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委文化文革命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概况 (19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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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委文化文革命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概况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 井冈山兵团反复辟战斗队

《革命造反》《河南红卫兵》联合版1967年6月29日，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编者按：本文是由省委中几个已经“亮相”的革命领导干部共同讨论写成的。

围绕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在省委内部进行了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以刘建勋、纪登奎等革命干部为一方，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钱；而以文敏生等为另一方，则始终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一场严峻的路线斗争，是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在省委内部的反映。

本文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省委内部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一九六七年一月所进行的这场斗争的内幕，澄清了几个月来为河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歪曲了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把颠倒了的历史又重新颠倒过来。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从而把斗争的矛头明确地、尖锐地、毫不含糊地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有一定帮助的。因此值得广大革命群众认真一读。

(一)《十六条》以前，省委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的下达，六月一日毛主席又亲自批准发表了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点燃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河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全国一样，在大中学校、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迅速开展起来了。从六月初到十一中全会期间，由于省委处在“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第一、大、中学校和文教部门派了工作组，包办代替了群众运动；省委对运动所规定的框框套套，束缚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致使斗争矛头没有完全指向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第二、去年六月份，在大专院校和机关对革命群众有过程度不同的压制。特别是杨蔚屏指示省文革小组办公室，先后在大专院校搞了两次教工和学生的左、中、右排队，严重地阻碍了群众运动的开展。

第三、去年六月上旬郑大发生了王培育镇压革命学生的案件。省委的错误是：(1)盲目信任了王培育。六月二日晚，郑大党委派丛仁滋、祝一清到省委向杨蔚屏、宋玉玺汇报学生写党委大字报的情况，提出要“反击”。杨蔚屏指出：“王培育不是北大陆平”，“一九五七年他们搞我们，现在是我们搞他们。怕什么，让他们放出来再说。”六月六日工作组进入郑大，依靠王培育进行工作。刘建勋同志六月六日到郑大，听信了王培育的假汇报，又不了解王相海(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党员，写革命大字报反校党委)自杀的原因，盲目地说“郑大形势好得很”。六月九日王培育在省委召开的市委书记会议上介绍了郑大运动开展情况，刘建勋曾批评了王培育的一些做法，仍未识破他有领导地镇压革命学生的真相。(2)王培育被革命师生揪出后，由于省委存在严重的右倾思想因而姑息迁就王培育。同时，又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发批判王培育，并对怀疑王培育问题的根子在省委的学生，进行了压制。

第四、六月二十五日省委制定了《五条讲话要点》。这个《要点》过分强调了人民内部矛盾，一场激烈的斗争刚刚开始，就被压了下去。

第五、去年七月份，省委在河南日报上组织了对郭晓棠的批判，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向了偏重于“学术理论”的批判。

这一时期的错误，主要由刘建勋同志负责。省委书记处书记赵文甫、杨蔚屏，常委宋玉玺，是全力抓运动的，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赵文甫在新乡、郑大，杨蔚屏在大学和省直一些机关，压制了革命群众，错误是严重的。wengewang.org

六月九日在省委召开的市委书记会议上，刘建勋同志提出了“不论是什么情况，都不能反击学生”和“运动中不整学生的原则”。中央肯定了这个原则。由于指导思想不对，这个原则便不可能得到认真贯彻。但是，总的看来，十一中全会以前，除郑大外，压制学生，斗争学生，把革命学生打成“反革命”、“右派”的情况是较轻的。

文敏生在十一中全会前，对运动采取了“不介入、不关心”的态度，害怕群众起来革命，对省委这一段方向、路线错误有一定责任。

(二)《十六条》以后，刘建勋同志开始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

十一中全会后，八月十五日刘建勋同志回河南，九月五日调往北京，在河南共二十天。这一段刘建勋积极贯彻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十六条的精神，开始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第一、召开省委、地市委书记会议，传达十一中全会精神。刘建勋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提出炮打司令部。指出炮打司令部的对象是省委和厅局长以上的领导干部，并公开动员“炮打我这个司令官”。八月二十四日，他支持省委机关革命干部改组原省委文革小组和省委宣传部的革命行动。他敢于接见到省委造反的学生和机关干部，积极到郑大群众中去听取意见。

第二、八月十九日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支持了刚刚冲杀出来就受到压制和围攻的郑大联委。这是一张革命的大字报，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行动，对大专院校、中等学校以及党政机关革命少数派起来斗争，是很大的鼓舞和支持。

第三、八月下旬，北京革命小将纷纷到郑州及河南各地进行大串连，煽风点火。对于革命学生的大串连，刘建勋同志积极欢迎，井决定以省委名义发出了通知，提出了：“对北京及外地革命学生进行大串联的态度，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

第四、刘建勋给郑州市委、公安部门具体布置，指出工人和公安人员要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和革命学生发生冲突；学生围了省市委，或造领导人的反，都不能干涉。

第五、反复动员，打破一切框框，放手发动群众。九月四日又召开了一次郑州市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动员大会，规定敞开省委大门，大字报上街，党团组织活动停止，党政领导干部参加院校文革组织的一律退出等等。

刘建勋同志开始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他敢于打破常规，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又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检查。八月三十一日他在郑大师生和其它学校群众参加的万人大会上作检查，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处理王培育问题上严重右倾，《五条讲话要点》压制了群众．问题是：对所犯方向、路线错误，检查的不深刻，在工作组问题上，强调了河南的特殊性。

八月份积极支持刘建勋的是纪登奎同志。八月十八日他和刘建勋一起去郑大了解情况，支持刘建勋写大字报表明对郑大联委的态度。赵文甫出国刚回，省委机关正酝酿揪他。杨蔚屏丛八月下旬起开始检查。这个时期，文敏生对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抱着极为消极和旁观的态度，“怕”字当头，根本不愿打破常规，怕群众，怕革命。文敏生对刘建勋同志支持郑大联委等革命派，表示怀疑、不满和反对，曾几次找文革大学组的同志说：“郑大联委不一定是革命的，还是文革方面的同学忠实可靠。”“刘建勋支持少数派，这个做法行不行?我看不一定可靠。”“文革方面党团员多，对党有感情。他们(指联委)成份不纯，有什么阶级感情。”“大学学生中问题多，得抓一批右派。”

在省委内部，围绕着郑大联委和刘建勋的一张大字报，一开始就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两种看法，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今年二月以来，河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打击郑大联委，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公然采取颠倒黑白的手段，诬蔑刘建勋的大字报，是“为了从政治上软化郑大联委、保自己”的大字报，其用心何其毒也!

(三)从去年九月起，文敏生采取反革命两面手法，赤膊上阵压制革命造反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九月五日刘建勋同志离开河南省委，文敏生掌权出场，他对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怕得要死，对革命造反派恨得要命，完全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玩弄种种阴谋鬼计，破坏文化大革命。

第一、文敏生对以郑大联委为代表的革命少数派，进行压制，明一套，暗一套，妄图分化、瓦解革命组织。

(1)九月五日联委带头召开第一次省会各界炮打省委司令部煽风点火大会，文敏生在大会上讲话说：“你们的大会，风煽得好，火点得好，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我坚决支持你们。”可是，散会后，他回到省委机关就召集省委常委会议，(纪登奎未参加)。会议一开始便充满了攻击郑大联委和压制革命小将的空气。王黎之说：“社会上对郑大联秀发出的炮打省委司令部的《火急呼吁书》议论很多，说是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是攻击三面红旗的。”赵文甫说：“否定三面红旗，是原则问题，很值得注意。”一片攻击郑大联委的舆论。当时，列席会议的张耀东提了不同的意见：“既然这样，常委对郑大联委究竟是什么态度应当明确起来。否则，大会上支持，下来反对，这是不对的。”会后，文敏生对张耀东说：“对郑大联委要采取明支持、暗分化瓦解的原则。”又说：“表面应付它，暗里慢慢地压垮它。我看党言川不是个好东西。”纪登奎、王庭栋对文敏生的这种态度也是很不满的。

(2)此后，联委受到压制和围攻。九月十八日，联委抬上反对他们的传单到省委造反。文敏生和了一天稀泥，说：“你们发传单，他们也发传单，都有自由，这是正常的。他们发传单反对你们，我要表示态度，明天他们又来造我的反，我怎样答复?”继续压联委。

(3)对郑州工学院革命造反队，文敏生一直不支持，他认为王燕生还是个好干部，因而支持院文革，压制造反派。

(4)文敏生根据王任重的指示，九月六日晚上向地市委书记布置搜集北京南下串连同学的材料，说“表现不好的，可以把材料送北京，可以批判。”文敏生很害怕少数派红卫兵先组织起来，于是便给王黎之下命令，要抽调干部快抓多数派红卫兵的组织工作，要求保字号“郑州红卫兵总部”一定要成立在少数派总部之前。文敏生对王任重搞的所谓“西城纠察队”的经验和发的传单，十分赞赏，并亲自批准翻印“西纠”的传单、文件，指定专人散发，号召学习。文敏生还支持召开高干子弟会，并派戴苏理去参加了会议。

(5)文敏生对郑大联委发起的第二次炮打省委司令部大会十分害怕，怕革命烈火烧到自己身上，让文革大学组动员大专院校的文革也联合起来炮打省委司令部，争夺领导权。他说：“文革的同学就是老实，再不起来炮打司令都，领导权就被联委完全掌握了。”wengew ang.org

第二、文敏生对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不研究、不贯彻，而对陶铸、王任重的黑指示，却奉为圣旨，积极贯彻，坚决执行。

(1)去年八、九月份，毛主席、党中央对红卫兵运动、大串联都有过重要指示，文敏生都不重视，一心想压制革命群众运动，破坏文化大革命。九月六日晚先后接到电话传来的王任重八条、陶铸四条黑指示，都是划框框、定调子来限制、破坏群众起来革命和对抗十六条精神的。文敏生指示文革办公室连夜用电话下达地、市、县委。又于九月七日上午召开常委会讨论贯彻。这次常委会是个压制运动的会，当场纪登奎对文敏生的这种指导思想提出了批评，尖锐地说：“一切具体措施，都不能离开十六条，不能忘记毛主席关于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的指示。”“研究具体政策，不能代替总路线。否则，把陶、王的具体意见和中央精神对立起来，要犯绝大的错误。”在这次会议上，省委机关干部和红卫兵去揪赵文甫，文敏生公开对抗，说：“这样随便揪省委书记，我就没法工作了。”王庭栋、张耀东等对文敏生的思想、态度提了意见，作了斗争。

(2)文敏生积极指示文革小组下通知，停止县中学的运动；不同意地委机关炮打司令部；还借中央九月二十七日的一个通知，决定停止医院的运动。

(3)九月二十日前后，以县级不开展运动为名，并串通中南局书记金明，阻止和压制安阳地委机关革命造反派揪杨贵，包庇杨贵。杨贵组织上万农民，为了保护自己，围攻革命干部和红卫兵，文敏生是同情和支持的。

(4)吹捧陶铸，含沙射影攻击中央文革。文敏生认为陶铸被调中央，成了第四号人物，对他极为有利。他曾对省委文革小组的同志说：“陶铸、王任重的指示早下来，运动就好办了。”“陶铸这个人高明得很，了解基层情况，了解下级干部情况，他的意见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中央文革小组对下面反映的问题不表示态度，事情难办。”

第三、文敏生“以生产压革命”，想方设法限制运动的深入开展。

九月下旬，文敏生认为省直机关运动揭发高潮已过，害怕深揭深挖追到省委司令部，便提出了十条意见，片面强调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压制运动。十条意见报告后，革命造反派反对。文敏生怕群众再掀起斗争高潮，就又借口抗旱种麦和三秋生产，决定抽调5000多名干部下乡，以生产压革命；后又经过陶铸批准，省地机关运动全停下来，达到了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第四、从九月初到十月初，是文敏生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要时期。

在这期间，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而省委内部是有斗争的。纪登奎、王庭栋等同志虽然也执行了文敏生的一些意见，但在林县问题、省地机关运动、县城中学运动等问题上给文敏生提过意见，同他作过斗争。在大专院校运动问题上，纪登奎、张耀东虽也执行过文敏生的一些意见，有过折衷主义的表现，压了革命造反派，但在对待革命少数派，如郑大联委、开封“八二四”等问题上，也与文敏生作过斗争。wengew ang.org

(四)去年十月以后，以纪登奎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开始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了革命造反派

《红旗》十三期社论的发表，掀起了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文敏生感到自己九月份压制少数派有问题，便对大学组的干部说：“河南就郑大联委这一个少数派，压垮了还不行哩!”

十月六日，让大学组召开少数派代表会议，要对他们表示支持，讨好革命造反派，以掩护他九月份采取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压制运动的罪恶。

文敏生十月八日离开郑州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走前向纪登奎、王庭栋、张耀东等人说过“我们的运动搞得不坏，炮打了司令部，支持了少数派。对待少数、多数派的关系，要支持少数派、不脱离多数派”。在北京开会期间，又几次电话指示(听了陈伯达同志的报告也是这样)，要“支持少数派，教育提高多数派”。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上，根本不提批判省委的问题。十月底从北京回省委，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传达陈伯达同志的报告吋，他曾说：“中南地区对陈伯达同志关于多数、少数派关系问题的分析有不同看法，提了意见，正式文件下来可能修改。大家赞成广东‘一视同仁’的提法。”公开怀疑和反对陈伯达同志关于多数、少数关系问题上的阶级分析的观点。〔中国文革研究网 录入〕

十月十一日由开封师院八．二四，郑大联委等革命造反派发起，召开全省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纪登奎同志代表省委讲了话，公开给郑大联委平了反，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立场、态度是鲜明的。之后，大专院校掀起了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通过大批判运动，保守组织院校文革、主席团纷纷垮台，革命造反派面临者一片大好形势。这时有人提出“上揪下扫”的口号，纪登奎让王维群、张耀东召开会议对他们进行说服工作，提出批判反动路线，要从工作组向上批判校党委和省委的错误。纪登奎也亲自召集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再三说服要向上批判省委，掌握大方向，不准批判群众。总之，十月份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形势是好的，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派在组织上开始占了优势，大多数学校对工作组的批判比较彻底，大大提高了群众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应当说，以纪登奎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在这一段基本上执行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问题在于(1)十月十一日纪登奎的讲话，没有检查和承担责任；(2)对文敏生九月份的错误，没有揭开。

(五)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深入开展，省委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以新的形式继续进行。

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一月上旬，两条路线的斗争深入发展，河南运动发展情况是好的。当时，文敏生十分害怕运动深入后烧到自己头上，所以虽然被迫对革命造反派在表面上作了些支持，但实际上是采取新的形式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段以纪登奎同志为首，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第一、文敏生是陶铸的亲信，是陶铸安排在河南的刘、邓的爪牙。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文敏生深知再用“硬压制软调和”的办法对抗革命群众不行了，便采取了在表面上支持革命造反派的手法，以掩盖错误，逃避群众斗争，蒙混过关。

(1)文敏生明明对支持革命少数派不通，并曾公开表示怀疑陈伯达同志报告的精神。但是，他从北京回省委后却向纪登奎和文革小组的同志说：“你们支持少数派搞对了。王庭栋被多数派从会场上赶下来，陶铸表扬了。我看，恐怕得支持少数派”。他真的想支持革命派吗?不是。他对大学组干部说：“你们赶快安排，我要接见郑大联委党言川和开封师院‘八．二四’的负责人，熟了好办事。我和他们接触太少了，出了问题不好解决”。文敏生削尖脑袋想和造反派联系，讨好革命派，以蒙混过关。

(2)按照中央规定，召开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到会干部在学习领会毛主席和中央指示的基础上，都进行了检查，并且要求揭发省委的问题。文敏生对此十分不满，坚持不让赵文甫、杨蔚屏到会检查，坚持不让揭发省委的问题。本来开会的条件很好，硬要抓紧结束会议。

(3)文敏生根本不作检查，并压制批评，不让揭开省委盖子。十二月四日在讨论起草省委第二次检查稿时，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文敏生一言不发，只搪塞说：“我的脑子坏了，一条意见也想不出来。”当时，张耀东提出：“九月份压制郑大联委，搞明支持、暗瓦解，一定要检查。”文敏生一听就进行压制，说：“常委会议讨论的精神，没表现出去的不检查，以后可以在内部检查。”纪登奎、戴苏理批评了文敏生的态度。但是，文敏生的问题始终未作出彻底检查。

(4)文敏生口头上支持革命派，遇到实际问题还是支持保守派。去年十一月十八日，革命造反派因为搜查黑材料抄了保守派“郑州市红卫兵总部”。文敏生支持了保守派，并大量散发他的谈话传单，给了革命造反派以很大的压力。后来，纪登奎、王庭栋批评了他，采取了措施，才扭转了局面。

(5)从十一月份起，文敏生对运动采取躲避态度。十二月八日他在郑大检查后被群众包围，挤了一下，他便趁此躲入153医院，一下住了四十天。张耀东去看他，他心怀鬼胎地问：“运动高潮’日之过去了吧?”张说：“河南乱得不够。”他说：“河南省委的问题不大，想抓也抓不住大问题，我看乱不起来。”文敏生表面在医院等待观望，实则有他的政治目的，运动搞好了，他出来摘桃子；搞坏了，把责任推给纪登奎等人，出来“反攻倒算。”

第二、在文敏生退缩、躲避后，省委和文革小组的革命同志支持和拥护纪登奎同志领导运动，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专院校的革命造反派在政治上、组织上都占了优势。

(1)纪登奎对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不揭开省委的问题有意见，对几个县、市压制群众的问题没进行思想批判也有意见。在会议总结后，纪坚持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揭开了问题，开展了斗争。

(2)十一月三、四日两天，河南省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召开全省性的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大会，揭发批判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纪登奎积极支持。会上文敏生代表省委作了检查，在纪登奎、张耀东的坚持下，文敏生才被迫表示：“开封师院八二四、焦作矿院八一八、新乡师院八一八、河医东方红、郑工革命造反队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3)在大专院校深入批判反动路线吋，即从去年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中旬，在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操纵下，保字号组织中出现了攻击戚本禹同志和中央文革的逆流。新乡师院八三一印发了“三问中央文革”的传单，郑大战斗师攻击说戚本禹的讲话是大毒草。郑州地区攻击说纪登奎的检查是戚本禹的观点，是大毒草。对保守派的群众，我们坚持了说服教育，进行了政治思想工作，并对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wengewang.org

第三、纪登奎等同志积极支持革命学生进行革命大串连、徒步串连，和下厂下乡，城市工矿和农村运动全面开展。

(1)十一月份，在郑州、开封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派通过批判反动路线占了优势以后，纪登奎主张大学造反派到平顶山、洛阳、焦作、兰考等地去串连，支持当地造反派起来革命，对各地区的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weng ewang.org

(2)从十月份起，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全省红卫兵联合了起来，成立了河南省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并主办了影响很大的《河南红卫兵》报，在全省运动中起了先锋作用。

(3)十一月中旬，开封八二四开始进工厂，接着郑大联委也在十二月上旬进六厂串连，他们首先响应了中央下厂下乡的伟大号召。十二月中旬纪登奎传达了中央工业十条意见，并召开了革命造反派会议，布置学生下厂、下乡。郑棉六厂党委书记杭惠兰抵抗郑大联委下厂，省委作了工作，坚决支持了革命学生和工人的结合。

第四、运动深入了，阶级斗争激烈了，暴露了公安部门的问题。首先是平顶山市公安局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起来，一开始就参与了压制革命群众的活动。纪登奎支持了工人、学生对公安部门中执行反动路线的当权派进行斗争，同时，指示公安厅调查市公安局领导干部的问题。这个指导思想和做法是对的。之后，又再三教育公安厅的领导干部，要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支持和保护革命造反派。这也是正确的。

这一段，省委文化革命的领导权是纪登奎同志掌握的，省委和文革小组的一些同志拥护纪登奎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领导运动；文敏生怕群众、又躲进医院，大家也想让他一边站，问题是思想上没有和他决裂，没有彻底揭开他的错误。

(六)“一月革命”以后的情况和军区开始介入运动的动态

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决战阶段。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就是大方向。大事记要如下：

第一、一月四日，张耀东在第一轻化工业厅召开大专学校革命造反派组织代表会议，传达中央关于军政训练的通知。各大专院校造反派热烈拥护中央通知，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农学院红卫兵要求解放军第一批训练他们。当时，军区成立了训练机构，对省委支持的革命造反派是承认的。

第二、陶铸、王任重被揪出来后，文敏生恐慌万状，叫文革小组打听中央的态度，打听中南各省的反应。他一方面洗白自己，说“运动以来，与陶铸、王任重联系不多，王任重没来过河南。过去是工作关系，光明正大没有阴谋。”一方面又说“陶铸、王任重揪出来，河南的问题要升级。”文革小组整理了运动以来陶、王对河南的黑指示等材料，文敏生不让交给革命造反派。据说，文敏生还让他爱人把他和陶铸的合影以及来往书信等，清理烧掉。

第三、一月十二日，纪登奎、戴苏理、王维群在省委三所召开各办公室主任会议，动员迎接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进行夺权的大风暴，准备“乱’到省委完全瘫痪的程度。纪登奎给张耀东谈话说，要迎接大高潮，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要一边倒，并决定搜集和落实新乡八三一印发攻击中央文革的传单的问题，落实郑大战斗师和校外保守组织结合活动的情况。

当夜，张耀东向省委机关红旗战斗组彻底揭发了文敏生运动中的错误。weng ewang.org

第四、一月中旬以后，郑州六所大学的造反派都组织了省委问题的专业战斗队，进驻省委大楼，分别和省委机关各战斗组结合起来，搜集材料，准备大搞省委司令部的问题。

第五、一月十六日，纪登奎、戴苏理、王维群、王庭栋四人把文敏生从医院动员出来。书记处开会讨论了平顶山公安局问题，分析了形势，动员文敏生向群众作检查。

第六、一月十七日，以郑州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为主开始了分裂。当时省委了解的情况：河南省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和工学院革命造反队主张先揭发斗争文、纪、戴、王；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等要联合起来，先夺文革小组的领导权，再揭发批判。

纪登奎、戴苏理表示：希望革命造反派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夺权。

第七、一月十八日上午，河南省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和省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召开揭发、批判省委文、纪、戴、王的大会。从这天起，文、纪、戴、王四人被河南省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管理起来作检查。

当晚，文敏生在粮院召开常委会，纪登奎参加了会议，王庭栋、张耀东和军区一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会议内容：(1)动员文敏生振作精神检查错误。(2)在文、纪、戴被红卫兵管理起来的情况下，由王维群、李庆伟、王庭栋负责坚持工作。(3)郑大联委等革命造反派要夺省委文革小组的权怎办?决定：革命造反派夺权，坚决支持，保守派夺权，坚决顶住。

第八、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在省委一所召开接管文革小组的会议。郑大联委代表宣布：“受郑州地区革命造反派委托，由六所大学造反派负责接管省文革小组，先搞监督工作的方式。”王维群、王庭栋根据十八日省委常委会的意见，表示支持。

接管会议后，郑大联委代表六所大学造反派提出清理省委机要室问题，王维群、刘峯、王庭栋、张耀东四人在协议上签了字。晚上发生冲进机要室问题。责任应由此四人负。把罪名加在革命小将头上，并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是完全错误的。

第九、一月二十三日，军区派了两位处长级干部，到文革一办了解各大学革命造反派情况，张耀东作了详细介绍，军区代表没提出什么不同意见。

大学革命造反派分裂情况明显了。郑大联委等为首，酝酿联合起来，组织二七公社，进行夺权。

第十、一月下旬“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唐伟）”发表了“二十七个为什么?”一时形成了全市群众议论的中心，保守组织抬头活跃逐渐出现了“打倒刘建勋，气死党言川”的口号和标语。

第十一、一月二十七日，开封八二四代表向文敏生、纪登奎汇报了驻军与革命派之间的关系，文敏生领代表到军区向首长反映情况，被拒绝，军区不予接见。

第十二、一月二十八日，省委“红刺刀”战斗组印发了一张省委与党言川关系的传单，一时轰动全市，全市斗争矛头对准刘建勋和党言川同志，保字号组织大大活跃。

第十三、一月三十日军区武装游行，保守组织郑大战斗师紧跟。到郑大、河医门前，公开喊：“镇压反革命组织，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口号。何运洪支持保守势力，向革命造反派进攻的号角吹响了。从此，省委已完全瘫痪了，军区开始了领导文化革命的全部工作。

一月二十四日公安公社成立，二十五日何运洪亲自接见全部服务员。何运洪操纵公安公社，由军区派干部领导，开始调查各大学革命派的人员，决心进行大逮捕。

1967.6.10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 井冈山兵团反复辟战斗队

《革命造反》《河南红卫兵》联合版1967年6月29日，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