来向党委反映意见的，我的党籍问题，不是搞不清楚，而是你们对流过血汗的同志冷若冰霜，像现在这样的党群关系，如果还需要做地下工作，群众很难再保护我们，就会被敌人杀掉。反右时，他的发言被演化为要“杀共产党人”。

反右运动中，曾经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陈仁炳被打成了五大右派之一。1957年陈仁炳在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言，他对群众不敢鸣放的原因作出六点分析：“一怕打击报复；二怕党和政府没有决心纠正错误，改正缺点，反而因为提意见而开罪于人；三怕所批评的对象是不倒翁，是一块搬不动的石头，批评由你批评，而不发生纠正错误的效力；四怕所提意见不全面，反被领导拿‘两点论’来加以驳斥；五既然提的是缺点，怕被领导上认为就是否定成绩；六怕领导批评你是在算旧账。” 其中，这个“算旧账”触动了很多人的神经。陈仁炳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被毛泽东点名批判。陈仁炳于1978年4月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但只摘帽，维持右派原案。陈仁炳是5名中央级未获改正的右派之一，也是5人当中唯一活着看到自己没有被平反的人。

反右运动中，作为五大右派之一的彭文应，是55万右派中唯一不认错，不检讨的人。其实彭文应的言论（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等等）是可以达到平反标准的，因为彭文应坚持自己的观点，抗拒到底，至今也没有平反。

有关第一届上海市政协常委彭文应被打成右派的其它主要言论如下：

“近年来，上海各报纸所登载的新闻，有报喜不报忧，小文章标大题目，大文章标小题目，而且不是把新发生的事情及时向读者报道出来。” “去年上海某公司因不善经营大量死亡猪的事实，报纸从未提及只字，直到事情已经全部处理，报纸才发表了消息。这样来处理新闻，就失掉新闻的价值，大有明日黄花之感。” “斯大林发生错误的原因之一，即报纸长期没有揭露错误，报纸应当敢于揭露错误，不要报喜不报忧，也不要只打苍蝇蚊子。” “我们的国家对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只不过是毛巾茶杯汗衫奖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奖励一下子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就凭这些言论，彭文应就被打成右派了，按照这个标准划分，今天的中国应该有几亿人都是右派吧。

关于反右，有一位后来被称为总设计师的人，他始终坚持认为反右是为了打击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的反动分子，他声称当年那些反动分子杀气腾腾而来，必须打倒。历史上看实际的情况是，50年代的中国根本没有东欧国家那种觉悟和意识，那时很多中国人基本停留在只要能分到一点点儿地主家的东西就帮忙斗地主杀地主，谁打进城就欢迎谁的境界；那时的广大民众根本就意识不到什么是体制的问题，根本不知道这种体制注定给他们带来各种灾害，当然也不关心什么双百方针和波匈事件；那时的广播里面喊中国人站起来了，很多人就相信自己从此站起来了，报纸上说人民当家作主了，很多人就相信自己是新社会的主人了；就像今天新闻联播里面讲中国崛起了，也有很多人感觉激动万分，网络传播美国吓尿了，也有很多人感觉扬眉吐气一样。意淫媒体反复发送中国或成最大赢家的言论，也有很多人越听越自信一样。一个千年不变的历史，几十年注定走不了多远，所以今天这个时代的很多内涵以及原理还跟几十年前一样。

当时的中国跟今天的中国一样有很多民主人士，也一样只是空有民主的概念和口号。中国的民主概念，近百年来一直处于被反复利用的状态，军阀混战时，民主被孙中山用来当作武力夺天下的幌子；国共内战时，民主被枪杆子用来当作蛊惑人心的宣传口号；内战接近尾声的时候，这些民主口号附加上了各种名利，引天下诸多所谓民主人士愿者上钩，纷纷来投。当年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内战的时候就擅长两边周旋，内战结束后，贪慕名利地位毫不犹豫地选择千里迢迢投靠胜利的一方。从内战到反右到文革，立场跳来跳去，在受到不公正对待和侥幸活着平反之后都念念不忘表忠心和感恩戴德。近百年来，整个中国大陆没有几个知识分子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和保持独立的人格，更谈不上形成一个追求民主进步的社会阶层；民主概念在中国成了当局愚弄民众的幌子，民主概念也成了很多民主人士实现海内外个人目标的常用小工具。

今天，很多人也根本不能了解中国上个世纪的历史，虽然只是隔了短短几十年，关于那些真相就连很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不清楚，更不要说很多像我一样文革开始的时候还没出生的人。很多中国人都在不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也找不到原因的状态下，继续失去着一段接一段的历史，那里面有很多人的青春，有很多人的梦想，有很多人的冤情，有很多人的罪恶。但是就算把历史的真相全都忘记了也不等于不曾存在，就算所有人都不去想也不等于历史中的噩梦不会重来。

后来，有人提倡放下过去，一切向前看，那是因为不堪回首，无法面对过去的历史，无法面对历史中的自己。很多从那段历史中走出来的人不仅发现他们解决不了问题，还发现他们已经无法像从前一样解决人，因为他们很多人自己本身就是历史问题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只好赞同放下过去，这样与其说是放下过去，不如说是放过自己，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宁可牺牲过去那段历史，也不能有碍走出来的自己。这也是中国人对待历史问题的一种普遍心态，这种心态也让很多中国人不断遗忘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不断习惯遗忘；不断掩盖历史中的问题，不断习惯掩盖。

类似反右这样的历史存在还有很多，近百年来，这些历史在不断触动一个接一个没有痛感的时代，直到今天，还是一个没有回应的时代。但是不管过去了多少年，无论还要再经过多少年，总会触到那个对历史产生痛感与悔悟的时代，总会走向未来理性与文明的清醒。中间这个历史过程中的所有灾祸与痛苦就是人们偶然选择的必然代价，时间过去越久，就越会感受到那些代价的惨痛。中国历史上，往往都是一连几场灾祸之后，才能稍微略有改进。现实恨天高，历史嫌灾小，无灾无大祸，基本变不了。这样的历史像一个陀螺，经济发展转得越快，越是会长期停留在一个原点上。所以，五十年前开始的那场文革，今天还有很多人怀念，六十年前指定的那几个右派，今天还是右派。

当年那一场反右下来，官方公布55万人被打成右派（另有数据指出全国右派分子达300多万，100多万人化为中右，党员右派20多万，教师和学生右派6万多。）据1959年7月统计，甘肃省共定“右派”分子 11132人，近三分之一的“右派”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其中死亡2000多人。全国的右派，最后活到平反的只剩下10万多人。一场反右下来，准备提倡的双百方针失败了，计划整治内部官僚的整风运动也失败了，所以回过头来看这个反右运动的成果，右派们也失败了，毛也失败了；唯一胜利的还是内部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大小官僚们。这些官僚们越来越听刘少奇的，这是毛不能忍受的，毛也不能容忍他身边有像赫鲁晓夫那样反对伟大领袖的官僚，他想练成一言九鼎的领袖兼神，掌控所有官僚的命运，他要解决身边那些可疑的赫鲁晓夫，无奈反右运动影响了他的计划，大跃进和庐山会议打乱了他的计划，他只好再想别的办法，那是什么样的办法呢？答案在文革之中。

1966年，毛泽东终于等到了合适的机会。这一次，他不再指望那些不靠谱的民主人士了，这一次他有几千万红卫兵，这一次他志在必得，这一次他一举解决掉了一个人；至于为了解决掉一个人会赔上多少无辜人命，反右时他不在乎，文革时就更不在乎了。从1956到1966，毛泽东十年磨一剑，文革之中舞十年，一直挥舞到1976年9月9日。在那之后，中国才松了一口气，而历史的脚步却已经踏上了断崖。这些历史和事实，都将注定中国未来的几十年里还要翻天覆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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