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联旧档案：老舍访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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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贾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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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的8月24日，作家老舍投入太平湖中自尽。

以下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联工作人员对老舍的访问纪要，从中我们可以了解老舍最后八年人生的一些片段。

1

1958年4月15日整理的访问纪要，访问者冯宜英。

他说他很愿意出去走走，下去和农民接触接触，文联组织老作家艺术家去张家口专区走马看花，这很好，他一定参加，顺便到赤城去洗洗温泉澡，治疗一下自己的盘骨神经痛。作协五月也打算去张家口专区，是否可以和文联合起来组织？下去千万不要带厨师，不要弄得大张旗鼓，生活水平不要和农民有悬殊，吃窝窝头又有什么不可以，在农村吃个炒鸡蛋就很好啦。他从小就是吃酱油拌小葱长起来的。若是带厨师下去人家一定会给贴大字报的。一些人民代表到郊区去参观访问，在人家农业社的办公室里一个人打开一个纸包，里面是半只鸡，白面包，农村老太太和小孩子们伸着头看着，一个农民半生未必舍得吃一只鸡。这叫去作什么啦？真叫人看不上，他就看不惯这个，还是人民代表哪？

前几天孙维世同志来找他，叫他改写马雅可夫斯基的《澡堂》剧本，内容不改，只将里面所举的例子改成在中国可能发生的事情，将一些人名地名改名叫鲁班，这样观众就会感到亲切些。斯大林同志在世时，禁演这个戏，讽刺的太厉害，斯大林同志去世了，这个戏又解禁了，在苏联话剧会演时曾看到过这个戏是喜剧院演出的。这个剧正适合我们中国在现在这个时候上演，孙维世同志又叫在十天内赶出，那么放下自己的写作计划，改写一下剧本，也很好么！所以定创作计划没什么用处，交给作协的那个写作计划根本完成不了，没定的作了，定的没时间去作，所以以后不再定写什么东西的计划，只定一年写多少万字就行了。文联能在暑期组织全委去西山“文艺之家”学习，这太好了，自己一定参加，希望能指定一些理论书籍拿到西山去念，不懂的地方希望请人给讲解一下，最好请周扬同志、杨献珍同志、默涵同志等也去那里住几天，一方面请他们也休息一下，同时利用晚间闲谈给大家讲讲课，这真太好了，不然就没有读书机会，自己总往外拿东西，不吸取东西是不成的。新作品念的太少，连自己过去的东西都没时间念，别人的选集都出版了，就是自己的选集还没出版，出版社屡次来催，可是连念都没时间念又怎么去选，这个计划早就定了，就是完成不了。

今年外事活动、社会活动、大会、小会比去年少多了，大概是在总理面前发过牢骚的原故？不过无论怎么照顾他，有些活动还是必得参加，比如各大使馆直接发来的请柬，有的是座谈会，有的是宴会，有的是晚会，还有的是个别会见，这些个会，不参加，人家就不愿意，人家想见你，你不去影响也不好。参加晚会回来，已经十二点多了，这时再拿起书来念头就晕了，自己作不到，恐怕别人也作不到。能有机会念念书，太好了，暑期还预备读些文艺作品。前年在汤岗子休养的时候，念了些东西，只有利用休养的时候才能有整个的时间念书或写作。

自己很想写些新东西，《茶馆》太旧了，都是过去的事，所以必须出去走走，打算秋季到广西、广东去，一方面自己没去过，很想去看看，一方面替作协到分会去了解一下情况，预备在国庆节后动身。

现在有一件事情非常为难，听说剧协、美协最近都要成立北京分会啦，可是作协分会就成立不起来，作家都下去了，没法开会，不开会就成立不了，成立不了就无法解决北京市的问题，总会又管不了这么多，所以市文联的同志情绪非常低沉，自己跑到市委去，市委的同志非常忙，有时没人，自己也非常忙，也不能常跑，问题总解决不了。上次见到周扬同志，周扬同志曾问到这个问题。他说希望把这个问题向翰笙同志反映一下，最好能在参观访问回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2

1959年1月20日整理的访问纪要，访问者沈慧。这次访问主要是听取作家“对文联所组织的参观访问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建设讲座的意见和建议”。

老舍：每天坐在这小屋里能写些什么东西？还不净是写些应景，赶任务的文章。一会这个记者，那个电话，再不然就是电报。讲起来都是最要紧的文章。有时我弄都弄不明白是怎吗回事，也都得表示意见来写文章。譬如，苏联火箭上了天，新华社所发表的消息也就50个字，我怎会可能写更多的？只有凑合一首诗来歌颂一番。实在这样的诗我自己都懒得看。要是真正搞创作，能写出像样的东西，只有深入生活，到下边去才行。但我这条腿，这一身病，到下边去怎吗办？不是给地方上添麻烦？农村生活我倒不怕，人家吃啥我吃啥。现在还不是照样吃窝窝头就咸菜，连白菜都买不到。住的就更不成问题了，可以随遇而安。成问题的是我要喝好茶、吸好烟。这是我一辈子的嗜好，戒也戒不掉。到下边又怎能与劳动人民共甘苦，这一条就得受批评，咱特殊了。不过，麦秋时，我还要到安国一趟。另外也想找在南方气候好的公社，到那里住一个时候，即如不参加劳动，只看看也是好的。十三陵就去了一天，回来就倒下了。去张家口的参观访问，也是因为这条腿而临阵脱逃的。现在我穿着金丝猴皮毛裤，腿还发凉呢。据说金丝猴皮毛是所有皮毛之中最暖者，毛长半尺，现在很稀有，我特意托人从四川找来的。想到自己的身体，就真使人生气。

现在的稿费太低，不合理。当然，对我来说没有关系，不过有些职业作家的生活会受到影响。你想一千字四五元，不是开玩笑吗？这些出版社也太苛刻，他们应该按文化部规定那标准的最高一级发给作者，而不应按最低的一级来发，因为最高一级也已经是调整过的降低标准了。版税也不合理。这个问题文联应过问一下。再者，也应调查一下在北京有那些职业作家现在生活有困难，特别像张根水，陈慎言是有数的。春节了，看看人家，送个一二百元去，文联还不成啥问题吧？文联作起来这事也光彩，也影响大。

听说国画院反右斗争后，调来一位崔子范担任党组领导人。这位同志在斗徐燕荪时，我感到他挺好。但系军队出身，作风生硬，简单，不懂业务，不尊重老画家。把个国画院搞成了一个行政机关，每天准时上班下班。常常打个电话要这个开会，要那个开会。现在弄得陈半丁、于非闇都不愿露面了。记得有一次在文艺茶馆我碰到了陈半丁，晚饭都没顾得吃，只啃了个冷馒头，崔子范要他去开会。现在从齐白石死后，应首推陈半丁了，这也是个国宝，就这样不重视是不对的。

另外，一个党组的领导，据说也是一个外行假充内行的人。他批评画工笔画的人浪费时间，生产太慢。实际上工笔画吗，就是费时间和工夫。齐白石过去画一只金鱼也要很久。对于一些进画院的画师们如：马普、周怀民、周元亮只给70元生活费，叫别人上下不得，艺术也太不值钱了。前些天傅抱石从华东来，他在那儿领导得好。把一些老画家都团结在他的周围，充分发挥画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搞得轰轰烈烈地为了“十一”献礼。那方面待遇高，也不用天天上班下班，画可以拿到家里去画。这同样是党的事业，有的搞得好，有的就搞得不好，我对崔子范只有一面之缘，决无个人恩怨。为了党的事业，我觉得应该及时地健全国画院的党组织。周总理很重视国画院。千万不要搞得天怨人怨。这种情况我向文化部夏衍同志谈过，但都没下文。不过，我听的这些消息可能不正确，因为这些老画家也都很难惹，可能当着我老舒的面说一套，而见了崔子范则又当面恭维一番。所以我建议去访访问问，多听取些意见，也侧面了解一下国画院内部的情况，这对我们的工作是有好处的。

看吧，今年过了春节就该忙起来了。三月是人代会，我也可能去参加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文联搞共产主义讲座，最好是在四、五、六月。因为七、八月就要忙着筹备国庆。文艺界最好是务务虚吧，那些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那是文艺家自己本身的事，用不着多讲。能不能把苏联的一些具体情况结合共产主义远景谈谈呢？恐怕不太容易。也别讲公社，了解公社就下去，比讲更生动。

3

1959年4月4日整理的访问纪要，访问者严志平是《工人日报》社共青团员。在这份向文联党组汇报的记录上盖着报社总支委会公章。

文联党组：本报为了迎接国庆十周年，在三月间，领导上曾派我去约老舍先生撰写一篇“首都十年”的散文。我直接到他家里，真是盛气凌人，接见的时候很不耐烦。他张口就说：

“人家都说我是北京通，其实，我对北京根本不了解。廿三岁离开北京，在巴黎十年，美国六年，重庆X年……再说，我实在没空。

“苏联放卫星，也找我写诗，我哪懂诗？只好凑几句，上午写好，下午《光明日报》就来约稿。巴黎作家开会，我得打电报祝贺，拟电稿只〔至〕少半个小时。

“我最近的身体很坏，高血压，经常头昏。现在，副食品供应紧张，鸡蛋、牛奶都没有，我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当然，组织上有言在先，我是不会去排队的。”

我们只谈了一刻钟，都是他在发牢骚。他还说什么：“我不能打夜班，身体不好，我还得多活几年。”

这场不愉快的约稿，使我联想到老舍先生在公开场合所讲过的那些漂亮话！上述全属事实，特反映给你们。

4

1960年2月2日整理的访问纪要，访问者陈慧。在这份纪要后有红笔批示：“可与作协助组联室联系：看他对那方面有兴趣，最好还是写北京，他熟悉的人和事。”

老舍：“对周扬同志的谈话完全同意，只是关于稿费问题，周扬同志说今后要采取对职业作家实行工资制，给他们一个工作岗位，作品另给报酬。我认为，这样做，原则上是很合理的，但有些职业作家因有另外补助或过去的积蓄，生活可以没有问题，他们也愿意过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否一定要他们走上工作岗位，我有点怀疑。我认为可以听他们自便，不必勉强。”

谈到创作问题，体验生活问题，他感到因身体不好，不能参加团体下去，因为既和大家一起去，必须和大家一致行动，不能特殊化，自己也不愿特殊化；但勉强支持，病了反成别人的□□（字不清，似为“包袱”——编辑），不下去又写不出东西来，心里非常焦急。如能和几个作家一同下去看看，条件较好些，住上一个短时期，那倒是可以的。

5

1960年5月8日整理的访问纪要，访问者沈慧。

老舍：继《茶馆》之后，我最近要写一个剧本名为“天桥”。这是答应北京市的任务。只是有关天桥的一些文史资料，公安局一直不送来，我也很难动笔。现在又答应中央卫生部要写写有关在爱国卫生运动的一些模范人物和事迹，共有八篇。我打算在五月完成一半，过了文代会后再完成一半。最近打算到广东佛山一趟，去收集一些有关材料。

那天在人大会堂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听了陆定一同志的报告后，大家反应都很好。我觉得这个报告内容生动，有力。这个报告主要是针对国际修正主义的，因为现代修正主义是社会主义阵营最危险的倾向，同时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也决不含糊。这篇文章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一定会引起各国很大的注意，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也会考虑一番了。

这个月还要忙一下纪念马克·吐温的纪念会，过后就是文代会，我的报告“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情况”已写好交作家协会审查去了。

文代会后，我打算到张家口赤城住个把月。这是前年欠了张家口地委的人情，老不兑现也不像话。去时预备送他们一些历年来收藏的古玩字画之类作为礼品。再者，我也愿意到那里的温泉洗洗澡，治治我的关节炎。

从城市人民公社成立后，有个时期我这单干户的副食品供应大成问题，简直连一把豆芽菜都买不到，只有吃白饭就咸菜。每天追着大车的青菜跑，但不卖给住户，都是供应食堂的。当然，像香烟和茶叶也就绝了粮。幸而北京市文联每月送来三条“牡丹”五斤鸡蛋，有时也送来二两、三两的茶叶。以后还给开了一个特别供应的条子，可以到朝阳市场买点高级青菜，诸如黄瓜，西红柿之类。从人代会后，这种情况好转了，现在可以在街上买到小白菜。吃肉不吃肉对我关系不大，没有青菜吃可真不惯。

人代会前，乐市长向我说，他们这单干户吃饭也大成问题了。后来他就到食堂吃饭，但弄得食堂工作人员很紧张，要有保卫人员来负责才行，以后食堂就把饭菜送到他家里去，结果他的老太太又不吃，因为他的老太太过去是吃山珍海味的人，怎么能吃得下食堂的饭。我觉得搞食堂要有一个过渡阶段，现在条件不够，又住的不集中，要大家都吃食堂就有困难。如果像苏联的大食堂，夜里一个电话就送来热乎乎的饭菜。我看，那样的食堂谁都愿意吃。现在椿树人民公社搞的不错，一个大食堂可容二三仟人吃饭，小孩子排着队去吃饭，小桌、小椅，真吸引人。这多半是为了照顾参加生产的家庭，父母在外，孩子没人照管，这可真方便。但对于荀慧生、马连良、郝寿臣就不见得合适了，现在他们仍是单干户，服务站供应他们高级的蔬菜，他们过去都是吃喝惯的人，现在都馋得很。我已经一年多没有进过东安市场的东来顺了，早已忘却涮羊肉是何滋味。为了吃一顿涮羊肉就要起早赶晚的去拿牌子，再等上三四个钟头，还指不定吃的是不是羊肉，何苦去凑这热闹呢。人要锻炼才能适应环境，我过去是非最上等的香片不喝，现在什么乱七八糟的茶叶都行。我看，文代会两千多人的吃住是个大问题。听说梅先生也没有什么特别供应，恐怕他的生活也够紧张的。

我女儿在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她们正在搞超声波的广泛利用。听说，四分钟就煮熟一锅稀粥。超声波的利用已经成为群众性运动，将来一定要作到家喻户晓才成，你们组织文艺界参观一次，倒是及时的。

6

1964年1月21日整理的访问纪要，访问者沈慧。

他首先谈到健康和灾情：

“从去年春天中国文联的全委扩大会后，北京市文联接着举行代表大会。这两个大会把我累着了，直到现在尚未恢复。从早到晚脑袋都是昏昏胀胀的，简直不能提笔。有一种药叫‘盆寿宁’是广东出品，我吃了对我的血压挺有效，严文井，侯金镜都说好，可现在什么地方都买不到了，有些事就是这样奇怪。去年夏天到秦皇岛，接着又到湖南转了一趟，对地方的戏剧家有所接触，但对他们帮助不大。在秦皇岛时，20多位河北省的剧作家正在学习，我和他们交换了一些剧本创作的意见。

“在湖南时，偏偏遇到了十年九不遇的大旱灾，在那里喝一碗白水比喝一碗金水还要宝贵，我们不好意思太麻烦地方对我们的招待，匆匆忙忙去了三个礼拜就赶回来了。去年的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各省都相继遭了旱灾，据说是和印尼大火山爆发有关。而河北、河南等省却遭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水灾，真是气人！中国党对农业的领导是正确的，政策对头，人民干劲冲天。就是‘老天爷’和我们闹别扭。苏联40多年革命纪念尚未战胜自然灾害，当然，这也和修正主义的错误政策有关系。想要：‘人能胜天’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在农业没有机械化，化肥化之前改变自然面貌是有限度的，我们还需要20年才行。要不是去年的旱涝灾情，我们该是多好的丰收啊！年年都有灾情，真不好办。现在天津，河北一带灾区，积水尚未排除出去，有的村庄和耕地已经结成了个山丘似的大冰块，灾民住在临时搭成的小席棚里过冬。一天半斤粮食，他们哪有什么干劲。各地支援的很多，汽车为之途塞，但有水过不去。这场大洪水保全了天津，其他地方受灾可太大了。如果不战胜这条海河，将来就为害更大了。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是会战胜这些困难的。”

他谈到创作和深入生活：

“要搞现代题材的剧本，我是缺少生活的。而我这样年纪，这种生活方式，又要抽好烟又要喝好茶的坏习惯，到农村去影响多不好！北京人艺要我写一个为国庆15周年献礼的戏，这些天叶子等人不断地来和我谈，要我写《骆驼祥子》第二部，用一种旧的对比来写，重点是写祥子的翻身附带还要写写像‘拾金不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新风尚。为此，我也去三轮车工会参观和谈过话，还和三轮车局局长交换过意见，现在正收集有关这方面的材料。现在三轮车夫的成分也很复杂，一类是好的老车夫，他们热爱自己的职业，以服务大家为光荣。有个70来岁的三轮车夫，他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了，他满可以不蹬三轮就可生活下去了，但他闲不住，以不劳动为耻辱，每天要出外蹬两三趟才舒服。另一类是解放后蹬三轮的，这些人多半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小军官，还有敌伪时代的一些渣子，还有伪国大代表，伪县长之类，这都是些被改造的对象，没资格作干部。最后一类则是新生力量，像上边提到的那位局长，就是一位蹬三轮的，现在被提拔作了局长，讲起话来都有一套学问，不能小看。

“北京市曲艺团最近还要我写一个‘节制生育’的曲艺，他们也正在为我收集材料。这个戏也只能从正面去写青年人要树立雄心壮志，切莫被儿女情长所误。像如何避孕啦，刮子宫啦……没法去写。现在咱们已经是一个7亿人口的大国，‘吃穿’二字真不容易。早几年就应该雷厉风行的提倡节育，现在有点晚了。而且农村根本不听这一套宣传，他们像初解放时期干部的供给制一样，那时不是生一孩子比加一级还要高吗？有五、六个孩子的夫妇比一个部长的收入还多。现在农村是有一个孩子就分一个孩子的口粮，如果一个孩子一百斤，五、六个孩子就可以拿千儿八百斤了，这不是鼓励不劳而获吗？节育在农村是个重点，城市里的干部每年节育一千，农村一下就给生一万，节育不发生多大作用，越节育越生的多，这样大家的生活永远是提不高的。

“前些时彭真市长号召大家写现代题材，这是好事。他和曹禺谈，不要老写历史题材，写写天津的抗洪斗争不好吗？曹禺的决心很大，人艺的演员蓝天野陪同他深入灾区，自己背着铺盖卷，提着干粮……。当时，我正在天津读我的新‘王宝钏’，我向当地领导说：曹禺的身体不行，这一来非垮不可，曹禺要连续听半个钟头讲话不休息，耳朵就什么都听不着了。他的神经官能症很重，硬撑哪行。果然，回来就病了，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将来老作家如何深入生活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觉得今后新老作家要很好的结合，互相取长补短，老作家缺少生活，新作家缺少表现能力，如能结合得好，则对繁荣创作会起很大作用，只是双方的时间要有很好的安排。”

谈到戏曲方面的推陈出新：

“戏曲方面的推陈出新是方向性问题。今天是社会主义社会，戏曲要为社会主义建设，要为工农兵服务。而今天的戏曲人物还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占着统治地位。应该古为今用，不能再厚古薄今了。将来戏曲学校也要培养学生学演话剧，不然，演现代剧就不好演了。戏改说起来容易。改起来真不容易。首先是别太保守了，我从前有些保守，老想着保留或保护。现在转变过来了，我认为我们还是要继承传统而又要突破传统，不是一阵风似的粗暴简单地割断或脱离传统，把精华也都一古脑儿否定掉。戏改不是一下子的事情，要经过一个阶段，能排出来一些质量高，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好戏才能站得住，不能只是一时的政治任务。

“我的新剧本‘王宝钏’已写好，春节就可发表出来。为什么我要改这个老戏，是我在秦皇岛看了河北省有名的青年跃进剧团演出‘武家坡’后，演唱很好，可是，我看了以后，一夜没有睡好。我首先感到这出戏的不合理，那能说夫妻十八年未见面，见了面马上就开起玩笑来，这说得过去吗？理当抱头痛哭才对，再者，薛平贵离家18载回家见了老婆就调戏，这不是低级趣味吗？我说，应当去掉这些低级玩意儿。我把老‘武家坡’改成新‘王宝钏’试写了五幕”。

“试试看吧，也许行。也许站不住，就看观众的意见如何了。”

另外，他还谈到关于文怀沙被逮捕的事：

“文怀沙这个人是有些才华的，但不务正业，在文艺界乱钻。不知道为什么他老对党不满，在同行之间喜欢拨弄是非，挑拨离间。我虽和他交往很久，总觉得他阴险不可靠，对他也就留有心眼了。他说的话我总得考虑考虑，从未附和过他，但也未当时正面反驳过他。我常常有这样的想法：觉得自己总算在北京市文联是个负责人，有责任去团结文艺界人士。别人好意来看我，我怎好意思把别人赶出去。但我对人是心里有数的。记得，有次文怀沙向我说：曹禺如何如何不行……我等会就用别的例子说明曹禺是如何如何伟大的剧作家……。文怀沙的家里搞一批臭味相投的‘文人’专门互相吹捧，标榜自己都是才子，别人都不学无术，包括曹禺在内。还拉扯一些封建关系，什么干妈，干女儿的。我未到过他们家一次，这都是听别人说的。有人传说：是文怀沙给我吃热药使我吐血了。实际上不是如此，是他给介绍的一个大夫（任应秋）给开的方子，这医生也不是坏意。他倒是结交了不少知名的大夫，在医院里挂不上号，而在他家轻而易举的可看上病。听说，他的被逮捕是为了乱搞男女关系，有没有政治原因不清楚，出身于那样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对他也很有些坏的影响。抓起来后，先在青艺的群众会上斗了一场，他是青艺的什么艺术顾问，还在中医医院，音乐学院，都有些头衔。据说，已经送到北大荒劳动去了。我想，这样的劳动改造会对他今后重新做人有很大的帮助。”

最后，他又说：“安徽的作家陈登科年内就来约他和曹禺今年开了春到安徽去辅导一下文艺界，他们在黄山给安排了很好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可是今年听说文联不久就开个什么会，国庆15周年要献礼，那能走得开呢！”

7

1964年5月24日整理的访问纪要，访问者沈慧。

我的身体每况愈下，春节过后血压老不下降，高压总在一百七八十度，低压也到了一百二十，每天脑袋晕晕忽忽。什么书也不能看，什么文章也不能写。因之，像苏斯洛夫那样恶毒的报告，虽感到气愤，什么文章也不能写。因之，像苏斯洛夫那样恶毒的报告，虽感到气愤，但也没有精神仔细的读一读。我们那四封信真是理直气壮，把赫光头揭露得体无完肤，痛快！痛快！我现在正请孔伯华的儿子小孔大夫治疗，已经吃了80多剂汤药，这样可免于脑溢血，但我的肠胃可有点吃不消了。上周去人民大会堂听陈老总访问非洲十四国的报告，前两次还可以勉强支持，第三次当听到中途时，脑袋就嗡嗡的叫，心也有点发慌，什么也听不见了。“人老珠黄不值钱”，不行了。我还看见了吴作人，他的气色很坏，好像还不如我。

最近国画院组织画家到密云水库接触生活，我爱人胡絜青也去了，她回来说：离密云县城不远的一个公社，解放前曾是一个满旗营，许多满人集中在那里。现在这个公社的生产大队长和团支部书记都是满族。这些人过去都是游手好闲的贵族。从生到死都是靠皇家的粮饷白吃白喝，不务生产。因之，解放前他们几乎濒于饥饿和死亡。解放后，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走向了互助合作。公社化后，他们战胜了种种困难，年年增产，由穷社一变而为富社了。我打算月底以前到那儿生活一个时期，这些打算已和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奇谈过，由市委考虑安排如何吃住，听说密云县城内的招待所条件还不错，我要去了解情况的大队也离县城只有二里路，不要交通工具，我每天蹓蹓跶跶就去了。我去挂挂勾，观察观察，体验体验，了解一些情况，收集一些材料，丰富一下我的生活，这对我搞创作是会有帮助的。话剧方面写少数民族的不少。但写满族的至今还没有。他们这些皇亲贵族如何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种变化的新旧对比是有着强烈的时代气息的。如果我能写出一个剧本，就作为国庆15周年的献礼吧！前天晚上去看政协组织的西藏话剧团演出的《不准出生的人》，对我启发很大，这也是推动我要去密云生活一个时期，决心要写一个以满族为题材的话剧的重要因素之一。我认为这个戏写得也好，演得也好，有丰富的阶级内容。

本来《人民文学》已约定我写《骆驼祥子》第二部，人艺也等着排我这个戏。叶子和《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都已为我收集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但是我想来想去难写，再写成《茶馆》那一套已经不受欢迎。把旧社会的“祥子”放在舞台上活动，阴森之气的东西太多，而新社会的“祥子”，也就是祥子的第二代确也有拾金不昧诸如此类的好事。但这种人并不是社会主义文学所要歌颂的重点英雄人物，而且三轮车夫这种劳动是要逐渐淘汰的。费很大劲去歌颂这样的人物，对人民的教育意义不大。为此，我去请教了阳翰笙同志，他的意见是：“可以写嘛！题材应该百花齐放，你自己最熟悉什么就写什么，问题在于我们的立场观点……”。另外，我又去请教了李奇同志，他说：“写是可以写，但祥子不是产业工人……”各有道理，我对此感到困惑。所以决定到密云水库去试试。请你顺便告诉翰笙同志一下。本来我想随人艺的农村文化工作队去顺义，一方面可以深入生活，一方面也可为他们临时演出编写一些歌词、快板之类……该多有意思。后来，赵蕴如来信说，那里是山区，常常流动，吃一顿饭要跑十几里路，我的身体到那儿吃不消……这就把我吓住了。这次我到密云去，孔大夫已答应我配几付丸药带着，那一天配好我就那一天走。现在我的事情也不多，下月初虽然有个京戏现代戏的会演，这与我关系不大，我也没负什么责任，到时候顶多是看看戏或在报纸上发表点小评而已。再不去，天气热起来就更不行了。今年八、九月我还打算到安徽一趟。这是陈登科去年就约我和阳翰笙、曹禺同志一起去的，目的不是为了写文章而是和地方上交流交流经验。

我们满族溥雪斋的弟弟溥松窗最近患神经分裂症，他也在国画院，是一个很有才能的画家。他老是恐慌，不能安静，一天找组织要交代材料。组织表示：你什么问题都没有，还是回去画画吧，但他不相信。我们给介绍了一位回族的杨老大夫正在治疗，真灵，一服药就给稳住了。这位杨老大夫的儿子在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每月收入40多元要养活四口人，生活很苦，我们常拿10元20元的帮助他们的生活。过去政策上鼓励老大夫单干自己开业，现在又不行了。这位老大夫很有经验，但不能正式给人看病，朋友介绍的病人他又不好意思要钱。每次来，顺便请他吃顿涮羊肉，都把他乐死了。我们的穷朋友很多，现在的古琴家管平湖就是我们救活的，解放初期他没工作，生活穷困潦倒，几块砖头搭一块板就是床，小屋又脏又臭，吃这顿没那顿。但我们知道他是有才能的，精通各种艺术，以后就介绍他到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去了。他也是没钱就到这儿拿。

老舍领我到里屋看溥雪斋、溥毅斋、溥松窗三弟兄合作的竹子流水四扇屏，他赞叹不止地说：你看，这流水瀑布画的多活泼生动，多富有神韵啊！我觉得现在还没有人能超过他们。他们三弟兄合作四幅画才卖四元，溥雪斋说：这是为人民服务，落价、大贱卖。

另外，他的爱人胡絜青提到了一位做绸人的女手工艺美术家葛静安。说她做的绸人表情惟妙惟肖，大批出口，很受外国人欢迎，赚回大批外汇。但得不到领导重视，工作条件不好，生活也很苦。

（《新文学史料》授权刊发，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