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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28 14: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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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附中前后（二）
2013-05-10
李耀芳
动荡的年代——我的文革记忆
1965年国家经过经济调整，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正当大家热火朝天在为教育事业积极奉献的时候，突然各大报纸连篇累牍地狠批《海瑞罢官》，这怎能不令百姓“发人深省”呢？半年后的5月10日，我校传出高一学生要闹事的消息。校长、主任频频听取班主任及老师的汇报，了解情况并向上级汇报。5月中旬中央文革成立了。当时我们还以为要在文化领域搞什么变革呢 ！没料到这中央文革竟能呼风唤雨，进行法西斯暴行长达十年之久，让亿万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它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了全国，我校自然也在劫难逃。
6月1日报纸刊登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次日上午，赵幼侠主任拿着报纸和艾校长凑在一起嘀嘀咕咕，说那社论有问题，要搜集意见向上反映……我听着感到有些含糊，躲开了。不久，大家发现一些革干子弟活动异常，无故旷课，不断地外出集会，行动诡秘。班主任报告校长、主任，校长急速向上汇报。突发的形势让他们晕头转向，乱了阵脚。
6月7日（星期二）上午八点钟，上课的铃声响了，但教室内外乱成一片。一些学生提出向“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夺权。近九点钟几个革干子弟抢占了礼堂后边的广播室，开始宣传他们的“革命主张”，不断地高呼口号。与此同时也传出“保卫党支部”、“保卫广播室”的口号声，但它很快被嘈杂的议论和要维持秩序的喊叫声淹没了。好端端的校领导被指责为走资派太离谱了，太让人想不通。它与“革命主张”发生了尖锐的碰撞，形成了两派人马，他们声言要到操场去辩论。走廊、大厅、操场人声鼎沸，声嘶力竭。大部分师生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不久， 一些学生脱下了学生装，穿上绿军装，腰系大皮带，臂戴红卫兵袖章。混乱中“当权派”校长、主任被揪了出来，给为首的艾校长的脖子挂上了八斤重的大秤砣，紧接着一大批党员被迫在主楼后的地上罚跪，校内一片混乱。
6月8日上午11点团中央派来的一个工作组进入学校，他们是来干什么的？是来平息这混乱的局面？大家一时摸不到头脑，只知道他们在积极地找人谈话。 次日，工作组的张××和宋××在会上说：“现在的革命形势很好。修正主义统治了我们十六年，今天的革命洪流谁也阻挡不住。革命师生要团结起来搞掉黑线……”。 6月10日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召开了“揭发大会”。大字报从最初在礼堂内发展到楼道，乃至办公室内。11日（星期一）传达师生代表大会的内容，指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革命，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前北京市委对抗党中央……学校领导是保皇派……”
12日上午八点钟我们参加完全校教职工大会后，从主楼往后边二层楼的办公室走，一路大字报满天飞，穿着蓝色服装的学生和带袖章的红卫兵在篮球场上、在走廊里来回走动。回到教研组，发现门上拴着标语条，被迫低头走进（表示得低头认罪）。办公室内粉色、绿色、黄色的标语到处皆是，让你眼花缭乱，头发蒙。墙上贴着一张画着女人头像的漫画，上书：不许放屁。书架上贴着纸条：不准散布反动言论！在我的办公桌上有一张大纸条，上书“李耀芳，你别神气，老实点，人民要惩罚你！”，不禁让我出了一身冷汗。回头往门外望去，一帮留短发的“革命小将”在嬉皮笑脸地窃窃私语，争相窥视这让我们惊呆的一幕，但她们的嬉笑又让我镇定了许多。
两天后的6月12日工作组再次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进行煽风点火。组长张××大讲我校的形势，说，组织了三次战役，校内贴出了近5万张大字报，形势一派大好……此后，校内形势急剧恶化，我发现了《外语组何去何从》的大字报，说我们组先是在世外桃源闲逛，后是一反常态，用毛主席语录反驳批判校领导……一位署名庞××的大字报指出：“外语组是资产阶级、牛鬼蛇神盘踞的堡垒。”那可真的让我惊呆了。那天回到家里，我沉默不语，口干舌燥，浑身无力，像是大病了一场。
大字报由最初的空喊、质问发展到批判、诬蔑以致谩骂。6月15日校工作组以书面形式发出了《九项决定》，宣布：校内一切权利归“红卫兵”，坚决支持“红卫兵”，一切依靠“红卫兵” ，坚决支持高一(1)班和“六七”事件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把正在四清工作的副校长王×及支书秋×揪回来……号召大揭大摆并进行批判。不久，我校生物老师于瑞芬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后抛在了水中，后被抬上大操场的领操台，任凭烈日暴晒。外校的一名中学生进入我校，被抓到校长室（红卫兵的临时指挥部），凶狠的暴徒对其进行毒打审讯，最终离开了这恐怖的岁月。从西边的玲珑巷不断传来撕肝裂肺的呼叫声……善良的人们不知所措，似乎陷入了深渊。
6月19日按新市委的号召，在“红卫兵”的领导下全校师生员工奔赴苏家坨支援麦收。20日白天劳动一天，晚上学习毛主席著作，十二点多钟我才躺下睡觉。第二天晚上头痛剧烈，没能按时参加学习和值夜班。后在有红卫兵参加的小组会上做自我批评说，这是资产阶级的娇气在作怪，是不忠于毛主席的表现。次日，有些发烧，夜里睡觉说梦话，被值夜班的两个红卫兵记录在小本子上，同屋的老师为我提心吊胆。所幸没有太多出格的言辞，算是放了我一马。“阶级斗争”真的很复杂，连说梦话都会犯法！
“八一八”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林彪提出“破四旧”，使法西斯暴行进一步加剧，使“牛鬼蛇神”的队伍进一步扩大。一些红卫兵提着大皮带到处抄家，搜出居民家中仅存的一些金银首饰和瓷器摆设，抄的抄，砸的砸；一些珍贵字画及书籍被焚，霎时付之一炬。连老人留的胡子及女人的卷发也视为四旧，统统剪掉。当时我校的家属院被挨门挨户搜了个遍。十年前我嫂子进我家唯一的嫁妆——一张泛黄的山水画化为灰烬。其硬木画轴被我抢救出来，得以保存到文革后送给了我校的一位美术老师。“破四旧”的损失是难以估计，也是无法弥补的，它要比传说中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凶狠得多！“破四旧”进一步大开了杀戒，散发出的血腥味弥漫了大地。有人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只北京就打死了1772人，8月27日至8月29日共打死了395人，惨绝人寰呀！
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工作组明示，可以成立批判组或战斗队。因此“战斗队”或按“保皇”与“造反”，或按家庭出身的“好”与“坏”，应运而生。大字报狠批“走资派”的同时，一些人了解到教职工的历史问题或家庭出身，大做文章，从而揪出了更多的“牛鬼蛇神”。与此同时两派之间展开了莫名其妙的明争暗斗。那时流传着“如果你是坏人，打死活该；如果你是好人，左派打了你，那是光荣；好人打了好人，那是误会，可以消除误会。不打不相识。”说得多么轻松呀！
“走资派”和“牛鬼蛇神”进了劳改队，忍受着无穷无尽的折磨……
八月的一天，不知什么原因工作组撤走了，好像是犯了什么路线性错误。后来还回到学校检查。再后来有两个联络员来我校，谁跟谁联络？联络什么？——不得而知。
文革中的“串联”之行
八月底各地的一些红卫兵开始来京朝拜，参观学习文革的经验，在京的一些红卫兵则开始到外地传播“革命火种”、宣传毛泽东思想及战斗经验。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师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食宿给予补助。于是，大串联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从城市到农村，直至偏远的山区。校内的红卫兵身着戎装，肩挎军包，手执“红宝书”一拨儿一拨儿地出发了。处在郊外的我校也成立了接待站，接待来京的“革命小将”，教室和礼堂住满了人。教职员成了服务员或炊事员，食堂起火加班加点免费供应食宿。一时学校的批斗有些冷清，两支劳改队倍受煎熬。。
当年我和乔守庄、冯克难同是一个组的俄语教师，年龄相近，家庭出身相仿。看到有些教师离京串联去了，心里好不羡慕。嘀嘀咕咕商量了两天，经当时革委会主任（学生高珂珂）的同意，找掌握学校大印的王连甲开了革命串联的介绍信、兑换了一些全国的通用粮票、拿了笔记本和圆珠笔、带上两件更换的内衣及一点常用药，总共一个挎包，出发了。是去学习？去播撒什么火种？还是去宣传什么？心中有些茫然。更多的是暂时躲开这个纷乱之地，使忐忑不安的心得到几分缓解与安宁。
开了证明的第三天上午我们走进了前门火车站，那里根本没人检票，只见三五成群的学生挎着绿军包，有的举着××××红卫兵或××××战斗队的旗帜拼命地拥往站台。我们随着人流往停在那里的一列车上挤，小将们的亢奋与狂热硬把我顶上了车。回头往后望，却不见了我的两个战友。想下车去找，根本不可能。人流愣把我推到了车厢内两三米的地方。这个车座无虚席，两个人的座位三个人坐，三个人的座位四个人坐，过道站满了人，不久，车厢内便挤得几乎动弹不得。抬头望去，放水杯的小桌上坐着人，连行李架上也有人猫着腰半坐着，让人看着都难受。不久，一个东北小伙子脱了球鞋坐在临近座椅的靠背上，其脚臭味熏天。惹得坐在椅子上的两个上海人不满。两方由争吵升级到谩骂，差点儿动起手来。车厢内挤得水泄不通，空气污浊，个个汗流浃背。有的不断地擦汗，不断地埋怨，甚至骂大街。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火车鸣笛缓缓向前移动。人们松了一口气，开始了高谈阔论或嬉笑。火车由慢而快，最后离开了北京。一路上锦绣河山让人觉得有些黯然失色，偶见打着红旗徒步串联的革命小将向我们招手。这列火车到底是开往什么地方的，谁也不知道……
我不见了自己的同伴，想到自己比她们都大，还是组长，可又无法移动身体去找，不知她们是否上了这趟车,有些焦急。后来发现，有好多人在蜂拥挤车时和我们一样，与自己的伙伴走散了。不知是谁想出了一个主意——用纸条写上自己要找的人及所在的车厢,然后传出去。纸条传来传去，最后能找到自己的同伴。我效仿这一做法，在下午两点多钟先后收到她俩的回条，知她们已上了这趟车，心里顿时安然。立刻回条给她们，相约下车后在站门口会合。
在上车前我还打算吃饭时到餐车上去吃，因此只买了一个果料面包和四个小梨。上车后发现，去餐车吃饭的想法太天真了！根本没有餐车，即使有，也绝对挤不过去。中午过后，感到饿了，于是把果料面包咽下了肚，顺便把四个小梨也啃了。剩下的梨核没地方仍，攥在了手里。车厢内人挤人，我不断地流汗，只得把外衣脱了。下午三点多钟感到口干，嗓子冒烟儿。一些人背着军用水壶，渴了可喝一些。听说洗漱间有水，但是那里站满了人，根本不可能挤过去，“远水解不了近渴”，于是把手里攥着的梨核慢慢地含在嘴里，倍感甘甜，最后连同梨籽全部咽下，使我想到长征路上的红军——我要比他们幸福得多。
火车上这么拥挤，以前没见过，相信来生再世也不会再有。人活着总得吃喝拉撒，在车上时间长了总得上厕所呀！可有谁能挤得过去？……远处有些骚乱，听说有人因憋不住尿而尿了裤子。惹得旁边的人骂大街，稍远处的人为此取笑。一个女孩子在低声哭泣……过了约半个多小时列车到了济南，车停了下来。很多人迫不急待地钻出窗外，不分男女找个地方席地而便……很快传来这次列车是开往上海的，人们显出几分兴奋。
夜晚，前半夜很多人因为没有独自出过远门而情绪激动，他们不停地高谈阔论或讲他们学校惊心动魄的事件。午夜降临，车厢逐渐沉静。坐在椅子上和站着的人都东倒西歪地睡，站着的人不必担心跌倒，因为密度大，空间小，大家只是迷迷糊糊地互相推搡着睡。睡得最舒服的当属躺在椅子下的人，没人挤他们，不过要想出来，就相当困难了，得求三拜四，慢慢退出来。
火车大约以每小时六七十里的速度运行。到达上海已是第二天的傍晚了。我们三个人在车站门口，不约而同地互相审视，都觉得对方面色不好。两天一夜没大合眼，只吃了一个面包，啃了四个小梨儿，面色能好？我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找到接待站。由于话音听不太懂，又分不清东西南北，经过一番周折，才找到了被指定的位于南昌路的招待所——一所秀丽的二层小洋楼。
不用说，这楼房的房主肯定是个资本家，如今被赶出去了。家具所剩不多，尚存的桌椅还都比较讲究。按一位戴红袖章中年人的指点，她们俩上了楼，我则住楼下的男士“客房”。楼下这个大房间住二十余人，均为木板地铺，每个床位都有编号，被褥倒还算清洁，我被安排在一个靠角落的地方。
天色已黑，我们饥肠辘辘困倦不堪。出门在街上一家小店胡吃海塞了一通，回到接待所躺下便睡。
第二天，十月三十日，由于室内人们的兴奋和吵闹，天刚刚亮便醒了。早饭后，毫无目的地走到不远处的上海大世界。那是上海一处有名的购物与娱乐场所。如今四周非常冷清，门上、墙上糊满了标语和大字报，被命名为“资本主义大世界”而大门紧锁，两米多的“东方红”三个大字异常醒目。我们无奈地离开，在稍远处对准“大世界”照了一张相，算是对文革中串联的纪念（见图）。当时想，我们出来不能是游山玩水的，怕回到学校有人检查我们，所以得去抄大字报、记录每天的行踪。后来到市党委所在地的静安广场，那里布满了白、绿、黄、粉色的大字报──“揪出×××走资派”、“打倒×××”、“热烈庆祝××××”、“揪出××一小撮”令你眼花缭乱。后来转到同济大学，第三天到华东师大，主要是抄中央的什么指示及一些骇人听闻的消息。再后来去了复旦大学，在那里见到一些老教授，脖子上挂着牌子，弯着腰扫地或除草。同是知识分子，他们沦落风尘，实在让人感到残忍与心伤。
http://www.cnuschool.org/bnxq/contents/611/7165.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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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28 14:1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