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观奇：我保存的毛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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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保存的毛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

项观奇


毛主席关于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的谈话，本来没有人怀疑。无论就内容，就说法，就口气，都认为是主席的。而且，是叶剑英最早正式公布出来的，当时，华国锋也没出来辟谣。大家信以为真，很正常。后来，金冲及老师主编的《毛泽东传》出版后，又有吴旭君、张玉凤两同志提供的同样思想的主席谈话的书面材料，大家更不会怀疑毛主席会有这个说法了。
这不是件小事。毛主席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不是一般的重要。更况，一旦涉及到，到底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主义），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包括文革演习）到底该怎么看，毛主席是一个贡献，还是两个贡献，这个问题，就更严肃、更大了。自毛主席去世后，我们和邓小平修正主义斗了这几十年，中心问题，焦点问题，要害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第二件事。
从吴旭君、张玉凤同志的回忆看，毛主席是非常重视文革——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演习——在他一生中的地位的。这是有道理的。毛主席身后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毛主席对他总结、发现的这个理论有一种迫切感、使命感、责任感。面对1966年、1967年全国掀起的波澜状阔的全面的阶级斗争，毛主席首先想到的是要总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主席在当时不止一次对中央文革的笔杆子们说，要写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理论文章，甚至说，“我写了民主主义论，你们要写文化大革命论”，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论，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
我作为一个认真的文革的经历者，在当时就对主席的这个想法，有强烈的认同感，并跟着主席的思想走，直到1975年写出《资产阶级法权和走资派论纲》。我们应该看到，主席不无道理地甚至把他做的第二件事看得比第一件事还重要。因为这是全新的具有全世界意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创造。毛主席虽然自己没有写大块文章，但是，思想都是他出的，他一直走在最前面。从1967年叫中央文革写文章，到1975年公布“理论指示”，到1976年以中央文件名义下达“重要指示”，都是围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主题进行的理论探讨。只要了解这个历史过程，了解主席思想的这个发展过程，有那个谈话，是很自然的。
就算没有这个谈话，吴旭君、张玉凤同志的回忆，也假不了。我的老师金冲及同志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大家，我曾亲口问过他关于此书的写作，他说，此书的最大的价值就是留下了一批大家一般不知道的珍贵的历史资料。老师说得对。例如，吴旭君、张玉凤同志的回忆资料就是非常宝贵的，是主席思想的最直接的佐证。
可以证明毛主席对文革理论重视的还有更多旁证。例如，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就证明，67年毛主席曾对戚本禹同志说过，“我写了新民主主义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要你们写了”。为了证实确有此事，我2010年6月10日打电话给戚本禹同志，核实此事，戚本禹同志的原话是：“毛主席当然有这个话了。而且不只一次对我们说， 你们要写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文化大革命论，继续革命论，是不只一次说过的”。为了再次落实此事，2010年11月8日我又去上海拜会了戚本禹同志，并带夏成德同志陪同作证。戚本禹同志再次证实了毛主席确有这个说法，是不只一次说过的。
近日，我在《红旗网》又看到张春桥同志1967年3月4日（据我核对可能是2月24日，上网可查到。）在上海的讲话，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我已核对，是的），这是一次电视转播的讲话。我亲耳听过。据《红旗网》提供的片段，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最近，毛主席又要中央文革小组考虑一下，写一篇文章，就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这就和吴法宪、戚本禹同志的回忆统一起来了，而且是当时的文字纪录，绝对可靠。可见，毛主席对文革、文革理论的重视是一贯的。毛主席很明白文革演习、特别是文革原则的理论意义和价值。因此，有所谓“两件事”的说法，就是很自然的，完全是主席的思想。
毛主席的这个传抄稿，我是在1976年批邓那段时间里得到的。主席在。我是拿到了一份钢板刻写的油印稿。我被抄过家，而且，当时还在被批判状态，手边无法保留重要资料（在被清查时，我及时转移走了一些重要文革资料，委托可靠同志保存，后来还我。最近找出一部分，我打算将这些资料留给文革研究单位）。我就把这个谈话抄在了我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笔记本上，在这个本子上有我学习马列的笔记和那份《资产阶级法权和走资派论纲》。今天，我把这分传抄稿公布出来，以利此事的研究。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三日毛主席对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吴德、王海蓉同志的谈话（传抄）

人过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总是要想后事。中国有句话叫做：“盖棺定论”，我是未盖棺，也快了，可以定论吧。
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一件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了一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进了北京，总算进了北京城，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不多，虽有那么几个人在耳边唧唧咕咕，无非是让我早把那个海岛子收回来罢了。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这两件事都未做定，这份遗产交给下一代，怎么移交，和平移交不行，看来要在动乱中移交，搞不好要血雨腥风，你们怎么办，下一代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现在想核对还有可能。王海蓉女士在，问问就是了。再一个值得研究的是时间，我没抄错，这分传单就是写的1月13日。我记得，当时总理去世，十里长街送总理。据说，主席也有说法。对比的说法。没有根据，这里不引用。但是，我想，那时有这样一个谈话是有可能的，好像比6月更可能。
此事现在核实还是可能的，但是，要有人重视，有人管，这就很难了。我过去提过建议，希望整理主席晚年写的那些条子，也有合适的人选，但是，搞修正主义的人怎么会对主席有这分心思呢？
毛主席的思想在，理论在，第二个贡献在，这不是咬文嚼字的问题，这是阶级斗争，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打倒背叛毛主席的修正主义叛徒。



2014.1.13于红思屡克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1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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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可以推迟，革命不可以出卖——再谈毛主席一生中的“两件大事”


《我保存的毛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一文的补注

项观奇


《我保存的毛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一文发表后，引起许多同志重视，有的同志还提出一些问题，希望我进一步落实。我遵照同志们的意见去做了，有所收获，作为上文的补注，我把情况向同志们汇报一下。
        一个是我获得这个传抄稿的时间。我个人回忆是在主席在世时的批邓那段时间。这个回忆，得到了和我一同阅读过、讨论过这个谈话的宋书星同志（原省革委委员、山东大学革委会副主任）的证实。我在2014年1月31日春节这天，给宋书星同志打电话拜年，同时核对此事。宋书星肯定了是和我一起讨论过这个谈话。我请他写一下，他立即写电子邮件给我。如下：

观奇：
      大约在1976年7月份，是看到油印材料还是听你口述，记不清了，但时间地点还记得。地点：在新校学生宿舍6号楼324我的宿舍里，孙良臣也在。时间：在 “4.5事件”之后——8月中旬之前。……
       除了公开发表的，那是最重要的小道消息！还有“高祖将崩，吕后问政......”，当时普遍认为是主席临终安排后事！对于造反派命运，没有再比它更重要的事了！记忆极其深刻。
                                                        宋书星  2014。1。31

        宋书星同志提供的回忆是有价值的。主要就是核对了时间。
        同一天，我在和书星通电话后，接着就此事，电话询问原省革委常委刘长茂同志。他说，肯定是在主席在世的时候听到的这个消息。这又是一个旁证。
        书星所记“高祖将崩，吕后问政”一段，当时可能就是和“两件事”的传抄稿在一起的。记得在此事之前，就曾传说过，主席对许世友说过“周勃重厚少文”，让许世友认真读书，等等。于光远回忆，毛主席关于两件事的传抄稿不只一页，我想，可能是因为包括了《高祖本纪》的下面这段话。

        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于是高祖嫚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金五十斤罢之。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而所知也。

        这段话在当时是传抄得很广的，老同志们可能都会记得。
        为了落实此事，我在给老师金冲及同志拜年时，又一次询问了此事，并立即做了记录。如下：

        今天给金冲及老师拜年，除向老师问候，谈点家常外，也向老师汇报了最近关于毛主席是否有“一生办了两件事的谈话”的讨论。我告诉老师，讨论是李海文的文章引起的，也告诉老师，我把我在76年得到的这个谈话的传抄稿放在了网上，也向老师说明，我这个版本和叶剑英的版本有个别字句的区别。等等。
        老师告我，他和李海文很熟。对于此事，老师的意见，有这样几点；1、老师认为毛主席的这个想法、讲法肯定会有。老师并两次强调这一点。2、老师强调他是亲耳分别听吴旭君、张玉凤讲过毛主席有这个想法、讲法的。而且，这两个人是分别听毛主席讲的。只是准确的时间，哪个月，哪一天，记不清楚了。3、老师认为，这两个人是毛主席身边的近人，正因为这样，毛主席才有可能对他们讲这样的话，而且可靠。4、老师认为虽说吴、张没有纪录，但是，是可靠的。不能说没有纪录就都是不可靠的。例如，毛主席76年的重要指示，毛远新有纪录；和邓小平接见外宾后的谈话有纪录，这些都是很可靠的。毛主席和身边近人的谈话，自然一般不会纪录，但是，不能说就不可靠。这要具体分析。就这个“两件事”的谈话而言，是可靠的。老师最后再次表示，我一点也不怀疑主席有这个想法、讲法，我相信是真的。

        项观奇  2013。2。3   13时37分   电话后立即整理

        《毛泽东传》有关主席晚年这一部分是金冲及老师主编的。“两件事”的说法在这一部份之中。金老师说他丝毫也不怀疑毛主席有“一生办了两件事”这个说法，是认真的、严肃的，是这个说法的一个有力的证明。
        我是相信有这个谈话的。
        第一、这符合主席的思想。主席对文革意义的认识，对文革理论的探讨，恐怕是任何人无法相比的。主席在他一生中的最后十年间，倾心于文革实践、文革理论，倾心于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实践、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创造。毛主席关于文革的一系列指示，特别是把文化大革命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论、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论相提并论，可见，毛主席是深知此事的历史意义的。所谓“两件事”，实际就是两大历史阶段的两大历史任务，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用通俗的说法概括了科学的命题。我们今天要捍卫这个说法，就是因为这是毛主席所作的两个历史大题目，是毛主席的两大伟大实践，并因而产生了毛主席的两个伟大贡献，并最终确立了毛泽东主义的历史地位。这是这个问题的实质所在。有没有主席这个谈话，其实并不能动摇这个实质。但是，想抹煞主席这个谈话的人，却正是想抹煞主席的历史贡献，特别是第二个贡献。
        第二、毛主席早就有意想对自己的一生有个总结，写本自传。文革初给江青的信，就包涵对自己的总结，对吴旭君、张玉凤更明确说自己一生办了两件事。其实自我总结的想法由来已久，1961年就曾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张仙朋说过打算写自传的想法。

         1961年8月在庐山，有一天毛泽东和他的卫士张仙朋聊天，谈他的志向，他说：
        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 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郭思敏：《我眼中的毛泽东》，第79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我们见到的这个谈话，完全合乎毛主席要总结自己一生的想法，而且谈话风格、气魄，完全是毛泽东式的。
        第三、现在看来，这个谈话是在主席还在世的情况下传出的。叶剑英能在8月15日传给熊向晖，能够77年在中央正式会议上引用这段谈话，以叶剑英的“诸葛一生唯谨慎”，是不会随意轻信小道消息的，应该有可靠的消息来源。主席的话，在当时，被称为是“最高指示”，是很权威，甚至是很神圣的，文革中没有听说谁胆敢伪造“最高指示”。像叶剑英这样的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更不会办这样的蠢事。那段时间，没有发生把这个谈话作为政治谣言来追查的问题，也从来没有人说过这个谈话是伪造的，不足为据。当时，当事人都还活着，没有人出来辟谣。所以，伪造的可能性很少。   
        三十多年来，编选毛主席著作的工作人员，没有认真落实这件事，往轻里说，是工作失职，至于更深刻的政治原因，这里暂不去说。我希望现在抓紧找吴旭君、张玉凤、王海蓉等同志落实。
        第四、毛主席是在不同场合分别对着吴旭君、张玉凤这两位同志说明自己的这个想法的。可见这是主席的一个成熟的想法。1976年的谈话，不过是这个想法的最后的表达而已。吴、张二位同志是可以信赖的好同志，她们不会造谣，也没必要造这样的谣，更况她们当时还不理解“主席怎么就仅仅办了这两件事”？所以，即便最终仍不能落实76年的谈话，有这两位同志留下的书面证言，主席有“一生做了两件事”这个思想，依然可以定论。
        由此还可以作进一步分析，毛主席对吴旭君和张玉凤关于两件事的谈话，别人是不知道的，如果造假，怎么能这样巧，怎么能这样符合主席还没有公布的思想，而且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想不到的想法、说法。除非是一个类似吴、张身份，能够接触到主席内心世界，又深得主席思想的人。而且，这个人感到有作假的必要。这是很难成立的。
        恐怕事情是相反的。谈话是有的。而且，至少有一位有心人立即记下了全文（我说“至少”是因为我所保留的版本和叶帅的版本不一样，不能排除来自两个人。比较而言，我的版本更好些），在没有正式传达任务的情况下，出于一定的政治目的，把这个谈话传了出来。谁知道这是不是违背主席的意思呢？就像《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是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写的，贴出的。但是，流传出来是8月25日，副标题多了一个“第”字，“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内容一字不错。此消息从北京连夜传到全国各地，许多地方因此发生了“8。25事件”，有的战斗队干脆名字都带上了“8。25”。至于谁传出来的，至今也不知道。但是，大字报是准确的。
        第五、华国锋晚年对李海文说没有这个谈话，是要叫李海文替他出来说这个话。可是，有没有这个谈话，是件大事，华国锋最应该懂得。当年不是因为据说“四人帮”把“照过去方针办”，窜改成了“按既定方针办”，就是“篡党夺权”吗？弄得全国人民怎么也搞不懂这两句话的差别竟是这样严重。现在，叶剑英胆敢编出了这么一个遗嘱式的谈话，岂不是更严重的滔天大罪？为什么不对叶剑英采取措施？至少应该站出来证明没有这个谈话吧。那时，华国锋的权力正在颠峰之上，表这个态，应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什么动静也没有。就是到了下台之后，真要没有这个谈话，为什么不写信给中央，给毛著编辑委员会，订正事实？最后也只是郑重其事地对李海文说没有这个谈话。这是为什么？恐怕是另有目的吧？华国锋最后借张根生之口，大谈自己抓捕“四人帮”和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功劳，以图混个青史留名，抹去叛徒的臭名，作最后一次投机。以这种心理，要否定毛主席“血雨腥风”的预见，是很自然、很可以理解的。“血雨腥风”这个历史结论，足以令叛徒们精神崩溃。所以，他们要否定这个结论，但是，这只能反证：是有毛主席这个谈话。
        综合以上所论，我个人的看法还是倾向是有这个谈话的，至于思想，更可以断言是毛主席的。
        毛主席的担心和预见已经被事实验证，无须再多加议论。但是，这个谈话还有更重要的意义。
        这是毛主席自己对自己所作的唯一的结论，是一个经过反复思考过的结论。毛泽东评论毛泽东，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可想而知。
        毛主席把文革作为自己一生奋斗的第二件大事来对待，这就告诉我们，要是尊重毛主席本人的意见，要是尊重毛主席本人诠释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那你就必须基本肯定文革，必须基本肯定文革理论____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论、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必须接受这份遗产。这是毛主席本人的主观愿望，也是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一块试金石。毛主席早有被否定的精神准备，而且，深知就在这第二件事上，所以才有对江青的那个话，“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但是，正如毛主席说过的，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从来不让步的。这个谈话，这样高度评价文革在他一生中的意义，就是坚持原则。
        这是这个谈话的纲，这个谈话的灵魂，说遗嘱，正是在这一点上。一切拥护毛主席的后人，要保卫毛主席，要保卫毛泽东主义，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要抓住这第二件事，就是要保卫这第二个贡献。这是毛主席的本意所在，也是马列毛主义的真理所在。离开这一点，一切动听的颂扬毛主席的空话，都是欺骗人民的。      
        毛主席的谈话，也讲了斗争策略。毛主席预见到了形势的严峻。一是说对文革“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二是说“和平移交不行，看来要在动乱中移交，搞不好要血雨腥风”。历史证明这个预见是冷静的、准确的。但是，要注意，尽管毛主席看到了这个危险结局，他本人还是坚持文革是他一生中所作两件大事中的一件，他要以肯定的态度把这分遗产交给下一代。在毛主席的眼里，可以接受失败，不能接受投降。革命可以推迟，革命不能出卖。宁可血雨腥风，绝不向修正主义屈服。
        当然，毛主席说了，“你们怎么办，下一代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三十多年的历史验证了毛主席的担忧。
        无论从哪方面看，我们都辜负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2014。2。7     于红思屡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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