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丁：从三封遗书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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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丁：从三封遗书说起


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

作为文革过来人，笔者知道北京有“五大领袖”：聂元梓（北大）、蒯大富（清华）、韩爱晶（航院）、王大宾（地质学院）、谭厚兰（北师大）。对于李世英，只知道他是西安交大学生头头，曾担任西安交大革命委员会主任、陕西省革命委会副主任。而毛泽东称他为“学生领袖”的事，是文革过去30多年后才得知的。

2002年的一天，笔者从《共和国史记》（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三卷第99页看到这样的词条：

1966年6月6日

西安交通大学发生的“六·六”事件：交大学生要赶走工作组，并贴出大字报，提出省委有黑帮。数十名学生分别到西北局、省委、新华分社等地，提出工作组和省委有黑线。局办公厅负责人对学生明确宣布：西北局是中央代表机关，陕西省委是西北局领导的，是正确的，省委工作组是革命的。学生们要辨别真假，不要上当。同日晚，住校工作组开会，认为漂上来一批闹事的“尖子”，出笼一批牛鬼蛇神，要组织队伍追根子。事件发生后，刘少奇、陶铸要《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揭露“假左派、真反革命”，陈伯达不同意。7、8、9三天，交大各系对“尖子”开了大小斗争会，并把学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9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 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

《词条》中披露的信息，令笔者很是震惊。即便是众所周知的北京“五大领袖”，毛泽东也只是称他们为“五员大将”。如：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在召见他们时说： “你们五个大将，我都扶着你们的，你们要是回去一说，北大井冈山、414（清华）、造反兵团（师大）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不怕别人打倒”。“总而言之，你们五员大将，我是保护你们的，你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还有其他学校的头头。但著名的还是你们五个。你们做了许多工作，工作也很困难，文化革命我们都没经历过，不管你们有多少缺点错误，我们还是保护你们的。” （《毛主席、林副主席七·二八召见红代会代表》（历史资料，王大宾等四人根据录音整理；另:近期香港中国历史出版社出版的《清华蒯大富》、《王大宾回忆录》中也有同样记载）。《词条》中描述的“六·六”事件和李世英的自杀未遂，发生在1966年6月至7月底的“五十多天”里。正像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所说： “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所以，“五员大将”也好，“学生领袖”也罢，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产生的，是从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涌现”出来的。这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历史。

由于《词条》中的记载过于概括、抽象。笔者很想知道李世英的详细情况。毛泽东是怎样知道李世英的情况的？毛泽东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的？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开始收集有关资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3年12月，笔者从旧书市场购到一份刊有李世英三封遗书的文革小报——《人民交大》报（第49期，西安交通大学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办，1967年6月6日）。虽然已经过去38年，李世英的三封遗书依然让我泪流满面，感慨万千！ 一个21岁原子能专业的青年学子、预备党员、团支部书记，因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给工作组提意见，竟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受尽侮辱，被逼得走投无路时，他竟以死抗争！ 《遗书》中表达了他百般的无奈、委屈、冤枉、不解；表达了对同学，对父母，对生命的恋恋不舍；更表达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贞不二。他向党和毛主席作了最后一次发自肺腑的表白：“伟大的党，我对您是忠诚的！”“老实说，我的确没有‘后台老板’，硬要说，那可以说是党中央，毛主席！”他向父母作最后一次问候：“望父母在儿死后，不要埋怨党，不要埋怨同学，不要埋怨组织，心胸开阔，健身长命……”

李世英的三封《遗书》，让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次年9月，我毅然到陕西咸阳，访问了已过花甲之年的李世英同志。

李世英和他三封遗书

李世英，男，河南鄢陵县人。1945年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丧父，解放后来到西安，跟随继父——一名普普通通的工人——生活。后来，他有了上学的机会。学习刻苦、成绩优秀的他，于1964年考取西安交通大学工程物理系原子能专业。文化革命前，李世英担任了班团支部书记，并成为预备党员、校三好学生。

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李世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身运动。6 月1日晚，交大全校师生收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一张大字报后，李世英就组织全班同学进行讨论，结合交大的情况，对党委书记彭康运动前搞“封资修”，不突出政治，运动中定调子压制革命等言行，进行揭发、批判，并写出大字报，连夜贴出去。

6月2日，在北大聂元梓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鼓舞下，全校贴出了数以万计的大字报，矛头指向以彭康为首的校党委。这时候，校党委一方面抛出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凌雨轩问题，认为凌的问题，过去定政治性认识错误不对，应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企图转移斗争大方向。另一方面，组织对积极写大字报的学生进行摸底，组织反击。很快，“保卫校党委”、“反校党委就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出现在交大校园。

6月3日晚，中共陕西省委派出以严克伦（省委书记）为首的工作组进驻交大。很快工作组发展成300多人的工作团。工作组一进校，就宣布“不准把大字报贴到街上”等条条框框，仍沿用校党委的做法，对学生搞摸底，整学生，准备秋后算账。虽然让彭康做了两次检查，然而包庇的态度让学生十分不满。同学们对工作组由希望到失望。政治上敏锐的积极分子互相串连，对工作组的做法提出质问。

6月5日晚，李世英组织全班同学，对工作组的做法进行分析、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工作组不是我们期望的工作组。他们不是领导我们搞文革，而是包庇院党委，压制群众。全班同学除一人有病住院外，全部参加，一夜未睡，写出一批针对工作组的大字报，署名810（41）班。6月6日一大早就贴在校园。大字报列举了工作组“十大罪状”，说陕西省委工作组是冒牌的，省委里有反革命黑帮。校园内先后出现许多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 6月6日上午，全校几百人分头行动，有的到西北局反映情况，有的到邮电局，纷纷打电报给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派人来校处理问题，其中一份电报有1683人签名。还有许多学生上街，到工厂、农村串联。李世英要求和工作组辩论，并和同学们一起（外班的同学也跑来参加）到学校广播台，要求广播他们的稿件，广播台说需要经工作组的批准，而这时广播台响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曲，同学们热泪盈眶，激动万分。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组长严克伦同意接见学生，解答问题。大家来到402大教室，有人一看是省委书记，就退却了。李世英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只管向工作组长提问题，展开辩论。这时，许多保工作组的学生来到现场并占了优势。严书记最后表态“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宣布辩论会结束。

中午，广播台开始反复播放李世英和严克伦的辩论录音。下午，工程物理系工作组就宣布李世英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并管制起来。同时，其他到西北局、邮电局的同学也被管制起来。——这就是在当时影响很大的交大“六·六”事件。

6月7日早晨，校工作组经过精心策划，哄骗李世英把一幅未贴出去的反工作组大标语贴出去（这幅大标语是李世英6月5日晚上写的，当时交给一位同学让他贴出，这位同学可能因出身富裕中农未敢去贴），一经张贴，就说李世英是“现行反革命”，立即被抓起来，戴上竹篓糊制的“高帽子”，拿着哭丧棒，身上刷满浆糊，贴上“反革命分子”标语，架着“喷气式”，在学生食堂、402教室、校办工厂等进行批判斗争。特别是晚上，床铺上贴满“打倒反革命分子李世英”的标语，让他欲睡不能。他实在想不通：自己怎么会成了“反革命分子”?作为班团支部书记，看到班上有的同学也受到批判，心里更加难受。于是产生以死表明清白的念头。他佯装头疼、失眠，几次去校医务室开安眠药，为了攒够药量，还用别的同学的名字开药。9日中午，他的三封遗书写完后，服下安眠药，幸被同学及时发现，送到医院抢救，才留住了21岁的生命。

李世英后来才知道，一位记者向中央文革反映了“六·六”事件和他的情况后，江青专派解放军报记者来西安调查，并将他受迫害的情况转给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作为典型材料发简报给与会人员。中央《十六条》和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布后，李世英得到平反。李世英回忆到：1967年4月，在中共中央转发陕西省驻军的一份报告中的批注中，毛主席称他是“学生领袖”；1967年年底，周总理、陈伯达、江青等在接见陕西省赴京汇报代表时，江青看到他，提起他的三封遗书时，说“看了你的遗书，我流下了眼泪”。[H1] 应该说明，“六·六事件”的受害者绝非李世英一人。据《西安交通大学校史》（西安交大出版社2003年4月）记载：6月8日，在工作团的领导和组织下，从6月初到7月在全校师生员工中，大搞“查上当，放包袱”，挖“六·六”事件的幕后策划者。1000多人被斗，许多学生被打成反革命。6月9日遭受工作团组织批斗的工物系810（41）班学生李世英，留下遗书，服安眠药自杀，后经医院抢救脱险。7月9日校学生会劳动生活部部长王永婷，因“六·六”事件，被工作团多次组织批斗，跳楼自杀身亡。

毛泽东关于李世英的“四·二三”批示

1967年4月中旬，陕西省驻军负责同志，就“支左”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连续召开西北工大、西北大学和西安交大革命派代表座谈会，听取他们对支左问题的批评和建议。李世英作为西安交大“校文革”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并在会上对军区支左提出了八条意见：①军区支左必须旗帜鲜明，态度明朗；②对新成立的群众组织，要进行调查研究，区别对待；③对保守派组织要在承认错误和斗争大方向一致的基础上，主动争取团结；④部队要帮助工总司整顿，进行调查清理，为大联合扫清障碍；⑤切实做好各大组织头头的工作；⑥抓好活思想；⑦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⑧在做好各院校工作的基础上，采取互相串连的方法，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加强相互间了解，增强团结，促进两大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

李世英的八条意见得到军队领导的认可和支持。此次座谈会被新华社记者以《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为题报告给中央。其中特别提到李世英的八条意见。1967年4月23日，毛泽东批示：“林彪、恩来同志：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同时，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关于李世英有三处批注。当《报告》中写道“李世英同学对军区支左提出了八条意见”时，毛泽东在“李世英”后面批注： “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 在李世英第6条意见“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后注 “这是最基本的一条。” 在第8条意见后批注： “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 ——此批示被称为“四·二三”批示。

余话

文革已经过去近五十周年。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青年学子已过古稀之年。如若不是毛泽东解救他，一顶自杀未遂的“反革命”的帽子，足以让他生不如死！毛泽东在“四·二三”批示中没有说他“自杀未遂”，而是 “几乎被迫死亡” ，这让他终生感到温暖。曾经短暂的辉煌和荣耀，他付出了真诚、青春和汗水。对于毛主席去世后遭受的种种坎坷和不幸，他无怨无悔。他无愧于毛泽东时代共产党员的称号。无愧于“学生领袖”的殊荣。

附录一：李世英的三封遗书原文摘录
▲第一封：最后几句话

亲爱的同学们：让我最后用“亲爱的”这个字眼，固然你们大家都不同意，但是毕竟是同学两年，一块生活，一块学习，在同一饭桌上说说笑笑，高谈阔论；尤其是在思想上，相互帮助，不断地取得辽进步。现在要永远再也不能如此了，再也听不到鞠烽炽山南海北的谈论，再也听不到诸文君、方必福的二胡，再也看不到忠诚老实的大个子，再也听不到李群滔滔不绝的朗诵，再也……的确，这时对一切都感到无比留恋！算了吧，决定了！

不过最后请同学们替我了解一些情况，明确以下几个问题，希望同学们给我调查清楚（1）在这个事件中，我的动机是要反党？还是要保卫党？……（2）我布置文章是要煽动大家反党，拉同学下水吗？（3）一个人某一点犯了错误，是不是这个错误就必然贯穿到他的每一个行动里？是否他的过去就必须否定掉？入大学后，我是否工作卖力？是否积极要求进步？是否刻苦学习？是否通过忆苦思甜，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了思想觉悟?是否在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全都是假的？全都是个人野心？这些的主流不是为了党的事业吗？……

我的态度是镇静的，因为我心中无“鬼”，我敢向党面对面地回答：“伟大的党，我对您是忠诚的。”但也感到非常委屈和冤枉，……我相信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我相信同学们早晚也能看得清楚。但是现在不行，现在我的话谁也不信。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

今天晚上，我是多么想和同学们多谈几句话，以后我永远也不能谈了啊！……
希望我班青年同学更加努力些，争取早日加入共青团，赵景贤现在转变很大，过去我们关系不好，现在有初步的基础，可是却要永别了。对每个同学都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可是现在说不成了，将来永远也不能说了！假如我的细胞组织不破坏，我会永远怀念你们的！永远永远地怀念你们！！永远，永远怀念你们！！！

话象一眼泉，涌涌流不断。现在必须要断了！

永别了！永别了！！永别了！！！

祝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在战斗中成长，成为党所需要的红色接班人！

老实讲，我的确没有后台老板。硬要说，可以说是党中央，毛主席！

最令人感到痛心的，是没收了我的《毛主席语录》，这给我打击很大。

李世英 1966年6月8日晚12点半

▲第二封：终前碎语（摘录）

我感到太离奇了，这些天事情发生得生硬而又自然，痛苦而有趣。连我自己也很难想象。…… 现在有什么人敢为我作证？有什么人能理解我的内心深处的苦痛？有什么人能够澄清事实？

……无论他们大会斗争，小会斗争，游街，戴高帽子，加上挨拳头，口号的高呼，震耳欲聋，一个个紧握的拳头，直至眼前，我丝毫不怕，因为我并没有反革命思想，在斗争的过程中，戴高帽子的过程中我也暗暗地说：“同志们，你们斗错了！你们应该明白，你们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谈这些还有何用呢？现在还是考虑考虑我现在的心情吧。恋恋不舍呀！祖国壮丽的河山；恋恋不舍呀！社会主义的宏伟建设；恋恋不舍呀！共产主义伟大远景；恋恋不舍呀！亲爱的同学；恋恋不舍呀！亲爱的妹妹；恋恋不舍呀！年迈的父母；恋恋不舍呀！熟悉的校园；恋恋不舍呀！今后我要做的事情；恋恋不舍呀！……

然而留恋无益，我也考虑过，活下去今后为革命事业还能尽力，但却还要人家来监视我，这样，消耗别人的力量比自己贡献出的还大。所以留下无益，还是去的好！

马上就要发生一个质变了，这是生死的质变。迎接它吧，不过心中不舒，因为生为革命人，死后却成了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的鬼了！呜呼，呜呼，此冤何时伸也！

去了，去了，远了，远了，永别了……

冤枉啊！

问题弄不清，死难瞑目！

李世英   1966年6月9日

▲第三封   给父母亲

父母亲：

你们好!请接受孩儿最后一声问候。

本想到家里去最后见见你们，无奈现在不行了！

我一向不关心家里事，父亲、母亲操劳、教育二十余年，然未得粒米之报，该不会感到吃亏吧！不要紧，我自己已将二十余年的大部分贡献给党的事业。孩儿做得如此不好，父母亲该责孩儿不力！

望父母多辛苦，自力更生。

望父母勤教三个小妹，使他们更好的成长。

望父母努力学习，力争上游，不可再舍不得自私的想法。

望父母在儿死后，不要埋怨党，不要埋怨同学，不要埋怨组织，心胸开阔，健身长命。

千言万语，忍心截止。

儿  莲枝 上     1966年6月9日

（注：莲枝是李世英的乳名）

附录二：刘澜涛（西北局书记）、霍士廉（陕西省委书记）有关“六·六”事件的讲话

我刚从北京参加了我们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回来。我们党中央，我们最敬爱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很关心西北、陕西和西安市的文化革命运动。我们到北京向党中央，向毛主席，向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报告了我们西北地区文化革命情况。……特别是在西安的交通大学发生了所谓的“六·六”事件。现在看来，“六·六事件”本来是西安交通大学广大革命师生对当时工作团的领导的错误不满的一种的抗议的行为，是一种革命行动，而我们当时听了错误的情况报告，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是一个反革命事件。这是十分严重的错误，我们自己打击了自己的同志，世界上再没有这样痛心的事了。当我将要上北京的时候，我看到了李世英同志的遗书。他是自杀了。以后抢救得很快把他抢救过来了。他给党有遗书，他给他的父母亲有遗书。我看了那些东西，我的眼睛看不清楚了。他是一个好同志，是一个革命的青年，只有二十一岁。虽然他受了打击，他不埋怨党，而且告诉他家庭也不要埋怨党。我看了那一些东西后，就知道这里面有严重的错误，就逐渐纠正这件事。

第三个问题，就是交大的“六·六事件”。上面已经讲过了。这件事，过去是登了报纸的，不仅在陕西的报纸上登过，西北五省的报上都登过。现在仍然要在报纸上，按原来的范围，进行平反。过去印过小册子，除把小册子收回来以外，应该把平反以后的东西也印成小册子，照样发行。……象交大这样的事，我们损坏了那么多青年，都是二十多岁，其中有些是很好的，他们是坚决革命的。那时候他反对工作组越坚决，挨的整越厉害。想到这些问题，我们心里是很沉痛的。……

——以上摘自刘澜涛1966年8月18日2时在陕西省委办公楼前的讲话

交通大学发生了“六·六”事件。这本来是一个革命行动，由于我们领导上的错误的判断，误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事件。这个西北局是有直接责任的。我们应该向所有的交通大学的革命同学，所有的革命师生，承认错误，承担责任，要总结教训，永不再犯。而且，不仅在这样的会议上讲，应该凡是有适当的机会都要讲，讲它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就是要把这样一个错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了无产阶级，反对了革命师生，这个教训，变成一个积极的有用的财富。不仅我们这一代人不要犯，使得更多的人记取这个教训。”

——以上摘自刘澜涛1966年8月24日晚在西安市革命师生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六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北大聂元梓等七同志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以后，广大革命师生得到了极大鼓舞，革命情绪高涨，西安出现了空前的革命大好形势。尤其是交通大学，一下子就贴出了近万张大字报，在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带头作用。在这样的大好革命形势下，如果我们按照毛主席历来的教导，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那就一定能把文化革命搞开。但是我们却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不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怕”字当头，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总想站在群众的头上指挥群众，把群众运动限制在我们主观设想的框框里面，实行包办代替，束缚革命群众的手脚。在许多学校的群众纷纷起来的时候，我们急急忙忙地给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派了工作组”。……

我们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开始就受到广大革命师生的抵制，……对交大“六·六”革命行动进行镇压，这是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路线最突出的表现。六月六日那一天，交大革命师生采用搞大民主、大串连，反对西北局、陕西省委和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错误，表现了他们高度的革命首创精神。但是我们却把交大革命师生的伟大革命行动，看成是“越轨”，是“闹事”。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煽动搞“大民主”，我们进行坚决反击是正确的。可是，当时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就用这个思想，把“六·六”革命行动看作“闹事”，进行了镇压，这就铸成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错误。因为这次是毛主席亲自号召、亲自领导下的大民主，和一九五七年的“大民主”，性质是根本不同的。”……

由于西北局、省委把“六·六”事件看成是反党分子彭康等一小撮人操纵、煽动的“反革命事件”，便采取了很错误的措施，镇压学生的革命运动。对西安市的机关、企业、学校、农村人民公社，也布置了所谓的“防范措施”，准备对付所谓“闹事”学生。……以后，在交大又搞了“查上当，放包袱”，挑起了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转移了斗争目标，许多革命同学被错整错斗，有些被打成“反革命”，有的还被迫自杀。例如李世英同志，本来是积极带头的革命同志，却把它看成是带头“闹事”的尖子人物，把他打成了“反革命”，进行围攻和斗争，以致被迫自杀。还有王永婷同学，由于我们的错误自杀了。我们有极大的罪过。错误责任，都应该由省委负责，首先要由我负责。

总之，在“六·六”事件上，我们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了。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实行了白色恐怖。八月初，根据中央指示，对所谓“六.六”事件进行了平反，但当时检查很不深刻，领导上承担责任很不够，平反很不彻底，特别是没有认真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政治思想工作，消除对交大革命师生的歧视和误解，这就为以后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埋下了祸根。”

——摘自霍士廉同志1966年11月16日在陕西省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检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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