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反应 我经历的1966

tuffy05

原载 文革研究网

高山反应

毛主席语录

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
现在二十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
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
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
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
一定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

摘自毛主席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一次讲话


目录

第一部分 鹿苑 （1964年——1966年）。

缘起——晒大佛；命和运；我的梦；我的六字真言。
鹿苑——寄宿学校；丰富的生活；无聊的课业；告解和自我革命。
毛驴的故事——文革的最初；科举被废除；工作组和毛驴；知识分子的角色；红卫兵运动；
血统论。
大串联——我的故乡；批斗奶奶；驼峰航线；我开始知道有个西藏；也就有了缘起。

第二部分 长征（1966年——1967年）

雪中的旗帜——筹备走着去西藏；进西藏的路；长征的队伍。
成都—康定——伟大的长征：我们的宣言；进藏日程；几封幸存的家信；二郎山；铁索桥。
康定—金沙江——康和藏；康定溜溜的城；我的第一高度；高山反应；漫漫川西路；甘孜；雀儿山；被劫掠的德格印经院。
金沙江—波密——长江和横断山；十八军解放昌都；昌都的遭遇。
波密—拉——搭车的日子；雪崩和塌方；川藏线上最后的大山；无声的终点。
青藏公路——找到了我的梦；半昏迷中的经过唐古拉；青藏高原和青藏公路；

第三部分 河西 （1968年——1978年）

离开北京——1967年初的文革；扒货车去四川参加武斗；上山下乡开始；
离开北京——三线建设；在洛阳拖拉机厂学徒；废品收购站和我们；春节徒步去山西；知青。
青海乐都——乐都的过去；三线工厂；西宁；西路军；塔尔寺；瞿秋白家的大少爷；盐湖；十八军独立支队进藏；工厂的生活；看电影；听敌台；拉练和灿烂的宗喀；结婚；林彪的事情；我的小弟弟的故事；对调；瞿坛寺的故事。
离开乐都——十年的动乱，山谷中的冥想；败者贼；阀门事件；走了大后门；文革的结局。

第四部分 圣湖（1979年——1987年）

重回高原——毛泽东的塑像；调回北京；1981年的西藏；驼峰的故事；我回到拉萨；藏北行；
拉萨的天葬；
走近西藏——儿子的故事开始了；1986年的拉萨；江孜和萨迦；希夏邦玛；樟木边防；圣湖；
香格里拉——黑鹰和墨脱；吐鲁番风情画；云南行；博南古道和史迪威公路；香格里拉；
宣洋人和纳西古乐；泸沽湖的末日；电视片“云南行”的解说。

第五部分 找路 （1988年——1990年）

四十不惑——儿子单飞；内蒙灰腾梁的风雨；电视剧组的故事；大漠的日出；达赖喇嘛和蒙古可汗；走进冰雪的大兴安岭，过火的漠河；
人往高处走——达赖喇嘛和西藏独立；1989年的西藏和北京；西藏大片的提纲；再走川藏路；八十个日日夜夜；察隅边防；关于中印边界；帕龙藏布的塌方；易贡湖大滑坡；中印边界反击战；边界线给儿子的启发；青藏线上的感慨；走过青藏线。
找路的人——儿子的起点；藏历新年的经历；找到路的儿子；

第六部分 天命（1993年——2002年）
      
自己的作坊——儿子的作坊；再去云南；和共和国同龄的老三届；
在驾校学车的日子；回青海的锻造厂；寂静的山沟；见到大佛；青海湟鱼和原子弹基地；唐蕃古道；黄河源头与达赖喇嘛。
五十知天命——宗喀宝地；通往拉卜楞寺的小路；儿子的新阶段；父亲去世；故乡的路；气功与胡万林、西藏神医与活佛；神奇的艺人；缘分；跟随儿子走一趟唐蕃古道；真假班禅的冲击波；八月十五的月亮；仁青的家；儿子的贺卡； 　　
挥手之间—— 儿子结婚了；再回故乡，周而复始；好多人的今天；依然的笑容；小兴安岭那条遥远的苦难的路；香巴拉。  　


第一部分 鹿苑 （1964年——1966年）。

缘起——晒大佛；命和运；我的梦；我的六字真言。
鹿苑——寄宿学校；丰富的生活；无聊的课业；告解和自我革命。
毛驴的故事——文革的最初；科举被废除；工作组和毛驴；知识分子的角色；红卫兵运动；血统论。
大串联——我的故乡；批斗奶奶；驼峰航线；我开始知道有个西藏；也就有了缘起。

缘起

在一本奇特的《正三世书》中，有一种推算人的命数的方法，按那个方法计算，我的寿数短为十三年，长为四十九年，也就是说我最多活到四十九岁。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也许是我与西藏有着无法诠释的情缘，让我在四十九岁这一年，无意中在大佛露面的时候来到莲花山下。
1996年夏天，我和我的妻子胖子到青海去了，到鲁沙尔那天，正逢藏历第十七“饶琼”火鼠年的六月初七，塔尔寺按惯例晒大佛。过去我常到藏区去，我见过无数的大佛，也拍摄和经历过许多藏传佛教的仪式，但从来没有刻意去寻找晒大佛的盛典。那天，我们在塔尔寺边的莲花山看见了巨大而壮丽的大佛唐卡，我为其壮丽和神圣而赞叹。
当数千喇嘛和朝拜的人们一齐收卷巨大的唐卡时，三四十米长的丝绸帘总是遮挡不上释迦牟尼大佛像的眼睛。我看着这种似乎不应当发生的事情，觉得有一种不祥预感，不久后我请教一位老活佛，老活佛告诉我说：“有一个男人会死”。
我想，那个会死的男人是我吗？在我的生活中，在我的那些青海朋友中，我有许多第一：我第一个去过西藏，第一个结婚，第一个有了儿子，第一个调回北京，第一个拍摄电视节目，第一个有了自己的汽车，第一个有了自己的房子，第一个退休，第一个抱上了孙子，还想第一个出一本书……，也许我会第一个死。
很久以来，我不愿意谈论死亡，我并不惧怕离开人间 ，但是我知道，一个人的去世是他自己的解脱，但他的解脱留给了生者无限的苦痛。但这些年来，我经历了好多亲人和朋友的生离死别，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的死亡，总得我离死亡很远。
二十几年来，我走过了天涯海角，每一次都会如愿以偿，我经历了艰难险阻，每一次都会化险为夷。甚至云开雾散，所以我总说我是个福将。我不是个佛教徒，但我想，我曾走过了雪域的千山万水，我也曾让五彩经幡飞扬在无数的山口和峡谷，我还曾把千千万万张精美的佛像送到了无数西藏人的手里……。也许他们摇动的经筒为我颂遍了无尽的六字真言，也许那些飘扬的经幡已经把无尽的经文洒满了天下。我似乎与那片高原有缘，我似乎看见释迦牟尼的深厚的微笑，我似乎听见了释迦牟尼给我的真挚的祝福：“你还有很多路要走……”。
有很多人相信，从生到死经历的这一段生命只是自己全部生命的一部分，生命除了今世之外，还有前世和来世。几乎每一个人都希望有来世，希望能重新再走一次，希望得到前世没有得到的东西。于是就有很多善解人意的哲学家制造出了天堂和地狱，来世和前生。
希望自己的前世是个善良、富有的人类，也盼望自己的来世更加善良、富有。正是这种愿望，使大多数人用各种形式克制着自己邪恶的欲望，完善着自己的操守，避免死后下地狱，希望来世能回到人的世界，而不要投胎到畜生的世界里，这是大多数人的一种潜意识，不管你是否承认。其实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于是善良的人们造就了那些与天对话的哲学家、政治家、神棍和僧侣们，也赋予他们神圣的光环。
人只能看见今世，看不到过去和未来，但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时，会发现有那么多的偶然、巧合……，于是人们认为有一种超自然的东西存在，人们把它称为“命运”。每个人的遗传基因和生存环境等许多条件决定了每个人的不同性格，不同性格决定了一个人如何对待机遇，不同的机遇导致了不同的结局。
我想，命运是由“命”和“运”两部分组成的，“命”就是遗传基因，它集无数前辈的精华于一体；“运”就是每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命”是注定的，是必然的，因为命是生来就有的。而“运”是随机的，因时空和许多不确定的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当“命”和“运”这两种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会有无数种组合，至于说“天人合一”，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天”本身就是个无穷“运”。当我们面对一尊自己敬仰的神佛冥想和祈祷时，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着自己的“命运”，因为冥想和祈祷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和行为。
人的一生就象一条河流，当冰川或泉溪送出第一滴水的时候，一条大河的生命也许就开始形成了。但是这一滴水流经过哪里，是不是可以汇百川于一身，是不是能够走完自己的路，那就看自己走的“运”了。

我的“命”来自皖南秀美的大山，程家的祖先在一百多年前，跟无数的徽州人一样，沿着歙县那条通向大海的河流，慢慢地走出了大山。程氏家人的脚印从徽州的黄山蜿蜒到浙西的天目，大山的精神也溶进了我父亲的生命。
父亲曾多次对我说起与他的一生休戚相关的大山：他的祖籍在安徽省的徽州；歙县老房子边的茶山留下了程家祖先的脚印；从婺江畔的金华山到兰溪山里神奇的八卦田；从天目山下的教会学堂到北京清华园眺望白雪中的香山，每一座大山都溶入了他的心中。当他1936年他从清华大学地学系毕业后，就开始在泰山、华山等地从事高山气象和日射观测研究。抗战时期他一直关注着峨眉山的降水观测，直到1945年他飞越了满目冰雪的“驼峰”……。还有台湾的那些大山，当他不想去的时候，国民党要求他去，他终究没有去。四五十年后，他想去了，但却无缘，这也是他的命。
惟有他飞越过的那一条山脉和那一片高原是他一生的却憾，在中国大陆，惟有西藏那片大山是他唯一没有到过的地方。对大山的恋情，对高原的情缘，在我成为胚胎的时候已经溶进了我的血液。
我父亲是一个吃尽了人间悲苦的人，无论他曾经面对什么样的荣华，就象他给自己起的名字“一凡”一样，他永远认为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我是父亲生命的延续，是他精神的延续，从我懂事以来，他从来没有希望过我去分享他的荣华，也从来没有希望过我去继承他的事业。他看得很清楚，在这个时代，个性的追求是毫无意义的，作工人也好，当农民也好，能自食其力、能平平安安地作个普普通通的人就很好了。
他高兴地看着我们顽强地走过了高高的大山，走过了他没有走过的路。所以当他离开我们的时候，他走得很安祥，因为我们一代又一代都在完善着他从来不敢讲出来的理想，都在走着他从来不曾走过的路，那就是他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起过的FREEDOM。

两个梦影响了我的一生，一个是歌声里的仙境，一个是病痛中的梦魇，但这两个梦终于变成了我的启示，变成了我的生活：
我的小弟弟德尚比我小五岁，母亲哄他睡觉的时喉，常会低声地哼唱几句歌，我听了很久很久，母亲哼唱的几句歌词似乎影响了我的一生：“爬呀，爬呀，努力向上爬……”。几十年来，我每次在梦中听到母亲在唱这首歌时，梦里就会出现一片山野“…… 一条陡峭的满是岩石、积雪和树根的狭小山谷，我努力地向上爬着，爬了不知多久，终于爬上山顶。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黄褐色的丘陵山川，一条土路弯弯曲曲通向天际，那里有一座傲然突起的石头山。山上有一座小城，城里都是高耸的土房子，窗户很小，城中间只有一条小街。小街是一条窄窄的小巷，曲曲弯弯地挤在高高的土房子中间，人很少，一片天籁般的宁静……”。
从小到大，我无数次作过这个完全一样的梦，我在梦中走过那条土路，走过那条街……。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我真正的故乡。这一切完整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的一生似乎都是在寻找这个梦，梦中的世界潜移默化地指引着我的一生。直到我二十岁的时候，当我在半昏迷中离开离开那个小街，离开那个小城，开那座山的时候，我才猛然间觉悟出那是我梦中的故乡。
我在二十岁之前经常发高烧，尤其是期末考试一结束，我肯定会发高烧。那时候我会觉得两手酸疼极了，觉得手指肿胀得象电线秆子一样，粗大，沉重。每次我都会看到一个无比巨大的园石头向我挤来，太大，太沉重了。我用两只大手去推，但大球越来越大，越来越重，几乎让我窒息，我奋力地抗争，我用自己粗大的手指去抵抗，但双手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我一直解析不开其中的缘故，当我走完了自己五十年的里程，我终于确定了我的梦中的故乡，我才终于明白了我心底的呼喊和奋争，我才知道了我曾经经历的一切痛苦和欢乐都是为了寻找心中的梦。

在西藏的每一阵微风中，都飘扬着“嗡、嘛、呢、叭、哞、吽”(Om Ma Ni Pad Mi Hom)的颤动。在西藏的藏传佛教中，六字真言有着无尽的涵义，无论人们对六字真言有多少种深奥的解释，但她归根结底是人对生命的渴望，对圆满、对无瑕的期盼，对解脱苦难的追求。我想，这就是西藏人世代向往的自由自在。当我一次又一次走近西藏，逐渐与西藏结下不解之缘时，我发现，西藏人最神圣的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哞、吽”(Om Ma Ni Pad Mi Hom)和英语里的“FREEDOM”以及汉语中的“自由”是那么一致。
这时我才真正明白了在人类的语言中，为什么自由—FREEDOM—“嗡、嘛、呢、叭、哞、吽”会是同一个含义，为什么自由—FREEDOM—“嗡、嘛、呢、叭、哞、吽”的另一个含义是解脱。因为，为了得到她，为了得到自由—FREEDOM—“嗡、嘛、呢、叭、哞、吽”， 为了实现人类的最高理想，人要付出整个的一生。
“嗡、嘛、呢、叭、哞、吽”，我想找到我自己的六字真言。
“FREEDOM”，我想找到属于我自己的自由。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断地走向西藏，走向高原的原因。我知道，自由就在那片可望而不可及的大山上，自由就在我毕生走向那片大山的旅途中，自由是遥远的地平线，自由是永远无法到达的天际。
我一生都在走近高原，我会一直走下去，直到倒在那片高原上。我一直觉得，我和西藏有一种必然的联系，也许那就是命运吧。西藏在我的心里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西藏是一个信念，一个理想，一个境界，也是一个缘分。

2－接上文

鹿苑
   
我的高中生活是在北京西山的一个寄宿学校里度过的，我在那个叫“鹿苑”的大墙内整整呆了三年。
1963年8月底的一天，这天是北京四十七中新生报到的最后一天，我骑着自行车，驮着行李跑在颐和园通往温泉的砂石路上。西山的天空红得发暗，让人喘不过气来，前方不远的山岭上一缕缕黄色的雨帘在随风飘舞，眼看一场大雨就要来了。我双手撒把，一手取下眼镜，一手抹了一把脸。突然间，路边的大杨树晃了起来，一阵温突突的山风迎面扑来，一把沙尘掠过我满是汗水的额头。
终于离开家了。多年来，父亲工作很忙，我母亲一直生病，我又顽皮得出奇，所以大家都认为我应当上寄宿学校，找个能管束我的地方。其实，我自己也巴不得早点儿离开这个没什么乐趣的家。老眯是我的邻居，他的大哥是北京四十七中学毕业的，所以我知道了这所远在西山里的、没有多大名气的寄宿学校，于是在初中毕业的时候我报考了四十七中学。
北京的北部是燕山山脉，西部是太行山脉，又称西山，西山在永定河与北安河之间有一块向东凸出的山体。这块山体的南麓有颐和园、玉泉山、卧佛寺、香山和八大处。北麓有红山口、西北望、太舟坞、温泉和北安河，北麓地区也叫海淀区的后山地区。
从北安河往南，经过大觉寺和寨口，大山间出现了一条狭窄的山谷，山谷两侧到处是炸开的石灰石山崖和烧石灰的窑。也许石灰石开的多了，就有了路，就有了一条通往军庄、永定河、三家店和石景山的路。山谷里的这条小路使那块凸出的山体脱离了太行山脉，成了北京西郊的一块宝地。
四十七中学就在北安河边的西山山麓上，从西直门到校门口的大石桥整整三十二公里从红山口到北安河，公路边是整齐高大的白杨，林荫中，一条平整的沙石公路向西延伸。路的左侧是长满松柏的大山。离开颐和园才五公里左右，在黑山扈的公路边，在十五公里路标处有一个解放军的岗哨，那里立着一块大牌子，上面用中文、俄文和英文写着：“外国人未经允许不得进入”，意思就是说，再往前走，就是军事禁区了。
不要小看这片山群，整个山体内外都是最高级别的军事单位。说起来也是蛮可笑的，就在岗哨对面的山脚下，有一个叫天平沟的地方，至今还保留着一个古老的法国教堂遗址。那里曾经有过一位法国教士，他有一位好朋友叫贝大夫，贝大夫每周都要乘车经过这里。贝大夫是北京东交民巷一个法国医院的医生，他有个女儿因患肺结核，住在北安河边的旸台山下疗养，当地人把岭头那幢别墅称为贝大夫花园……。

远在十二世纪的时候，女真人把大宋皇帝赶到了南方。那时候，北京的西山还是个树木苍翠，流泉飞瀑的风水宝地。于是金国的皇帝在北京西部山区兴建了八个集行宫和寺院为一体的园林，称为“八大水院”，其中有四个就集中在四十七中的周围。“圣水院”，“香水院”，“清水院”，“金水院”，仅从它们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几百年前这里的雨水和山泉是多么充沛。就连这里山村的名字也大多离不开水，譬如太舟坞、黑龙潭、冷泉、温泉、北安河、南安河等等。我是在1963年开始走进西山的，那时北京的降水已经开始减少了，降水区域开始向京东北的怀柔和密云一带移动，这一带众多的山泉也已经开始退化，山涧和河滩渐渐变得干枯。

我一个人骑着车走过了西北旺，也就是百望山，前面就是后山地区了。那时还没有修建京密运河，公路沿着大山北麓的林荫一直向西，穿过一个个小村子，经过开满莲花的太舟坞和白家滩的大石灰山。我看见一座金字塔一样的大山耸立在面前，山绿得发蓝，那就是京西有名的城子山，也叫棋盘山。远远望去，山顶的松柏中似乎有座庙宇，传说那就是忽必烈女儿修行的紫宸宫，但由于那里是军事禁区，我只能望望而已。
温泉村很小，只是一个山边路口的小村子，路边的小山顶有一座石塔，那是一座辛亥革命纪念碑，据说上面有好多民国时期的遗迹。山脚下是一个小小的三岔路口，路口是46路公共汽车的终点站，那时从颐和园到温泉只有这一路车，往北的砂石公路是到阳坊镇的，没有公共汽车。从这里到四十七中下面的北安河村还有五公里，每两小时才有一班46路支线车开到北安河。
温泉村的村口是北京工读学校，其实这里是北京四十七中的前身。早在1922年的时候，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李石曾先生在这里开办了温泉中学和温泉疗养院。1923年，成立了中法大学附中，温泉中学男生部搬到了环谷园，温泉中学成了附中的女生部。解放后，在温泉中学的旧址上，建立了北京工读学校。
那时候，对犯罪青少年的惩治手段跟现在不一样，青少年犯罪分子由工读学校看管和教育。那时，北京的青少年犯罪分子不多，两个很小的工读学校就够用了。我每次路过工读学校的大墙和大门，就有一种想窥视的欲望，但从开着的大门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工读学生，只能看见深深的院落和一大片虎皮石老平房。
沿着曲曲弯弯的石板小路穿过温泉村，面前豁然开朗，高大、绵延的旸台山一字排开，充满了我的整个视野，也许要用20毫米的广角镜头才能拍全，那就是厚厚的太行山脉的东端。在旸台山青绿色的山脊下面，隐约可以看见几幢残破的房屋，几块突兀的巨石和傲立的大松树，那就是鹫峰，也许从侧面看去，才有点象鹰鹫。鹫峰的脚下有一片翠绿，那就是环谷园，翠绿中就是我的母校——北京第四十七中学。

我骑着自行车，用了一个半小时才走了25公里。刚骑过温泉，突然，雨裹着黄沙，扑扑地落在公路两边的白杨叶上，打在平平的沙石路上。我急忙把车推到路旁看苹果园的草棚下，草棚在风雨中呼呼乱晃，发黄的蚊帐象旗帜一样飞舞。一会儿，一个赤膊的老汉提着小筐走了过来，我搭腔说：“雨真大”，老汉好象没听见，顺手从筐里拿出两个鸡蛋大的绿苹果：“尝尝”，他看我不嫌弃拿了就吃，于是点上旱烟就拉开了家常。
老汉从眼前的棋盘山、紫宸宫和贝大夫桥，说到东边温泉显龙山上的辛亥革命碑，从北边的七王坟、九王坟，说到西边的金山庵、大觉寺和妙高峰的金顶……，我听得天花乱坠。
雨点越来越大，越来越密，我跟着老汉爬上摇晃的木架。他掖好湿透的蚊帐，整理好飞舞的破布，继续啪嗒啪嗒地抽着旱烟。聊到四十七中，老汉话又多了起来：“……不知哪朝哪代有个皇姑住在那儿，那儿就成了皇姑院。山坡儿上还有个四合院儿叫长喜花园儿，是七王爷的管家的，花园儿里都是丁香花，那些丁香比颐和园的丁香还有年头。坡下是一大片柿林，林边有一座民国时候的鹿苑，虎皮石围墙一丈五高，三尺多厚，顺着围墙走一圈儿要小半个时辰……。 搞不清学校跟法兰西有什么瓜葛，只听说金山上的泉水被人家运到法兰西去了。二几年那儿叫中法大学附中，后来叫温泉中学，皇姑院不好听，改名叫了环谷园，解放后改成重工业部子弟中学……”。

我不熟悉海淀的后山地区，只是在1963年8月，在快要发榜的时候，我觉得会考上四十七中，于是骑车跑到北安河，看了看四十七中，然后爬上了鹫峰。我听父亲说过，在鹫峰上有一座李四光负责建造的地震台，在鹫峰北侧的金山寺还有一个北京大学的生物实习站。那天，鹫峰山路上烟雨蒙蒙，溪水潺潺，到处都是残破的古老庭院，在废墟中还可以看到“鹫峰山庄”这几个大字，那座北京最古老的地震观测站早就变成了一片瓦砾。
那天，我站在陡峭的鹫峰山顶，眼前是一片蓝灰色的雨雾，根本看不见大山麓的形势，更不用说周边的名胜古迹了。直到我在这里生活了三四年，我才了解了四十七中和那座秀丽的丁香院的一些典故，才知道在鹫峰脚下，在妙峰山进香道边，在一片浓郁的松柏林中的那九块梯田一样的台地，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沧桑变迁。才知道在这条坐西朝东的大山麓中，从南到北，洒落着从辽金到满清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碎片。
站在四十七中的大石桥上，可以仰望见镶嵌在大山葱绿中的鹫峰，在四十七中和鹫峰之间的山坡上，有好几座很大的园林，其中有一个建于1859年的“响塘”。响塘是清朝咸丰年间一些有钱的太监为自己建造的消夏和养老的地方。这里紧靠去妙峰山进香的大道，传说慈禧太后去妙峰山进香时，行宫就设在这里，“响塘”这个名字还是太后赏赐的。
妙峰山是京西有名的寺庙，据说那里的娘娘消灾去病最灵验，送子增福有求必应。于是北京人百里迢迢，翻山越岭，进山求佛。从京城到妙峰山有山前山后几条路，山后路是过石景山金顶街，由模式口出关，经三家店、军庄，由扎礼进山，经妙洼，一路爬升到海拔1290米的妙峰山金顶。
山前的进香大道有三四条，都分布在四十七中学的前后。其中最大的一条山道就路过四十七中大门口，沿石阶上山，路边有几处残破的废墟，有的是茶棚，有的是别墅。在半山腰，有一处长满古松和银杏树的平台，那里就是西山八大水院之一的“金水院”，也就是金山庵。就象四十七中的“环谷园”曾经叫“皇姑院”一样，传说是慈禧太后的什么亲戚来这里出家，于是这里就成了“金仙庵”。金山的一股冰凉的清泉不知流淌了多少个世纪，四十七中的全部用水都是来自金山。我记得我们年级曾多次扛着水泥、砖头和陶瓷管道，在山坡上铺设和更新输水管。看着破旧陶瓷管道里的一束束长长的草根和厚厚的泥沙，我想，这些输水管道大概已经有百年历史了。
从四十七中往南走，翻过几条堆满山石的沟涧，穿越几所残破的园林，走大约一公里左右就到了大觉寺。大觉寺始建于辽代，是辽金西山八大水院之一，也叫“清水院”。我记得那时大觉寺还是一个林业专科学校，木制的大殿门窗都用大木板钉死了，除了几棵硕大的古玉兰、古银杏树外，大觉寺只剩下一片长满青苔的石阶石栏和残破的亭台楼阁了。
在四十七中的北面，还有几条上妙峰山进香的石道，其中一条就经过七王坟和西山八大水院之一的“香水院”。七王是清光绪皇帝的生父，就是醇亲王奕譞，他的陵寝自然规格很高，在一片高大的松柏之间，百十蹬的砖阶，黄琉璃瓦的碑亭，玲珑的石拱桥和月牙河，绿琉璃瓦的朝房以及白皮松林里的墓地，……。正是因为醇亲王看中了京城西郊的这片来龙宝地，决定由自己的大管家范长喜负责在这里给自己筹建墓穴，于是才有了四十七中的主体建筑“丁香院”。可惜的是大清气数已尽，七王坟早早就变成了一片断壁残垣。
建造高耸的七王坟，将香水院“法云寺”的旧址改建成七王爷家眷居住的“退潜别墅”，是一单很有油水的工程。那时的承包商跟现在的承包商差不多，工程承包商为了拿到建造权，竭力贿络七王爷的大管家七品官范长喜，不仅买下了“皇姑院”与“香水院”、“法云寺”之间的山林，还在“皇姑院”里建造了一所巨大的园林式宅院“丁香院”。于是当地的老百姓把“丁香院”叫“范家花园”，把北面那一大片山林称为“管家岭”，
至于那位明朝的皇姑在这里有过什么故事，都已经说不清楚了，但范长喜在“环谷园”建造的“丁香院”是有据可查的。“丁香院”始建于公元1870年前后的清同治光绪时期。宅院分东西三个院落，门前的广场上有十一棵老槐树，丁香院以它的豪华的规模、众多的丁香、古槐和翠柏闻名京城。
1923年，中法大学在温泉开办了温泉女子中学。1924年，中法大学又在那座“丁香园”周围建设了中法大学附中。那座大墙，那片饲养过梅花鹿的“鹿苑”，都已经是民国的事情了。至于“鹿苑”内外的两座教学楼和那一大片带雨廊的宿舍，那都是解放以后新建的。
学校大门口的那座大石块砌成护岸的壕沟和那座方方正正的石桥，把学校分成上下两大部分。石桥上部是解放前的作品，以“丁香院”为中心，有教研室、图书馆、大饭厅、初中部教室、家属区和男生宿舍；石桥下部是解放后发展起来的，它以“鹿苑”为中心，有高中部的两座二层教学楼、理化实验室、女生宿舍、运动场、大礼堂，……。
从最上部的山泉水房到最下部运动场外的柿子林大约有一公里远，从南到北，宽也有四五百米。在苍松、翠柏、古槐、花草、山石和泉水之中，在九块平坦的台地上，教学楼、教研室、宿舍、食堂、运动场和家属区整整齐齐地排列着。

带着泥沙的风雨刚过去，又一场略有凉意的雨冲刷下来，那阵湿热、烦闷顿时消失了。雨过天晴，山谷里水雾飞腾，斜阳穿过峰间，射出一道道淡兰色的光柱，柿子林一片晶莹碧翠。当我在大图书馆的新生报到处签名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刚刚走过的那座大石桥和眼前那四根巨大的石柱已经渡过了四十个繁荣的岁月。那座用花岗岩砌筑的、结结实实的石桥下是一条山沟，从金山流淌下来的泉水在乱石中哗哗地流向山下。林子里山风拂面，鸟语悉悉，一片风水宝地。有这样的历史、这样的环境、这样规模的学校，在北京是数一数二的。
入学后，我住在环谷园最高的一块台地上，宿舍西墙就是环谷园的西墙，墙外是满山的松柏和一块块山石围起来的梯田。我们的宿舍是八排古老的兵营式的平房，坐北朝南。每间宿舍里住20几个人，上下铺，没有暖气，冬天我们自己生煤炉取暖，没有厕所，即使是在寒冬的夜间也要跑到外面去小便。我很在意睡眠的条件，于是就抢先占据了东窗口的上铺。在上高一的一年里，我每天清晨都可以透过窗户看见地平线、黎明、朝霞、日出，或者阴云、雨雪。
天刚亮，远远传来山下解放军通信兵部队的起床号，紧接着挂在每一排宿舍门外的大电铃骤然响起。十分钟一过，我们已经上过厕所，洗完脸，刷完牙，迭好被子，站在门外整队。然后跑到距离半公里多的大操场上，绕着250米长的跑道跑半个小时，不分春夏秋冬，我们都是这样跑操的。三年的集体生活，跑步，作操，列队，给了我一付板直的架势，难怪好多年来时常有人问我是不是当过兵。早锻炼后是早自习时间，我们走进“鹿苑”，走进教室，走进绿荫，默默地看书，背俄语……。半个小时后,我们又整队走出“鹿苑”，高吼着一、二、三、四和革命歌曲走上山坡，走过大石桥，走进大饭厅吃早饭。
大饭厅特别大，我们头顶上的木梁木柱和瓦顶，都已经有年头了。这个大饭厅可以装下一千多名学生和教职员，老师坐着吃，学生站着吃，六个人一桌。早饭是稀饭、窝窝头，午饭和晚饭是一盆饭，两盆菜，一荤一素。一个月的伙食费十二元左右，这在全国连续三年的大灾荒之后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如果哪一天伙食改善了，改吃打卤面或是饺子，或者增加了四喜丸子一类的稀罕物，那天肯定是黄历上某一个特定的日子，或是那位神啊、鬼啊的生日或忌日，或是黄历上的节日，反正大师傅不会说的。在喝粥和吃窝窝头的日子里，能吃到大锅捞面是个优待。有时，我真想生个小病，那样就会得到老校医张护士的一张许可证，吃一大碗大锅里煮出来的鸡蛋大葱捞面，特别香。
饭由各班的“发饭员”分发，我特别愿意当发饭员，因为有几个好处：第一，早自习和上午第四节课可以少上十五分钟；第二，不用排大队从教室楼一、二、一地走到食堂，不用唱歌，更不用饿着肚子站在饭厅门外等候。还有一件有趣的事：那时每个学生家里一般一个月给二十元左右的生活费，如果每周回家，一个月就有四次周六的晚饭和四个周日的饭不在学校吃，到了月底就可以退两块多钱。兜里有两块多的现金也是一件乐事儿，可以到学校的小卖部去买零食，也可以到山下的北安河去买水果和萝卜。现在想起来，不再觉得有趣，而是觉得真可怜。
父亲偶尔来看我，他了解了学校的伙食，知道这么一点营养对于十五六岁的小伙子是根本不够的，于是除了每周回家时尽量给我改善伙食外，回校时还让我带上猪油、香肠。只要是他到外省出差，回来都要给我带些奶粉、黄油和葡萄干等各种各样的食品。我很吝啬，这些食品是绝对舍不得请客的，只能晚上息灯后在床上偷偷地吃，我想现在的人大概感受不出在被窝里吃凉馒头夹猪油的快乐。
住校的生活很清苦，还要学会自己管理自己，但对我的独立生活能力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尽管我自己的零用钱并不很紧张，但仍要学会控制花钱，学会节约，节俭。那时我自己洗衣服、刷鞋，自己拆被子、缝被子。那时，衣服破了，打个补丁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所以我也学会了去家属区找个老太太，给不太破的衣服裤子扎一对漂亮的补丁……。
那时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人们大多还很贫苦，因此对教科书和练习本的要求也不严格。我哥哥比我大四岁，我找来他用过的数学、物理、化学等教科书一看，与我要用的课本基本一样，于是光书费就省了好多。那时，我常到新华印刷厂去买纸边，那里的纸很好，几毛钱一斤，一斤可以订好几个练习本和笔记本。
我刚考进四十七中学的时候，很瘦弱，我除了踢踢足球外，一直懒得参加正规的体育锻炼。那时上体育课，经常爬山，经常要跑到半山腰的金山庵去，我最懒得跑山，我经常是散着步走到金山的。后来在踢足球的时候被大个子的同学撞到肚子上，好半天起不来，于是后来连足球都不踢了。我们每天下午都有近一个小时的课外活动时间，每个人都要选择一个体育项目，我只好选择了垒球。那时皮手套很少，手指头在接球的时候经常被球劈着，那可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经过一段时间，手不知道破了多少次，裤子的屁股部分不知被搓破了多少次，但最终我打得很好，经常能打个全垒，一棒子把垒球打出五十多米外的鹿苑的高墙……。
大概是上高二那年，美国军队开进了南越，北越开始通过游击战抗击南越政权和美国军队。那时全中国兴起了抗美援越活动，北京的中学生也开展了一场“抗美援越象征性长跑”。我在上高一的时候，测验1500米长跑，头晕气喘，几乎没有跑下来，最后要跑到厕所去吐。跑长跑对我来说太残酷了，即使是象征性地从北京跑至越南河内，也是很痛苦的事情，但那时教室的后墙上贴着每个人的指标，谁也不好意思落后，我只好跟大家一样，拼命地跑。从鹿苑跑过北安河、周家巷到温泉，来回正好十公里，一周要跑三四次。前前后后大约跑了四五百公里，慢慢地我习惯了长跑，再跑1500米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容易的事情了，我记得后来只用五分一秒就跑了下来。
1966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七王坟那边的大山着了大火，山顶冒起了浓浓的黑烟，我们高中部的同学全体出动。大家一直跑了两个小时，沿途很多同学都跑不动了，他们只好留在原地看守着别人脱下来的衣服。也许是我的体质已经变得很好，而且已经习惯了长跑，也许是我下意识地熟悉山路，最后最先爬到山顶火区的只剩下我和我们高三一班的四个人了。当然，回来的时候，我们都冻得发僵，饿得发慌。说起四十七中的好处，不是很多，但那片山林锻炼了我的体魄，健康的身体让我受用了一生。

在“鹿苑”内外有几处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山林里的古刹、实验室、汽车房和图书馆。近四十年过去了，这些空间影响着我的一生，而且至今仍是我生活的重要内容。
我喜欢学校背后的那座大山，旸台山象一座高大的屏障一样耸立在那里，每当我爬上海拔一千多米的顶峰，眺望东方辽阔的京郊平原，总能看见一条厚厚的烟埃平铺在京城之上，瞭望西面无尽的山峦，心中总会有一种无限的向往和无名的惆怅。
脚下鹫峰的山路上长满了蒿草，残缺的石阶边有许多倒塌的古老的别墅，每当烟雨蒙蒙的季节，我常常一个人漫步在松林和野草间，听山林里各种各样的洁净的声响。大觉寺里古老的玉兰树每年一开春就飘满了白的、紫红的玉兰花，一到秋初，这里的老银杏树把金黄色的扇叶铺满了残破的大屋顶。在北面大山的半腰，还有一片巨大的白皮松林，松林下的七王坟已是一片废墟，残存的黄琉璃瓦和汉白玉石桥在徐徐的山风中象图画一样沉寂。也许因为七王爷是光绪的父亲，他的坟没有象山下的九王坟那样悲惨，九王坟不知什么时候已变成了养猪场。
那几条进香大道的石阶在大山的树丛和蒿草间隐现，从山脚到山口，沿途有不少残破的四合院，每隔五里路还有一片片青砖灰瓦的废墟。如果要说起那些山野里的四合院别墅是怎样变成废墟的，那些进香路上的茶棚客店，金山半山腰上的古庙、泉水和那一片银杏林的来历，金山寺中的登山营地，金山寺与中国第一个地震台的关系，以及大山背后妙峰山的大庙会和神灵，那话就太多了。
一到开春，满山遍野的杏花、梨花，大山变得象花坛一般。五月份，大山背后飘满了鲜红的玫瑰花。我有时会约同学用半天时间从学校到大山顶跑个来回。大山背后的山坳里有一个用块石和片石建造的山村，叫妙洼。妙洼的背后就是妙峰山。山上的小庙早在抗日战争时就被日本人焚毁了，只剩下一条石柱，石柱上“不当亡国奴”这几个用刺刀刻出来的字，仍旧清晰可见。
学校内外，春华秋实，实在很美。五彩的春天，绿茵的夏天，金色的秋天，银裹的冬天，一年四季都有好看好玩的地方。我记得一到国庆节，在放假之前，每个人可以分到一脸盆漤好的柿子。那时学校里到处是柿子树，绿绿的大柿子经过石灰水一泡，甜得跟苹果一样。刚来四十七中的时候，我不懂规矩，很贪吃，晚自习后我会连续吃好几个，结果半夜里胃疼，只好披着军毯在操场上转圈，以至于后来我几乎不再吃柿子。
我也喜欢夏天的雨季，那时雨水多，正好都是每年大考之前。平时玩够了，这时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和星期日都只好用来复习功课了。在炎热的夏天赶上几天小雨，山谷里雨雾蒙蒙，一个人带上两个面包和一壶水，踏着湿露露的石阶和野草，呼吸着带着水雾的空气，听着林中的鸟语和泉水的飘洒，坐在金山松林的破亭子里，硬着头皮读读书，背背硬梆梆的俄语单词和课文也是蛮有趣的日子。

不上课的乐趣很多，但说到上课，就有许多令人讨厌的事情。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只有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小学是珠算，高中是俄语，两个都是用不着的。我从初中开始就学俄语，后来苏联人要整死我们中国人，我还在学俄语，再后来又批判苏联共产党的修正主义路线，跟苏联人彻底掰了，我还在学俄语。学它干什么，瞎耽误工夫，再说，我的舌头有点大，我连中国话都说得不多，更不用说什么俄国话了。
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对各门功课的兴趣和得到的成绩都与任课老师的脸色、脾气同步，当然也跟我对老师的欣赏程度有关。我是历来不承认师道尊严的，凡是我觉得老师不能平等对待我，对我不热情，甚至不尊重，对我甩脸色，我也会用同样的态度对待老师，我就觉得那门课是负担。我从来不会捧场、说好听的，跟很多人相处得不好，跟老师也一样。到了四十七中，语文、政治、化学老师都很好，我的这几门课的成绩就不错。数学老师也很好，但我觉得数学很没意思，胡推瞎算，故弄玄虚，故意整人，我觉得只要掌握了方法就够了，算半天浪费精力和时间，还不如抄别人的答案省事。直到后来学几何和解析几何时，我才觉得还有点意思。我特别讨厌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理论、公式，莫名其妙的逻辑、推论，直到现在，我都不理解电怎么会流动……。我喜欢生物，但不喜欢生物老师，怪怪的一个人，背书背得非常精确，一字不错，一字不拉，上课非要大家画细胞，居然要用笔在一个园圈里戳上千百次，那时教室里的人都象精神病似的……。
读书远不比在实验室里动手有趣，譬如在变化无穷的化学实验室里，我认真地寻找着奇妙的变化。硫酸铜的绛蓝色至今是我最喜欢的颜色，后来这种颜色我只在西藏的冰川峡谷中看见过。在能制造声响、闪电的物理实验室里，特别是坐在哗哗作响的16 毫米电影放映机旁，看不知是哪个国家、哪个时代拍摄的科普电影，也是令人难忘的经历。雷电的形成，发动机四冲程，……，这些黑白的动画电影至今还记忆犹新。
在“鹿苑”的东北角有一个令我神往的地方，在一片柿子林中，有一间汽车库和一个小修理间。那里有一辆学校的交通车，那是一辆解放战争时期缴获来的高高大大、方头方脑的十轮军用卡车，我记得是美国“斯蒂佩克”汽车公司生产。那时，北京还有很多二战时期的美国军用卡车，就连好多公共汽车都是这些老爷车改装的。小车间里还有几台机床和一堆旧另件，全校学生中只有我一个人经常去那儿。司机胡师傅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工人师傅，厚厚的嘴唇，满脸胡子碴，总是剃个光头。开始的时候他让我看机械书，学习机械常识，后来让我看汽车原理的小册子、看他拆机器修汽车，再后来可以坐在高大的驾驶楼里东摸摸、西动动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高中不设历史和地理课，这是我最喜欢的两门课，所以我只好到图书馆里去学。图书馆是我最常去的地方，我想在北京大概没有一个中学有这么多的藏书。在图书馆的书库里可以找到很多解放前出版的科普读物，譬如《飞机的故事》、《坦克的故事》、《趣味物理》、《趣味数学》，……，还有十五六岁的小伙子想看而不敢看的各种与性有关的书籍。在那时，青春期的男男女女不敢正视性和爱情，甚至不懂性是人的正常机能，那时我们已经十六七岁，我记得仅仅上过几节生理卫生课，老师和学生都很尴尬，没上几节就没有下文了。那时，不用说“性的知识”这种书，就连读“三言二拍”和“红楼梦”一类的书都会被视为另类。我当然不愿被人视为另类，只能偷偷摸摸在书店里看，或者偷偷摸摸在图书馆的书库里看。
我从小喜欢博览群书，我尤其喜欢惊险的反间谍故事和探险故事，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个同学的有一全套政协出的“文史资料”，大约有上百本，我死皮赖脸地一本接一本地借来看，里面大多是清末至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史资料，我从那些书里面知道了溥仪、沈醉和许许多多中国近代和现代政治历史，也让我开始对中国的政治和历史有了兴趣。
为了有资格进入书库，我从初中到高中都争取当上了图书管理员。我在四十七中那间庞大的书库里度过了很多课外时间，经过很长时间的搜寻和筛选，我终于找到了有生以来最喜欢的一本书，那就是上下卷的《非洲内幕》，作者是美国《内幕》杂志专栏作家，著名的新闻记者约翰．根室。他写过很多国家和政治家的“内幕”，譬如《欧洲内幕》、《澳洲内幕》和罗斯福、宋庆龄……。也许是非洲深处那些神秘的部落、怪异的民俗，也许壮丽的乞力马扎罗，让我深深爱上了《非洲内幕》，让我觉得那是约翰. 根室“内幕”系列中最好的一部，这两本书对我的一生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在班上，尽管有一点“个色”，但我的主流还是随着那个时代的大溜的。那时，任何人都惧怕被别人看成另类。另类，就意味着异化，异化就意味着变成对立面。因此每一个人都非常自然、非常自觉地与党的要求保持一致，每个人每天在队列中必须同集体的步伐要一致，口号要一致，声音要一致，服装要一致，甚至于补钉也要一致，个人的意识被集体主义的意志吞没了。我们正自觉地被锻造成一种力量，一种工具。
六十年代初，批判苏联共产党的修正主义道路，发扬雷锋精神，学习焦峪禄的榜样，这些充满正义和无产阶级情感的事物，象戴着光环的圣迹，掩盖了党内激烈的矛盾和险恶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当中国不堪苏联老大哥的欺辱，揭竿而起，连续发表了九篇檄文。从那时起，我接触到了象“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资产阶级法权”、“反对个人迷信”、“特权阶层”、“全民党和全民国家”、…… 一类的崭新的词汇。
那时为了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路线，中央特意发表了毛泽东的很多斗志昂扬的诗词，我这样容易冲动的人读了，更是走火入魔。其实正值青春蓬勃、血气方刚的年轻学生又哪个不走火入魔。就象“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一类的诗句，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最多使用的语言，文章开篇第一句必先借用这些充满战斗激情的诗句，成为了当时中国的文风。
那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节目里，中国首席播音员们用铿锵、激昂、充满杀伤力的磁性的声音向苏联共产党的修正主义路线发动了攻击。我们很认真地听，很认真地读，就象在倾听战斗的号角，觉得批判是一种非常痛快淋漓的事情，这是我懂事以来经历过的第一次阶级斗争。从那时起，我一听到这些东西，就热血沸腾，特别渴望投入到党和毛主席号召的阶级斗争中去。
我对苏联的了解来自从小接触的苏联老电影、老书、老歌曲以及乏味的俄语。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我父亲有几个年轻助手，他们都是留苏的工程师。他们用从苏联带回来的零件装配了一台黑白电视机，电视机没有外壳，香烟盒的锡纸裹在一跟竹竿上就是天线。那时电视机是最时髦的东西，私人几乎不可能有。我经常赖在他们的集体宿舍里，等着看电视。在他们那里我爱上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梁祝》。
批判苏联老大哥的修正主义，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过瘾的事情。因为从中印边界战争开始，我就觉得苏联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从一百多年前就欺负我们中国了，跟别的帝国主义没什么两样。至于党在反对苏联共产党的什么修正主义路线，我并不真的明白，但党说什么是对的，什么就是对的，党说谁是坏蛋，谁绝对就是坏蛋。
在这场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大义凛然、引经据典、嬉笑漫骂、旁征博引一类的战斗艺术，我头一次觉得高举着红旗去捍卫真理、去骂人是多么痛快的事情啊。至于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我懂个屁。我不会知道，上学十二年后，最终把所有的功课都丢掉了，惟独剩下的就是搞阶级斗争的本领。我不会知道，我和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为投入1966年那场圣战作好了准备，我们的确是政治斗争机器上的最好的螺丝钉。

那时，学校被界定为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当然要教导学生分清什么是无产阶级的，什么是资产阶级的。因此除了听政治课，听国内外政治形势报告，听贫下中农忆苦思甜之外，每一个学生都必须自我革命。在学业上可以略微马虎一点，但在政治思想上可不能不表示自己追求进步。为了得到表扬我只好去做好事，忍住反感去扫厕所，忍住恶心去掏污水井，用一身臭气换来黑板报上的两行赞美。最令人恶心的是，为了争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还要不断地找政治老师和团支部书记谈心、汇报，检查、反省和忏悔自己的言行。
“挖第三层思想”、“自我革命”就是革自己的阴暗心理的命，就是把自己的“见不得人的”私情私念挖出来，冠以“资产阶级思想”的黑帽子，并公之于众。这种对人的心灵的亵渎和桎梏其实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所特有的，这种对人性的摧残在很多宗教中都是常见的，因为这是控制人、玩弄人，最有效地统治人的最好的手段。年轻人有什么阴暗的灵魂，有什么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但那时，想要成为一个进步的人，想要得到良好的政治评定，甚至想要加入共青团或共产党，自我革命更是必须的功课。那时，人们要把自己贪婪的欲望，自私的举动，每一丝每一缕性欲的冲动，甚至于因青春的涌动而留在自己床铺上的那些点点滴滴痕迹，都要向“组织”作坦白，作忏悔，作批判，用圣洁的光辉去照亮自己灵魂中肮脏的角落。
更有甚者是鼓励出卖、检举、揭发别人的隐私。那时我曾有过一个漂亮的天蓝色的笔记本，上面有过诚恳的检讨，有过虚伪的批判，那里的一笔一划都不是我的真情表露，都是虚伪地做给别人看的。我的虚伪需要我自我作贱，老师需要我这样作，因为学校需要老师这样作，因为党需要学校这样做。
在1966年那火红的8月里，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本天蓝色的笔记本被偷走了，也许早就有人渴望窥探我的“隐私”，也许它至今还保留在哪个同学的手里。我生活过的那个纯真年代造就这样的人，可以想象到人们的窥私欲在1966年开始的那场革命中，以及后来发生的每一场所谓的革命中都得到了多么大的发挥和满足。
后来的每一场所谓的革命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想要打倒一个人，就要搞臭他，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向广大群众公开其见不得人的隐私。广大群众才不管隐私是不是编造的故事，欣赏别人的隐私是一个很刺激的过程。就象狗一样，遇到另一只狗，一定要去对方的尾巴下面窥探一下。但人有时还不如狗，因为狗是公开的，而人往往深藏起自己的私欲，表现出太监一样的无私无欲。为了革命的胜利，满足群众的窥私欲，就象满足性冲动一样，于是会产生一种不可遏制的革命动力。其实，这也不是无产阶级的专利，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只要有斗争，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经济争斗，都在使用这个传统的方式，因为人是一样的。
北京有许多有名气的学校，名气大不外乎是高干子女多、军队子女多，或是什么洋人开办的教会学校，或是什么历史悠久等等，四十七中得天独厚，几条都占一点儿。因此各种习气也就比别的学校丰富和恶劣一些。在1966年6月之前，大家表面上一团和气，同学之间即使稍有一些矛盾，不外乎是性格不同，年龄不同，家庭出身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学习成绩不同引起的，最尖锐的矛盾不过是为了争当班长或团支部书记相互明争暗斗，或者看见别人跟女同学眉来眼去就吃醋、就上火，终归还不会把矛盾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
“鹿苑”的墙实在太高太厚了，我们也实在是太年轻和单纯了，1966年5月，大墙外面早已翻天覆地，党中央的两个司令部早就动了手。而我们还傻呼呼地一面拼命复习高中三年的功课准备迎接高考，一面跟着报纸批判什么“三家村”、什么“燕山夜话”。 有一天，莫名其妙地来了一伙叫“工作组”的人，于是环谷园的美梦结束了。

毛驴的故事

1966年5月，高中毕业考试已经结束，也许是老师们珍爱这个学校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几个毕业班，也许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也许是老师们网开一面，高抬贵手，我的各门功课都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成绩，大家开始紧张地准备高考。
这时我已经为自己设计好了未来，艺术类院校提前招生，北京电影学院在五月就招生，我先考一次，万一不行，就再考北京地质学院。为了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我在一年前就已经开始补习美术、艺术常识和政治条文的课程。第一次考试在北京新街口豁口外的小西天，一起去的还有同年级一个叫小潞的女生，她是去考导演系的。我通过了面试、政治考试、素描，以及评论自己的摄影习作，我记得政治考试是大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素描画的是京剧《红灯记》里李玉和用的铁路工人的信号提灯。

这时，《人民日报》开始连篇累牍地批判京剧《海瑞罢官》和杂文《三家村杂记》，批判大文人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学校按上级规定一面准备高考，一面搞批判。我特意从家里找来了一本《燕山夜话》，那本书收集了北京晚报上陆续刊载的许多小杂文，谈天说地，无所不及。但如今被人民日报一揭发、一引导，似乎《燕山夜话》的一字一句都真的有点象“黑话”了，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三家村”那几个大文人都是彭真的朋友。
我和大家一样，一面抓紧时间准备高考，一面模仿着人民日报上面的文章，鸡蛋里挑骨头，没碴找碴、扑风捉影地胡乱批一通，那时我还居然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分子。我满以为闹一阵就要高考了，孰不知毛泽东早就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完成了政治、军事上的严密部署，先拿北京市委和彭真开刀，准备向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全面进攻了。
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又是个明史专家、他从1959年6月开始陆续发表了《海瑞骂皇帝》等文章和剧本，看起来是高歌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人格精神，但如今成了“借古讽今”的东西。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6年4月，《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等文章，把《海瑞罢官》中提到的“退田”、“平冤狱”同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万言书”和1962年农村的“单干风”联系起来，并上升到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斗争高度。
1966年2月3日，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起草了一份《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提纲》说：……要让不同的意见都放出来，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的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5月4日，毛泽东亲自点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名，于是他们被确定为反革命集团。
5月15日，中共中央下发了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毛泽东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早在1964年3月10日，毛泽东就已经说过：“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当时许多高干子女早已经知道了中央高层内部已经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毛泽东有关教育革命的一系列讲话迅速在大、中学校里传播。

3－接上文

5月16日，中共中央针对2月3日由彭真发布的“提纲”，发表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指出：……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
毛泽东特意在“5。16通知”中加了这样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边……”。
“5.16通知”明确号召“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并迅速成立了由一批党内高级笔杆子组成的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其成员有：陈伯达、康生、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人。中央文革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本质上剥夺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
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惊天动地的讲话。他在这个讲话中，大谈毛泽东面临着反革命政变的危机，大谈毛泽东是天才，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林彪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林彪第一个提出“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林彪第一个信誓旦旦向毛泽东宣誓：“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正是林彪的这一类明确的马屁给我留下了反感。我倒不以为他是坏人，但看着他的面相、身材和强调，总觉得不舒服。
林彪已经无声无息地韬光养晦了很久了，1996年的春天，正是毛泽东准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进攻的时候，这是毛泽东用人之际。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当然将计就计了。

5月25日，有二十八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在北大饭厅的墙壁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
聂元梓等人打响了向党委进攻的第一枪，于是北京各高校和中学立即大乱，学生历来是革命的马前卒，这次也不例外，纷纷向学校党委发起了攻势。紧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清华附中是个高干子弟云集的地方，大学出现的风潮迅速影响到清华附中。
5月29日，清华附中出现了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从此红卫兵的名字永远留在了中国的历史中。他们说：“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红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高呼“坚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些中学生壮着胆子向“党”发动了进攻，但事后他们还是很心虚，因为这到底是在“造党委的反”，有一些身为高级干部的学生家长亲自到学校看大字报，并公开表示了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愤怒以及对红卫兵的支持。
6月1日，一直在南方的毛泽东给聂元梓的那张大字报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毛泽东的一句话就使整个局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同时毛泽东派出人员和军队接管了人民日报社。当晚八时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的那张大字报。
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聂元梓的那张大字报，公开向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及北京市委开火。《人民日报》在《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一文中说“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不是真共产党，而是伪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紧接着，陆平等人被撤销了一切领导职务。
从这一天开始，北京师大女附中、清华大学附中和北大附中等中学的“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组织，都轰然而起，纷纷开始贴大字报攻击学校领导。北京大学立刻成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大校长陆平成了革命的目标。他的女儿陆薇是我的同级同学，我一下子觉得我熟悉的陆薇变得遥远和陌生了，我一下子觉得那个平时少言少语的腼腆的胖姑娘突然变得生疏和莫测了。当我们对面走来的时候，我甚至不愿意看见她失色的面容，我不是避开她的惶恐的目光，就是早早就躲了过去。我一下子觉得革命是那样奇怪的一件事情，难以想象阶级斗争会发生在那个温顺的女孩儿身上。
6月5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支持北京市委和共青团中央向北京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意在平息学生造成的混乱局面。

工作组也很快进驻了我的学校，那时我不明白，为什么工作组一进学校，就把校党委定性为“黑党委”，然后取而代之；我搞不懂校党委怎么一下子就“不是真共产党，而是伪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了；我更搞不清楚，为什么大多数老师突然就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一时间，学生分成两派，一场反对校党委和支持校党委的大字报战在学校里展开了。直到现在我都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一来就支持学生们造校领导的反，步调似乎跟团中央并不一致。
那时，高三毕业班的同学还都陷在准备高考的气氛中，基本上没有参战。这种态度立即被工作组当成不合作态度，于是不断到高三年级来发动革命，同时还选定了班上一些人担任班代表取代团支部和班委会，那些班代表基本上都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但大多是一些混混。
终于有一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66年6月18日黎明，天非常蓝，一丝云都没有。六点三十分，鹿苑的高音喇叭照例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第一条消息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紧接着是《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
“通知”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有不少大专学校和中学，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根深蒂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在大专学校和高中，把文化革命运动搞深搞透，将对今后学校教育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解放以来虽然不断地有所改进，但是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
社论说：“目前，北京和各地的许多大中学校，广大革命学生、职工和教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冲破资产阶级保皇党的重重阻挠和压制，正在向教育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猛烈开火。但是，这场斗争，还是刚刚开始，许多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还没有攻破。如果在这个时候还是按照常规进行升学考试，势必使教育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途而废，势必挫伤左派学生的革命积极性，助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气焰”。
《人民日报》还转发了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北京四中高三（5）班学生给党中央毛主席的热情洋溢的信，他们高呼要砸烂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要求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他们发誓：“要作社会主义的工农兵，决不当资产阶级的大学生”。“我们打碎的决不仅仅是一种考试制度，我们打碎的是几千年来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文化桎梏，我们打碎的是产生精神贵族和高薪阶层的温床，我们打碎的是产生现代修正主义的阶石”。
我震惊了，怎么也理解不了“旧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包括招生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这种旧的招生考试制度，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危害极大的。这个制度，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分数挂帅。实行这种制度，是严重地违反党的阶级路线的，会把大量优秀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排斥于学校大门之外，为资产阶级造就他们的接班人，大开方便之门”。
我的学校是这样吗？我怎么也理解不了，我们的教育是在“宣扬剥削阶级世界观”，更不能理解“钻到教育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怀着刻骨仇恨，对广大工农兵的文化翻身深恶痛绝。他们利用所盘踞的教育阵地，坚持执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制定的教育路线”。
我怎么也想不通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受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教育，从小在那个“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学校里学习，学校怎么一下子就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呢？为什么高考会是“封建社会的科举”呢？那些年来中国到底是由什么阶级统治的？如果真是“资产阶级统治我们的学校”，那么这些年来共产党上哪儿去了呢？毛主席上哪儿去了呢？
莫名其妙，是这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学校，要把我培养为解放全人类、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让我知道要为人民服务；是这个“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教育我崇尚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从我认识汉字开始，我就接受了雨来、刘胡兰、刘文学、董存瑞、黄继光、欧阳海……，直到卓娅、保尔等等这些英雄。
尽管我知道自己有很多资产阶级思想，但我还是愿意接受无产阶级的教育，我也崇尚无产阶级的英雄，追求为人民献身。我和我的同学们几乎可以说是党铸造出来的优质产品，是无产阶级的螺丝钉。
当突然出现一堆工作组否定校党委的时候，我当然不能接受。突如其来的废除高考的决定更使我茫然无措，我分不出是非，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情。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冲击，我说了一句我终生都忘不了的话：“这辈子完了”。多少年来，理想、抱负、事业，一切都寄希望于大学，为之努力奋斗了十二年，离大学只差最后一步，离高考只差最后一个月，结果一切都毁在这个宁静的早晨。那时，我只有愤怒，我无法发泄自己的怨恨，我象疯狗一样在鹿苑的大墙下转了整整一天。
夜深了，我平平地仰卧在大墙边一张砖砌的乒乓球台上，呆呆地望着天空，微风轻轻地飘过，依稀可见一轮微弱的残月，繁星银河毫不理会我的愤怒，丝毫不在意我的存在，依旧斗转星移。一颗流星静静地飞过，我突然发现，在茫茫宇宙里，我是那么渺小，那么无足轻重，我算什么东西……。
又一个黎明来到了，我突然发现没有了起床号声，不用再出痛苦的早操，不用再上无聊的课，从此不再有折磨人的考试。我突然觉得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轻松，一种被打开枷锁的欢畅。一种发自内心的冲动让我放声大叫，可是没有声音，一昼夜急火攻心，我哑哑得发不出一点声音来。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二十四小时，这一昼夜的变化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不知道是“命”还是“运”。

在“鹿苑”厚厚的大石墙中，有一个我们天天要进进出出的小豁口，豁口大约不到一米宽，那时我以为仅仅是个普通的通道。后来，我偶尔在动物园里看到锯梅花鹿的角，看到人们在接带着泡沫的黑红的鹿血，这时我才想到，“鹿苑”里那个豁口原来是个栅栏，是绑住梅花鹿，锯梅茸，接鹿血的地方。
我们生活在“鹿苑”里，注定要象鹿一样奉献自己，我们是被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浸透了的一代人，并不因个人理想的破灭而颓败。过去，革命需要和个人理想之间有一种奇特的平衡，突然间失衡，那种对领袖的崇拜、对党的忠诚、对革命的狂热、对无聊课堂的反感、对老师和同学的不满、对贵族的嫉妒、对贫民的蔑视、对隐私的渴望、对权利的向往、甚至父母婚姻不幸造成的心理压力，过剩荷尔蒙的发泄……，毛泽东的旗帜使这些东西混合一起，形成一种可以砸烂一切的巨大的力量。我们这一代人当然地成为了“革命军，马前足”。
“封建科举”废除了，“资产阶级的统治”结束了，学校停课了，学生们终于不用进教室了。老师被集中起来受训、劳动，学生纷纷占据了老师们的教研室做为自己革命的营地，我跟几个说得来的同学也进驻了那个古老的丁香院。

工作组进校不久，无中生有的、信口开河的无聊大字报贴满了环谷园古老的石墙。我也同样，当了好多年的奴才，这次照样还是奴才，而且还想表现自己是很革命的，很好的奴才。我用漫画去嘲讽自己的老师，尽管这是我攻击老师的最高限度，但也深深地伤害了曾经是我的朋友和忏悔神甫的杨承修老师。
我最接近的“修正主义分子”当然是我的班主任杨承修，于是，他就成为了我的攻击对象，我画了一组漫画：什么出身地主啦；什么骑英国的“凤头”自行车啦；什么与外校的女老师眉来眼去啦；甚至连名字都要“承修，继承修正主义”；……。我用非常低级和无聊的手段把他描画成了一个“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漫画贴了出去，看的人很多，我自己还觉得挺出风头。
杨承修老师只比我大五六岁，我到四十七中的时候，他刚从北京政法学院毕业不久，人很老实，喜欢种花，说不好听一点，他有点“娘娘腔”，但和我们都能玩儿到一块。我们班是男生班，我们几个淘气的同学居然可以把他按在桌子上，给他剃个光头。第二天他来上课的时候，看见班上有一大半的人都是光头，于是他和大家一起笑了好久好久。我们每星期六一起骑车进城回家，第二天下午又在颐和园集合，一块回学校，大家非常说得来。我们每年都要骑自行车一起到远郊去玩儿，十三陵、戒台寺、潭柘寺，去过许多好玩的地方。
1966年春天，北京的所有中学都在风风火火地大搞“自我革命”、“阶级教育”和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为了考大学，为了得到好的成绩，好的政治评语，变得那么谦卑，那么善良，那么勇于谴责自己，那么渴望忏悔。杨承修老师是我的班主任，又是我的政治老师，当然也就是我“告解”时的“忏悔神甫”。我能够把自己几乎所有的阴暗心理，甚至我躁动的情欲都向他作违心的“告解”。我不断表现自己是追求进步的，是要跟党干革命的，是愿意彻底改造自己的，似乎真得要把自己改造成“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的告解没有一次是出自我真心的愿望，完全是为了做做样子。人为什么要虚伪地说假话呢？为什么要在“忏悔神甫”面前装成一只羔羊呢？因为“适者生存”。当大家都在演戏的时候，如果谁说了真话，那他肯定是疯了。
我高中三年的政治考试成绩全是85分，我问过他，每次我的卷子你看不看，他说，我知道你这个人，你的卷子我根本不看。但是惟独高中毕业考试，他给了我97分。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好，他决不会想到，曾经是自己的好学生、好朋友的程德美会如此糟蹋自己。
好多年以后，我还一直觉得愧对了他，到底是我背叛过他，尽管偶尔见了面大家都很热情，但我总觉得很尴尬、很陌生，总觉得我们之间的笑容是勉强的。其实，我们三年的师生关系早在1966年6月的那几天里被恶化，被扭曲了。心一旦被伤害，永远也不会真正愈合的。
那时，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用臆想的历史，用猜测的隐私，用任何想用的手段去揭发、去报复、去陷害老师、同学、朋友甚至父母。当一些有一点儿良心的人不忍心下手，甚至提出异议时，工作组就立即调动那一批“伪军”班代表去进行镇压。几十年过去后，回头看看各种人的善恶报应，总觉得还是有天道的，真的会让人觉得冥冥中确实有一双慧眼，冷冷地注视着众生的善与恶。
我的班级是高三（1）班，是学校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男生班。另外还有一个高三（3）班，是唯一一个女生班，后来成为我的妻子的胖子就是这个班上的学生。这两个班上的绝大多数同学已经在这个学校生活了六年，可以说，这两个班是是学校的骄傲，是学校的宠儿，甚至是建校四十年来最优秀的班级。我们不断受到老师们的赞誉，因此大家也就自以为是天之骄子。当初中学生跟着工作组向校党委开火的时候，这两个班绝大多数人成为“黑党委”的强大支持者，也成为了工作组最痛恨的“保皇派”。
而我们班又是“保皇派”中的主力，工作组可以在别处张牙舞爪，但在我们班上却不好猖狂，工作组的一言一行在我们班上经常遭到嘲笑、不满和抵制。我以往基本是很温和的，为了表现进步，甚至是很谦卑的。但这时我开始反常了，反正大学也上不了了，用不着再做出追求进步的样子了。没什么负担了，凡事也就无所谓了，再说，我根本就看不起那几个乡下来的土里土气的团干部。一个真实的我开始显现了，我开始变得格外暴噪、气盛和不羁。我开始在各种场合找茬儿对工作组的人放肆地咆哮。但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愤怒，我的发泄，我一直为失去高考，失去上大学而仇视工作组。

北京郊区环谷园的石墙又高又厚，“鹿苑”里面的学生比起城里的学生政治嗅觉要迟钝多了，城里的革命发展迅速，而我们一周才能进一次城，回一次家。全校只有一部供学生用的电话，打电话回家很不容易，尽管许多同学的家长都是高级干部，但消息还是闭塞多了。当海淀区的好多学校在6月初已经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已经高喊着“造反有理”的时候，我们居然还在准备参加高考；当城里有很多学校都已经开始驱赶工作组的时候，四十七中的工作组还正猖狂着。
工作组进校后立即使用了“四清”中使用的传统政治战术：“发动贫下中农，揭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鬼子进村两眼一抹黑，总要依靠“汉奸和伪军”，工作组惯于拉一派打一派，他们首先宣布原校党委是“黑”的，再选拔出一批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的老师和学生来代替原来的校、班领导。工作组知道，只有往日受“压迫”的人才会跟他们走，其实历史早就证明了：“痞子”永远是革命的先锋。
6月23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一份有关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的报告上批示：“当牛鬼蛇神出笼攻击我们时，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认识，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都暴露后，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一定要揪出来。……对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一些人，经市委批准，可以批斗和戴帽。”
蛇出洞，打七寸，枪打出头鸟，擒贼先擒王，看来无论是谁整谁，都要玩儿这一套。为了贯彻中央和北京市委的“反干扰”精神，反击牛鬼蛇神，为了挫败保皇派堡垒高三（一）班的傲气，工作组和那些无赖对以班长为首的几个同学进行了围剿。我们的班长是个干部子弟，他属于被学校宠爱的那一类人，因而必然遭人嫉妒和愤恨，工作组搞臭他是为了搞臭校党委，痞子们搞臭他却是给自己解气。
在“鹿苑”里，在我们的教学楼中，有一间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207”阶梯教室，就在这间教室里，由工作组和那几个无赖主持的对班长的揭发批判会进行了几天几夜。这个被社会、被家庭、被老师宠坏了的，曾经傲慢潇洒的十八九岁的小伙子终于明白了，不把自己搞臭，不满足无赖们的窥私欲，是逃不过这一劫的。人不得已也要钻钻狗洞，也要受胯下之辱，让自己无地自容。于是他编出让工作组的女人发情、让无赖们咽口水的手淫故事。在那个时代，手淫被悄悄斥责为伤身、下流和卑劣的事情，当他说出了人人都干过，人人都不敢说，人人又想偷窥的隐私时，革命一下就到了高潮，当那些家伙还在回味自己的性趣的时候，我们的班长又编出什么自己野心勃勃要当副总理的惊骇故事，一时叫人目瞪口呆，真假难辨。人败得把裤子都脱下来了，各位革命者的报复欲望也满足了，于是激情一下就衰落了，就痿软了，革命就“鸣金收兵”了。
通过这次革命，我开始第一次认识了毛泽东赞扬过的“痞子运动”，看来每次革命运动的先锋总是痞子，他们平日遭人白眼，忍受着自尊心的折磨，当革命兴起的时候，他们必然最先觉悟，最先跳出来，向社会，向周围的人群发难。有一个老红军说过一句很真理的话：“老实农民谁跟你干革命，”实在是精辟。

1989年春天，我的同班同学闫小怀出版了一本名为《狂风乍起》的小说。他讲的故事真真假假，有许多事情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譬如：男主角和一个女生在1966年5月初就被内定为新中国第一批留法学生，已经通过了走过场的考试，马上就要变成中共党员，然后将要在7月中旬飞到巴黎，怪不得我们的班长会让人家整趴下。我当时基本上是两耳不管窗外事的，又不很靠近党团组织，所以不可能知道这些事，现在我知道了，我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好多人会吃醋、会嫉恨、会揭竿而起。
在这部小说里，有些资料很有趣，我不知道这些详细的统计是真实的还是戏说，书里借工作组的嘴说出了一些很有时代特征的话。
其一:
“…… 六年来（指1959年到1965年），我校高中毕业生一共953人，考取各类大学的542人。其中，出身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家庭的162人，占30％；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97人，占18％；出身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家庭的也是162人，占30％；出身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只有65人，占12％；出身中农、小职员、小业主等其它家庭的占10％。大家看看，尽是些什么人上了大学？那些剥削阶级的子女，什么地主、资本家的少爷、小姐，反动学术权威的子女，几乎占了一半！而我们真正劳苦大众，普通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仅有60多人上了大学。即使把所有出身好的加在一起，也没有出身不好的多”。
其二：
“……全校教职工166人，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以及本人有历史问题的共93人，占教职工总数的56％。当年国民党的炮兵少校，如今是数学教研室的主力教员；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的美术教员是原国民党县党部委员；一个老牌国民党员是语文教研室主任、负责高三年级的教学，还一本正经地给学生讲毛主席的《整顿党的作风》……”。
有趣，这些资料既说明了工作组执行刘少奇的路线是多么的正确和必要，又证明了毛主席说的：“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句话是多么中肯。看来，无论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刘少奇的反革命路线”，无论搞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学校的命终究是要被革掉的。

我过去一直不显山不露水，不得罪别人，无意在政治上出人头地，更不会去迎奉工作组和那些无赖，尤其是上不成大学的那口恶气正找不到地方发泄。经历了工作组对班长几天几夜的围剿，我实在是忍无可忍，就和华侨子弟王贤雄等几个人为班长稍加辩解。其实我和王贤雄与班长只是同窗三年，并没有什么深交，而那些无赖们都是班长六年的同窗，居然一夜翻脸视同仇敌。尤其是当他们得意洋洋鸣金收兵时，我突然间觉悟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丑陋，一种愤怒油然而生，从此我对人的看法变得偏激起来，我的这种偏激一直陪伴到知天命之年而不改。
在那几天几夜的围剿中，我只不过说了几句公道的话，只不过不同意这样对待一个人，就得罪了工作组，偏偏祸不单行，接着又发生了另一件事。
我从小喜欢美术，从小学开始一直是学校黑板报的主力。1966年6月，美帝国主义跟越共的游击队打得正厉害，工作组要在周一举行全校“声援越南，抗击美帝”的大会，我和同班同学海风负责书写标语。标语只有一句话：“越南必胜，美帝必败”，我们写了很多张标语。
周六我进城回家，按惯例周日下午就要返校，但停课闹革命已好久了，不上课了，没有星期日的晚自习了，也用不着跟杨承修老师一块儿骑车回学校了。我实在懒得回学校，索性在家里玩了两天，到北大看了一天大字报，直到几天后才回校。那个“抗美援越”大会早就结束了，我顺手把那一大卷没贴的标语当废纸塞到了暖气后面。
几天后，“班代表”把我带进一间小屋子，在这间屋子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遭遇便衣警察的审讯，审讯的主题有两个：一、我最近有什么的活动；二、我最近常和什么人在一起。一时间我被问得莫名其妙。
警察和工作组的女头目不断地说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阶级斗争新动向”之类的话，我还是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后来他们拿出一张标语，我定眼一看，顿时一身冷汗，那条纸上居然写着“越南必败，美帝必胜”。白纸黑字，明明白白是我写的，货真价实是反动标语。吓得大概尿都快撒出来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只能坦白是我写的。
“班代表”真是党的好儿女，总会发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居然会幸运地发现几百张标语中有一张出了问题，他义愤填膺地向工作组举报了我，幸好没有贴出，否则我就不可能写这部书了。
坦白了，好，第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主谋与同案犯。跟我一块写标语的同学海风是班上的优等生，写一笔好字，据说他的家庭出身是地主，他性格敏感内向，情绪忧郁寡欢，恰与我的性格相反，但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
在1966年，支持越南兄弟抗击美帝国主义是国家大事，出现“越南必败，美帝必胜”的反动标语，当然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时阶级斗争已是日常用语，血统论已经开始滋长。一个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一个是地主的儿子，秘密警察和工作组当然希望抓出主谋，抓出同案犯，一下搞出个大案子，一下端出两个“阶级敌人”，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大事啊。
工作组巴不得把我干掉，出口恶气，看谁还敢肆意顶撞工作组，还敢为“野心家”张目。好一番威逼、诱导，鼓励我去揭发和出卖别人，想让我嫁祸于人。但我还没有卑劣到去陷害别人。最后我在我的“供词” 上写了：“标语是我写的，是笔误，与海风无关”，下面签字、按手印。回到宿舍后，当晚我就发了高烧，高烧中，我又梦见了那块硕大无比的石头，……我觉得两手酸疼极了，觉得手指肿胀得象电线秆子一样。我都看到一个巨大的球形物向我挤来，太大，太沉重了，我用两只大手去推，但大球越来越大，越来越重，几乎让我窒息，我奋力地抗争，我用自己粗大的手指去抵抗，但双手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事后，警察和工作组没有再找过我，但是他们作的定性，他们写的结论，以及我的口供以及后来几十年里许许多多领导部门写的结论，我的许许多多检讨，都永远留在了我的档案袋里，至今这个档案袋还一直秘密地跟随着我。我想，我的每一个组织部门看了这个口袋，都会明白：此人不可重用，不可提拔。

在北京，上层两派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工作组加紧“反干扰”，中共北京市委和他们派出的工作组为了重新调整力量，将北京市的“重灾区”海淀区的中学生分成了左派、中间派、右派三种人。
左派是工作组挑选出的积极分子，他们到北京海淀的八一学校集中训导，准备投入更大的斗争。
中间派是大多数人，他们准备到四十七中学北面不远的昌平县阳坊去“军训”， 阳坊有一个北京军区的坦克部队。名为参加军训，实为减少北京市大中学校间的联系，孤立北大、清华等大学的反工作组力量。
右派是那些既出身不好，又不跟工作组跑的人，以及那些需要内部监控的人，这一批人留在学校里，在监督下参加劳动。
名单一宣布，我居然名列第三类，我有点儿懵了，我没想到会这么惨，居然会成为被监督劳动的人。那时我还不知道被定为了“右派”，我是在工作组被撤消之后才知道了自己居然被定为右派。我哪有一点儿什么政治头脑，我连“右派”是什么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反对共产党了。
我的父母跟共产党没有仇恨，他们热爱这个国家，热爱共产党和毛泽东，我记得当我在小学二年级第一次戴着红领巾回家时，父亲曾高兴地把我高高地举在头上。我受了十二年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教育，我觉得自己跟资产阶级没有什么关系。在1966年，雷峰的故事和那首把党比作母亲的歌曲真的让我感到党的温暖；听着介绍焦峪禄事迹的报告文学录音真的让我流下眼泪，真的让我觉得党的干部都是那样的崇高；红岩的故事真的让我更加崇拜那些年轻的共产党员，也让我更加痛恨国民党反动派；欧阳海的故事真的让我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毛主席著作真的让我发现自己是那样的粗俗。于是我处处积极改造自己，希望自己能变成“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当然，我的努力也没有白费，我在1966年5月4日五四青年节的时候，居然成为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批共青团员。

我们班只有两个人被留校监督劳动，一个是我，另一个是王贤雄。王贤雄是1960年印度尼西亚排华时狼狈回国的，尽管回国时父母的家产已化为灰烬，全家都变成了无产阶级，但家庭出身照样还算资本家。王贤雄和我性格相近，不苟言笑，就因在“203阶梯教室”说了几句不昧良心的话，结果就和我作伴儿了。王贤雄留校，对我来说是件幸运的事儿，总算有个伴儿。除了王贤雄，和我作伴儿的还有一条驴，那是一条学校里养的、在食堂专门拉磨磨豆腐的瘦驴。
7月的北京暑气炎炎，幸好是山区，不时还有山风吹来，白天下地劳动，黑夜轮流值班，三顿饭有人作，日子过得还蛮清静。大墙外的山坡上有几块学校的庄稼地，在烈日下翻翻白薯秧、给玉米地锄锄草是日常劳作之一。我每天收工时都带上一把白薯秧回去喂磨房的那条驴，慢慢地驴和我熟悉了，后来我下工一走近食堂边的磨房，它就会扯着脖子大叫。
那时，“阶级斗争”就象瘟疫一样蔓延，传说阶级敌人要搞破坏，甚至传说有国民党的空降特务，于是夜里值班保护学校就成了我们的任务，值班就是披件运动衣到墓地里靠着石碑坐几个小时。校门外的山坡上有一座很气派的古坟，是响塘庄园的墓地，那里埋葬着许多离宫后在响塘养老寿终的太监。这座大坟地依山傍水，三面都很开阔，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还都对得上。从我到四十七中的时候，墓地就已经一片残破的石供桌、石兽、大石碑了。有时我和王贤雄望着眼前的萤火虫和遥远的星空，听着草丛里各种各样的响动，聊着天南地北没头没尾的故事，很惬意。但只要黑洞洞的大山上飘过一束灯光，我们还真的要紧张半天。
好多天过去了，阶级敌人没来，天越来越热，不能回家，不能到运河去游泳，又没什么书可以看，觉得有点儿烦了，有点儿憋得慌了，连驴都不愿意大声叫唤了。终于有一天，我得到了一个外出的机会，派我到阳坊去，去给在那里军训的学生送一堆东西。我太兴奋了。一大早，我给大灰驴套好笼头，装好大车，拉着一个监工，兴高采烈地上路了。
学校背后的太行山在阳坊拐了最后一个弯后，就在不远的南口跟燕山相会了。南口自古以来就是京城北部的要塞，阳坊离南口只有12公里远，那个巨大的沙石弯成了历来的屯兵之地。六十年代这里驻扎着一支坦克部队和一个特殊兵种的研究和教学单位，这次海淀区中学生的军训就在阳坊的坦克兵大院里。
四十七中的山坡下是一个很大的村庄，叫北安河，从北安河一直往北就是阳坊，小路只有12公里，但路窄又坑坑洼洼。由北安河经周家巷再沿运河到的阳坊有十七八公里，虽道远些，但多数是平坦的砂石公路，再说难得出去多玩一会儿，远点更好。一大早，我装好车，扬鞭催驴，驴一溜小跑，我和驴的那股高兴劲就别提了。
我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上学要走几公里乡村土路，那时汽车没有马车多，乡村之间都是马车压出来的土路，我常爬上顺路的马车去上学。十来年过去了，我这一回又坐上了驴车。驴还真给面子，到底是熟人嘛，一路上不跳不闹、顺顺当当地自己跑，根本不用我管它。到了京密运河，河边的土路上都是高高低低的车辙，我们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毛驴已是满身大汗。路边两排大杨树才种不久，还挡不住干热的太阳，我光着脊梁，跳下驴车帮着驴，一会儿拉车，一会儿推车，一会儿拉着驴，我的热情让毛驴感动的热泪盈眶。直到中午，我才把东西送到了阳坊的那个坦克兵的营房里。
在吃午饭的时候，我见到了熟悉的同学们，大家都很热情，拉着我一起吃了一顿饱饭，还是八个人一桌，一大脸盆菜，一大桶白米饭，饭后我就返回学校了。
下午，我已经筋疲力尽，我躺在空车上用草帽盖着脸，想起那些老同学，想起他们的欢声笑语，我不禁一阵惆怅。跟毛驴无话可讲，跟同车的人更无话可讲，我任毛驴沿着运河慢慢地往回走，一直走，一直走到晚霞满天。我在学校和毛驴相伴，懒散度日，和墓地相伴，望尽星空，哪儿知道在二十多公里外的海淀镇一带，革命造反浪潮已经翻滚了。

7月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继6月24日贴出的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后，又贴出了《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
7月18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请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把两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转呈给毛泽东。
他们在大字报引用了毛泽东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他们在大字报中说：
“……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
“……我们就是要‘狂妄’！我们就是要‘粗暴’！”
“……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我们‘革命者是孙猴子’，因此，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
7月19日，毛泽东终于从南方回到了北京。
7月24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我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连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毛泽东还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工作组，统统驱逐之！”
7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各大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运动，势必变成反革命。”
7月28日，毛泽东的夫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江青在北京展览馆对海淀区中学“革命左派”学生讲话：“……我要讲的是文化革命小组对你们的态度，我坚决赞成你们这个造资产阶级反的精神，我们也相信你们自己组织起来，能够自己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都自称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派来的，并说：‘你们反对我们就是反对党中央毛主席！’这是不对的。据我们知道，没有派，就是党中央毛主席派的工作组也不可以拿这些吓唬你们”。
于是工作组完了，被毛泽东统统驱逐了。

4－接上文

1966年7月底，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们写出了当时比国际歌还要响亮的、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革命造反歌]：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忠于革命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革命后代举红旗，毛泽东思想放光芒。
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杀！杀！杀！嘿 ！

北航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贴出了一幅对联：
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撤消工作组的消息当天半夜就从海淀镇的八一学校传到了鹿苑，后半夜，一个负责看管我们的人把我叫醒，让我给他带路，他要去阳坊的坦克兵军营，去通知那里的“阶级弟兄”起来造反。因为事情紧急，我就带他走了从北安河一直往北的那条近路，幸好浩月当空，还看得清脚下的小路。我们骑着自行车，沿着田间地头的小路坑坑洼洼地到了阳坊，那时已经快天亮了。到了军营，我们马上被哨兵带进团司令部，解放军的首长听完情况后，反应很快，立即封锁了各大门，禁止任何学生进入军营，并把我和那个人送到一个有哨兵看守的宿舍里休息。他们明白，如果消息在夜里传出去，几千学生必定大乱，后果难以收拾。
第二天上午，宣布军训结束，原订第二天，也就是八一建军节要举行的坦克实弹演习告吹。于是我又吃了一顿部队用脸盆盛的午饭，午饭后，由军车送学生返回各自的学校。当天下午，学校里乱作一团，人们象雨前的蚂蚁各自兴奋地乱窜着，没有人再看管我，也没有人再理会我，更没有人作什么解释。我就象站在台风眼中间，茫然，麻木，不知所措。

那时北京大学里贴满了大字报，内容五花八门，大多是反彭真、蒋南翔和陆平的，有很多是毛泽东谈教育革命的语录和谈话记要。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在1964年2月13日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1964年6月24日与王海蓉的谈话；毛主席与毛远新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给毛远新的一封信。尤其是毛泽东谴责教育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课程多，害死人一类的语言，原来看了，觉得难以理解，但经过工作组的折腾，经过和毛驴的来往，再重新看这些话，我觉得自己的立场已经变了，真有一点孙悟空翻出炼丹炉的感觉。真的觉得毛泽东的话很贴心，从此更坚定了我离开学校，再也不进学校上学的决心。
8月1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来看，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
当天，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回信，他说：“……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从此，红卫兵成为了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强大的政治力量，红卫兵高举着造反有理的大旗，向“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场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
1966年8月5日 ，毛泽东亲手书写了一张史无前例的大字报：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
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我真的看见了什么叫高屋建瓴，到底是伟大的领袖，气势磅礴，痛快淋漓。自1964年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九评苏共公开信”发表以来，就没有再见过这样犀利、激昂、带劲儿的文章。如果你曾见过工作组的所作所为；如果你刚刚因毛泽东的出现而获得自由；如果当你想骂街又不知道怎么骂的时候，你看到了这张大字报，你会有何感想？能不顶礼膜拜吗？能不打心眼里高喊万岁吗？至于“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是谁，管它呢，反正毛主席骂的，肯定是坏人。
8月9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就是十六条。十六条第一次公开了“牛鬼蛇神”、“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类提法；第一次公开鼓励红卫兵“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第一次公开指出“……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8月10日，毛泽东对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开始大串连。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说：“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一批极端狂热的红卫兵们在天安门受到了毛主席、林彪和江青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历来赞扬造反，历来鼓励年轻人向旧框框挑战，历来痛恨压制新生力量的旧势力。          在8月18日那个红卫兵的节日里，毛泽东为了彻底打破过去十七年的秩序，为了让全世界看看自己的造反精神，故意穿上了军装，故意接受了红卫兵的红袖章，故意怂恿红卫兵要用武力去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从此，大串联开始，全国全面内战开始。中国人用大字报，用高音喇叭相互对抗，后来发展到用棍棒，用长矛，最终甚至用上了冲锋枪。……所有的中国人都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相互撕杀。从“5.16通知”到12月26日毛泽东73岁寿辰，短短半年时间，一场宗教战争式的混战蔓延到了全中国。

有许多人事先就得到毛主席将在18日接见红卫兵的消息，17日半夜就有许多人在清场前就躲在天安门广场周围。我对这件事没有多大的兴趣，也不十分踊跃，所以没有做什么动作。只是在18日一大早，和王贤雄骑车去天安门。在西单路口被负责戒严的戴红卫兵袖章的学生们拦住，不让我们去天安门。理由很简单：没有袖章就不是红卫兵；不是红卫兵，就不是红五类；不是红五类，就不能见毛主席。“操你妈的，跟你们说不清。”我们穿小胡同，绕过前门到了北京市委，那里已经设立了红卫兵接待站，结果我们得到了相同的答复。操你个妈的，我扭头就回去了。几天后，这句话成为北京最时髦的语言，就连女红卫兵们几乎每人都以敢张口“操你妈”而自豪。
1966年6、7、8三个月，在我身上先后发生的三件事：先是废除高考制度；再是“203教室”的斗争会；三是“8.18”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这三件事开始改变了我对世界和对自己的认识。我心甘情愿地跟着革命的洪流往前滚，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地应该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但我终于发现我不是人，我接二连三发现自己根本不是人，我不能主宰我自己、我的思想和我的生活。先是莫名其妙地被夺走了上大学的权利，然后又糊里糊涂被人整了一通，最后发现自己连见一见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资格都没有。我一下子就成了垃圾，“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已经变成了一句废话。
尽管那时我才十八岁，尽管我能骂“操你个妈的”，但思想已经非常僵化，操谁的妈呢？我接受的12年教育让我坚信毛主席就是绝对真理，当英勇善战的元帅和副统帅林彪喊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的时候，林彪就成了我们仰视的英雄。“8.18”天安门上下令人激动的场面已经能说明，这一代人是多么的妄执。
从8月20日开始，一些红卫兵走上首都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发表演说，散发关于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的传单,并开始了大规模的抄家和打、砸、烧。“破四旧”成为最时尚的活动之一。就象我没有资格参加“8 .18”的革命盛典一样，我也没有资格参加大扫荡一样的“破四旧”运动。
从8月21日开始，《红旗》，《人民日报》等报刊连续发表文章；赞扬和鼓励红卫兵的造反精神。从此，“最高指示”成了“好汉”们的上方宝剑，于是“好汉”们可以砸烂一切自己想砸烂的东西，横扫一切自己判决的牛鬼蛇神，甚至草菅人命。一时间，使命感、荣誉、权力、暴力、发泄、自大、狂热、指挥欲、表现欲、窥私欲、被赞美欲……这一切东西让具有红色血统的年轻人充满血腥的激情。

1966年，我的哥哥在北京工业大学上四年级，他有个同学叫谭力夫。谭力夫是一名共产党员，他1942年诞生在延安窑洞里，是个标准的“红五类”。1966年8月12日，谭力夫与人合作，写出了大字报《从对联谈起》，提出要把7月29日北航附中的红卫兵贴出的那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当作党的全面的、策略的阶级路线来推行，要把它“提升为政策，上升到本本条条”。谭力夫一鸣惊人，立即成了红色恐怖的发言人。但不久，谭力夫为被打倒的老干部张目而得罪了中央文革的人。
1966年12月18日，谭力夫被逮捕入狱，住了半年监狱。两年后，谭力夫被分配到某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1970年，他应征入伍，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官。

一个跟谭力夫同龄的人，遇罗克，1942年生，家庭出身资本家，1966年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学徒工。他跟那些血统高贵的人有着不同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和角度，因此也就有了不同的结局。
1967年1月18日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发表了《出身论》，他勇敢地喊出那副对联不是真理，而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说穿了，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认为老子超过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如果按照对联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相反，“人是能够选择自己前进的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承认内因起决定作用吗？那么，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什么都强大。”
遇罗克在文章中呼吁：“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出身论》还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了“血统论”对青年的影响和伤害，特别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压抑和打击。
正当“血统论”让红卫兵自豪、团结和充满斗志的时候，遇罗克的《出身论》的出现无疑是对红卫兵的一个打击，从一定意义上讲，遇罗克在帮助阶级敌人。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说：“《出身论》是大毒草，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1968年1月5日，在《出身论》发表一年后，遇罗克被捕。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里，遇罗克被指控犯有“恶毒攻击罪”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十万双眼睛无情的注视下，遇罗克被绑赴刑场。
遇罗克被枪毙了，仅仅二十七岁，他仅仅说了真话。

“血统论”这个赤裸裸的封建专制思想和法西斯的野蛮工具，“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这样一个历代封建主和希特勒都使用过的权杖，又从满清八旗子弟手里传给了自来红的一代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成为红卫兵的一个基础理论。用红卫兵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父辈打下的江山，当然要由我们来继承。”用农民的话来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嘛”。从此，一直暗藏在内部条例和人们内心里的“血统论”公开面世，并一直公开延续下去，它决不会真正消失。因为用这个东西可以认祖归宗，可以结党营私，可以笼络亲信，可以招降纳叛。
1949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也是划分一个人是“英雄”还是“反动”的分界线，也是确定他的后代是“好汉”还是“混蛋”的唯一标准。一个人在1949年之前参加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参加过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革命，那么他的阶级成分就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那些受资本家、地主压迫、剥削的工人或贫下中农也属于红色的，他们的儿女也就成了“革命的后代”和“革命的接班人”，他们血统天然“高贵”，他们是““红五类”，是天生的“好汉”。
“反动”的出身就无所谓什么年代了，远的可以追溯到满清，近的可以计算到文革当时。“反动”的出身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这就是“黑五类”，后来又加上了资本家和刚刚从党内挖出来的“走资派”、叛徒、特务。这些人也都属于黑色的，这些人的后代也就都属于“混蛋”了。
我父亲是个职员，我的家庭出身就是“职员”。 我父亲是在1949年10月才开始为新中国政府工作的，即便他在1951年初参加了解放军，那也决算不到“红”的一类里，在红八月里，这一类人被红卫兵称为是“混进革命队伍”的人。
“职员”大多是知识分子，我觉得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极富情绪化，他是一个很中国化的知识分子，从他在北京大学打工开始，一直到建党，到长征，他一直遭到自命为大知识分子们的歧视，一直受到那些张口马列主义，闭口共产国际的知识分子的排挤。但那些大知识分子们又偏偏搞不通中国革命，于是陆续败下阵来。毛泽东对大知识分子们自满自负、目中无人的态度早就深恶痛绝，所以他历来对身边的那些革命战友们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一直保持着与生俱来的“对一切反动派造反有理”的战斗姿态。我想，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到了君临天下的时候，那种深藏已久的压抑必然会爆发。
毛泽东说过：“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是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知识分子就象墙头的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一有风浪就两头摇摆，左顾右盼。他们象小媳妇一样，战战兢兢，总是挨打。挨打多了，人就精了，很多知识分子学会了辨认方向，学会了新八股，终于混上了一件黄马褂，于是就可以去对付那些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了。我想，什么无产阶级级知识分子，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什么叫改造好了，什么叫没改造好，唯一的标准就是你站在那一拨，无非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罢了。
在很多有权势的人看来，知识分子无一例外都有“反动思想”的遗传，体面一点儿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概括为两个字，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批评，动不动就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粗俗一点儿地说：知识分子“跟个鸟（吊）一样，说硬就硬起来了”。
1957年那一场本意要反对官僚主义的政治运动，引出了很多所谓精英知识分子的骚动，那么多聪明的精英知识分子居然搞不清楚自己的地位和处境，甚至偏激到不知天高地厚，有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行了，共产党一党专政不行了，知识分子可以跟共产党平起平坐了。结果，在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反革命政变”的背景下，一场本意不是要整知识分子的革命变成了“反右”运动。
谁不讨厌手下那些不顺眼的、不驯服的或者有刺儿的知识分子，有机会整整他们当然是一件很过瘾的事情，谁不想努力完成上级的政治任务而得到上级的赏识，又有谁不想踩着别人的头往上爬？于是反右斗争顺理成章地被扩大化了。在1957年那场反右斗争中，在全国有五十五万人被打成右派。二十年后为错判的右派分子平反的时候，只有三千多人仍被认定为反革命分子。即使这三千人都真的是反革命分子，那么五十五万比三千，相当于183比1，可见知识分子算什么玩意儿。
同样，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本意要清除“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又是先拿文化艺术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开刀。但令人深省的却是大批知识分子和学生，一方面被排列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后面成为“臭老九”，一方面又竭尽全力投入到政治运动中，耍嘴皮子，耍笔杆子，整领导、整同事、整父母。那些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们真是骂对了：“贱”。
我认为毛泽东历来对知识分子的谴责和嘲讽都不过是醉翁之意，他对那些“很臭”的知识分子的讥讽，远远比不上他对党内反对派的仇恨。因为他知道，个把秀才能成什么气候，不过是喜欢跳跳梁、耍耍嘴皮子，卖弄卖弄文字而已。而那些 “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人物”，那些“党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才是对自己造成最大威胁的人。
那时有多少人为自己的父母是1949年之前参加革命而庆幸，又有多少人因自己的父母亲没有在1949年之前参加革命而谴责自己的父母。因为有了这个红色出身，无论是男是女，都可以仿效希特勒的纳粹褐衫党徒的样子，剃光头、穿军服、戴袖章、系武装皮带，可以任意抽打想打的人，砸毁想砸的东西，得到自己想要的别人的东西，……。
在1966年的时候，我并非没有自卑感，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谁不想狂飙一下。我不可能不羡慕那些剃个光头，穿一件旧军装和黄军帽，衣袖上戴一个印着“红卫兵”的宽红布袖章，穿一双回力牌高腰球鞋，骑一辆永久13型锰钢自行车，聚一群人呼啸而过的红卫兵。但我的内心并不阴暗，也没有什么病态，我决不会怀疑我的父亲，更不会把红卫兵带到自己家去反对甚至批斗自己的父亲。

5－接上文

北京四十七中的历史太悠久了，闫小怀写的《狂风乍起》里那段统计资料表明，老教师们大多数都是从解放前过来的，他们的大多数不但不是“无产阶级”出身，而且多多少少和国民党、地主、资本家、和右派沾点边。这些人在早就是另类，早就是被打击整治的对象了，多年来深藏在档案袋里的历史材料和个人问题、生活作风问题都被一下子抖露出来，变成大字报贴在了大墙上。
工作组滚蛋后，造反的学生们又变成了红卫兵，于是老师们又遭了二茬罪，立刻成了红卫兵“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那些红五类们把自己的老师们不分男女都剃了光头或者剃光了一半，老师们每日象牲口一样被自己的学生们关押、鞭打、摧残。四十七中的党委书记被用活埋来取笑；团委书记被打得流了产；美术老师跳运河自杀；……在四十七中，绝大多数教职员工都遭到了红卫兵法西斯般的虐待，唯一比犹太人结局好一点的就是没有被送进煤气炉里。
从被红卫兵称为“红八月”的1966年8月开始，北京许多学校的红卫兵开始了各种野蛮的行径，尤其是在那些高干子女云集的学校里，红卫兵更是肆无忌惮地殴打和迫害老师。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101中美术老师陈葆昆被打死；四中、六中、八中的红卫兵殴打数十名老师；市教育局长孙国粱三根肋骨被打断；八中副校长温寒江被打得昏死；女三中校长沙萍被打死；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被打死；师大二附中一天内打死了语文老师靳正宇，共产党支部书记江培良，学生的母亲樊希曼；……。六中红卫兵在校设立监狱，有三个人被打死，九名老师被关押三个月，其中一人被放后一个月便死去。北大附中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当时正怀孕，被毒打后，孩子生下不久就因先天受伤而死去。根据统计，1966年8月、9月两个月中，北京市有1772人被打死，而自杀和在受折磨后死去的就更多了。
我不习惯血腥的暴力，我憎恶这些野蛮，憎恶这些心地丑恶的同学，我觉得与他们为伍是我的耻辱，憎恶那些教育过我的老师们，我觉得他们在失去了尊严后是那样懦弱和丑陋，我更憎恶把年轻学生变成野蛮人的教育制度，我开始感觉到鹿苑那座高大厚实的石墙对人性的束缚和扭曲，我带着许许多多内心的矛盾和冲突，带着对毛泽东的复杂的情感，离开石墙里的学校。
在我离开学校之前，我只惦记着那两本“非洲内幕”，这时，红卫兵已经占据了图书馆，因为都是熟人，我找机会溜进入书库，找出了这两本书，那时我还羞于拿走不属于我的东西，于是我就把书藏匿在书库的一个堆满报纸的角落里，打算找到机会再来拿走，然后我骑上自行车，义无返顾地走出了鹿苑。

大串联

（1966年）

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从1966年8月初开始大搞革命串联，各地的红卫兵潮水般地涌到北京，北京的红卫兵涌到全国各地。只要有身黄军装，有个红卫兵袖章，有个红卫兵组织的证明信，就可以四处串联了。
我第一次串联是和我哥哥一起去的，串联介绍信的大红印是北京工业大学一个红卫兵组织的，那个组织的头就是有名的谭力夫。1966年8月的南京、金华之行，是我唯一一次真正的“革命”，是追逐时尚的一次非常丑陋的表演，是跟挖祖坟一样的逆行，这次革命的结果给我的父亲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我从来没有和我的父亲谈起过程家的历史，我觉得那一切都与我无关，所以多年来我连自己的祖籍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我仅仅知道我的父亲1914年6月15日出生在浙江金华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家庭。直到我的父母都去世后，直到我把他们安葬在金华老家时，我才觉得我应当知道一些过去的事情了，为此我询问了一些亲戚，但大家对过去的许多事情也都已经淡忘了。2002年春天，我的一个姑姑给我发来了一件E-mail：
“枢兄家史——程兄纯枢，祖籍安徽歙县。祖父程诗赓，生卒年月不详。家贫，据说一家仅挑一付担子外出求生，止于金华。祖父善经营，曾一度家道殷富，开过钱庄等等，也曾向清廷捐来一官衔。祖父享年八十余。金华故居在市内铁岭头。
祖父曾先后娶两位祖母，第一位亡故后续弦。每位祖母皆养育三子；前祖母养一、二、三房儿子，继祖母养四、五、六房。父亲程震愉，学法律，颇有文采，但也许由于怀才不遇，生活不很严谨，不顾家。枢兄母亲周氏性情温婉，惜早亡于伤寒，枢兄为六房独子。
枢兄属于“廷”字辈，原名程廷枢，后改名纯枢。幼年缺乏父母关爱，似乎常住四伯父程震旦家。初中就读于四伯父创办之杭州盐务中学，高中就读杭一中，继则考取清华大学，竺先生可桢之得意门生。抗战后期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他青少年时代生活非常清苦，据说一个咸鸭蛋要分几餐吃。而学习非常勤奋，成绩优异，为人淳朴厚实，脚踏实地，从不哗众取宠，与人尚君子之交。枢兄乐于助人，亲眷中如程德明等均承照顾，先兄程廷申在重庆读书时亦常蒙关顾。夫人裘也民，因深慕枢兄才识为人，抗战时期从浙江嵊县千里寻枢兄到重庆，然后结婚……。”
这已经是程家最详尽的历史了。
我母亲裘也民，她1917年3月17日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嵊州一个有钱人的家庭里。母亲长得很漂亮，她在杭州上完师范后认识了父亲。抗战开始后，就象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描写的那样，母亲千里迢迢从杭州跑到大后方重庆，在那里由绍兴老乡竺可桢操办了她与我父亲的婚礼。那时正是抗战时期，生活条件很差，1943年，他们生下第一个儿子，取名程德保，当宝贝一样养。抗战还没有结束，父亲去美国学习，1946年他从美国回到上海。
1947年，1950年、1952年我和两个弟弟程德协和程德尚相继在南京出生，母亲因多产体弱，放弃了教书的工作，一直在家带孩子和养病。好多的因素让母亲的脾气变得越来越不好，婆媳矛盾加剧，最后闹得不可开交。我记得有好几次只好分开住，其中一次我们搬到北极阁山上住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时祖母和老三住在山下的鸡鸣山庄。
我不记得老三是哪一年得的脑膜炎，那时医疗条件差，父母亲又没有经验，以至大脑和双腿留下残疾。这些事情父母亲很少谈，但母亲却常在发脾气的时候说到那个与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祖母，尤其是在训斥我的时候，总是说我的所有“恶习”“都是从老太婆那里学来的”。
我们家里女人少、男人多。我记得后来在北京的家里，在厕所的墙上贴着一张小字条，上面是母亲一笔漂亮的小揩“晚间勿水冲，一拉惊动人”和“万恶淫为首”。后来，第二句被父亲在赞扬书法工整之后给划掉了。在我的记忆里，她总是不断地跟我父亲发脾气，找麻烦。母亲长期患病又不工作，不接触社会，脾气变得很坏，她恐惧父亲会沾上别的女人，她几乎得罪了父亲所有的女同事。
当然，母亲在多数日子里还是很温和 、亲切、善良的。她经常高高兴兴地一面听着广播里的越剧，一面兴趣盎然地跟着唱。她是绍兴嵊州人，那里是越剧的故乡，像《梁山泊与祝英台》、《西厢记》、《红楼梦》、《追鱼》、……， 母亲几乎能背下那几出老戏的全部戏文。后来，在好多年里，当她几乎不能下地，几乎整年半瘫痪在床上的时候，父亲就买来这些老戏的录音带，让母亲用录音机一遍一遍地听，直到最后……。
在我五岁的时候，父亲从南京调到北京，第二年母亲带老大、老二和出生不久的老四搬到北京，从此一直住在白石桥46号院。父亲每月把三分之一的工资寄往南京的祖母和我的三弟，那时近百元钱可以养活五口之家，因此这笔钱也是父母亲时常吵架的原因。父亲常出差，只要路过南京，他就要去看老三。我记得他每次去南京的时候，都把我的好多成套的连环画书给老三带去，还有小收音机，木刻用具等等。直到1966年8月以前，大家基本上相安无事。

1966年夏天，我哥哥已经是大学三年级的人了，二十二岁已经可以说是一个成年人了。革命一来，他不用红卫兵催促，不用造反派帮忙，就先自觉革命了。他先拿自己家开刀了，自己动手撕毁了父母亲珍藏的许多老照片，尤其是父亲在美国的那些珍贵的老彩色照片。他丢掉了家里的中外名著，尤其是那些原文的外国名著，他砸毁了父亲从美国带回来的唱片，……。还嫌不够，决定去南京清算我们家的“地主老太婆”，解放我们的三弟。
他从谭力夫领导的“革命组织”那里讨来了一张“革命串联”介绍信，那是当时流行的红卫兵旅行证件。因为红卫兵的革命大串联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凭着盖有任何一个红卫兵组织大红印章的一张纸，在中国大陆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免费乘坐火车、轮船和汽车，在任何一个红卫兵接待站或政权机关都可以得到免费的食宿，甚至还可以借到小额度的人民币和各种衣物。
8月下旬，我哥哥瞒着父亲，带着我这个帮凶回到了离别十三年的南京。

我是1947年9月在南京出生的，在我出生两年后，中国共产党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的蒋家王朝从此覆灭。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时光，我还依稀记得中山陵的台阶；新街口的电影院；鼓楼的马戏棚子；下关码头的轮渡船；玄武湖的水面；鸡鸣寺的幽深；北极阁的碉堡；散落在树林里的枪弹以及我住过的老房子；……。
南京是中国有名的古城，在历史上曾有十个朝代在此建都。南京因它伟大的城墙被人们称为石头城，南京的城墙始建于公元前473年，是越王勾践灭吴后开始建的。毛主席在六十年代末面对苏联的武力威胁时，说过一句话，“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是引自明太祖朱元璋的策略：“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朱元璋在公元1366年开始建筑庞大的南京城垣，前后达二十一年之久。城墙城基宽十四米，高近二十米，周长近三十五公里，城垣用巨大的条石砌基，用巨砖筑成，十分坚固，故有石头城之称。它不仅是我国现存古代第一座大城，在世界城垣建筑史上也是首屈一指。
在石头城墙边上，有一座很小很矮的山，海拔高度仅仅只有六十多米，因山势浑圆似鸡笼而得名为鸡笼山。山的东麓建有一座古刹，公元527年，南朝梁武帝在这里兴建同泰寺，寺院与皇宫隔路相对，整个寺院依皇家规制而建，盛极一时，有“南朝四百八十寺”首刹之誉。  
公元1387年，明太祖朱元璋扩建同泰寺，并改题为“鸡鸣寺”。康熙皇帝南巡时，为这座古刹题书了“古鸡鸣寺”大字匾额。鸡鸣寺有一尊倒坐的，面朝北而望的观音菩萨像，佛龛上的楹联是这样说的：“问菩萨为何倒坐，叹众生不肯回头。”我想，如果那是明太祖朱元璋所为，也许可以牵强到他定都北京的宏图大志了。
鸡笼山顶上有一座很大的院落叫北极阁，这里曾有过中国最古老的观象台，这里也是中国天文、气象的发祥地。早在公元五世纪初的南朝刘宋时代，在这里设立过司天台。公元1341年，元代末期的至正元年，在这里正式建立了观象台。公元1368年后，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南京后，就把元朝北京观象台保存的，由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制造的天文仪器从北京运到南京，成为我国当时设备比较完善的一座天文台。
公元1385年（明洪武十八年）观象台扩建为国家天文台，属钦天监，从此，鸡鸣山又称钦天山。这座明朝的北极阁天文台，比世界闻名的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建成于1670年）还要早近三个世纪。
1902年的今天，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北极阁创办了“三江师范学堂”。
1928年2月，中华民国大学院决定由中央研究院筹设气象研究所，由竺可桢博士任所长。他费尽心血在钦天山观象台故址的一片断壁残垣中筹建气象研究所，从1929年初开始进行了各种气象研究工作，并于1930年元旦开始我国领土和领海的天气预报。那时我父亲还没有进入清华大学。
北极阁坐落在南京中心位置，是古老的石头城里唯一一块高地，是南京城里的一块风水宝地。山的北面是雄浑的古城墙，山的南面是坐落在云杉和梧桐树丛中的市区，东麓是飞檐宝顶的鸡鸣寺和市政府大院，城墙外面就是玄武湖和紫金山。
北极阁是一片民国时期的建筑群，最高处是座高高的空心观测塔，塔内是仪器室，沿着塔边上的楼梯可以爬到塔顶。观测塔下是个大平台，平台两侧是对称的办公室。塔后面是回廊和一间很大的大礼堂，我每次溜进去玩的时候，都觉得很阴森恐怖。沿着高台的石阶走下来，有一片草坪，墙边上有一棵很大的枇杷树，那里是我童年的天堂。
在草坪的外面，有一所别墅，那里居住过国民党的要员龙云、宋子文和张学良。解放后，二野司令员、南京市市长刘伯承就住在那里。我跟那些警卫很熟，经常搭乘他们的美式吉普下山去玩。
在高台边有一条顺山势而建的长廊，沿着长廊而下，一直可以走到山坡下。我在那片作办公室的平房里住过一年多，我记得父亲常常扛着我走下山。
在古城墙、北极阁和鸡鸣寺之间，有一片灰色的二层小楼，有个很好听的名字：鸡鸣山庄，我的家就住在那里。距离小楼大约一百米外的山坡上就是鸡鸣寺，我经常跟着比我大四岁的哥哥爬上屋后破城墙的豁口，在城墙上的荒草和碎石中奔跑，俯瞰玄武湖无边的芦苇，倾听鸡鸣寺高大的黄墙里不断传来喃喃的诵经声和咚咚的鼓乐声。我在鸡鸣山庄和北极阁度过了我的童年。
人长大了，童年印象中的一切都变小了，浦口运载火车过长江的大轮渡船变小了，北极阁的山变矮了，古城墙变低了，连鸡鸣寺的古塔都变小了。鼓楼四周的老房子也显得又破又挤。鸡鸣寺早在1958年已经改成了尼姑庵，尽管文革才开始没多久，但鸡鸣寺已经被毁得满目疮痍了，只有那间可以看见玄武湖的茶室还开着，我在那里吃了一碗故乡的素面。

鸡鸣寺下面那几幢灰色的二层小楼已经破旧不堪，推开油污斑驳的房门，一阵令人呕吐的秽气涌来，室内的一切物品都散发着霉气，熏得我简直不能呼吸。所有的家具居然全都没有变动过，十几年过去了，我与祖母互不相识，老三已经十五岁了，他一脸灰垢发着哮喘，双臂撑在破床上，赤着瘦骨嶙峋的上身，浓眉下有一双大眼睛恐怖地看着我们。
我原来对祖母不存恶意，但目睹自己病残的弟弟是如此惨状，立即火冒三丈。左邻右舍看到红卫兵来了纷纷聚拢。探听了我们的来意后，想侵占房子的，怀恨老太太的，讨厌老三的，同情老三的，好管闲事的，爱看热闹的，热衷革命的，……都聚集在我们身边。一时间一场批斗“地主婆”的革命开始了。
我买来红色的油漆，在一面显眼的大墙上，描着林彪的手迹写下了一个个碗口大的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这是文革中我在大墙上写的第一行字。此后我在无数的大墙上，岩壁上，直至山坡上，用油漆，用墨汁，甚至用石头书写了无数的毛泽东语录和革命标语，这种工作成了我那时期生活的一部分，一直写到1976年。
一天傍晚，就在长满绿苔的大墙下面，老大组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批斗会。所有的人群情激愤，男女老少群起而攻之，老太太面对她一无所知的大革命，不言不语，不卑不亢，盲然地等待被赶回金华老家的结局。
三十年后，事情的细节大多忘记了，我还大约记得一件事：为了办手续，我和老太太上山到江苏省气象局去过一次，在山坡上休息时，她轻声问我：“你真的是老二吗？”当时我觉得她一半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想到由她带了几年的弱小的老二已经长得高高大大；一半是她不能表达自己的心情。其实此时此刻对她是一个极大的解脱，她有一种完成使命的感觉。当我非常温和地向她证实了身份后，她告诉我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还藏着钱。我想，她为什么会对我们如此宽容，她似乎对那天那场批斗毫无感觉，唯一想的是向自己的孙子交代后事，别把那些钱糟蹋了。当时我望着她苍白的头发，心里很不是滋味。
钱藏在一个坛子里，又湿又臭，有好多都破碎了，全都是解放初期的旧币，但我们还是到银行兑换了一多半，大约有一二百元。
尽管文化大革命已经搞得一团遭，但政府部门一点都没乱。我们忙着到派出所、区政府办理各种手续；送老三住医院；送老太太去金华老家；准备带老三去北京；处理老房子等等，许许多多手续要办。

老太太终于不卑不亢、毫无怨言、默默地离开了南京，离开生活了近二十年的鸡鸣山庄，离开了十几年来一起生活过的、但没有血缘关系的老三。我不记得她带了什么行李，也不记得她带了什么钱，只记得在去金华的火车上，我们很少谈话，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她买饭送水。我心里很有些酸楚，但与别人交谈时，我不敢说我在押送一个地主婆回乡，我更不敢说她是我的祖母，我尽量回避别人的询问。
火车是半夜到金华的，后半夜我们坐在火车站高大的候车室里等天亮。那一夜让我体验了金华蚊子的厉害，我用厚厚的黄军装盖着头还是逃不过蚊子的袭击。天一亮我很快就把老太太送到亲戚家，完成了这件使我一路内心不安的“革命”。随后，为了回家缓解父亲的不满，去市场买了一包干菜酥饼和一只油汪汪的火腿，我连金华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就匆匆返回南京，带着莫名其妙的老三回北京了。
　　此后父亲几乎没有再跟我说起过他的继母，也没有再说接老三的事情。但实际上老三到北京加深了我父亲和母亲之间的矛盾，加上老三的病残和怪癖的脾气，给父亲造成了更大的负担和压力。几年后，祖母在金华去世了，父亲没有去，她的后事是亲戚代办的。后来开“人大”时，住在一起的浙江省省长请父亲回家乡看看，父亲才回了一次故乡，家乡各界的盛情款待使他在有生之年不敢再回金华。他曾和我多次谈到家乡变化和父老乡亲的热情，但为那些气派的奢侈的接连不断的款待深感不安。
南京和金华没有给我留下多少记忆，但我一直记得我干过的那一件无情的、丑陋的事。

当我搞完那件丑陋的革命后，我决定要周游全国了。1966年9月，大批的红卫兵涌向北京等待毛主席的接见，我们对这种事情早就麻木了。为了走的方便，我们选择了国庆节前夕离开北京。9月30日夜里，我和我哥哥，还有王贤雄，曾乐群等几个同年级的华侨同学爬上了南去的列车，车上几乎没有人，我们撬开一个又一个车门，穿过一节又一节车厢，终于在软卧上过了1966年的国庆节。
我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无序的“革命”中，以铁人拉力赛的速度和耐力跑完了我的第二次大串联，沿途在南京、上海、福州、韶山、广州、南宁、贵阳、昆明、重庆、成都、西安进行了走马观花式的旅游。那时，红卫兵介绍信已经多余了，每个人只要凭自己的学生证就可以得到一张油印的免费火车票，可以去任何一个想去的地方。
火车站的工人也在闹革命，火车上几乎没有食品供应，没有水，没有厕所，因为厕所里也挤满了串联的学生，就连行李架上，座位底下都躺着人。在每一个地方，从首都到省会，从县城到村寨，到处都有接待红卫兵的机构。在那里，每一个来革命大串联的人都可以得到一块供睡觉的草席、免费的大米饭和菜汤。
如果想“革命”，就可以到当地的政府去，在那里，你可以加入到愿意参加的派别里，可以漫骂你想漫骂的任何一个共产党的书记。
如果想旅游，就可以免费到任何一个旅游点去。如果天冷了，可以借棉衣棉裤，如果没有零花钱了，可以得到借款，当然，日后借条会寄到学校里。如果呆腻了，再去领一张火车票就是了。
这样的大串联，我很快就烦了。当到了成都时，我看到了大街上游荡的藏族人，我看到了去西藏的长途汽车，我看到了西藏自治区驻四川办事处的大牌子，这些带有西藏气息的东西象燃烧的火焰一样，突然照亮了我内心的黑暗，好象在封闭的黑洞里看到了光芒刺眼的洞口，我有了一种无法克制的冲动。直到现在，我仍旧保留着这种冲动、这份激情。
我决定到西藏去，那象是一种回家的急切。至于为什么要去，我说不清，也没有想过，我只是觉得西藏对我来说，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那么近。

我父亲曾经有过很多间宽敞、混乱、积满灰尘的办公室，在每一个办公室，都有一张一面墙大的中国地图。我小的时候经常站在地图下面抬着头看，头顶上正好就是西藏。我长高了，那块赭色和白色相间的地方离我越来越近。父亲很多次指着那片高原骄傲地告诉我，他曾经从那里飞过，我从此知道了那片青藏高原与我生命的关系。
1945年，我父亲去美国留学，那时，为了避开日本战机的袭击和高寒的急流，飞机要飞越横断山脉和喜玛拉雅山脉的“驼峰航线”飞到印度，再从印度走向大西洋。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有1579名飞行员牺牲在那片气候恶劣的大山里。我是在父亲回国一年后出生的，我想，如果我的父亲没能够飞越驼峰，如果我的父亲和那些年轻的飞行员一起洒落到横断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的雪峰中，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这个生命了。
1948年5月我父亲担任了国民党的中央气象局上海气象台台长，他对政治历来退避三舍，他早就看清楚了国民党的无能和腐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上海的时候，蒋经国在逃台之前曾找到当时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邀请竺可桢带一批科学家到台湾去。竺可桢既是我父亲的师长，又是我父母的朋友。有一天他找到我父亲，问我父亲去不去台湾，如果去，就一起去，如果我父亲不去，竺可桢自己也就不去了。我父亲知道如果离开大陆，到了那个小小的岛子上，他的专业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他自己深爱的高山气象站也就永远消失了，再说，那时国民党政府也已经腐败得可以了。所以我父亲决定不跟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于是竺可桢也就跑回杭州躲了起来，避开了蒋经国，留在了大陆上。从此我父亲跟竺可桢的关系又进了一层。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后来竺可桢作了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我父亲在1951年初调到华东军区气象处，成了解放军。1953年他调到北京，在中央军委气象局工作。从此，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到了业务工作上，不去挡任何人的路，也不打扰任何人的升迁，对任何一个人都点头哈腰，因此也就没有任何敌人。
他明白不卷入任何一次政治斗争是如何的重要，在每一次明争暗斗的政治风云中，他都把脖子缩得更短，腰弯得更低，低三下四地躲了过去。他于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一直当到九十年代初的第七届全国人大，他居然在混乱、残酷的政治环境里平平安安地渡过三十多年，真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曾经问过他，无论是浙江人还是北京人都不认识你，为什么会选你当人大代表呢？也许是开玩笑，也许是说实话，他不止一次对我说：“我真的没有什么本事，也没有什么贡献，只不过在那些领导中间，只有我不是党员，在他们中间选，就会打起来，选了我，就打不起来了。”
说起投票选举人大代表，有一件很可笑的事情，那是在1965年。那一年，我们年级的大多数人都已经十八岁了，也就是说从此我们有了选举权。在选举那一天，政治老师杨承修带领我们扭秧歌，从鹿苑一直扭到大石桥，一百多人，一里多地。当时大家欢声笑语，至于选什么，选谁，天知道，那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参加选举。

我生于1947年，解放后我住在南京鸡鸣山庄，山庄是几栋灰色的二层小楼。我象所有的男孩一样，喜欢探索每一件危险的东西，譬如山坡上的碉堡，那是国民党留下来的黑洞洞的钢筋水泥工事；譬如北极阁山里阴森冰凉的防空洞和山上公馆里的地下室；譬如鸡鸣山庄背后残破的古城墙；……。我的家离山坡上的鸡鸣寺不过百十米远，我每天都能听到从那里传来的喃喃的颂经声，丁冬的奏乐声，让我感到压抑。有一次，我和几个小伙伴走进寺门，黑洞洞的，一阵缓慢低沉的颂经声伴随着怪异的木鱼鼓磬声在我周围震荡，我顿时号啕大哭，转身冲出寺门，跑下山坡。这是我记得的唯一一次儿时的寺院经历，很难忘，很恐怖，后来我一直不喜欢那种压抑的气氛。
1953年冬天，我们家从南京搬到北京，住在北京的西郊，离西直门不远。站在晒台上，就可以看见五塔寺的石塔。一到秋天，塔前的两棵古老的银杏树下铺满了耀眼的黄叶。夜静的时候，我能听见塔檐下的大铁铃铛叮当作响。父亲经常和我一起骑车进城，我们沿着长河经过那里，父亲每次都会告诉我一点五塔寺的故事。在五座塔和基座上到处都是佛教故事，在好多故事中，我只记得那五个塔是一个印度僧人设计的。从那时起，我开始觉得寺院真的很美。
1954 年12月，我七岁的时候，康藏、青藏公路通车。后来，我那非常丰富的集邮册里有了一套纪念公路通车的邮票。那是1956年3月发行的一套纪念邮票，共三张，一张四分钱的，两张八分钱的。三张邮票都是单色的，一张蓝色调的是大雪山下的解放军车队，现在回忆起来，那大概画的是昆仑山吧；一张是黑白的，是泸定的那座新吊桥和夸张了的大渡河；另一张是红色的，是西藏人民在欢迎解放军车队，背景是布达拉宫。
父亲告诉我，现在从四川成都到西藏拉萨，往返一次，如果顺利，需要三十多天。解放前派往拉萨的气象观测员是由海路经印度进藏的，往返需要三四个月。从此我开始知道了一点西藏的故事。
三年级的时候，我从北下关小学转到了魏公村小学。魏公村小学在村子中间，教室都是老式平房。我记得我们的梁老师很年轻，很漂亮。体育老师大徐很凶。算术老师周老头会用教鞭打学生，但周老头对我很好，因为我长得大头小脸，很象他的小儿子。他的小儿子和我一样大，我们都喜欢画图画，还成了好朋友。他在小学的时候就画京剧脸谱和戏装，画得很细致、很漂亮，我怎么画也比不过他。后来他考上了中央美院附中，直到文革中我到了青海，我们还一直有联系。他在军训时累的得了肺结核，我去北京地坛传染病医院里看过他几次，后来他死在医院里，那时他还不到二十五岁。
魏公村小学的北面，有一大片高大的柳树，柳树中间是一片墓地，叫湖南公墓，其中最大的一个墓是大画家齐白石的。我常和同班的一对双胞胎一起去墓地玩，经常趴在齐白石的大墓台上做作业。这对双胞胎是我的好朋友，男孩叫扎西格乃，女孩叫罗桑珍玛，他们住在民族学院。现在回想起来，好象他们都是卷毛，眼睛都很大，经常穿著灯芯绒夹克，有时还挂着鼻涕。扎西格乃和罗桑珍玛都是西藏人，是我最先认识的藏族人，听到了第一句西藏话。小学五年级时，双胞胎搬家了，他们告诉我，他们的新家在和平里。我不知道和平里在哪儿，只知道很远，在北京的那一头，后来，我常一个人去寻找他们。
那时我哥哥有个同学住在民族学院，我在他家里发现了一大批《民间文学》杂志，那些杂志成了我的朋友，我开始疯狂地阅读那些书刊。几年里，我知道了好多西藏和蒙古的民间故事，知道了喇嘛和可汗，知道了拉萨。
1959年3月，我十二岁的时候，西藏和临近省的藏区发生了武装叛乱，报纸上和电影片子里不断出现解放军平叛的事情。父亲告诉我，西藏气象局也是被叛匪袭击的目标，气象局的工作人员都发了枪，大门口垒着沙袋，架设了机枪，后来那里跟拉萨其它党政机关一样打得很凶。
1960年，我十三岁，5月27日，新华社记者郭超人从珠穆朗玛峰下的登山大本营发来报道：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那时在大本营里负责气象观测的人就是我家的邻居，多年来，我一直注视着那个很怪的人，总觉得他很神奇，又特别羡慕他。
1962年，我十五岁，中印边界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我是个电影迷，记得那时看电影，最愿意看的就是前面的“加片”，几乎每次“加片”都有“新闻演示文稿”。在中印边界反击战结束后，我在“加片”里看见了好多戴着毛线帽和留着大胡子的印度俘虏，还有非常多的坦克、卡车和苏联的直升飞机。这是我懂事以来看见的第一场战争，我开始对战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高兴的是解放军打败了印度高山旅的那些大胡子。
我从小喜欢看杂书，我哥哥比我长四岁，我常把他的语文书当杂书看。我常翻阅父亲堆在家里储藏室和他的办公室角落里的五花八门的书籍和文件，我不知道为什么偏偏对涉及到西藏的那些文件有兴趣，我专门把与西藏有关的文件都挑了出来。我最有兴趣的是有关麦克马洪线和中印边境冲突的各种文件和地图，我甚至喜欢上了察隅、兼则玛尼和达旺这些古怪的地名。
从那些书籍和文件中，我也知道了关于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的很多事情，但我不明白，十四世达赖逃出去好多年后，为什么还保留着人大副委员长的位子，十世班禅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怎么可能会私藏电台和几卡车的军火，怎么会装好金银财宝准备逃亡……。但这些事情都是他的同事、西藏的大活佛们、藏族的大干部们的揭发，怎么解释这些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呢？班禅本人长篇的检查又怎么解释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十世班禅的处理又怎么解释呢？
但我终究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对那么多疑问也不会真去找答案。其实我对西藏的政治并不关心，西藏在我的心里还不是一个很具体的东西，西藏仅仅是个遥远的、有趣的、朦胧的梦。

我的家离白石桥很近，长河紧紧靠着动物园的北墙，顺着曲曲弯弯的长河往东面走，很快就能到高粱桥。桥边就是西直门火车站的货场，我小的时候常到那里去玩儿，我最喜欢到那些巨大的煤堆上寻找闪闪发光的“金矿”，其实是煤块里的黄铁矿。记得在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高粱桥边的铁轨旁堆满了废金属，我到那里去翻腾了好多次，终于搬回了一批“军火”，象破钢盔，红缨枪头，半截的大刀……。
高粱桥离西直门很近，穿过一片日本时期建造的平房就是护城河了。在六十年代初，北京的城墙，城楼和护城河都还好好的。西直门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城，有城墙、城楼、箭楼、城门，有围成一个园圈的瓮城。那时，北京城里还有有轨电车，瓮城里就是有轨电车的总站，电车穿过城门，开到瓮城里面叮叮当当地调头。
城楼上的燕子多得出奇，碰上阴天，燕子的叫声能压过电车的响动。瓮城西面是护城河，护城河外边就是铁路，瓮城和城楼连接的城墙下有两个城门，南边是进城的门，北边是出城的门。进城出城的人和车辆，都要经过那条护城河跟铁路。
和平里在京城东北角的安定门外，从西直门顺长长的马道台阶爬上城楼，就可以沿着长满野草的城墙一直走下去，途中在新街口豁口和德胜门都要钻过铁丝网爬下去，过了马路再爬上城墙来。
那时我很小，又不会骑自行车，我喜欢步行。有好几年，有好多次，一到星期日我就背个书包，买两个面包，把军用水壶灌满水，就沿着这一条几乎没有人走的路去寻找那两个西藏人。
我似乎不在意这一次又一次没有结果的寻找，我喜欢独自一人反复地去感受一件事物。我喜欢城墙上坍塌散落的城砖和野草丛生的小路，我喜欢城墙下残破的四合院和密如蛛网的小胡同，后海，雍和宫……。那时，北京几乎没有多少大楼，站在很高的城墙上看老北京，是一种享受，尤其是到了钟楼的北侧，往南看去，钟楼、鼓楼、景山、太和殿、……一溜大屋顶，很好看。
雍和宫几乎就贴着城墙，一座座黄琉璃瓦的大屋顶就在我的眼皮下面，一层层大殿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深深的院子里几乎看不见人，偶尔可以看见一个穿著袍子的人走过。后来父亲带我到雍和宫里玩过一次，我的记忆里除了厚厚的灰尘，密密的蛛网外，再也没有什么了。
好多年后，我终于在和平里无数座楼房中意外地找到了那两个西藏人。找到了，说了几句话，在他们家吃了一顿饺子，就结束了多少年的寻找，临走甚至没有留下地址。三四十年过去后，我时常还有寻找那两个西藏人的冲动，尽管他们可能根本不在意我，或者早就忘掉了我。这种不追求结果的寻找，似乎成了我的一种习惯。

我从小就喜欢探险，喜欢离开家到远远的地方去玩儿，经常步行到颐和园、天安门、天坛、……去玩儿，甚至经常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西直门火车站的大煤堆上我发现了很多各式各样的矿石，有金色的黄铁矿、绿色的萤石、兰色的……，矿石给了我启发，我知道了地质这个行业，我知道了搞勘探可以到处玩，可以走遍大山大河，于是在谈理想、写志愿的时候我选择了地质勘探。那时，我父亲几乎不管我的学业，也从来不谈什么大学志愿，一切都由我自己选择。随着年龄增长，我的兴趣慢慢转移到了摄影。
1965年我上高中二年级时，我就决定要报考北京电影学院了，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李俊的那部电影——《农奴》。
过去，西藏对于我，大多数都是只言片语的、局部的印象，在看见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的西藏民族工作展览之前，我对西藏几乎没有什么很深刻的印象。那个展览我去看了很多次，我真的开始面对西藏了：人皮做的鼓面、整张干枯的人皮、蝎子洞、难以想象的酷刑工具、三大领主的生活、西藏百姓奴隶般的形象、……再有就是历代中央政府送给达赖和班禅的好大的纯金的金册和金印。
当我看了由黄宗江编剧、李俊导演、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农奴》后，我终于觉得看见了真的活的西藏。直到现在，尽管国内外有许多人在抨击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我一直坚信，砸碎西藏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历史的伟大贡献。
从此，在我的思想中，西藏变得那样清晰、那样生动、那样可爱和悲壮。我五音不全，几乎不会哼个完整的歌儿。但电影里那首歌，那悲苍的情景永远烙印在我的心上：

强巴扶起受伤的解放军战士，
战士从怀里掏出被鲜血染红的哈达，
强巴接过哈达，
那个年轻的战士倒在强巴的怀里，
强巴把那条红色的哈达盖在了战士的身上
……。
这时，那首我终生不会忘记的歌声在雪山白云间飘荡……

雪山啊，青松啊，
雪山，青松也难和你相比，也难和你相比……啊，
金珠玛米，
我献给你白雪似的哈达，
你还给我，
染上了鲜红的血迹，
啊，
金珠玛米，亲兄弟，
金珠玛米，亲兄弟，
啊，……

这也是我多少年来，对西藏、对驻西藏的解放军的情感。直到我两鬓班白的时候，只要我在电视里一看到高原上的解放军时，我的眼泪就要涌出来。

1965年，我十八岁了，这一年，国家准备组织一支中国科学院西藏科学考察队，任务是配合国家登山队第二次攀登珠穆朗玛峰，并进行珠穆朗玛峰及其邻近地区的科学考察，同时围绕西藏自治区林芝一带的经济建设，进行以发展农业、开发资源为目的的考察。
我父亲是这次西藏科学考察的筹备组成员，他告诉我，在四十年代他就开始关注青藏高原的气候变化了，1948年前后，每一次给拉萨气象测候所的经费都是他亲自汇出的。大陆上只有西藏他还没去过，林芝、拉萨和日喀则这些西藏主要地区的纬度跟我们家乡一样，都在北纬30°左右，但由于高度和天气系统的不同，气候居然是天壤之别。他一直想知道印度人有关雅鲁藏布江下游的降水量统计是怎么来的，也一直想知道“萨地亚”的气象资料是怎么来的，当然要去有争议的中印边界东段还是有困难的。
这一年他刚过五十岁，身体状况还很好，看来在1966年和1967年去西藏是肯定的事情了。
我想，也许我和西藏，和那片高原真的有缘份。

第二部分 长征（1966年——1967年）

雪中的旗帜——筹备去西藏；进西藏的路；长征的队伍。
成都—康定——伟大的长征：我们的宣言；进藏日程；几封幸存的家信；二郎山；铁索桥。
康定—金沙江——康和藏；康定溜溜的城；我的第一高度；高山反应；漫漫川西路；甘孜；雀儿山；被劫掠的德格印经院。
金沙江—波密——长江和横断山；18军解放昌都；昌都的遭遇。
波密—拉——搭车的日子；雪崩和塌方；川藏线上最后的大山；无声的终点。
青藏公路——找到了我的梦；半昏迷中的经过唐古拉；青藏高原和青藏公路；

雪中的旗帜

我是1966年10月底，在大串联中走到成都时决定进藏的。我与西藏自治区驻四川办事处取得联系之后，了解到中央已经多次明令禁止红卫兵到西藏串联，但我的决心已下。我历来做事喜欢未雨绸缪，习惯做最困难的打算。既然决定进藏，就必须在进藏前先回北京做好准备工作，所以我和几个一起串联的同学很快就离开了成都。
这时全国都已经大乱，尽管广播电台已经播出中央关于停止大串联的通知，但无人理睬。那时，几乎全国所有省份的书记和省长都遭到了攻击甚至揪斗，成都的西南局大院里一片混乱，“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大标语贴满了潮湿、破旧的大院。成都火车站更是一片狼籍，我们借口遵照停止大串联的通知返回北京，所以车票还好搞一点儿，但列车的调度和供应极其混乱，秩序已经无法控制。我们有幸搭乘了发往北京的最后一列串联专车，由于这列火车是明令停止大串联后安排的，所以从它驶出成都不久就不断地临时停车。
不记得过了几天，火车才终于摇摇晃晃地爬上了秦岭，这时候我已经饿得连西藏都不愿去想了。当列车缓缓地慢下来，准备停靠在秦岭山顶上的时候，我看见那是一个叫凤县的小站。凭我丰富的乘车经验，我已经搜寻到离站台百米远处有一个冒着烟的草棚子。当肯定火车确实要在这儿停靠时，我翻身跳出车窗，冲刺般地跑向草棚子。英雄所见略同，整个列车上，几乎每节车厢都有人跑向同一个目的地。霎那间，小小的草棚里已挤得水泄不通，我最后登上一个饭桌才买到了一把冰冷的猪大肠。真的，直到今天我还能感觉到它的浓香。
列车在第二天拂晓前终于抵达西安，因为这列火车违反了中央关于停止大串联的通知，西安铁路局拒绝接受，火车只好停在西安站外的城楼边。车上没吃没喝，一会儿通知停运，一会儿通知进站 ，熬到中午也没有动静，当时我真是骑虎难下。临近傍晚，实在熬不住了，我们几个人冲下路坡，跑到北关大街的一家饭馆，吃了平生第一碗羊肉泡馍。
当开始吃第二碗时，越吃越觉得不塌实，下意识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急忙放下碗冲出饭馆，冲过大街，上了路坡抬头一看，火车开了。幸好刚开不远，我们急忙去追，越追，火车开得越快，终于追不上了。我们坐在枕木上喘气，旁边开过的火车头里，司机呲着白牙一边笑，一边朝我们喷汽。当那列开往北京的火车开得几乎看不见时，居然又停了。
我又回到了那列火车上，我的行李还在，其实只有一个军用书包和几件衣服。当我抹去脸上的汗水时，发现手心上有一层油，一闻一股羊膻味儿，这才想起刚才吃了羊肉泡馍，但羊肉泡馍是什么味儿，一直想不出来。直到二十四年后的一个深夜，在青海香日德，在青藏公路边一个土坯围成的饭馆里，我才终于想起了西安那碗羊肉泡馍的浓香。
又过了一天多，火车终于在午夜开进了北京永定门火车站，下火车后我立即赶到天坛东面的国家体委。文革似乎跟国家登山队没多大关系，登山队员的宿舍里热烘烘的，就象到了登山大本营的帐篷里。我找到熟悉的高高大大的女队长袁阳聊了很久，最后约定来年春天在西藏定日见面，在珠峰脚下的绒布寺大本营见面。
家里还算平静，从表面上看，父亲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只不过有一半时间要去参加劳动，譬如说扫地、喂猪一类的劳动，但一个人的内心受到的伤害，一个人自尊心受到的摧残是无法衡量的。父亲忍受了一切，他经常一个人跑到小饭馆去喝酒，他希望用二锅头去冲淡一切痛苦。直到五年后，在一次偶然的大出血后，才发现自己终于忍出了胃溃疡。5－接上文
当我搞完那件丑陋的革命后，我决定要周游全国了。1966年9月，大批的红卫兵涌向北京等待毛主席的接见，我们对这种事情早就麻木了。为了走的方便，我们选择了国庆节前夕离开北京。9月30日夜里，我和我哥哥，还有王贤雄，曾乐群等几个同年级的华侨同学爬上了南去的列车，车上几乎没有人，我们撬开一个又一个车门，穿过一节又一节车厢，终于在软卧上过了1966年的国庆节。
我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无序的“革命”中，以铁人拉力赛的速度和耐力跑完了我的第二次大串联，沿途在南京、上海、福州、韶山、广州、南宁、贵阳、昆明、重庆、成都、西安进行了走马观花式的旅游。那时，红卫兵介绍信已经多余了，每个人只要凭自己的学生证就可以得到一张油印的免费火车票，可以去任何一个想去的地方。
火车站的工人也在闹革命，火车上几乎没有食品供应，没有水，没有厕所，因为厕所里也挤满了串联的学生，就连行李架上，座位底下都躺着人。在每一个地方，从首都到省会，从县城到村寨，到处都有接待红卫兵的机构。在那里，每一个来革命大串联的人都可以得到一块供睡觉的草席、免费的大米饭和菜汤。
如果想“革命”，就可以到当地的政府去，在那里，你可以加入到愿意参加的派别里，可以漫骂你想漫骂的任何一个共产党的书记。
如果想旅游，就可以免费到任何一个旅游点去。如果天冷了，可以借棉衣棉裤，如果没有零花钱了，可以得到借款，当然，日后借条会寄到学校里。如果呆腻了，再去领一张火车票就是了。
这样的大串联，我很快就烦了。当到了成都时，我看到了大街上游荡的藏族人，我看到了去西藏的长途汽车，我看到了西藏自治区驻四川办事处的大牌子，这些带有西藏气息的东西象燃烧的火焰一样，突然照亮了我内心的黑暗，好象在封闭的黑洞里看到了光芒刺眼的洞口，我有了一种无法克制的冲动。直到现在，我仍旧保留着这种冲动、这份激情。
我决定到西藏去，那象是一种回家的急切。至于为什么要去，我说不清，也没有想过，我只是觉得西藏对我来说，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那么近。

我父亲曾经有过很多间宽敞、混乱、积满灰尘的办公室，在每一个办公室，都有一张一面墙大的中国地图。我小的时候经常站在地图下面抬着头看，头顶上正好就是西藏。我长高了，那块赭色和白色相间的地方离我越来越近。父亲很多次指着那片高原骄傲地告诉我，他曾经从那里飞过，我从此知道了那片青藏高原与我生命的关系。
1945年，我父亲去美国留学，那时，为了避开日本战机的袭击和高寒的急流，飞机要飞越横断山脉和喜玛拉雅山脉的“驼峰航线”飞到印度，再从印度走向大西洋。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有1579名飞行员牺牲在那片气候恶劣的大山里。我是在父亲回国一年后出生的，我想，如果我的父亲没能够飞越驼峰，如果我的父亲和那些年轻的飞行员一起洒落到横断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的雪峰中，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这个生命了。
1948年5月我父亲担任了国民党的中央气象局上海气象台台长，他对政治历来退避三舍，他早就看清楚了国民党的无能和腐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上海的时候，蒋经国在逃台之前曾找到当时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邀请竺可桢带一批科学家到台湾去。竺可桢既是我父亲的师长，又是我父母的朋友。有一天他找到我父亲，问我父亲去不去台湾，如果去，就一起去，如果我父亲不去，竺可桢自己也就不去了。我父亲知道如果离开大陆，到了那个小小的岛子上，他的专业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他自己深爱的高山气象站也就永远消失了，再说，那时国民党政府也已经腐败得可以了。所以我父亲决定不跟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于是竺可桢也就跑回杭州躲了起来，避开了蒋经国，留在了大陆上。从此我父亲跟竺可桢的关系又进了一层。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后来竺可桢作了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我父亲在1951年初调到华东军区气象处，成了解放军。1953年他调到北京，在中央军委气象局工作。从此，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到了业务工作上，不去挡任何人的路，也不打扰任何人的升迁，对任何一个人都点头哈腰，因此也就没有任何敌人。
他明白不卷入任何一次政治斗争是如何的重要，在每一次明争暗斗的政治风云中，他都把脖子缩得更短，腰弯得更低，低三下四地躲了过去。他于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一直当到九十年代初的第七届全国人大，他居然在混乱、残酷的政治环境里平平安安地渡过三十多年，真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曾经问过他，无论是浙江人还是北京人都不认识你，为什么会选你当人大代表呢？也许是开玩笑，也许是说实话，他不止一次对我说：“我真的没有什么本事，也没有什么贡献，只不过在那些领导中间，只有我不是党员，在他们中间选，就会打起来，选了我，就打不起来了。”
说起投票选举人大代表，有一件很可笑的事情，那是在1965年。那一年，我们年级的大多数人都已经十八岁了，也就是说从此我们有了选举权。在选举那一天，政治老师杨承修带领我们扭秧歌，从鹿苑一直扭到大石桥，一百多人，一里多地。当时大家欢声笑语，至于选什么，选谁，天知道，那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参加选举。

我生于1947年，解放后我住在南京鸡鸣山庄，山庄是几栋灰色的二层小楼。我象所有的男孩一样，喜欢探索每一件危险的东西，譬如山坡上的碉堡，那是国民党留下来的黑洞洞的钢筋水泥工事；譬如北极阁山里阴森冰凉的防空洞和山上公馆里的地下室；譬如鸡鸣山庄背后残破的古城墙；……。我的家离山坡上的鸡鸣寺不过百十米远，我每天都能听到从那里传来的喃喃的颂经声，丁冬的奏乐声，让我感到压抑。有一次，我和几个小伙伴走进寺门，黑洞洞的，一阵缓慢低沉的颂经声伴随着怪异的木鱼鼓磬声在我周围震荡，我顿时号啕大哭，转身冲出寺门，跑下山坡。这是我记得的唯一一次儿时的寺院经历，很难忘，很恐怖，后来我一直不喜欢那种压抑的气氛。
1953年冬天，我们家从南京搬到北京，住在北京的西郊，离西直门不远。站在晒台上，就可以看见五塔寺的石塔。一到秋天，塔前的两棵古老的银杏树下铺满了耀眼的黄叶。夜静的时候，我能听见塔檐下的大铁铃铛叮当作响。父亲经常和我一起骑车进城，我们沿着长河经过那里，父亲每次都会告诉我一点五塔寺的故事。在五座塔和基座上到处都是佛教故事，在好多故事中，我只记得那五个塔是一个印度僧人设计的。从那时起，我开始觉得寺院真的很美。
1954 年12月，我七岁的时候，康藏、青藏公路通车。后来，我那非常丰富的集邮册里有了一套纪念公路通车的邮票。那是1956年3月发行的一套纪念邮票，共三张，一张四分钱的，两张八分钱的。三张邮票都是单色的，一张蓝色调的是大雪山下的解放军车队，现在回忆起来，那大概画的是昆仑山吧；一张是黑白的，是泸定的那座新吊桥和夸张了的大渡河；另一张是红色的，是西藏人民在欢迎解放军车队，背景是布达拉宫。
父亲告诉我，现在从四川成都到西藏拉萨，往返一次，如果顺利，需要三十多天。解放前派往拉萨的气象观测员是由海路经印度进藏的，往返需要三四个月。从此我开始知道了一点西藏的故事。
三年级的时候，我从北下关小学转到了魏公村小学。魏公村小学在村子中间，教室都是老式平房。我记得我们的梁老师很年轻，很漂亮。体育老师大徐很凶。算术老师周老头会用教鞭打学生，但周老头对我很好，因为我长得大头小脸，很象他的小儿子。他的小儿子和我一样大，我们都喜欢画图画，还成了好朋友。他在小学的时候就画京剧脸谱和戏装，画得很细致、很漂亮，我怎么画也比不过他。后来他考上了中央美院附中，直到文革中我到了青海，我们还一直有联系。他在军训时累的得了肺结核，我去北京地坛传染病医院里看过他几次，后来他死在医院里，那时他还不到二十五岁。
魏公村小学的北面，有一大片高大的柳树，柳树中间是一片墓地，叫湖南公墓，其中最大的一个墓是大画家齐白石的。我常和同班的一对双胞胎一起去墓地玩，经常趴在齐白石的大墓台上做作业。这对双胞胎是我的好朋友，男孩叫扎西格乃，女孩叫罗桑珍玛，他们住在民族学院。现在回想起来，好象他们都是卷毛，眼睛都很大，经常穿著灯芯绒夹克，有时还挂着鼻涕。扎西格乃和罗桑珍玛都是西藏人，是我最先认识的藏族人，听到了第一句西藏话。小学五年级时，双胞胎搬家了，他们告诉我，他们的新家在和平里。我不知道和平里在哪儿，只知道很远，在北京的那一头，后来，我常一个人去寻找他们。
那时我哥哥有个同学住在民族学院，我在他家里发现了一大批《民间文学》杂志，那些杂志成了我的朋友，我开始疯狂地阅读那些书刊。几年里，我知道了好多西藏和蒙古的民间故事，知道了喇嘛和可汗，知道了拉萨。
1959年3月，我十二岁的时候，西藏和临近省的藏区发生了武装叛乱，报纸上和电影片子里不断出现解放军平叛的事情。父亲告诉我，西藏气象局也是被叛匪袭击的目标，气象局的工作人员都发了枪，大门口垒着沙袋，架设了机枪，后来那里跟拉萨其它党政机关一样打得很凶。
1960年，我十三岁，5月27日，新华社记者郭超人从珠穆朗玛峰下的登山大本营发来报道：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那时在大本营里负责气象观测的人就是我家的邻居，多年来，我一直注视着那个很怪的人，总觉得他很神奇，又特别羡慕他。
1962年，我十五岁，中印边界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我是个电影迷，记得那时看电影，最愿意看的就是前面的“加片”，几乎每次“加片”都有“新闻演示文稿”。在中印边界反击战结束后，我在“加片”里看见了好多戴着毛线帽和留着大胡子的印度俘虏，还有非常多的坦克、卡车和苏联的直升飞机。这是我懂事以来看见的第一场战争，我开始对战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高兴的是解放军打败了印度高山旅的那些大胡子。
我从小喜欢看杂书，我哥哥比我长四岁，我常把他的语文书当杂书看。我常翻阅父亲堆在家里储藏室和他的办公室角落里的五花八门的书籍和文件，我不知道为什么偏偏对涉及到西藏的那些文件有兴趣，我专门把与西藏有关的文件都挑了出来。我最有兴趣的是有关麦克马洪线和中印边境冲突的各种文件和地图，我甚至喜欢上了察隅、兼则玛尼和达旺这些古怪的地名。
从那些书籍和文件中，我也知道了关于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的很多事情，但我不明白，十四世达赖逃出去好多年后，为什么还保留着人大副委员长的位子，十世班禅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怎么可能会私藏电台和几卡车的军火，怎么会装好金银财宝准备逃亡……。但这些事情都是他的同事、西藏的大活佛们、藏族的大干部们的揭发，怎么解释这些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呢？班禅本人长篇的检查又怎么解释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十世班禅的处理又怎么解释呢？
但我终究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对那么多疑问也不会真去找答案。其实我对西藏的政治并不关心，西藏在我的心里还不是一个很具体的东西，西藏仅仅是个遥远的、有趣的、朦胧的梦。

我的家离白石桥很近，长河紧紧靠着动物园的北墙，顺着曲曲弯弯的长河往东面走，很快就能到高粱桥。桥边就是西直门火车站的货场，我小的时候常到那里去玩儿，我最喜欢到那些巨大的煤堆上寻找闪闪发光的“金矿”，其实是煤块里的黄铁矿。记得在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高粱桥边的铁轨旁堆满了废金属，我到那里去翻腾了好多次，终于搬回了一批“军火”，象破钢盔，红缨枪头，半截的大刀……。
高粱桥离西直门很近，穿过一片日本时期建造的平房就是护城河了。在六十年代初，北京的城墙，城楼和护城河都还好好的。西直门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城，有城墙、城楼、箭楼、城门，有围成一个园圈的瓮城。那时，北京城里还有有轨电车，瓮城里就是有轨电车的总站，电车穿过城门，开到瓮城里面叮叮当当地调头。
城楼上的燕子多得出奇，碰上阴天，燕子的叫声能压过电车的响动。瓮城西面是护城河，护城河外边就是铁路，瓮城和城楼连接的城墙下有两个城门，南边是进城的门，北边是出城的门。进城出城的人和车辆，都要经过那条护城河跟铁路。
和平里在京城东北角的安定门外，从西直门顺长长的马道台阶爬上城楼，就可以沿着长满野草的城墙一直走下去，途中在新街口豁口和德胜门都要钻过铁丝网爬下去，过了马路再爬上城墙来。
那时我很小，又不会骑自行车，我喜欢步行。有好几年，有好多次，一到星期日我就背个书包，买两个面包，把军用水壶灌满水，就沿着这一条几乎没有人走的路去寻找那两个西藏人。
我似乎不在意这一次又一次没有结果的寻找，我喜欢独自一人反复地去感受一件事物。我喜欢城墙上坍塌散落的城砖和野草丛生的小路，我喜欢城墙下残破的四合院和密如蛛网的小胡同，后海，雍和宫……。那时，北京几乎没有多少大楼，站在很高的城墙上看老北京，是一种享受，尤其是到了钟楼的北侧，往南看去，钟楼、鼓楼、景山、太和殿、……一溜大屋顶，很好看。
雍和宫几乎就贴着城墙，一座座黄琉璃瓦的大屋顶就在我的眼皮下面，一层层大殿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深深的院子里几乎看不见人，偶尔可以看见一个穿著袍子的人走过。后来父亲带我到雍和宫里玩过一次，我的记忆里除了厚厚的灰尘，密密的蛛网外，再也没有什么了。
好多年后，我终于在和平里无数座楼房中意外地找到了那两个西藏人。找到了，说了几句话，在他们家吃了一顿饺子，就结束了多少年的寻找，临走甚至没有留下地址。三四十年过去后，我时常还有寻找那两个西藏人的冲动，尽管他们可能根本不在意我，或者早就忘掉了我。这种不追求结果的寻找，似乎成了我的一种习惯。

我从小就喜欢探险，喜欢离开家到远远的地方去玩儿，经常步行到颐和园、天安门、天坛、……去玩儿，甚至经常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西直门火车站的大煤堆上我发现了很多各式各样的矿石，有金色的黄铁矿、绿色的萤石、兰色的……，矿石给了我启发，我知道了地质这个行业，我知道了搞勘探可以到处玩，可以走遍大山大河，于是在谈理想、写志愿的时候我选择了地质勘探。那时，我父亲几乎不管我的学业，也从来不谈什么大学志愿，一切都由我自己选择。随着年龄增长，我的兴趣慢慢转移到了摄影。
1965年我上高中二年级时，我就决定要报考北京电影学院了，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李俊的那部电影——《农奴》。
过去，西藏对于我，大多数都是只言片语的、局部的印象，在看见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的西藏民族工作展览之前，我对西藏几乎没有什么很深刻的印象。那个展览我去看了很多次，我真的开始面对西藏了：人皮做的鼓面、整张干枯的人皮、蝎子洞、难以想象的酷刑工具、三大领主的生活、西藏百姓奴隶般的形象、……再有就是历代中央政府送给达赖和班禅的好大的纯金的金册和金印。
当我看了由黄宗江编剧、李俊导演、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农奴》后，我终于觉得看见了真的活的西藏。直到现在，尽管国内外有许多人在抨击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我一直坚信，砸碎西藏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历史的伟大贡献。
从此，在我的思想中，西藏变得那样清晰、那样生动、那样可爱和悲壮。我五音不全，几乎不会哼个完整的歌儿。但电影里那首歌，那悲苍的情景永远烙印在我的心上：

强巴扶起受伤的解放军战士，
战士从怀里掏出被鲜血染红的哈达，
强巴接过哈达，
那个年轻的战士倒在强巴的怀里，
强巴把那条红色的哈达盖在了战士的身上
……。
这时，那首我终生不会忘记的歌声在雪山白云间飘荡……

雪山啊，青松啊，
雪山，青松也难和你相比，也难和你相比……啊，
金珠玛米，
我献给你白雪似的哈达，
你还给我，
染上了鲜红的血迹，
啊，
金珠玛米，亲兄弟，
金珠玛米，亲兄弟，
啊，……

这也是我多少年来，对西藏、对驻西藏的解放军的情感。直到我两鬓班白的时候，只要我在电视里一看到高原上的解放军时，我的眼泪就要涌出来。

1965年，我十八岁了，这一年，国家准备组织一支中国科学院西藏科学考察队，任务是配合国家登山队第二次攀登珠穆朗玛峰，并进行珠穆朗玛峰及其邻近地区的科学考察，同时围绕西藏自治区林芝一带的经济建设，进行以发展农业、开发资源为目的的考察。
我父亲是这次西藏科学考察的筹备组成员，他告诉我，在四十年代他就开始关注青藏高原的气候变化了，1948年前后，每一次给拉萨气象测候所的经费都是他亲自汇出的。大陆上只有西藏他还没去过，林芝、拉萨和日喀则这些西藏主要地区的纬度跟我们家乡一样，都在北纬30°左右，但由于高度和天气系统的不同，气候居然是天壤之别。他一直想知道印度人有关雅鲁藏布江下游的降水量统计是怎么来的，也一直想知道“萨地亚”的气象资料是怎么来的，当然要去有争议的中印边界东段还是有困难的。
这一年他刚过五十岁，身体状况还很好，看来在1966年和1967年去西藏是肯定的事情了。
我想，也许我和西藏，和那片高原真的有缘份。

第二部分 长征（1966年——1967年）

雪中的旗帜——筹备去西藏；进西藏的路；长征的队伍。
成都—康定——伟大的长征：我们的宣言；进藏日程；几封幸存的家信；二郎山；铁索桥。
康定—金沙江——康和藏；康定溜溜的城；我的第一高度；高山反应；漫漫川西路；甘孜；雀儿山；被劫掠的德格印经院。
金沙江—波密——长江和横断山；18军解放昌都；昌都的遭遇。
波密—拉——搭车的日子；雪崩和塌方；川藏线上最后的大山；无声的终点。
青藏公路——找到了我的梦；半昏迷中的经过唐古拉；青藏高原和青藏公路；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