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大饥荒与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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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八月五日，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産阶级立场上，实行资産阶级专政，将无産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爲得意，长资産阶级的威风，灭无産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张所谓大字报是文革的关结点：自此，摧毁刘少奇的政治风暴从天而落！当年狂热的年轻人，在大字报的鼓动下山呼万岁，暴力贲张，横行街里，血流漂杵。其兴奋点集中在反对刘邓工作组镇压学生的某种被解放的亢奋中，没有谁哪怕思索一下毛的大字报里所谓“1962年右倾”究竟指什麽。

而实际上，这“1962年右倾”，才是发动文革的至深心结，毛泽东蓄谋已久。

1967年4月12日，江青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张素华：《七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P:317）

所谓“1962年右倾”，即是江青所说的“七千人大会”，具体言之则是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所指出的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饥荒，同时也指当年刘对毛直言“饿死这麽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一言以蔽之，问责大饥荒，此即“1962年右倾”之要害。这就地呈现出大饥荒与文革的因果关系。

细心的人会注意到，奇怪的是，自1966年毛在大字报中提及“1962年右倾”之后，在整个文革期间，“1962年右倾”特别是“大饥荒”等词就在毛氏语言中消失了，也在乖张狂热的中共语言中渺无踪影了。

在某些特殊情势下，人们缄默不谈、讳莫如深的东西，比他喷薄而出滔滔不绝的言辞，更加重要，更加直抵深渊，直抵人心幽暗之黑洞。诚如“房间里的大象”被房间的人视而不见，不着一词，王顾左右而言他，那并不意味着该大象不存在或无足轻重，而是该大象沈甸甸的分量和庞大的体积是如此沈重显赫，犹如黑云压顶，倘若偶漏真言，裸露了（道义）大小极不对称的情势，室内人将危如累卵了。

仔细审阅毛的着作及其在文革中的言行，有理由确信，“大饥荒”实际上是毛一生最大的禁脔。饿死如此空前数量的国人，持续达四、五年之久的惨绝人寰的悲剧，在大饥荒之后的毛氏着作中，竟然只字未提。文革的发生，距大饥荒结束不过四年，并不太远。然而，如此巨大而悲惨的事件——空前规模的“大饥荒”导致的饿殍遍野，毛却一直保持缄默！其内心之恐惧，忌讳之森严，可见一斑。刘1962年当面对毛说：“饿死这麽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时，毛泽东当时回答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你怎麽办？”（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P. 90）注意，毛的焦点是自己死后的政治场景。不难想见，他头脑里冒出的，正是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鞭笞斯大林的场景。曾经对毛百般恭顺的刘少奇，何以在七千人大会上公开与毛唱反调？其内心，正如他曾愤愤而言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 试想，谁愿意承担人类史上最大饥荒罪魁祸首的恶名？（张素华：《七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P:321 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刘少奇这些感受很深的话脱口而出，令当时在场的人十分震动。）

不难想象，刘1962年关于历史审判这句话，是深深地烙刻在毛的心中了。无疑，它将产生巨大的政治后果。林彪确实是对毛的心理琢磨得相当透彻的：“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政变讲话,1966年5月18日。有谁比林更看透毛？）。

二、大饥荒：解开毛氏文革方程式的枢纽

众所周知，毛氏文革，与毛过去所发动的诸多政治运动相比，具有突出的特殊性。观察家们一直困惑的一点是，毛为打倒刘少奇，何以需要如此大动干戈，向自己创立的体制开火？这种怪异的文革式“反权威”逻辑：以一个最高的权威为凭借并在其支持与庇护下的反（次等）权威的运动，它的非自然性和矫伪性，注定使其不可能真正贯彻到底，注定了其左右支拙，进退失据，最后弄得天怒人怨，成为孤家寡人。这种行为方式与毛历次政治运动的方式，格格不入。

何以如此？

毛在文革中避讳说出的关键词——大饥荒，正是解开这一毛氏文革方程式的枢纽。

从防守的心理看，毛耿耿于怀的，是他的政策导致的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他要洗掉其可能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的空前恶名。然而，这一罪行是如此骇人听闻，黑白分明，无可辩驳，无法用意识形态来扭曲(诸如饿死者皆“阶级敌人”……)，难于把罪责嫁祸于他者（诸如自然灾害，苏联逼债，地富破坏……不久后都沦为笑话）。中国老话谓之人命关天。更何况是非战争年间史无前例地活活饿死几千万条人命。要想洗白，谈何容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以毛对他所烂熟的历史之感受，他不可能不知道，如果没有一场规模巨大的人心攻防战，如果他不能在这场攻防战中转移焦点、反客为主、反守为攻，如果他不能力挽狂澜把民心汇集在自己一边，他要从民众生命的剥夺者转变为下层民意的代言者，从政敌手中抢回道德的制高点和民意的汇聚点，是完全不可能的。文革中毛曾向人吟咏清人赵藩的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反映了人心走向在毛意识中的极高分量。以攻心战掳掠民意，进而扫荡政敌，这是前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得心应手的事。在当时情势下，除了奋力一搏，扭转人心，夺得道德制高点，毛别无选择。否则，势将如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里的斯大林一样，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没有别的出路。况且，毛创历史记录的几千万饿殍早已超越斯大林党内大清洗之罪了，而毛泽东却并无斯大林那种领导卫国战争击败希特勒德国之巨大功勋。

由此可见，打一场大规模的人心民意争夺战，以毛当年的政治处境，以毛的秉性，势在必行。

于是，文革开场未久，毛的运动方向出现了颠覆性的翻转：有了令党内同僚瞠目结舌的“炮打司令部”，有了“造反有理”，有了“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 有了“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大官们压人，但是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自从1966年10月之后至1969年初，毛直觉到并利用了1949年后中国社会受压抑者的不满情绪，突然允许了有限度的自由结社，允许学生、工人、农民自组政治组织，这些组织分化为两大派：原来党团机构在背后支持的，组成保皇派组织；与他们对立的过去受压的在野人群，则组成造反派组织。后者奉毛旨而造反。在将近三年的时间内，从反对刘邓的工作组开始，基本上是毛及其指派的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抗拒各级当权派的政治迫害，支持“砸烂公检法”，支持焚烧“黑材料”，反对“血统论”，通过中央文革支持地位卑微的合同工、临时工，……如此等等。 总之，毛泽东摇身一变，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代言人，炮打当权派，炮打旧体制。中国的政治天空，风云翻转，中共掌权十七年来一直被压在底层的人似乎获得了某种解放感。毛成了他们的保护神。而毛之下的“大官们”成为老百姓怒火的发泄对象和出气筒。

一时间，“党天下”大乱。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在过去，在文革之前的历次毛式政治运动中，他镇压的矛头一直就是对准中国的下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地富反坏右以及前国民政府人员的。因为毛本人就是“最大的官”，就是十七年体制的最高代表者。他本人就是“党天下”的皇帝。

何以在文革初期毛能把自己的角色颠倒过来？

原因在于：

1） 毛在中共党国的独一无二之至尊地位，其权力的自由度已臻最大值。1959年庐山会议，林彪取代彭德怀成为国防部长后，解放军成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进而“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毛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虽受挫而退居二线，但刘等高官与毛实际上达成了某种利益交换的默契：他们在一线获得实际权力去调整，毛退二线却仍是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即是说，以“出让治理实权”换取“保留至尊声望”。故毛公开的崇高地位未受影响。反而在林彪的神化宣传下，毛登上了神坛，至文革前夕，业已登峰造极。毛发动文革正是利用其公开的不可挑战的地位，直接号令天下。此时的刘少奇们，想必有一种被请君入瓮的痛切感受。

2） 毛以一农家子而于1949年夺得神器，飘飘然，自认“可上九天揽月”，拥有无所不能无限膨胀的自信。

3） 毛预先做足了充分的军事（拉林彪入夥，并拱卫京城）、政治和舆论准备。

三、灾祸骇人听闻 老办法业已失效

即使如此，毛要洗清“人类史上空前大饥荒制造者”的恶名，其开始，他也是不敢贸然逆党冒险采取“炮打司令部”的文革式赌博战略的。实际上，他有一个尝试的过程。毛也曾经试探了一系列中共传统的办法，譬如：

开初，他把“饿死人”的原因定位于 “打着共産党的招牌的国民党在搞反革命破坏，地主富农企图复辟，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天方夜谭（毛对“信阳事件”的批示）。随后，当全国性的饿死人日渐泛化，毛泽东把罪责扩展到农村基层干部头上，称饥荒的原因是：“从县到基层都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是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 ， “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以上见高华：《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 这一指控，也为日后四清运动开启了先声。四清运动，开始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务、清仓库”，继而“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最后则指向“整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基本的脉络是：先经济，继政治，后组织；先基层，继中层，后高层。

然而所有这些举措，并未完全消除七千人大会呈现出来的中共内部普遍的（对共产风、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食堂不满的）情绪。由于1959年毛在庐山会议上发动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把本来纠左的会议变成反右倾，本应叫停的大跃进变成继续跃进，于是大饥荒愈演愈烈，饿死数千万人。到1960年底，田园荒芜，盲流不绝，饿殍盈野，毛被迫停止大跃进。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不得已而退却，勉为其难做了检讨，让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在第一线调整纠偏。这是毛在党内的一次重大挫败。

事实上，七千人会后彭德怀写了八万字的申诉书，要求党中央爲其平反。以至到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在彭德怀去大西南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前，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坐，毛还不得不对彭说：“也许真理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起来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此话已经是在四清结束之后了。其实，在1965年初夏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陪同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向毛汇报四清工作，毛却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 页409） 可见毛的感受是四清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大饥荒祸首”这块心病。毛如果沿用过去政治运动老一套搞法，不可能否决党内多数（如七千人大会所呈现的）对他作为大饥荒主要责任者的看法。他必须借用党外的力量，藉助他被林彪捧起来的在全国的巨大声望。

有鉴于此，毛断然决定，下一盘大棋，来一场豪赌，以挽救自己的历史名声。

中国再次大难临头。

四、邀结民心之豪赌

让我们一瞥毛泽东步步为营的攻势：

1965年10月，在毛送别彭德怀并道歉之后仅仅一个月，毛通过江青安排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作为文革的序曲奏响。毛特地挑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发动文革以庐山会议彭德怀事件（《海瑞罢官》）为序曲，显示了文革与大饥荒的内在联系。毛的意图是凝固化中共1959年对彭德怀的结论，从而固化党对饥荒的结论。通过稳固1959年庐山会议为基点，抹杀或淡化1962年七千人大会（对饥荒的）未曾明言的某种党内“共识”；进而在这一个基点上，通过文革的冒险大赌博，翻转人心走向，翻转七千人大会的党内“共识”，在全国确立他永远正确不至被死后鞭尸的神圣地位。

紧接着批判《海瑞罢官》的，是严批“三家村”的《燕山夜话》。《燕山夜话》是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以及吴晗、廖沫沙三位中共高官在七千人大会之后的文集，反映了相当部分中共官员对大跃进的看法。其中特别是邓拓的《专治健忘症》，暗示毛“用幻想代替现实”，精神错乱，导致非理性行为和决策。文中警告这样的烦恼“不仅使人健忘，而且会逐渐导致精神病” ” (吴南星：《三家村札记•专治“健忘症”》，前线，14,1962)。这里毛和江青所组织的大批判深陷于“大饥荒”情结，对于党内知识分子用曲折的语言揭露的毛式的“大跃进”幻想及其导致的大饥荒，毛的御用写手们喷发出一种无法克制的恼羞成怒。

之后，则是众所周知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红卫兵”成立，是工作组进驻大学，是批斗反动学术权威，是“红八月”——破四旧抄家杀人的红色恐怖，是天安门毛检阅红卫兵，……然而这一切，仍不过是传统毛氏政治运动方式的登峰造极，是前十七年极权发展的极致。

毛以驱逐刘邓工作组、发表大字报为其前奏，其关键点是批准发表1966年十月份《红旗》杂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以此为标记，文革转向了一个新方向——打倒走资派，即进攻当权派的方向。

这就是前述的“党天下”大乱之源。它意味着：毛式的夺民心战役启动了。而如果不联系“大饥荒”这一毛泽东至深的心病，是不可能理解毛这一“自毁长城”的疯狂之举的。

五、罪恶的连锁反应

在两年多的时间内，毛把“造反祸水”引向刘邓及其代表的官僚体制，在北京支持大学的“五大领袖”，在地方支持各省市造反派（上海与广西是例外），冲击当权派，冲击旧体制。结果，是过去未曾料到的剧烈的底层反抗情绪如火山一样爆发了出来。在一段时间内，毛泽东邀结民心的战略获得了相当的成功，确实给了底层人群以某种解放感，而刘少奇们成为前十七年压制性体制的代表，造反派愤怒的对象。毛自己则沈浸在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人”（体制的缔造者挑战该体制，变成体制内被压迫者的代表）的兴奋状态中。

然而，这一兴奋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毛的战略注定无解。既要保有体制所赋予自己的最高利益，又要享有体制受压者的衷心拥戴。从长期看，“熊掌与鱼，不可得兼”。

毛式文革的运作方式在一段时期内使他与列甯创造的党控制社会的运作方式有了重要区别。列甯式主要依赖组织的网络逐层逐层地下达并控制各级社会，毛则是没有中间环节从最高层通过广播报纸文件直接下达基层，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即是说，列甯主要靠组织，毛文革主要靠宣传。列甯方式有很大的强制性，毛方式则有很大的煽动性，并且，在一段短暂时期内，赋予了下层民衆以解放感。\n
但是，文革后期（１９６８年夏天之后），毛向列甯方式的复归，表明他的新方式无法长期操纵控制社会，无法建立起一个持久的新秩序。离开过去长期培植起来的得心应手的党组织网络，他无法稳定新体制和新秩序。最后，不得不向他过去建立的旧秩序投降。

毛打开潘多拉盒子，民怨这“魔鬼”一旦释放出来，搅得党国天翻地覆，后来毛自己也无法掌控了。实际上，他这种畸形的邀结民心的策略虽然一时成功，却也相当短命。到1968年毛已经难以为继。于是，两年前还慷慨称“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的毛，不得不在1968年八月，像当年刘邓派驻工作组一样，又把工宣队、军宣队派驻进校去“镇压学生运动”“镇压造反派”了。

毛依恃林彪军队为后盾发动文革，并在两派“全面内战”时，实施“军队支左”，使军队介入地方政治。当“全国山河一片红”时，军方首领成为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实际上已全国军管，中国成为军国主义国家。而军权高涨内蕴毛与军队的权力张力已臻极致。林彪事件乃势所必然。事变之后，毛元气大伤，尴尬异常，不得不向被他摧残的官僚体系让步。于是，一轮循环下来，几乎所有人所有政治派别都挨过整，又都整过人。政治迫害逻辑导致人人自危，其运动之终点必指向其始作俑者。

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于焉发生。玩弄天下派系的毛，终于自作自受，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成了靶心。它预示了文革的破产。

虽然，由于毛的缄默和禁忌，也由于文革聚焦点的转移和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和兴奋点刺激得人们眼花缭乱，“大饥荒”这一禁忌词语的确消逝于文革的过程中，毛算是获得了有限的成功。但是，他仍付出了代价。当造反派冲击各级党委时，人们注意到，民怨最深的官员往往是毛的爱将：如四川的李井泉，河南吴芝圃，山东舒同，安徽曾希圣，民众对之恨不得食肉寝皮。究其原因，皆源于大跃进大饥荒时期他们的施政。这批左棍紧跟毛旨意，大反“瞒产私分”，夺取本省百姓口中食粮上调中央，活活饿死成千上万的下辖子民，得无怨乎？

譬如像郑义先生所回顾的，河南文革期间，造反派组织「郑大联委」指出：“1958年以来”“极其严重的问题和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就是信阳事件等一系列人间惨剧，就是全省的饿孚遍野，父子相食。当时，「专揪吴芝圃战斗队」成立，专程去广州捉拿被称爲“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吴芝圃。来自全省的五万人参加了造反派「郑大联委」组织的“省会各界革命群衆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缐煽风点火大会”。由于「郑大联委」坚持追究、清算河南省委制造大饥荒的滔天罪恶，获得广大群衆的竭诚拥护，河南造反派组织迅速发展壮大。

此类发生于地方的向地方当权派问责的涉及大饥荒的事件，由于毛正在号召“炮打司令部”以收买全国人心，而此类“炮轰”因“符合大方向”，故毛对其爱将就不得不忍痛割爱了。

不过，“大饥荒”虽然在文革舞台上被屏蔽而消失，然一俟文革结束，立即浮出水面。彭德怀案率先被中共平反，就是当时人心走向的标志。文革以批《海瑞罢官》迫害彭德怀为引子，以为彭德怀昭雪而结束。自此，对大饥荒的研究脱敏，专着成批，铁证如山。毛呕心沥血不惜搅乱天下而遮掩的巨罪，已经昭然于天下。在此意义上，毛已全然失败。

人或问，毛窃取神器主宰中国27年，何以犯下如此众多祸国殃民的滔天大罪？可以设想，即使是一个恶魔有意在中国为之，也难于产生如此深重惨烈的众多祸害。况且，笔者并不认为毛自始就有意祸害国人，妖魔化自己。

然而为什麽？

概览毛执政以来的连串罪行，不难发现，它们之间是有脉络可寻的，甚至是有因果关联的。文革与大饥荒的关联就是一例。为了掩饰自己政策失败导致的骇人听闻的大饥荒，毛殚思竭虑，惨淡经营，结果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的文革。为了掩盖一桩罪行，结果导致另一桩更大的罪行。这一现象，我称之为罪恶的连环反应。

回溯既往，倘若没有中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字狱”——1957年的反右运动，没有中国上百万敢言精英知识分子被打入地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导致的全国鸦雀无声，一年之后毛氏发动的荒谬绝伦的大跃进大饥馑可能发生吗？拆除了一切刹车装置（权力制衡，言论自由，司法独立），中国这辆赤色列车，不疯狂地冲向万丈深渊才是咄咄怪事。这里，反右与大跃进（人民公社-亩产万斤-公共食堂-大锅饭-废除家庭）之间的逻辑关系同样是难于否认的。

再往回溯，人们不难发现：一边倒-韩战-闭关锁国-暴力土改-镇反-肃反-大学院系调整-交心运动-皮胡适-反胡风–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所有这些运动之间的内在脉络，那将是一件有趣而痛苦的炼狱之行，同时也是一桩精神探险之旅。

笔者并非历史决定论者。中国六十多年亦有多次机会可能走上其他路径，惜乎国运不佳，坐失良机。实际上，每当国运转过一个拐点，其可能性数量就极大地缩减了。因而，在进入转折关头前夕，倘能果决运思，运筹帷幄，可收“四两拨千斤”之效。


(本文系作者向《“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的纪念文革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研讨会的主办者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社会和意识研究中心、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编辑委员会）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三一六期（cm160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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