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橙宇：1966年彭真与《二月提纲》

tuffy05

1966年彭真与《二月提纲》

王橙宇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全国各报纷纷转载。一时间,关于吴晗的性质问题引发了一场争论。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各执一端。当时彭真的思路,一是不赞成批吴晗,认为吴晗是“左派”;二是即使是非批不可,吴晗的问题最多也只是个学术问题。《二月提纲》便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出现的。

为了便于操作,有必要搞个文件,规范这场学术批判运动
据《1965年9月至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记载,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谈话之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同彭真、康生、杨成武等同志谈话,又讲了前一天同陈伯达等同志谈的那些意见。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立刻辩解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联系”。彭真根据市委对吴晗的调查,向毛泽东作了说明。当时毛泽东没有回答,彭真大约以为已经向毛泽东讲清楚了。随后,彭真在北京国际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时,特地把吴晗请来,并对他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吴晗进行安慰。事后,他从杭州经过上海,在和上海市委有关人员谈话时指出,对姚文元的文章要“一分为二”,吴晗的问题要作学术问题讨论,并说吴晗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是“左派”。
1966年1月2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委和部队有关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由胡绳传达毛泽东12月21日谈话的精神,主题是提倡读马、恩、列著作,着重谈了哲学问题,也谈到了对《海瑞罢官》和翦伯赞史学观点的批判问题。
彭真在讲话中说:过去曾经规定过对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茅盾几个人不点名。对郭老不点名、范老不点名,有的就保护不了了。吴晗已经被点名,看来翦伯赞不能不点了。彭真强调,现在的问题是要展开,把各种不同的观点“放”出来。并说,这场争论,要扯多宽就扯多宽,要扯多久就扯多久。彭真特别指出:“任何人的文章都可以一分为二。我在上海讲,你《解放日报》、《文汇报》自己也发表过不少错误文章,也应该清理清理。对于他们的错误,中央报纸也可以批评。”
在这里,彭真讲了过去五人小组曾经有过的规定:学术批判不要戴政治帽子,点名要经过中宣部同意,批判的调子要以中央报刊为准。还规定对郭、范、翦、吴、茅等人不点名。这些规定,人们历来以为是毛泽东的意见或者是经毛泽东同意了的。后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她不让主席看《朱元璋传》,主席反驳她说,他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彭真提出的,他说我把整个历史学界都看成一片黑暗,毫无是处。这真是委屈我了。”从这里,我们知道保护几个历史学家是彭真提出来的,当时毛泽东是同意彭真意见的。不过,尽管毛泽东当时批驳了江青,但却允许江青“保留意见”。至于他从何时开始同意江青的意见,不再保护这几位历史学家,现在不得而知。
陆定一的发言和彭真讲话的基调是一致的。他认为,当前的讨论实际上是一场大争论,主要是思想范围内的争论,可以列出一大堆问题,如道德继承、形象思维等等,其中包括历史、哲学、教育学、美学在内。陆定一明确提出,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搞。他还说:“当前这场讨论,是学术性的。社会科学、文学方面的题目多得很。对古人的评价、历史主义、现实主义、形象思维、美学,一个题目一个题目地来,解决这些问题,要一二百年。”看来彭真和陆定一都没有真正领会毛泽东批判吴晗的意图。他们以为真的是想解决意识形态中的“一大堆问题”,要批判旧文化,建设新文化。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场激烈的,又是旷日持久的批判和斗争。陆定一从文化领域的复杂性着眼,认为需要用一二百年的时间。彭真也认为思想斗争是长期的,不是几篇文章就能解决的。解决所有制问题不需要那么长,而思想斗争,包括学术观点问题则要一百年、二百年。
彭真、陆定一希望能为这场大批判定个调子,把它限制在学术批判的轨道上,至少开头是这样。但是,由于毛泽东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之后,实际上已武装了一批能得到此信息的作者。1966年1月,批判《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文章纷纷发表,另一个被称为“极关重要的药方骂皇帝”也被搬了出来。北京的戚本禹也在此时写成《〈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关锋、林杰写成《〈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两篇文章原是周扬向他们约稿,让他们写文章批判吴晗的历史观和道德继承论,但他们后来改变了原约稿的题目。关锋、戚本禹的文章写出来之后,交给中央宣传部。当时周扬因肺癌住院,批吴的日常工作由许立群处理。戚本禹的文章是一篇政治批判文章,关锋送了两篇文章,另外还有一篇批判道德继承论的,纲也上得很高。据龚育之回忆,当时由他们向许立群作了这样的汇报:“关锋和戚本禹的文章,讲要害问题讲得很明显,明显到在讲吴晗用‘兵部尚书’的历史人物搞影射时,特地注明‘兵部尚书’即‘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字呼之欲出了。”许立群说,这样大的政治问题他许立群作不了主,能不能发表要向上面请示……他要我们把三篇讲要害问题的文章作出摘要,向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请示。
关锋、戚本禹早就有过议论。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关、戚曾表示,如果有人攻击姚文元,他们就站在姚文元一边。就这场政治斗争作出赌注,对关、戚来说,早已成竹在胸。所以,正当他们写上述文章时,又听到毛泽东关于“要害”的谈话,于是他们有恃无恐,政治纲上得特别高。关锋有关批判吴晗道德继承论的文章,居然把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比作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把吴晗比作蒋介石。经许立群同意,由林涧青出面建议关锋删去这段文字。关锋答复,“一个字也不能改”。关锋的野蛮行为,引起中宣部部分干部的愤慨。
据当事者龚育之回忆,他们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这篇文章作了摘要,指出关键所在,报送五人小组。二是找出关锋曾经化名何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有关道德继承论的一篇杂文,题目是《人之有技,若己有之》。龚育之说:“其实,当时也不认为这篇杂文有多么严重的问题。现在看,更不能说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觉得抓到了关锋的一个把柄:你关锋也讲过道德继承嘛,为什么你讲就没有问题,吴晗讲就是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后来又查到关锋化名庆云写的《从陈贾说起》,一起作了摘要,报送五人小组。”
其实,当时不论是彭真,还是许立群等中宣部领导,最拿不准的就是如何贯彻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指示,怎样才能“跟”得准确。关、戚的文章不但把吴晗比成蒋介石,又重新提出另一个“要害”是“骂皇帝”。许立群等中宣部干部的出发点是求稳,求准确贯彻,而关、戚则是调子越高越好,而且他们也判断到毛泽东是要保护“左派”的。所以,他们才敢这样任意上纲,才敢声称他们的文章一个字都不能改。此时,由于批吴从方法到性质都产生了严重分歧,为了便于操作,才有必要搞个文件,规范一下这场批判运动,使运动得以健康发展。

《二月提纲》形成的过程
在《二月提纲》还没形成之前,各方面反映上来可值得思考的有关问题很多。据当事人回忆,在不长一段时间里,先后上报五人小组的有7份材料。其中有一份是有关1月7日召开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杂志、《前线》杂志、《新建设》杂志等报刊负责人座谈会的简报,是由林涧青、龚育之整理而成的,主要内容是许立群的总结讲话。简报主要内容包括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执行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指示。前提是执行是“跟”,但关于批判吴晗政治性的文章,上纲的程度,发表的数量及发表的时间都不好掌握。第二个问题,是批判的有关步骤和范围问题。如有的报纸就主张《海瑞罢官》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剧问题、道德问题一个一个来是否合适。而在范围上,批吴晗的历史观必然涉及翦伯赞,对吴晗道德观的批判,也会牵涉到冯友兰和朱光潜,这些问题如何处理?还有其他报纸,如《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体育报》是否参加和怎样参加讨论。第三个问题,是怎样面向群众。读者反映文章太长,太深没法看。第四个问题,是文章的数量和质量问题。参加讨论的各报都反映现在的文章有质量的不多,版面接不上。这四个问题,从后两个问题看,都说明群众和干部对这场争论并没有兴趣,写文章的人不多,真正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基本上不写,干部大多也不关心,认真看文章的人不多。
上述请示包括其他6份请示材料,上面都没有答复。正在这时,发生了郭沫若正式提出辞去中国科学院院长及其他一切职务的事件。这件事和这场大批判紧密相关。郭沫若在信中说,自己耳聋,近来视力也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但是,直接原因还是批判所及。许立群当时说:“估计郭老读到了统战部的《零讯》和《光明日报情况简编》,这两个内部材料都反映了一些人主张批判郭老的《武则天》、《蔡文姬》。听说,郭老还写过两首海瑞的诗。春节前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人向郭老汇报工作时,曾说过历史学方面的学术批判,还要扩大发展下去。春节的科学院团拜和政协常委团拜,郭老都不愿意坐到主席台上去。他可能担心会在报刊上被公开批判,因而先提出辞去有关职务。”郭沫若是位有重大影响的社会活动家、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对他的朋友吴晗、翦伯赞无端遭到批判,他不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心理上都是不容易接受的。况且,吴、翦的遭批判,距离他本人遭批判已经不远。在这种十分复杂和痛苦的情况下,提出辞职是在情理之中的。但这个事毕竟过于重大,而且事件本身恰恰说明,无限上纲,没有章法的批判运动,必然要导致混乱,导致一批专家学者人人自危。这对党的事业将会导致重大的损失。作为主管文化工作的彭真、陆定一、许立群诸位,当然有责任制定一个文件,提出几条规定,来匡正这个批判运动。这就是《二月提纲》产生的历史条件,并不是所谓为扼杀“文化大革命”才去“炮制”《二月提纲》的。
至于《二月提纲》的形成过程,据说并没有多么复杂的过程。在呈送上述7份材料时,许立群给彭真写了一封信,谈了几个问题:一是肯定对吴晗的批判已取得成效,认识到不只是学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但在报刊上的批判,揭露政治上的错误,如何掌握?有的文章上纲很高,说吴晗和彭德怀是一伙,并把吴晗比成蒋介石,这种文章发表好不好?二是反映有许多人提出要把郭沫若、范文澜拉出来批判,中宣部已通知不刊登批评郭老、范老的文章。另如关锋等都写文章批判吴晗的道德继承论,而他们在1962年也在报上发表过影射中央的文章。这些问题,如果只批评别人,不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方式在党内清理一下自己的错误思想,一旦被人指出就很被动。而对谭元寿、马连良等京剧演员则不赞成公开登报检讨。因为,这方面的人很多,而且不好要求他们负太多责任。三是说批判文章已发了不少,今后应当注意讲求质量,如果做不到,即按“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的精神办。许立群信写好后,即念给林涧青、龚育之听,随后呈送彭真。龚育之后来认为,这封信实际上是《二月提纲》的雏形。
2月1日,彭真把许立群的信呈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等审阅,并附上10份材料,每人一份。彭真附注说明后天要召开五人小组会,讨论后向中央提出意见。毛泽东看了材料之后,批给江青:“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
2月3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主持召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这个小组成立于1964年7月间,是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成立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负责处理日常有关文化革命方面的事情。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成员有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通讯社社长吴冷西。按康生的说法,他和吴冷西是后来加进去的。当时毛泽东对中宣部、文化部工作不满,叫成立三人小组,后来毛泽东听取了康生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告密,才让康生和吴冷西加入这个小组,成立了五人小组。列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姚溱,《红旗》杂志副总编胡绳、范若愚、王力,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书记处书记郑天翔等。会上讨论了有关《海瑞罢官》的问题。会议结束时,彭真讲话。他特别强调,在这场讨论斗争中,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一要谨慎,二要层层把关。凡是要点名的,都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决不能自行其是。他指定由列席会议的许立群、姚溱整理成一份报告,题目叫《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这个提纲共分六部分,核心问题是第一部分,即“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其他诸如方针、队伍、组织领导等,都围绕这个核心问题来表述。它强调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了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而第四部分则明确谈到“左派要互相帮助”。这里说的“左派”,包括吴晗和邓拓在内,当然也包括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才有“互相帮助”之说。而且,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之后,彭真还说过:“吴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反右派斗争中都是左派。邓拓是左派,他署名向阳生的文章是我叫他那样写的。”因此,吴晗、邓拓若有错误的话,也属于帮助的问题,而不属于打倒之列。
《二月提纲》明确提出,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并说,“左派学术工作者”要“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这些话掷地有声,矛头所指是清楚的,为“左派学阀”姚文元、戚本禹、关锋等人敲了警钟。但这帮人有恃无恐,自然是听不进去的。这个提纲,不论哪一条内容,都是和当时的极“左”思潮大相径庭的,是和毛泽东谈《海瑞罢官》的要害,以及毛泽东要以此为契机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思路不大一致的。毛泽东看了许立群的信之后,并没有表态,仅批给江青保存,这对彭真等人来说绝不是个吉兆。彭真等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然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名义通过了这个提纲,并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正式通过。对这个“提纲”,康生主持起草的《大事记》2月3日条中,作了如下记述:
彭真同志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会上发了七个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
会上有两种根本对立的意见。
一种以彭真同志为代表,他们大肆攻击关锋等左派同志。彭真同志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他还说,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彭真同志还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证明,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长期以来是坚定的。彭真同志说,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像郭沫若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陆定一同志在会上又大反斯大林一通。
另一种意见以康生同志为代表,指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分清阶级界限,要保护关锋等左派同志,依靠他们组织我们的学术批判队伍,要把斗争的锋芒针对吴晗,要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联系庐山会议的阶级斗争背景来谈。康生同志批评许立群同志不搜集吴晗材料,(却)专门搜集左派材料。
会后,彭真同志要许立群同志和姚溱同志起草“汇报提纲”。
这段记述表明,彭真即使在毛泽东谈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之后,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主张把根本和彭德怀毫无关系的吴晗硬和庐山会议扯在一起。会上他不掩饰自己的观点,狠批了“左派”的学阀作风。彭真认为,一个重要问题是对我们那些“左派”们进行必要的整风,不要让他们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进行挑拨离间和破坏活动,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陆定一发言,表示赞同彭真的意见。他特别讲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提出:“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可见,彭真的讲话口气是很硬的,对那些所谓“左派”很反感。他之所以指责他们“挑拨离间”,甚至会“破坏”,是对他们在这场学术批判中推波助澜、无中生有的表演而发的。历史证明,彭真的指责是对的,他所指责的这些“左派”后来证明并不是好人。至于陆定一,在康生主持编写的《大事记》中被说成“大反斯大林”,其实陆定一是谈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其用意当然也是清楚的,不过是对决策者的一种劝告而已,并非真正在批判斯大林。

从本质上看,毛泽东是不会真正同意《二月提纲》的
2月8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还有许立群、胡绳,以及逄先知、龚育之等人专程到达武汉。当天,毛泽东即听取了五人小组的汇报。毛泽东对“提纲”的态度如何?据当时到武汉参加汇报的许立群说:“毛主席的精神,是宽,对两边都是宽。”“毛主席对‘汇报提纲’只有两点意见:一个是关于两个月以后作政治结论,毛主席说,两个月以后也作不了结论;一个是关于要批评郭老和范老。毛主席说,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作一点自我批评好。”至于《二月提纲》,毛泽东是否表示同意?如果没有表示同意,彭真怎么能代拟中央按语?最近,许立群的夫人杜晓彬说,查了许立群当年的现场笔记,也证明毛泽东“表明了同意《二月提纲》的意思”。另外,林默涵在《“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一文中也说:在通过《二月提纲》之后,“许立群在中宣部给我们传达说,完全同意《二月提纲》的方针。主席说,还要宽些。主席还说,能说他(指吴晗)是反社会主义的吗?大家当时都很高兴,因为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就不至于搞乱了”。
其实,毛泽东是否同意《二月提纲》,应当说至少在场的人都认为毛泽东是同意了的,才会感到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因为问题已经解决,所带去的材料也就没有交上去。但是,这个“提纲”和毛泽东要通过批吴晗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是根本不一致的,从本质上看,毛泽东是不会同意这个“提纲”的。在这前后,毛泽东曾经明确支持江青,要打倒彭真。还是上述林默涵的文章,有这样一段记载:康生在一次讲话中说:江青曾向主席告状,说彭真压制她,欺侮她。主席回答江青说:彭真算什么,我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他打倒。康生说,他当时在场。康生还说,主席曾对他说:告诉江青、张春桥不要急,没有什么了不起。此后,《二月提纲》就变成“反革命”的东西了。
毛泽东不论以什么样的形式或什么样的语言同意《二月提纲》的内容,或者说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但正如上所述,毛泽东批吴晗,并亲自上纲上到“要害”是“罢官”,毛泽东本质上是不可能赞成《二月提纲》的。上述毛泽东和江青、康生的谈话,就是个证明。但是,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并没有明确不赞成《二月提纲》,否则彭真就不可能在武汉草拟中央转发《二月提纲》的批语;也不可能在2月12日至14日亲自对上海市委的同志说:“‘汇报提纲’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了的,问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跟你们谈了。”如果说毛泽东一开始就不同意《二月提纲》,那么,彭真、许立群等人是不会都理解成相反的结论的。只能说,彭真等人此行汇报,并没有听到毛泽东的真实意见。
在武汉,彭真在认为毛泽东已同意《二月提纲》之后,立即草拟中央对《二月提纲》的批语,并在2月12日将批语传给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们。他们传阅以后以中央的名义向全党发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这个汇报提纲。应该说,这是一个由党中央直接参与制定的提纲,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制订,中央常委会讨论过。但是,由于这个“提纲”的内容和毛泽东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大相径庭,毛泽东当时不提出反对意见,并不能说毛泽东确实是同意了的。

毛泽东批评《二月提纲》
中央批发《二月提纲》之后,彭真确实以为问题解决了。2月12日至14日的《大事记》说:“彭真同志对上海市委的同志说,‘汇报提纲’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了的,问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跟你们谈了。”2月18日《大事记》中说:“许立群和胡绳同志在北京召集学术界和各报刊负责同志传达‘汇报提纲’。”20日至28日《大事记》说:“北京听传达的同志正在讨论的时候,彭真同志带着许立群和胡绳同志到三线参观去了。许立群同志在临走前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让他们讨论讨论就行了。”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不论是彭真,还是许立群、胡绳,这三位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内容时在场的人,都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因此才有轻松的心情到三线去参观。并由万里出面安排吴晗到昌平大东流村去搞“四清”,化名李明光。而邓拓在讨论《二月提纲》时,则当了“第一小组的召集人”。张春桥等人尽管对《二月提纲》很有意见,但由于这个提纲是由中共中央发下去的,又是经毛泽东看过的,一时摸不着头脑,就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到北京摸底。关于这个问题,《大事记》3月31日作了这样的记载:“许立群同志向彭真同志汇报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同志请示学阀是否有所指,彭真同志叫许立群同志给杨永直打电话,就说我彭真说的:第一,学阀没有具体指是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伤疤就是谁。第二,问上海发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打个招呼。在讲这两点时,彭真同志又怒气冲冲地说: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杨永直把电话内容向张春桥报告后,张春桥判断说: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他们把这次摸底的内容,通过江青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所有这些,只能说明围绕着《二月提纲》,已展开了尖锐的斗争。而彭真确实认为毛泽东已经批准了《二月提纲》,至少毛泽东是同意《二月提纲》的。否则,他不会有这样强硬的态度。从《二月提纲》的内容看,主要是规范了学术讨论的方针、政策。点名批评某位专家、学者,必须按规定报批。所以,彭真才指责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不论是彭真,还是许立群,都不可能有意对抗毛泽东或有意弄虚作假。实际上,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党和国家,针对毛泽东的任何行为和作假都不可能公开发向全党全国。因此,在彭真看来,不论是《二月提纲》的内容,还是彭真代中央起草的转发《二月提纲》的批语,毛泽东至少是没有反对的。
事实是,毛泽东本质上并没有同意《二月提纲》。他一面加紧对江青召集的文艺座谈会的《纪要》进行修改,一面则针对《二月提纲》,把批判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他在3月17日至20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
要用5年到10年的工夫,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不要指望那些老教授,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注:中央农村工作部1962年被解散)。
这段话不点名地批评了《二月提纲》,并且点了吴晗、翦伯赞的名,说他们“反共”,是国民党。这样一来,这场学术讨论的性质就完全变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是夺权的问题了。对于这个问题,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接连和康生等人谈了三次话。第一次和康生谈话时,赵毅敏在座。第三次是同康生、江青、魏文伯、赵毅敏、张春桥一起谈的。毛泽东批判《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中宣部、彭真、北京市委包庇坏人。他并说,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还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同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说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毛泽东在听了康生汇报关于彭真派人打电话到上海询问姚文元文章怎么没有向中宣部打招呼的情况后,很生气地说:“为什么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一定要报告中宣部?要向彭真打招呼?十中全会不是讲过嘛!中央不是决定各省成立反修小组?吴晗写过那么多谈论海瑞的文章,北京各报发表那么多宣传鬼戏文章,为什么中宣部不打招呼?难道作阶级斗争还要告诉中宣部、北京市委、彭真吗?十中全会作出的进行阶级斗争都不算数了?”“去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问魏文伯)你们怎么不传达?中央出修正主义,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现在有些人怕孙悟空造反,站在玉皇大帝方面,不站在孙悟空方面,怕字当头,就非垮台不可。我们要站在孙悟空方面,要保护左派。”
彭真得知毛泽东的这些讲话之后,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只能作最后的努力,争取毛泽东的谅解。1966年4月15日,他在家里召集一个宣传、新闻部门负责人的会议。到会的有吴冷西、许立群、林默涵、姚溱、胡绳、范若愚、王力等人。彭真首先讲话,检讨了自己,说“四清”搞得可以,学术批判没有抓紧。他说:文学、艺术、学术是一条很重要的战线,我们儿女都受他们影响。这条战线的阵地你不占领,人家要占领。主席一直在抓,全党抓得少。目前只有15个省市报纸搞学术批判。在谈到当前这场学术批判时,彭真说:吴晗的问题出来后,总想再放出来些,现在看新的观点不容易放出来了。“放”的时期过去了,已经放得够了。现在要分头把过去各方面放的尖锐的东西清理一下。对于“左派”,彭真也认为必须清理。他说:“左派”是革命的,有时发表一些错误意见,是难免的。小平同志讲,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百分之八十正确就够了,斯大林还三七开呢。不要把次要的东西当做主要的。邓拓政治上拥护总路线,但思想上相当乌烟瘴气,他在1月5日开始检讨,不是个别的问题。彭真还说:多少年来写了许多文章,总会有错误的。钓鱼台写反修文章,还写六七稿,修改十几遍呢。
大难当头的彭真还很沉着,邓拓尽管已被毛泽东称为“坏人”,彭真还说他拥护总路线,要求对邓拓一分为二,体现了彭真的实事求是和胆略。当邓拓得到毛泽东的三次说话信息而询问彭真时,彭真劝慰邓拓:“事情并没有最后下结论,我还要再向毛主席解释,希望他能调查研究,改变他的看法。”
然而,毛泽东和彭真的思路并不一样,他要批判邓拓、批判吴晗,目的是要揪出彭真,直指所谓的“刘邓司令部”。因而,对邓拓、吴晗究竟有什么“罪状”,这些“罪状”是真的是假的,也就无所谓了。况且,被他指斥为“反共”、“国民党”的人,个人无可申辩,别人更不会为他们申辩了。所以,彭真不得不作了以上的努力,但他也知道,所有这些努力也不会引出什么好的结果。
实际上,毛泽东的讲话,立即把这场学术批判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毛泽东第一次讲话是在3月17日至20日,而3月25日《红旗》杂志就发表了戚本禹等人的《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一文,文章对翦伯赞的历史主义、让步政策等观点进行了批判。诬陷翦伯赞“攻击史学革命”,“掀起一股反对史学革命的逆流”。把翦伯赞史学观点归纳成“二反二保”,即“反对用阶级观点解释历史,反对历史研究、历史教学为当前政治服务;保护‘史料即史学’、‘为历史而历史’的资产阶级历史观点,保护美化帝王将相、丑化农民革命的封建王朝史学体系”。继3月26日至30日毛泽东的讲话之后,4月2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了戚本禹的另一篇文章,题目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硬说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捶鼓助威”,说吴晗“是借着‘骂皇帝’的名目,向当代的人们鼓吹一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来达到某种现实的目的而已”。而《海瑞罢官》则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4月5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关锋、林杰的文章,题目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文章说吴晗歌颂海瑞,实质上是歌颂右倾机会主义,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并说,吴晗“实际上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我们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在历史科学领域、道德领域“为资产阶级复辟制造舆论”。4月18日,《人民日报》在发表题为《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的学术观点》时,写了一个很长的按语,其中写道:“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首先应当抓住要害,从政治上批判吴晗同志站在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边,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同时也要从学术上清算吴晗同志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一场激烈斗争,是思想战线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总之,在毛泽东上述讲话之后,对吴晗的批判调子骤然升高,完全把吴晗当成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来批判。
至此,《二月提纲》把关于《海瑞罢官》的争论说成是学术争论的说法,被彻底否定。随后,毛泽东亲自主持和修改了《五一六通知》,正式撤销和批判了《二月提纲》,“文化大革命”自此开始。


转自作者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bf6958280102xxp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