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飞：批判《清宫秘史》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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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清宫秘史》的前前后后

霞飞

党史博采 2009年第09期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7年3月30日，《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了一篇戚本禹写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篇文章，看似文艺评论，实则是一篇政治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所引起的直接后果是：为打倒刘少奇做了舆论准备；间接后果是：开启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门。让我们看一看隐藏在这篇文章背后的东西。

     何谓《清宫秘史》

     《清宫秘史》本是一部历史题材的影片。此片是中国现代剧作家姚克的作品。姚克是戏剧家吴梅的入室弟子，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与斯诺、鲁迅等交往密切。1937年赴美国学习西洋戏剧。1940年回国后在上海与其他一些文化人组织过若干剧团。他在这些剧团中主要是任编剧，写过许多中国历史题材的剧本，比较著名的有《蝴蝶梦》、《清宫怨》、《楚霸王》、《美人计》、《秦始皇》等。而其中的《清官怨》则是他自己最满意的作品，视之为代表作。
     《清宫怨》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原来，姚克是有感于日本侵占了大半个中国后，中华民族危亡在即，便想通过文艺作品，唤起中国人民大众抗日救国的热情。但他本人和他组织的剧团，生活在日本军队占领下的上海，不能公开反目，只好借用演历史故事的方式，抒发爱国心情。因此，他创作了《清宫怨》。
     《清宫怨》的主要内容，是写戊戌变法。从光绪选皇后开始，写到变法失败。主要剧情是：光绪对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一事不满，对中国在甲午海战中败于日本而感到耻辱。他决心变法图强，因此接受了维新思想的主张，主张变法，实行新政。他的主张得到了珍妃的支持。但是，光绪的变法，遭到了以慈禧为首的“后党”的反对，推行不下去，光绪的皇位也处在危机状态。为了维护自己的皇位，掌握全权，推行新政，光绪密令袁世凯刺杀掌握北洋兵权的实力人物荣禄，却被袁世凯告密出卖。大怒之下的慈禧剥夺了光绪的实权，并将其囚禁，自己则重掌君权，杀害了戊戌变法六君子。当八国联军打到北京城时，慈禧逼珍妃投井而死，自己则带着光绪逃往太原。此后，中国发生了义和团运动。
     这部剧本写好后，以话剧的形式，于1943年在上海公演，引起了剧坛轰动。1948年，这个剧本被改编成电影剧本，改名为《清宫秘史》。1948年，姚克迁居香港，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长，这部电影剧本也由香港永华影业公司摄制完成。朱石麟任导演，舒适演光绪，周璇演珍妃，唐若青演慈禧，洪波演李莲英。1950年，这部影片传入内地，在北京、上海等地陆续上映，票房收入情况很好。

     认识上的分歧

     江青得知《清宫秘史》在内地上映的情况之后，也想看一看这部片子。江青当时的工作，主要是做一点文艺方面的调查研究的工作，然后把调查研究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因此，她当时调看这部片子，也可以算是她的工作范围，无可厚非。江青看完这部影片之后，并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她就把这部影片推荐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提出，这部影片有问题，不是宣传爱国主义，而是宣传卖国主义，影片用以观察问题的是地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这部影片应该批判。江青听毛泽东这样一说，便也认定此片有政治问题。
    1950年的一天，在江青的提议下，中国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会议，邀请中宣部和文化界的领导人陆定一、周扬、胡乔木参加。会上，江青大肆评论《清宫秘史》，并且说：“我对《清宫秘史》这部影片是不是公开上映的问题，提点个人意见。我认为这不是一部好片子，是内容很反动的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组织人员进行批判。”本来，参加会议的人以为这次会议是从艺术的角度评论评论《清宫秘史》，没想到，江青提出了这么严肃的问题，而且把话说得这样重，大家面面相觑，不敢发言，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大家心里明白，江青作为一个职务不高的干部，能讲出这样的话来，肯定是有来头的。于是，会场上鸦雀无声。这时，突然有一个搞文艺评论的干部说：少奇同志认为这部片子是爱国主义的。此言一出，会场上一片骚乱。江青说：我刚才讲的，不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大家一听，就明白了，江青这句话等于挑明了：刚才讲的，是毛主席的意见。于是，大家不好否定江青的意见了，就都表态同意组织人写文章，批判《清宫秘史》。
    可是，既然大家心中有不同意见，在执行时，就不太积极。中宣部和文化部找了几个人写批判文章，这几个人都不愿意写。后来经过做工作，总算有人同意写文章，但写文章也一拖再拖，最后写出来的文章，也批得不痛不痒。文章写出来后，也没有及时安排发表，等于放在那里了。但江青对批判《清宫秘史》是十分积极的，她多次催促写文章，文章写出来后，她又不满意，文章没有发表，她更生气。但她的职务不高，也只能干生气，没办法。这样，这场批判《清宫秘史》的事情，就放置下来。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对于批判《清宫秘史》，中央内部早就有分歧，而且，江青对于这件事，一直不满意，牢记在心。依她的性格，她是要找机会报复的。她把落实批判《清宫秘史》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了。毛泽东对此很不高兴。1954年10月，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批判的一封信中提到：被人称为爱国主义的影片而实际上是卖国主义的影片《清宫秘史》，一直没有受到批判。但毛泽东的这封信没有公开发表。

     戚本禹决定投机撰文

     时间一晃过了十六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动，毛泽东又先后两次提到此事，一次是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开会。会上，毛泽东主要是谈哲学、历史、形式逻辑、辩证法等问题。在谈话中，毛泽东突然提到：《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是彻底的卖国主义……。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有人”，明显是指刘少奇。毛泽东的这段话，把他与刘少奇的分歧点了出来。
    另一次是在1967年第1期《红旗》杂志发表的姚文元的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时。这篇文章在发表前，是经过毛泽东审阅和修改的，也是毛泽东指定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这篇文章中，公开了毛泽东在1954年10月的那段话：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的影片。同时，在文中加了一条长注。长注中说：“这部卖国主义电影出来后。由于党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鼓吹，不但没有被批判，反而被捧成是‘爱国主义’影片。那些反毛泽东思想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竭力阻挠对这个影片的批判。他们实际上‘爱’的是地主资产阶级，他们用以观察问题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他们是真正的‘保皇党’，这不是很清楚的吗?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视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
     这篇文章中所说的“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是指刘少奇。这篇文章经毛泽东审阅定稿，并由毛泽东指定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是意味深长的。这实际上是打出一个信号：可以借批《清宫秘史》批刘少奇了。
     本来，姚文元写作《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时，戚本禹并未参与。但戚本禹是个对政治极为敏感的人物，当时又已经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他看过姚文元的文章之后，对文中提到批《清宫秘史》那一段话十分注意。就在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文发表不久的1967年2月，《红旗》杂志第3期又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这篇社论中指出：“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头面人物，革命群众已经看清楚了。”这句话，明显是指刘少奇。
     由此，戚本禹判断：最高层打倒刘少奇的决心已下。他决定，在此关键时刻，要紧跟形势，在批判刘少奇的问题上，出一把力。
     批刘少奇，从哪里下手呢?戚本禹较熟悉的领域是历史。他早在1949年调入中南海工作时，就利用业余时间，读了不少历史方面的书籍。50年代初。他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当助手后，又受田家英的指导，系统地读了不少历史书籍，包括一些重要典籍。此时，他的研究，集中于近代史。1963年8月，他写了一篇《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上，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可以说，在历史学界，戚本禹已经不是外行了，算是一个较有影响的研究者了，他也因此受到了毛泽东的注意，受到了康生、陈伯达、江青的重视。“文化大革命”前，戚本禹曾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在历史领域，他还是有点影响的人。于是，戚本禹便选定用评述历史领域重大问题的方式，批刘少奇。恰好，戚本禹知道了毛泽东对《清宫秘史》的态度，便决定写作《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矛头直指刘少奇，给刘少奇栽赃。

     文章中的“八大问”直指刘少奇

     戚本禹笔头快，很快就把文章写了出来。戚本禹写出文章后，并未急于发表。他知道在当前政治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写这种文章的深浅。搞不好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于是，他把这篇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此文很重视，亲自动笔对文章修改了三遍，并决定在《红旗》杂志上发表。这一下，戚本禹才放心。
      1967年3月31日，先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戚本禹这篇文章，第二天，刊载戚本禹这篇文章的《红旗》杂志大量发行。为了配合这篇批判文章的发表，江青下令，全国各地将电影《清宫秘史》作为反面教材放映。
     戚本禹的文章，矛头直指刘少奇。文章在一开头就列出了毛主席语录：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
     接着，文章公开挑明了在《清宫秘史》上的意见分歧，并说这种分歧是党内路线斗争。文章说：“围绕着《清宫秘史》这部反动影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解放了的中国，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重大的斗争。”“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XX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拒绝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接着，戚本禹的文章公开点明；批判《清宫秘史》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刘少奇。文章写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把这个问题重新提了出来。”“欠账总是要还的，解放以后一直没有被批判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一定要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革命群众的彻底批判。对抗毛主席指示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一定要在运动中受到革命群众的彻底批判。他们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猖狂地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必须受到彻底的清算。革命群众一定要把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让他靠边站。”
     戚本禹文章的后半部分，更加明确地针对刘少奇，给刘少奇安上了一系列“罪状”，等于是给刘少奇下了声讨檄文。文章写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辩解说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难道竟有这样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老革命”?难道竟有这样猖狂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老革命”?如果真是“老革命”，那么，淆问：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党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为什么你要在1962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而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以上就是戚本禹文章中有名的“八大问”。
     戚本禹的文章公开号召打倒刘少奇。文章写道：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大军，彻底粉碎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猖狂进攻，挖出我国修正主义的总根子，打倒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党、篡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国永不变色!

    历史真相

     戚本禹借批判《清宫秘史》之题来发挥，给刘少奇安上了一系列罪名。那么，刘少奇果真肯定过《清宫秘史》吗?没有。历史事实是：当1950年《清宫秘史》在内地放映时，刘少奇对这部影片的看法，与毛泽东是一致的，基本思想倾向是持批评的态度。刘少奇也认为，这部影片宣扬的是改良主义的观点。1951年5月13日，刘少奇在全国政协民主人士学习座谈会上讲话时，还批评了这部影片。刘少奇说，《清宫秘史》这部影片，是宣扬改良主义的不值得肯定的电影作品：《清宫秘史》宣扬改良主义，它使人有这么一种印象，假如那时光绪怎么样怎么样……，那革命就可以不要了，孙中山也可以不要了，我们这一套也可以不要了。刘少奇还说：改良主义试验过了，证明行不通，阶级斗争没有调和的可能。当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为了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必须把反动的阶级推翻：如果你今天不是反对土地改革，而是真心拥护土地改革，那你就是代表真理，代表进步，将来搞社会主义也是这样。1954年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一封信中提出也要批判《清宫秘史》，对此，刘少奇是拥护的。1967年3月28日，刘少奇的子女们上街，从一张小报上看到：张春桥等人诬陷刘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自称“红色买办”，便买了回来，交给王光美，王光美看后，交给刘少奇。刘少奇看了这张小报之后，感到是一个重大问题，立即于当天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明，自己“根本没有《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种想法和看法”，也不可能说出“《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这样的话，要求中央调查清楚。但是，刘少奇的这封信，并没有起任何作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还是于3月31日公开发表了。刘少奇从当天的报纸上读到了这篇文章，非常生气，他把报纸狠狠一摔，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上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我早在去年八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是无所畏惧的，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
     戚本禹文章的发表，等于给了红卫兵和造反派们一个公开批刘的信号，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立即行动，开始直接冲击刘少奇。从4月初起，全国各地的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按照戚本禹的口径，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代名词，公开批判刘少奇。《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公开号召对刘少奇展开“太批判”。4月3日，北京部分红卫兵公开举行批判刘少奇的大会。会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声响成一片。会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布置下，北京和全国各地都贴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大字报，各地红卫兵也效法北京市的红卫兵，连续召开批判刘少奇的大会。当造反派就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大罪状”，对刘少奇进行质问、强迫刘少奇交待时，刘少奇对此很重视。

    刘少奇的抗争

     4月6日、12日，刘少奇当面回答造反派说：八大报告不写毛泽东思想，议论时，意见不统一，不主张写的人占多数。毛主席也不主张写。毛泽东思想早已经深入人心，不写毛泽东思想，我们仍然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针对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刘少奇发火地说：他们办手续出狱，是经中央批准的，这件事情几十年无人提，现在提出来，真是岂有此理。这批人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有的有城市工作经验，有的有白区工作经验，有的有根据地建设经验，在后来几十年的实践中证明他们在各方面都做出了成绩，难道说，他们都让敌人杀害才舒服?
     4月10日，当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批斗王光美时责问：“刘少奇为什么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王光美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听刘少奇讲过这个片子是爱国主义的。身奇同志肯定没有讲过。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总会调查清楚的。”批斗会后，王光美于4月15日、20日两次给毛泽东写信，申诉对这次批斗会的意见说：“我决不是坏人，刘少奇也决不会是假革命或反革命。”但她的信如石沉大海。
     4月13日，中南海“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限令刘少奇于4月14日之前，对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为什么”进行回答。刘少奇于4月14日写出了一份书面答复，专门针对戚本禹文章中的“八个为什么”进行了辩驳，逐条澄清，事实。刘少奇的这份回答书，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仍然以一个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高姿态，对某些事情承担责任，但这份回答书的基本内容，是对戚本禹文章的反驳，表现了刘少奇的气节。
     刘少奇写道：你们给我的紧急通令，限刘少奇于4月14日以前写出书面检查，具体回答戚本禹文章中所提出的“八个为什么”的问题，现答复如下：
     一、1936年3月，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天津(当时党的北方局所在地)，当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北京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不例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问我是否可以例行一个手续，我即将此种情况写信报告陕北党中央，请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答复，交由柯庆施同志办理。当时党中央日常工作是张闻天(又名洛甫)处理，据张闻天交待，他当时没有报告毛主席，也没有在会议上讨论，就由他擅自作了答复。当时，我知道狱中的殷鉴同志，其余的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有多少，以后如何办理的，我也不知道，殷鉴同志出狱后，还是在1937年春，我在柯庆施家里见过一次，不久，殷鉴同志因病去世了。他们具体例行了什么手续，我未过问，我负有一定责任。
     二、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月，我党同国民党达成了停战协议，以后又召开了旧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在1月12日我党的停战命令上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2月1日，我根据中央讨论的意见，写了一个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这个指示是有错误的。
     三、在解放后，我极力主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反对，1951年，我批了山西送来的有关农业合作社的一个文件，批是错误的。……
     四、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我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是说了国内阶级斗争的，例如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近几年来我国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反映着我国主要的矛盾，……进行“三反”“五反”斗争，是因为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不能不加以制止。但是在这个报告的另一个地方说：“我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决了。”这句话是错误的。八大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也说：“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决议的这些说法，毛主席当时就表示反对，但已经来不及修改，就这样通过了，至今未改。此外，在八大政治报告和决议中，都没有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的指导方针。这是错误的，是从七大的立场退了一步。
     五、三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攻击三面红旗，……“三和一少”是个别同志，提出初稿，尚未提到中央会议上来，当时我尚不知此种意见出笼，事后是从那个同志的保险柜里拿出来的。
     六、1962年，修养再版，是有人推荐，有人替我修改的，我看过在《红旗》、《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应负主要责任。
     七、1964年夏，我在几个城市作讲话，其中有形“左”实右的倾向，在去年10月23日，我在检查中已作了详细说明，不必重复，桃园经验当时是比较好的，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
     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现在也不清楚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错误路线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可是，他们也不知为什么。我将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阅读毛主席指示我要读的其他著作书籍，和报刊的有关文章，以便能够完全在思想上弄清这个问题，并认真的在革命群众的实践中去加以检验。那时，我才能答复我为什么在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又如何改正了这个错误。
     刘少奇的这个答辩书原件上交，另外再由工作人员以大字报的形式，抄了一份，在中南海院内贴出，但上交的刘少奇的答辩书没有任何回复，贴出的大字报很快就被人撕毁，造反派还指责为刘少奇抄答辩书的工作人员是“为刘少奇开脱罪责”。但是，刘少奇在那样的逆境中，能够写出这样的答辩书，反驳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是难能可贵的，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气节。
     但是，刘少奇的抗争，却被造反派们称之为“大反扑”，加重了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各种蛮不讲理的“批判”铺天盖地而来。
     1967年8月8日，刘少奇又一次提笔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信。他在信中写道：“当我看到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过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刘少奇的这封信上交后，再次如石沉大海。刘少奇已经明白了：他的任何申辩都无济于事了。此后，他再也没有写任何信件，而是以沉默来抗争。
   
    历史的结论

     刘少奇在逆境中对王光美说过一句话：“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确实，历史是最公道的。历史果然做出了自己的结论。
    被戚本禹批判的《清宫秘史》，到底是不是反动影片呢?不是。《清宫秘史》总的思想倾向，是歌颂进步，反对腐朽，主张唤起民众，抵御外侮，振兴中华。影片没有歌颂义和团，却对义和团的落后行为进行了批评。但这并不是该作品的主流。而且，对义和团在历史上的作用，也确实应该深入研究。在研究中，允许各抒己见，“百家争鸣”。
    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评论任何文艺作品，都不应该成为衡量该文艺作品进步还是反动的定论。刘少奇在50年代确实议论过《清宫秘史》，他当时并未对这部影片持肯定态度，而是持与毛泽东大体上一致的看法，还指出了这部影片的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刘少奇历来主张，领导人对文艺作品的评论，要有一个超然的态度，正如他在1956年3月所说的：“负责同志看戏，不许议论不行，议论了对人又有压力，怎么办?若是随便讲几句，不能算批评，可以不听；如果是正式意见，那就讲清楚。当然组织决议还是要听的。……议论有时是正确的，有时不一定正确。外行提意见应采取商量的态度，不要站在作家之上。”
     刘少奇的这个态度，是公正的。
     问题在于，戚本禹写作并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的背后，有政治上的玄机。他是想借此为工具，打倒刘少奇，抢“文化大革命”的“头功”。对此，著名历史学家黎澍看得入木三分，他于1983年评论戚本禹时说：“他不是历史学家，甚至不懂什么历史，其所以装腔作势，发出这种‘为革命’的叫嚣，无非是看准了风向，想充当林彪、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篡党窃国的先行，做一笔投机买卖罢了。”
     历史的公道还在于：它必将对每个人的命运做出决定。写作并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期待在打倒刘少奇的政治斗争中抢到“头功”的戚本禹，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就翻了车，被抓了起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则在含冤去世十多年后，于1982年，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获得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