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哲一：我所亲历的“安亭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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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哲一：我所亲历的“安亭事件”

　　一、珍贵的追述

　　岁尾。冬初。不时飘落的梧桐树叶轻抚着宛平路上的这栋小楼。
　　面对思维敏捷、谈吐清晰的韩哲一、韩老，你绝对想象不出眼前这位身躯高大的老人已经渡过了他的90岁生日，迈入了漫漫人生的第91个天年。
　　“老骥伏枥，烈士暮年。”脑海中倏然闪过曹操《龟虽寿》中的这两句名诗。
　　按照事先拟定的话题，韩老今天要向我们追述的，是1966年11月他亲自参与处理“安亭事件”的前后经过。
　　尽管世事苍茫，数十载光阴匆匆流逝，然而如今中年以上的人，有谁不知道“安亭事件”呢？如果说舞文弄墨的“文革”肇始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么，大肆“夺权”的起点，便无疑应当归属于“安亭事件”。正是从那一刻起，上海开始大乱，中国开始大乱。夺权的风暴，瞬息之间席卷了1967年1月的那个凛冽的寒冬。老一辈革命家所掌握的各级政权“大厦”轰然倒塌，“文化大革命”的这架疯驼，自此脱开缰绳，撒野狂奔，十年未已……
　　然而，真要对“安亭事件”描述其详，即使是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却也大多只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三，直接亲历者毕竟有限。而作为当时置身于风暴中心，亲手处理此事的老一辈领导同志，原本就屈指可数，如今更因年事高远而相继辞世，存世者几乎已无从寻觅。
　　韩老的追述，因此而更显珍贵。

　　二、事件起因

　　1966年11月8日，连日来已被北大“造反派”头头聂元梓带领的南下红卫兵搅扰得乱哄哄的上海街头，突然张贴出许多内容相同的海报：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1966年11月9日（星期三）中午12点，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矛头直指市委主要领导陈丕显、曹荻秋两同志。
　　海报的署名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即后来甚嚣尘上、不可一世的“工总司”。
　　同日上午，“工总司”的代表直闯康平路“爱棠”上海市委书记处，恶狠狠地提出三项条件：
　　市委必须承认“工总司”；
　　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大会接受批判；
　　提供宣传工具。
　　“工总司”的代表限令当时上海市委的领导，必须于当日下午2点以前答复他们的要求。
　　市委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对工总司的“限令”进行讨论。
　　说实话，面对当时疾风暴雨般袭来的工人和学生两股运动势力，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们，完全猜不透发起这场运动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根本不清楚该如何应对。韩老说，在我们看来，所谓的造反派“都是一些有严重问题的社会渣滓”，唯有发自心底的反感甚至憎恶。
　　面对难题，只能向中央请示。电话里，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陶铸回答非常明确：不得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这一答复完全锲合韩老等一班人的心思，上海市委旋即决定，对“工总司”的要求采取三不方针，即：
　　不参加“工总司”9日的成立大会；
　　不承认“工总司”这个造反组织；
　　不支持“工总司”的活动。
　　干脆明了。斩钉截铁。
　　然而，再严正的答复，也阻止不了 “工总司”一意孤行的脚步；已然形同虚设的国家权力机关，正是他们蓄意趟平的政治屏障。
　　9日，“工总司”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如期举行，王洪文、潘国平等纷纷登场。会上宣读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声称：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这是一个在上海，也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早公开发出的“夺权”动员令。
　　大会进行中，“工总司”多次打电话到市委，勒令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都遭拒绝。当晚9点，“工总司”组织群众游行，要求曹荻秋接见，答应“工总司”的条件，仍遭拒绝。10日凌晨，恼羞成怒的造反派涌向上海北火车站，扬言“北上告状”。
　　韩老回忆道，潘国平等人强行登车，驱驰北上至南京。其余大部分造反派则被华东局和市委有意识地引出北站，抛在安亭，以避免市中心形势的进一步恶化。那是一个远离市区、毗邻江苏的铁路编组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对于下一步开展瓦解工作比较有利。
　　10日上午8时许，上海铁路局按照华东局的指示，把乘载造反派的602次列车阻滞在安亭车站的岔道上，然后摘下车厢，命机头单独驶往常州戚墅堰，使602次车失去动力，动弹不得。这样一来，虽还有一部分造反派步行去了苏州和南京，但大部分都被留在了上海境内。
　　同日上午，市委组织人员往安亭送去大量面包以及棉大衣、棉被等御寒物资。经过市委派出干部们的规劝疏导，原本乌合的造反派人心涣散，已有一部分人陆续乘上卡车，返回上海。眼看北上之行即将功亏一篑，已然疯狂的潘国平、黄金海等决计不按常理出牌。
　　数百名造反队员冲进安亭车站，强行卧轨，横七竖八躺倒一片。中午12时许，北上首都北京的第14次列车不得不紧急停车，被迫滞留。
　　中国最重要的南北大动脉就此被腰斩，延续时间长达31小时34分。中央为之震惊。
　　“安亭事件”由此起焉。

　　三、临危受命

　　京沪大动脉瘫痪事件发生的当天，时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的韩哲一，收到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指名道姓直接发给他的电报。电报受命于周恩来总理，要求韩哲一去安亭出面处理此事。中央的原则是，让工人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北上，不要成立工人造反司令部。同日，陶铸也打来电话，重申，中央不同意上海工人成立造反司令部，不同意进京，有意见可以派代表，让工人尽快返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同时陶铸给华东局和市委也打了电话，重申同一内容。
　　中央直接发电给韩哲一个人，而不是给华东局或上海市委这样的一级组织，有悖于常理，也不符合当时的组织程序。时隔几十年后，韩老分析，中央这样做，也是事出有因，属于特例。
　　早在1964年初，当时的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同志就已发现身患肺癌，在华东医院作了肺叶切除手术。1965年初，柯前往广州疗养，3月，转到成都看花市。4月5日，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中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领导设宴招待赴川视察的朱德、贺龙及柯庆施。柯饭后引发了急性出血性胰腺炎。虽经北京、上海派出的两个专家医疗小组多方抢救，却终于不治，于4月9日下午去世。
　　柯去世后，华东局由于缺少了主事的一把手，给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至于由谁来接替他，当时党内虽有种种猜测，但毛主席始终没有定。华东局当时的书记处书记由六省一市的第一书记兼任，专职书记只有魏文伯、韩哲一两人，他俩曾多次向周恩来总理反映，要求中央有个明确的态度。事情报告到毛主席那里，主席一锤定音：采取联合国的办法，实行秘书长专政。自此以后，兼任华东局秘书长的魏文伯，便成了主持日常工作的书记，韩哲一则继续分管工交方面的事。
　　按说，处理“安亭事件”应当是上海市委职权范围内的事。然而，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同志，因患鼻咽癌，正在住院治疗，尚未完全恢复，上海市的工作暂由曹荻秋市长主持；但曹荻秋同志被造反派视为主要目标，穷追猛打，无法正常工作。而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同志，“文革”之初就因常犯心脏病，连中央点名要他参加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也未能履职，此时亦无法出面。当时韩哲一分管工交工作。在中央看来，铁路运输瘫痪，毫无疑问属于工交范畴内发生的事故，由分管工交的书记出面处理比较合适。如此亦可看出，中央当时还是把“安亭事件”作为事故、而非政治事件来对待。

　　四、亲赴安亭

　　韩老笑道，这些都是事后的分析，当时哪里看得清嘛。
　　接到陈伯达的电报和陶铸的电话后，韩哲一立即带领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兼副市长的李干成和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杨恺，赶赴安亭。
　　10日傍晚，韩哲一等一行在安亭的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的厂房内落下脚来，作为与“工总司”交涉的临时谈判点。然而，乱哄哄的现场一片狼藉，到处都是露宿野外的工人造反派，根本找不到谈判对象，也不知道该和谁谈。经过一番交涉，“工总司”方面终于派出代表，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出现在工厂二楼的办公室。事后得知，此人就是文革初期名噪一时的上海玻璃机械厂青工潘国平。
　　韩老回忆，整个谈判过程中王洪文始终没有出现，只有潘国平一人充任“工总司”的全权代表。韩哲一向他们传达了陈伯达电报和陶铸电话的精神，要求他们贯彻中央精神，返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但对立双方的谈判结果可想而知。造反派一方完全不买账，继续坚持停产闹革命。谈判僵持不下，韩哲一决定直接向滞留安亭车站的工人造反派传达中央意见，劝他们返回。潘国平调来一辆大卡车，陪韩哲一等一行人前往车站。到达后，韩用大喇叭与工人直接对话，反复讲明道理，但终于无果。
　　一直延续到深夜，双方反复拉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再磨下去已毫无意义。韩哲一表示，若要满足“工总司”的要求，必须请示中央，我们无权超越权限作任何肯定的答复。此地限于条件，无法同中央取得联系，我们必须返回上海后再行联系。潘国平等人起先认为，谈判没有结果不能放韩哲一走，但现场确实不可能解决与中央通话的问题，无奈之下，只好让步。
　　11日凌晨，韩哲一等一行风尘仆仆返回上海，立即拨通了陈伯达的电话，表示根本无法做通造反派的工作，华东局也无法承担京沪线瘫痪的重大责任。搁下听筒，韩哲一再给陶铸拨电话，然而连续拨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拨通。天亮以后才知道，这天毛泽东再次接见红卫兵，中央领导天不亮就都去了天安门城楼。于是，电话由中南海转到天安门，这才找到陶铸。陶说，中央一是以陈伯达的名义拟好一份电报，直发安亭，劝工人造反派立即返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派张春桥亲赴上海，处理安亭事件。
　　11日中午，《陈伯达同志致上海工人电》在安亭广播，大意是：毛主席指示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希望你们返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中央派张春桥来见你们，有意见可以当面向他反映……

　　五、张春桥出场

　　11月11日夜，中央派军用专机送张春桥飞上海。韩哲一、李干成、杨恺一同前往机场接机。
　　在虹桥机场，韩哲一见到了这位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并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主要是通报安亭的情况。当时，张春桥也持同样的观点，即：不承认“工总司”，也不支持他们的行动，必须说服工人造反派返回上海抓革命，抓生产。寒暄之后，张春桥请韩哲一回去休息，他由杨恺陪同直接前往安亭，随行的还有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
　　张春桥去安亭后，态度突然有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他口头上同意了工人造反派提出的五项要求，并说，只要同意回上海，就可以正式签字。对张的表态，工人造反派内部产生分歧，即时分为两派，一派返回上海，另一派不听张春桥那一套，继续徒步北上，并把张春桥车上的宣传喇叭也砸了
　　13日，市委召开书记处会议，明确不同意上海工人造反派提出的五项要求。张春桥也参加了会议，当面并没有表示异议。
　　但当天下午，张春桥却在文化广场正式签字，同意“工总司”的五项要求。大致内容是：
　　承认“工总司”为革命组织；
　　承认“11.9”是革命行动；
　　由此而引发的后果，由华东局和市委负责；
　　曹荻秋必须公开检查；
　　为“工总司”工作提供方便。
　　消息传出后，华东局和市委的领导同志深感意外和震惊！此事的直接后果就是，把以张春桥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和华东局、市委的不同观点，公开暴露在了工人造反派的面前。于是，上海工人造反派把打击的重点，迅速集中在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韩（哲一）头上。
　　另一派北上的工人造反派，在经昆山途中，推选出新的领导人耿金章（上海中泥造纸厂副工长，比潘国平大20多岁，比较老练）。此人当时已率队抵达苏州，并声称要继续徒步北上。
　　面对这种形势，张春桥不得不去苏州，处理“后安亭事件”。他要求韩哲一同行，因韩去过安亭，与工人造反派有过接触。韩表示不愿去。张多次和魏文伯通话，强调理由，催促成行。魏与韩协商后，同意韩前往。张春桥还要求曹荻秋也同去，曹亦拒绝。但张同样固执己见。曹与陈丕显商量，陈显然也不便拒绝，只能同意曹一同前往。此时张春桥的态度之所以敢如此强硬，完全是因为其自恃代表“中央文革”，背景非同以往，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均很难与之抗衡。
　　15日上午，张春桥、曹荻秋、韩哲一等一行到达苏州。张春桥主谈，“工总司”的代表是耿金章。经过几个小时的谈判，张又和耿金章达成了类似“安亭事件”的五条。张春桥让曹荻秋、韩哲一都签字，遭拒绝。张一意孤行，坚持要签，并首先代表“中央文革”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曹、韩经长时间与陈丕显、魏文伯通电话协商后，也只好签了字。这就是当时著名的“双五条”。
　　充满玄机和变数的“安亭事件”，在张春桥出尔反尔的操作下，终于在僵持了一个星期之后落下了帷幕。
　　16日，从北京传来毛主席对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最高指示”：张春桥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嘛！
　　韩老说，“安亭事件”是“文革”的重要转折点，张春桥、王洪文、“工总司”，从此进入全国人民的视野，成为骤然迸发的政治新星。紧接着，“工总司”于1967年1月，在上海发动了史称“一月革命”的夺权风暴。此风迅速蔓延全国，终于把中华民族带入了万劫不复的十年浩劫。

（姜龙飞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