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伟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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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

卜伟华

1966年10月初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个重要事件。它的提出是为了克服当时党内外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各种“阻力”，继续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说到底，是为了要造成“天下大乱”，以便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本文围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题目，就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和以后的一些基本情况、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具体内容以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几个方面作一些简要的介绍和分析。

一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文化大革命”表面上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但在多数干部和工农群众中并没有得到支持；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红旗》杂志社论第一次公开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概念；周恩来专门找毛泽东谈了他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不同看法，但毛泽东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

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在狂热的个人崇拜的气氛中，完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合法组织程序。此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相继受到批判，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中共中央的集体领导。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很快形成了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9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倡议，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师生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各地红卫兵纷纷涌入北京“取经”，北京红卫兵也分赴各地去“煽风点火”。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连续八次共计接见来自各地的红卫兵达1100多万人。遍及全国城乡的“大串连”不仅给铁路交通造成严重混乱，使工农业生产受到直接影响，而且使个人崇拜、“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在全国迅速扩散开来。
“文化大革命”运动表面上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但“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在多数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并没有真正得到支持。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大中学校师生在对工作组的看法上存在很大的分歧。大多数人仍然认为不能全盘否定工作组；真正全盘否定工作组，要造工作组的反的造反派是少数派。少数派虽然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但在多数学校和单位内还是处于劣势。这种“左派”处于劣势的情况持续下去必然会影响“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展。多数人肯定或基本肯定工作组的观点是与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原中央第一线领导人关于工作组的观点是一致的，这种观点就是坚持和强调党的领导，试图将运动纳入比较正常的轨道之内。这显然是与毛泽东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想法背道而驰的。
在各种名目的红卫兵组织蜂涌而起，炮打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党政领导干部的浪潮汹涌澎湃之时，也出现了许多违背运动发起者初衷的现象。
1966年8月6日，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三校红卫兵散发了一份《紧急呼吁书》，对一些学校红卫兵组织违反政策，随便打人的现象提出批评。《呼吁书》提出：“各校真正的左派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混蛋们滚出红卫兵、红旗及其它真正左派组织，假左派组织一律解散！今后谁还胆敢破坏党的政策，我们绝不答应。”[1]
8月27日，在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的支持下，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表《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在肯定红卫兵运动主流的前提下，严厉谴责了“打人”、“对前学校的党政干部一律以‘黑帮’论处”、“谁家都抄”等行径，提出“有些重大行动（如取缔民主党派等）应该先动口，让中央知道，在中央、市委的统一具体领导下再动手，不然会给中央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动。”
8月25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成立。“西纠”的成立和活动，为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许多老革命家所支持，周恩来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许明指导“西纠”的活动。“西纠”成立后，陆续发布了13个通令，这些通令对保卫中央党政机关，保护革命干部，保卫国家机密，维护首都社会秩序，反对批斗和抄家中的武斗，以至维护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接待外宾的外事政策等许多方面，都做了具体的、详尽的规定。8月27日，“西纠”发出的第三号通令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并规定：“各商店现存的实用商品，若其商标不是反动的，不是黄色的，就可以继续出售，任何人都不要进行阻止，不要让坏人乘机捣乱破坏国家财产。”9月3日，“西纠”发出第五号通令，强调坚持“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则，并规定：“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西纠”还受周恩来委托，保护了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的宅第的安全。
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红卫兵和“西纠”所属红卫兵组织中也存在着打人、违反政策的问题，有的甚至还比较突出，但是他们能够在乱打乱斗之风盛行的时候看到问题并首先提出纠正这些问题的办法，还是难能可贵的。《紧急呼吁书》、《十点估计》和“西纠”的通令中反对乱打乱斗的意见，是同6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的八条规定相吻合的——八条规定的主旨就是要有领导地、有限制地、有秩序地开展运动。
1966年9月18日至20日，由江青、陈伯达策划，张春桥主持，王任重、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参加，中央文革小组连续召集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2]。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京政法学院等学校群众组织的七八个代表参加了座谈会。在会上，张春桥别有用心地说：“林副主席9月15日讲的，有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是指同志们。”暗示少数派可以继续向上造反。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等人在会上攻击刘少奇、邓小平，并指责周恩来是“和稀泥”、“折衷主义”，他们批判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等中央领导人，还点了一些部委的负责人，如杨秀峰、何长工、吴德峰、蒋南翔、王观澜、吴波等。会后，由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整理，经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审阅，由江青审核印发了《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记录之一》和《大专院校部分革命师生座谈会情况简报》。《简报》最后建议：“请中央考虑，领导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会上有人提出，中共十一中全会并没有领导解决这个问题。从当前运动的实际情况来看，还怀疑暗中是不是还有一个中央在执行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与以毛主席和林彪为首的党中央对抗，还有人提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已经提出了是否把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在全国广大革命人民中公开进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讨论了座谈会记录和《简报》，张春桥在会上分析这次座谈会反映的文化大革命形势，有三个问题：1、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还在暗中存在，他的那条错误路线，还没有在群众中批判；2、“造反派”还受压，还没有占优势；3、总理“和稀泥”。张春桥每讲一条，江青就予以肯定，如说到“总理和稀泥”时江青就说，“总理就是这样的”。江青还对陈伯达说：“你把座谈会记录送一份给总理看看。”（陈伯达后来没有敢送）陈伯达对王力、关锋说：总理旗帜不鲜明，要写一篇红旗国庆社论，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3]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决定将座谈会的材料送毛泽东，同时写一篇《红旗》杂志的国庆社论。这期《红旗》社论是王力、关锋执笔，中央文革小组讨论，江青、康生、张春桥都参加了审定和讨论，陈伯达定稿。
毛泽东时刻关注着运动发展情况，但他了解运动情况的信息渠道主要还是靠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提供的材料。毛泽东认为，相当长的时间内，就是从8月8日到9月，整个运动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的坚定性和彻底性。[4]这实际上就是认为周恩来取代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的8、9两个月，在批刘问题上不坚定、不彻底。毛泽东的这种认识还来自以下几件事：
8月23日，周恩来审定李富春等根据《十六条》精神拟定的国务院八个口（外交、文教、科学三个口除外）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十条意见稿。这十条意见的主要精神是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提出要保护国家机密；对一部分干部“烧”到一定程度后要注意保护；既要放手让群众敢于革命，又要让群众学会善于革命、善于掌握党的政策；等等。周恩来在一旁批注：这十条意见同样适用于外事、文教、科学三口。并批告陈伯达：这件很好，我注了几条意见，如蒙同意，请送主席、林彪同志核阅，并请主席批示，可否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各同志。毛泽东不同意批发这十条意见。在8月29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有《十六条》嘛！[5]
8月31日，周恩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稿。这是陶铸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织人起草的，准备下发到县团级。鉴于红卫兵运动来势汹汹，全国出现混乱局面，通知要求“在运动中，对于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和单位，必须坚决进行保护”；对这些部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加强领导。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应当主动向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师生进行教育，使他们自觉协助党和国家要害部门做好保护工作。通知列出的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有：军队，军事机关，公安机关，外事部门，中央和各省市广播电台、电视台，新华社，电讯部门和各级党政机关电台、机要部门，中央和各地档案部门，航空场站，铁路枢纽、站段，港务局、码头，水电站、大电厂、变电站，尖端企业和尖端科研部门，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技术资料部门，中央和各地的银行、仓库，外贸机关，城市重要公用事业机关（自来水公司、公共汽车公司等）。周恩来审阅时，又增加了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红旗杂志社，并批：提议照发，请主席、林彪、康生、富春、江青核阅，退汪东兴办。9月1日，毛泽东批：此件不发。[6]
9月2日，周恩来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对红卫兵运动提出十条要求。主要内容是：红卫兵要大学解放军，“把红卫兵建设成为一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严格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伍”。要“学习和掌握政策”，“分清敌我友，团结大多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现阶段中，仍然是需要的，正确的”；“对于在国家和统一战线中具有合法地位的民主人士和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只要没有发现现行反革命活动，应该加以保护”。“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红卫兵搜捕人，必须与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门商定。红卫兵串连要保障党和国家的首脑部门、要害部门和宣传部门的工作不受影响，安全不遭危害；“要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不受阻挠”；“要保证党和国家的对外关系和活动不受影响”，“革命串连不在这些机关内部进行”；“要保障厂矿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不受影响，科研机关的科学实验和中间性生产不致停顿，尖端技术的厂区不被闯入，尖端技术资料不受损失，服务医疗事业不致中断”等等。3日凌晨，周恩来对《意见》进行了最后修改，嘱秘书通知陶铸、康生、李富春、谢富治、陈毅、杨成武、吴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上午开会讨论。会上，陶铸、陈毅等赞成《意见》，康生等人持否定态度。结果，《意见》没有发出。据当时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回忆：“周总理清楚，康生等人的反对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毛主席的主张，因此，《意见》未送毛主席。”[7]
毛泽东要克服运动的阻力，坚持他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初衷，他所采取的办法是将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群众观点分歧，派别斗争激烈、无政府主义泛滥、生产下降等等，都归咎于刘、邓的“错误路线”，通过批判这条“错误路线”来继续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这种想法是通过林彪在国庆节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和《红旗》杂志社论体现出来的。
林彪讲话的起草人是陈伯达和张春桥，他们原来在讲话稿中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后来陶铸提出“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太重了，他向毛泽东建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毛泽东同意，林彪在大会上即照此讲了。当天晚上，张春桥向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在语法上不通，建议还是改回原来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毛泽东说：“不要改回来了，以后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据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说，毛泽东定这个口径时，周恩来不在他身边，不知道。[8]
10月2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第一次公开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概念，社论说：“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社论公开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这篇牵动全局的重要社论，没有经过当时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的周恩来审查。这样的大事，周恩来事前却一无所知。根据当时周恩来派往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刘西尧回忆：总理起初不赞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他曾对刘西尧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开始思想是不通的，康老是赞成的，陈伯达没有经过讨论就抛出了这篇社论，干部思想毫无准备，又要有一大批干部下不了台了[9]。为此，周恩来向毛泽东当面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提出：历来党内路线问题，都说“左”倾、右倾，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种提法。毛泽东用英文作了解释，说：原来用的是“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好。[10]在这之后，周恩来就按照毛泽东的口径讲话，但实际上他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保留的[11]。

[1] 据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说，这份《呼吁书》经王任重推荐、周恩来批示和毛泽东划圈同意后，印发给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但后来毛泽东的看法有了改变，江青等又利用此事来攻击王任重。但穆欣说《呼吁书》是由“几个中学的红卫兵纠察队”发出的，显然是他记错了。当时“西纠”、“东纠”、“海纠”还没有成立，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也都没有以纠察队的名义外出活动过。见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337－338页。另据当时传抄的大字报说：毛泽东说：“北京太文明了，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急急忙忙斗右派，急急忙忙开十万人大会，急急忙忙发呼吁书，急急忙忙提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
[2] 据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说，大专院校的座谈会“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召开的”。转引自王年一：《关于〈红旗〉1966年第13期社论的一些资料》，载于《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11期。
[3] 根据王力于1980年8月7日在犾中写的一份材料，见王年一：《关于〈红旗〉1966年第13期社论的一些资料》，载于《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11期。
[4] 据王力：《“文革”第一年》，载于《传记文学》1995年第5期。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
[7] 吴庆彤：《人民的中流砥柱——回忆周总理在“文革”中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若干重大问题上的斗争》，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6期。
[8] 据王力：《“文革”第一年》，载于《传记文学》1995年第5期。
[9] 刘西尧：《“文革”中我给周恩来当联络员》(《中华儿女》2002年第2期)。
[10]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21页。
[11] 在1967年2月16日的中南海怀仁堂碰头会上，当李先念提到打倒大批老干部是从《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开始时，周恩来当场责问康生、陈伯达：“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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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2)

作者： 卜伟华

  二

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所谓“十一月黑风”的实质，正是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抑制。

      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和林彪告状：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第二天，林彪即把全军文革小组负责人找来，提出：要对军队院校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一律实行平反，要销毁一切有关他们的“黑材料”，要允许他们搞“四大”要支持他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准许他们去全国各地“大串连”。林彪指令全军文革小组据此拟一份军委命令，准备以布告形式张贴出去。全军文革小组根据林彪指示，草拟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但在具体做法上尽可能作了一些保留，还是要坚持党委领导。林彪看后不满意，将文件草稿送中央文革小组审改。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对文件草稿进行了逐字逐句地修改，特别是加进了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的条文。在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这个文件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事先向叶剑英作了汇报，他在会上说：“文件中首次取消党委领导，这在我军是史无前例的。”张春桥却强词夺理地说：“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领导。”刘志坚反驳说：“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是不错的，毛主席的领导也是不错的，但是下面还是要有具体人去执行的啊！”陈伯达、江青等人最后否决了刘志坚的意见。在中央军委常委会上，虽然被迫讨论通过了《紧急指示》文稿，但仍作了几点补充限制规定：除有组织地到地方上参观、学习和看大字报以外，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有一些学校，如护士学校等，主要进行正面教育；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时间，大体上可搞到明年1月份；军级和省军区机关的运动，暂不进行，等等。[1]    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并说：“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中共中央在批语中说：“中央完全同意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紧急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这实际上是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更助长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火力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央和地方的许多党政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都陷于停顿。
    10月6日，中央文革小组通过“三司”发起召开了有十万全国各地师生参加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了大会，张春桥在会上宣读了《紧急指示》。会上，清华大学“井冈山”头头蒯大富带领十万与会者宣誓：不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判倒誓不罢休。
        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次会议是继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十一中全会之后，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的再一次发动。毛泽东提出，这次会议要解决“思想不通”的问题。他谈了对待所谓“乱”的方针，主张乱它几个月，大字报要上街，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等等。林彪在讲话中说：“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他宣称：“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林彪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说：“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的对立。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全国照他们的这条路线执行嘛。”陈伯达在会议的讲话中，把派工作组领导运动，把广大干部对运动的不满和抵触，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对红卫兵的造反行动竭力加以吹捧，同时指责人们对社会动乱的担心和防范是怕群众、怕革命，甚至是镇压群众和反对革命。陈伯达在讲话中全文引用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点名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他说：“提出错误路线的，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即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位同志，他们要负主要责任。”[2]毛泽东赞赏陈伯达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他在陈伯达的讲话稿上批示：“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二本。”[3]会议期间，刘少奇、邓小平被迫按照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口径作出书面检讨，对所犯“路线错误”承担了责任。会议的最后一天，周恩来解释了运动中的若干问题，要求红卫兵组织只限于学校，其他工矿企业、机关团体不搞红卫兵。对于红卫兵搞大民主的行为，要求不准动解放军，不能代替公检法等专政机关，不能干扰电台广播、电视台、报社等宣传机关的工作。他还提出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如红卫兵不能对干部搞“罢官”，不能扣人、抄家，不要打人、体罚等。但是，在全国处于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周恩来所提出的这一切根本无法得到贯彻执行。
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使社会上更多的群众加入了造反派，造反派的队伍很快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把矛头集中地对准各级领导机关和负责人，攻击他们“执行错误路线”此后，种种越轨不法行为在“造反有理”的名义下都可以不受约束，而对那些不法行为的干预都可以给扣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整个社会陷于不断的动乱之中，从军队到地方，领导机关受到“炮打”、冲击，领导干部被揪斗、围攻的事件层出不穷。
在混乱局面日益加剧的形势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遭到了广泛的抵制。虽然这种抵制并不是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是反对某些错误的做法。
周恩来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而且曾当面向毛泽东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在毛泽东坚持用这种提法后，周恩来只好保留自己的意见，但在以后的讲话中，他反复强调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并不都是敌我矛盾，要正确对待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广大干部。
陶铸也是不同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11月2日，他在中央组织部的讲话中说：“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作敌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他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王力1967年1月9日在新华社讲话时说：“陶铸在刘少奇、邓小平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就忠实地执行刘邓的反动路线，屁股就是坐在那边的。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在残酷打击革命学生的问题上，在恢复党团组织活动的问题上，都是执行的刘邓反动路线。直到刘少奇、邓小平被揭露了，靠边站了，陶铸仍然继续执行刘邓反动路线，千方百计地阻止对刘邓反动路线的批判，……陶铸还反对提‘反动路线’这个词呢！”王力1967年3月13日对回国留学生讲话时说：“10月3日《红旗》第13期社论一发表，……陶铸他就不赞成，他就说是你不能叫，他就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是反对，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光是这几个字的争论，他就不让批评刘邓路线，不许批评工作组。”
    11月13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来京人员大会，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在会上先后讲话，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非正常现象和错误作法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陈毅在大会上说：“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明确表示要给那些过热的头脑“泼冷水”。徐向前重申解放军必须保持战斗状态，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影响军队领导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他要求军队院校做出好样子，不要损害人民解放军的形象。叶剑英在大会上说：“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允许人家犯错误，更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有少数人，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还不让人家走。我对这件事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11月29日，陈毅、叶剑英又在同一场合讲话。陈毅说：“现在的斗争，我非常担心。现在有些人不是斗争真正的黑帮，不是斗争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在那里扭着自己的同志在斗！每个部都在斗他们的部长，每个单位都在斗他们的首长，抓住一句话就斗。”“一讲黑帮，所有的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以前我们犯过这样的错误。”叶剑英说：“一小撮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么？你们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有人说我又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是！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刷！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这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这两次大会确实给狂热的学生泼了冷水，促使他们重新思考。许多学生接受了老帅们的正确主张，不同程度地对“文化大革命”的宗旨和作法产生了怀疑，有的甚至退出了造反的行列。一些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极左观点人从中受到了鼓舞，勇敢地开始了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判。
抵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还有最早响应毛泽东号召投入运动的一大批“老红卫兵”[4]和大中学校内广大的多数派群众，他们虽然还不能真正理解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意义和危害，但他们对中央文革小组在运动中支一派压一派的做法，对江青、陈伯达、康生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客作风，还有对新崛起的造反派仗着中央文革小组的庇护而横冲直撞的行径深恶痛绝。
11月8日，号称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的“三司”遭到北京外语学校、一0一中、人大附中等校100多名“老红卫兵”的冲砸。在以后的半个多月内，又连续遭到三次冲砸。11月中下旬，“三司”在重庆、长沙等地的联络站及工作人员多次遭到围攻、砸抄。
    11月15日，北京农大附中高三（2）班学生刘振忠、张立才以伊林·涤西为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在清华大学贴出。《公开信》批评了林彪9月18日接见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总政宣传部负责人时
的谈话中的两个观点：一个是“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另一个是“马克思、列宁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地学习毛主席著作。”
11月15日，以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时传祥为领导人的北京 “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职工团”（由北京工交系统100多个单位的人员组成，号称30万人）成立，“捍卫团”旗帜鲜明地反对批判刘少奇。
11月下旬，北京矿业学院“首都红卫兵总部”联合十几个院校的多数派，成立“批判戚本禹联络站”，表示要对戚本禹11月12日的讲话进行彻底批判。矿院“首都红卫兵红色游击队”在市内贴出“我们坚决要求和陈伯达辩论”的大标语。
    11月25日至12月2日，北航“八一纵队”连续贴出《一问中央文革》、《二问中央文革》、《三问中央文革》的大字报，质问中央文革小组为什么只支持“三司”？为什么宠爱北航“红旗”？为什么支持揪着工作组不放？北航“八一野战团”贴出《也问中央文革》的大字报，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纵容少数派压多数派”。
11月26日，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对立的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成立，他们提出：中央文革“五条”（即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等五条）是“大毒草”、“张春桥回上海向人民低头认罪”等口号。
11月30日，北京林业学院李洪山等贴出：“踢开中央文革，自己起来闹革命”的大标语。12月1日，李洪山在林院辩论会上说：“中央文革产生不符合十六条”，“钦差大臣满天飞”，“把谭力夫打成右派”。12月2日，林院“红卫战斗兵团”及“一二九”、“永向党”等组织贴出《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两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一条“左”倾路线，大字报说：“象这样的中央文革小组，不踢开哪行呢？不解散哪行呢？”林院还在天安门两侧观礼台上刷出大标语：“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以上这类事件，在北京和全国都不断出现，被造反派称为“十一月黑风”，[5]所谓“十一月黑风”的实质，正是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抵制。

[1] 参见范硕：《叶剑英“文革”风云录》，《中华儿女》2000年第11期。
[2] 在这以前，《炮打司令部》还被禁止在社会上传播，而且点名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也被制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8月24日在北京大学的讲话和周恩来9月10日在首都红卫兵座谈会上的讲话，都明确表示禁止传抄《炮打司令部》。10月中旬，在天安门前观礼台上和清华大学校园内出现“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时，周恩来立即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童小鹏前去向红卫兵做劝说工作，要求他们撤下这些标语口号。
[3] 实际上，后来毛泽东鉴于“县、团级以上干部多数”思想不通而改变了主意，陈伯达的讲话稿并未大量发行，中央办公厅于11月9日将修改后的陈伯达讲话稿印发县团级。陈的讲话大量传播主要还是通过红卫兵的小报和传单等渠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
[4] 这是对1966年8月中旬以前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的一种通俗的叫法。
[5] 见首都红代会部分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967年10月编写的《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2、9-196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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