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 文革史研究的回望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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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研究的回望与展望
——文革结束40年的学术史梳理

王海光

今年是文革发生50周年，结束40周年。此时，总结一下文革史研究的历史，梳理一下当前研究中的问题，展望一下文革史的研究前景，应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时间点。
历史不是单纯的流逝的过去，而是现在对过去的重新构建。如何构建过去的历史映像，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理性能力。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此为学界引用最多，歧义最多，批评也最多的话。但在文革史上，这句话却是非常贴切的。文革史搭接着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界，与社会发展的关联度高，与时代变迁的互动性强，有着与众不同的学科特点。
首先，文革史的学科形成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是同时发生的，学科问题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关联度很高。中国的文革研究工作，开始于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时期，起步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开拓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文革做出了“彻底否定”的政治定性，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底线。1980年代，围绕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选择，左右之争非常激烈。但无论如何激烈，没有人会赞成回到文革。这是“六四”以前中国朝野上下一致的共识。
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上获得巨大发展，但政治上僵化如故，社会转型的问题多多，社会阶层分化相当严重，这使文革研究呈现了非常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改革开放让人们享受到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证明了毛泽东左倾社会主义的虚妄，看到了中国发展的未来方向；另一方面，中国改革显失公正的问题十分突出，也会促使人们对文革发生原因的反思。一些人会把对现实的困惑和愤慨投射到文革上来。同时，由于执政集团对文革研究长期设置禁区，以“宜粗不宜细”的政治实用主义态度切割历史，丧失了叩问历史的能力，阻塞了自我调整的社会通道，造成社会不满情绪的淤积不化。不仅不能为现实性问题提供历史镜鉴，而且造成了民族记忆的巨大断层，失去了建立社会共识的基础。至今中国社会仍然还没有走出文革的阴影。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史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政治，也是学术。
    第二，文革史研究与现实政治有很强的交互性，相互投射，相互影响。大致有这几个方面的问题：1、文革是一段民族痛史，一块国家的伤疤，揭开它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需要有正视历史的勇气。所以文革史研究的开放度，总是反映了当前政治体制的宽容程度、学术民主的自由尺度。2、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经历了文革劫难后的反拨，人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往往是与对文革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当改革开放发展的比较顺利时，社会上否定文革的声音就大。反之，社会上肯定文革的声音就会大。3、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正处于各种问题的多发期，官民矛盾、贫富差距、腐败严重、道德滑坡等问题非常突出。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也会促使人们回望文革，试图从历史中寻找问题发生的原因与答案。4、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严重，而体制又缺乏民主政治的社会整合能力，所以形成了数量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许多人由于知识视野的局限，往往会把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投射到对文革的认知态度上，谈论起来往往带有非常激烈的情绪。所以对文革认知的不同态度，也反映了当前的社会认同分裂的状况。 正因如此，一些有识之士总是不断地提起反思文革的问题，以作为建立改革共识的历史镜鉴。
因此，文革史并不单纯是过去的历史，凝固的历史，还是当下的历史，行走的历史。文革史研究状况，具有多重的社会维度意义，是政治开明的度量衡，社会现状的投影仪，社会共识的测量表，社会情绪的温度计。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性，一方面说明了文革史研究对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重要性，是我们民族自我认知的一面镜子；另一方面也说明文革史研究受制于现实政治的复杂性，绝不是政治上“彻底否定”这么简单。也就是说，文革史研究的本身，也是文革史的一部分。
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已出现了路径困惑，改革开放的社会共识不再，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回首文革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重新激发人们痛定思痛的反思精神，在长时段的历史中找回前进的方向感，这对当前的中国社会尤其重要。在这个意义上讲，“让历史告诉未来”，并不是一句空话。一个失去历史记忆的民族，是没有方向感的民族。在支离破碎的历史记忆下，社会缺乏共识的基础，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会使整个民族盲目地走入灭顶之灾。这是一再为历史所证明的惨痛教训。

一、大陆文革史研究的历史回顾
文革史的研究是与中国拨乱反正的政治社会转型同步发展起来的，可分为四个阶段：酝酿于平反文革错案，起步于拨乱反正，发展于改革开放，开拓于二十一世纪。
文革史研究的复杂性在于：它是一部还没有完全走入历史的历史，一部具有高度现实政治敏感性的历史，由于缺乏学术研究的开放环境，研究过程的艰难曲折一言难尽。本文只能是撮其大要，就其大陆文革史研究的学术流变的主要特点，进行一个粗线条的脉络梳理。因笔者才疏学浅，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第一阶段：文革史研究的破冰之旅。
文革史的研究首先开始于平反冤假错案的需要。具体说来，是从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党校组织的“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开始的。“三次路线斗争”分别指的是刘少奇路线、林彪路线、“四人帮”路线，实际上就是讨论文革。这次“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的背景，是中共十一大强调要学习党史，要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十一大对文革的定性仍是毛泽东的“三七开”观点，宣称 “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它所提出的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前提是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这个研究任务交给刚复校不久的中央党校。
当时，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的复校工作，他对研究文革的事情非常积极。 最初的研究文革是与拨乱反正联系在一起的，有着平反冤假错案的迫切性。文革的走资派错误就是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错误，动辄就是ⅩⅩ反党集团。特别是那些政治上的大案要案钦案，一打倒就是从上到下的一大批人。文革结束后，老干部群体对平反冤假错案特别关注。许多老干部还都没有“解放”，有些虽然恢复工作了，但文革中的问题仍然还“挂”着，实际上还是待罪之身。包括邓小平、胡耀邦在内，文革中的“走资派”帽子也都还没有拿下来。拨乱反正的要义，首先要明辨是非，说清楚路线是非的问题，确定判断政治是非对错的标准。所以，所谓讨论“三次路线斗争”，实际上就是评价文革了。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根据胡耀邦意见，搞出了一个“三次路线斗争”的讨论提要，明确提出了要以实践来检验路线斗争是非的讨论原则。 这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最初版本。
    1978年4月，中央党校在学员中进行了“三次路线斗争”的教学讨论。在交给学员讨论的“提要”中，把八届十二中全会给刘少奇戴上的“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帽子给取消了。学员们对“提要”提了许多意见，内容都很尖锐。特别是对给刘少奇摘帽的事情反映最为激烈。反对的意见说，你们党校是中央的一个部门，怎么可以擅自改变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呢！赞成的意见说，你们讲的好，你们是实事求是的。
这次大讨论牵扯到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按什么标准去判断路线是非？判断文革对错？讨论中出现了两个标准，一个是领袖标准，一个是实践标准。有鉴于此，党校的理论工作者就开始着手写文章，论证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性问题。
时任《光明日报》任总编辑的杨西光，参加了中央党校“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他从众多来稿中发现了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推荐给了中央党校。党校理论工作者正在撰写一篇同样主题的文章，即将两篇文章合起来，做了全面修改，题目加上“唯一”两字，经胡耀邦两次审定稿，于1978年5月10日首发《理论动态》。《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转载发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推动了破除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思想解放运动。
中共中央党校“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前后搞了两次。第一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1978年4月在第一期学员中开展的讨论。尽管讨论稿的用语比较慎重，但学员仍有很多异议，还有些人批评讨论稿讲过头了。第二次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79年1月在第二期学员中开展的讨论。这时讨论稿写的更解放了。其中关于放开言路的问题说：“要发扬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首先是要让人民群众讲话。”要允许人们讲不同意见的话，批评的话，甚至骂人的话，不那么正确甚至错误的话，要有批评任何领导人的权利。否则，所谓民主就是一句空话。“人民连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了，还谈得上人民当家作主吗？” 这段话代表了当时中共党内对文革劫难的痛定思痛的反思高度。但是学员对第二个稿子却不满意，说编者的思想不够解放，历史材料缺乏。学员的这些反映，正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带来的新气象。此后，“三次路线斗争”的研究模式不再使用。
根据学员的意见，参加这场讨论的一批教员到中纪委帮助工作，参与“两案”审判的工作，同时收集教学资料。他们从中纪委回来后，成为了中国最早开讲文革课的一批人。因为有天时地利之便，文革课程最先是从中共中央党校、国防大学这些从事干部教育的学校首先搞起来的。
    真理标准大讨论兴起之后，打破了毛泽东对文革三七开的限制，体制内外要求澄清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功过是非的声音十分强烈，并首先在党内高层提出来了。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以陈云为首的一批党内元老带头，提出要正确评价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政治是非，解决文革的冤假错案，并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得到与会者热烈拥护。中央决定给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
    邓小平在闭幕会上讲话说：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解决遗留问题，时间不要长。粗一点不要紧。完全满意不可能。他要大家不要纠缠历史旧账，要向前看，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关于文革的问题，邓小平的态度是回避：“对文化大革命问题，现在也要回避”，“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一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 “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要“干脆利落地解决”，“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 这是“宜粗不宜细”的滥觞。
    简而言之，当时邓小平对文革问题的处理，采取的是一种政治功利主义的态度：不纠缠，不争论，向前看，绕着走，把全党的注意力集中到搞建设上来。在文革后百废待兴、人心浮动的时期，邓小平采取的回避策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是一种权宜之计。
第二阶段：文革史研究的蹒跚起步
    文革史研究的起步，是伴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展而发展起来的。虽然十一届全会实现了中央高层权力的转移，处理了文革的“一月夺权”、“七二〇事件”等一些重大事件，但当时中共高层是把文革问题作为不要纠缠的“遗留问题”，要求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三中全会公报说：对于文革“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
然而，在三中全会后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要讨论当前重大理论问题，文革是绕不开的。胡耀邦代表中央讲话，要求会议打破一切精神枷锁，“充分地发扬理论民主”。邓小平也说“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 。在会议上，如何评价文革和毛泽东是关注重点，涉及到文革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以及毛泽东的责任和体制原因等各个方面。与会者的很多批评是相当严厉的。如说文革是一场空前严重的封建专制主义复辟，文革的继续革命理论是错误的，批判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评论毛泽东晚年错误和功过是非，对毛泽东思想重新认识等问题。同时，在社会上，谴责文革和“非毛”声音鹊起。以西单民主墙为代表，发表了许多激烈抨击毛泽东的言论。
对文革的否定是与批判毛泽东晚年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要对文革进行拨乱反正，不能不触及到毛泽东的评价问题。理论务虚会对毛泽东错误的激烈批评，引起了邓小平等人的担忧。1979年3月31日，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止了会议对文革教训的深入讨论。随后，西单民主墙被取消。
    然而，历史是绕不过去的，文革是更绕不过去的。此时的文革研究，有着非常现实的政治需要。首先是党内建立政治共识的需要。如果在历史问题上建立不了起码的共识，全党思想行动就不可能统一；第二是贯彻改革开放路线的需要。如果中共对文革没有否定的认识，改革开放不仅没法推行，还会受到来自意识形态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指责；第三是确立党内政治权威的需要。如果不能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就无法确立改革开放领导集团的领导权威；第四是引进海外投资的需要。如果不能否定文革，就不能消除海外对中国政治稳定性的猜疑。在国际社会如有中国还会搞文革的担心，海外投资就不敢进来。所以，中共必须要对文革和毛泽东的问题作出一个历史性的交代。
    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起草了叶剑英国庆30周年讲话。讲话说：“任何领袖人物都不是神”，“不能搞‘一言堂’，不能容许任何个人凌驾于组织和群众之上。”隐含了批评毛泽东的意思。讲话强调“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党纪和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权”等原则，表达了与文革的政治切割。讲话还说：“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做出正式的总结。” 事后，中央开始组织班子起草《历史决议》。
    中共中央搞《历史决议》的目的，是要在文革问题和对毛泽东评价问题上，协调各种意见，形成全党的基本共识，结束争论。正如邓小平在1979年9月对叶剑英国庆30年讲话稿的起草班子所讲，就是要“硬着头皮和稀泥” 。邓小平确定了起草《历史决议》三条原则：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来的历史事件，正确与错误，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历史决议》经过了4000多高干讨论。 胡耀邦曾提出“成绩要讲够，错误要讲透”。在讨论中，各种意见纷纭，主要焦点是对毛泽东的评价。许多老干部点名批毛，话说得很重，直接批评了毛泽东的政治品质。 实际上，包括以后社会上的非毛言论，也很少有超过他们说的。 有鉴于此，邓小平、陈云亲自出面，把党内的这些非毛情绪给压了下来。邓小平在六中全会预备会的讲话说：前一段时间对毛的有些问题“讲得太重了”，有些问题要从制度上来认识，我们集体也要承担一些责任。对毛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恰如其分”。
    《历史决议》无疑是一个政治决议。它的最大政治就是否定了文革，符合了拨乱反正的政治需要。一是《决议》认真总结了文革的惨痛教训，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的一些重大原则。如“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等；二是《决议》在党内和社会上建立了最大限度的政治认同，确立了反“左”的政治基调；三是《决议》在“彻底否定”文革的基础上，批评了毛的晚年错误，从而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底线，预留了探索新道路的理论空间；四是《决议》确立了邓小平在党内的历史话语权力，完成了从毛泽东叙事到邓小平叙事的转移。
    另一方面，正因为它是一个“宜粗不宜细”的政治决议，一些应该搞清楚的问题，没有搞清楚。对有些事件的评价和结论，也未必准确得当。如《决议》关于高饶事件、反右派运动、“两年徘徊”等历史事件的评价，都是很有质疑之处的。再如《决议》出于维护毛泽东的动机，而把文革的主要罪责推到了林彪、“四人帮”的身上，让他们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这当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决议》是政治妥协的产物。如主要起草人胡乔木说：《历史决议》是平衡党内的各种意见，搞出的一个“最大公约数” 。这是在走出文革上建立的共识。这就是，中国的事情无论怎么搞，也不能再回到文革的老路上了。这种妥协奠定了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底线。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决议》的评价，是和改革开放出现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社会问题增多，《决议》成为了“左”、“右”两派都猛烈批评的文本。“左派”说《决议》右倾，全盘否定了毛，对文革反思过头了；“右派”说《决议》对文革劫难的反思不彻底，对毛的错误反思不到位。还有一些官员，以《决议》已经对文革作了结论为由，阻止对文革的深入研究。当前，社会上否定《决议》的声音和拥护文革的声音呈现了合流之势。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历史决议》后，在“彻底否定文革”的政治前提下，文革史研究一度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1980年代中期的整党过程中，按照《历史决议》的精神，在全国进行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活动。为配合教育活动，中央党校、国防大学、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些省市区党委，出版了各种“彻底否定”的小册子。“彻底否定”是政治上否定文革，否定“阶级斗争为纲”，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张目，但也有把历史问题简单化处理之嫌。在对“三种人”的处理上，有矛头向下的倾向。对老干部比较宽，而对群众比较严，特别把一些响应号召参加运动的青年学生，也当成“三种人”处理。在中央高层，胡耀邦、赵紫阳对文革中参加造反的学生有比较宽容的态度，而党内元老则十分严厉。
    1980年代中期，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做过一项北京中学老红卫兵的调研。这项调研工作的背景，有着高层对干部使用方面的考虑。而对学界来说，这是最早一次的有组织地对红卫兵一代人进行的口述采访工作。参加采访的人曾发表过一些个人的研究成果。 在大学生方面，高层对红卫兵组织的“保”、“造”两派都不感兴趣，只青睐“逍遥派”。
    1980年代以《历史决议》为指导的文革研究与教学活动，是以反左为基调的，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当时中共中央党校的党史教学，开设建国后党史上重大事件的专题课。课程体系的中心是拨乱反正，总结毛时代的经验教训，否定文革，批判阶级斗争的左倾路线。
    1986年7月，胡耀邦同河北省委领导谈话时讲道，现在许多高级干部、中央委员都不清楚党的历史，应该告诉他们。胡耀邦还列出了10个问题。其中关于文革的问题有：文革是怎么搞起来的？林彪事件是怎么回事儿？“四人帮”是怎样被抓起来的？等等。 中央党史研究室根据书记处的布置，拟订了相关的讲授专题。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还安排了教学计划。后来由于反自由化运动，胡耀邦被迫辞职，政治形势大变，这个事情就没有再继续下去。
    1980年代初期，关于文革题材的作品多是以文学形式出现，流行纪实文学体的历史叙述，学术研究的史学著述较少。这种情况有着80年代文学兴盛的社会背景。1980年代中后期，文革学的研究开始出现了向学术化转型的趋向。具体表现为：由文学描述开始转向史学研究、由理论分析开始转向史实探究，由定性研究开始转向实证研究。 这种转型尽管是初步的，但学术化趋势也很明显。
    一、出版了一批文革史的著作。1986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历史在这里沉思》丛书，收集了一批拨乱反正以来有关揭露文革的文章，以报告文学体为主。 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是国内第一部文革史著作。该书的史实错误较多，立论与结构也不甚合理，其三篇（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划分，是套用了文革的两条路线斗争说，但它毕竟是国内第一部文革史著作，有开山之功。另一部是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该书是“1949—1989年的中国”四卷中的一卷，吸取了1980年代拨乱反正的成果，资料比较丰富，写作质量较高，代表了1980年代的国内文革研究水平。
    二、出现了第一批研究文革的硕士博士论文。这批硕博论文主要集中在中央党校。如郑谦关于文革发生原因的研究；张沱生关于邓小平1975年整顿的研究；安建设关于周恩来1972年整顿的研究；朱兆中关于文革思潮的研究；王海光关于红卫兵运动起源的研究；杜蒲关于文革极左思潮的研究等等。这是学界最早的一批研究文革的学位论文。1990年代后，研究文革的大气候已没有了，中央党校的学生中做文革史研究的越来越少，以后再没有人去做了，出现了断层。
    三、开始做了一些文革研究资料的整理工作。在文革史研究资料的整理工作中，做得最好的是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中、下）三本。当时国内学界的情况是文革档案根本不开放，文革史料奇缺。在起草《历史决议》时，中央文献研究室曾编过《“文革”十年资料选编》（三册），提供给十一届六中全会作为参阅文件，但只有少数中央级研究单位内部控制使用。所以，国防大学的这套材料给文革研究者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功不可没。
    值得一提的还有，当时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的教员张天荣、王年一，曾组织北京几家著名大学、党校系统、研究单位的一批青年教研人员，编了一部几百万字的《文革大辞典》。但至今也没有能出版。
    1986年文革结束10年时，国内学界还组织了一些小型的学术活动，对文革有比较深入的总结和研究。当年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文革论文有40多篇。学界还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 。作者都是中央党校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
    在1980年代，文革史研究阵地主要在官方党史部门。由官方研究引领学术界的潮流，民间研究还没有形成气候。研究者主要集中在中央的官方学术机构，如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国防大学等有资料条件的大单位。基本上是一个内外有别的研究格局。此时的研究课题，大都是一些全国性的大事件，地方性的研究还没有开展起来。1987年，胡乔木提议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一部文革史，相关编写人员还到中央档案馆查阅了有关档案资料。但“六四”发生后，此事不了了之。
    中央有关部门对文革研究出版物的管理方式，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与学术研究的互动关系。1986年文革10周年时，中央宣传部专门发出通知说：“本着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目前，对专门叙述‘文化大革命’史实的专著文章，未经过严格审查，各出版社不要出版。” 文件口气较和缓。反自由化运动之后，文革研究的口子更加扎紧。1988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了《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问题的若干规定》。严厉批评一些出版单位准备出版《文革辞典》等文革选题的动向，指责为“翻腾旧账，引起争论，实无必要。” 该文件口气峻厉，反映了执政集团的在历史担当和文件写作能力上的退步。
1989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两名作者为专业军史工作者。因书中有不宜公开的内容，作者受到了所在单位的严厉处分。
第三阶段：文革研究的曲折发展
    改革开放的进程与文革研究的进展，是同步性的相得益彰的关系。以1990年为界，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了阶段性变化，反映在文革研究上，情况亦然。1990年之后的文革学研究举步维艰，整体上进入了沉寂期。
    “六四”之后，反和平演变的左倾思潮一度泛滥，改革开放路线受到严重干扰，对文革研究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很难继续下去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改革开放重新启动，形成全民经商的浪潮。但在政治上，中共不再有进取的举动，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设想搁浅，已经不再有80年代思想解放的活跃气氛。这种政经分离的状况，直接影响到文革史的研究。
    1990年代的文革史研究，处于全面收紧的状态。文革学属于严格控制的学术禁区，研究者劳而无功，很少有人专门从事研究。虽然，总体上1990年代的文革史研究进入沉寂期，但1980年代思想启蒙的余力还起作用，也还有一些进展。
    从官方党史来说，最重要的著作是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出版。该书的文革部分是胡乔木亲自审改的。其主要的出新之处是提出了“两个趋向”说，认为在中共党内有正确与错误两种趋向，最后是错误的趋向压倒了正确的趋向，导致文革的发生。这个观点对文革发生的原因解读，要比《历史决议》更有解释力。这部书可以看做是官史的顶峰之作，代表了官方修史的最高水平。 以后，龚育之承继《七十年》思路，领衔修撰党史二卷，但没有通过。胡乔木、胡绳、龚育之以后，主持修史工作的官员，再没有既熟悉高层政治，又懂理论有学养的红色历史学家了。 由于官方修史的知识能力退化，宣教史学的刻板化趋势日益严重，对以后青年人的文革历史知识影响很大。
    席宣、金春明撰写的《“文化大革命”简史》是经报送意识形态主管部门而获准出版的文革史书籍。这部书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写，比王年一的《大动乱年代》起笔还早，但直到1996年才正式出版。这部书偏重史论，归纳文革发生的原因为“三个恶性循环”。即：“左倾理论与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个人专断与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国际反修与国内防修的恶性循环，最后走向极端，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此前，金春明的另一部文革史著作在四川出版。 因只有地方主管部门审批，而没有经过中央主管部门，也被禁止了。其实，该书的内容已经反复磨了多遍，完全没有什么敏感词了。
    从研究状况来说，1990年代国内的文革史研究，在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严密管制下，资料控制越来越紧，研究队伍越来越小，成果发表越来越严，研究平台严重萎缩。一方面，体制内的研究进展缓慢，研究队伍大大缩小，文革史的修史任务限于党史研究室等部门承担。另一方面，文革研究出现了民间化、个体化、海外化、地下化的趋势。热心文革学的研究者，主要是自己的学术兴趣，并不限于党史和历史的学术圈子，其他学科的学者也都纷纷进入。一些学者是从哲学、国际共运史、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等学科领域转到了文革领域。民间文革研究的小圈子开始形成。
    由于国内研究条件严苛，文革研究中心外移，研究成果发表的阵地，主要是在海外。所以，许多学者感叹说：“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外国”。其实，国内的文革研究者都是在潜水状态，只能在海外出气冒泡。
    1996年，国内只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当代中国研究所等几家教学研究单位举行过小范围的研讨，媒体关于文革题材的内容被严格限制。
    海外则多家单位召开文革30年讨论会，出版了论文集。 在学界影响较大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一书。 该书汇集了近年来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二十一世纪》上发表的文革论文，具有重现史实的实证价值、文革与世界的国际视野、群众运动和异端思潮等多重视角，在国内外学界有较大影响。
    1999年，国内文革史研究者从《历史决议》以来的学界关于文革研究成果中，选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和回忆史料，汇编出版了《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一书。 该书涉及面较宽，主要事件都有，但线条较粗，多数文章是1980年代的。大陆和香港的这两本书，虽然编辑思想与内容风格不同，但寸长尺短，有一定的互补性。
1990年代在文革研究中最重要的进展，就是对文革发生多因性的研究。金春明曾概括了海内外研究文革起因的10种说法。即：1）阶级斗争必然说；2）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3）封建遗毒复辟说；4）毛泽东帝王思想说；5）奸臣误国说；6）乌托邦碰壁说；7）群众反官僚主义说；8）东西文化冲突说；9）人性兽化说；10）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 徐友渔则概括为3种说法：毛泽东坚持自己的社会理想说；权力斗争说；两者综合说。
影响最大的观点是“两种文革说”。该说认为：实际存在两个文革，一个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文革；一个是基层群众争取自己权利、反官僚、反特权的文革。徐友渔认为“两种文革说”脱胎于西方的“社会冲突论”，思想脉络可以追溯到文革中的造反派思潮，他还梳理了从杨小凯、王希哲、郑义、刘国凯到王绍光的思想脉络。 金春明则认为：该论是“群众反官僚主义说”的无限拔高。
    “两种文革说”的提出，有着很耐人寻味的社会背景。在1980年代，社会上没有人会讲文革的好话。但在1989年后的市场化改革，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如国营企业的“砸三铁” ，把大批职工推到社会自谋生路。与大量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出现的同时，一些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力侵吞国有资产，开始形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群体。“两种文革说”强调了群众造反的合理性。与“两种文革说”同时提出的，还有“三年文革说”，即把群众造反运动的时段作为文革时期。认为“十年文革”实际上只有三年。
    在中国社会矛盾继续发酵的背景下，2006年文革40周年时，刘国凯又再度提出了他的“人民文革说”，认为“人民借文革之机造反，反对官僚和体制” 。对于刘的“人民文革说”，学界一些学者表达了不同看法。有的从造反派的角度，有的从领袖与群众的角度，有的从个人经历上解释，有的从学理上说明。 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摆脱了过去“奉旨造反”的刻板印象，摘去了当局给“造反派”贴上的政治标签，呈现了文革群众造反运动的复杂性动因。“两个文革”的提出，不仅是探讨文革历史，而且还有当前社会变革的现实性。郑义认为：文革是毛泽东与民众的相互利用，毛泽东要利用民众打倒他的政敌，民众则是“趁机造反”，争取自己的权利。 徐友渔在史观和史实方面并不同意“两个文革说”，但又对当前中国社会矛盾急剧发酵的情况十分担忧，认为：一旦中国社会失控的话，又会有人用“打倒走资派”这样理直气壮的口号来惩罚官僚特权，出现类似文革的大动荡。
    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制约和商品大潮的冲击的双重作用，社会上出现了明显的历史遗忘，乃至出现了历史记忆的集体断层。许多文革后出生的年青人，对文革历史已是非常陌生了，对前辈谈及的文革情景恍如隔世。而体制内新一代官员对文革历史的记忆空白，意识形态管理体制的僵化，更是给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创造了体制条件。在意识形态管控下，教科书版的历史虚构主义知识得到全面普及，文革极其丰富的历史教训被简化为几句政治结论。由于文革的历史面目模糊不清，加上社会不公的矛盾激化，体制的腐败程度日益加深，一些社会底层民众错误地把文革当做维护民众权利的历史符号，拥护文革的声音越来越强烈。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实用主义正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最佳拍档。
    在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下，国内文革史研究的处境十分尴尬。官方的史研部门也不能越雷池一步。90年代末，邓力群创办的当代中国研究所曾计划进行文革专题的研究，但很快就被停止了。民间的文革史研究甚至被认为是异端，政治风险很大。1999年8月美国华人学者宋永毅在国内收集文革小报等民间文革资料时，被中国安全部门逮捕，理由是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文件。该事件为1990年代文革史研究划上了最后的句号。
第四阶段：文革研究的艰难开拓
    从21世纪以来，文革史研究进入了别开生面的新阶段。外部的政治社会条件，内部的学科发展条件都有了与前不同的重大变化。
    这段时期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上高速增长与政治上日益保守的体制性矛盾进一步发展，社会严重撕裂，体制言行不一，原有的社会问题更加膨胀。权贵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和空头社会主义的虚假口号，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分配不公更加严重，贫富差距更加扩大，官员贪腐更加肆无忌惮，弱势群体更是求告无门……，中国改革的共识已经破裂。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回首历史，重新解读文革，试图从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一些底层民众则把毛泽东作为维护民众权益的权威象征，寄予了许多假定的意象。这是民间文革热的现实社会动因。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国际化程度的提高，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沟通途径，大大增强了民众的意愿表达能力。这就为文革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技术条件。在新的历史因素作用下，新世纪以来的文革研究，其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冲突更加剧烈，各种议论，众说纷纭，问题所涉及的深度与广度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研究。这些情况，为文革史研究带来了新的学术推动力。
    2006年是文革发动40周年，国内的学术活动依然乏善可陈。主要是民间研究者的私下活动。但海外的学术活动比较热闹。纽约举行的文革40周年国际讨论会议，有关研讨论文编入了《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一书。 该书分11个专题，50篇论文，内容较为宽泛，以解读和评论为主，除了政治史和思想史方面的传统内容外，还开拓了一些新研究领域的课题。
    这10年来，文革研究的内外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主要是：1、社会上围绕着对文革的认知和对毛泽东的评价，思想的对立更加尖锐，观点的交锋更加激烈；2、在新媒体的推动下，文革研究出现了非常广泛的社会参与度，各种正解反说的言论层出不穷；3、文革研究的史源条件得到很大拓宽，已经形成了“出口转内销”、民间史料为主的新格局；4、文革史的治史理念和方法有很大提升，纯学术的历史研究成为学界共识，实证研究逐渐成为文革研究的学术主流。
    第一，当前社会出现的众多问题，加剧了现实政治与文革研究的双向互动，给文革研究带来了新的政治社会因素。
    首先是左倾思潮的回潮问题。一是要给文革翻案的思潮，一是否定改革开放的思潮，这些年来越来越猛烈。特别是近年来一些人从拥戴毛，肯定文革，发展到公开膜拜“四人帮”，集会纪念江青、张春桥，给他们冠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头衔。 这是过去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 同时，一批极端的左派人士（毛左分子）公然反对和诋毁改革开放，将改革开放的领导人称为“资改派”。 这些左派人士不仅在现实中煽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还否定了毛时代的历史错误，包括《决议》已经否定的历史错误，重新肯定大跃进和文革。而且这些言论还得到了官方支持。如中国在3年大饥馑时期只有250万人“营养性死亡”的不经之论，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主办报刊首先推出来的。 把一个严肃的问题变成了戏论，这是政治功利主义发展到极端的表现。
    再就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返祖”现象。近来，有些意识形态官员又重新翻出了“阶级斗争理论” ，对知识界咬牙切齿地放狠话，发表“砸锅党”的言论，对知识分子的封口更甚于前。这是一种思想返祖现象，退回到晚年毛泽东了。最近，以求真求实为宗旨，敢于刊载文革历史的著名国内刊物《炎黄春秋》被当局强行接管， 这是延续了文革反智主义的余脉，意味着知识分子与现政权的关系达到有史以来最低谷。
    在国内知识界中，引人瞩目的是“新左派”的动向。秦晖认为：“在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90年代分裂为左右翼”。 主要角色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两者的思想资源都是西方来的。徐友渔将两者的思想分歧归纳为7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如何看待“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 “新左派”以西方“后现代”理论为理据，坚持国家主义立场，高度认同文革和晚年毛泽东，现实的政治活动是支持薄熙来“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 2014年，秦晖又提出：文革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被扭曲。官方文革解释的困境与民众的想象共同构成了今天的文革印象。他认为：大跃进失败后，老百姓怨左不怨毛，而刘少奇等老干部是反毛不反左。毛泽东先利用群众搞刘，然后又搞群众。 这是一种比较新颖的文革发生学的解释。
    在当前的社会思潮中，一些在1980年代提出并认为已经解决的文革教训问题，现在又被再度提了出来，而且还赋予了某种正当性。比如早在拨乱反正时期就被否定的个人崇拜问题，如何对待领袖、党、群众的关系问题，如何认识毛泽东晚年错误问题，如何认识文革发生原因的问题，如何认识文革的群众运动问题，如何认识反腐败的问题，重新认识文革体制的后现代性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重复提出，反映了文革与现实的一种互动对应关系。这表明，过去对文革的“彻底否定”是很不“彻底”的，还需要进行“彻底反思”的补课。而一切真正的观念反思，都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历史知识之上。这就使重建文革史实的学术研究要求，具有了当前社会关怀的现实意义。这是不同于过去的时代因素。
    第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搭建了一个无比巨大的民间讨论历史问题的研究交流平台，使网络学术得以出现，发展前景广阔。
    长期以来，官方把文革史列为研究禁区，文革书刊的出版基本是被封杀的。网络学术的出现，降低了人们进入文革历史的门槛，使历史话语权下降到了民间。在网络上，关于中共历史的讨论非常热闹，许多都是敏感话题，各种议论众说纷纭。而文革史的话题，更是大家关注的重中之重。在纸介媒体谈不了的文革史话题，在网路上则可以公开讨论。网民对讨论文革的参与热情非常高。网络学术平台的出现，民众广泛参与当代历史问题的讨论，使文革研究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为文革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是不同于过去的技术因素。
    互联网带来了学术研究的一系列新变化，研究的主体和客体、联系和交流都与过去大不相同：一是历史的话语权已经不再是行政权力，而是学术权力。以往由官方定于一尊的学术权威，已不复存在；二是过去在文革史研究中被正史所忽略的地方，包括一向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都在网上现身了，让人们看到了历史的复杂性；三是沟通了国内外的学术联系，促进了文革史的研究与国际学界接轨，改变了过去文革史研究者独行侠的局面；四是民众话语权的部分实现，许多历史的参与者提供了自己的文革经历，包括文革史的负面人物都有了表达意见的地方，各种言论都有存在的空间，形成了对话的多元主体。
    随着网络学术的开展，还出现了专业化的文革史网刊，如《华夏文摘增刊》、《往事》、《记忆》、《昨天》等等。 这些网刊的阅读对象是对文革史感兴趣的小众群体，旨在提供文革史研究信息，促进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交流。经过多年来的工作，有的网刊在文革史学界已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其中，以《往事》的编辑水准最好。另一方面，网络在推动了民间学术成长的同时，也有一定负面因素。如网络上流传的一些极不负责任的言论，爆粗口的谩骂攻击，恶意编造伪史料，传播虚假信息，散布无中生有的谣言等等，对平和的理性的学术研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无论如何，纵观这些年来民间文革研究的发展，网络的推动力应具首功。
    第三，文革史的研究主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研究队伍和研究阵地都发生了学术化的转型，出现了“官退民进”的情况。
进入21世纪以后，民间文革史研究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形成了新的研究队伍，出现了一批新成果。特别是近10年来，一些民间研究者在文革史上做出了很有分量的研究。民间文革史研究者的课题，大都与他们个人经历的某种因缘有关，所以比官史更具亲和力。如在文革群众的问题上，徐友渔对造反派群体的研究、王绍光对武汉文革的研究、宋永毅对于文革异端思潮的研究、王友琴对学生暴力的研究、徐海亮对武汉七二〇事件的研究、卜伟华对北京红卫兵的研究、何蜀对重庆文革史的研究等等，都与他们个人文革经历有关联性。而唐少杰对清华文革史的研究、叶青对福建群众组织的研究，则都与他们工作单位的关联度很高。
    这些研究者与其说是一种学术兴趣，不如说是学术责任。最典型的是王友琴教授的《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一书，共有659名受难者，材料主要来自作者的调查采访。该书揭开了民族鲜血淋漓的伤口，但真正在社会上发酵，还是在“红二代”成为政治名词的10年之后。
体制内的党史研究部门，是以课题为导向的。这些年来，作为国家队的官方党史研究，越来越走向宣传化，学术的创造力严重退减，课题的学术含量越来越低，研究成果乏善可陈。基本还停留在80年代的水平上。有学者概括官方研究状况是：“万马齐喑，墨守成规，毫无生气，无所作为” 。与官学衰落的同时，民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不断出新，与官方研究机构的学术退化，观念陈旧，成果落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研究阵地上，由于这些年来官方党史部门很少再有推动文革研究的举措，文革史的主阵地已经由官学系统转移到了高校系统。高校系统的文革史研究路径，通常是从校史、地方史发展而来的。因为高校的学科门类齐全，提供了文革研究的多学科工具，成果的呈现形式更加丰富。据这几年笔者评阅高校的关于文革史硕博士论文的体会，一些论文角度新颖，视野开阔，有新的思考。高校的文革史研究，研究范围大大拓宽，把原来比较单一的政治史研究，扩展为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等领域。如对服式、时尚、歌曲、电影、娱乐、婚姻、家庭等生活领域的研究，这都是过去很少触及的方面，丰富了文革史的研究内容。有的研究分量很重。如在文革观念史的研究上，印红标关于文革青年思潮的研究，所著《失踪者的足迹》一书，可谓是文革史十年磨一剑的扛鼎之作。
    第四，文革史研究的史源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官方史料扩展到民间史料，由档案文献史料扩展到口述史料，由国内史料扩展到国外史料，出现了多源化和多元化的局面。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史料状况是表示史学研究进展的重要标志。新世纪以来的文革史研究，在史源方面有重大突破。主要标志是民间史料的发掘，这是新世纪文革研究发展的基础性条件。这些资料大都是从个人家里和机关单位流入市场的。从私人的日记、信件、照片、批件、工作笔记，到一个单位的全套档案材料，可以说是应有尽有，里面有大量的文革资料。有些文革资料连官方档案馆也没有存藏，都落到了私人收藏家手里。这些民间保存的文革资料，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可以做出许多研究课题。新史源主要情况如下：
    一是民间史料系统的发达，出现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新格局。大量过去的密级文件流入市场，打破了过去“史在官家”的史源垄断局面，来源广泛的民间史料成为研究文革主要来源，降低了文革研究的门槛。特别是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的资料光盘，把大量文革史料进行了数字化处理，提供给学界使用。 该光盘自2001年初版以来，已出了第三版，共有3500多万字的规模，收集了大量中央内部文件和毛泽东、林彪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这是一块巨大的学术奠基石，为体制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平等地研究文革的资料条件，对促进文革史研究的民间化，功莫大焉。另外，美国洛杉矶还有一个名为“中文出版物服务中心”的机构，它们编辑出版的《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编》，收集的文献资料数量更大，文件密级更高，而且都是文件原件的复印件。这些文革史资料在海外的出版，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大陆封锁文革档案的局面。就当前的时势来说，这些原始史料具有的“立此存照”意义，也是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构主义的最大克星，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过去。
    二是口述史料系统的发展，以回忆录为主的口述史料的大量出现，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和缺憾。在文革结束30年后，海内外出版了许多“文革”当事人的回忆录。这些回忆者的身份各异，有高层领导，也有底层群众。不仅个人（或家人整理）性质的回忆史料，也有兼有研究性质的回忆史料 。不仅有记录和澄清有关史实的个体回忆，也有为了记忆和反思历史的群体回忆 。这些回忆录的共同特点是个人和民间性质的。其中尤其以文革高层负面人物的回忆录，最为研究者关注。这些人物参与文革高层决策，是许多重大事件的知情者，他们知悉文革高层政治的内幕，又有给自己的事情说清楚的主观动机，在回忆录中披露了很多内情，史料价值很高。如陈伯达、王力、徐景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戚本禹等人的回忆录 ，都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可以补充文献史料的缺漏，与官方叙述形成一种对证和互证关系。但是，任何当事人回忆都会有自我遮蔽和记忆错误的问题，需要加以鉴别使用。
    另外，还有些“文革”群众组织的领袖人物，也写了他们如何参加文革运动的回忆录。以聂元梓为首的“红卫兵五大领袖”的回忆录最为瞩目。 各地红卫兵造反派骨干成员的回忆录也是值得注意的。如武汉地区造反派思想人物鲁礼安的回忆录《仰天长啸》 。该书与1988年出版的湖南造反派思想人物杨曦光（杨小凯）的《牛鬼蛇神录》 ，从个人角度反映了红卫兵造反派极左派的精神历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工人造反派领袖的回忆录纷纷面世。 他们大都在文革后被审查，许多人受到不公正待遇。他们的回忆录不仅讲了运动情况，还讲了他们参加运动的心路历程，是研究文革群众组织和群众造反心理的重要史料。目前比较少见的是保守派群众组织领袖的回忆录。这是比较遗憾的事情。
    三是海外史料的补充，打开了内外互证的通道。本世纪以来，中国学界收集了大量的国外有关对华的档案资料，有些已经翻译出版，其中不少是关于文革的内容。有三套书特别重要。第一套是沈志华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该书共34卷36册，时间跨度从1917年初到1990年代初，涵盖了前苏联内政、外交、军事、社会、国际共运各个方面，有会议记录、电报电话、往来公函、请示报告及批示、审讯案件及申诉、日记及回忆录、私人信件等10000余件档案文献。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中苏关系的破裂有直接关系。这套苏联档案材料的翻译出版，对研究文革发生背景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第二套是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的《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 。该书共8卷15编，其中第8编是文化大革命。其他编如中苏关系、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中国与第三世界等，也都涉及到文革外交的内容。可以看到中国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如何看待中国的。第三套是沈志华主编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该书共有2625件文件，是从4000多件有关中苏关系的俄罗斯档案中挑出来的。时间跨度是从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期到1991年苏联解体。弥补了上述《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中缺欠中苏关系部分的空白。这三套资料书所编，都是非常珍贵的史料，治中国史的学者很难接触到。它们的公开出版，为中国的文革研究者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可以把文革的问题放到当时世界环境中去认识了。
    在民间史源不断拓展的同时，官方史源也有新的进展。最具官方权威性的是文献版领袖传记、年谱、文集，近年来得以系统出版。特别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等领袖谱传，披露了许多新史料。任何单一史源的史料都会有其局限性，都会刻意遮蔽掉一些东西。所以，史源的扩展，意味着客观性的增强和片面性的减少，研究水准的整体提升。
    总之，这10多年来，文革史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很大发展。在研究路径上，从过去的宏观研究，扩展到中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在研究角度上，从过去的高层文革史的研究，扩大到地方文革史和基层文革史的研究；在研究领域上，从政治史领域扩大到了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和生活史诸领域；在研究主体上，由专家学者的小众研究，发展到大众参与的研究……。许多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开始把他们的专业触角伸到了文革学的领域，做出了颇有新意的专业性研究，推动了文革史的学术化建设。
二、当前文革史研究的学术气象
    近几年来，随着网络学术的发展，民间研究的兴起，以及文革史研究的史源条件的变化，史观方法的更新和实证研究的开展，推动了文革研究全面的学术化转型，产生了许多新的知识增长点，出现了一些意味深长的新气象。如研究者的多主体，研究题目的多领域，研究方法的多角度，研究学科的多视野等等。可简略地归纳为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从追求历史“正义”转向追求历史真相。
历史研究所关注的首先是事实真相，价值判断是退居其次的。传统的文革研究，出于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正义”，甚至为了历史“正义”而不惜曲解史实。现在的文革研究，主要是追求历史事实构建的准确，对正面人物和负面人物都一视同仁。对严肃的学者而言，他所从事的只是史实重建工作，并不涉及价值判断的立场问题。
学术研究是客观性的求真研究，没有政治评价的义务。无论研究对象是林彪、叶群，还是江青、张春桥，都与政治“翻案”无关。如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的回忆录出版后，就有“文革史料学进入吴李邱时代”的说法，还引发了某些小众群体为林彪翻案的诉求。《张春桥狱中家书》 出版后，一些人也有“可与葛兰西狱中书简相媲美”的厚誉。但文革史学者还是持有比较冷静审慎的学术态度。如王海光写《关于林彪事件研究的几个问题》 ，反对把学术研究与政治翻案搅和在一起。金大陆、金光耀两人关于《张春桥狱中家书》的通信，对其史料价值做了非常精到的评论和定位。 学界对于《戚本禹回忆录》 出版的史料价值，态度更为审慎和客观。
    第二，从意识形态的价值立场转向学术研究的价值中立。
历史研究不能有先入为主的价值立场，不能是结论在先的按图索骥。传统的官方文革叙事，固然都是在《历史决议》框架之下的叙事，有价值先行的立场。民间的文革叙事也存在价值先行的问题，不仅也会有意识形态因素，更会有其情感好恶因素和现实利益立场。而严格意义上的纯学术研究，是为真求实的研究，没有预设价值立场的。
    近年来，严肃的学者已有了不因人废史的学术意识，恪守事实真相的学术中道，不会刻意去搞道德评判的事情。如阎长贵的江青研究，并不以自己曾遭到江青的迫害而有意丑化她，而是实事求是地讲述了江青的工作、生活和性格特点，改变了过去人们对江青的脸谱化印象。 这种“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的史家风范，在文革史研究中尤其难得。
第三，从单一的政治史研究转向多领域的研究。
传统的文革研究，基本都是政治史、事件史，不仅质地单薄，还容易被误导。一些著述把文革历史搞成了一副“谴责史学”、“控诉史学”、“阴谋史学”的面孔。当前的文革研究不再局限于政治史领域，而深入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的领域。在经济、生活、文艺、诗歌、戏剧、婚姻、家庭等方面，都有新的成绩。如首都师范大学就举办过几次以文革中婚姻家庭为主题的研讨会。
    文革社会史、生活史的研究，不仅有政治敏感度较低的方便，在学理上也很有必要性。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金大陆2011年出版的《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 一书，是从社会史角度写的地域文革史，内容丰富，学术质量很高。这是当局正式允许出版的第三部文革史专著。青年学者李秉奎研究文革婚姻的专著《狂澜与潜流——中国青年的性恋与婚姻（1966—1976）》 ，也是在国内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这些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工作的开展，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容，而且也为政治史的深化研究提供了更坚实的平台。
    第四，由单一研究主体转向多元研究主体。
    新传媒时代带来了文革史研究的开放性，谁都可以参加到文革史研究队伍中来。当前的文革史研究，不再是官方研究机构“一家独鸣”的局面，而是社会广泛参与的多重身份多种观点的齐唱。
    现在文革研究者的身份非常复杂。在文革过来人中，有当年的政治风云人物，有被迫害被斗争的运动对象；有文革权贵人物，有普通工农兵群众；有群众组织的头头，有一般组织成员；有当年的“红五类”，有当年的“黑七类”；有造反派组织成员，有保守派组织成员等等。在研究者中，有高级干部，有普通百姓；有专业工作者，有业余爱好者；有退休老干部老专家，有文革后的新人新手……。其研究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个人回忆，有研究报告，有分析评议，有具体考证，有空泛议论……。尽管人们的经历背景不同，能力高低不一，认识差异很大，但都有参与历史叙述的平等权利。其实，文革是一场号称亿万民众参加的宏大运动，本身就是复杂的，只有在多元研究主体的状况下，才能呈现出立体的完整的历史相貌。
    在多元研究主体的情况下，自印本成为一个重要的史料来源。许多老人自己写的人生自传和回忆录，少量印刷留给家人和赠送朋友，这是自印本的由来。自印本因为没有审查一说，有些本子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情况，很有史料价值。也有自印本因为史料价值高，而变身为正式出版物的。如王光宇的《青史难隐》 ，原本就是赠送友人的自印本。
    从学科建设上说，文革史本来是中国当代史一个不成熟的幼稚分支，需要有多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参与建设。如周良霄、顾菊英夫妇本是治元史的著名学者，两人以70多岁的高龄，编著了一部名为《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的大书，分为之一《十年文革前期（1965.11—1969.4）系年录》、之二《十年文革中央首长讲话传信录》、之三《十年文革大事记》 。他们所做的，都是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史学基础工作，为学界又提供了一套详实的文革史料集。
    第五，从当事人的回忆史学转向反思者的研究史学。
    现在，经历文革的一代人，最年轻的也开始步入了退休阶段。人生的黄昏期，有着回忆往事的情愫和感怀，是回忆史学的阶段。近年来的文革回忆史学，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参与者越来越多地进入研究领域，由讲清楚过去的事情，进而发展到反思自己和研究文革。其中，以文革时期中学红卫兵和大学红卫兵的反思活动最为突出。北京是红卫兵的发源地。2013年10月7日陈小鲁在母校北京八中，以当年学生领袖身份，向文革受伤害的老师道歉。3个月后，给毛泽东戴袖章的红卫兵标杆人物宋彬彬等人到母校师大女附中（现为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也为文革初期学生打死副校长卞仲耘的事情道歉。老红卫兵道歉的事情在社会上迅速发酵，许多当年的老红卫兵都表示了对过去的忏悔。 同时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争议。
    社会上关于红卫兵、“老三届”的话题很多。最早采访和研究北京中学老红卫兵的米鹤都，近年来又主编了《回忆与反思》的口述历史丛书，从2011年至今已出版了6本，口述者已有红卫兵、“老三届”的30多人。
“老五届”大学生进入口述回忆和反思的时间比较晚，但质量较高。做得最好的是清华大学，参与者数量多，反思有深度。当年“团派”和“四一四”两派组织的人物，都有回忆清华文革的文本。许多人对文革的反思已经超越了过去的派性。如“四一四”派的第二号领导人孙怒涛与炮制异端文章《“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周泉缨，今天对文革的认识则是大不同了。孙怒涛的《良心的拷问》一书 ，是在否定文革的基础上反思文革；而周泉缨的《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一书 ，则是基本肯定文革的解释文革。地质学院“老五届”学生对文革的反思，也有了不同版本，可以对比校正。他们这些对过去文革岁月的反思，无论现在观点如何，都可以看作是他们心路历程的跋涉记录。这个思想变化本身，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文革的过来人，都有自己特殊的文革情结，会不由自主地带入文革反思中来。如在群众组织头头的文革反思，基本都是原“造反派”组织的人。就可以看到这种情结。
    第六，从聚焦中央决策层和领袖转向关注地方贯彻层和社会普通人群。
    现在的文革史研究已呈现出多层次、多侧面的拓展，开始从传统的高层文革史的研究，扩大到地方文革史和基层文革史的研究；从过去的聚焦高层转向关心底层、社会和普通人的命运。这是一个问题意识的转型。聚焦高层和领袖，关注的决策层方面。而文革本身是复杂的，决策了的东西未必能贯彻下去，各地文革的情况大不相同，各个单位的情况又不一样。所以，中央精神贯彻到了基层，不能不走形。只有打通了高层文革、中层文革与基层文革的相互联系，才能立体地呈现这段复杂的历史。
    在文革通史研究方面，代表作有：麦克法夸尔、沈迈克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 、卜伟华的《砸烂旧世界》 、史云、李丹慧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 。都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在文革地方史方面，民间研究者更为活跃，已从事件史开始进入整体史，与官方地方史志形成了不同的历史叙述。如：石名岗执笔撰写的《文革中的山西》 ，邓振新编著的《贵州风云》 ，李逊的《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 等，都具有对地方文革史的全景性的视角。这些地方文革著作，披露了大量官史遮蔽的历史细节，有的是作者个人观点，有的是作者所代表的一群人的观点。现在还有一些地方文革研究者，也在私人撰写当地的文革史。
    中央国家部委的文革史，现在也有一些民间私撰本。以外事口的成绩最大。已出版的有马继森的《外交部文革纪实》 、杨荣甲的《共和国外交部秘辛》 等。中央调查部文革史也已有人撰写成书。
    从关注高层人物到关心普通人的文革命运，是把历史研究回归到人本身。只关注高层政治的历史是与世隔绝的历史，是远离民众的“达官贵人的历史”。只有关心普通人的命运，历史叙述才能成为“我们的历史”。在这方面，一些文革史学者已有了学术自觉。如金大陆关于上海一个普通高中女红卫兵红鸥命运的思考文章，就是一例。
    在文革回忆录中，有些回忆家人文革遭遇的作品，感情真挚，细致入微，有很高的社会史和民众史价值。如周舵回忆母亲文 ，老鬼（马波）回忆父亲文 。在历史匆匆过往的云烟中，最难留下的是情景和感受，时过境迁，后人很难体会到。而这类作品是可以弥补这个缺憾的。但这类作品是在白描中见思考，平淡中见功力，对作者的要求很高。在这方面，周舵的忆母文应是具有范本意义的。
    第七，从以领袖人物中心的道德评判转向对制度和文化的深层探究。
    研究文革与评价毛泽东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决议》把毛一生与毛晚年做了一个切割，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关于晚年毛泽东的研究，王若水的遗作《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人》 ，直接批评了毛泽东的政治品质，对当时社会上的毛泽东热进行了有力地解构。该书是自由派老干部评毛的最具学理性的著作，也可以说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最后绝唱。可以说，以后的批毛者，虽有言论更激烈的，但在学理上鲜有超过者。
    近年来，学界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研究，已经走出权力斗争的分析框架。许多研究者把文革发生投射到更广阔的时空范围来认识。王海光在《血缘文化与文化大革命》 一文中，提出要从三个时段来考察文革发生原因。一是从中国现代化的长时段，考察中国一百年来革命激进主义恶性发展到极致的文化原因；二是从中共执政后的中时段，考察中国移植苏式斯大林体制中的内在矛盾冲突到极致的体制原因；三是从大跃进败局后的短时段，考察中共党内矛盾从分歧到分裂发展到极致的政争原因。唐少杰认为，文革的发生和出现，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起因：文革是中国古代千年历史的转型结果、近代百年危机的高度映现、现代中国数十年革命的总体折射、中共党内数十年斗争的凝聚体现。
    在文革发生的制度原因方面，唐少杰具体指出了中共在1949年后建立的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七大制度”，即单位制度、户籍制度、城乡街居制度、人事档案制度、农业集体化制度、党管干部制度、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他认为：毛泽东直接驾驭群众运动，改变了“党权-政权-军权”关系，使军权独大。林彪事件造成文革最大的政治危机。
李逊在其著作《上海文革运动史稿》前言中，阐述了体制身份与政治身份的区别与联系。认为体制身份是经济利益的分配，制度的固化程度较高；政治身份是政治资源的分配，具有一定的制度弹性空间。进而提出了“政治名分”的概念。即个人可以通过政治表现的努力，获得某种政治名分，如入党入团或成为积极分子，来改变自己的政治身份，从而有可能改变体制身份。政治名分和所有制身份之间的这种转换，成为政治运动的一种有效的激励和惩罚机制。这个观点对理解文革发生的社会体制原因是很有启发性的。
大跃进失败与文革发生的关系，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这些年来，许多研究者把人事与制度、思想与行为、内政与外交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在实证研究上理清了许多重要的史实细节。1980年代流行的毛泽东帝王说、“家天下说”、“权力斗争说”等偏重个人因素的文革起因诸说，现在学界已经很少有人再这样讲了。严肃的和理性的研究，更。
    第八，从空泛的宏大叙事转向具体的微观研究。
    近年来，文革史研究开始由宏大叙事转向了微观研究，由高层研究转向基层研究。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客观原因。因为国家档案的不开放，民间研究者无法利用，而口述史料又错误较多，缺乏对证性研究，会有成为历史演义之虞。所以许多文革研究者采取了眼睛向下的研究策略，从大量的民间史料中找寻研究课题，进行实证研究。二是主观原因。近年来，史学研究逐渐摆脱了宏大叙事的窠臼，转向了微观研究的天地。研究对象都非常具体，强调实证研究。这是历史研究的知识体系的变化。在这方面，国外学者的文革研究选题和研究方法，都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对国内文革研究者是非常有启示的。现在，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同仁们，收集了大量的上海文革史史料，做了大量口述采访工作，编辑出版了《上海文革史研究资料丛刊》，在学界已走到了前列。
    有的人批评微观研究是“碎片”、“局部”。其实微观个案都是与宏观背景有关系的，是要透过个案去反映这个时代。美国马里兰大学华裔学者高峥教授在介绍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时，曾针对性地讲过这个道理：“实际上，所有的认识和研究，都如同‘瞎子摸象’一般从局部开始，并受限于人类自身的或科学的工具。即便是用宏观的方法，截取大象的整体轮廓，也只是认识了大象的一个外观局部。只有积累大量细小的微观知识，才能达成较深入较全面的认识。在史学研究上，诸多局部研究的汇合，才是信史良史的长河。” 高教授所言极是。实际上，坊间所谓的宏观史，其实不过是一种历史解释系统而已。许多东西只是意识形态的教科书。
    另外，从效果上看，高层研究因为史料的封闭性，出现错讹的可能会更多。史云在《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一书中，曾批评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在描写周恩来去世后的毛泽东，错用了不可信的网络传言。 在高层政治人物中，由于作者占有史料与叙述逻辑间的缺环，这种事情是很容易发生的。而微观研究一般不存在这个问题。大众性民间史料的使用，需要研究者更敏锐的学术眼力和点石成金的学术能力，成果有着更高的学术稳定性。实际上，高层政治的历史叙述，因为史料的封闭性很强，是最容易搞成“历史演义”的，经常有人编造假史料，愚弄世人。当前在林彪事件研究的问题上，就是这样的情况。有的人出于某些个人目的，不断地制造和散布一些莫须有的“爆料”，试图欺骗公众，混淆视听。
    毋庸讳言，文革史研究的外部学术环境是相当严苛的，禁忌众多，困难极大，研究者不仅劳而无功，还要冒政治上的风险，没有一点精神是做不来的。所以，多数学人都奔着有课题、有项目、有资金、出成果、出业绩的研究领域去了。这就决定了从事文革史研究者，只能是小众群体。虽然体制环境对文革史研究的限制极大，文革史学科建设举步维艰，但总还是有一批不肯遗忘历史的人，愿意来做这件事，不离不弃，乐此不疲。这些年来，文革史在风雨交加中蹒跚前行，每一步都走的非常艰难，但进步也是明显的。最可喜的是，第三代文革史学者和第四代学者已经渐渐生长起来了，让我们看到了薪火传承的希望。虽然文革史研究现在还是涓涓细流，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将来一定会成为百川归海的学术增长点。中国要想站立在现代文明高地上，就必须清理文革的历史遗产。在这里，只有华山一条道，是没有岔路口的。
三、学术展望：“彻底反思”语境下的文革史多复线构建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建立在“彻底否定”文革的政治基础上，已有了30年经济高速增长，也积累了30年的政治社会问题。当前的中国社会已发生了严重的撕裂，需要重建改革的共识。而重建改革共识的最重要的政治文化资源，就是对文革的“彻底反思”，重新认识中国改革的起点，确立民主和法治的国家发展路径。
对文革的“彻底反思”，不是那种简单和肤浅的政治定性，而是从历史的长时段、社会的深层次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认真的检讨。不仅要反思文革的理论、文革的制度、文革的文化，还要反思造成文革的社会历史根源，更要反思当前文革左倾思潮回潮的背景原因。这实际上是我们民族的文化救赎和现代文明精神的再建构。
在这个意义上讲，文革史的研究，不仅是一项学术工作，还有着以学术影响社会，以学术支持国家民主政治社会转型的现实价值。而这种价值的体现，只能来自文革研究的学术本位。过于政治化的学术，是没有生命力的。在这方面，政治化的“彻底否定”和“宜粗不宜细”的政治功利主义，正是历史的前车之鉴。在1980年代，我们谁也不会想到，以后还会有权贵资本主义的坐大，还会有文革左倾思潮的卷土重来。这些实际上都是文革的负资产没有认真清理的结果。
文革遗留下来的负资产，最大的是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和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中，所严厉批判的“封建主义残余”，实际上讲的就是专制主义的制度和文化。 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按兵不动，不仅没有切割掉这个体制性的专制主义肿瘤，而且在改革开放中又以国家主义的面貌出现了，对以后中国的发展影响极大。文革中的“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失去权就失去一切”的权力意志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以权谋私论，正是国内众多官员贪污腐败的思想渊源。
    文革研究对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如果说学术是建立社会理性的最好工具，文革史则是学术工具中的最好利器。“学术是社会公器”。文革史研究的发展目标，就是要求成为学术的“社会公器”。
    但是，在可预期的时间里，文革研究的外部条件不会有所宽松，只会是越来越紧。2016年7月13日，国内能够发表文革文章的著名刊物《炎黄春秋》，被主管部门强行夺权。 这一事件表明，文革研究也进入了“新常态”，现有的意识形态管制格局不会改变，体制不会给文革研究有任何开放空间，研究者还是要过“紧日子”的。
更重要的是，在严格的意识形态管制下，是培养不出宽容精神来的。社会的极端情绪会继续发酵，过去撕裂的伤口会继续扩大，左右两端的分歧会进一步发展……，这些极端化的社会戾气，必然会反映到人们对文革的认识上来，给文革研究带来非理性的色彩。这是当前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事情。
    2014年老红卫兵宋彬彬的公开道歉事件，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支持的，赞誉的，质疑的，谴责的，叱骂的，各种声音都有。宋彬彬再度成为公众人物，过去是老红卫兵杀人施暴的标签，现在是“红二代”虚伪逃罪的标签。不但左右两边都在骂，还把一些文革史学者也给捎带进去了。这里可以看到，文革给我们民族造成的伤痕是很深的，至今社会的戾气仍然还很重，缺乏必要的宽容态度。在这种社会氛围下，文革史的研究是很有压力的。但正因为如此，文革史研究也可以成为理性的和解的学术中介。
    真相是反思的前提，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文革史研究的还原历史真相，受到的外部压力要比其他历史研究更大，所以对学术道德的要求也更严格。
    学术研究工作是以恪守学术本位的中道为职守，要有“不激不随”的态度和价值中立的立场。对文革史研究而言，这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策略，更是一个治史原则。文革十年，国无宁日，反复折腾，伤人无数，害人无数。人们不为施害者，即为受害者，往往还兼有两者角色。文革的是非恩怨纠缠纷乱，利害关系千差万别，派性观点莫衷一是……，这是给我们民族造成的巨大精神创伤。同样会反映到文革研究中来。
特别是，在文革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没有彻底清理的情况下，文革历史的沉淀又加上现实的社会矛盾，在文革研究中继续发酵，成为社会群体分裂的一个文化窗口。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上许多关于文革的极端言论，仍然还停留在文革的阶级斗争年代。其思维方式的偏执，话语方式的粗鄙，意识形态的戾气，党同伐异的霸道，拉帮结派的狭隘，望文生义的无知，自信满满的粗浅，都可以看到文革反智主义的遗毒影响。所以，文革研究不仅仅是历史研究的学术工作，还具有建立社会理性的道德责任。
文革史研究在建立社会理性上的作用，表现为“去意识形态化”的学术“公器”原则。即恪守真实性的科学原则，超越过去的是非恩怨，摆脱现实的政治屏障，建立专业化的学术规则和去政治化的学术自律机制，通过价值中立的学术研究，以学术智慧引领社会舆论，逐渐弥合社会撕裂的创口。这就是文革史研究需要秉承学术中道的现实意义。
    走出文革，最难的是走出文革思维。文革思维具有绝对化、简单化、暴力化、道德化、标签化的非理性特点，以制造圣人与魔鬼为能事，各种“替罪羊”层出不穷。文革中盛行一时的党同伐异的斗争哲学，政治挂帅的绝对正确，不容置疑的革命大批判，打棍子扣帽子的恶劣文风等等，对现在的文革研究也有重大影响。
    在当前的文革研究中，非学术化现象相当严重。如“翻案风”现象，为文革标志性人物翻案，寄予当下的某种政治诉求；“标题党”现象，题目空大无当，内容文不对题，语言夸张，逻辑混乱，误导和欺骗读者；“虚构党”现象，以商业化写作冒充历史研究，以文学创作冒充历史叙述，编造史料，虚构史实；“帮派史学”现象，以历史研究为名，搞党同伐异的小帮派，对不同意见群起攻之；“谴责史学”现象，以非此即彼的道德评价代替认真细致的学术研究，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化为黑白两道，罔顾史料的真伪，不分史实的有无，就以恢复历史的道德真君的面孔肆意评说。
    这些非学术现象的背后，是一种文革学风，不讲史实，不讲道理，以观点为取舍，拉帮结伙，党同伐异。这种恶劣学风与文革有直接的承继关系。一些人为了维护自家的观点，甚至编造假史料，捏造史实，故意制造混乱，有明显个人利益的企图。当前以林彪事件的研究最为集中。所以，在文革研究中，也有一个走出文革的问题。
    清理文革文风，需要从史观开始。如“工具论”史观，是把文革史研究当做表达某种政治诉求，谋取经济利益的学术工具。这是过去“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当代版。其滥觞就是文革中甚嚣尘上的“影射史学” 。
    “阴谋论”史观，是把文革归因于为一个人或几个人搞的政治阴谋，说成是毛泽东要搞“家天下”的权力斗争，为了让江青接班而打倒刘少奇、逼走林彪。这实际上还是文革的“两条路线斗争史观”的历史模式，没有从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中脱胎出来。
    “替罪羊”史观：把文革的罪错责任，归咎于某个或几个人物的道德品质问题，似乎把他们骂倒骂臭，就能给我们民族的众業赎罪了，也就能把我们自己给解脱出来了。官方史学是将文革诿罪于林彪、“四人帮”，而一些民间言论则是诿罪于毛泽东。其实都是同一个逻辑。该史观过分夸大了个人的作用，忽视了对制度、文化、社会根源的深层次追问。以为文革寻找“替罪羊”的做法，而为自己寻求某种政治的或心理的解脱。
    需要提示的是，在现有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环境下，文革史的学科环境不会有大的改观，健康的学术发展平台一时难以建立，在文革史上的认知分歧会继续扩大，社会大众情绪会继续发酵，小众的学者群体必然势单力薄。这是文革史研究者的无奈和宿命，也是他们的责任与坚守。
今日的文革研究，处在危机与希望、艰难与出路、抑制与转化、矛盾与契机共生并存的局面。 这是多年来文革史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今后发展的台阶。笔者认为，目前文革研究的学术化转型，已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但在存史、理路、交流方面还有很大不足，需要有海纳百川的存史工作、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理路、积极的学术交流和健康的学术批评。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文革研究者对学术公器原则的坚守，能够创造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有规则的研讨环境。
第一，存史工作的问题。文革史以存史为第一要务。史料工作历来为学者重视，口述史料尤其为文革史家青睐。现在，一些学者已把主要精力放到收集整理文革史料方面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学术理念。一部完备的资料集可以整体提升学界的研究水准，要比学者个人写一两本书更重要。
现在的存史工作，除了史料的发掘、收集外，整理和利用的问题比较突出。1、目前坊间大量的口述史料，虚虚实实，出入很大。所以，一是需要加强口述采访的规范性，提高口述史料的学术质量。二是需要对现有的口述史料进行学术梳理，通过去伪存真的校勘和鉴别工作，确定其史料价值。2、海外学界现在收集了大量的文革史料，这是海外研究者得天独厚的条件，但这些材料大部分还是“原生态”，缺乏系统化的鉴别和整理，使用起来困难较大。3，国外史料系统方面，虽然已翻译了不少资料，但更大量的资料还没有翻译。如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对方国家有大量的档案资料，对从外部世界研究中国文革，是非常重要的。
在存史的理念上，应有海纳百川的包容，存而不论的态度，尊重不同观点的历史叙述。历史的真相不是唯一性的，而是多种解释，多种史料，多种记忆，多种版本的共存。每个人都有讲述历史的平等权利。对存史工作而言，追寻的是事实的有无，而非是事情的对错。复杂性。
第二，研究理路的问题。文革史是中国百年革命的顶峰，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交汇点，其复杂性是无以伦比的，所以就文革本身讲文革是难以深入下去的，必须要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认识，运用更广博的多学科知识去分析。过去的文革史研究，无论是阶级斗争史观，还是现代化史观，其基本点都是评判历史，历史叙述是单线条平面化的政治史框架，视野狭隘，观点刻板。现在的文革史研究的任务，则是要呈现出历史多面相的复杂性，展现各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因果关系，全方位的立体的构建历史的叙述系统。这是需要更多的学科工具来实现的。
文革史的客体庞大、内容复杂，需要结合其他学科的分析工具，才能有全面的展现和认知。但学界在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时，水平差距很大。有些学者生搬硬套地使用一些学科概念的做法，这实际是一种取巧的做法，表面看起来花里胡哨，实际的知识含量不多。国外学者的文革史研究，小切口，大纵深，题目具体，分析深刻，背景知识广博，重视社会文化，是从微观的视角来透视整个时代，给国内研究者很有方法论启示。一些大学举行的小型工作坊会议，对促进国内外多学科的交流很有帮助。
在其他学科的文革史研究中，笔者比较推崇中国法制史学者徐立志对文革法制状况的研究 。他的研究认为：文革时期不是“民主和法制荡然无存”、 破坏也没有严重到“无法无天”的程度。在出现破坏的同时，还存在着原有法制在“文革”环境下延续和强化的现象。不仅所有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为都在严厉禁止之列，反革命受到严刑镇压；同时还按运动需要进一步强化了政治身份制度。这些看法，是文革史学者提不出来的，是很有启发性的。
第三，学术环境的问题。一个健全的学术环境需要有良好的学术交流机制和学术批评机制，为学术的发展起着激浊扬清的作用。但在文革史研究中，这是过于奢望的要求了。在学界小众与社会大众，国内研究与海外研究，网络媒体与平面媒体，都存在着巨大制度性的阻隔，影响正常的学术交流。致使一些错误的史实、造假的史料、虚构的伪作，野史类假书长期在坊间流传，影响了人们的历史知识。如报告文学作家师东兵，自称采访了许多文革政要人物，编写了文革系列的作品18本之多，号称“高层内幕作家”。2010年，数名前领导人后代集体质疑师东兵的采访，斥之纯属造假，涉嫌诽谤。 2010年9月，师东兵另因诈骗他人财物被判刑。此事可见坊间任意编造历史的乱象。
严肃的学术批评是促进学术进步的不二法门。但在文革史研究中，健康的学术批评的开展是最为困难的。其一是缺乏一个理性讨论问题的公共平台。由于意识形态管理的原因，国内学术媒体一般都不敢讨论文革，更不敢讨论文革的境外出版物。而个别敢刊登文革文章的网刊，又缺乏必要的学术识力。所以，文革的境外出版物成为了学术批评的盲点。有许多弄虚作假的伪作、错误百出的劣作。“标题党”现象也就这么来的。这些东西的错误其实很浅显，专业工作者通常不屑一顾，但对非专业人士就可能产生误导，所以评论它们也有必要。如2016年6月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小型文革史会议上，参会的军史研究者就对丁凯文《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一书，从史料和史实的专业角度进行了批评，认为该书“历史事实不清且错误百出”。 在历史研究中，学术评论起的是过滤网的作用。没有过滤的东西，质量是有疑问的。
其二是缺乏正常讨论问题的学术规范和程序。讨论程序这套东西，对中国人是很陌生的。人们熟悉的是文革中声势夺人的革命大批判，而不是讲求证据的学术批评。我们在网上到处可见，在讨论某个问题时，讨论者往往会越界发言，偏离讨论主题，不去就事论事，进行证据和理路的辨析，而是搞人身攻击，贴标签戴帽子，把学术批评搞成了革命大批判。批评者很难全身而退，经常还会搞出一场官司来。文革研究已经进入了“无义战”的战国时代。
笔者对此是有亲身体会的。2013年12月，笔者在《中华读书报》上发文批评报告文学作家贾舒云的《“九·一三事件”十大疑团》一文，涉嫌篡改史料、编造史料、虚构史实等学术不端行为。 随后，贾舒云和丁凯文联袂在海外媒体发文抨击笔者。 贾舒云还把笔者与另一位批评者，在《炎黄春秋》发表批评文章的刘家驹老人，一并以名誉侵权为由告到了法庭。实际上，无论《中华读书报》，还是《炎黄春秋》都告诉过贾舒云，同样可以发表她的反批评文章。她完全是可以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对话的。
其实，在学术的平台上，这些无端之乱是很容易解决的。高层政治活动都是围绕着时代的中心问题进行的，并不是天马行空的事情，都有确定的选择域界，是可以寻踪的。 许多所谓“疑团”的问题，只需要按照学术规范的要求，做一篇学术史梳理，搞一个大事记，事情大体也就清楚了。正如一句老话所说：“真理越辩越明”。文革史的深化研究，需要自由民主的学术氛围，才能真正开展起来。但这不是无所作为的理由，无论外部条件如何，我们学者也都要有这种学术自律。
当前的文革史研究，已从评价性历史转到描述性历史。历史叙述的重点，不是去评论历史的功过是非，而是复原历史的现场原貌。评价性的历史是黑白照片、单色调的历史；描述性的历史是彩色照片、多层次的历史。描述性的历史旨在揭示更多的历史复杂性。过去一些脸谱化的、鬼神化的人物形象，在描述性历史中都要重新得到梳理。
文革的历史是20世纪最为复杂的历史。其发生的远因，可以追溯到中国革命的起源；近因又直接关联到大跃进的失败。外因有世界冷战格局和国际共运的共同影响，内因有领袖极权体制和左倾思潮的双重作用。而文革的发生，又把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都释放出来了，使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充满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数，运动的部署不断地调整，不断地出现节外生枝的事情。同时，在文革的动乱中，高层与底层，城市与农村，精英与群众，领袖与人民……，又以一种畸形的方式在不断地互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是一个多主体、多重奏、多声部的宏大历史场景，研究起来是十分复杂的。所以，我们在研究文革历史时，就不能用黑白照片的单色调，也不能仅是正面人物的单一主体。在文革这部宏大的历史剧中，正角、反角、配角，领袖、干部、群众，走资派、造反派、保守派，都要在现场，各有各的戏码，他们一起演出了文革这部大剧。笔者所说的构建文革史的多复线叙事结构，就是说要对文革有全方位的反映，构建出历史场景的全景图、揭示出复杂联系的因果链条。
文革对我们民族的伤害实在太深了，有些伤口现在还在滴血。可能在文革这代人身上，文革的创伤很难弥合得了。但如果我们能留下一部内容完整的、角色齐备、色彩斑斓的历史记录，相信后人会更有智慧去破解文革难题的。
当前的文革史研究，已显露了一些学术发展的新趋势：开始从宏大叙事走向实证研究，从高层研究转到底层研究，中观研究的开展，微观研究的兴起；论者遍及各地，不但说北京话、还说上海话、湖南话、东北话、山西话、贵州话，四川话……，形成了阵容强大的民间队伍。但是，当前的文革研究还有一些短板，许多方面轻重失衡，要做到历史的多复线叙事，立体地呈现文革的复杂历史，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简单说来就是：1、在高层与底层的叙述关系上，要走出传统的帝王将相史历史叙述的影响，更多地关注底层社会和民众的命运；2、在宫廷和百姓的叙述关系上，要走出宫廷政治的狭隘性，大历史是没有阴谋论的，历史叙述最有分量的还是普罗大众的历史；3、在国家与社会的叙述关系上，要走出国家决策主导、社会被动顺应的简单叙述逻辑，转为国家与社会在双向互动中不断调整的复合叙述逻辑；4、在精英和大众的叙述关系上，要走出精英阶层落难史的单一历史叙述，在文革中真正受苦遭难的还是底层民众，特别是政治贱民的“黑五类”们。多数精英也是从大众中产生出来的；5、在城市和农村的叙述关系上，要走出城市中心论的文革叙事，农村是文革史的重要内容，有许多特点。特别是城乡关系的内容非常丰富；6、在政治与生活的叙述关系上，要走出政治史的文革叙述，尽管文革搞的都是“政治挂帅”，实际上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生活逻辑，政治史要与生活史结合；7、在特殊和普遍的叙述关系上，要走出过分强调文革特殊性的历史叙述，文革的特殊性与文革前的普遍性有密切的联系，两者不能割断；8、在非常和正常的叙述关系上，要走出偏重非常态化的文革叙述方式。史学家不是猎奇的新闻记者，大量处理的主要是常态的日常材料。这些常态的材料，具有社会结构性的意义。
从学理上说，文革历史的多复线叙事，就是以时代问题为中心的多主体、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多元化的历史叙述。笔者认为，今后的文革史研究，应是走专业主义的实证研究路线。通过史实研究来复原历史现场，揭示历史的复杂性，给社会提供接近真相的摹本。从文革学科发展的状况看：高层政治史的研究，各种叙述相互矛盾，缺乏足够根据，需要扩大史源，解决的是史料问题。底层社会史的研究，民间史料丰富，可以说是史料横溢，驾驭史料的问题突出，解决的是方法问题。宏观研究，是多学科介入的长时段历史考察，解决的是理论问题。中观研究，是对社会制度框架和组织系统进行的历史考察，解决的是结构问题。微观研究，是对具体问题进行的历史考察，以小见大地反映整个社会，解决的是个案问题。
现在文革史研究最大的瓶颈，自然还是政治对学术的管控。中国是一个重史的民族，著史传统悠久，各朝史籍汗牛充栋。以史为鉴，是历代政治家的典训。中国现政府也不断地在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道理。但都是告诫他人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并不包括自己在内。这是把历史当成政治外交上的一个技术工具了。审视过去的政治得失，作为今天的资政镜鉴，这是历史最重要的政治功能。也就是说，历史最大的利益是提供自省和反思。但其前提是，这个历史必须是真历史。而这，正是政治家和史学家当前最大的矛盾和冲突所在。政治家的历史是从意识形态模型浇铸出来的历史，不符合这个模型的历史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史学家的历史，是准确反映历史真相的历史，不能反映历史真相的历史就是历史虚构主义。所以，前者搞的是价值判断，是不容置疑的，否则就是否定历史；后者搞的是事实判断，是欢迎质疑的，越质疑就越能搞清楚历史真相。这些问题，在文革史研究中最为突出。但是，历史是绕不过去的。遗忘历史，虚构历史，会给国家民族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现在，中国社会发生的问题，对文革教训的反思不够，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文革研究的最主要危机，还是在后继乏人的问题。文革研究的第一代人已经进入暮年，青年一代的研究者还在成长中。研究文革，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寂寞的，都会有一个学术志向与生活现实的矛盾问题。这就决定了，新一代的文革研究者，注定要比同龄人担负更多的压力。但只要能够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学术前途一定会是大放光明的。正如老历史学家周良霄、顾菊英所言：“研究文革，虽然在今天仍处文网厉禁，但在不远的将来，肯定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最后，本文以唐少杰教授的话来表达学界同仁对文革学科发展的共同期许： “文革学”应该是一门综合性的、跨学科的、系统性的学科，既立于文革历史，又高于文革历史，更是对于文革历史运动及其本质的理性审视和思辨把握。这种“文革学”交叉性地包括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哲学等等学科的因素和方法。这种“文革学”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成为中国现代精神的一面自我之镜，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种自我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