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白回忆任荆门县委书记前后与毛泽东的三次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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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白回忆任荆门县委书记前后与毛泽东的三次谈话

梅白口述王泽江记录整理


一九五六年七月毛主席到湖北，要一个本地干部到他身边办事，梅白以湖北黄梅人、省委副秘书长调任。梅白在1956年7月至1960年5月期间，曾经先后在毛泽东来湖北期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数十天。一九六0年五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后，省委决定派梅白到荆门县兼任县委书记。下面是梅白的回忆录：

在我兼任荆门县委书记前后，毛主席同我的三次谈话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
第一次是在一九六0年七月，在北戴河，毛主席对我说：“要大办农业，中国的事情不大办、中办、小办行吗？大办钢铁过了头，我负责。但是，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只能大办，不能中办、小办。”他还要我找个地方，当个七品芝麻官，并说这可以“通过你给我通风报信，让我更多的了解人民在想什么、希望什么、害怕什么。”我对他说过去曾到荆门县调查情况，去荆门也可以，但是那里大跃进的遗留问题很多，修水库不配套，干部作风、干部思想都要做很多工作，问题不少。主席马上指出：“应该配套嘛，修总比不修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你们反对三面红旗，而这三面红旗是要在中国搞社会主义。”他还说，建设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国家，应有不同的特点，不能只是按照苏联一个样板，别的国家依样画葫芦。我们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我们自己的路。“我希望你到荆门以后，不能照抄照搬，我给上方宝剑，你要相机行事，不能主观独断，你如果不想去就把“长”字去掉，当我们的秘书。我已告诉政治局的同志了，他们也同意，我的秘书都是自己挑选的，可以避免秘书干扰、专政。我想你不会搞秘书专政的。这两条路由你选择。”我说，还是下去。
北戴河会议后，我从北戴河回来路过北京时，特地找到邓子恢，说我要到荆门兼任县委书记，并征求邓老意思该怎么办？邓老对我说：“你这个时候去对你很不利，你呀，写文章是左派，说话是右派，“龚同文”那样的东西就不要写了，下去要多写些实际情况及时和中央反映，特别是向一号（毛泽东）反映，他不同意的东西，你硬要办就危险。”我说：“毛主席提倡“六不怕”，我这次打算冒着杀头和全家坐牢的危险，也要作一下党所需要的、人民拥护的县委书记。”邓老问：“你有什么政纲？”我说：“我去之前，我曾在荆门作过一个月的调查，问题很大，我打算：第一，取消公共食堂；第二，改双季稻为单季；第三，各级领导班子大换班，因为现在骗子太多，光撒谎。”邓老说：“一、二条我赞成，第三条不赞成，主要干部可以换一换，都换了你就会脱离干部群众，应该相信大多数干部。”遵照邓老的意思，我没有搞干部大换班。
第二次是一九六0年十月，在武昌，毛泽东问我县委书记如何当法？我说：“没当过县委书记，在抗日开始后，当了十一年的区委书记。”毛主席听后说：“你当了十一年区委书记，自量没有，及格吗？”我说：“可能有八十分。”他又问：“你的经验是什么？”我回答说：“要充分发挥一班人的积极性，不要独裁。”这时，毛主席就说，当年红军的权力曾集中在我手中。这是吸取了巴黎公社的教训：凡尔赛磨刀霍霍，巴黎公社却在投票，在某种情况下，就需要独裁，如第四次反“围剿”，一个人一竿子插到底，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才能排除干扰。
毛主席又问：“朱熹这个人怎么样。他是理学家，政治家。他到南康府，没有下车伊始，哇啦哇啦，象王明那样，他一去，就先看南康志。领导者要尊重历史，不懂历史的人，就不能理解现实。你去当县委书记，至少先要知道荆门县志。”
我赶紧找了两部荆门县志，连夜阅读。第二天清早，我就去找主席，把县志送给他。主席接过县志风趣的说，要我看，是无期徒刑？还是有期徒刑？我说是无期徒刑。但是不料主席三天就看完了，并叫秘书高智打电话要我去他那里。
我问毛主席|：“你看了县志有何想法？”
毛主席说：“我发现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乾隆年间修的县志是最好的一本，这说明中央政府的好坏，可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好坏。乾隆最基本的任务是团结汉人，反映中央政府有一定的开明性，比光绪年间编的县志好。它不修衙而修志，我们党现在有的地方修大楼讲阔气，中央最积极主张修志的是董必武。你到荆门以后，要修县志。第二，我发现县志里反映了一个规律，就是荆门年年有旱，三年一中旱，五年一大旱。你到那里要注意改变这种状况，把解决旱灾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第三，要科学种田，完全靠老农不够，要靠新人，有文化的人，要尊重老工人、老农，但不能每一句话都照办，要尊重科学，不然，社会就会倒退。”他还说，县官是直接同人民相联系的，要搞好同群众之间的关系，要懂得科学，还要懂得历史。他讲完后就让我回去。我刚走几步，主席又叫我回来，给了我一个和他直接通信的地址，办法是：寄北京北皇城根三十六号赖祖烈转李近。
到了荆门以后，我发现根本没有时间修志。当时的荆门县由于浮夸风，高指标，干瘦病、妇女子宫脱垂……全县饿死几千多人，请示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也无办法，只好叫我看着办。这期间，我接触了许多农民，他们向我讲了真心话，最忘不了的是在水利工地上和当阳一个六十多岁的姓刘的农民睡在一床被窝里讲的话。他说：“共产党领导我们翻了身，讲共产党的坏话是没良心，旧社会苦哇，夜里听狗子一叫，心都跳到口边了，现在饿饭，女人吊茄子（子宫脱垂）也比旧社会好得多。但是，我想问你的话，你要照实答，你一个月多少工资？”
我说：“一百六十八元，十二级。”
问：“你的工资怕天旱吗？”
答：“不怕”
问：“怕蝗虫吗？”
答：“也不怕。”
问：“每月工资是送你手上，还是自己到事务室去拿？”
答：“是送我手上，因为我是首长。”
问：“还有别的进款没有？”
答：“还写文章。”
问：“写文章能有多少钱？”
答：“四、五百元。”
他惊奇了！“啊——那加起来不是五、六百吗！我们这儿的人一辈子也挣不到这么多钱的。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你们不该管生产，毛主席也不该管生产，我说个不该说的话，毛主席也不懂生产，他说一亩地将来能产十万二十万斤，那哪儿能？黄岗地区出了个“三万六”，这事你相信吗？”
我说：“人民日报登的那篇稿子是我写的。”
他说：“那你为什么不讲良心呢？”
我说：“我是不讲良心，因为是我的顶头上司要我写的。”
他说：“那你这就不好。”
我说：“要是你呢？”
他说：“要是我就辞官不做，告老还家。怎么能害人民呢？你写这个“三万六”害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我们（当阳）的县委书记说人家“三万六”，你们“三千”都没有，你们落后，可现在搞得我们饿饭。”
这个农民的批评很尖锐。我问他：“照你老人家看，现在该怎么办？”他说：“共产党撒手不管，你只规定一条，我性刘的老头一年向公家交多少粮，卖多少粮，其他什么都不管，什么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都不要，食堂也不要，各人自己干，单干，象土地改革那样子。那时候我一家人起五更，睡半夜，地里搞得好好的，哪晓得“土地证”在手里还没捏热毛主席就给收走了。”
在荆门，饥荒严重的程度是罕见的，有户人家死了孩子，父母亲把孩子煮了吃！在恩施还有人卖人肉包子！我访问了煮孩子吃的这户人家，我哭了一场，中国奴隶社会有“易子而食之”的记载，可那是几千年前的事，我们呢？是在一九六0年，建国十一年以后，不是“易子而食”，而是自己吃自己的孩子！这是我们自己制造的灾难，革命怎么竟然成了这个样子！
我把在荆门发生的这些情况向毛主席写了第一号通讯，我在电话中直接请示毛主席，要求允许我解散食堂。我说，群众总结办食堂三条：“一是生、老、病、死、苦，二是房前屋后的树一扫光，三是干部贪污腐化，毛主席当即在电话中同意我解散食堂。
当时，解决群众的生活和生产问题是首要问题。在关键时刻，张体学给我出点子，要检查秋播的麦种。我们立即清查所有仓库，发现全县麦种只有三千来斤。因此，我只好向襄阳地委的赵修同志求援，并请湖北省军区韩东山司令员解决车辆运输问题。在他们的支持下，才能解决了全县一百多万亩农田的麦种，及时地完成了秋播任务。此外，我在荆门试验生产责任制，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下，把部分农活分户管理，开放农贸市场，并总结经验向省委报告。陶铸同志看到了部分农活分户管理的报告后，认为缺点是没有和产量挂钩。当时陶铸和赵紫阳在广东花县搞包产到户。但是我不敢这样搞，记得毛主席、周总理说过邓子恢是真正的土改专家，我便给邓子恢同志写了信，邓老给我的回答是：“脑袋长在自己的脖子上，要问，你去问主席。”
接着陈正人在荆门检查工作，不从实际出发，坐在小车上毫无根据地指责我们的做法是“近似单干”，并强调工作成绩再大，违背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是不行。我思想不能通，说他还未下车就伊始。但是，陶铸和任重同志对我的工作还是关心和支持的，鼓励我要好好锻炼自己，特别是陶铸告诉我，毛主席批评我“在庐山会议的动作是不光彩的”，现在退到庐山会议为止，不能再退了。当时，我的心情很沉重，产生了一些消极思想。
第三次是一九六二年初，我作为县委书记参加了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点名批判了曾希圣，说“老虎屁股摸不得，我偏要摸！”我想曾希圣是庐山会议的积极分子，现在又挨批，联想到毛主席对我的批评，我陷入了沉思之中。主席见我若有所思的样子，在会议期间就问我：“小魔鬼，你又在想什么？“我说：“已是悬崖百丈冰”。他又告诉我：“这次大会发言你要注意，少出风头，不要把你那一套拿到北京贩卖。”
春节来临了，毛主席告诉王任重叫我到他家里去，一见面他就说：“我留你们在这里春节，愿意吗？全党领导干部在一起过春节少有，战争时期做不到，大跃进时太忙，现在也可能是我同大家过最后一个春节了。”我说：“怎么能是最后一个春节呢？你不是还要办好许多要紧的事吗？”主席沉痛的说：“现在全国一千多个县在骂县委书记，应该骂我毛泽东，大家过一个含泪的微笑的春节也好嘛，你们回去也是过贫困春节呀！”
后来，毛主席在大会上说：“我代表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邀请大家一起过春节。”与会同志鼓掌表示拥护。春节后，毛主席在一个小组座谈会上说：“过去广西饿死了几个人，陈漫远就被我撤了职，现在饿死那么多人，应撤谁的职呢？应该撤我毛泽东的职，但少奇要保留，恩来也要保留。”
会后，毛泽东又批评我：“你那次对陈正人的态度很不好，”我向毛主席作了检讨，他接着说：“你是很有前途的，但你很骄傲，即使你正确，也不能骄傲。英雄难过美人关，这并非普遍真理，英雄难过骄傲关，这才是普遍真理。”并且嘱咐我：“第一，今后决不能骄傲，第二，不能偏离中央的路线，另搞什么路线，回去后还要大胆的工作。
之后不久，我给邓老写了封长信，谈我到荆门看到的情况和想法，记得信中最后一段话是这样的：“……我最近很痛苦，我想，从互助组到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化，这段时间农民得到的实惠甚少，而损失很多。农村人口大量减少，既非瘟疫，也非鼠疫，也非虎烈拉（霍乱），也非战争，都是我们过左的政策造成的，都是人民公社造成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是因为穷，实际上结果是越搞越穷…….我想按少奇同志讲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回到合作化以前的状况去。”然而邓老给我的回信却很简单几句：“你提的问题使我沉默，你应当问毛主席，他同意就好办。”
后来，我在荆门罗窑大队蹲点，根据干部和群众的要求搞了分田到户，就是按劳力实行分田到户，美其名曰：“部分农活分户管理责任制。”分田到户后，罗窑大队范围的庄稼显然比周围地方长得好，我组织全县大队以上干部参观，没有人说不好的。那以后，分田到户在全县范围内都搞起来了。正在这时候，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公报送发之前，我接到邓老给我的信，信中贴有一句英文写的纸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其实他并不懂英文，英文是别人代写的，我知道他是在特意提醒我，怕我犯错误，这是邓老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果然，以后我在荆门搞的分田到户被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受到批判…..。

注：2015年2月5日我与荆门市政协文史委刘锡海主任等同志到黄冈与梅白亲生的女儿梅姗姗、儿子梅小武座谈时，对上文进行了核实，二子肯定了其内容的真实性，并证言他们保存有父亲的录音。（李勋明）〕




女儿梅姗姗、儿子梅小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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