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大梦初觉——大跃进和农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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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梦初觉——大跃进和农民行为(上)

　　作者说明：关于农民“反行为”的研究，一开始我们把它分作了三个部分：第一，是“懵懵懂懂”的时期，讲早期合作化过程中的事情；第二，是“大梦初觉”，是说所谓大跃进时期；第三，按杜润生杜老的意见，叫“两面政策”，是1962年以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阶段。这篇文字即是它的第二部分，又可以分为上、下两个段落，先讲大跃进、公社化，后讲大饥荒。本文写作于九十年代中期，此次发表，略有修改。

　　一·大跃进的发动

　　“大跃进”是一个涵盖了好几年的运动，它可大体以庐山会议为界，区分为1958年和1959—1960年两个阶段（即所谓“第一回合”和“第二回合”）。1本文上、下两个部分就是这样划分的。

　　1）大跃进的准备和前奏∶

　　大跃进的准备和前奏，可以说始于1955或56年。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到“两个速度分歧”，一是在社会主义改造速度上与邓子恢的分歧，一是在建设速度上同“反冒进派”的分歧，2将与大跃进有关的速度分歧追述到那时。1955年中毛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并出面倡导，掀起农村集体化大“风暴”，半年多时间即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在《高潮》按语中，提出了经济和社会文化建设方面的许多宏伟目标，并说∶“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农作物的高产量。”31956年，发表《高潮》序言，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于1957年10 月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多快好省”方针（形成于1955年底，见于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促进委员会”（以上被并称为三个口号），4“论十大关系”（以上五点并列于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毛的讲话提纲之中），5“冒进”和“反冒进”（即两个速度分歧之二）。

　　1957年的整风、反右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掉了右倾保守主义；事后毛说，反冒进在前，右派进攻在后，与右派相距大概五十米远。1956年的国际风波和反冒进，这两件事，都给右派进攻以相当影响。61957年9—10月，八届三中全会批评反冒进，通过四十条，奠定了大跃进的思想基础，成为批评反冒进和发动大跃进的序幕。毛说∶1955年来了一个高涨，1956年吃了亏，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提出要“复辟”被扫掉了的三个东西（即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和促进委员会）；并说∶将来只用几分地种粮就够吃。会上中央作出《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冬季各地以 “四大”形式，批判“右倾保守”，掀起了农田水利建设高潮。投入的劳力从几千万人，发展到一亿人（1958年1月）。7以为只要像战争年代那样，动员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就什么事情都能办好。8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到∶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9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将批评反冒进推向高潮。105月，八大二次会议确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成为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总路线。11

　　2）大跃进的发动∶

　　经过冬季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到1958年初，大跃进的序幕已经拉开。1258年1月南宁会议提出，在今后五至八年内，提前实现四十条，和“苦战三年”的口号。132月政治局扩大会上，毛说∶今年下半年你们就看到，要有一个大冒进就是了，我看是要比哪一年冒得还要利害。145月八大二次会议，将四十条规定的十二年任务，一下子缩短到三年，并把它与超英赶美联系起来，会议还完全肯定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运动。15从58年1月开始，中央到地方不断制订和修改农业生产计划，兢相提出高指标。有的省提出五年甚至当年实现纲要规定的粮食亩产指标（如河南）。到年中，华东地区提出一二年内实现人均粮产 1000—1500斤，一向低产的西北地区提出当年达到1000斤。到8月北戴河会议，一直在酝酿和制订新的“大跃进”计划。16高指标的第一个结果，是引出了浮夸风。浮夸始于1958年年初，夏收时“成风”，6月8日，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单产2105斤，放出了第一颗“卫星”。几天以后，报道湖北省谷城县星光社单产4353斤。从此，展开了一场卫星竞赛活动。176月14日，毛泽东在河南封丘说∶“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 1000斤，猪肉100斤，油20斤，棉花20斤”。187月底农业部发表公报，夏粮总产量达1101亿斤，比上年增长69%，小麦产量已超过美国；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夏粮大丰收说明，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8月3日，该报社论说∶我国经济的发展，决定于人。 “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8月12日报道，湖北省麻城县一个农业社创造了早稻亩产36956斤的高产记录，号称“天下第一田”。198月4日，毛在河北省徐水县，问粮食多了怎么办？可考虑让农民一天干半天活。209月30日新华社报道，中国1958年的粮食产量将达到7000亿斤以上，全国大部分地区粮食总产量基本实现了纲要规定的12年的指标。2112月八届六中全会公报宣布∶今年粮食产量将达到7500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将达到6700万担左右。22从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到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大跃进进入高潮。23头脑热度达到最高点的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全国耕地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种植农作物，三分之一休闲和种植绿肥，三分之一种树种草）。并以为我国农业问题解决了，粮食吃不了了。决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首先是钢铁上来。24

　　3）大炼钢铁∶

　　先是，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苏联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1958年初南宁会议，在部署加快农业发展速度时，也考虑了加快工业发展速度问题。要求地方工业“遍地开花”，限期超过农业产值。6月，毛提出∶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决定 1958年1070万吨钢的指标（比上年翻一番）。

　　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由于光靠“洋炉子”完不成任务，决定靠“土炉子”，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规定要有铁的纪律，“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

　　9月，开始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投入的农村劳动力达到几千万人，年底达9000万人。25大炼钢铁，并不仅是一年∶第一次是1958年9月份开始大搞，第二次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又搞，1960年又一年，三年大炼钢铁。26

　　4）人民公社∶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决议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实际上它在这之前就产生了。27先是，毛泽东在《高潮》按语中提倡大社，281957年前后，各地相继出现了一批大社，但都不很成功。1957年9月中央指示∶几年来各地实践的结果，证明大队、大社一般是不适合当前生产条件的。因此，除少数确实办好了的大社以外，均应根据社员要求，适当分小；生产队的规模应以20户左右为宜。确定之后，今后十年内不予变动。1957年冬到1958年春农田水利建设等群众运动的发展，促使毛等人萌生出改变农村基层组织结构的想法。南宁会议上，听说广西出现并社现象，毛说∶“可以搞联邦政府，社内有社”。以后正式提出并大社的主张。有关部门起草了合并大社的意见，于成都会议通过，4月8日政治局会议批准后正式下达。其后各地迅速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掀开了人民公社化的一页。29同时，继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地方工业产值超过农业问题后，国家经委起草文件，第一次正式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工业的问题，经4月政治局会议批准，作为中央意见下达。这使农业社突破了农业生产合作的限制。随着农村劳动力的紧张，一些地方出现了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及“农业大学”等，也使中央开始酝酿新的农村基层组织。早在1958年2、3月间，毛曾经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4月，刘少奇等人一起谈到“公社”这个名词。5月，陆定一讲到，我国的乡村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到6月间，一些地方遂出现了以“公社”命名的大社，并开始尝试“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实验。301958年6月，陆定一编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语录中提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7月1日，《红旗》第3期出版，陈伯达提到∶“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同月，《红旗》第4 期陈伯达的文章披露∶毛泽东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织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元。最先得到信息的河南等省，7月间迅速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热潮。8月初，毛在视察中提出∶“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以及“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等，并计划在河北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311958年8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毛谈到∶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房屋、鸡鸭、房前房后的小树，将来也要公有。人民公社兴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都可以得到解放。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进一步破坏。在分配上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制度。几年以后，可能产品非常丰富，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又说∶我们现在办大公社，统一调配劳动力，这就是战争时期的经验。《决议》最后指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随后，在9月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农村就基本实现了公社化。32以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为标志的大跃进高潮，在9、10月间达到巅峰。337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南、湖北、福建等省部分地区办起了公共食堂，并予以提倡。11月10日社论指出，“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是一个很好的口号。据10月底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农村共举办公共食堂265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已达到70－90%.34此外，在收回自留地的同时，集市贸易也被取消。

　　由于“一大二公”，和以为人民公社即是全民所有制，甚至即是共产主义，各地刮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贫富拉平，“共”各种“产”。共产风早在举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其他大型公益事业时，即已显露苗头。平调分为国家向公社平调的，公社向生产队平调的，以及平调社员的。同时，还刮起了“命令风”和 “对生产瞎指挥风”（它们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等合在一起，即所谓“五风”）。35

　　5）初步纠偏∶

　　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开始“纠偏”，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废除商品生产、废除钞票等错误主张。36在1959年2－3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提出∶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存在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几乎各地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较1953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认为应首先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倾向。毛批评了 “共产风”，指出不许无偿占有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从年底到1959年初的几个月时间，各地进行整社，并讨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37和纠正前时工作中的一些“偏向”，直到庐山会议以前。

　　“纠偏”，顾名思义，就是纠正工作中的一些“偏向”，而不是带有根本性的那些问题。因此，它的作用只能是有限的，需要一次次的反复进行，才可能把问题披露。就好像是剥洋葱头，到最后才能剥干净，问题才得到解决。通过“纠偏”，我们可以把这些层面一步步揭示出来，并进一步了解党的政策的形成过程和农民反应之间双方的互动关系。但有一些问题，在“纠偏”中始终就没有提到。这也很值得注意。

　　二·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

　　对于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一向有多种的说法，也各有一定的道理。本文作为一种从农民角度所作的观察，打算把它归结为以下几点∶1）社队集体经济权益的丧失，即农村经济的“国营化”；2）农民个人权益的被剥夺，“共各种产”（以上两点也可视为层面的不同）；3）粮食问题和粮食危机。在第三节则专门探讨这一时期的农民反应。

　　1）集体经济权益，首先是社队生产指挥权的问题，它的出现并非始于人民公社。早在集体化以前甚至从老区开始，政府即订有生产计划，并通过新建的基层组织贯彻到各地乡村。集体化也可以说是这种趋势的一种继续，是“计划经济”的进一步制度化。我们在以前的研究曾指出，早期的社队即不是真正的“集体经济”，而带有某种“国营化”的味道，正是人民公社把这点发展到了极端，毛泽东说∶“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38实际上，人民公社时期正是农村经济“国营化”的高峰时期。它表现为人员的调拨、财产的支配、生产的安排和产品的处理等几个方面。

　　大跃进的序幕是由1957年冬季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拉开，从那时起就开始了“大兵团作战”，即农村劳力的大规模调拨，到1958年1月在工地上的农村劳力已达到一亿人以上。这种情况，到并大社以后就更严重了。39南宁会议要求地方工业“遍地开花”，到1958年中，全民办工业也已开始。40在随后的时间里，经常有大量的劳动力被调拨出去，脱离了本地的农业生产。例如，1958年全国投入各类“小、土、群”工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最多时达到6000万人以上，41大炼钢铁调拨的劳力就更多了。因此1961年初毛泽东说∶工业战线过长，面过广。这三年大炼钢铁，挤了农业。42如安徽凤阳，投入抗旱的最高人数为15万多人，占全县总劳力的90%.43在山西太谷，平调的对象主要是劳动力。劳力长年有一半在外头，从57年冬开始，上级命令搞农田水利，修水库；也有去外县的，如静岚、文水等地，以及去阳泉开矿；麦收大忙季节让上山栽树；秋收大忙，全县集中在北阳等地，深翻土地（六七十老太婆还半夜三更让挖地）；同时大炼钢铁。做庄稼活的就是婆姨、娃娃、老汉，硬说三个劳力的活一个劳力就能干。44在这种情况下，从1958年初不少地方出现了劳动强度过高的问题，9月份，各地都反映劳动力紧张。45“一平二调”的另一方面是平调物资。公社化以后，公社成为实际上的基本核算单位，各个农业社的全部公有财产转归公社所有，因此公社一级享有极大的调拨权力。46它不但要在大队和大队之间“平均分配”，也要调拨各大队的财产和劳力，用于随公社化而来的各种社办工业、学校、公共食堂和托儿所、老年幸福院以及办公楼等。47最早公社化的河南，据说人民公社有两种形式，一是全民所有的，是少数；一是虽未宣布，但实质上主要生产资料已变为全民所有的，这一类是大量的。48在安徽凤阳，公社化时不少人存在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的思想，误以为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都可以由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了，因而从四面八方刮起了一股“共产风”。表现为∶一是把富队穷队拉平，二是积累多（超过总收入的50%），义务劳动多，三是一度把生产资料无代价的归公。全县统计了一笔大帐，在队与队、队与社之间无偿调拨的有∶现金200多万元，粮食300多万斤，烟叶300万斤，棉花3万斤，劳力34万个，耕畜2000多头，农具2000多件，肥料近200万担，种子200多万斤，禾苗90多万亩，生猪2000多头，胡罗卜、山芋各数百万斤。49在山西太谷，事后由县退还公社的钱款有127万元，由公社退给管区的196万元，粮食163万斤，社员住房5500间，农具2500多件，牲畜家畜7500多头，日用家具42000多件。50由于人民公社包含有全民所有制成分，又是“政社合一”的（这使“共产风”与“命令风”结合在一起，使一切平调都以行政命令方式下达），县以上的国家机关也参与了对人民公社的直接调拨。据估计1958年全国扣掉农业社的钱可能达到20—30亿元之多。51 在生产指挥方面，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规定∶“人民公社的生产、交换、消费和积累，都必须有计划。人民公社的计划应当纳入国家的计划，服从国家的管理”。52公社化以后，生产方面的许多事情都不归原来的农业社管理了，而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队里的事情，说是还让你管，实际上做不了主，人都调走了；麦收时，壮劳力还在水库上，叫去栽树，麦子扬了很多；秋收时让去深翻地和大炼钢铁，收罗卜用犁耕；收不过来，公社来人教把上一截铲了，堆起来，上边来人就说已经清了；庄稼扔在地里有一半多，地也荒了不少；种麦子，叫下一二百斤的种（平常下30—40斤），两个人都溜不迭，说明年能打一万斤（实际只打了200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53随之而来的就是“髙指标”。生产瞎指挥的又一个结果是1958年有大量的粮食没有收上来，烂在了地里。生产“国营化”的另一典型例证，就是“三三制”（即三分之一种植农作物，三分之一休闲和种植绿肥，三分之一种树种草）的推行，它使各省提出的1959年生产计划，粮食种植面积要比1958年减少4亿亩左右，占20%以上。54在农产品的处理方面，最典型的就是“高征购”了。 “浮夸风”盛行的结果，全国的粮食产量被高估了许多，征购任务也被相应地加大了。如在安徽凤阳，1958年实产粮食1.5亿斤，上报4亿斤。公社一级浮夸盛行，向上汇报数字都是层层估，级级糊，以孬报好，以少报多，没有报有，弄虚做假，欺上压下。报实受批评，报假受表扬，也大大助长了假报瞎吹。55山西太谷的扬家庄大队，1958年粮食产量满共打了80万斤，在上级的压力下，多报了一倍（160万斤）还不行，报到180万才通过了。结果征购100万斤（以为你还有80万，还不够？）。当时大队的主要领导人想，都统购走，是否像市民一样给供应呀？结果卖出了一部分种子。报亩产1000斤的指标，公社书记说∶ 你敢不敢在前头划一道呀？就变成了10000斤。还要挨批判，说跟不上形势。56可知在这种情况之下，所谓“集体经济”的“国营化”，已经达到了极点。

　　2）农民个人权益被剥夺，在当时也是极为广泛的。“共产风”的出现为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性质（或它的过渡性）以及军事组织的性质所决定，它所涉及的，决不仅仅是社、队几级，而是及于农民的许多个人权益。按照作为标准的“卫星公社简章”，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将私有的房基地、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公社所有。《人民日报》随即发表社论，称其“取消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57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曾说，不久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上实行共产主义。58在当时的情况下，不管怎样规定，房屋和生活物资私有的规定实际上已经被打破了。59据档案记载，安徽凤阳的“共产风” 一直未停，刮的范围很广，如土地、房屋、粮食、劳力、耕畜、农具以至家禽、锅、碗、瓢、勺等。甚至强占民房，撵人搬家，不搬就把人家的东西往外扔。有的人家被逼得东逃西窜，有的一家大小十几口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县委要求，几天内实现“车子化”，下边没有木料，只好扒社员的房子，用私人的木料，搞房前屋后的树木。有些地方组织了“挖掘潜力专业队”，村村查，户户搜。公开扬言∶“什么是你的，只有一口牙是你的”。手持铁棍一根，到处翻箱倒柜，东捣西戳。开始主要是搜查粮食，以后就查到什么，吃什么，看中什么，拿什么。为了大炼钢铁，县里提出了“家家挖潜力，人人献钢铁”的口号，有人把剪刀、铁锅也献了出来。 60在山西太谷，“共产”可能从1958年春天就开始了，如拗四件，金银铜铁锡，献四宝，珠宝玉器药，比地主分浮财还利害，“熬鹰”，非献出来不可。平调东西，私人房子队里想拆就拆了。说今黑夜就到共产主义了，就是“一铺一盖一碗一筷”。有人把衣服都穿在身上，外边套件烂的，要不就怕共产了。食堂也是强迫命令的，说灭老鼠窝，实际是搜粮食，拿铁条捅这捅那，怕有粮不来食堂吃饭；破房和庙宇都拆了给食堂烧柴了。说小孩子也要集中，统一管理，不认父母；七八岁的都集中到管区，管不过来，又分散回来。61河南“卫星公社简章”规定∶为建立公墓，可迁移现有的坟墓；居民点可以合并，社员原有的砖瓦木料，可根据需要拆用；62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也规定了孩子寄宿和领回的问题，63这些都成为各地模仿的楷模，并且越办越走样。如在凤阳，扒房并庄现象严重之极，曾有7个大队的25个村庄无人居住，有的队5个村并成一个，男女老少分四处居住。据说小庄并大庄像跑鬼子反一样，造成田地荒芜，草苗丛生，群众流离失所。64一些地方男女分开居住，65有的地方宣布即将进入共产主义，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只保留一条∶老婆还是自己的，据说这条还得请示上级。66 这些当然与“消灭家庭”的想法不无关联，也是实行“三化”即“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一个结果。

　　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被说成是按需分配的因素，主要是指在公共食堂吃饭或吃粮不要钱，工资部分算是按劳分配。实际上，由于收入低，绝大多数公社除了保障社员按低标准吃饭以外，发不了多少工资。例如在最早进行共产主义实验的徐水，在全县范围实行了“十五包”（包括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丧葬等），工资只发了两次，就继续不下去了。在河北省，人民公社分三类情况∶一是吃饭都没有保证，要国家救济的；二是能管吃饭，但发不出工资的；三是能发一点工资的。所以说在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中，真正按劳分配的部分微乎其微。67在山西太谷，扬家庄的一名壮劳力58年年终仅分红7.5元钱。当时认为是共产主义了，吃国家，吃大锅饭。村里开着两个灶，各取所需。外村人路过也吃，而且是挑着吃。走到哪吃到哪，五里地一个饭铺（好象毛泽东专门讲到的《三国志·张鲁传》中所说的情况）。但到过年春天就闹饥荒了。68在安徽凤阳，公社化后认为要拿工资了，有的地方一个多月没记工分。群众批评平均主义是“六个一样”∶吃的一样，穿的一样，用的一样，住的一样，做的一样，照顾一样：“五不分”∶干不干，照吃饭——好坏不分，多劳不能多得──强弱不分，规定每人三碗饭──大小不分，小农具、小菜园、野鸭集中归队，社员占用公家东西──公私不分。社员分配越来越低（有的队从1958年—1960年平均收入由37元下降到10元、5元，每个劳动日值仅5分钱），而集体扣留部分越来越大（占到 70%以上）。69“平均主义”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经济方面，除生产下降以外，“苦干三年”口号的提出等也从很早即决定了集体积累的增加。 701959年2月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1958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农产品“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农民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以保卫他们的产品，反批评公社、上级的平分主义，抢产共产。毛泽东的这番话──特别是“平分主义、抢产共产”──可以说正点到了人民公社问题的实质。为此他又指出，这是人民公社现在存在的一个大家还不认识的相当严重的矛盾，必须迅速加以解决。71如果说“一平二调”主要涉及的是社队的财产，与社员关系还比较小，如果说一开始许多社员尚抱有侥幸心理，想吃“国家饭”的话，经过对个人财产、权益的剥夺，经过1958年秋后的分配，他们开始清醒过来了。但谁也没有料到，粮食问题已悄悄地上升为一个严重问题，成为对他们生命安全的直接威胁。

　　3）粮食问题和粮食危机，在1958年还未成为像以后那样大的灾难，但它作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在这时已经出现了。

　　如前所述，毛在《高潮》按语中曾提出∶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农作物的高产量。721957年10 月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说∶现在一人三亩地太多，将来只用几分地种粮就尽够吃。73在大跃进之前，对粮产的增加即抱有相当乐观的态度。

　　1958年大跃进发动以后，6月14日毛在河南封丘视察时说∶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1000斤，猪肉100斤等等。748月上旬在河北省徐水，听说该县今年要打11亿斤粮食，说∶你们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指示应考虑生产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在安国提出∶粮食多了，每人每年可吃六七百斤，土地实行轮作。还称赞了河北省委提出的大地园田化的口号。757月底农业部发表公报，夏粮总产量达到1101亿斤，比上年增长 69%.对农业大跃进似乎作出了数量上的论证。《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夏粮大丰收说明，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不久又提出∶我国经济的发展，决定于人：“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76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三三制”的设想，即耕地的三分之一种植农作物，三分之一休闲和种植绿肥，三分之一植树种草。779月份刘少奇视察江苏，在座谈时说∶“我在河北、河南视察的时候，有些县委书记认为少种多收比广种薄收要节省的多，应该把丰产田的经验推广，集中使用人力和物力来种好田地。这样再过几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植树，三分之一休闲。”又说∶“这是农业经济上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希望各地好好算一算帐，认真研究一下”。7810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河北、山东、陕西、山西等地在农业生产上采取重大措施，特别是耕作园地化，是保证高额增产最有效的措施。它是耕作制度的革命，是实行毛泽东提出的“三三制”耕作制度的重大步骤。79在这种高度乐观情绪的支配之下，各省提出的1959年种植计划，粮食播种面积将缩减到15亿亩以内，比1958年减少4亿亩左右，占20%以上。80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到1972年，争取全国耕地实行“三三制”。并以为我国农业问题解决了，粮食吃不了了。决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上来。819月份毛几次表示，过去粮食增产很慢，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达到一万五千亿斤）。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8210月，西安农业会议报告，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8千亿斤是肯定的，1万亿斤是可能的。12月初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认为这一估计水分大，打了个折扣。因此会议公报宣布∶今年粮食产量将达到7500亿斤左右。那一粮食年度的征购任务，基本就是以这个估计数字为基础安排的。83实际上这些都远远超出了粮食产量的实际数字。

　　10月下旬，由于1958年农产品收购和调运工作完成得不好，若干城市和工矿区的供应已显得紧张，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紧急指示》，在全国农村掀起了一场高征购运动。与上年同期比较，1958年7—10月的4个月中，粮食征购数量减少440万吨，销售和出口增加260万吨，10月底粮食库存减少好几百万吨，许多地区纷纷要求调入粮食。为此，12月初再次要求各地抓紧粮食收购调运工作。由于任务定得过高，1958年全年粮食收购计划并没有完成（大约只完成了76%），但是这年的实际征购量已高达1175亿斤（由此看来1958年的计划征购量约为1500亿斤），比上年增加了214亿斤（增加22%）。 84这时在农产品供应上已出现问题。如毛在11月武昌会议上说∶大城市里头，猪肉也没得吃了，粮食也没得吃了，猪肉也不能出口了。85其实问题在农村早已出现，从毛泽东文稿来看（春季“通常的”闹粮不计），1958年秋天得知，安徽灵璧县由于自然灾害、强行旱改稻等原因，已饿死500多人，还有许多人卧床不起；河北邯郸专区由于不关心群众生活，伤寒疫病普遍流行（波及21个县市、70多个村庄）；春夏之间云南省因肿病、痢疾等，发生了严重的死亡情况（死亡 39000余人）。毛都做了批示，为云南事件还写了“一个教训”一文，说：“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显得相当重视。8611月间，在武昌会议上提出是否应适当收缩粮食征购任务。87到1959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已达2517万。城市蔬菜定量供应按两计，据说北京居民有个时期一天只能吃到一二两菜。广东一些地方已发现饿肿人（10930人）和饿死人（134人）的现象。88在稍后的庐山会议上，提到了今年的“大春荒”；河南在去年曾发生浮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春节时几万人浮肿，人均口粮一斤；湖北今春500万人日均几两粮，吃稀饭，已死了1500人，15万人浮肿；四川普遍吃稀饭，菜里见不到一点油荤；甘肃严重缺粮，公社食堂都吃面糊煮土豆；湖南一些地方每餐只有二三两米；山东济宁专区严重饥荒等。89这些是当时已汇报上来的情况，由此看来，问题实际上已到了很严重的地步。

　　1959年初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指出∶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存在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最近4个月内（1958年11月到1959年2月）全国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90承认问题的存在及其严重程度。

　　同时，毛又提出，关于粮食问题，应“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制，一万年还是如此。大反浪费。”并说∶今后几年内不要宣传粮食问题已“解决”了。 91这就和1958年对粮食或说粮政问题的态度有了很大的一个区别。

　　应该指出，1958年“高征购”的发生，并不是什么计划或预期的结果，而是随着大跃进和浮夸风而出现的。既使征购任务数字高达1500亿斤，与当时报告的粮食产量（7500亿斤）相比，还是一个较低的数值（约占20%），从帐面上看，给农民留下的余裕还是较大的。早先统购统销的提出，也是粮食紧张的一个产物，在主观愿望里还是希望随着粮情的好转，逐步提高农民的口粮水准的。例如1957年4月，毛泽东曾说：统购统销不搞不行，多搞也不行，明年准备除经济作物区以外，大多数合作社的粮、油、肉由合作社自理；921958年12月，中央曾批准“1958年粮食增产较多，完成了国家的征购任务以后，可以分一部分粮食给社员，使每户都有三—五百斤储备粮”的意见。935月份，中央警卫团干部队反映山东缺粮，在座谈会后，谭震林报告说，粮食困难，估计三五年内可能解决，即全国每人平均有1000斤粮食∶口粮600斤，余粮100斤等等。948月份毛在安国还提出∶粮食多了，每人每年可吃六七百斤。95可见并不是要一味地“高征购”到底，把粮食全部统管起来。但是到1959年初，毛却要求制订一个“严格”的粮食管理制度，而且是“一万年”不变，这看似不经意间的一个改变，却对当时的粮食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这就是当时毛仍认为农村并不真正缺粮，例如说农民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保卫他们的产品，若没有产品，如何来瞒？所以他说∶“我以为，产品本来有余”。962月份广东省委有一份关于瞒产私分的报告说，雷南县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7000万斤，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毛对该报告极为重视，并向全国做了批转。97因此决定还是由国家尽可能地把粮食管理和控制起来。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终于引致了大饥荒的“淬然爆发”。

　　许多人认为，大饥荒是三年困难时期也就是1959年以后才发生的，实际上，许多农村在1958年的冬季或59年初就没粮了；如上所述，在1958年这一年里就已经发生了饿死人和疾疫流行的现象。同时应该指出的是，许多人的“觉醒”，并不是在饿死人之后（如1959年），而是在1958年就开始了。这正是我们重视1958年和把它单独划分出来的原因之一。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许多事情，离开了1958年就不可能说清。

　　当然，这一时期的问题也有高度复杂的一面，例如毛泽东在1958年11月曾说∶我们中国人包括我在内，是个冒失鬼。并表示他最怕犯冒险主义错误了。 98到1959年3月又说∶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的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希望也避免破坏。99结果却不幸而言中，这场大灾难竟在不久之后就全面爆发了。

　　在上述情况之下，出现农民的“反抗”或“坚决抵抗”，岂不就是很自然的？

　　三·农民反应

　　1958年底，由于感到人民公社中存在一些问题，大跃进进入了所谓纠偏阶段。如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必须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批评了废除商品、货币，搞统一调配劳动力、资金和产品的主张，指出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对农产品实行无偿调拨，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武昌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以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衣被、家具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仍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并决定从1958年12月至59年4月，用5个月的时间进行整社。对农村的生产规划、分配状况、生活福利、经营管理、财务工作、组织领导，做一次全面的深入的检查。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各省相继召开了规模达千人左右的6级干部会议，许多县召开了5级干部会议，进一步调整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制和管理体制；并就毛泽东发出的3封党内通信，讨论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100各地在整社中，对1958年人民公社提出了许多意见，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字资料。本节将以这类资料为主干（当然也不排除其他资料包括农民的口述史料），讨论这一时期的农民反应。

　　在山西，省委于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召开了有5000多人参加的6级干部会议。会后太谷县召开了县、社、管区、生产队、作业组5级干部和500多农民，总共7500余人参加的大会。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和省委会议的精神，讨论了整顿人民公社的问题，以大鸣大放的民主方式开展了自下而上的批评和自上而下的自我检查，形成了一个人人自我检查，个个分担责任的局面。参加会议的有贫、下中农，也有富裕中农，还有几百个观潮派、算帐派和右倾情绪比较严重者，据说除阶级敌人外，把各种人的代表都请来了。会议宣布了不戴帽子，言者无罪，允许保留意见的几条规定，因此放的彻底，检讨的深刻。101会上针对人民公社的各种具体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例如在生产的指挥方面，人们提出∶“去年生产一会一样，上级不考虑下边情况，不结合实际，庄稼眼看收到手，非挖天顺渠不可”；过分的集中调动，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植树丢下了麦收，深翻、炼钢影响了秋收；公社化以后管区一点权利也没有了，请个假都要去公社：“上级安排工作不看季节，去年麦收正忙时，硬叫搞美化环境，到处画画写标语，许多人七、八天上不了地”；发展养猪事业，不分气候，大伏天运仔猪，几乎全部病死；十月里强调种麦子，干部有意见不敢提；公社职权过大，统得过死，有十不自由∶布置生产、安排工作、吃粮、经济、说话、工具、劳动不自由；58年秋季“县级不求实际太官僚，乡级任务观点太官僚，管区怕受批评就强迫命令太官僚，队长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乱抓乱干更官僚”；把小黑豆种成大黑豆，结果是长了豆荚空壳子，立秋还种金黄后（玉米），不管能收不能收；社里领导太盲目，不看条件推广新农具，深耕犁使不得，推车安了轴承不如原来的，扇车上改轮，三架车不如一个轮子的价值，浪费了钱又浪费了劳力，社员一肚子气没处说；全县等齐划一统一行动，任务布置很繁重，工作每日几变动，粮食堆的猪羊吃，不叫碾场叫种麦，过了一夜又变化，不叫种麦要秋耕；工作规划乱，生产安排乱，劳动组织乱，财政手续乱，社员思想乱，组织制度乱，收入分配乱，农具使用乱；过去被限制得死巴巴的，所有制不知谁有，通过这次会议，大家对这一状况的改变和权力的下放，感到特别满意（尽管这一问题尚远未解决）。102在劳力的调拨方面，人们提意见说 ∶为什么去年就要秋收，还要大抽劳力去搞钢铁、修水库和深翻土地呢？大兵团作战深翻地，效果不大质量低，“提起深翻土地，真正叫人呕气。光顾人多热闹，不管地里活计。大搞兵团作战，庄稼丢了一地。地也没有翻好，沟沟圪洞满地，……留下一半不管，到底有利无利”？把人抽上到任村翻地，到了任村到西贾，到了西贾又到朝阳，出去五、六天，只动弹了两天：“深翻地，调劳力，白天要下黑夜走，群众听了很发愁，大人哭，小孩叫，工作组说∶要的就是这气魄”！每次都要年轻人，年龄稍大还不行，只有劳力170个，一下就调走了71；因此在山西各地，劳力问题成为当时三个最突出的问题之一。103在“共产风”方面，人们反映说∶干部认为公社化就是共产主义，一切要“归公”；成立食堂时，撵人搬房子，说∶“啥是你的，都是公社的”，把群众的铁锅用火柱砸碎：“上面是一平二调三收款，我们是一愁二怕三紧张”；一些队里的羊儿，公社赶上走了，卖了一千多元，队里一文钱没得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买辆皮车，公社白白赶上走了；胶皮大车公社用了半年，没给一分钱（归还管区后，9辆车6天就赚了一千元）；会议结束时，由县退给公社和公社退给管区的款就有320余万元，粮食163万斤；所以供给制后，谁也不动了，甚么也是公社的，想拿甚给拿甚，人们不敢吭气；把好好的小农具卖了废铁，把新大绳用刀割开二毛一斤卖了烂货；许多社员不爱护公共财务，认为那是大家的，管不管、坏不坏，与我没有多大关系；不少地方出现了挥霍浪费财产，甚至乱杀猪羊、损毁生活资料的现象。104对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人们反映说∶跃进一年，一年多还不见工资；领导上说话不顶话，说正月十五分红，到三月十五也未分；实行等级工资制后，劳动效率普遍降低，“头级歇二级游，三级四级顶牲口，五级六级不见面，受不受三块钱，够不够一斤粮”：“开春说的按劳分，社员们干劲百倍增，劳动起来更有劲，为的是秋后多分红”，结果是“按劳分配不执行，多赚少赚一律平，社员知道了这风声，在家装病不出门”：“评工制度全打倒，记的工分全取消，按等评级发工资，劳动一年和尚的帽”：“一年发了11块，穿不上衣裳买不起鞋”；去年做了几百个工，“秋天一下子给抹了个净光”；咱们打了多少小麦不给吃，都让公社白白拉上走了，后来来了个供给制，给了3块钱，说劳动日不分红了，共产主义社会建成了；劳动不劳动，个个有一份，动弹不动弹，一天三顿饭，吃饭人多了，劳动的少了；群众把平均主义总结了五大危害∶“一害报酬一拉平，强弱好坏不分明。二害劳力乱调动，顾了西来丢了东。三害群众思想乱，白天黑夜怕共产。四害群众不满意，一切财产不爱惜。五害劳动泄了气，群众要和党脱离”。105“共产”还“共”到了个人头上，如炼钢铁砸了铁锅，大积肥拆掉民房，人们反映说∶“一切财产交公家，见了干部把他怕，共产党领导真是好，穷的富的都斗了”：“房子不由自己占，三番五次搬地方。公社没有招待所，只好搬出腾下房，另找地方安了家。住了不到七、八天，公社扩建又要占，无奈又把家来搬。自找关系落了户，房东又想要房钱。现在提起所有权，一肚子怨气憋的慌”；收购废铁时让3天收购9万斤，只好把群众的铁锅砸碎，还搜查群众，假说是检查卫生，进群众家翻箱倒柜，“又搜钢、又搜铁、又搜粮”，三结合；有人自留地里几棵留作寿材的柳树，公社化以来就折在社里，个人什么权都没有了，说是∶“什么你的我的，都是大家的”；某管区不和群众商量，就将150间房子让食堂占了；事后由上面退还给个人的物资，计有住房5500间，小农具2万多件，猪羊等家畜3500多只，日用家具（主要是灶具）4万多件；以致有人说∶“日本人是三光政策，公社化是五光政策”。106在运动中，个人人身的权益也遭到了侵害，如普遍反映只管生产不管生活；说∶“大跃进以来，对人不值钱了”：“对妇女不关心，起半夜睡五更，一说劳动就跃进，得了许多月经病”；大兵团作战时社员病了，汇报上来乡长说∶“打仗还怕死人，死几个不要紧”；子洪淹死了两个人，从乡里到县里，反映几次没人答理；大战钢铁时，有人对外来民工随便砍树、偷东西提了意见，就劳改了三个月；某村把有病的人送到水库，没几天就死了；强迫孕妇上地造成流产，不出勤不给饭吃；有的社把不好好劳动的农民组成跃进队（实际是劳改队），有的因劳动过度死了人；深翻地时，公社书记无故把一个走亲戚的妇女的一篮子馍馍没收了，把两个行路人和一个烧五七的妇女强制劳动了半天；还有军阀主义，捆人、吊人，逼小孩劳动等。107此外，还存在农忙季节集中睡觉，吃饭睡觉地头化，男女分开集中，小孩送幼儿园（有的因此病死）等现象，都使群众意见很大。108在粮食问题上群众意见更大，反映说∶全管区每人平均只有383斤，统购任务已完成，还把我们的粮食往外调，现在拿红薯干顶粮吃：“历来说定产三年不动，结果去年来了个保证产量，也不知道征多少，至现在还欠国家任务8万斤，而库存只有13万”：“我村麦子比57年增加了30万斤，要是以管区分配，我们的生活要大提高，可是现在连口粮也来不了”：“请上级你们听，去年人口留量500斤。山西日报也登过，此数为何不执行。上级不靠社干部，二次来了反隐瞒。保证任务叫完成，每人吃粮整一斤。社员们吃不饱，今年的生产真难搞”：“自从入了人民公社，每日起来常受饿，……打下粮食吃不上，每天只吃斤二两。明里做，夜里受，打下粮食不管够。搬瓮子翻箱子，找寻粮食闹吃的”：“天长夜短两顿饭，斤三两粮食怎么办”：“一天只给斤三两，一顿就都吃了”：“一天一人十四两，吃的肚里空落落”：“人民公社化，有时说大话，对着社员说，吃穿都不怕，一切供给制，劳动军事化，群众开口骂，说话不顶话，钱儿花不上，粮食斤二两，劳动三小时，全部都歇下”；58年麦子丰收，整整吃了一麦秋。秋后吃饭变了样，早晨喝的稀溜溜，晌午两个窝窝头，晚上肚里咕噜噜：“照现在一天喝上两顿，尿上一泡就完了”：“一天吃两顿稀的，社会主义好在什么地方”！“今后要想多打粮，政府必须加口粮”，要求改吃三顿饭。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还有，58年粮食有“三大遭遇”∶夜战收割扔一地，往回拉路上丢失，场里鸡吃猪吃，下雨生芽，打场不净，偷喂牲口，食堂浪费，外调数不清楚，大批霉烂，入食堂吃：“本来产量特别高，十成粮食七成收”：“麦子告状，为什么叫我生了芽；高粱告状真可怜，放到村外过了年；玉茭告状真是苦，不让回家来见主；豆子告状真伤心，地里哭的泪淋淋；谷子告状数我小，冻的我是光喊叫”；白菜告状我是宝，唯有今年长的好，冻的脓流水粪堆上跑；罗卜告状，放的我浑身流水脱了皮；深翻地的结果是∶玉茭上了吊，棉花吊了孝，豆子放了炮，茭子谷儿睡了觉，山药蛋花生尿了尿，胡萝卜白菜冻的叫。不但人不够吃，牲口饲料也留得不够∶有的牲口一连好几天没有料吃：“留的饲料实在少，一天喂的一把把，牲口饿成瘦干巴，吃不上，肚子空，拉上犁儿走不动；毛驴成了一根棍，牲口成了毛猴猴”：“耕地深了走不动，牲口受饿不说话”。109粮食问题成为会议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有人主张口粮问题一定得国家给解决，也有人不同意；有的管区算帐说，只要能发动好社员，还能够拿出4000斤粮食；有的检查了认为家贫难管妻，一管就肚饥，粮食没底子，生产不能干，而产生了隐瞒粮食的思想，并交出粮食一万斤；有的队说出隐瞒16000斤，有的队隐瞒了过年分余小麦700斤；有的地方农民“自愿”报出存粮，据说某村一夜就报出2300斤；有的准备从马料里解决42000斤，种子中解决10000斤；有的说∶“庄稼人靠自家，自己跌倒自己爬”，缺粮35000斤，准备挖潜力解决10000多斤；有的队从群众中动员300多斤，准备再多种些早熟作物；某公社13个管区中的10个管区缺粮8万多斤，认为完全可以自己解决；有的公社可挖出粮食12万多斤；有的准备动员全队20户拿出2800斤粮食，再加上每人每天节约一两，也就可以解决不足部分；有的村清理了库存，打算继续完成征购任务；还有的采取了一两粮掺三两糠碾成炒面的办法，把一两粮吃成四两；有的提出挖掘漏洞的10条门路∶社员小块园地收回的粮食，开小块荒地收入的粮食，社员拾回来的，社员旧存的，社员猪饲料地收的粮食，自留地内粮食，存在家里的零星粮食等等；有的提出，压缩饲料和秋田种子，卖粮应当面付款；有的村3天内卖出粮食4400斤，也有一户卖出上千斤的；会议初有240个管区要粮1600万斤，结束时只留下140个，要粮1000万斤。110从以上情况看来，除少数地方以外，111 缺粮是相当严重的（如上述140个管区仍缺粮上千万斤）。缺粮的原因很多，首先是高征购（如在上述情况下还在强调完成征购任务），其次1958年的粮食消费也比较高，例如有些地方到1959年初还吃到一斤四两，尽管这已不能称为“放开肚皮吃饭”，但在以后的集体化时期却是很难达到的（当时有人强调只有一斤六两一天才够吃饱，112这倒和实际需求很接近）。对于人们提出的问题，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但有些并没有真正解决，有些是拖延了下来，粮食问题即是其中争议很大的一个。当时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反对瞒产私分的斗争，造成了农民的严重不满。113在太谷，领导也一再追问有没有存粮，使下面“又背上了一个包袱”。114根据已报出的情况来看，太谷的瞒产私分并不算很严重（有的队或是管区才隐瞒了上万斤粮食），而在各地“动员”、追查的结果，报出的“余粮”数量也很少，往往一个村（甚至一个管区）不过几千斤。特别是为解决缺粮问题而提出的几项措施，已经和饥荒年代没有什么区别，可惜它们都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针对上述各种问题，群众编了许多顺口溜，除前面已引述的，还有∶“十不满”∶一不满把强劳力调走和浪费劳力，二不满不等价交换，三不满实行劳动评级，四不满丢了粮食，五不满做假报告，六不满强迫命令，不走群众路线，七不满只管生产不管生活，八不满干部说话不算话，九不满工具改革改的多用的少，重数不重量，十不满动不动就处分人；“十多十少四没有”∶“批评指责多，体贴关怀少，布置任务多，检查帮助少，农具丢的多，购置修理少，老弱残病多，青年壮年少，脱产干部多，参加劳动少，平均分配多，按劳付酬少，报纸杂志多，阅读的人少，提的意见多，解决的问题少，打的粮食多，社员吃的少，公社权利多，大队权利少”：“一没权，二没钱，三没劳力，四没好房间”；“走了公社全心全意，社员干劲惊天动地，……秋天分配来了个平均主义，男女老少半信半疑，干部们没有主意，老汉们听了唉声叹气，青年人是大不满意，懒汉们是欢天喜地，有些妇女是装神养病，伤害了群众的生产情绪，远地近地谁都不去，请假不和干部联系”；“十不该”∶“一不该大跃进缺乏计划，二不该大积肥拆掉民房，三不该植树造林烂了麦子，四不该种麦子不求质量，五不该深翻地扔了庄稼，六不该强种麦误了打场，七不该修土铁路丢了白菜棉花，八不该集中睡觉一户分成几家，九不该假报成绩受到表扬，十不该妇女深翻地带上娃娃”；“共产党领导真是好，内里的奸臣也不少，不顾收秋深翻地，奸臣出了坏主意，社内的劳力到处调，粮食扔的也不少，今年怎么把生产搞，大人一斤小孩少，……哪里大人能吃饱，牲口饲料减的多，…… 牲口受饿不说话，人民受制上级把权力霸，一切财产交公家，见了干部把他怕；共产党领导真是好，穷的富的都斗了，起器钱卖了铜，六月份电气化点电灯，电灯现在不见面，句句话来把人骗”；“劳动不记工，一律要拉平；那时大跃进，我先闹不同；粮食不收打，拉夫很严重；有心提意见，害怕大辩论；共产主义都有份，再提意见不顶用；算了吧！这时我就装了病，那有心思再劳动”；“十不该”∶“不该乱放卫星，夜间把小学生全部集中；不该虚夸假报，老实人受了批评；不该没计划把口粮调尽又调……；不该把基层民兵集中，不干活串门，吃饭还放卫星；不该深翻地把棉花踏平，不见人只见灯，浪费灯油几千斤；不该下命令叫老人小孩病人都出阵；不该推翻固定不记工分；不该全公社打乱平分；不该说现在共产主义已经实行”；平均主义的危害∶“一不利”∶不利巩固公社：“二乱”∶思想乱、工作乱：“三顶牛”∶任务顶牛、调动劳力顶牛、调动农具顶牛：“四歪风”∶共产风、并校风、礼拜六风、乱吃风：“五消极”∶劳动消极、工作消极、建设社会主义消极、计划措施消极、爱护公共财产消极。

　　“九月里来公社化，分配粮款平均下，不说你村和我村，一律财产归了公，分粮分款大平均，社员思想打不通，冬季来了大发款，每人平均整六元，有劳无劳都来领，拿上钱儿两个心，二流懒汉高了兴，……劳力多的大反映，下地生产没干劲，一年生产为了啥，因此社员尽装病，青年人拄上长拐棍，老年人病的不能动，妇女经常有月经病，地里经常不见人，生产队长食堂蹲，管区干部满街寻”。

　　有的大字报上写道∶“去年公社化时，把人们闹的心慌意乱的，劳动一天也不得歇心，又是男人集中男人呀！女人集中女人呀！有人说，要把娃娃们集中往太谷送呀，我一听这话，嘴里不敢骂心里就偷偷的骂，共产党这是什么政策呀，和老婆娃娃也不让见面了，回家吃饭连锅也没有了，这不是活活要人命吗？老实说吧！我在去年冬天就装了病，一冬天也没劳动了一天，今年春天劳动也是勉强的，不是为了吃14两，也不劳动他狗日的。”115表现出人们对1958年“公社化”和 “共产”的愤懑之情。

　　在这种情况之下，1958和1959年的生产自然要受到很大影响，如得知平均分配以后，许多社员在家装病，三请五请不出门；减收多的是一般属于劳力多人口少的户，生产上的主力军，他们劳动情绪消沉，休息多干活少，不满地说∶“共产党没良心了，说的是按劳分配，实际是谁苦战苦了谁”；有的反映说∶“公社分配平均，吃粮分款相同，每人发款三元，吃粮只多一斤，劳动积极泄气，……装病在家不动，有的腿上抹酱，有的拄上拐杖，如不赶快纠正，今年生产没劲”；群众不好好劳动，有“四顶”∶没鞋脚顶、没裤肉顶、没饭肚顶、有病命顶，“一不动”∶不劳动；劳动干劲也不大，“小孩顶大人——玩耍了，老汉顶后生——晒太阳，后生一人顶二人——串门子”；有的干部说∶“在以前，领导上是催来！咱是推来！社员是哄来！”有的管区有48个人拄上假拐杖不参加劳动，有人早晨根本不上地，经过会议提出∶下地早，不空跑；扔掉了拐杖，出勤率也提高了（有的增加了23%），劳动效率普遍提高半倍到一倍。从反映的情况来看，当时生产已受到很大影响，如土地没有翻好，许多没翻过来，致使出现荒地的现象（有的村竟1500亩地都没耕），同时肥料少，农具缺，水也不足，——它和人们头脑中“大跃进”的景象，无异已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因此各地也相应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如深翻地、抢下种、送粪，抢修农具、不让皮车再歇着，增加劳动时间（过去有的实际只劳动三个小时）；不过仍有人强调困难大，对59年的生产缺乏信心（其中也有害怕高征购的成分），否定58年的成绩和59年的更大跃进。116 不过，这些也不仅是太谷一个地方的现象，如在晋中汾阳，整社以后全县出勤率由62%提高到91%，提高了47%，劳动日进度提高了31%；在运城等地，劳动效率相差40%，可见当初人们是怎样劳动的。117在广东新会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出现了“四多四少”∶吃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装病的人多，吃药的人少；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读书的人多，劳动的人少。有人把“三化”叫做∶“出工自由化、吃饭战斗化、收工集体化”。出勤率普遍下降了五、六成，劳动效率和劳动质量也普遍下降。基层干部受到影响也消极起来，甚至随波逐流，对59年的更大跃进缺乏信心。这一报告曾引起毛泽东的重视，批给正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市委书记会议研究。在全国许多地方，备耕工作重视不够，肥料准备不足，耕畜养护不好，生产责任制不明确，劳力安排不当，都势将影响1959年的生产。 118不少地方发生了宰杀和不再养牲畜、禽畜的严重现象，如山东耕牛死了1／4，广东不养猪了等等。119表明这些已是全国性的现象。

　　总的来说，农民对1958年是怎么一个看法呢？在他们看来∶1958年9月公社化以后是99%的缺点，东西也不分你我乱拿；公社化俨然就是“共产主义”，一切应归公了；公社化搞食堂，干部假借查卫生的名义到处搜寻粮食，致使群众害了怕，觉得社会变了样；上面是“一平二调三收款”，下面是“一愁二怕三紧张”；群众思想混乱，害怕共产；有“十五气”∶第一气领导干部“带了疯气”；人们心里有一股怨气，可是又不敢说；觉得自己就是个受气疙瘩，吃了一年的钉子；人们开始半信半疑，觉得世道不对了；领导上说话不算话，群众对政策也不相信，开始和党脱离；无论是派任务还是调劳力、物资，都顶，形成上下顶牛；并开始哄上头，据说是∶干部哄群众，哄一成，群众哄干部，哄九成。……1201958年的事实，实际上已经教育了农民，使他们有所觉醒，认识到“集体经济”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并开始和共产党离心。

　　无疑，在1958年农民仍是被动的，和几年前的集体化一样；他们的反应，也是在仓促之间做出，是很质直的。例如，在公社化中，全国各地有不少人公开反对并社，反对刮“共产风”，121公社化后不难看到，这个制度（或农民所说的“社会”）不管要发展到哪里，现在就已在“平分”、“共产”，“剥夺”农民了，并使他们面临有严重饥荒的危险。所以农民开始了他们的“反抗”和“坚决抵抗”（毛泽东语）。这一反抗的最主要方式，可能就是“怠工”，或“变相罢工”，不生产，或是不多生产，它表现为出勤率和劳动效率的普遍下降，以及人为造成的田地荒芜，施肥、灌溉和耕作水平的下降。出现这种现象有着多重的原因，如在农村经济高度“国营化”的情况下，农民产生有依靠国家和依赖上面的思想（在国家“共”他的产的同时，他们可能还在梦想“共”国家和别人的产），另一方面，产权和生产指挥权的丧失，多劳不能多得（或者不劳少劳也一样得），以及产品被无休止地调出，都可能使他产生对生产不再负责的思想，觉得干不干反正就是那么回事。这一时期农民的再一个反抗方式，就是瞒产私分。从1959年初的情况看来，这时的瞒产私分是相当普遍的，但与三年困难时期比较，问题的严重程度可能还没有以后那样严峻。其实，无论是怠工、不生产，还是瞒产私分，都是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的共同特点，两者的区别，恐怕不过一个是匆促应战，一个已构成为某种“行为方式”罢了。

　　但无论怎样，1958年政府和农民显然已站在对立的双方，也可以说已“正式开战”。而在以后三年中“两军对垒”的结果，却是惨不堪言。首先，是农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注释：

　　1第一、第二回合的提法，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页709.

　　2薄一波，页661.

　　3《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北京，页675；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从1955年下半年批判农业合作化的“小脚女人”开始，毛泽东就认为各项建设事业应当大大加快，应当不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页1.

　　4薄一波，页636、641、661.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三个口号时说，不促进党就可能变国民党，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页204.

　　5薄一波，页642.61958年2月政治局会议，薄一波，页645.7薄一波，页679—681、636：“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据说，当时农村中每天有近一亿人“向大自然进军”，从1957年10月到1958年4月，全国农民共投入130多亿工日，完成土石方总量达250亿立米，铺成厚一米、宽66米的路，可以从地球铺到月球，《大跃进亲历记》，页125—126.8薄一波，页660.9《新中国农村经济纪事》，页166.据说， “大跃进”的口号，最早是出现在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号召中，《大跃进亲历记》，页158.10冒进和反冒进发生于1956年，由于注意力集中于国际问题，毛对之采取了保留态度。1957年下半年，开始批评反冒进（不过早在1957年1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即说过∶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331、《新中国农村经济纪事》，页145、）；后经4月武汉汇报会议、5月八大二次会议，对反冒进做了结论，薄一波，第二十四章。

　　11先是，《人民日报》1958年元旦社论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成都会议上毛把它与“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之为总路线，遂为八大二次会议正式确定，薄一波，第二十五章；《庐山会议实录》，页2∶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是其中的中心环节。

　　12《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2，页139.13薄一波，页681.14薄一波，页653.15薄一波，页667；《当代中国农业》，页141.16《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36—144；薄一波，页683.17《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45；如同高指标始于1958年初一样，浮夸也从年初开始。如1月5日报道，湖北孝感县联盟农业社一季晚稻亩产2000斤，见《新中国农村经济纪事》，页171.18《新中国农村经济纪事》，页185.19《新中国农村经济纪事》，页187—189；《人民日报》社论，1958年8月13日，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页47.20薄一波，页739；《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56.21《当代中国的农业》，页 146.22薄一波，页689；后经落实，1958年产量，粮食为4000亿斤，棉花为3938万担。

　　23薄一波，页750.24薄一波，页690.25见薄一波，页691—709；《庐山会议实录》，页24、123、143等多处。对大炼钢铁执行不力者，北戴河会议内定了6条纪律∶警告、记过、撤职留用、留党查看、撤职、开除党籍，《庐山会议实录》，页63.26薄一波，页894.27据中共中央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说∶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已经在若干地方普遍发展起来。中央农工部的简报中说 ∶公社化运动从7月份开始发展，8月份普遍规划、试办，9月份进入全面高潮，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69、84.1959年黄克诚曾就公社问题说∶北戴河决议的领导作用，赶不上七里营、徐水那一套，《庐山会议实录》，页105—106.28《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页285－286、 611等。

　　29薄一波，页728—730；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国家统计局农村司∶《中国农村40年》，中原农民出版社，1989，页121.30薄一波，页 730—735.31薄一波，页736—740.32薄一波，页741—744、749；《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51.33薄一波，页806.34《新中国农村经济纪事》，页186、196；薄一波，页749.35薄一波，页756—765.36《新中国农村经济纪事》，页196.37薄一波，页820 —827.38见薄一波，页746.又，1959年6月李云仲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过去常说农业计划是间接的，实际上比直接计划还要死，农民自己毫无机动，这种情况到公社化以后是更甚了，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3，页383.39例如在山西省，据说“一平二调” 的“共产风”就是由1956年的升级和并社时开始的，《当代中国的山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页92.40《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46.41薄一波，页708.42薄一波，页894.43《乡村三十年》，页166.44游墨则、李来富、胡二娃，杨臭小、郭丑等人的谈话，1994年 9月，山西太谷。

　　45《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19、64.46被作为标准模式的?酷?轿佬枪?缂蛘鹿娑ā酶鞲雠┮瞪绾喜⑽??纾??莨膊?饕宕笮?鞯木? 瘢???磺泄?胁撇?桓??纾?嗾卟煌耍?僬卟徊梗??杜┮导?寤?匾?募?惚唷罚?拢??5.47中央农工部的简报中说∶许多地方成立公社后，立时大办工厂，遍地小高炉林立。农村中学、大学、红专学校遍地开花。农村食堂、托儿所等组织日见普及。老年幸福院、妇产院、澡堂等都有很大发展，《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84；以上参见薄一波，页758－760.48《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89；另一种是与国营农场合并的。

　　49《乡村三十年》，页178.50“太谷县委关于贯彻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1959年4月16日，太谷县档案∶3—1—58，页91— 92.51薄一波，页762—763.52《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116.53游墨则、李来富、胡二娃等人的谈话，1994年9月。

　　54据估计，1958年有10％左右的农作物未收回，《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136，另说，失收的损失约占10％到20％，见《庐山会议实录》，页107：“三三制”的情况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106；实际减种1160万公顷，见《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60.55《乡村三十年》，页181—182.56游墨则、李来富的谈话，1994年9月。

　　57薄一波，页748；《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95.58杜虹：《20世纪中国农民问题》，中国社会出版社，北京，1998，页 369.59薄一波，页762.60《乡村三十年》，页178—181、165.61胡二娃、李来富，杨臭小，高继忠等人的谈话，1994年9月。箱箱柜柜，收归公有，以及说∶“除了一双筷子、一只碗是个人的，其他都归公有了”，大约都是徐水的经验，《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56.据1959年谭震林说 ∶1958年的毛病，第一是刮“共产风”把桌椅板凳、簪子、耳环、银元、房屋、牲畜直到鸡鸭都共了。这股风是武汉会议煞的车，见董保存∶《谭震林外转》，作家出版社，北京，1992.62《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99—100.63《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121.64《乡村三十年》，页181.65《乡村三十年》，页170.当时被打成“右派”的公刘随总政、总参、总后、海政、空政五大单位遣送到太谷郭堡水库工地劳动，就见到男女隔离，“男的归一堆，女的另归一堆”的新鲜古怪的集体生活（《荆棘路》，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页216）。他以为这是开天辟地以来闻所未闻的事，其实太平天国就实行过。

　　66薄一波，页755.67薄一波，页760—761、751.68胡二娃等人的谈话，1994年9月。

　　69《乡村三十年》，页172—175.70《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16、74；收入减少的原因是∶积累多了一些，它比上年增加了2倍左右，达到15—20％。副业特别是家庭副业收入减少。浪费相当大，如1958年农产物估计有10％左右未收回，冬季粮食浪费不少等，见同书，页 136.7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八，页61—62、66—67、69—70.72《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北京，页675.73薄一波，页680；《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469.74《新中国农村经济纪事》，页185.75薄一波，页739；《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 56.76《新中国农村经济纪事》，页187—188.77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17日、30日。

　　78《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64；又见《新中国农村经济纪事》，页193.79《新中国农村经济纪事》，页195—196.80《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106.81薄一波，页69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2，页505.8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七，页380、394、432.83薄一波，页689.84《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61—162.85薄一波，页814.8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七，页436、530、584—586；到10月10日止，据说云南全省累计发病38.8万多人（肿病），死亡39172人，云南农业合作化史编辑室、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部编《云南农业合作制史料》第四卷，页319.8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七，页554，毛在武昌会议讲话提纲中写道∶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是否泼冷水？是否机会主义？一定要有可观可能性。过了明年六月再看。

　　88薄一波，页714，《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15.89《庐山会议实录》，页20、28—29、71、94、96、111等。

　　90薄一波，页820—821.又，在庐山会议上，黄克诚也指出，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的，《庐山会议实录》，页106.9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八，页64、73.92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谈话记录，1957年4月30日。

　　93《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108.9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七，页249－250.95薄一波，页739.9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八，页70.9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八，页52—54，毛批示说∶农村大队小队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这在全国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薄一波，页 819.98薄一波，页813.9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八，页87.100《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63－168；《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118－120、125.101中共太谷县委文件，59总字第51号，1959年4月24日，太谷县档案∶3－1－58；会议的这种开法，如召集较大规模的会议、要有对立面包括“观潮派”在会上交锋等等，并不是山西或太谷的独创，而是由上面提倡的，参见毛泽东的“党内通信”，《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151、159－160；关于会议，又见页161－162等。另，当时太谷和祁县曾合为一县。

　　102太谷县档案∶3－1－58，页2、5、13、14、16、17、25、29、30、34、45、74、78、136等。

　　103太谷县档案∶3－1－58，页3、5、20、24、34、135等；及《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162－163.104太谷县档案 ∶3－1－58，页4、28、52，17、14、91，“中共晋中地委关于整社工作第三次报告”，1959年2月4日，“中共晋中地委关于当前整社工作第四次报告”，1959年3月11日，太谷县档案∶3－1－54.105太谷县档案∶3－1－58，页2、3、11－12、17、18、40、48.106 太谷县档案∶3－1－58，页6、11、12、17、28、33、39、68，91－92、100－101；及《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 162.107太谷县档案∶3－1－58，页2、13、14、24、25、30、31、33、34、50.108太谷县档案∶3－1－58，页33、 47、135、138.在建立农业“产业军”的口号下，各地都组建了生产兵团，实行“三化”。结果全公社、全县、甚至全地区、全省的劳动力，都被按专业、年龄以至性别的不同分别组织起来，象野战军一样来回调动。其中以山西尤甚，《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54.109太谷县档案∶3－1－58，页4、8、 10、11、12、14、24、28、34、40、50、57、60、127、134、135、136.110太谷县档案∶3－1－58，页3、29、 55－56、57、60、61、64－65、68、70、71、77、100；据说一些地方“去年解决粮食问题时，群众存粮已经挖净，今年就得向国家要，别无其他办法”，见“关于太谷东观人民公社乔家堡管理区解决粮食问题的经验报告”，1959年4月，太谷县档案∶3－1－54.111例如在胡村公社（报告说仅能挖出余粮12万斤）的北阳管区（说能找出粮食5000斤）的一些地方，当时并不是高征购的重点地区，所以粮食并不很缺（报出很少是因为这时谁也不敢多报了），有些地方（如吾村）还瞒了产，所以这些地方是到1959年底才开始挨饿，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如扬家庄等）从59年初就挨饿了，见太谷调查，杨臭小、李来富等人的谈话，1994年9月。

　　112太谷县档案∶3－1－58，页61、66.又，在庐山会议上，李先念曾说∶360斤口粮肯定不够，《庐山会议实录》，页116.113《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66.114太谷县档案∶3－1－58，页71.115太谷县档案∶3－1－58，页2、10、11、12、14、16、23、34、 130、18.116晋中地委∶“关于以算帐为中心的整社试点工作的报告”，太谷县档案∶3－1－54，太谷县档案∶3－1－58，页4、11、12、 13、14、19、22、24、26、35、40、45、51、52、88、93、101、127、130、139；大跃进中组织的许多野战连中，有一种是专管“突荒”的，突击锄草等等，据说当时各地荒地不少，胡二娃的谈话，1994年9月。

　　117中共晋中地委关于整社工作第三次报告，1959年2月4日，太谷县档案∶3－1－54，及《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166.118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八，页19－20，《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127－128、131；据以后的材料反映，广东全省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9月份达到800多万人，比反右倾前约增加一倍；在湖北麻城，整社前后的劳动出勤率相差也将近一倍，工效和劳动态度相差更大，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49、171；在湖南，据说农民“作了一天活，身上没出汗”；四川在整社前后，出勤率相差10－20%，劳动时间相差一个半到两个小时，见《庐山会议实录》，页39、372，113.119在庐山会议上，据陶铸说∶“九年惨淡经营，真是毁于一旦”，750万农户，70%以上养猪，一吃一死，都不养了；李云仲在金县一个生产队调查，去年有猪300多口，今年只剩了9口，鸡鸭去年几乎杀光了，见《庐山会议实录》，页156、26、48等。

　　120太谷县档案∶3－1－58，页128、2、13、27、18、48、65、128、129、3、34、61、26、28、32、132.江西党校80多个县委一级干部在鸣放中也提出∶中央通过的两个有关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庐山会议实录》，页42.121《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57，据说，类似情况在各地数不胜数。


大梦初觉——大跃进和农民行为（下）
　　这一部分的内容，将主要集中于1959—1961年，包括“继续跃进”、“三年困难”，以及这一时期的农民反应。“战争”已到了如此惨烈的地步，农民为了求得生存，使用了除起义造反以外的形形色色的手段，它使这一反抗带有了不同寻常的意味，也显得格外正义和悲壮。由于种种原因，本文不可能全面描述出这三年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有关大饥荒的情况），资料的缺乏本身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但从本项研究的主题出发，最重要的可能不在这里，而是努力探索农民在各个方面的反应，哪怕它仍不够全面。

　　在前一个部分我们曾强调1958年的特殊意义，确实，由于“纠偏”的存在，“大跃进”这几年的历史似乎被割断了，但在读过本章之后，不难看出，1958年和1959—1961年这两个时期，其实还是一段历史。

　　如同前一部分，本文首先叙述这一段历史的简要过程和主要事件，然后再依次讨论农村情况和农民反应。

　　一·继续跃进和三年困难

　　1）庐山会议和“反右倾”∶

　　1958年，共产党企图在农村建立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一方面是为了迅速向“理想社会”过渡，另一方面则是为经济上的“大跃进”服务。这种组织以“公有”为原则，以行政命令之下人员和物资的集中使用和无偿调拨为方式，以尽量缩小乃至铲除个人权益（所谓“资产阶级法权”）为底里，因而立即演化为“抢产共产”，它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也引起了农民的“坚决抵抗”。“纠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纠偏的目的是纠正偏向，以利再战，并不是要取消“大跃进”。因此，到1959年年中，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后退”，1随后在庐山召开会议，准备由批 “左”转为赶快抓1959年的“跃进”。2“纠偏”只是承认工作中存在着一些偏向，并不意味着有什么指导思想上的问题，因此它的作用只能是有限的。例如对 “共产风”的纠正，实际上远非如想象中的那么彻底，若干省份连中央的有关指示都没有传达，甚至把它认作“反面材料”；3对形势的认识，也存在很大分歧，如在庐山会议前，毛泽东以为问题都已解决了，只剩个尾巴；因此说会前走了四省，是“天下太平，四方无事，情况很好”。4因此无论如何，庐山会议都不可能解决多大的问题。5正是有鉴于会议不能正视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那些严重的问题，彭德怀写了给毛泽东那封著名的信，从而引起了轩然大波，改变了会议的进程和方向，导致了“反右倾”的出现。

　　彭德怀的信讲出了许多实际情况，揭露了一些问题，有的还是很尖锐的。其目的在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6但是毛泽东却把它看做了对他的冒犯，是动摇三面红旗，有损于他的权威和革命理想的实施。7其实在彭的信中，有许多问题还没有写到，如相当多的地方还在搞大兵团作战，不分强弱，不计报酬；由于拆房建居民点，有些群众无处栖身；不少地区抢着实行“园田化”，加上农村劳力极端不足，全国春播较1957年减少9000万亩，以及市场紧张，……等等。8这些绝不是什么“鸡毛蒜皮”或“一个指头”的问题，由此可知，这一事件虽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大的争论的发生，确是迟早难以避免的。9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被定性为“反党集团”。随后在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中，一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到批判和受到组织处分。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在这次运动中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如果把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也包括在内，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远远超出了“右派”的人数）。这些大都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提出批评意见的人。10

　　2）继续“跃进”（大跃进的第二回合）∶

　　庐山会议的结果，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同时重新吹响了“跃进”的号角。彭德怀在当年的笔记中曾写道∶“它将要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引起更加严重的比例失调，甚至引起党内外一段时间内的混乱，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后果！”事情的发展竟完全证实了他的忧虑。11继续 “跃进”首先表现在高指标上，其中尤以钢铁“一马当先”，其次则是粮食、煤炭等。钢，在1958年仅生产了800万吨，为北戴河会议确定指标的75%.拟定1959年计划时，钢由3000万吨的高起点，逐步压缩，减至1800万吨，4月调至1650万，5月压到1300万吨。实际产量达到1387万吨。 1960年的计划，由于受到“反右倾”的影响，许多人头脑再度发热，指标无法调整，由庐山会议的1840万吨，到1960年初，修改为三本帐，即1840 万吨，2040万吨，2200万吨；要求确保完成第二本帐，争取实现第三本帐。钢产量一变，冲乱了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全国又掀起了保钢、保煤、保运输的“跃进”高潮，造成经济生活的更大危机。当年钢产量达到1866万吨。1961年计划生产钢2010万吨，1961年6月调低到1100万吨（估计至多能完成850万吨）。所以说三年大炼钢铁，始终没有放下“跃进”的架势。重工业的“单兵突进”，使轻工业生产急剧下降，而遭到最大破坏的是农业。12粮食，原公布1958年产量7500亿斤，庐山会议修改为5000亿斤；1959年指标也由10500亿斤，调为5500亿斤，当年实际产粮3400亿斤，虚报为5400亿斤。1960年指标，庐山会议确定为6500亿斤，以后减至6000亿斤，实际产粮仅2870亿斤。1961年计划产粮3900亿斤，后调高为4100亿斤，当时预计只能生产2700亿斤。13尽管到1960年中央同意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即以调整为中心，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失衡的比例关系，巩固生产建设取得的成果，充实新兴产业和短缺产品的项目，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但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认识，“西楼会议”下了退够的决心之后，才真正开始扎扎实实的全面调整，“八字方针”方落到了实处。14庐山会议之后，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之下，各种“大办”一拥而上，如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城市人民公社等等。由于各种“大办”，庐山会议前有所收敛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又大刮起来。平调范围，从土地、粮食、房屋、生产工具、劳力以至生活家具，无所不有；平调单位，省、地、县、公社和生产队，一级比一级利害。15人民公社刚成立时，发生“共产风”的主要契机，如果说是“一大二公”和平均分配，第二次郑州会议确定三级所有体制后还继续刮“共产风”，主要契机则是急于过渡。因为它没有改变原有三四年、五六年或更多时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观点，而且强调“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就在于不断壮大社一级经济。所以会后不久，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不少地方就开始制定过渡的规划。1960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更提出了限期（八年）过渡的要求。会后各省开始试点，有的要求“六零年试办，六一年大办，六二年渡完”，并产生迟早要过渡，因此“早过渡比晚过渡好”，以及平调“没有什么”的思想。16据1961年8月统计，几年以来全国平调物资折款总值为250亿元。如按当时乡村人口计，平均每人49元（1961年农民平均消费水平仅为68元）。171960年11月中央指示彻底纠正“五风”，在所附湖北省有关报告中指出，“共产风”从1958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年年在处理，但始终没有停止，还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刮，而且越来越严重。据湖南某地统计，如果以三年来平调这个公社农民的财富总额为100，则各时期所占的比重是∶公社成立前为6%，公社建立到第二次郑州会议前为48%，1959年其余时间为20%，1960年为26%，也就是庐山会议以后约占平调总量一半。18事后毛泽东说∶庐山会议的估计不灵了。当时认为一年之内形势可以好转，以为右倾压下去了，“共产风”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共产风”比1958年刮得还利害。反右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有天灾又有人祸，我们工作上的错误，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调劳动力过多。19

　　3）三年困难∶

　　正如“大跃进”在时间上是指1958—1960年，“三年困难”主要是指1959—1961年，但它的定义并不十分明确。从一般认识来说，它主要是指农产品的提供和人民生活这一方面而言。

　　从1959年始，农业生产连年下降，例如粮食产量1958年估计为4000亿斤，比1957年增加2.5%（当时以为有7500亿斤）；1959年下降为3400亿斤，1960年为2870亿斤，年平均递减15%，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现象；1961年有所回升，产粮2950亿斤。20在1960年，农牧业产品的产量大都退回到1951年即建国初的水平（油料作物仅及1951年的一半）。在主要农产品严重减产的同时，征购量却有了大幅度的增长，1958 年为1175亿斤，1959年1348亿斤，1960年1021亿斤，分别占总产量的29%、40%和36%.粮食库存量，到1960年末降至573亿斤，比1955年减少29%.出现了严重的全国性的粮食危机。21大跃进的损失，又不仅在于农业和粮食，而是及于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如轻工业生产的下降，以及山林大破坏等等，据统计，大跃进期间的损失共约1200亿元，人均近200元。22造成生产严重下降的原因，在农业方面，据说主要是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摧残，没有心思生产，生产力遭到破坏，劳力外流，农具损坏，疾病流行，土地耕作粗放或大量荒芜。例如，1958年秋种面积比上年减少20% （11000万亩）；1959年约有30%的春播地缺少底肥，全年粮食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17400万亩；1960年比去年少播冬小麦8300万亩，而且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板茬下种和未施底肥，或下种量偏低和下种失期。至于1959—1960年的自然灾害（成灾面积55200万亩）等，与各种人为因素相比，只能说是一个较为次要的原因。23大跃进时期，粮食征购量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与1957年比较，1958－1960年分别增加了197、342和61亿斤；而农业销售量增加很少，它们分别增加51、104和103亿斤。农村粮食的输出量，分别为708、799和520亿斤；与1957年比较，1958和 1959年分别增加147和238亿，1960年减少42亿斤。粮食进出口，1958—1960年分别出口65、95、20亿斤，较前几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直到1961年才开始进口（94亿斤）。粮食库存，1958—1959年基本持平（略低于1957年水平），所谓挖库存若干，皆因出口所致；1960 年挖库存较多（176亿斤），主要用于国内需要（以上皆为贸易粮）。24在三年困难以前的5年，全国乡村人口平均粮食消费量为396斤（不计自留地粮），由于以上种种原因，1959—1961年依次下降为366、312和308斤，平均330斤，减少了17%，因为取消了自留地，农民口粮实际下降的幅度较之更大。如以1960年与1957年比较，全国人均年度口粮减少了182斤。25上述情况，到1962年才开始好转。

　　根据现有人口统计，1958年全国人口为65994万人，比上年增加2.22%，已较前几年增长率为低。1959年为67207万人，1960年为 66207万，1961年为65859万，累计减少135万人。不过，以上这几年的人口统计数字是不真实的。如据《当代中国的人口》披露，1959年数字是浮夸风盛行之下有意多报的结果；1960年人口减少实际比1000万还要多（也不可能是整整减少1000万人）；1961年人口据1964年普查资料回推，应当是64508万人，比原统计数少1351万人，这样三年累计减少数则为1486万人。如果考虑进人口的出生、死亡和由此决定的人口自然增长情况（这与前几年相比也有很大变化），这一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当有数千万之多。26另据对农业劳动力的一项统计，1961年比之1957年，农业劳力即减少了2000万个。27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实际上从1958年就开始了。如前所述，1959年初发生了严重的春荒。据说，1959年初河南豫东五县及开封地区已饿死数万人。284月，毛泽东批转了名为《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的文件。不久又了解到，河南春荒已在全省范围内停止发展；河北春荒停止发展，但还未从根本上缓和下来；山东农民外流已经停止，浮肿病开始下降，一些地区春荒还在发展。29这时，许多省出现成片地区挨饿甚至死人的情况。山东、安徽、湖北、甘肃、云南等省比较严重，广东、山东有的地方还发现了抢粮事件。30随即在若干地区发生了夏荒。到7月份，全国6个月的存粮只有310 亿斤。31但是在庐山会议上，粮食问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从《毛泽东文稿》中看，会后也不再见有类似的反映（而只有“跃进”的报告）。32事后毛泽东说∶ 农村问题，1959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1960年更严重。饿死人，到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33但到这时，严重的事件已经发生 ──1959年底到1960年初这个冬天，可能正是饿死人最多的一个时期。

　　二·农村境况和农民反应

　　在“三年困难”时期，农村中最突出的就是粮食和“共产风”问题。庐山会议以后，“共产风”不但没有制止，比1958年刮得还利害。1960年初广东发现，在发展公社经济上，在重复“一平二调”和“共产风”的错误；山东也发现同样的问题，中共中央指出，类似的问题，各地都有，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3410月指出，这一问题在不少地方至今没有解决。在转发的湖北省委的报告中说，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两年以来，“共产风”年年季季在刮，年年季季在处理，可是边处理边刮，一直到工作队进村，有的队还在收自留地。刮的单位，上至省级，下至基层，没有不到生产队刮“共产风”的。刮的范围，大自土地、粮食、房屋，小至镰刀、筷子、夜壶，无所不刮。其中仅刮个人的，就有农具35000件，砖瓦147万块，家具24900件。生产队以下的“共产风”，更是一阵接一阵，干一件什么事情或搞一个什么运动，就刮一次，就是一次大破坏。公社化以来，某管理区全区性的“共产风”就有25次，最严重的是1959年，刮了19次。经粗略计算，每人平均损失50元左右，多的达到100元，相当于一到两年的分配收入。生产上的瞎指挥，也严重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公社干部生怕把权力交下去，自己就没有事干，或者就会天下大乱，因而采取了“一刀切”统一指挥的办法，全公社统一行动，要干什么都干什么。在粮食上比较普遍的问题，是购过头粮，有的队把种子都卖光了。35在其后发出的材料中说，沔阳县从1958年下半年以来，“共产风”始终没有停止，而且越来越严重。省、县、社、队四级，共圈占土地30000亩，占用社员房屋4400栋，拆毁房屋8200栋，刮大中小农具84900件，各种家具170000件，砖瓦1887万块，调骡马700多头，生猪17900头，粮食119万斤，其中无物可兑部分，共折款276万元。36报告指出，刮共产风、瞎指挥、购过头粮、没收自留地的结果，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给生产造成严重的损失。动不动就圈占土地、调走耕牛、拆毁房屋、没收家具，生产不能作主，分配不能到手，吃饭很成问题，这样干法，叫群众那有心思搞生产？那有心思爱护公物、提高工效和细收细打？结果生产年年下降，收入年年减少。与1957或1958年比较，一般都减少 20－30%，严重的达到50%以上。37由此可见，“共产风”不仅是为了抢先过渡，也是发展社有企业的需要。它不仅是一种“理想”的追求，也成为一个现实的考虑，否则社有企业就不能“无中生有”，有了也不可能充实。简言之，不“共产”，人力物力资源从哪里来？大办快上如何办到？“优越性”又从何而来？另一方面，它又是人民公社体制“好管理好领导”的必然产物，两者一而二，二而一。对这样一套体制，恐怕不能称为什么“工业方式”，而毋宁说是“官僚式”、 “极权式”和“军营式”的。因此要想反掉“共产风”，就不能不痛下决心。这才有了中共中央在1960年11月连续发出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和彻底纠正五风的指示。从此以后，以“共产风”为首的“五风”才得以制止，但它在中国大陆上反复蹂躏，已有两年之久了。

　　在山西太谷，“共产风”相当严重，从1958年5月以来，大风刮过两次（1958年秋公社化后，1959年反右倾整风后），小风不断，边纠边刮，纠了又刮，几乎每一个运动，每一项工作，每一条战线，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单位都在不同的刮共产风。最主要的有十个方面∶1）1958年春季大搞水利，夏季植树造林，无偿调动劳力，并发动干部、社员投资水利建设公债。2）大搞电气化，积资献宝运动，计有金、银、铜、铁、锡、珠宝、玉器、药、砖瓦木料石、箱、柜、棉布等，无所不包。3）公社化后，搞食堂、“五化”和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有的认为已经到了共产主义，有的实行“天下人民是一家”，吃饭不要钱，有的实行“十大”包干、“八大”包干的供给制，有的实行男女老少分住分吃，说什么“你的我的大家都是伙的”。4）学校大集中，“五化”硬成套，提出七天突击、三天扫尾的口号。5）大讲卫生，大除四害，并在1958年和59年冬季两次大拆民房，大建新村。6）1958年深翻土地和59年秋冬大搞万亩丰产方、万头猪场，调劳力、土地、干部、猪羊。7）在反右倾整风之后，借发展社营经济，大肆平调管区企事业现款、劳力、牲畜、工具。8）抢过渡，急过渡，盲目扩大管理区。……据统计，1958－60年省专县社四级共平调劳动力760万个，土地1万多亩，肥料99万担，车辆3000多辆，大小农具43000 件，粮食132万斤，日常用具42000件，灶具26000件，瓜果菜113万斤，款项599444元，占用民房343691间，拆房屋1377间，…… 共折款8164637元。其中1959年4月以前占49%，1960年4月以前占30%，以后占21%.省、专、县几级单位和公社、管区，分别占16%、 28%、26%、18%和12%.38据说大队平调多为实物，公社平调多为现金，县以上平调多为劳动力和物资。39但是平调退赔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在“问题订证”、“作价合款”、“如何兑现”几个环节上，通常都存在“两种思想和两条路线的斗争”，需经过与“富裕中农”的斗争，才能把问题确定下来。也有些东西并未退赔（如幼儿园和食堂占用的房屋），有的则要到以后“逐步归还”。40在安徽凤阳，“共产风”也一直未停。据1961年初的一项统计，全县一平二调的财物共折款732万元，人均27元。结果公社化以后，生产连年下降。如凤淮大队三年来粮食产量从157万斤下降到59万斤，总收入从38万元下降到7万元，人均收入从79元下降到4.4元。武店大队的分值也年年降低，1958年社员人均收入37.7元，到1960年降到4.6元，每个劳动日仅值0.05 元。社员说，“当社员不如老母鸡值钱”。1960年凤阳是个风调雨顺的好天气，但由于种种原因，粮食产量仅有9900万斤，比1957年下降了64%，生猪下降44%.41同时存在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高指标、高估产和高征购。1957年丰收，凤阳实收产量为2亿斤，1958年却订了8亿斤的指标，1959 年更提高到12亿斤，超过上年实产量的6倍。连年减产的实际情况，却被说成是增产，1958、59年产量都虚估为4亿斤。高估产的结果是高征购，特别是 1959年，总产只有10960万斤，仅够全县口粮，却征购了5974万斤。结果从秋收结束到12月底的两个多月中，农村中没有供应口粮，造成了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42人口非正常死亡是从1958年冬开始的，1959年冬到1960年春，正是全县缺粮、疫病、外流、死亡严重的时候，却错误地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于是规定各公社每天粮食入库数字，一天报告三次，逼得卖了种子，卖了口粮。搞不到粮食就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大会，进行反瞒产斗争，乱斗硬逼，斗得不狠就是“右倾”。有的公社边斗边打基层干部，层层开会，一直开40多天。干部被斗得无法，造成全县到处翻箱倒柜、东捣西戳、搜查粮食的局面。直到1961年中，查粮翻粮仍没有停止，严重的地方普遍查翻。不少大队口粮标准每天只有2两或3两粮食。43从1959－1960年，凤阳335698名农村人口中，外流的有1万多人，发病的有10万人（主要是浮肿、营养不良、子宫下垂和闭经），死亡现象更为惊人，两年死掉6万多人，占人口总数的17.7%.有两个公社有1／4以上人口死亡，全县死绝8000户，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同时，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60多起。群众说∶“日本鬼子来了，我们还可以跑，今年我们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管死了”。从1958年冬，各级党委就成立了“农民外流劝阻站”，配备干部和民兵，极力杜绝农民外流。44据说，1958年受灾后，断粮断炊现象日渐增多。1959年元月调查，某些社3／4的户断了炊，并有吃青苗现象发生，许多人到外县讨饭。人们开始吃干菜，把山芋叶、芝麻叶、腊菜叶和胡罗卜缨等全收藏起来，烘、晒、晾、炒，做为代食品，粮菜混吃，低标准，瓜菜代。到了1959年秋季，问题更严重了，一点吃的也没有，天天死人。1959－1960年冬春，有30%以上的人发病，5万人死亡。1960年秋，消灭了夏季传染病后，浮肿病陆续发展到各乡。丢弃小孩的很多。全县17.7%的房屋倒塌了，有29个村庄的房屋扒、拆、倒光。……451960年夏天在安徽亳县，作家陈登科写道，工作队连夜向省里要钱、要粮，长在地里的绿豆和高粱，还没等到成熟就已吃光。一个原有40户人家的村庄，1959年冬去掉十分之三，60年春又去掉十分之六。只一冬一春把好好一个村庄破坏光，院墙倒了，院子里长起蒿子，房子垮下，屋里也长起蒿子，整个村庄全长起这种驴尾蒿。人们好似在蒿子棵里钻来绕去，其实就是社员昨天的房屋大院。46在山西太谷，春起大人们到地里去挖野菜，小孩挖不动，就去寻野草吃，趴在地上，象羊儿一样地啃。……47在河南信阳地区，农民十室九空，家贫如洗，一个县死亡人口就有10万左右，因而被称之为“敌人的大屠杀、大惨案”。48随着农民“产权”和人身权益的被剥夺，和人民公社制度的极权化，干部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实际上，所谓“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生活特殊化风，强半都是针对干部行为而发的。有的地方问题十分严重，把群众当做奴隶，认为不打骂不扣饭就不行，捆绑吊打、扣留关押、扣粮扣饭、罚劳役等，甚至把社员打死、处死。有的私设劳改队，关押外流社员，抓住偷青的小孩、妇女，就毒刑吊打。49以致1961年中央试拟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其中有两项规定∶保护人民安全，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偿命；保护人民自由，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50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有一些什么反应呢？

　　如前所述，1958年“共产风”刮起之后，农民就不怎么干活了。如一律拉平的做法，使许多社员偷懒不去劳动。当时总结归纳有二不高∶社员生产情绪不髙、干部工作责任性不高；四不清∶收的、打的、扬的、扫的不清；十多∶粮食糟蹋多、仓库损耗多、不干活的多、投机取巧的多、私分瞒产的多、农具随便丢失的多、牲畜不加爱护的多、窝工浪费时间的多；七不干∶人不到齐不干、报酬不一样不干、吃的不一样不干、牲畜农具不一样不干、干部不到不干、轻重活不平均不干、土地远近不一样不干，总之是“不干”了。51然而这类问题始终没有得以解决，如一直有反映说∶“实行公社化，不分你我他，人都是公家的，一碗稀饭是自己的，谁还烦鸟神，想办法搞生产”？有的社员说∶“多劳不能多得，谁还愿意干”！到饥荒来临之后，生产更处于停止状态，如到地里生产睡觉的多、外流的多等等；1960年的大兵团作战中，有的大队的社员仅6里路就走了3天，消极对抗。52后来纠正“共产风”时，有的农民指出，过去就是把人“都弄得糊糊涂涂不想劳动”。53这种状况自然极大地影响了生产。例如土地大量荒芜，如1960年山西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草荒现象，6、7月份全省荒地达到600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10.54在安徽凤阳，据统计，1959年荒田31万亩，占耕地面积的21%，1960年荒田53万亩，占38%.最严重的公社有一半荒田，有的地方荒地连片，甚至6000亩地不立苗，或几里地不种庄稼。插秧失时，种下不管，收割不尽，更是普遍现象。这些都是人为造成的，或是瞎指挥的结果。此外，耕畜、农具大量减少，两年来凤阳全县耕畜减少了37%，剩下的瘦弱不堪，农具则减少了35%，约价值70万元，农具不加管理，损坏、破烂、丢失现象相当普遍。55从全国看，1957年以来大牲畜头数连续下降，到1961年6月底仅有6618万头，相当于1950年的水平，其中下降最严重的便有山东、河南、河北、甘肃、安徽等省。56上述情况当然不止限于个别地区，例如1959年广东反映，有一半劳动力没有出工，辽宁等地的工效也相差很多，湖南等地消极怠工。湖北沔阳群众从1958年起，就渐渐消极了，经常出工的不到一半，1959－60年继续“拉平”、“充公”的结果，小队把耕牛卖了，农具、家具也烧了不少，一个公社损失的耕畜、农具就价值27万元，用各种方式对“共产风”进行抵制。在这种情势下，群众已没心思再搞生产。57在山西，1960年4、5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大为减少，只有240万“老弱残军”（据说是“女的多男的少，老的多年轻的少，小脚女人多大脚女人少”），仅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8%.58浙江省自公社化以来，公社和县以上的工业企业、基本建设共调用了农业劳动力95万人，还不包括冬春兴修农田水利的200万人。59在1960年紧张的春播栽种季节，云南直接投入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全省平均只占总数的50－60%，而且多数是妇女劳动力。60 在湖北荆门，有的小队只剩下一两个男劳动力。浙江萧山县有个29户人家的生产队，最少时只有2个人出勤。61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已无法正常进行。

　　影响生产的原因还有很多，例如1959－1960年冬春全国水利战线占用劳动力过多，最高额曾达到7000万人，另一方面社办企业事业摊子铺得过多过大，劳力浪费严重，使福建一些地区农业劳力减少1／3左右；62一些政策如鸡、猪、蛋的强购，也使群众不愿再喂鸡喂猪，说“还喂它干啥”！据说，1960 年底恢复农村几项“小自由”时，发还自留地，农民不要，劝农民饲养家畜家禽，农民就是不听。63广东1959年荔枝特大丰收，虽比上年超产3倍以上，上市量却减少了50%，大部分为社员分光吃光，农民已不再象过去那样勤俭节约，滋长了一种不计将来，只顾眼前的大吃大喝的不良风气。64这恐怕是公社化以来，分配制度上的供给制和生产生活资料上的公有化不能实施下去的一个原因，也是某些生产品“歧型发展”的原因之一。

　　这反映在生产上，就是在主要农产品生产严重下降的同时，有一些作物产量却提高了，象广东荔枝所说明的，在全国范围增产幅度较大的，有水果，特别是蔬菜，以及以家庭副业和队办工副业所构成的副业等。65如1959年发现，江苏、安徽等地把粮田改种蔬菜，或用荒田种粮，用熟田种植经济作物，以增加小队的收入。66黑龙江一些地方“什么来钱多，来钱快搞什么”，用大车猛搞运输。67在湖北沔阳，河旁路边，房前屋后，到处种的是洋姜。其实，并不是社员喜欢洋姜，而是为了对付“共产风”所使用的一个“秘密办法”。因为种植小杂粮往往会被没收，洋姜则可以零敲碎打，挖一点，吃一点。68实际上，种植蔬菜最主要的作用是为了在大饥荒中，弥补粮食的不足，为此中共中央从1960年也开始提倡多种蔬菜；69同时在各类农产品中，蔬菜因不是统购对象，受控制程度较低，可以较多地落在农民手里一些。在山西太谷，正是在“困难时期”，蔬菜生产有着最大的增长（其后它反而降下来了）。该县著名的先进大队扬家庄，在口粮标准很低的情况下，靠着蔬菜（以及瞒产私分）没怎么饿死人，并在1961年达到了集体经济时期人均收入的最高水平。吾村也是那几年菜多，看到别村种菜大发财，动了脑筋。结果和扬家庄一样，靠着这笔收入，在1960－61年实现了“电气化”。70另外，在类似的一些不太“困难”的地方，农民则趁机卖了不少高价粮。据 “四清”时揭发，当时太谷仅胡村、任村、小白三个公社为开展种种“协作”，就卖了高价粮220多万斤。71因此，农民在这场“战斗”里，一方面是“不干了”，或是干也不多产出，特别是对作为统购派购对象的主要农产品如粮食等（另一方面，已开始采取各种“变通”行为，以图自救）。

　　于是，当大饥荒来临之时，一切都嫌太晚，诚如黄克诚的兄长所说∶前些时大家都不干农活了，哪里会有粮食！等到挨饿时再想干，就来不及了，而且也没力气干了。72以上只是对三年困难时期的农村生活勾勒出的一个简略的图像，也仅谈到农民的一般反应，在下一节里，我们将专门讨论农民的各种反抗，那里才能反映出当时农民行为的鲜明特色。

　　三·农民反抗

　　在“三年困难”时期，农民的反抗有着多种形式。1959年底中共中央转发的湖南整社经验中说，当前农村中一部分农民和干部猖狂地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和党的领导，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否认大跃进的成绩，说∶“共产党好吹牛皮，讲大话，年年喊增产，年年都减产”；不但不相信大跃进，而且主张根本不要搞大跃进。他们认为∶“公社化搞快了、搞糟了、搞穷了”：“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解放后不如解放前，好象一个倒宝塔，一节比一节差”（按：不久这就成为各地的普遍说法）。他们主张把土地、耕牛、农具和粮食下放到户，把产量、产值包到户。说什么“供给制出懒汉”，主张予以取消，搞“清一色的按劳分配”。经常叫喊粮食不够，说“现在一天的粮食抵不上过去的一碗猫饭”。主张“拆散食堂，重建私灶”。反对党的领导，埋怨“共产党为甚么管得这样宽，你只管收购就算了，生产、生活随我搞”。他们不择手段，想方设法破坏和盗窃集体财产，或隐瞒私分，或自动扩大自留地，甚至直接进行破坏。73从各方面情况看来，这一时期农民的反抗，主要有瞒产私分、各种“偷盗”、包产到户，以及对“共产”和食堂的反对等。现将其分述如下∶

　　1·瞒产私分和偷粮

　　瞒产私分是农民的“传统”的斗争手段，它在这一时期有了特殊的意义，也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使用方式。如前所述，在1959年初，毛泽东曾发现，农民普遍瞒产私分，反对上面的“抢产”、“共产”。在这以前，农民也瞒产私分，但情况远没有这么严重，涉及的量可能也不太大。但是现在不同了，公社化以后，随着 “浮夸风”而来的“高征购”，使各地农村的口粮供给都发生了问题，尽管不一定每个村庄都同样严重，但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在死亡的威胁面前，许多过去并不瞒产、甚或是模范的生产队，也要为自己考虑怎样才能生存下去。山西省太谷县的扬家庄大队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据说，这个大队在1958年总共打了80万斤粮食，秋天汇报时硬被报成180万斤，征购走100万，以为你还留有60万，不知连种子都没有了。原说共产党最讲实际，不料最胡说了。本来以为是国家管的，这时才发现没人管。直到1960年才有了一点返销粮，每天吃不上几两。于是，从1959年起就开始偷，集体偷，实际就是瞒产私分。本来一直跟着共产党走，公社化也是愿意的，这一下，情况就变了。从这以后，就和共产党越来越不一心了。吾村的瞒产私分，则是发生在1958年，是怕第二年挨饿，而且说是共产主义了，哪里也能吃饭（当时到处都混吃乱吃），上头也不会那么利害。只瞒了一次，以后再不敢了，改为社员“偷粮”和利用其他的变通方式。741959年初在湖北，“公社是新东西，瞒产私分也是新东西”，有一个小社查出集体瞒产49.9万斤，另一个小队报出瞒产20万斤。75随后农民的瞒产私分不但没有制止，反而更为发展了。如山西五寨县在1959年秋收分配中，据说查出隐瞒产量有1000多万斤。76同时发现，浙江农民“先下手为强”，扩大瞒产私分活动，有的地方几次报告产量都不真实。山东也有“相当一部分生产小队”搞瞒产私分，一部分群众乱偷乱摸。有的地方则编造两套帐目，蒙骗上级。77瞒产私分之外，农民 “偷盗”也发展了。在安徽凤阳，几年来上报产量越来越低，田亩越来越少，有的大队玉米亩产只报10多斤；据说1961年产量降低的原因之一就是被“群众搞去”，这样丢失的粮食各公社估计总共有500多万斤；问题即在领导上思想麻痹，没注意到群众的“三支手”，另外也有一部分干部带头偷粮。78河南省秋收秩序也很混乱，1960年南阳地区仅红芋一项被偷、摸、哄闹，损失不下一千余万斤（折粮），加上多吃和怕犯反瞒产错误，不敢加强管理而造成的浪费，估计共有一亿余斤粮食，其间还多次发生了上百人哄抢庄稼的骚动。79据报告，1961年全国由于粮食分配不能落实，群众紧张心理没有消除，所以夏收中私分和偷青、吃青的现象比较严重，偷盗早秋作物的现象也在发展。80如果说，上述现象自1958年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在“三年困难”期间，似乎就越来越有所发展，并达到了一个高峰。据报告，1960年入春以来山西晋中地区各类案件大幅度上升（一般上升了四至六倍），到1961年第一季度，偷抢粮、菜和宰杀猪羊、耕畜的案件较上季度又上升了4／5.81在太谷县窑子头公社，直到1961年，仍然是隐瞒私分、扩大灾情，社员则是偷的偷、拾的拾、翻的翻，相当严重（瞒产私分中有∶吃了不算、多扣水分、打多报少、高称出库、不算复打等）。经核实后，全公社产量由原来的190万斤提高到214万斤。82辽宁省群众中流传着“小偷小摸，有吃有喝”的说法，1961年秋开展了“护秋教育运动”，结果农村中乱拿乱摸的现象显著下降，一般与运动前相差70%左右。据说，沈阳地区在8月20日以前共发生拿摸3400起，参加的有4万多人。83同一时期，一些地方由于干部简单粗暴的做法，不但没有制止了社员的小偷小摸，反而使之越发严重了。841960年初，在陕西全省发现压产、瞒产的生产队12562个，占总数的48.4%，共瞒产私分粮食11300万斤，棉花204万斤，现金294万元。85在“三年困难”时期，这些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例如在这一时期的中央文件里，瞒产私分已成为一个经常提到的名词，1960年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中说，瞒产私分的行为，不在运动范围内清算；86其后在转发的湖北省委的报告中说，必须反对不报实产量这种倾向；87在对待河北、河南等地粮食“小仓库”（“黑仓库”）的问题上，也指示各地不许打它的主意，以免又发生变相的“反瞒产”现象，对陕西发生的事件则规定，群众中隐瞒、私分，不要去追究，也不要去处理。88瞒产私分俨然成为一个普遍的、似乎也有几分被认可了的现象。以致1961年毛泽东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说∶在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上，我们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弄得大小队之间和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89

　　2·包产到户风潮再起

　　1958年前后，似乎没有发现有关包产到户的报道，这一方面是因为57年反右以后（上一轮的“闹社退社”和“包产到户”就是因此被打下去的），紧跟着就来了大跃进；另一方面可能是面对着人民公社，农民一时还闹不明白和不及反应。但是不久之后，包产到户又出现了。1959年10月农业部的一份报告说，5、6、7月间，农村中曾出现一股右倾的歪风，如小队所有、小私有、小自由等，其中就包括包产到户。90随即中央转发了江苏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认为这实质上就是从集体退回到单干。91在转发的河南省委的报告中谈到，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宣扬小农经济优越论，主张生产和生活组织规模越小越好，越分散越好；一再宣扬“人和土地发生感情”，认为集体方式对农民卡得过死，剥夺了农民的自由，打乱了生产秩序，没有生产责任制了；还说∶ “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把农民的劳动力拿过来了，不能自由劳动；公社化以后，把生活吃饭也拿过来了”，因此提出包工定产到户，并在该地区内强制全面推行。洛阳地委书记王慧智也有相同的看法，并背着地委到各县推行包工包产到户。报告指出，他们是采取修正第二次郑州会议的做法，把包工包产到队变为包工包产到户。这种情况，在河南其他地方也是存在的。92为此《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点名批判了这两个地区的农民李春容和姚长坤。93在前述农业部的报告中提到甘肃武都县有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还有的把全部农活或大部农活包工到户，取消或基本取消了集体劳动，恢复单干。94此外，甘肃秦安县委第一书记宇文荣等，公开破坏人民公社（说去年革了农民的命），极力恢复单干，提出包产到户，谁种谁收。据说其背后还有地委的支持。95湖北浠水县委第一书记唐玉金在红光生产队召开顾问小组座谈会，根据老农献计，将小杂粮分到户，将来收获，队与社员四六分成。96在湖南整社中也发现，有人提出把生产生活资料下放到户，产量产值包到户，即恢复原来的私有制和个体生产方式。97贵州也存在类似的情况。98农民这一期包产到户的努力，在庐山会议后被批判制止，但到1961年初，又再度出现。中央农村工作部报告，在一些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对于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变相单干。这种地区虽不占多数，但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差不多每个省、市、区都有发现。个别地方则是有领导地自上而下地执行这种做法。有些地方实行 “田间管理包到户”或“田间管理责任制”，结果引伸到变相的“包产到户”，或是部分产量包到户。有的地方出现了“父子队”、“兄弟队”。99广西各县在农村干部会议上，暴露出很大一部分公社以下干部有分田到户，包产到户，恢复单干的思想倾向。据统计，有这种思想和行动的人，占到会干部的25%左右，在“五风”和受灾减产严重的地区，达到60%.其中，基层干部的比例尤大。不少生产队已经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如龙胜县即有42%的队已包产到户。其实，远在高级社时期，在比较边远闭塞和户口特别分散的山区，一些地区压根儿就没有合作起来，这些地区单干长期存在，主要原因就是基层干部和农民向上级领导打了埋伏，谎报说合作了。在他们看来，要彻底解决平均主义，改变农村生产面貌，唯一的办法是分田到户，恢复单干。100横山县在1961年夏收夏种后，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单干（占总数的12%），虽几度纠正，到1962年入春以来，又有所回升，有所蔓延。自治区党委报告说，有人说，“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集体、单干，能增产就算好”，说政府现在是“道公老儿倒骑驴，一步一步退”，“共产党有四把钥匙，第一把开公社之门，第二把开大队，第三把开小队，第四把就要开单干”；有一副对联，说单干是“明知故犯，万众一心”。101广东清远县洲心公社凤凰大队，1960年根据农民的要求，把低产田一块块地定出产量标准，分给社员一家一户去种，以解决口粮不足的问题，取名曰“就地分粮”。1961年下半年在全县推广，效果十分显著。省委预拟于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请示后在全省推广（未果）。1021962年，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70%以上的生产队在短期内解体”，推行“包工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成为西北全区的一大政治事件。103湖南的“单干风”，1961年春耕时出现一次，秋收时出现了一次，1962年春耕生产时又出现了一次，时起时伏。据全省初步统计，有5.5%的生产队已经分田单干。在形式上，有的实行了分田到户，有的实行了“井田制”，有的实行包产到户。不管形式如何，生产是以户为单位进行，负担是以户为单位摊派。104农民说∶“共产党是走群众路线的，现在两条群众路线，已经走了一条，食堂可以不办了，还有一条，就是分田到户，迟早也是要走群众路线的”。并把省委“田塍包产到户”的建议，删去“塍”字。105为了生产自救，湖南省在1961年冬季将数百万亩冬闲田借给农民（大体每人可借三至五分），种植冬菜或冬种春收作物，收入全归社员。106这一时期农民的“反行为”形式，多种多样，但很少出自“首创”，而大多与历史传统有关。例如借地，据说过去山东就有无地少地的农民要求地主，从佃户手里拨一些麦茬地，让他们种一季地瓜，秋后再还给原主的。107困难时期最著名的一次 “借地”发生在河南（1962年）。一开始只在部分地区，随后普遍实行，每人可借地五分至一亩不等，借期三到五年，借出土地约为20%左右（以上统计皆已计入自留地亩数）。108在山西似也存在多种形式的借地、租地和非法占用集体耕地的现象。109陕西省紫阳县城关公社双溪管区，从1959年起社员“私人滥种土地”，无限制地扩大自留地，全部或大部包工包产到户，分掉公共积累，把基本核算单位变为生产小队。在问题最为突出的清涧县，据调查，全县“绝大多数群众要求包产到户”，认为“农业社是个大摊摊，精精捉憨憨”，提出“合作化道路要走，单干不可能，只有包产到户最合适”。该县单干倾向严重的生产队占 17%，已经瓦解和接近瓦解的占7%.据了解，在横山、神木、定边、靖边、佳县、子洲六县包工、包产到户的大队占9%，生产队占6%.据1960年初统计，全省包产到户、包工到户以及把牲口、农具下放到户的生产队占总数的近10%.110四川泸县、叙永县的一些地方也搞了包产到户。111当时统计，全国各地陆续发生的不同形式的单干，约占20%，112或说30%左右。113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安徽。

　　在三年困难时期，安徽是问题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从1960年底省委开始采取划小核算单位的办法，来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时受到一个老农的启发 ∶1959年宿县老农刘庆兰带着有病的儿子进了山，自己开荒种地，第二年就打了3300斤粮食。他提出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来种。从此就在全省范围内开始了包产到户的实验。当时称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简称“责任田”。从1961年3月开始推行，其后屡经制止，但到4月已有39%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到7月又有不少地方自动采用，使比例增加到67%，到10月竟增加到85%.1962年初，开始“纠正”责任田，但到8月只有36595个生产队改了过来，仅占全省生产队数的12%.直到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才被全面“改正”。114在纠正责任田的过程中，太湖县委宣传部干部钱让能上书毛泽东，保荐责任田。他说∶我认为“责任田”是农民的一个创举。1958－60年，太湖县遭到毁灭性的破坏，1961年初，这里90%以上的地区推行了责任田，荒、逃、饿、病、死，一瞬而基本改变。农民群众的那股劲头是十多年来的第一次见闻。在改正责任田时，农民说∶社会主义总是要多打粮食，人人有吃有穿吧！我们国家任务一两没有少，大小队都有机动粮，困难户也照顾得很好，公共积累照样提取，这有什么不好呢？你偏要把大家搞在一块上工收工，千斤担子只队长一个人挑，这就是社会主义？对于就要实行的小队核算，农民说∶57年以前就实行过，也有问题！譬如说，自留地与大田用肥、家庭副业与集体生产、耕牛使用与发展、农具添置保管、农活的数量和质量、评工记分等等，怎么也搞不好。现在责任田一搞，都解决了。你们想想，多轻巧，何必自找麻烦呢！互助合作，最好就是实行责任田制度。只要不变，多完成任务，我们都情愿。风闻要改正责任田，不少农民绿肥不准备播种了，田埂也挖到了边，实行了消极反抗。115中央农工部宿县工作组也有类似的反映∶过去一些地方虽然连年增产，但多产不能多吃，群众说，劳动一年总是吃不饱，饿肚子，饿怕了。实行责任田粮食增产显著，不但超额完成了国家任务，家家都有存粮，队里也有了储备粮和机动粮，社员说∶“实行一年责任田，粮食就够吃二年。连续搞三年，保险又和过去一样了，粮食又无人要了”。大家害怕改变责任田，表示要改就不多下肥料，说看来政府是不叫农民吃饱肚子。116尽管上边表示改为小队核算就是退到了最后一步，但许多地区都反映除非包产到户，就不可能解决集体经营的那些问题，各地普遍出现出勤率降低，工效不高，一个人的活要三个人干，社员马马糊糊，装病、装瞎子；干活磨洋工，锄地偷懒，“前边锄，后边荒，猫盖屎，草上飞”，以及偷粮等现象，预示了以后集体经济生活的实际状况。117同时，在那些没有包产到户的地方，也存在着把基本核算单位越来越向小划分的趋势。在1959年初讨论这一问题时所说的三级所有，实际上是指生产大队。现在，许多地方的农民却在把它降到小队、或者是生产组一级。例如，1959年四川泸州地委提出生产小队的规模不宜过大，应在15—20户左右；芦山县委确定将原生产队编为生产小队，原生产队改称生产大队，作为一级生产管理机构保留。118实际上，改变了基本核算单位。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以前，据说广东早就推行了“包产到组”；河北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119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类似的制度创新，都很值得重视。

　　3·退出和解散食堂

　　在整个集体经济时期，食堂的存在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它一共只有几年时间。但在当时，这一个“社会主义的基本保证”，却成为农民生命攸关的事情。因为农民的口粮虽同样受到严格限制，但在食堂之内，他的吃饭权利却完全攥在了别人手里。因此食堂受到农民的坚决抵制。据说，在1959年“反右倾”以前，农民的主要活动，是闹土地下放，包产到户，牵牛拉马，其后则是千方百计扯垮食堂。120例如有人把食堂喊成“死堂”，主张“家家起火，户户冒烟，拆散食堂，重建私灶”，有的说“食堂好比紧身袄，穿在身上怎么也不自在”。河南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也到处宣扬食堂卡得太死，提出要有十大自由。1211958年底，在食堂吃饭的人口曾达到农村人口的70%、80%到90%，随后出现了一股解散食堂的风，山西一度只剩下20%的人还吃食堂。122四川泸州地委从1959 年初提出食堂“可以阴一个阳一个的解散”，“让公共食堂名存实亡”，到年中各县市的食堂解散了大部分，其后仅有有限的恢复。123到庐山会议以后，食堂成为一个更为突出的严重问题。这不但与“反右倾”，也与当时的整个形势、特别是粮食供给的恶化有关。但是食堂非但没有缓解、反而使后者更为恶化了。1959 年底，全国公共食堂再度发展到392万个，在食堂吃饭的约有4亿人，占农村人口的73%.124统计上食堂办得最多的几省，差不多把饿死人最多的地方都包括在内了。125其后中央几次强调加强公共食堂，称之为“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有的地方称之为“人民公社的心脏”。126直到1961年的“十二条”和1962年初的“六十条”草案，还在坚持办好公共食堂，尽管中央派出的几个调查组都带回了农民强烈要求停办食堂的意见。到1962年6月修正草案时，才放弃了公共食堂这个“共产主义的萌芽”。127当时，公共食堂还与平均主义、自留地，以及拆房并居等问题联系在一起，并使问题更为恶化。128在取消公共食堂的同时，供给制这一“共产主义因素”也终于被否定。

　　近来，在海外学者的大跃进研究中，有一种观点特别强调了食堂的作用，甚至把它列为大饥荒的“元凶”、“罪魁祸首”。129不错，这些研究提请大家重视起食堂问题，它确使农民的情况更为恶化，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把那一点粮食交给农民而不是由食堂控制，尽管仍不够吃，却也可能多拯救一些人命，……但我认为，并不能因此就把食堂的作用过分夸大了。

　　4·农民的思想反映及其他

　　上述之外，农民还有其他一些“抵抗”行为。如山西农民对“一平二调”有如下各种抵制方法∶1）分，把队里的副业转给社员，猪场、运输队转为食堂生产；2）关，关门不干；3）顶，顶住不给；4）藏，不让看见；5）拆，把机器、胶皮车拆开；6）卖；7）杀。……有的地方害怕过渡，就“卖掉、吃光、分尽”，把钱全部分给社员。此外，还有反对生活集体化、反对供给制、反对统购统销等言行。130庐山会议以后，农村还有过一些运动，如整风整社，直到后来的 “反五风”。但是这些运动，多没有经过象1959年初整社运动那样的大鸣大放，对农民的思想只能做有限的反映。如1960年初在山西晋中地区，农民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责“三大万岁”是“三死”、“三少”、“三没头”，即∶集体生活限制的死，统购统销限制的死，集体劳动限制的死；口粮留的少，自留地留的少，休息时间少；苦干没有头，大跃进没有头，农村没熬头。公开提出，要想搞好生产就得实行“四大自由”，即∶劳动自由（不要集体劳动），生产自由（自由种植，包产到户），生活自由（取消食堂，回家吃饭），买卖自由（取消统购统销）。为此进行了各种“破坏活动”，如∶叫（叫喊困难、叫喊缺粮）、要（要钱、要粮、要劳力）、瞒（隐瞒私分）、装（生活上装穷、装缺粮、劳动装病，工作装积极）、骂（骂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偷（偷窃集体财物）、破（破坏损害集体财物粮食）、拉（拉拢干部）、打（打击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找（找缺点，说坏话）、闹（闹粮）、抗（抗交粮、抗劳动等）、拖（事无巨细、消极拖延）、逃（逃避劳动、逃避服勤）、篡（在政治上篡夺领导权）。实际上，即如文件所指出的，反对和“拒绝走社会主义道路”。131有的则把“共产风”、瞎指挥等等错误都算在“社会主义的帐上”。132在三年困难时期，农民有没有“武力反抗”？这似乎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有人以为，农民始终就在逆来顺受，坐等饿死，这恐怕是很不确切的。从山西晋中的情况来看，据报告，1960年入春以来，“反革命现行破坏显著增多”，凶杀、投毒、纵火案件较去年同期上升了四倍，破坏的主要目标是公共食堂、幼儿园、饲养场等；反动标语、传单、信件，较去年上升了一倍（如有标语攻击人民公社是“大规模的奴隶制度，破坏家庭，强制劳动，剥削个人自由……”）；反革命集团和反动会道门活动，较去年增加了六倍；反革命破坏事故，增加了五倍。到 1961年第一季度，政治案件较上一季度又上升了24%，特别是偷抢粮、菜和宰杀猪羊、耕畜的案件很突出，较上季度上升78%.133在“三年困难”时期，农民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度荒和生产自救。他所采取的反抗方式，如瞒产私分和包产到户，基本上都可以说是自救措施。但前者比较消极，后者则显得更为积极一些。正是依靠这些，他们中的幸存者才活了下来，并使生产有所恢复。大跃进的结果，正如农民所说，“政府背了时，农民造了孽，两败俱伤”。134经过激烈的碰撞，斗争势态差不多又回复到以前高级社的状态，但人民公社的一幕既已发生，就不会和没有过一样，农民的许多行为也保留下来，这一切都对以后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四·小结

　　1958年及其以后的几年，是中国农民与政府间斗争最为激烈的一个时期，尽管在表面上远不若实际中那样动人心魄。但直到今天，我们对那个时代仍缺少全面的认识，对农民的抵抗，他们的心理和行为也所知甚少。有人问，面对着那样的大饥荒，农民为什么不奋起反抗？这一问题提出也许有些道理，却又似是而非。这一时期农民的行为主要是抵制、怠工和变通（而主要不是反抗），这一点即很能说明问题。为此，要回答的将是那个时代的问题，是整体的政治形势，农民的组织和力量，及思想意识等等。他们是那样的无组织、那样的分散和无力。尽管他们曾使用多种方式来反映意见，包括给执政党和党的主席上书，以及利用各种会议和各种场合，但历史注定了他们的命运还要由别人来决定，不管是受到漠视或重视，交的是好运还是厄运。在另外很多地方，他们恐怕根本就没有发言的机会。

　　在集体经济的历史里，人民公社时期是政府的手伸得最长、控制最为彻底的时期，不但生产小队和大队两级“所有权”都被取消，集中到公社或更高机构的手里，农民的“私有产权”包括生活资料所有权也都遭到了剥夺。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受到了最大的伤害。尽管这时阶级分野似已失去了它的意义，农民行为空前一致，但干部问题的相对恶化，在许多地方却使情况雪上加霜。

　　1958—1961年确是中国历史里，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里一个特殊的时期，也可谓空前绝后。今天我们只能十分概略地概括农民的反应∶农民是高度被动的，惊困之余，他们就不再生产（一方面是因为多生产没有好处，一方面是想要“吃国家”）；但不久就发现，这是靠不住的，首先挨饿的正是农民自己，但这时一切已嫌迟矣。于是，农民开始自救，偷、瞒，……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公开对抗），只要能不被饿死。其次，就是改变制度，如包产到户等。当然，自救也可以说是一种制度修改。

　　在这一时期，农民的包产到户和瞒产私分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在大饥荒面前，农民普遍瞒产私分和偷窃粮食，这是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与之相比的（但在高征购面前它又是有限的，否则就不会饿死那么多人了）。包产到户也在这一时期有了极大的发展，而到下一个时期则几乎被完全禁绝。

　　1958年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正是经过它，许多农民才“变了心”，或说是省悟过来，135所以我们将这一部称为“大梦初觉”。自然，这时农民有许多行为还不十分确定。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农民“两败俱伤”，只好互相让步、妥协。大跃进被停止，食堂和供给制被取消，自留地重新发还，生产队所有制被承认，偷窃和瞒产私分遭到批判，所有这些，都成为以后十几年的基本制度，和农村的基本生活方式。其中许多东西（特别是包产到户与自留地的扩大），虽一时受到严厉的批判，却成为十几年后农村改革的契机。历史就这样赋予了它以不同的意义。

　　注释：

　　1毛泽东在1959年7月31日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二版），页180.又，在庐山会以前不久，毛曾说∶搞经济，我们这些人恐怕是不行了；又说，去年是打了一次败仗；沉重心情5月后才开始好转，同书，页12.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851.3如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等省，见薄一波，页914；《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66.4《庐山会议实录》，页306、297.5如李锐认为∶会前尽管有那些纠“左”的措施和讲话，但依然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绝对肯定，仍坚持“以钢为纲”，对公共食堂等仍旧依依不舍，1959年还要继续跃进。因此，庐山会议自然不可能对“大跃进”进行根本调整。后来的实践证明∶高指标不降，“三面红旗”不根本怀疑，实难以从根本上纠“左”，所有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等也难以真正刹住，见《庐山会议实录》，页24—25；又见薄一波，页875.6参见薄一波，页853.7参见薄一波，页861、866.8《庐山会议实录》，页102.9《庐山会议实录》，页289、25.10薄一波，页870—871；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页55；1962年5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党史研究》1981∶4；而未被平反的当不在其数之内。

　　11薄一波，页874；又见《庐山会议实录》，页170、158.12薄一波，页873、887—890、893—899.13《庐山会议实录》，页 315；薄一波，页873、888－890、893—897；《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75—176.1959年的粮食生产指标，薄一波书作5000亿斤。

　　14薄一波，页892、899.15薄一波，页872—873.16薄一波，页764；《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78；关于过渡问题，又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75.17薄一波，页765；《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493.18《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391— 393；薄一波，页757—758.19《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页56—57.20商业部∶《粮食统计资料》，1986，页24.21薄一波，页 884—885.22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页295；据说公社化以来山林遭到三次大的破坏∶1958年大炼钢铁，1960年县、社、队大办木炭窑，1961年春开始的毁林开荒，并导致“四光”∶砍光、烧光、偷光、开光，见薄一波，页934.23见薄一波，页 765，《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03，《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60、183，“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关于冬小麦播种情况的简报”，1960 年11月，发展研究所档案∶438.24商业部∶《粮食统计资料》，页13—14.25农业部计划司编∶《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农业出版社，1989，页576；《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84.26《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页6—9.关于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官方统计数字不真实的问题，为此书首次指出；不过，原发表1960年与1959年统计数整整相差1000万，已表示出了统计的不实。特别应引起注意的是，当时所谓“正常死亡”人口中的很大部分，实际是被饿致死的，例如在甘肃，“死了人还不敢说是饿死的”，对死人区分正常与非正常死亡，“是很难分清楚的”（《甘肃省农业合作制简史》，《甘肃省农业合作制大事记》，甘肃人民出版社，兰州，1988，页24、38）。这样计算的死亡人口，当不下于4000万。

　　27《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页558.28李锐：“‘信阳事件’及其教训”，《炎黄春秋》2002：4，页19.2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八，页209、226.至于农民的外流，从58年底到59年2月，两三个月来，据河北、山东、河南、山西、辽宁、吉林、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等省的不完全统计，外流农民约有300万人，原因一是城市招工，主要则是对群众生产、生活安排得不好，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中发 [59]119号文件，太谷县档案∶3—1—50.30《庐山会议实录》，页13、22；关于1958年和1959年初的有关情况，参见第四章第二节。

　　31《庐山会议实录》，页164、144.关于全国粮食销量，历年都不超过840亿斤，1958—1959年度销售了1020亿斤，见同书，页60— 61.32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八，报喜者，见页529、542等。

　　33《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页49；这句话大概只能理解为：1960年的严重情况，到当年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

　　34《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页312、318.其他一些省份的情况也大体相似，如浙江在1959年下半年以来，为大办各项社办工业和兴修水利，再次助长了一平二调，其范围之广，超过了公社化初期。1960年初，又大谈创造条件，准备过渡，……见“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报告”，1960年11月20日，发展研究所档案∶407.35《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362－366.36《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393－397.另据196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指出，被平调者计有∶生产资料（犁、耙、锄、锨、刀斧、禾桶、晒席、水车、排灌设备、车、船、猪栏等）、生活资料（房屋、家具、锅、碗、刀、灶、炕、床、被、衣、缸、桶等）、牲畜、土地、林木、劳动力、房屋，以及其他财物（屋前屋后的竹木果树、自留地上的作物、家禽家畜、建筑材料、自行车、缝纫机、银行存款等），同上书，页448－449.全国平调总数，据1961年9月估计为250亿元，同上书，页493.37《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367.38“太谷县四级扩干会议处理一平二调情况的报告”，1961年2月19日，太谷县档案∶13－1－132.39“扬家庄大队平调退赔情况调查”，1961年8月18日，太谷县档案 ∶3－1－84.40晋中地委贯彻农村政策试点工作团∶“关于处理平调问题的报告”，1960年11月1日，太谷县档案∶3－1－73.据1961年1月的一份报告，湖北沔阳通海口公社社员对上次共产风兑现不彻底仍有意见，尽管前时90%的物款已经兑现（参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397），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整风整社第二阶段的总结报告”；从许多地方情况看，退赔是遭到了各种抵抗的（如硬抗、推拖敷衍、退一点混过去等），见“中央关于转发河南省委、洛阳地委关于政策兑现问题的三个文件的批示”；直到1961年6月，从全国情况“总的来说，退赔工作还是做得很不彻底的”，见“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分见发展研究所档案∶446、445、455；如云南各级部门平调农民个人和公社集体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累计6亿元以上，到1961年8月退赔了1亿元，真正退到社员家庭的很少，到1962年2月全省共退赔实物和现金1.68亿元，约占应退数的30%，退赔工作到此也即暂告一段，《云南农业合作制史料》第四卷，页101、108－109.41《乡村三十年》，页178、180、174－175、187.42《乡村三十年》，页188－189.43《乡村三十年》，页188－191，又见页192的口粮标准统计表。

　　44《乡村三十年》，页194－196.45《乡村三十年》，页193－198.46陈登科∶《俯仰集》，花城出版社，广州，1984，页 80－81.47高王凌，1994年太谷调查。

　　48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418－422.对信阳事件的这一看法尽管表现出对人民公社问题认识的重大分歧，也表现出它令人忍无可忍的一面；以后的抓“阶级斗争”、“四清”运动，可以说都是由此而来。

　　49见《乡村三十年》，页198－203.有关太谷的情况，参见太谷县委三反办公室∶“关于农村三反运动情况及今后意见报告”，1960年10月31 日，“关于胡村人民公社贯彻农村政策中初步暴露出的干部作风不纯方面的情况”，1960年11月25日，太谷县档案∶3－1－72、73.50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历史事件的回顾》，页935，不过这两条在后来定稿时被修改了。

　　51应该指出，关于农民“不干了”的思想，我是受杜润生的启发，在1994年的一次谈话中，他首次使用了这一概念。

　　52《乡村三十年》，页175、180、178、196、184.53晋中地委贯彻农村政策试点工作团∶“关于处理平调问题的报告”，1960年11 月1日，太谷县档案∶3－1－73.54“山西省委关于农村劳动力问题的报告”，1960年10月，太谷县档案∶3－1－63.55《乡村三十年》，页 186－187，关于瞎指挥造成的荒田和减产见页182、324等。

　　56农业部党组∶“关于大牲畜问题的报告”，1961年12月，发展所档案∶470.57《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49、258、 365－367、396、371；安徽一些地方出勤人数也只有一半多点，见页499.58“山西省委关于农村劳动力问题的报告”，1960年10月，太谷县档案∶3－1－63.59“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报告”，1960年11月，发展研究所档案∶407.60《云南农业合作制史料》第四卷，页95.61见“湖北省委批转‘梅白同志十月十九日向省委的汇报记录’”（摘要），1960年10月，“浙江省委关于人民公社收益分配问题的报告”，1960年1月20日，发展研究所档案∶404、377.62《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338、362.63《乡村三十年》，页 17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历史事件的回顾》，页923.64《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40－241.65关于水果，参见《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84，该书提到的产品还有茶叶，但据另外的材料，茶叶是减产了的，见彭尼·凯恩∶《中国的大饥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页67；对于蔬菜，可惜的是缺少全国的统计数字。

　　66《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79.67“黑龙江省各县五级干部会议中和会议结束后部分公社以下干部的思想动向”，1959年4月3日，发展研究所档案∶333.68《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367.69《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339、345、354.70高王凌∶ “插队笔记”、1994年调查，太谷县统计局∶《太谷县建国三十五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提要》，页24－25.71太谷县档案∶四清案卷∶006、020、 002.72《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北京，页267.73《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58－263.关于公社不如合作社、互助组、单干的说法，参见《乡村三十年》，页176等；关于政府只派任务不要管生产的想法，参见《乡村三十年》，页175等。

　　74高王凌，太谷县调查，1994年。

　　75“湖北省委关于贯彻郑州会议精神的第一个报告”，1959年3月7日，发展研究所档案∶308.76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村整风整社运动进展情况的报告，1960年1月12日，太谷县档案∶3—1—65.77“浙江省委关于人民公社收益分配问题的报告”，1960年1月20日，“中共山东省委关于生活安排情况的报告”，1960年3月，“金华地委关于检查麦收分配情况的报告”，1959年8月12日，发展研究所档案∶377、381、357.78 《乡村三十年》，页176、190、191.79“中央对‘杨蔚屏同志关于农村当前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的复示”，1960年11月27日，发展研究所档案∶406.80《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494.81“中共晋中地委批转政法党组关于开展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意见的报告”，1960年 11月6日，“中共晋中地委批转政法党组关于开展社会镇反运动的方案”，1961年4月20日，太谷县档案∶3—1—67、84.82王运广、申步堂、石建起、成振兴给县委的报告，1961年11月16日，太谷县档案∶3—1—86.83“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开展护秋保收教育运动的报告”，1961年9月 19日，发展研究所档案∶458.84详见中共太谷县委整风工作队∶“关于胡村人民公社贯彻农村政策中初步暴露出的干部作风不纯方面的情况”，1960年 11月25日，太谷县档案∶3—1—73.85《陕西省农业合作大事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页97.86《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 327.87《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357—358.88“中央关于正确对待社队‘小仓库’问题的通知”。1961年1月23日，“陕西省委批转汉中地委‘关于算帐中发生自杀事件的通报’”，1959年4月，发展研究所档案∶443、342.89“主席给常委及有关同志的信”，1961年9月 29日，发展研究所档案∶471.90《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48—250.91《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51—252.92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53—257.93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包产到户资料选》，1981，页292、299.94《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50.95内部参考，591213.96内部参考，590812.97《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63.98《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88.99《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495.100《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555—556；霍泛，《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页47.101《广西农村合作经济史料》，页364—368.据说，临桂县的联产承包办法，与陶铸在广东搞的大段包干责任制是相似的，同上书，页949.102“陶铸、赵紫阳合伙贩卖的黑货见鬼去吧”，《南方日报》1968年4月12日；张根生∶“回忆邓子恢同志几件事”，《回忆邓子恢》，人民出版社，北京，1996，页280.103《甘肃省农业合作制大事记》，甘肃人民出版社，兰州，1988，页44—45.104《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650.105“张平化同志五月十三日给主席的信”，1961年5月，发展研究所档案∶479.106《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515；又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页65.107见赵德发：《缱绻与决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页106.108《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596－598；又说，河南借地加上自留地共占耕地的28.6%，期限定为5年，《当代中国的农业》，页217.109农办公社组∶“当前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又一突出问题”，1963年5月17日，发展研究所档案∶507.110《陕西省农业合作大事记》，1993，页92—94、116—118、97；《陕西省农业合作简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页284.据说，清涧“包产到户”的形式一共有以下几种∶分田到户，包产到户，“井田制”，大量划分自留地和扩大户的经营范围，还有的地方实行了“一犋牛”的办法，三五户组成一个核算单位，《陕西省农业合作简史》，页284.111《四川省农业合作经济史料》，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成都，1989，页456—466.112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567，1962年5月邓子恢的“意见”书（这可能就是他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据说，当时搞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安徽全省达 80％，甘肃临夏地区达74％，浙江新昌县、四川江北县达70％，广西龙胜县、福建连城达42％，贵州全省达40％，广东、湖南、河北和东北三省也都出现，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1078.113《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页68，这是当时田家英等人所掌握的数字。

　　114吴象∶“农村改革为什么从安徽开始”，《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4∶，《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498—500、501—502、 503—514、558—566；实际上，一直到1963年中，安徽改正责任田完成，全省还有14%的生产队仍在实行责任田，内部参考，630607.115《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599－603.据说，安徽包产到户的生产队，最多的时候曾达到90%，见《当代中国的农业》，页216.116《包产到户资料选》，页340—348.117《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577、563，《包产到户资料选》，页346 等。

　　118《四川省农业合作经济史料》，页493、467.119霍泛，《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页51—52；该信全文见《包产到户资料选》，页 349—358，1962年7月30日。

　　120《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88.121《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63、266、255，薄一波，页928.122薄一波，页749，《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50.1959年初，在纠正“共产风”过程中，根据群众自愿原则，不少地方停办了公共食堂，“反右倾”中，食堂又被大力推行，见《当代中国的农业》，页178.123《四川省农业合作经济史料》，页488—490.124《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97.125《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92，这几省是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和安徽，都达到了90%以上人口在食堂吃饭。

　　126如云南省委称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办好食堂是巩固人民公社的中心”，《云南合作制史料》第四卷，页90.127薄一波，页925— 929.128关于自留地等食堂经济，参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289、294.129参见龚启圣：“近年来之1958—61年中国大饥荒起因研究的综述”，《二十一世纪》1998：8.130见“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1960年4月6日，“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村整风整社运动进展情况的报告”，1960年1月12日，太谷县档案∶3—1—62、65.据说，“一平二调”的方法比较普遍的是∶1）无偿抽调；2）低价收买；3）有价无款；4）摊派基金；5）随意占用土地；6）随意抽调劳动力，同上，3—1—62.131太谷县档案∶3—1—67.132“张平化同志五月十三日给主席的信”，发展研究所档案∶479.133“中共晋中地委批转政法党组关于开展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意见的报告”，1960年11月6日，“中共晋中地委批转政法党组关于开展社会镇反运动的方案”，1961年4月20日，太谷县档案∶3—1—67、84.134《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 262.135例如，安徽农民说∶过去“成天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员想着楼上楼下的，那知道是个空。这二年什么苦、辣、酸、甜还没尝过，你再说社员也不相信了”，《乡村三十年》，页215；湖南农民说∶“合作化时一股风，大家都说社会主义好，我也怕是真正好，……这几年尝到味道了”，“张平化同志五月十三日给主席的信”，发展研究所档案∶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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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莉莉    “政策修改”如是说  

读书 , 编辑部邮箱 2007 年 10期

高王凌所著《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共党史出
版社二○○六年版）一书在深入调查和采访的基础上，通过大量访谈笔
记，再现了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中普遍存在的“瞒产私分”、“偷窃”、
“出工不出力”等自发的对现行政策的修正改变行为，指出农民“并非
制度的被动接受者”，而正是这种“政策修改”行为对我国农业政策的
修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读后思绪跌宕起伏，久久不能平静。政策的
制定如果脱离人民的实际需要，其功效必然会大打折扣。农民们无声
无息心照不宣的“政策修改”行为，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只有善于洞
悉和挖掘，才能透彻其中的玄妙。
在各种不同的利益中，经济利益具有根本的性质。追求利益是人类
历史活动的基本动力，推动着民族生活。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
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也一再强调要给人民群
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农民是最讲究经济实效的，故有“一分钱的资本
家”之称谓。为了在极有限的生产资料上产生出足够的生活资料，他们必
须精打细算，维持他们的“小本经营”。当这种小本买卖汇合到大集体
中来共同运作的时候，他们出于对党的政策的信任，出于对一种不同以
往的新的生活方式的试试看的态度加入进来。但很快，农民们就从懵懵
懂懂的状态中清醒过来，讲求实际追求实效的本能使他们面对政策，产
生了自己的“对策”，目的还是他们世世代代一直追求的温饱。他们也
大概知道国家和政党有他们的一盘大棋要走，要做好几亿人口的管家并
非易事，但那毕竟是宏观方面大范围的东西，从自身的角度看，还是自
己的小算盘来得经济实惠。国家制定政策具有很大的主动性，农民接受
政策则多少是被动的行为。但政策要想真正落到实处，对接受政策一方的
考虑恐怕也是重要的方面，也就是说，在双赢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二者的良
性互动，一头重一头轻必定是跛子走路，既不美观亦难协调，那么，当政策
畸重畸轻时，农民无声无息的政策修改也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了。
我们不得不反思理论的反作用和调查的益处。理论的完整不及实践
的圆满，无法饯行的理论必定只是空洞的和无益的修辞。离开实实在在
的生活空谈发挥优越性、积极性没有长久的吸引力，因为人总是生活在
地上，理论高得“可遇而不可求”时，最后连欲望都会丧失殆尽。人民
公社时期农民的“瞒产私分”、“偷窃”、“借”等自发行为不是反党反社
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不是所有曾经通用的吓人的政治名词，这
些行为没有深刻的理论准备和严重性质，有的只是对全家老小顿顿有饭
吃的忧虑，对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奢求。带着固有的思维套路和生
硬的理论框架去套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仍然是从理论到理论的循环，
理论未因实践而提高，实践却因理论而停滞。理论来源于实际，并在现
实的实践中不断完善。不论是土生土长的理论还是进口的洋理论都必须
经过这一环节，“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永远不会过时。因此，在重大
政策和理论指导用于实践落实之前，深入的调查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当然，这种调查绝非蜻蜓点水、流于形式，而是真正地深入实际、深入
基层、深入更广泛的领域。正所谓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
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没有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没有正常畅通的意见反
馈机制，理论和政策的制定者就永远是在独舞，旁边站着沉默的大多数。
待曲终人散之后，已沧海桑田，物是人非。
我们很难说人民公社时期各地农民中普遍存在的所谓政策修改行为
就是农民小生产局限性的体现，或者是历史惯性使然，恐怕更多还要从
人性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确，在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生产，有对传
统的依赖和历史惯性，但新政策的制定本身就应该充分考虑到这种因素
的存在，而不应该割裂历史，就像撕掉日历一切重来那么简单。我们的
制度建设和理论创新的出发点是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所有制为人民服务
而非人民为所有制让道，或搞单纯为了所有制而所有制。从维持人的基
本生存权的角度说，人民没有先进与落后，积极与消极之分，并非先进
分子就可以不食人间烟火，觉悟是精神层面的概念，而吃饭首先是物质
层面的范畴。要生存，就要为生存想办法，这是人性使然，跟思想觉悟
或是否有局限性无关。
人民中蕴藏着伟大的智慧和力量。因此，倾听他们的声音，关注他
们的行为，探询他们的想法，这远比个别理论家在深宅之中的华美辞藻
要深刻得多。它们也许不成系统，没有章法，不讲修饰，但却绝对真实、
可靠、深刻，它们才是制定政策的丰富的思想宝库和高级智囊。善于从
农民们不同的行为和话语中读出真实的信息，才能实现决策与贯彻的良
性运转，才能算我们真正懂得了辩证法和两点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