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运用档案解读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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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如何解读档案


怎么找档案，找到档案后如何整理，如何解读档案。就是我所谓的方法。我上课的时候就教学生这些方法。档案材料怎么编目，书上的材料怎么编目，档案翻译完了，如何做卡片，做完卡片后如何编排，如何解释其间的逻辑关系，如何基于卡片写论文。现在电脑有这个功能，可以把分类卡片变成编年卡片，编年卡片变成章节卡片，这样写书的时候就可以很快。比如我这次在韩国闭关写作，在两个月内写了三十万字，都是因为之前的卡片做好了。所以每次新生入学我都会给学生讲一门课，教学生这套做研究的方法，顺便再教一下学术规范。


首先，当然是教他们怎么找档案。但这方面不用教太多，现在学生对网络都很熟悉，而且相互学习，有时候比我知道得还多。我只需要大致指个方向，他们就能找到。关键还在于资料找到以后，怎么解读，怎么利用。就拿我最近教的课来说吧。这门课叫“冷战史文献导读”，一共十个学生。当时我刚给《近代史研究》写完一篇论文，关于1945-1949年的中朝关系。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把相关材料整个都梳理了一遍，也有了自己的结论。我就选了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东北内战的时候，朝鲜给东北局什么援助，给了武器多少，什么时候给的，把涉及这个问题的资料都汇总起来做成一个资料集。这批材料里什么都有，既有俄国档案，有中共中央的文件，也有金日成的回忆录，还有中国方面的回忆录。其中既有真实的，也有虚假的。我把各种材料都放到一起，做成卡片，按时间顺序排好了，将近20万字，都有出处。我给每个学生发了一模一样的这样一份资料集，让他们回去看。看完以后，每个人写一个论文大纲，连论文题目带分节标题。上课的时候，我先给大家讲一课，把中朝关系的整个大背景讲了一遍，然后让他们自己去写，写完后讨论。


他们的研究就五花八门，有人忽略了这个，有人忽略了那个。比如，朝鲜给了中共在东北的军队一批枪。中国人的回忆录就提到朝鲜送来一车皮军事物资，中共中央开会就写了朝鲜送了一批枪，而金日成的回忆录里就提到朝鲜给了中共10万枝枪，有很具体的数字。而这个资料集里我其实放了一笔史料，就是苏联的档案里记录了当时他们在朝鲜缴获了日本人多少枪多少炮。这些材料都放在这个资料集里，但因为资料集是按照时间顺序排的，所以都在不同地方，你在看的时候，就要能把这些线索联系起来。这样你才能考证出来，金日成在说大话，苏联红军一共才缴获41000多枝枪，朝鲜自己再留点，不可能送给中共十万枝枪。这些细节我上课的时候不会给他们讲，我只是给他们讲下大致背景，这些问题得让学生自己去发现。


我还问学生一些问题，比如中共和朝鲜的政治关系，朝鲜和苏联的关系。我的观点，当时中共和朝鲜没有直接关系。朝鲜只是个苏联的卫星国，中苏通过朝鲜的渠道沟通。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朝鲜不重要，在地理、物资各方面，朝鲜都提供了通道。但当时朝鲜对中共的援助，本质上是苏联对中共的援助。还有民族问题，朝鲜族在中国的东北也有，并不被中朝国境线所隔断。学生就针对这些问题，基于史料进行讨论，最后我再提我的看法。我觉得这样的讨论还是很有效果的。学生就会思考：我写的为什么就跟沈老师的不一样？我哪些问题没有考虑到？他们就会对如何解读史料有心得体会。其实，学术的讨论有时也会启发自己进行新的思考。


我觉得我们所处理的课题，还是比较实证的，主要还是对“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作事实的清理，多种诠释的空间不大。在我的课堂上学生们的不同结论，基本上还是因为他们解读史料的经验不足。如果他们把史料都看了，都注意到那些细节，以及史料之间暗藏的逻辑关系，按理说对史料的解读不会有太大的出入。除非又出了一批新的史料，结论才会发生变化。


我有个例子，能很好地说明史料与其背后逻辑之间的关系。1990年代以前，我们不知道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定是什么时候做的，但我们都知道1950年10月中国出兵了，研究也都围绕着出兵以后发生了什么。到了1990年代末，根据苏联档案，当年7月份，中国就已经向朝鲜要求出兵，8月、9月，一直在要求，但朝鲜都没答应。当时没有更多材料了，也没有朝方的材料。我就基于这些材料就做了些分析，为何朝鲜拒绝中国出兵。如果当时中国就出兵的话，美国就不会在仁川登陆，也就没有了后来的朝鲜战争。而且如果中国出兵，把元山和仁川两个地方守住，美国也不可能在仁川成功登陆。


所以，我就分析朝鲜拒绝中国出兵的原因。首先，朝鲜原来是中国的藩属国，金日成刚刚取得了国家独立，好不容易摆脱了日本的殖民统治，怎么可能再让邻国一个大国派十几万军队到自己的领土上来呢？其次，朝鲜当时有一大批延安派干部，这批干部抗战时期都是在延安，抗战结束后回到朝鲜，都在军队里担任高官，他们与中共的关系，远远比金日成与中共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金日成对他们有提防，避免中共的介入。这些解释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瞎猜，一些回忆录、还有我去韩国采访了一些当事人，都有提到。金日成有这些想法也是挺合理的，当时也的确没有直接史料可以证明，我就这么推测了。但是，我一直跟学生强调，这种时候不能贸然下结论，必须说明这只是推测。而且不仅是在写作中需要说明，自己心里也要有清醒的认识，这只是假设和推断，在我心里还是个问号，还在存疑。如果出了新的史料，一定要跟踪。


2005年，又解密了一批俄国档案，我才发现不是我原来推测的那么回事。不是金日成不愿意让中国出兵，而是斯大林不让他同意中国出兵。这在金日成跟苏联大使的谈话记录、两者间的电报中都有谈到，而且不止一次，材料相当多，包括朝鲜劳动党开会的过程，最后通过了什么决议，里面都提到了这个问题。最后这些材料说明，斯大林当时不表态，金日成就不敢动。再结合当时的苏朝关系来看，斯大林不同意的事情，金日成不敢做。所以我2013年修订《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时，相关的论述就都改了。原来推断的逻辑并不错，但与新的史料不符合，新的史料还会带来新的逻辑。对于金日成来说，如何保住政权是他的当务之急，而斯大林想的是尽可能减小中国对朝鲜的影响。这个例子就说明了史料对历史解释的重要性。


在梳理历史过程的时候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主要材料都没有，比如说档案还未解密，这样是没法做的，基本叙事架构搭不起来。还有一种情况，是主要材料有，但是有欠缺，有些细节问题没法回答，比如关于朝鲜战争，1950年10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没有，10月4、5日政治局会议记录没有，10月1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没有，还有很多内部商量的记录我们不知道。但是还有很多会议、电报、回忆录能够提供线索，比如会议开完发了很多电报，往往就是会议的决议。如果通过能获得的材料能把基本的叙事架构搭起来，这个题目就能做。中间如果材料有缺憾，最忌讳就是想当然地把这些缺失的地方联系起来，而是应该告诉读者，这里的叙事链条其实是有缺陷的，我作了合乎逻辑的猜测，而不是证实了的。


我觉得，历史研究就好像一个陈年的旧案交给你重审。譬如10年前发生的一起凶杀案，当年的一些破案证据保留了，有审讯记录、证据、法院判决、双方证词等等，都移交给你。但是10年里又增加了很多证据，比如找到了凶器，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动机，对案件的审理就可能发生变化，甚至这就可能是个错案。你就来重新解读这些证据，对这个案子进行重审。所以我做历史研究特别来劲，做一个题目就好像破一个案子。如果做一个课题没有主要材料，就只能把现有材料搜集齐了搁在那里，等以后时机成熟了再做，因为现在关键问题没法回答。


史料和研究的关系，关键是看已经掌握的史料能否形成一个合乎逻辑的对历史过程的重构。但我前面也举例子提到了，有时候合乎逻辑的并不一定是真相。所以我自己的研究也一直在修订，就是因为不断有新的史料出来，修正我之前的看法。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尽量多地掌握材料，肯定是必要的，然后你才能进一步做取舍，做分析。

杨奎松：再谈如何写大事记


首先，据我所知，不是每个学历史的人都那么注重做大事记的。这可能和研究的门类不同有关，也可能和每个人研究的方法与习惯有关。但是，以我个人的经验，尽管可能是笨人的经验，我认为研究事件、人物以及思想变迁的历史，恐怕离不开记述相关事件、人物和思想言论变化轨迹的大事记。因为多数研究事件史、人物史或人物思想发展史方面问题的硕士生，理当在起步的阶段，未必一定比我更有经验。因此我是建议他们应当在写研究论文时，除了做好学术史的工作以外，最好先从做大事记开始。当然，有陈寅恪或钱钟书那样大脑的学生例外。


其次，像我当年还没有电脑的时候，做大事记的最笨的办法，就是写卡片。每发现一件自己不了解的资料，每看到一则自己不熟悉的史实，或是每读到一种对于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的新的说法，我就会把它用一张卡片记下来。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进入写论文的阶段，最初只是为了便于学习现代史，因此所记并不限于一个专题。记的方法，就是在右上角标明资料或史实或相关说法涉及的事件的具体日期，正上方标明这则资料或言论的主题，然后具体记录原文，最后注明出处。这样的卡片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就是大事记了，而且找起来非常方便，一看日期，一看标题就知道可能是什么内容。我从上大学时即开始做，做了十几年的时间，包括用了电脑之后好多年也还在做。我的卡片是从1919年开始排起，那个时候一直排到50年代中期。只要在这个时间段里发现的新资料，无论是在书里，还是在杂志里，或是在档案馆里、资料室里查阅到的东西，我都会把它们摘抄下来，并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起来。日积月累，直到有了电脑，有了方便的复印条件，逐渐放弃手工做卡片时，我已经做了大概有几万张这样的卡片了。时至今日，虽然有许多内容已经过时了，被淘太掉了，但仍有许多卡片还经常在起作用。


用卡片做大事记，有一个好处，就是容易根据自己研究的需要和不同的主题进行组合。这是因为，当我们关心的问题比较广泛和深入的时候，所记的资料就会变得十分庞杂，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应有尽有。研究历史，必须要有较宽广的眼界，要注意到研究对象方方面面的联系和任何可能对研究对象形成影响的因素。因此，尽可能全面地记录下任何可能相关的资料，就成为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当资料太过庞杂的时候，要想将一件事情理清头绪，反而会变得十分困难。当我们把所有的资料都尽可能穷尽之后，自然就需要把那些关键性的史料挑选出来，如此才便于成完成研究论文的写作。同样，当资料太多了之后，因为写作的主题和角度不同，使用资料的对象也会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也需要对资料另外进行组合与排列。卡片因为每张记述的是一则资料，要想重新排列组合就非常容易。自我感觉，有时使用卡片，甚至比用电脑记录的大事记还要简便。这是因为，利用电脑所做的大事记，往往因为页面的关系限制了阅读，大事记太长时，难免会看了后面忘了前面，需要翻来倒去。虽然电脑可以很容易地复制相关日期的资料内容，然后另外形成文件重新组合成一新的大事记，但操作和使用起来感觉也还是不如卡片来得方便。


再次，用电脑做大事记，办法其实也是一样的。第一是要有准确的日期；第二是要有相关的主题或文件名目；第三是要有准确的内容摘录或概括；第四是要有完整的出处，第五是要按时间严格排序。五者缺一不可。就研究生写论文而言，自然不需要像我记得那么广泛，只要集中到自己准备研究的专题上来就可以了。但道理和方法并无不同。


既然是大事记，那么详略程度应当如何呢？以我的经验，可详可略，视情况而定。资料就在手边者，可略。只要把上面五要点都做到了，可以简要概括内容，用很少的文字标注出来，用时随手翻看手边的资料即可。但是，第一，内容概括要准确，因为当资料较多，且复杂时，很可能会因为大事记中自己记述得不准确而忽略并遗漏了关键性的史料。第二是出处要准确，因为相关资料一多，出处一旦不清楚，就很可能找不到想找的资料了。这样做的好处是快，前期较省事。


但是，更多的情况下，我意记述要详。所谓详，就是要尽可能做准确的内容节录和较详细的要点概括。这不仅是因为有许多资料可能不在手边，而且是因为太过简略的大事记不利于我们直接利用大事记来进行分析、研究和写论文。与其每看一条大事记就要翻看一本书或一个复印件，不如将主要内容节录下来或详述其要点。这样，开始时虽然费些时间，做研究时却可能省不少事。因为一般只要反复研读大事记上的内容，就能够大致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且知道自己还有什么环节没有资料了。而且，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写作时较简单，因为相关内容已经节录下来，只要复制到文章中去就可以了。


最后，如何利用大事记？记大事记的好处，就是容易帮助我们厘清我们所要研究的事情的来龙去脉，而不至于发生误判。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我们所研究的历史，其实并不是历史上的一个个静止的点，而是一个过程。通常情况下，我们很容易注意到某些个静止的点，而不大容易注意到进行到这些个点的具体经过和原因。点是什么？以思想史或学术史的研究为例，就是某人在某天在某书或某刊上发表的被后人认为重要的某段文字。我们有一些学生，甚至是老师，习惯于把这样的某段文字，和其他时间在其他书刊上发表的相关的文字联系起来，然后就形成了自己的解释，断定某人有了怎样重要的思想或观点。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某人的思想言论按照时间的顺序一天天地排列下来，逐一地进行考察，我们很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看法。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个某人在A时A地相对于某问题的言论和说法，在B时B地已发生了某些改变，到C时C地干脆就没有了类似的言论或说法，甚或干脆有了完全不同的言论和说法。不注意时间场合，不研究话语对象，微言大义式地对待张三李四的言论，通常很容易导致误读或误判。同样的情况，我们经常会注意到，对于同一事件史，会有明显不同的说法和解释。而当我们把不同文章或书籍所引用的资料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起来时，往往会发现，这些不同的出现，纯粹是因为他们中有人在使用资料时过于随意，不严格按照时间顺序使用造成的。特别是在政治史或者战争史研究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天几份甚至十几份电报的情况。如果我们只是根据我们的主观倾向性，随意选取其中的一两则电报作为论证我们自己观点或解释我们自己看法的根据，就很可能会造成误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将所有电报搜集起来，并严格地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依据当天事件发展的具体状况，将电报往返的情况一一对照起来，才能看清楚什么时间哪份电报起了怎样的作用。


换言之，我们研究历史的人看历史，更多看的是发展，是变化，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历史研究就是要发现一个人或一件事随着时间的迁移发生了什么样变化，研究是哪些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变化，研究这样的变化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和结果，这样的影响和结果在特定的时间地点等环境下是如何的，放在长远的历史长河中，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来看，又是如何的。我们写大事记，最重要的就是为了便于从大事记所记述的事情发展过程中，厘清其具体的发展经过，努力地通过种种珠丝马迹发现其间的变化，寻找并解释变化的原因，进而深入了解变化的结果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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