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继增：建国后第一部遭禁的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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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继增：建国后第一部遭禁的长篇小说

        创作于战争年代的长篇小说《腹地》，是作家王林拿生命换来的。这部以1942年日军“五一”大“扫荡”为背景，被著名作家孙犁称为“一幅伟大的民族苦难图和民族苦战图”的优秀作品，1949年9月出版后曾引起热烈反响。但随即遭禁，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受到批判的小说。作家王林遭受了怎样的磨难?这部小说经历了怎样啼笑皆非的命运?

　　“绝不中途退场”的传奇作家
　　1942年春，日本侵略军在冀中平原展开了惨绝人寰的“五一”大“扫荡”。根据上级指示，为保护和储备干部，冀中军区党政军机关的人员，要暂时撤离，转移到平汉路西的太行山区。作家王林时任冀中文建会副主任、火线剧社社长，属于这次转移之列，但他坚决要求留下，坚持斗争。王林向奉军区首长程子华、吕正操之命前来接他撤走的同志表示：“冀中最后留下一个干部，那就是王林!最后剩下一个老百姓，那也是王林!日本鬼子要搞‘三光’，只要王林活着，冀中就不能算‘光’!”王林的解释是，“这正如同演戏演到高潮一样，我不能中途退场。作为一个文艺写作者，我有责任描写这一段斗争历史，我不能等事过境迁，再回来根据访问和推想来写，我要作为历史的一个见证人和战斗员，来表现这段惊心动魄的民族革命战争史。” 经负责组织干部转移的冀中区党委常委周小舟批准， 王林作为例外留了下来。
　　王林置生死于外的选择并非偶然。 在之前许多重要历史关头， 他都是极富传奇色彩的在场者和参与者。
　　王林1909年出生于河北省衡水县(今衡水市)。16岁时离开家乡，到北京一家商店学徒。这期间，他经常在前门箭楼前，听爱国学生的街头宣传和募捐讲演，受到五卅运动的影响，开始追求进步。1930年春，王林在北京今是中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青团，曾因发动同学举行罢课，反对国民党军阀混战，一度被警察局逮捕拘留。是年秋，他考入青岛大学外文系，1931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该校地下党支部书记，并秘密介绍同学俞启威入党(俞启威即后来的中共重要人物、天津市第一任市长黄敬)。俞启威当时买了一处房子作为党组织秘密机关，王林在此处领导同学进行民主爱国罢课斗争，同时参加左翼文艺活动，发表了《这年头》、《龙王爷显灵》等一系列短篇小说。
　　1932年夏，王林身份暴露，被国民党当局开除学藉，遭警察局密探抓捕，他跳楼逃逸上海。在上海，他参加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的春秋剧社，并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到杨树浦日商上海第二纱厂以扫地工人为职业，开展地下活动。同时，参加党领导的厂外工人夜校和工人业余剧团。1933年春，王林受党的派遣，到南京国民党通信部队做兵运工作。后受命赴江西，孰料中途联络员脱逃叛变，他只得夺路回到北平。转年12月，他跟随已成为北平地下学运领导人的黄敬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并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同前来镇压的军警宪特展开殊死搏斗。
　　1936年7月，王林接受了中共北方局的一项特殊使命。当时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岚子监狱关押着一批中共重要人物，其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中共北方局刘少奇、柯庆施等负责人出于保存干部实力，灵活斗争策略的考虑，经请示张闻天并获批准，要求被关押的薄一波等一批党员履行“反共启事”手续集体出狱。王林便是第一位被北方局派去传递指示的人。他在探监时见到了狱中党员代表李楚离，令王林意外的是，李楚离竟凛然拒绝：“我已经坐了6年牢，按刑期也快出狱了，凭什么要在自首书上签字?”言罢转身离去。望着虽年仅30几岁、却已是一头白发的李楚离的背影，王林一时泪眼模糊。他没有完成组织交办的任务，回来即以实情相告，不久即离开了北平。后来通过做工作，狱中党员还是执行了北方局的指示而集体获释(这批人在文革中曾被打成“六十一人叛徒集团”)。
　　1936年9月，王林被派往西安张学良的东北军学兵队做地下工作。学兵队成员，多为在北平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进步学生和地下党员，其中有谷牧、王一平等人。这期间，王林和作曲家张寒辉合作，创作了《打回老家去》等救亡剧，主题歌在东北军官兵中传唱一时。西安事变爆发后十余天，就公演了王林创作的以事变为背景的独幕剧《火山口上》，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映。当时史沫特莱也来西安观剧，并且找到作者王林，要求将救亡剧翻译成英文广播出去，让全世界了解西安事变的“真正原因和真正力量”。王林此间最重要的收获，是结交了张学良贴身军官孙铭久，潜移默化地促使其接受中共统一抗日的政策影响，西安事变中，正是孙铭久亲自带人前往华清池捉住蒋介石的。
　　七七事变后，王林返乡抗日。他找到了吕正操领导的冀中人民自卫军，留在自卫军政治部工作。这一时期，他陆续写了《警号》、《小英雄》、《家贼难防》等精短话剧和《十八匹战马》等短篇小说。由于大部分取材于真人真事，很受群众欢迎。王林还组织发动“冀中一日”、“伟大的一年间”等抗日军民写作运动，积累了大批宝贵的抗日文献。老首长吕正操曾亲自撰文评价：“王林为人开朗，富有风趣，能接近群众，妇孺多识其名。从抗日至解放战争胜利，他始终在冀中坚持工作，誓与故土乡亲共存亡，不愧为冀中人民的好儿子。他长年累月走乡串户，熟悉地方风土， 所知掌故最多， 有冀中活字典、 活地图之称……所著《腹地》真实生动，富有史料价值。”
　　王林被亲切地称做“乡下人”，类似的评价，还曾出现在文学大师沈从文的文章中。王林在青岛大学读书期间，曾用王弢、儁闻等笔名，在沈从文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和《国闻周版》文艺栏陆续发表了《怀臣的胡琴》、《小粮贩陈二黑》等系列乡土题材作品，并出版了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
　　《幽僻的陈庄》出版后，王林寄给鲁迅、沈从文各一册。鲁迅在1935年4月22日的日记中有记载：“午得王弢所寄赠《幽僻的陈庄》一本。”1935年2月18日，沈从文发表了《〈幽僻的陈庄〉题记》一文，对王林作品赞许有加：“他是北方乡下人，所写的也多是北方乡下的故事。作品文字很粗率，组织又并不如何完美，然篇章中莫不具有一种泥土气息，一种中国大陆的厚重林野气息。现在他把他写的一个长篇给我看……看完了这个作品，我很感动。”
　　沈从文以“乡下人”自称，也把王林称做“乡下人”，当出于爱才之心。但王林没有沿着原定计划写下去，他毕竟不是一个书斋作家，一旦听到革命事业的召唤，他就会义无返顾地奔赴残酷斗争的最前线。

　　“像写遗嘱一样”凝成的杰作
　　王林1942年冬开始在硝烟战火中动笔，1943年夏完成30万字的小说《腹地》初稿。写作中，“敌人仍在穿梭‘扫荡’剔抉清剿，枪声不断从四野传来”。王林今天转到这村，明天转到那村，写完一沓稿纸，他就坚壁藏匿在地道里。直到抗战胜利后，王林才从土里把手稿挖出来。
　　回忆起当时的写作，王林说：“关于反‘扫荡’斗争的艰苦生活，我都如实地写进《腹地》中了。在那样残酷的环境里，得时时刻刻准备着牺牲，留在冀中的同志们，当时传着这样一句口头语：‘端起饭碗来，也不一定能吃完这顿饭。’因为，敌人的点碉如林，汽车路、封锁沟密如蜘蛛网，随时随地都可能与敌人遭遇。我虽然坚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华民族，但并不敢幻想自己能够在战火中幸存。我就这样，像准备遗嘱一样，蹲在堡垒户的地道口上，开始了《腹地》的写作。”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叫辛大刚，是一位因伤致残回到村中的八路军战士。他参加了剧团，并跟剧团主演、一位美丽的姑娘白玉萼相爱。村支书范世荣是破落地主后代，丧妻后想将白玉萼续弦，于是在村中开反淫乱斗争会批判辛大刚。此时，日军开始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村支书躲到了亲戚家，村政权陷入瘫痪。危急之时，辛大刚毅然担负起军人的职责，带领村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作者一方面歌颂了冀中人民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昂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也抨击了当时根据地内部的一种新的黑暗势力——混入党内的投机、蜕化分子，并通过先进分子与这种黑暗势力展开斗争，从而构成一幅反“扫荡”立体画面，显示了根据地人民民主政权的团结和巩固。作品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许多共产党员、普通的农民，昭示出冀中人民的喜怒哀乐和他们的民心向背，才决定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1946年，王林将《腹地》手稿本拿给文艺界的朋友们看，征求意见。曾在延安鲁艺任戏剧系主任的张庚提意见说：“第一节到第六节气魄大，但辛大刚到剧团中搞恋爱去了……这村前后两任支书皆坏蛋，令人不知光明何在。”
　　在批评意见中，陈企霞的声音是最响亮的：“不同意将一个党的负责人写成这样。政治影响不好，让人觉得共产党的力量在哪里?不应该告诉说共产党里有坏蛋。《腹地》的主要缺点就是没有爱护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违背了毛主席的文艺原则，这是暴露黑暗。”
　　针对这部小说还有各种各样的建议，比如“能否将支书换成副支书”等等。
　　王林的心里全乱了，觉得自己的神经“实在经不住这些老爷们的奚落啦”。他有苦难言，“后悔不先看了毛主席的文座会《讲话》再写文章。请原谅我写时，连党报都看不见……”令王林欣慰的是，持肯定意见的人也不少。作家沙可夫鼓励他：“张庚同志他们给的意见，不一定就是说这篇文章完全要不得，用不着藏之名山，应该出版。”康濯也写信给王林：“花了两天时间，看完了大作《腹地》，我激动得不行!我拼命找黑暗，但找不着!我拼命找‘看不出人民力量’的东西，但人民力量都向我涌来!”
　　稿子就这么无着无落，王林茫然无措，不知如何处理。丁玲劝王林“将《腹地》给周扬寄去”。
　　1949年1月，王林随部队进入天津。这年6月，孙犁向王林透露了他了解到的上层意见，“如作者不修改也可以”。几乎同时，王林接到了周扬来信：“很久没有写信给你，《腹地》也没有全看完，但就我所看到的部分，我觉得是可以出版的，有些地方仍尚需稍稍修改。最近，欧阳山、康濯看了，有些地方与我有同样的意见。现将他们写的意见寄给你参考，你是否在最近抽出一点时间，来做最后一次修改后即付印。这对于你和我们大家都算完成了一件任务，抗日史诗，是需要写和印的……”王子野还奉周扬指示给天津新华书店写信打招呼。
　　1949年9月30日，开国大典前一天，长篇小说《腹地》由天津新华书店出版。1950年5月上海新华书店再版，在群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孙犁当时发表文章评论说：“这是一幅伟大的民族苦难图，民族苦战图，作者王林自始至终亲身经历了这个事变。写‘反扫荡’是本书最拿手最成功的地方。当然，本书最精彩的地方还是真正写出了地道的冀中人民的生活的战斗的情绪。因为作者写的不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苦难，也不是单纯以故事传奇动人的英雄故事。这是一幅严峻的甚至残酷的现实图画……这里沒有传奇，沒有编造，沒有粉饰。”

　　给毛泽东上书
　　在1950年第27、28期《文艺报》上，时任该报副主编的陈企霞发表了长达两万多字的文章《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文章写道：“带着十二分的惋惜，郑重地指出这部小说无论在选择英雄形象上，反映农村内部斗争上，描写党内斗争和党的领导上……都存在着本质上的重大缺点，这些缺点和小说全面地纠结在一起。”“在小说《腹地》中，抗日战争在一个具体的村子里，党的领导实际上是被否定了的，党的作用是看不见的，党内的斗争充满了无原则的纠纷。”作者警告说，“对于我们矢志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作者，是值得十二分警惕，应该千百次去思索的。”
　　在《腹地》出版前，王林虽然知道陈企霞曾有过批评，但没想到他会公开投掷这颗“重磅炸弹”，立刻被这一记突如其来的闷棍打蒙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一生不会再有比反‘五一大扫荡’更深刻更熟悉的体裁和生活，我不能不把这事当生命来关心!作品比我的生命还要重要，我死了也要写遗嘱，要求解决这个问题。”王林感到气愤，“因为陈企霞同志的批评，《腹地》实际上成了禁书。”
　　那时的《文艺报》，几乎直接代表着执政党对文艺思想的态度和看法。这篇重磅长文将《腹地》定性为“否定党的领导”，实际上已经宣判了这部小说的死刑。当时虽然也没有具体的禁止发行这本书的文件，但这篇批判文章一出，新华书店很快就全部下架，买不到这本书了。作家孙峻青给王林写信，说特地去书店寻找这本小说，无法买到，后来他偶然在废纸堆里发现了一本扯去封皮的《腹地》。为此，王林曾专门找到周扬评理：“我这是在日本鬼子的炮楼下写的小说，你也曾支持过，但现在又要打入冷宫。你到底有何态度?”周扬不置可否。王林想不通，却无奈，于是在书的最后一页用钢笔抄录了郑板桥的两句诗激励自己：“隔鞋瘙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
　　这次名为批评实为批判的《腹地》事件，是王林命运的拐点。此后，他因为这部小说一共写过8次检查。
　　“同志们帮我认识了我在创作上的主要错误，是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我在写完长篇小说《腹地》一年多以后到北岳区整风才正式看到的。”这是王林1952年3月27日写的检查。但他仍对所谓“自然主义”、“暴露黑暗”等指责保留看法，他说无论从主题抑或内容上，这都是一部“光明战胜黑暗”的作品。
　　“对于对他的批判，虽然我父亲心里从来没服气过，但是他从来也没有怀疑过毛泽东提出的文艺思想。他总想怎么改造自己，怎么跟上新的文艺思想。这很代表他们那一代人的想法。”后来也成为作家的王林的儿子王端阳如是说。
　　1953年4月22日，他写下了《给毛主席书》和《对〈腹地〉新的检讨和辩护》。在当天的日记里，他用三个叹号为自己打气：“信是发出了!毛主席不会再犯官僚主义的!这是一线曙光!”
　　3个月后，王林终于等来了一封中宣部的回信。信中写道：“这种问题完全可以在作家中间进行公开讨论。经我们提议，全国文协创作委员会准备在最近召集专门的座谈会谈论你的小说《腹地》，我们并提议届时请你本人参加讨论。”
　　很快，文协内刊《创作通讯》上刊登了准备召开《腹地》讨论会的消息。王林喜出望外，天天盼着这个座谈会。但再无下文。后来王林才得知，所谓中宣部的回信，只是“一个秘书看了看就回了信”，并未经高层认可。
　　1953年夏，王林在北戴河遇到《文艺报》主编丁玲。丁玲问他：“《腹地》为什么不出版了?”王林没好气地说：“不是给你们《文艺报》批评得书店不再给出了?”丁玲说：“国营书店不给出，拿到私营书店出!”王林回了一句：“我多少还有点儿共产党员的自尊心!”丁玲告诉王林：“企霞同志那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我虽在《文艺报》当主编，但是我没看过《腹地》。”王林惊讶地问原因，丁玲说：“我听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我怕卷入旋涡!”接着哈哈大笑起来。王林当时的感觉是：“她开心地大笑，我却浑身打冷战。”不过，丁玲对于创作自主的一番谈话，还是让王林稍些安慰。丁玲说：“文艺创作的领导是自己，别人的意见接受与否，自己应有完全自由。”她说，她很不高兴拿草稿给别人看，热心的同志乱出主意，弄得自己不知道听呀还是不听!
　　1954年元旦下午，王林到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吴砚农家做客。晚饭后，吴砚农劝导王林，对小说被禁一事，就不必再追究了。王林有些火：“这问题比我的生命还重要，我死了也要写遗嘱要求解决这问题!”吴砚农劝道：“历史自有公论，何必再追究?”王林更加生气：“书被禁，他们想象过去国民党秘密枪杀共产党员似的，杀错了也算了?我却不能不追究历史的公平解决!”
　　1954年，感觉到“呼天不灵，入地无门”的王林终于低头，又写了一份《我的检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创作上无一件成功。抗战期间写的《腹地》又严遭打击和批评……所以我的情绪是‘自馁’、‘自惭形秽’……我初步认识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危险性，希望同志们帮助挖掘和监督改正。”
　　尽管文艺评论家侯金镜等撰文为《腹地》说了一些公道话，却无法改变以政治运动整肃文艺战线的大势所趋。后来，丁玲与陈企霞一起，以“丁陈反党集团”的罪名被打入另册。王林这位善良的作家，这时候也不再记恨陈企霞了，而是更加反省自己。王林在日记里写道：“昨天接大刘(王林夫人——笔者注)的信，她一冲动还要越级向党中央申诉，要求对我《腹地》另一种定论。今天买了本陈著《光荣的任务》，看的目的是找反驳的理由。看完之后，却觉得陈是一腔热血，对我的战斗生活和材料是抱着崇高的同情和惋惜，原先对他的不满，今天却激动地流出泪来。”其实王林此刻的心情是复杂的，在那样的肃杀气氛中，既“惺惺相惜”，又“感激”对自己的批判。

　　面目全非的修改
　　王林毕竟是一位坚定的作家，他一面检讨一面投入创作。《一二·九进行曲》、《站起来的人民》、《叱咤风云》等一批长篇小说和话剧剧本也在艰难中产生。但王林最看重的还是被遭禁的《腹地》，为此他不惜把后半生的心血搭进去，一改就是30载。
　　“一有想法就写个修改提纲，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脑子完全混乱了。”王林越来越陷入自我怀疑。即便改革开放之后，他也从没想过是不是可以把最初版的重新出版，而是认定《腹地》必须得修改，按照“新思想”修改。偶尔，王林也会让子女帮自己誊抄《腹地》修改稿。而子女们却说，你改那个干什么?你知道那么多事， 写个回忆录多好!他们对父亲感到很失望。
　　在王林噤若寒蝉、唯恐疏漏的不断反省中，《腹地》全书几乎皆为败笔，无一是处。这种可怕的创作后遗症贯穿了王林后半生。他逐章反思着：“太压抑，不典型”，“妇女太落后”，“个人英雄主义”，“正面形象还没有树立起来”，“应当首先讲毛主席的井冈山的斗争”……
　　经过多年修改，新版《腹地》终于在王林去世后的一年(1985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王林至死也没能看到缠绕自己几十年、代表自己思想改造成果的新版《腹地》。新版与原生态的老《腹地》相比，已被他修改得面目皆非。共产党员终于都彻底高大起来，村里的人也都有了“喜神似的”相貌，反面人物则变得猥琐不堪。据王林长子王端阳说，修订本《腹地》，他读了几次都没读完，总觉得里面有“高大全”和“三突出”的东西，令人啼笑皆非。
　　王林病逝后，王端阳开始重新了解和认识父亲壮阔而坎坷的一生，并找出了家里保存的唯一一本1949年版的《腹地》。王端阳曾撰文：“我刚看了几章，就被强烈地震撼了。拿我现在的文艺观念来看，这是一部伟大的直接描写抗日战争的作品。之所以说它伟大，就在于两个字：真实。”但由于当初“左”的批判，“在以后的几十年里，父亲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也不断地试图用‘新的文艺思想’修改《腹地》，用他自己的话说‘几乎等于重写’，结果却是越改越糟。这真是一个悲剧!”
　　作为建国后第一个遭批判的作家，王林始终在不断校正自己，但却与真实的文学世界渐行渐远，由创作的巅峰状态跌入万劫不复的低谷。
　　2007年纪念抗日战争70周年之际，解放军出版社重新出版了1949年版《腹地》。广大读者和评论家对旧版小说好评如潮，说它是“解读和反思伟大抗日战争的第一笔”，“真实细腻的自然主义手法是《腹地》的灵魂”，“王林是位了不起的战地军旅作家”。
　　王林曾历任天津市总工会文教部部长，天津市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河北省文联副主席等职。2009年11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天津作协和解放军出版社联合举办“纪念王林百年诞辰座谈会”，深切回顾了王林追求真理、矢志报国的一生，赞扬他以笔为枪投身革命的献身精神，充分肯定他坚持现实主义道路所取得的杰出的文学成就。王林反映西安事变的长篇小说《叱咤风云》荣获鲁迅文学奖。由吕正操将军作序的《王林日记》也由于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并推出了7卷本《王林文集》。
　　“《腹地》事件”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悲剧，而且是中国文坛从此政治斗争连绵不断的一个缩影。这种“左”的批判曾给作家创作和文学事业带来惨痛的戕害。是金子总要闪光。当阴霾扫尽，王林，一个革命作家的名字和他用生命换来的作品，依然散发着无穷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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