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一直以来，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通知中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指的是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是这次会议打倒的。文件是康生起草的，会议没有经过中央讨论“一个字未改”的通过。这些都是误读，不符合历史事实。
《五.一六通知》出台背景。
在1963年对文艺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艺作品批判的基础上，1964年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一个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具体领导文化革命运动。
“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5人组成。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
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还成立了学术批判办公室,包括胡绳、许立群、吴冷西、姚臻、王力、范若愚,胡绳当办公室主任。
在随后进行的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中，既有对文艺作品、文艺理论、文艺思想的批判,也有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术批判。
如哲学上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史学上批判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和非阶级观点,经济学上批判孙冶方的利润挂帅等。
由于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剧本）。形成了“京派”（邓拓（北京市副市长，笔名向阳生）、吴晗（北京市副市长、《三家村札记》和《海瑞罢官》作者）、廖沫沙（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三家村札记》作者、李琪（北京市宣传部长，笔名李东）和“海派”（张春桥（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姚文元（上海《解放日报》编委）的一场论战。支持京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支持海派的主要人物是《红旗杂志》编委关锋、戚本禹。
在争斗逐渐升级的情况下，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把《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批转全国，而彭真主持的“五人小组”，又拟就了一个《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向毛泽东汇报，为这场由批判《海瑞罢官》引起的争斗定调。其中明显倾向“京派”（彭真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而把“海派”定义为“学阀”加以批评。
双方经过三个多月的新闻论战和高层格斗，毛泽东走上前台，直指“二月提纲混淆队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强烈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如果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五、一六通知），为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被称为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
《五.一六通知》基本内容。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
此时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政治局常委还包括邓小平、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政治局委员除上述人员外，还包括林伯渠、董必武 、彭真、陈毅 、李富春、 刘伯承 、贺龙 、李先念。
政治局后补委员：乌兰夫 张闻天 陆定一 陈伯达 康生 薄一波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是邓小平。书记彭真、王稼祥、谭震林、李雪峰、陆定一、康生、罗瑞卿、李富春、李先念、陶铸（66.5常务书记）、叶剑英（66.5）。后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毛泽东1965年11月11日离京后一直在外地，会议期间5月15日至6月16日在杭州，直到7月18日返京.
会议由刘少奇主持。5月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第一是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第二是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中央文革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陶铸任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
第三是指出“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第四是指出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一、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
二、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
三、歪曲了毛泽东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
四、否定真理的阶级性。
五、对学术不分阶级。
六、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
七、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
八、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
九、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
十、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结论：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通知以“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结尾。
有关《五、一六通知》的误读。
第一、《通知》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文化大革命早在1963年即开始，1964年成立了中央领导机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通知中提到“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就是证明。
第二、《通知》一年后才公开。
此通知直到一年后的1967年5月17日才公开，此前作为党内二级机密文件，只有达到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才能接触。
第三、彭、罗、陆、杨等的下台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无关。
彭真撤职的时间是1966年4月16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11日，李雪峰（华北局第一书记）调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任第二书记。
陆定一是因为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于1966年4月被捕入狱受牵联。
罗瑞卿是1965年底被批判跳楼自杀。
杨尚昆也是６５年的冬季因为录音事件被撤职。
这四个人分属不同的派别。彭真是刘少奇的人，罗瑞卿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陆定一是彭德怀线上的，杨尚昆则是苏区派贺龙的人。
中央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撤职所犯下的错误属于机密文件，没有向社会公开。此四人的下台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无关。
第四、陶铸、叶剑英获得重用。
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获得晋升的是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书记处常务书记）和华南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书记处书记）。
第五、《通知》是文革已经展开后发出的。
《五、一六通知》中找不到任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证据，基本以批评《二月提纲》为主。
第六、《通知》指向的是彭真而非刘少奇。
《通知》的内容基本上是针对彭真的《二月提纲》，其中提到彭真的名字或“提纲的作者”、“作者”达八次之多。如果是针对刘少奇的话，中央不可能让刘少奇领导由此展开的文化大革命。
彭真当时身兼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法小组长、中央文革五人小组组长多个职务。多年担任中组部部长和京城主管，积累了较强的人脉，逐渐形成了政权体制内除毛泽东、刘少奇以外的第三方势力。
毛泽东当时对彭真领导的北京不满意主要在于北京“独立王国”的问题。毛泽东说北京市是 “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当时对北京有意见的也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和陈云。
彭真的秘书在回忆文章中说： “开放自由市场，陈云打过几次电话，让北京开放自由市场，北京就是不开。彭真不同意，认为这样做会助长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助长单干。刘仁专去看过三河县的自由市场，回来后持否定态度。”
彭真被批评的中央会议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主持的。而且调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李雪峰起步于刘少奇的“白区党”，后来在邓小平的中南局工作。并非是毛泽东派系的人。
彭真下台一个月后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刘少奇讲话“北京是个独立王国，老虎屁股摸不得，谁也不能批评，别人是不能插手的，我去插手也不行。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彭真不接触群众，不接触实际，喜欢搞个人突出，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在我面前搞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
第七、《通知》起草过程说明经过中央多次讨论后上会。
原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回忆录的描述是王任重起草的文件，后来改动了八遍。1966年４月２４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基本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草稿。
在５月１６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邓小平介绍'五一六通知'内容。刘少奇说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有权举手。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即使在文革被否定的后天，也没有任何文章透露与会人员提出过不同意见。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五一六通知》之所以没有修改，因为这个文件在４月２４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已基本通过，这次只是正式上会表决而已。中共重要会议文件基本是事前经过反复酝酿讨论，上会表决只是走走形式。
虽然中央已经对彭真定性，但彭真仍然参加会议。据说《通知》要对彭真进行点名批判，刘少奇问彭真：“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彭真说：“一个检查，一个改。”刘少奇问：“对通知有什么意见？”彭真答：“没有意见。”
文革后彭真复出后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能毛主席去世了就把错事都推在他身上。”此话颇有深意。
彭真在文革后重新出山的1979年4月第一次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否则，必然造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个革命战线的混乱，使亲者痛、仇者快。他力主对四人帮和林彪集团成员痛下杀手，却不反对毛泽东，个中缘由值得思考。
第八、中国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指向的是彭真而非刘少奇。
毛泽东在1964年7月就说过：“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参加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后来的谈话中都认为这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指的是彭真，并没有怀疑到刘少奇头上。
1966年5月18日刘少奇在会见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时向他通报说：“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
贺龙在5月19日大会发言中对彭真说：“主席批评赫鲁晓夫在我们身边，那还不是批评你呀！”
康生在大会上指责彭真说：“你就是这样的人物，你就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
张春桥在上海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一段，我当时就不太理解，只想到彭真，没完全想到刘少奇。”
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刘少奇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此话出现在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之所以把文化大革命定义为是从“5.16”通知开始的，是故意避开彭真等人领导文革的历史时期。把“彭罗陆扬”下台戴到文革头上是故意增加文革的错误。
对《通知》只提上会的“一字不改通过”，不提文件起草过程的八次多修改和政治局讨论的前提，是故意隐瞒事实。
把彭真“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套到刘少奇头上，是为文革想打倒刘少奇提供注脚。
“5.16”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定位了文革的政治原则。是文革的重大转折点，却不是文革的开始。
2016.5.15
作者博客
http://wenbei.blogchina.com/3032778.html |
|
发表于 2016-7-20 22:5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