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魁 梅白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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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青天”梅白的传奇人生

（浙江 梅魁）


梅白，曾经拥有毛泽东赐予他的尚方宝剑；
梅白，曾经拥有直通毛泽东的秘密联系渠道；
梅白，毛泽东称他是自己的的半字之师；
梅白，才气逼人、胆识超群、以身许国；
梅白，是时势造就的英雄；
梅白，是被时代毁灭的精英！


                           青年时期的梅白

梅白，学名国定，号明正，笔名龚同文、一丁、丁一、沈沉等，常用名梅白，湖北黄梅县刘佐梅花屋人，1922年出生于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父亲是四兄弟四姐妹中的排行老四，人称梅四先生，或称梅老四，一直是九江庆谊详布店李老板的店员。母亲出生于大户人家，原名沈全瑜，更名韩全非，又名杨家瑜、孙惜春…，后称赵大姐，曾在少林寺习武学文十年，善武功。1938年7月8日，在与日寇、汉奸搏斗中打死两个日本人和一个汉奸后壮烈牺牲，年仅50岁。
（一）梅白的传奇人生
梅白出生半年多就会说话，一岁多，母亲教他认字，教他认“平民千字课”、“千家诗”，他能熟背并能移字异位认识。“神童”之誉满乡里。三岁读“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古今楹联集成”等书。四岁就能吟诗作联了。母亲以苏东坡诗诫其“聪明自误”：“小家有小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吾儿愚且鲁，无灾无祸到公卿。”他作“除夕书感”给母亲：“神话加童话，平生应自知，“小时了了”了，即是杀身时。”母亲以“一不外露，二有自知之明”两点教诲，他反其意出一联于书斋：“惟恐离群先振翅，不愿枪打早出头。”
1931年，梅白还在九江师范附小读书时，给九江庆谊祥布店写了一块招牌，被当地翰林学士刘为远发现了，问庆谊祥李老板：“这字是谁写的？”李老板答说：“这字是梅四的儿子写的。”翰林学士刘为远听了一惊“啊，这是梅老四的儿子写的！”遂即派轿子抬梅白到庆谊祥李老板处。梅白的父亲在楼上看见翰林老爷的轿子来了，跑下楼来，正跪在轿子跟前磕头，儿子下来了。翰林老爷遂问梅白：“这，你是用什么写的？”梅白说：“你问李老板。”李老板说：“这打了一桶煤烟子墨汁，他用抹布蘸着写的。”刘为远遂即铺好纸，拿出他的斗笔，当着面叫梅白写。梅白拿起笔写着：“九岁明正用八十九岁翰林老爷刘为远斗笔写成。”写完后，李老板给梅白三十两银子。因为是用刘为远斗笔写的，刘为远说：“应给三百两。”庆谊祥李老板奉翰林老爷之命，连夜叫匠人把匾牌做起，描了金，挂起来，引来不少人观赏。1949年刘邓大军打九江时，梅白带二纵司令陈一涵打下九江后，曾领陈一涵看了庆谊祥布店的这块招牌，秘书还拍了照。陈一涵司令员嘱咐说：“这是历史，要珍惜这个历史。”梅白后来说：“可惜，文化大革命也给革掉了。”
1934—1935年，在九江读小学5—6年级，曾在章太炎所办的《学灯》上发表文章。
1935—1937年，在九江乡村师范读书，经中共九江市委书记朱企霞引介，参加“12、9”抗日救亡运动，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九江学生抗敌后援会宣传股长。参加写刷标语、演街头剧、游戏示威、抵制日货等活动。在烧毁日货的过程中，接纳老工人的建议，将日货分送给贫困工人和CY、CP、民先、工会等组织公用。1936年夏开始为江西《健报》、《捷报》写进步文章，讽刺伪省主席熊式辉和警察局长黄元丰。
1938年1月—5月，转学到黄梅县中学读初三。1938年8月，在九江参加张××、王维国游击队，后转黄梅费剑铭游击队，任秘书长。其间与中共党员邹一清、桂林栖、蒋永孚等相识，受其意对这支国民党游击队进行兵运工作。
1938年9—12月，在黄梅下新由严家仪、魏希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下新魏希征家由邹一清监誓转正。
1939年1月，在黄梅小溪山龙家堰县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所在地，由特委桂林栖分配工作，任四区（湖区）动委会指导员，党内任区委书记。
1939年3月—6月 任新四军鄂豫游击纵队第8大队宣传科副科长。
1939年6月—1940年1月，因“8大队事件”后，失掉组织联系，在黄梅本地隐藏。1940年2月—1941年9月 与县委王占崧、邹一清接上联系，并经县委郑重审查恢复组织关系，以教书为掩护做地下工作。
1941年9—1942年2月，任蕲黄宿军政联合办事处督导员兼城南区委书记、新四军14旅3支队2大队教导员。
1942年2月—1943年12月，因病（吐血）家居，兼做一些地下工作。
1944年1月—4月，任蕲黄宿边县委党训班主任。
1944年4月—11月，任长江地委《铁流报》编辑、长江地委党训班教员、黄冈县鹅江乡分区委书记。编写了《乡作人员必读》、《县政人员必读》和《妇女必读》等小册子并予散发。
1944年12月—1945年8月，任湘鄂赣边区党校教员，在抗大10分校参加整风学习。先为“骨干”后被列为“锄奸”对象幸被陈少敏所救。
1945年8月—9月，任湘鄂赣区党委工作队长。
1945年10月—12月，任蕲黄宿县委秘书。
1945年12月—1946年6月，任鄂东南地委复员委员会秘书兼罗南县委秘书。开始突围北上。
1946年7月—8月，任邯郸县委秘书长。
1946年9月—10月，随部队向华北进军。
1946年11月—1947年5月，任鲁中沂源县民政科长、支前司令部人力部长，参加鲁中战役。
1947年5月—6月，向晋冀鲁豫行军。7月—9月，入天池部队，随刘邓大军南下。
1947年9月—11月，任黄梅县委秘书长。
1947年11月—1948年3月，任鄂豫五地委《农民报》编辑、地委城工部秘书。
1948年4月—12月，任鄂豫五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战斗报》编辑。
1949年1月—5月，任五地委城工部秘书、五军分区支前司令部人力部长，支援大军渡江作战并参加解放九江战斗。6月—9月，任黄冈专署文教科副科长、鄂东革命干部学校副校长。
1949年9月—1952年8月，任黄冈地委青委副书记、新青团黄冈地委书记、团省委委员，省保卫和平委员会委员、省文联委员、黄冈文联主席、黄冈中学校长。
1952年12月—1954年8月，任湖北省农委三处副主任、办公室主任。
1954年8月—12月，与郭小川等赴苏联考察集体农庄。后与郭小川、俞林（编剧）、张水华（导演）等一道创作反映新中国土地改革的电影《土地》。
1954年12月—1956年8月，任湖北省委办公厅农业处处长、办公厅副主任、省委书记处办公室主任。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发表了以后，中共湖北省委为加强对这个运动的领导，成立省委机关以“龚同文”为笔名的龚同文写作小组，推王任重书记为组长，书记处书记刘印峤、许道琦和省委副秘书长梅白为副组长，龚同文写作小组从1955年成立到1962年龚同文停笔之前，龚同文共发表杂文300多篇，主要发表在本省报刊上，也有一些发表在全国的若干报刊上，共出了10本小册子和一本“龚同文短论集”，这300多篇龚同文杂文的百分之八十左右的文章为梅白所写。在龚同文存在的前后和同时，梅白还用“一丁”、“丁一”、“沈沉”等笔名写了许多杂文。“杂文报”社编辑的“杂文家简介”和“建国以来杂文发展简况”中，将梅白列为鲁迅以来杂文界的二十八宿之一。
1956年8月—1960年7月，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七一》杂志副总编、省委理论小组副组长、省委写作小组副组长、作协武汉分会理事（1956年入会）、武汉大学兼职教授（给大四学生讲哲学、文学）。当时的“龚同文”大部分文章出自梅白之手（含修改），由他写的达300多篇，并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本省报刊上发表了几十篇散文。有的文章曾被后来编入教材。其间，多次为毛泽东来武昌时在其身边工作。还参加了1958年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武昌会议）的服务、筹备工作，参与起草有关决议的章节；担任1959年中央庐山会议中南记录组工作，曾为彭德怀“意见书”提供素材和提出修改建议。1958年12月在麻城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写报告反映“大跃进”的一些实际问题，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还批示印发参阅。
1960年8月—1963年5月，当选湖北省委候补委员，后兼任荆门县委第一书记、人武部部长、漳河工程指挥部政委。其间在该县推行“部分农田分户管理责任制”，经报湖北省委和中南局，陶铸批示“应加上产量责任制”即应与“产量挂钩”，试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1963年6月—12月，被停职反省。期间为李先念起草《新四军五师战史总结》。
1964年1月—10月，在浠水县十月大队第六生产队下放劳动。
1964年10月—1965年8月，在麻城县张店公社一大队十一生产队参加“四清”。
1965年9月—1968年2月，任湖北日报驻黄冈记者站副站长。受文化部委托在广济县农村体验生活并构思反映我国农村机械化题材的电影剧本。“文革”开始后反复被两派揪斗，曾被武汉拘留所拘留49天。
1968年2月—1975年5月，在北京秦城一号监狱关押、审查。其间写下150多万字的自转性交代材料，通读马恩全集42卷、列宁全集39卷、斯大林全集13卷以及毛选、鲁迅全集、郭沫若、范文澜史著若干，约2000万字。用手指甲切报纸上的字，写《资本论》笔记；腹稿诗词300多首。每日坚持在囚室赤脚跑步2万多米。
1975年5月—1979年5月，在湖北省恩施地区建始县下坝良种场劳动的同时，坚持学习理论、英语、数理化，整理收录诗集，为青少年辅导学习（有的考上大学），为农民上理论课，为70多名农工和家属用中草药和针灸治病。坚持几十年的冷水浴。其间于1976年底中风偏瘫。
1979年6月—1980年4月，在湖北省黄冈地区南湖五七干校养病，仍坚持学习、写作、收录诗集，辅导青年学习英语、文学（又有数人考入大学），自编英语词典，接待来访人员。
1980年4月—1989年12月，由湖北省委委托黄冈地区代管，获准转黄冈地区干修所养病。1982年办理离休，享受副专员级待遇。其间还是坚持学习理论、英语，练习和教授书法；收编诗集；撰写小说、回忆录、散文、杂文、诗词、人物通讯等，发表在《光明日报》、《羊城晚报》、本省和地方以及外省的一些刊物上，有的文章被全国性期刊、报纸转载和摘抄；为青年辅导语文、英语、文学创作；为电大毕业生做论文指导；为中老年讲书法、诗词和气功；接待来访人员约数千人次；受邀请在本地学校、诗社以及九江、黄梅、新洲、罗田、红安、武汉等地做报告、讲演、讲党史和新四军史、讲书法等；受聘担任各类社会职务20多种，为他人看稿件数百万字。
1989年12月—1992年1月，因病重先后住进黄冈县中医院和黄冈地区第一人民医院，于1992年1月4日14时40分与世长辞。
梅白，近代黄梅大才子。 梅白诗好词好文好，书法也挺好，在黄梅五祖寺上就有他的墨迹，有一短联是“菩提本无树，佛祖亦凡人”，对仗工整，典型的梅白口吻，他才思敏捷，往往都是当场对下联，当场赋诗。还有一长联，  道是：斯山真佛地，有梅可友、有泉可茗、有不可谈经，笑庸才溷迹嚣尘，大都在热闹场中消磨意气，试看花花世界，竞若蚍蜉，那比得古洞深岩，等富贵浮云，证古今明月；此室作书堂，与牧共游、与樵共语、与俗共说法，叹世态幻如春梦，岂借那神仙洞里订结夙缘，待为草草劳人，难酬猥蟊，不过假禅关静憩，仿高儒傲骨，学名士风流。
      这也是典型的梅白式，横扫俗世庸才和出家假禅师，目空一切，参透一切。这一短一长联将其逼人才气表露无遗。
梅白的才气胆识在他的人生路上亮点频传。例如梅白在黄梅孔垅区检查工作时为《湖北日报》开天窗写社论（即报纸排好其它版面，留出重要版面待稿）。《湖北日报》头天约稿，梅白答应第二天交稿。他当天晚上听完县委汇报即埋头大睡，随行记者大惑不解。第二天上午他继续听孔垅区委汇报，中午吃饭时，《湖北日报》社电催社论稿，而梅白说：“现在正吃饭，肚子不饱哪有精神写社论？”半小时后，报社又来电急催，梅白几乎不耐烦地对记者说：“慌什么？你告诉他们，一点钟动笔，两点钟准时报稿。”大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大将风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区委机关都是老房子，炎炎盛夏连最起码的散热电扇也没有，区委在空堂屋里挂起栓上绳子的被单充作“土风扇”，区干部轮流拉动“风扇”降温。室内一桌一凳，梅白独坐桌前专心致志不假思索地奋笔疾书，堂屋之外则围着许多县、区干部“监考”般地望着本乡这位大才子挥笔。大约不到一小时，梅白停笔，一目十行地浏览一遍后，大声喊着报社记者：“老张，我写完了，该你发稿了！”此时屋外鸦雀无声地围观干部和群众向梅白报以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一小时边思索边著文只能写六、七百字；成竹在胸、腹稿烂熟一小时大约也只能写千把字。而梅白一小时之内能写出向亿万人公开发行的社论稿，代表湖北省委对全省一段工作作出布置和号召，非子建之才、子安之笔，恒古至今，谁人能够做到？而梅白后来向友人透露，为《湖北日报》开天窗写社论不是一次，而是多次，足见梅公笔力非常人可及也！
在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期间，有一次梅白以武大教授身份向武汉大学万名师生作四小时《农村工作的哲学》长篇报告，不用讲稿、临场发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令武大师生等高知层心悦诚服，顺利完成了省委王任重书记交给的“不能让武大高知们认为我们省委是土八路，只能用枪杆子夺政权而不会用笔杆子管理政权”的任务，这对梅白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了。
无论是在文学还是在从政方面梅白上手都很快，胆识超群，能力超人，雷厉风行，成果刮目，公正廉明。1949年，梅白出任建国后黄冈中学第一任校长，如今这所中学已是全国名校，有口皆碑；1954年，他与诗人郭小川合作搞了一个电影剧本《土地》，那影片一经推出，立即轰动了全球的社会主义国家；王任重执政湖北时成立了一个写作小组，以“龚同文”为笔名，在“文革”前发表了许多杂文。因其杂文写得犀利而漂亮，引起了政治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事实上，“龚同文”产出的杂文，有85%的篇章是出自梅白之手。1959年，邓小平要在中南地区的农村搞一个“三自一包”的试点，就征求当时中南局书记陶铸的意见。陶铸觉得湖北比较适合搞这种试点，就征求当时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的意见。王任重说：“干这种事，恐怕只有梅白能胜任。”，于是梅白到荆门任县委书记，在荆门他干得有声有色，将该县农民的平均收入由原来日工钱1角，提高到了1.2元。因此，梅白很快就在金门县享有“梅青天”的崇高声誉。这期间，全国有两个成功的农村试点，一个是王光美的“桃园试点”，一个就是梅白的“荆门试点”。
梅白的人生传奇故事，书不胜书。


                   70年代的梅白
  
（二）与毛主席的交往
1926年秋，梅白随母亲来到武昌找肖楚女。母亲是想通过肖楚女转为CP。母亲带着儿子，在都府堤茶馆找到了当伙计的肖楚女。母亲原以为他是女性，见了面才知道他是男性。接着，肖楚女领他们母子去见杨开慧。梅白当时生了一头癞疮（瘌痢）。那天下午6时半，他们见到了杨开慧。杨开慧她对他玩笑的说：“你的癞疮要是传染了我，我男人就会甩掉我。”这时，毛泽东笑着走进来问：“什么？甩掉你？”又问：“赵大姐，这个小朋友是谁？”母亲回答：“他是我的儿子，四岁，很聪明。一岁一千字，四千字。”毛泽东又问：“你三岁认几个字？”梅白回答：“三岁时为白居易的一千倍。”母亲接着说超过三千字。毛泽东说母亲：“吹嘘”。母亲说你可以考考他。毛泽东便说：“我出一对子让你对，你能在七步内对上，就像曹植一样聪明，否则，是赵大姐吹捧孩子。”毛即出了上联：“梅国定上顶无毛，但愿中国能定。”梅白这时看见母亲摸着下巴，又见毛泽东脸下有颗痣，突然来了灵感，对曰：“毛泽东下巴有痣，早知人心向东。”
毛泽东高兴地抱着梅白说：“真神童也！有意思，可是你妈妈告诉你的？不过你两步成对，比曹植聪明。”母亲将“除夕书感”给毛泽东看，并说：“润之，你不要吹捧他。”毛泽东说：“小癞癞，你要当个好孩子，要当个红孩子。”临别时，毛泽东和杨开慧各赠亲笔题扇一把。毛泽东草书“□ 矩”二字，下款写“三叔”。杨开慧楷书“香自苦寒来”，下款就是“小姨”。梅白报之以小诗云：“小姨三叔爱儿童，为了CP后代红。已往未曾偷过懒，东归之后更加工。”
1935年秋，随母亲去井冈山见毛委员。梅白背着一个书包，随母亲一路到了井冈山，见了毛主席。毛主席认识梅白，“梅伢子，你来啦。”梅白说：“我来了，毛委员。”梅白母子俩和毛主席都住在红20军军长温自求将军家里，又跟毛主席一路到了南丰。南丰特产无核密桔，个儿小，酸甜适口，毛泽东给梅白装了满满一书包，说：“伢子，你吃，无核密桔吃了长寿，吃了聪明。”以后到了兴国，又到了长岗乡，毛主席在作调查，梅白问毛主席：“毛委员，你这里都很熟，你调查什么？”毛主席说：“伢子，熟悉的东西很快又不熟悉了，千变万化，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当时，梅白还是满头癞疮，毛主席接着说：“小癞癞，你，三年以内，变化很大，在武昌见面的时候，你有一点癞疮，还给你照了像的，这次你的癞疮已经结成饼子了，这就是变化，你不调查，小癞癞变成了大癞癞，这就需要调查。”梅白随母亲在井冈山住了个把月，又回到九江师范读书，母亲继续进行抗日活动。
上世纪50—60年代，毛泽东常来湖北视察，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经常负责照料毛泽东来汉的生活事宜。1958年，梅白随毛泽东视察三峡，梅白写了一首诗《夜登重庆枇杷山》：“我来高处欲乘风，夜色辉煌一望中，几万银灯流倒影，嘉陵江比水晶宫。”毛泽东看了后，对梅白说，如果把“辉煌”二字改为“苍茫”则能显出夜色之动态，也为“水晶宫”作伏笔，显得“辉煌”而不那么露，诗贵有含蓄和留有余地；第三句“几万”改为“百万”以显示山城新貌，这里应鲜明，而不应含糊；“流倒影”则不如“摇倒影”，这也是为了显示夜影之动态。毛泽东又说，写嘉陵江不宜平铺直叙，要写得风翻浪卷，以显示嘉陵江之性格。因此，第四句的“比”改为“似”好些。改后，这首诗就这样组合：“我来高处欲乘风，暮色苍茫一望中。百万银灯摇倒影，嘉陵江似水晶宫。”毛泽东改完后，征求梅白的意见说，如何？你比较一下，有比较才能鉴别。诗要改，不但要请人改，而最主要靠自己改。写完后，放它一个时候，看了，想了，再改，就有可能改得更好一些。这就是所谓“推敲”之好处。
一九五九年六月，毛泽东主席在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故乡韶山后，文情并茂地写了《到韶山》七律，未发表前将诗稿交梅白：“请你给我看一看。”梅白认真拜读诗稿后不畏“天威”地对主席说：“我觉得第一句‘别梦依稀哭逝川’的‘哭’字不好，孔夫子站在奔流的大川面前也只是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主席是一代伟人，对万事万物都会有宽大的胸怀和看法，我冒昧建议将‘哭’字换半个字，改‘哭’为‘咒’，似乎好些。”毛主席听了，略一沉吟，当即欣然接受，说：“好，这半个字改得好，你算是我的半字之师！对其它的句子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梅白非但没有受宠若惊，反而“得寸进尺”地答道：“最后一句‘始信人民万万年’似有口号之嫌。”一代伟人又点头叫好，后自己斟酌改为“遍地英雄下夕烟”而脱离口号夸张诗味绵厚了。在全国上下神化毛泽东的热潮之中，梅白凭自己的才气、个性，敢向十多亿人口的伟大领袖提出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从而让人们在另一角度看出人民领袖的虚怀若谷和学而不厌。
毛主席爱看黄梅戏，1958年在东湖客舍，毛主席问梅白：“黄梅戏怎么到安徽去了？”梅白说：“是大水冲去的，黄梅县地处在长江、龙感湖之间，每次水灾，会唱黄梅戏的水乡人家，就流落到附近的安庆一带去卖唱。”毛主席长叹一声：“是这样！严凤英演的《天仙配》的娘家是黄梅县。可是，我总想看看你们老家的黄梅戏……‘原始戏’黄梅戏，知其源嘛！这样就可以比较一下，有比较才有鉴别……”后来,把黄梅县黄梅戏剧团请到武汉来，梅白同剧团的人商量：该拿出什么节目？有人说了新剧目，有人说有《过界岭》这类传统剧目，就怕说是黄色的，是低级趣味。梅白如实向毛主席说了。毛主席哈哈大笑：“到底是什么色？看了才知道。我们这些人是红色的嘛！”梅白讲了於老四与张二女恋爱的情节和与此有关的几个传统剧目。主席忽而严肃起来：“不能把人民喜闻乐见的、土里土气的东西，斥之为低级趣味！”当夜，毛主席在洪山礼堂欣赏了“原始”的黄梅采茶戏。开始，主席要梅白当“翻译”，后来便聚精会神地看和听，不断点头微笑，称赞，“有意思”、“有风格”……而一些机关干部看了，说不该把这种东西“亵渎”主席。隔天，主席谈了他的看法：“文化要交流，国际之间要交流。黄梅采茶戏发展到现代黄梅戏，是一个进步、交流的结果。你们黄梅人还是演自己的土戏好。昨天夜晚的那几个节目的共同特点，是乡土风味，很感人。起先，我要你翻译，以后，我也成了‘黄梅佬’了。你们的采茶戏跟湖南的花鼓戏一样，使本地人有亲切感，喜闻乐见，是自然的。我这个湖南人，对你们黄梅的这个戏，也有亲切感。艺术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艺术要有民族特色、乡土气味……不能随便说什么‘色’，我说只要是劳动人民的本色……”。
有一次，毛泽东同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毛泽东问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毛泽东称赞说：不错，你读书不少。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来的，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担心呀！毛泽东还说，现在有些高级干部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不严格。根本问题是要自己带头，要严以律己。他问梅白，你的孩子要坐你的车吗？梅白说，我不给坐。毛泽东又问，你是怎么办的？梅白说，三个姑娘老实些，不敢上，两个男孩子上来，我就把他们从车上推下去。毛泽东说，这样好，应当推广你的经验。并且指出，有的领导干部让自己的子女跟着去北京、上海开会，这样很不好。他特别指出，高级干部的子女不管好，总有一天要犯罪的。
梅白在1956年7月至1960年5月期间，曾经先后在毛泽东来湖北期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数十天。一九六0年五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后，省委决定派梅白到荆门县兼任县委书记。下面是梅白的回忆录：
梅白回忆任荆门县委书记前后与毛泽东的三次谈话
在我兼任荆门县委书记前后，毛主席同我的三次谈话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
第一次是在一九六0年七月，在北戴河，毛主席对我说：“要大办农业，中国的事情不大办，中办、小办行吗？大办钢铁过了头，我负责。但是，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只能大办，不能中办、小办。”他还要我找个地方，当个七品芝麻官，并说这可以“通过你给我通风报信，让我更多的了解人民在想什么、希望什么、害怕什么。”我对他说过去曾到荆门县调查情况，去荆门也可以，但是那里大跃进的遗留问题很多，修水库不配套，干部作风、干部思想都要做很多工作，问题不少。主席马上指出：“应该配套嘛，修总比不修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你们反对三面红旗，而这三面红旗是要在中国搞社会主义。”他还说，建设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国家，应有不同的特点，不能只是按照苏联一个样板，别的国家依样画葫芦。我们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我们自己的路。“我希望你到荆门以后，不能照抄照搬，我给上方宝剑，你要相机行事，不能主观独断，你如果不想去就把“长”字去掉，当我们的秘书。我已告诉政治局的同志了，他们也同意，我的秘书都是自己挑选的，可以避免秘书干扰、专政。我想你不会搞秘书专政的。这两条路由你选择。”我说，还是下去。
北戴河会议后，我从北戴河回来路过北京时，特地找到邓子恢，说我要到荆门兼任县委书记，并征求邓老意思该怎么办？邓老对我说：“你这个时候去对你很不利，你呀，写文章是左派，说话是右派，“龚同文”那样的东西就不要写了，下去要多写些实际情况及时和中央反映，特别是向一号（毛泽东）反映，他不同意的东西，你硬要办就危险。”我说：“毛主席提倡“六不怕”，我这次打算冒着杀头和全家坐牢的危险，也要作一下党所需要的、人民拥护的县委书记。”邓老问：“你有什么政纲？”我说：“我去之前，我曾在荆门作过一个月的调查，问题很大，我打算：第一，取消公共食堂；第二，改双季稻为单季；第三，各级领导班子大换班，因为现在骗子太多，光撒谎。”邓老说：“一、二条我赞成，第三条不赞成，主要干部可以换一换，都换了你就会脱离干部群众，应该相信大多数干部。”遵照邓老的意思，我没有搞干部大换班。
第二次是一九六0年十月，在武昌，毛泽东问我县委书记如何当法？我说：“没当过县委书记，在抗日开始后，当了十一年的区委书记。”毛主席听后说：“你当了十一年区委书记，自量没有，及格吗？”我说：“可能有八十分。”他又问：“你的经验是什么？”我回答说：“要充分发挥一班人的积极性，不要独裁。”这时，毛主席就说，当年红军的权力曾集中在我手中。这是吸取了巴黎公社的教训：凡尔赛磨刀霍霍，巴黎公社却在投票，在某种情况下，就需要独裁，如第四次反“围剿”，一个人一竿子插到底，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才能排除干扰。
毛主席又问：“朱熹这个人怎么样。他是理学家，政治家。他到南康府，没有下车伊始，哇啦哇啦，象王明那样，他一去，就先看南康志。领导者要尊重历史，不懂历史的人，就不能理解现实。你去当县委书记，至少先要知道荆门县志。”
我赶紧找了两部荆门县志，连夜阅读。第二天清早，我就去找主席，把县志送给他。主席接过县志风趣的说，要我看，是无期徒刑？还是有期徒刑？我说是无期徒刑。但是不料主席三天就看完了，并叫秘书高智打电话要我去他那里。
我问毛主席|：“你看了县志有何想法？”
毛主席说：“我发现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乾隆年间修的县志是最好的一本，这说明中央政府的好坏，可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好坏。乾隆最基本的任务是团结汉人，反映中央政府有一定的开明性，比光绪年间编的县志好。它不修衙而修志，我们党现在有的地方修大楼讲阔气，中央最积极主张修志的是董必武。你到荆门以后，要修县志。第二，我发现县志里反映了一个规律，就是荆门年年有旱，三年一中旱，五年一大旱。你到那里要注意改变这种状况，把解决旱灾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第三，要科学种田，完全靠老农不够，要靠新人，有文化的人，要尊重老工人、老农，但不能每一句话都照办，要尊重科学，不然，社会就会倒退。”他还说，县官是直接同人民相联系的，要搞好同群众之间的关系，要懂得科学，还要懂得历史。他讲完后就让我回去。我刚走几步，主席又叫我回来，给了我一个和他直接通信的地址，办法是：寄北京北皇城根三十六号赖祖烈转李近。
到了荆门以后，我发现根本没有时间修志。当时的荆门县由于浮夸风，高指标，干瘦病、妇女子宫脱垂……全县饿死几千人，请示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也无办法，只好叫我看着办。这期间，我接触了许多农民，他们向我讲了真心话，最忘不了的是在水利工地上和当阳一个六十多岁的姓刘的农民睡在一床被窝里讲的话。他说：“共产党领导我们翻了身，讲共产党的坏话是没良心，旧社会苦哇，夜里听狗子一叫，心都跳到口边了，现在饿饭，女人吊茄子（子宫脱垂）也比旧社会好得多。但是，我想问你的话，你要照实答，你一个月多少工资？”
我说：“一百六十八元，十二级。”
问：“你的工资怕天旱吗？”
答：“不怕”
问：“怕蝗虫吗？”
答：“也不怕。”
问：“每月工资是送你手上，还是自己到事务室去拿？”
答：“是送我手上，因为我是首长。”
问：“还有别的进款没有？”
答：“还写文章。”
问：“写文章能有多少钱？”
答：“四、五百元。”
他惊奇了！“啊——那加起来不是五、六百吗！我们这儿的人一辈子也挣不到这么多钱的。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你们不该管生产，毛主席也不该管生产，我说个不该说的话，毛主席也不懂生产，他说一亩地将来能产十万二十万斤，那哪儿能？黄岗地区出了个“三万六”，这事你相信吗？”
我说：“人民日报登的那篇稿子是我写的。”
他说：“那你为什么不讲良心呢？”
我说：“我是不讲良心，因为是我的顶头上司要我写的。”
他说：“那你这就不好。”
我说：“要是你呢？”
他说：“要是我就辞官不做，告老还家。怎么能害人民呢？你写这个“三万六”害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我们（当阳）的县委书记说人家“三万六”，你们“三千”都没有，你们落后，可现在搞得我们饿饭。”
这个农民的批评很尖锐。我问他：“照你老人家看，现在该怎么办？”他说：“共产党撒手不管，你只规定一条，我性刘的老头一年向公家交多少粮，卖多少粮，其他什么都不管，什么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都不要，食堂也不要，各人自己干，单干，象土地改革那样子。那时候我一家人起五更，睡半夜，地里搞得好好的，哪晓得“土地证”在手里还没捏热毛主席就给收走了。”
在荆门，饥荒严重的程度是罕见的，有户人家死了孩子，父母亲把孩子煮了吃！在恩施还有人卖人肉包子！我访问了煮孩子吃的这户人家，我哭了一场，中国奴隶社会有“易子而食之”的记载，可那是几千年前的事，我们呢？是在一九六0年，建国十一年以后，不是“易子而食”，而是自己吃自己的孩子！这是我们自己制造的灾难，革命怎么竟然成了这个样子！
我把在荆门发生的这些情况向毛主席写了第一号通讯，我在电话中直接请示毛主席，要求允许我解散食堂。我说，群众总结办食堂三条：“一是生、老、病、死、苦，二是房前屋后的树一扫光，三是干部贪污腐化，毛主席当即在电话中同意我解散食堂。
当时，解决群众的生活和生产问题是首要问题。在关键时刻，张体学给我出点子，要检查秋播的麦种。我们立即清查所有仓库，发现全县麦种只有三千来斤。因此，我只好向襄阳地委的赵修同志求援，并请湖北省军区韩东山司令员解决车辆运输问题。在他们的支持下，才能解决了全县一百多万亩农田的麦种，及时地完成了秋播任务。此外，我在荆门试验生产责任制，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下，把部分农活分户管理，开放农贸市场，并总结经验向省委报告。陶铸同志看到了部分农活分户管理的报告后，认为缺点是没有和产量挂钩。当时陶铸和赵紫阳在广东花县搞包产到户。但是我不敢这样搞，记得毛主席、周总理说过邓子恢是真正的土改专家，我便给邓子恢同志写了信，邓老给我的回答是：“脑袋长在自己的脖子上，要问，你去问主席。”
接着陈正人在荆门检查工作，不从实际出发，坐在小车上毫无根据地指责我们的做法是“近似单干”，并强调工作成绩再大，违背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是不行。我想不通，说他还未下车就伊始。但是，陶铸和任重同志对我的工作还是关心和支持的，鼓励我要好好锻炼自己，特别是陶铸告诉我，毛主席批评我“在庐山会议的动作是不光彩的”，现在退到庐山会议为止，不能再退了。当时，我的心情很沉重，产生了一些消极思想。
第三次是一九六二年初，我作为县委书记参加了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点名批判了曾希圣，说“老虎屁股摸不得，我偏要摸！”我想曾希圣是庐山会议的积极分子，现在又挨批，联想到毛主席对我的批评，我陷入了沉思之中。主席见我若有所思的样子，在会议期间就问我：“小魔鬼，你又在想什么？“我说：“已是悬崖百丈冰”。他又告诉我：“这次大会发言你要注意，少出风头，不要把你那一套拿到北京来贩卖。”
春节来临了，毛主席告诉王任重叫我到他家里去，一见面他就说：“我留你们在这里过春节，愿意吗？全党领导干部在一起过春节少有，战争时期做不到，大跃进时太忙，现在也可能是我同大家过最后一个春节了。”我说：“怎么能是最后一个春节呢？你不是还要办好许多要紧的事吗？”主席沉痛的说：“现在全国一千多个县在骂县委书记，应该骂我毛泽东，大家过一个含泪的微笑的春节也好嘛，你们回去也是过贫困春节呀！”
后来，毛主席在大会上说：“我代表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邀请大家一起过春节。”与会同志鼓掌表示拥护。春节后，毛主席在一个小组座谈会上说：“过去广西饿死了几个人，陈漫远就被我撤了职，现在饿死那么多人，应撤谁的职呢？应该撤我毛泽东的职，但少奇要保留，恩来也要保留。”
会后，毛泽东又批评我：“你那次对陈正人的态度很不好，”我向毛主席作了检讨，他接着说：“你是很有前途的，但你很骄傲，即使你正确，也不能骄傲。英雄难过美人关，这并非普遍真理，英雄难过骄傲关，这才是普遍真理。”并且嘱咐我：“第一，今后决不能骄傲，第二，不能偏离中央的路线，另搞什么路线，回去后还要大胆的工作。
之后不久，我给邓老写了封长信，谈我到荆门看到的情况和想法，记得信中最后一段话是这样的：“……我最近很痛苦，我想，从互助组到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化，这段时间农民得到的实惠甚少，而损失很多。农村人口大量减少，既非瘟疫，也非鼠疫，也非虎烈拉（霍乱），也非战争，都是我们过左的政策造成的，都是人民公社造成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是因为穷，实际上结果是越搞越穷…….我想按少奇同志讲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回到合作化以前的状况去。”然而邓老给我的回信却很简单几句：“你提的问题使我沉默，你应当问毛主席，他同意就好办。”
后来，我在荆门罗窑大队蹲点，根据干部和群众的要求搞了分田到户，就是按劳力实行分田到户，美其名曰：“部分农活分户管理责任制。”分田到户后，罗窑大队范围的庄稼显然比周围地方长得好，我组织全县大队以上干部参观，没有人说不好的。那以后，分田到户在全县范围内都搞起来了。正在这时候，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公报送发之前，我接到邓老给我的信，信中贴有一句英文写的纸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其实他并不懂英文，英文是别人代写的，我知道他是在特意提醒我，怕我犯错误，这是邓老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果然，以后我在荆门搞的分田到户被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受到批判…..。
毛泽东曾当面问梅白：你的名字是“梅花因我白”么？梅答：是。啊，国花梅花，你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国魂！三九冰雪之时，万花纷谢，唯你傲对风霜，梅枝凛凛，梅骨铮铮，梅香缕缕，梅花灼灼。梅白，梅白，你的才气逼人，你的胆识惊人，你的正义憾人！你号称梅白，当之无愧！你的梅花精魂不死，梅花风格长存，梅花精神永存。


                 晚年梅白笔耕不辍
               
（三）以身许国为民生
梅白先生一生以身许国，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到天翻地覆的解放战争，再到建国后各个时期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和生产建设，梅白先生一路走来，一路光彩，人生最大最光辉的亮点则是凸显在荆门县委书记任上。
才子梅白，一个有望调到党中央主席身边工作的高级干部，因为在下派县委书记职位之上，信奉“邑有流亡愧俸钱”的古训，秉承“文谏死，武战死”的仕大夫风骨。公开对抗中央农业部工作组，想中国亿万农民之所想，说中国千万干部不敢说，直接打报告给省委和中央，要求把荆门县做为全国分田试点县。报告中痛陈荆门春荒饿殍遍野，人民流离失所，不返销粮食则村无炊烟，不分田到户则春耕无着。在人民公社好的欢呼声中和三面红旗照耀之下，此报告如石破天惊，湖北省委如临地震，迅速作出开除梅白党籍、公职，送浠水县十月公社全国劳模饶兴礼处当一名普通社员。时任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此前曾向梅白透露“毛泽东主席很看重梅的的才干，问过他的许多情况，可能有意要把梅白调到老人家身边工作”的重要讯息。此后，这位后来任中共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不无忧虑地批评梅大才子“一身是刺，出口伤人”。简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
   1960年荆门发生饿死人事件， 省委于5月初派省委副秘书长兼武大教授的梅白到荆门任县委书记，并从省里和襄樊、荆州、黄岗等地调来大批干部进驻荆门。由于梅白当省委副秘书长曾经和毛泽东有过一些接触，毛很欣赏梅白的才华，所以梅白到荆门任县委书记时，毛泽东要他到荆门上任后第一要读荆门州志，毛泽东对梅白说：“领导者要尊重历史，不懂历史的人，就不能理解现实。你当县委书记，至少先要知道荆门县志”。 梅白来荆门，是荆门历史上少有的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时期，梅白带领当时的县委一班人深入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千方百计抗旱救灾，并数次向省委痛陈荆门饥荒实情，调拨几千万斤粮食返销荆门，使荆门数十万人民的饥荒得到缓解。
下面节录梅白先生第五子梅小武提供的“梅白回忆录中有关荆门的章节”
     40、“包工到户”荆门行
    这次到荆门除我之外，湖北省委还派了省委常委、秘书长、组织部长王玉珍任荆州地委第一书记，省农工部长杨春延任荆州地委书记处书记，省农工部秘书长蔡云生任京山县委书记，省委组织部秘书长李平任钟祥县委书记，时称“五员大将”。
     到荆门后，主席跟我交代的几条，我一条也没有做成。荆门受灾严重死了很多人，我怎么做呢？
我带了几个人去了荆门县灾情最重、饿死人最多的沈集区，区委书记是周籍珍（音或周季卿？）。这个区的浮肿病、干瘦病、妇科病到处都是，有的整个塆子的人都走光了，惨遭浩劫，而这里是由地委的一个负责同志蹲点的。我们去了那个塆子，有个帮着户主看守房子的外来亲戚告诉我们，这一家人的孩子死了不埋煮着吃了，他来的时候看到了小孩子的指甲，他瞒过去了。看到这些惨状，我的心情很沉重，跟王任重和毛主席分别写了信。
     后来荆门开党代表会议，这是杨延春同志提议开的，要发扬民主。我跟主席通信，主席也赞成这个，提出要“先开个人民代表大会，开个党代表会听听意见”。
     我去荆门完全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调了省直机关、七一杂志和其他地方的一些干部，如赵富林（现在省委）、七一杂志的吕乃强（现任省委秘书长）等，“改朝换代”。
任重同志给我回信又打电话，意思是：一天天不断死人，可否考虑县委同志分别组织逃荒。我想，我带几十万人那不是“起义”吗，那不成了“李自成”吗？往那儿逃荒呢，全省都荒，我管得住吗？我又跟张体学同志写了信，体学同志比较实际，他说你现在要抓秋播，知县老爷，要检查麦种有没有。体学的这句话提醒了我。
   老县委书记田怀德说麦种还有，我一天一夜走遍了全县的仓库，亲自督促过秤。结果全县只有三千多斤，连同老鼠屎、沙子和老鼠吃剩下的不能发芽的麦子在内。我半夜两点给体学打电话，是林少南（张体学夫人）先接的。她说又是紧急事吧，你这个老爷下去以后体学就很担心，生怕你搞翻了船呀。体学起床接了电话，我汇报了检查种子的结果。体学问怎么办呢，我说我已经给赵修同志（时任襄阳地委书记，现任吉林省人大主任）打了电话，赵修同志愿意支援，就是运输车辆没有。我还给湖北省军区韩东山司令员打电话求助，韩司令慷慨同意用军车送粮种。
    这就是张省长出点子、赵修出麦子、韩司令员出车子。我又把县委的八、九个成员收回，除我以外每个领导同志带一个车队到襄阳的一个区去运粮种，每队派一个粮食部门的干部办手续，花了3天3夜把麦种运回了，又用3天3夜把麦种直接发到生产队。我下了命令：这麦子不能吃的，吃了是要杀头的！共产党员吃，支部书记要开除党籍，一定要保证把麦子种到地里去。经过调查并根据种子的总量和地情地量，我们除了按每亩20斤搞了一些重点乡社的条播，大量的按每亩8斤搞撒播，这样麦种就够种下去了，问题处理得比较好。
    后来北京来了一位大员——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同志。1949年我参加中南局（原华中局）一个工作组到江西检查，以后又多次到中央农工部汇报工作，因此认识陈正人同志。
陈正人同志坐在车上等我去，他说：“我沿途所见都是敲锣打鼓，举着红旗，扭着秧歌，点着电灯汽灯在地里熬夜，惟独你贵县下午3点钟畈里没有一个人。你这是何道理？”我请他下车慢慢说。他说：“你这样怎么行呢，怎么能当县委书记呢？”我说：“报告陈部长，我不行可以撤职，但是你要让我说话吧。熬夜，我们都干过，结果薅的是苗留的是草。这叫‘大马铁’——在大路、马路、铁路旁边做给首长看的，像你们这些中央首长看的，这是欺骗外行。晚上熬夜，白天睡觉。熬夜时，乡村干部打扑克、吃食堂；农民呢，穷一点的就抱着锄头顶着下巴睡觉，有的下巴都顶青了。我亲眼看到的，我是个作家注意观察事情。”陈说：“你作家不能当县委书记呀，你这乱七八糟地搞不行呐！”我说：“部长同志你看看苗子嘛，你从京山县蔡云生、钟祥县李平那儿过，那地里有苗没有？我们来这里都在想办法，我的办法就是把农活包下去了，叫‘部分农田分户管理责任制’。”陈说：“田分下去没有？”我说都分下去了。陈说：“你这不是搞单干吗？”我说：“近似单干。但是现在不是单干。”陈说：“发展方向是不是单干呢？”我说：“很难说，中国农业将来发展是什么都很难说。”我也有一点火，继续说：“农村工作部长同志，恕我冒昧，我不是小孩子，你训一下就算了。你现在看苗子，我们的苗子出齐了，他们的苗子没齐。他们打电灯汽灯苗子出不来受到你部长的赞扬，这是什么道理？”
    陈部长反问：“你的老百姓到哪里去了？”我说：“我现在开放自由市场，他们搞自由市场去了。”陈问：“哪个叫你开放的？”我说：“报告给李（富春）副总理批准的。这个‘部分农活分户责任制’，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同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省委分管干部的书记赵辛初同志，还有副省长张望午同志都来看过，我跟他们汇报过。他们没有说我不能当县委书记，没有撤我的职。你老人家是井冈山的老前辈，你这样子不公正，至少是不公正、不了解情况就发言。人家是‘下车伊始，哇啦哇啦’，你还没有下车就搞我一顿。我是真心诚意来接你的，陈部长。”
     陈正人同志火气就消了，到底是老布尔什维克，他检讨起来：“我看问题是形式主义，是片面的。但是你老兄执行的是方向问题，经过毛主席同意没有？我们要跟毛主席一致呀。我们所作所为再好、成绩再大，如果违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那是搞修正主义呀！”我最讨厌‘修正主义’这个词，好在王玉珍也在此，他修养好些跟我和“稀泥”：“陈部长，梅白同志是年轻人，脾气一向不好，但是他的事情是有尺寸的。他这么搞是经过地委同意的，地委个别同志不同意，但是作为第一书记的我来过，是我同意的，而且这个办法是我首先发现的，建议他办的。首先是子陵区罗窑大队支部书记杜学怀告诉我的，后来梅白同志进一步总结了杜学怀的经验，他这个人聪明，对农业也内行，帮助整理总结的。我们可以到杜学怀同志那儿去看看。”
    到了罗窑大队，王玉珍请陈部长先听杜学怀同志怎么讲。杜学怀这个人胆子大：“农业怎么试，我们试了多少次，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荆门的农业越搞越坏，坏到不如单干，我们这里的农民说最好是单干。这个穿干部服的人不敢讲，我也一样可以不管。农民说，你这个支部书记跟上面反映一下，写个报告，我们全村的人去请愿、磕头都可以，农村的事情让我们自己搞，不要毛主席他老人家操心，更不要省里、地里、县里派那么多人来，不知道是把我们搞死还是搞活。听这个姓梅的书记讲话，他这个人火气很大，我看他也是庙里换菩萨——菩萨换了庙还在，只是观音菩萨换成送子娘娘。”这时我插话：“我是两头不讨好，下面批评、领导也批评。你大胆讲，把为什么这么搞讲一讲。”杜说：“梅书记来了以后，加了‘九条杠杠，一个保证’……”杜学怀汇报时，还有老百姓的插话，陈正人同志被基本说服了。
    后来，我请陈正人同志到荆门县委会，在车上我向他做检讨：“我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态度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如果用共产主义大家庭比较的话，我是这个大家庭的一个不肖子孙。”他说：“你不要那么讲，你那么讲我心里更难过。我错了，就是你说的‘下车伊始，哇啦哇啦’，毛泽东同志最反对的；我还没有下车就‘哇啦哇啦’，你的批评完全对、批评得好。我不会记你的帐的，你这样的人也不怕我记帐，我也不会记你的帐，你县委书记照当。但是，我劝你再三考虑一下，是不是湖北省委、中南局、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都要报告同意？”当时我不敢向陈正人同志暴露我跟主席通信的秘密，也没有说陶铸同志支持我搞“包工到户”的事。
        41、退到庐山为止
    实际上我在荆门搞所谓“包工到户”，当时有文件一直报送到中央，湖北省委扩大会议还发了我的“部分农田分户管理责任制”，陶铸同志还专门叫赵紫阳同志打电话问我“跟产量挂钩没有”，当批了一下：“可惜呀，有一点外行，没有跟产量挂钩”。
     后来，陶铸同志到武昌专门把我找去，说：“你包工到户，部分农田分户管理这个办法很细，但是差一条主要的东西，你产量没有，要把产量包下去。我跟紫阳同志在花县搞的就是‘除了国家的就是集体的，除了集体的就是自己的’，包产到户。这个办法又好算帐，农民高兴，农民真正有信心。现在花县的春耕生产搞得非常好，你不信可以去看一看。”
我说：“陶铸同志，你是中南局第一书记，你敢搞包产到户，我不敢。我跟邓子恢同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写了信，问可不可以搞包产到户。邓子恢同志回信说，脑筋长在你自己头里，你不要从我这里掏话，问就直接问毛主席。”
    邓子恢同志是我的老首长。毛主席、周总理曾说过“邓子恢算个真正的土改专家”。1954年《土地》电影剧本就是在他指导下写的，写邓子恢土改。他跟周扬同志讲要写个电影剧本，周扬同志就要郭小川组织一个小组，把我组织进去了。
    陶铸同志说：“中南局马上要发个文件，这个文件叫‘产量责任制’，你们照办。我就是怕大家到时候不敢负责，找你们县委书记的麻烦，我就挑这个担子。我陶胡子一生不干别的，见义勇为、敢于挑担子、矛盾不上交不下推。梅白你大胆地干。陈正人同志，说个不该说的话，井冈山是井冈山，现在是什么时候，全国饿饭。富春同志不久在广东跟我讲全国饿饭，我到中央开会，陈云同志就非常焦急，说大跃进以后‘跃’出了一个大的灾难。现在我们作为共产党员不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要不在其位善谋其政，要用最好的办法把工作做好。我认为你梅白同志是在县委书记之位善谋县委书记之政的，如果中南地区的所有县委书记都像你这样的话，形势就会扭转。不害怕，可以扭转，夏季一季搞好就捞回来了嘛。
    浮夸我也搞过的。你们湖北鼓吹‘三万六’，我在广东搞了‘二十万斤’，现在想起来自己也好笑嘛。但是，不能因为自己犯过这样的错误，我们又怕右倾。汽车不是左倾就是右倾，如果笔直走，这不合乎力学定义。在动摇中前进，在摇摆中前进。飞机也是如此，呜——（做了一个动作）一线就到那里，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到了社会主义，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好难呐，特别是难在农业。如果农业过了关，就人心大快。这几年农业没有过关，就埋怨啊。吃不饱，谁不骂娘咧？骂娘，先骂共产党的娘。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先挨骂。我们有时自己也骂自己嘛，到现在搞得没有饭吃。这个跟谁交代呢，跟孙中山先生也交代不了。孙中山先生提倡‘耕者有其田’，我们办到了，结果还是‘途有饿殍’。你那个地方死人的情况怎么样？”
    我说：“死得很惨，大概死了X万人。在省委汇报时，恩施地委书记李夫全说恩施已经有餐馆买人肉包子。《水浒传》里有买人肉包子，我们现在搞成这样实在不好。”
    陶铸同志跟我打气：“你好生搞，我们中南局支持你。王任重亲自看了，说梅白这个人还是有干劲，不管他有多少缺点，他有干劲，这是第一。”
    陶铸同志这时说起庐山会议的事：“主席亲自跟我讲，退到庐山会议为止，不能再退了。在庐山会议上出的那个东西，不是我出个主意让你走，以后你就会被抓住的。主席是欺骗不了的，他很清楚你在场，你在庐山帮彭德怀打抱不平吗，这个就说明你不大懂事、需要锻炼啊，当县委书记就是最好的锻炼。这次叫你下去‘锻炼锻炼’，我看还包含这个意思。”
    陶铸同志转述了主席的话：“我怎么看中邓小平呢？邓小平当县委书记当得很好，后来就当省委书记也当得很好，所以我说人才难得。一个能当好县委书记的人，就可以当中央书记，我后来让邓小平当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就是这个道理。县委书记难当的呀，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呐。这一次我叫梅白下去，就是这个意思。你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告诉他，你认为在他泄气的时候或者翘尾巴的时候告诉他，就说是我说的。但是我跟他谈话的时候没有谈这个。庐山会议他的动作是不光彩的，我也没有说他这个，由你告诉他，说是我说的……”
     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曾向梅白透露，毛主席很看重他的才干，了解过他诸多情况，有调至其身边工作的可能。适值春荒时节，荆门农村饿孚遍野。梅白坚持留在荆门，又针对荆门农村实际情况，向省委和中央建议：分田到户。这期间，全国有两个成功的农村试点，一个是王光美的“桃园试点”，一个就是梅白的“荆门试点”，即“罗窑经验”（今子陵镇万家坪村）。梅白深知这一问题的敏感性，改名为：“部分农活分户管理责任制”，采取包面积、包工、包产。这一举措，有力地调动了群众抗灾自救的积极性。然而，在当时人民公社和三面红旗运动正搞的如火如荼之时，“罗窑经验”无异于洪水猛兽，触碰了当时的政治红线。“罗窑经验”随即叫停，梅白立即被开除党籍，解除公职，送浠水县劳动改造。梅白从此便身陷囹圄。1968年，梅白又以“黑笔杆子”的罪名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长达八年。终于于1976年出狱，此时梅白虽然才54岁，已半身不遂，疾病缠身！十多年的人生最美好时光，怎么可能全部补回呢！
荆门人民没有忘记这位为民请命饱受磨难的老县委书记，荆门县委向湖北省委建议，尽快为梅白落实政策。坐在轮椅上的铁血男儿梅白老泪纵横，直觉人民为他说了公道话，大丈夫死而无憾了。

梅白先生从少年时起就投身革命运动，打过游击，参加过新五师。白色统治时期，17岁的梅白就当上了区委书记，有幸接触到毛泽东并多次交往。毛泽东还亲自授予了梅白“尚方宝剑”，告知了他和毛泽东直接联系的渠道，可谓是少年得志。十年动乱期间，梅白历经磨难。他聪明过人，才华横溢，胆识超群，为劳苦大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一生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晚年仍发挥余热，哺育了不少文学新人。梅白先生为了带领荆门人民战胜灾荒，错失了可能给毛泽东当秘书的机会。荆门人民应该永远记住梅白这位好书记！
    等闲八载囹圄，遮莫四年流放，掸掉劫灰，残病犹堪绝大漠
    讵憎六旬坎坷，庸慊九死惊魂，重燃蜡炬，能源尚可铸长篇
   梅白先生他亲自写下的上面这首楹联，既概括了他人生的坎坷磨难，又抒发了他晚年的誓言，从中可以看出他至死都怀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和创作欲望，可惜壮志未酬。时代造就了梅白这个天才，也毁了这个天才！                                            


             梅白三女儿梅姗姗和五儿子梅小武
     
（资料来源：梅白三女儿梅姗姗和五儿子梅小武以及赵富林等）

                             浙江梅魁 编写于2015年8月4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cd65a2c0102vpw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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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梅白子女梅姗姗、梅小武记
                                 
李勋明


     赵富林先生的《我在荆门与群众共度荒年》一书出版后，填补了荆门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一段重要历史，为了了解当时兼任荆门县委书记梅白的一些资料， 2015年2月5日，我和荆门市政协文史委刘锡海、严仕华先生一行专程到梅白家乡黄冈考察。黄冈市政协的同志们热情接待了我们，并安排梅白在黄冈的三女儿梅姗姗和五儿子梅小武与我们见面座谈。
    下午二点左右，我们开始座谈，刘主任和我首先说明我们到黄冈了解梅白的目的，告诉他们梅白在荆门任县委书记时做了很多好事，至今在荆门民间还有很多关于“梅青天”的传说，我们这次来，主要想搜集更多关于梅白的生平情况，便于存史。两姐弟给我的感觉都很直率，梅姗姗由于皮肤白皙，显的很精神，年青时绝对是个美女。梅小武皮肤略黑，脸形颇有几分像他爸爸，讲起话来声音洪亮，有他爸爸演说家的气质。姐弟俩对谈他爸爸的事很谨慎，并向我们声明说若不是父亲在荆门工作过，若不是荆门的客人，他们是不会接待的，看来他们还有难言之痛，心有顾忌，其实大可不必，还原历史是我们做后人的责任，也是对历史负责。闲聊了一阵子，梅姗姗先介绍了梅家的基本情况，她说：
     我们家一共有五兄妹，三女二男，我是老三，生于1952年12月（现于黄冈文化局退休），今天坐在我旁边的弟弟排行老五，生于1955年元月，名叫梅小武（原市丝绸厂副书记，现已退休）。我爸爸叫梅白，学名国定，号明正，笔名龚同文、一丁、丁一等，常用名梅白，1922年出生于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我父亲的成长很多方面都受到祖母的影响。祖母出生于大户人家，能文能武，原名沈全瑜，亦名韩全非，又名杨家瑜、孙惜春…，后称赵大姐。祖母六至十六岁跟随白眉禅师（女）在少林寺习武学文十年，一九二四年加入CY，一九二七年转为CP。曾和毛泽东等中共早期领导人有交往。一九三八年七月八日，在村子里打死两个日本人和一个汉奸，在搏斗被另一汉奸连刺三刀，开枪打死，享年五十岁。
   我母亲叫李方，生于1922年，原省委行政处指导员，后因患肾病，退休。2007年十月去世，享年八十六岁。
   我父亲梅白于1935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任九江学生抗日敌后援会宣传部长，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9月在黄梅下新由严家仪、魏希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44年期间，分任黄梅县第四区抗敌民众总动员会指导员兼区委书记、新四军鄂豫游击纵队第八大队宣传科副科长、黄宿军政联合办事处督导员兼城南区委书记兼新四军十四旅三支队教导员、湖区区委书记、长江军分区政治部《铁流》报编辑、长江地委党训班教员、边区学校干事等职。
   1945年－1949年，参加抗日大学十分样整风学习，后任湘鄂赣区党委工作队队长、蕲黄宿县委秘书、鄂东南地委复员会秘书兼罗南县委秘书、河北省邯郸县委秘书长、鲁中浙源县支前司令部人力部长兼县政府民政科长。刘邓大军南下天池部队（干部队）战士、黄梅县委秘书长、鄂豫五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支前司令部秘书、代理团政委、黄冈专署文教科副科长、鄂东革命干校副校长、黄冈中学解放后的第一任校长。
    1950年－1952年同，任团省委委员、省文联委员、黄岗地区文联主席、省保卫和平委员会委员等职。
    1952年－1959年，任省委农委第三处处长、省农委办公室副主任、省委办公厅农业处长、办公厅主任、省委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省委副秘书长、省委理论小组副组长、省委写作小组（即“龚同文”）副组长、《七一》杂志副总编、作家协会武汉分会理事等职，并兼武汉大学教授。1954年受中央指派以土改专家身份赴苏联考察，并与郭小川、张水华等合创了反映新中国土地改革的电影《土地》。
   父亲兼任荆门县委书记时，我去过一次，那是1961年的署假期间，我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弟弟去的。父亲带我们去漳河游泳，带我们去插二季稻秧。父亲对我们说，我在这里兼县委书记要做到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我的印像中父亲对老百姓没有架子，穿着朴素，父亲到农民家里吃饭每次还要给5元钱，有个农民得病吐血，父亲经常到那个农民家去看望他。
   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格。父亲爱书法，记得小时侯他教我练书法，首先学写“飞风家”三个繁体字，他说 “学会‘飞风家’，状元就是他”。所以，经常给我布置书法作业，如果没按时写，就要罚跪。他说写书法，一要心中有字，二要气沉丹田，三要练立马柱。手握笔要稳，不要用偏峰，行书一口气一行，楷书一口气一个字，草书一口气一篇，一气呵成。
    父亲工作忙，我们很少看见他。晚上回来大都很迟，常常连夜伏案写文章。我们家里一直有一部直达中央的电话，有一次我动了一下，还被父亲训了一顿。
   梅姗姗介绍完了以后，梅小武接着说：
   父亲从荆门受到处分后，按排他回到黄冈任《湖北日报》驻黄冈记者站副站长，留党查看两年，行政降级由十二级降到十三级，文化革命又由十三级降到十四级。期间，受李先念之托，撰写新四军战史，后在浠水县十月大队参加劳动，又转麻城县委参加“四清”工作，1965年9月受文化部委托编写反映农业机械化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1966年，“文革”开始，被两派揪斗、关押，在武汉市拘留所拘留49天。
   文革派系斗争紧张时刻。1968年2月，北京派来一专机将我父亲押走，搜走我父亲和毛主席的书信照片，还有父亲搜藏的五百多本书，很多字画也一同被搜走。后来听父亲说，一同押往北京的专机内还有一个带着口罩的人，（笔者按：估计北京相关方为了保护他，投入秦城监狱免受批斗整死）。父亲被押走后，几年杳无音信，不过我们家每个月会收到寄来的九十元生活费。
   父亲在北京秦城一号监狱，交待问题，按受审查八年。1975年，中央专案小组宣布审查结论：属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回湖北省委重新分配工作。返省后又被送到鄂西北的恩施建始县下坝良种场，参加劳动。1976年12月底，中风偏瘫。1979年经省委安排，从恩施转至黄冈南湖五七干校养病，后转黄州地直机关休干所。1982年被省委批准离休，由黄冈地委代管，享受到专员级待遇。1992年元月四日病逝。
      我父亲在生前把他的一些回忆，要我全部录了音。前些年，你们荆门档案馆的同志来找我了解情况，我还给了他们三份材料带回去了。父亲去世前曾经交待我们说：“我一辈子没有财富，我的财富就是书、诗、字画、杂文，你们要帮我整理好”，这些年，我根据父亲的录音，整理了一套十几万字的资料，题目是《在毛泽东身边》，目前暂不想公开发表。
   听了梅小武的介绍，我们很想看一看他整理的那一套资料，因为他没有主动说，我们也不好找他要。最后我问他们，关于毛泽东要梅白读荆门县志的事，在荆门学术界有人持怀疑态度。梅小武说这件事完全属实，他父亲生前多次提起，回忆录音里也说得很清楚，他还当场拿出原武汉大学副校长王泽江整理的梅白口述资料送给我们，其中也有毛泽东要梅白读荆门县志的记录。
      我回荆后查阅他们所送的资料，深为梅白的坎坷一生所惋惜。看的出毛泽东很喜欢梅白的才干。梅白到荆门兼任县委书记实际也是毛泽东的意思，如果梅白不在荆门搞包产到户，背离毛的意思，不在庐山会议期间站错队，毛泽东不会放弃他。文革中若不把他押到北京秦城监狱坐牢，恐怕在那次运动中就被整死了。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从梅白晚年的《瘫痪八年自祭文》和他书写的一幅楹联：“等闲八载囹圄，遮莫四年流放，掸掉劫灰，残病犹堪绝大漠，讵憎六旬坎坷，庸慊九死惊魂，重燃蜡炬，能源尚可铸长篇”，可以看出他至死都怀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和创作欲望，可惜命运没有成全他。时代造就了梅白这个天才，也毁了这个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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