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军在保定“文革”中（《猛将王猛》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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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由原三十八军某师参谋长邵宝殿同志策划，原三十八军某师老新闻宣传干部、原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长宋永佳同志撰写的《猛将王猛》一书，是一本好书，很值得一阅。


这本书好就好在作者亲自采访了当事人——三十八军老政委王猛同志，如实记载了三十八军在保定“文革”中风雨如磐的悲壮历史。使人们看到了当时三十八军奉命调入华北保定地区后，是如何在中央文革阴谋家插手，肆意表态制造分裂、煽动动乱，而处在风云际会、云蹂波诡的漩涡中心，举步维艰的处境，以及保定地区在党中央、周总理的领导下，由乱到治的艰难历程。对于本军的过来的老战友来说，读后又好像回到了当年那风雨飘摇的艰辛岁月。
    这段历史虽然过去30多年了。然而，当今仍有相当的数量的人，不能正确地、客观地认识保定“文革”中那段动乱的历史。不是吗？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为给其老子翻案，不惜随意编造伪史，极力把当年制造分裂和动乱、破坏保定军队之间、军地之间、军民之间团结的太上皇陈伯达，打扮成一个为稳定保定局面做了大量工作的好人。一些在解决保定问题上犯过严重错误，做过检讨的原某大军区高级领导干部，也曾授意其秘书撰写相关著作在香港出版，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声称：他“当年没有欺负过三十八军！”一些历史学者、“文革”专家，也在其相关“文革”著作中，毫无根据地否定当年毛泽东曾做出的关于陈伯达“为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的太上皇”的正确结论，声称什么：“陈伯达在军队的影响很小，他到军队视察也不过是奉命行事（请问是奉何人之命？纯粹是无稽之谈）……（详见《“文化大革命”简史》）。以及“华北地区和北京军区并未与陈伯达狼狈为奸”，“批陈整风”运动十分复杂，既有正确的方面，更有不正确的方面，正确与错误混杂。总的说来，问题没有抓准，批陈颇多牵强附会，没有打中要害，若干问题没有正确处理，人为地制造了纠纷”云云（详见《大动乱的年代》第三章  林彪事件·四、批陈整风运动），极力否定批陈整风乃至批林整风的伟大成果。由此看来，如实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十分必要，《猛将王猛》中关于保定“文革”的史料，就显得弥足珍贵。
    历史是不容篡改的。千秋功罪，人民将会评说，历史将会公正地评说！博主仅对原文的小标题序列做了一点调整。





三十八军在保定“文革”中（《猛将王猛》节录）                                            三十八军在保定“文革”中（《猛将王猛》节录）                                       三十八军在保定“文革”中（《猛将王猛》节录）





       第十五章  动乱狂“逆流”翻  移师华北陷泥潭


                           （上）


“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一切明仁之君和有道之臣，无不信守冶理国家的根本宗旨，在于使人民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准则。一贯酷爱研究历代帝王行权谋略的毛泽东不会不精通这一道理，更何况他一向宣称自己是代表“草根”利益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就更理所应当的时时处处为老百姓过安稳的日子着想。他的大半生也是勤政为民的楷模，“人民的救星”。可是一向不拘常理的毛泽东，为了打倒自己的劲敌，铲除睡在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竟被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利用，造成了中国的十年动乱。


从1966年到1976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把刚刚让人民吃上几天饱饭的中国经济推向了几乎崩溃的边缘。给党、国家、军队和人民造成的巨大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失与创伤，直到今天，给人们造成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影响，政治信仰上的危机，思想作风的败坏，人际关系上的扭曲，党和军队光荣传统的丢失等等，还不时地显露他的痕迹和危害。
    这十年是狂吼造反的十年，是文攻武卫的十年，是政治旋涡翻滚的十年。他冤屈了多少革命老干部，他屈死了多少从迷信到清醒的正直百姓，他把多少奸臣和“党棍”推到了领导之巅又扔进了历史深渊。他把多少不明事理又血气方刚的少男少女，卷入政治狂热的大潮胡作非为。没有经过这段历史的人，是难以想象这场斗争的曲折复杂，难以体会他的诡谲险恶。


而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中，在这个巨浪滔天的政治旋涡中，38军在是非之时，到是非之地，遇是非之人，被难以驾驭的是非之事卷进去了。而能带领38军将士没有被政治恶浪打昏头脑，没有被巨波埋葬海底，没有被“借用力量”推人绝境，依然心明眼亮，巍巍挺立，就是猛将王猛和以他为主的领导班子。让我们看看他的传奇生涯吧。


1、统帅促动乱，元帅闹翻案。


1966年5月16日是中国人民的一个灾难日。就在这本应是鲜花怒放，阳光灿烂的春天里，不愿欣赏这花草美景的人，硬是搅起了漫天的黄沙黑风。陈伯达等“理论家”起草制定了《五·一六通知》，把与毛泽东批判《海瑞罢官》对着干的彭真领导的五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这五人领导小组是1964年，毛泽东亲自批准成立的，由中央政治局领导的，指导意识形态工作的常设机构）打翻在地，在毛泽东的允许下重新设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给一批学阀、党棍和投机家，赋予了凌驾中央政治局之上的特权。这个《通知》吹响了要清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造反、夺权号角。
    紧接着，陈伯达在6月16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发出了煽动全国燃起“文革”大火的动员令，提出了对老干部“斗臭、斗垮、斗倒”的口号，于是，“打到一切，全面内战”的形势在全国愈加猛烈地扩展开来。忧愁、紧张、恐惧和不安，像一股巨大的西伯利亚寒流袭击着党内高中级干部。


当时，极为崇尚阶级斗争理论的毛泽东，以乱得还远远不够，还要继续大乱下去的极大耐心在杭州时刻注意观察这场斗争的动向。对负责向北京大专院校派出治乱工作组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毛主席抛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批评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刹时间，中南海的高墙外，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高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狂叫。


在经过运筹帷幄之后，毛泽东站在象征中国皇权的天安门城楼上，连续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串联造反的红卫兵，既为牢固树立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创造了空前未有的迷信高潮，又将他迷恋已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撒播到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当时，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入迷惑地望着北京的方向，“中国这艘航船驶向何方?  当时，有些人看着抄砸抓抢的混乱局面，背地里发出怨恨，“想要怎么的？难道刚吃几天饱饭就又要折腾吗？”


也有不怕死的人上书中央和毛泽东。一位年仅19岁的四年级大学生向毛泽东激烈地发出了“敢打龙袍”的质问：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


请您以—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


请您以党的名义想—·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致
    礼
                          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一班学生
                                                    王容芬
                                                                                                                               1966年9月24日


可想而知，毛泽东当时是无法看到这封信的。他要听到如此放肆的斥责，以他的“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的性格和“主宰沉浮”的大权，可能在信上打上大大的一个红叉，判为死刑。


然而，这个大学生仍未逃过无期徒刑的治罪，直到1979年3月才被宣布无罪释放。
由“文化大革命”催生的夺权运动，如洪水决堤一样，淹没了中国的城市、农村，厂矿、学校，军队三总部，各大区也无一幸免。“揪军内一小撮”，“批判资产阶级的带枪路线”的狂叫声在各大军事机关里整日不绝于耳。以周恩来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眼看着林彪等一伙野心家拉毛主席这杆大旗做虎皮，肆意阴谋篡党乱军夺权，忧心如焚，忍无可忍。终于在1967年2月中旬的政治局碰头会上，两军对垒，全面摊牌，发生了被称为“大闹怀仁堂”的激烈搏斗。


2月13日下午3时，周恩来照样坐在会议桌的头上。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人，与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干将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分坐左右两边，形成了极其鲜明的两军阵线。叶剑英、徐向前和陈毅等老帅们，一个接一个怒目圆睁，拍案而起，大义攻奸。


老帅们，老革命家们一句句铿锵、锋利的责问，像一把把匕首直刺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一伙的五脏六腹，这是对他们妄图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的罪恶阴谋的揭露，是对革命正义的伸张，是对“文革”的控诉和抵制!


当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皱着眉头，来回转圈地听着先来的恶人告状。


没过几天，在毛泽东批评老帅们的风头带动下，林彪和“四人帮”一伙，掀起了清算，反击的浪潮。当时，作为这批乱臣的领头犬之一的陈伯达，拿出了他一贯善于“戴高帽”的看家本领，把怀仁：堂的斗争污蔑为“反对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从此定性为“二月逆流”。


随之，在林彪和陈伯达一伙操纵下，首都街头出现了10万学生的游行，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把全国人民已经忍耐不了的动乱形势，又向大乱、特乱的深渊推进了一大步。


2、二月南移防，巧合与必然?


几乎就在“四帅三副”  (四个老帅、三个副总理)  “大闹怀仁堂”，发生“二月逆流”，有的还称为“二月政变”的同时，38军奉命从东北长白山下，移防到华北大地上的首都南大门——河北省会保定。


1967年2月15日凌晨四时，一道特急电波从沈阳军区发往38军。


叮铃铃，叮铃铃……


正在酣睡中的王猛，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王猛激楞打了一个冷颤，嗖地拿起电话。


这是他多年养成的“神经质”。几乎在全军各部队都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叫做：“天不怕，地不怕，领导就怕夜里来电话”。因为在深夜特别是下半夜，十个电话有九个，不，几乎个个都是部队发生重大事故的报告。哪个领导这个时候听到电话铃声，都要心惊肉跳。
    “哪里又出事啦？快说！”
    “不是事故报告，请首长立即到作战室?”司令部作战值班室的通知。
    “到作战室?”王猛一看表，才凌晨四点，他知道不是一般的工作大事。一边急忙忙地披上皮大衣，一边急匆匆地往外走去。凛冽的寒风全然不觉。
    “老王，预先通知，有特级电报准备快收。”已等在作战室里的军长，把沈阳军区的预先通知送给了王猛。内容是，即令李军长、副军长、副政委、各师师长和作训处长到沈阳军区受领任务。
    “什么任务这么紧急呀?”王猛又象是问军长又好象问自己。
    “我也在着急呢，是不是有什么仗要打呀?”李光军也在猜测。
    “像，除了作战，平时怎么能有这么紧急的电报呢。”可王猛刚说完又否定了自己的看法，他指着去受领任务的人员名单说：“又不像，部署作战任务，还有不让参谋长和政委去的可能吗。”


作战室里的常委们，都懵头懵脑地互相传递着疑问的目光。
    东方漏出了鱼肚色。当受领任务人员凑齐后正要出发的时候，军区派飞机到通化附近的三源浦机场来接他们。
    这越来越紧急的情况，让王猛深感部队将有大行动。


果然在16日零点十五分，沈阳军区转来经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关于38军调动，移防保定的电令。任务是五保卫：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首都，保卫华北，保卫“文化大革命”。第一批部队2月18日出动，所有部队务于3月8日前到达指定地区。什么农场、幼儿园，在地方工作的家属，一律随部队调走，不留任何尾巴。而且军委规定，对移防地点、任务暂时要绝对保密，对下对外一律不要传达泄露。最早出发的部队只有二天准备时间，最晚出发的也只有十来天的时间。这么大一个军的调动，时间之紧迫，行动之神秘，即使战争年代也是极为罕见的。


既然部队调动不是象打仗那样机动，不是为了作战，为什么还要如此的紧迫、神速和保密呢？王猛作为一军之主官不能不想得更远、更深、更广一点。因为他当时知道全国的形势是一片乱糟糟的。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王猛还来不及想的更多，也一时难以想通。他和留下的常委成员立即分工，分头抓好部队调动的教育，制定运输计划以及移交营房的准备等工作的安排和落实。正在他紧张进行部署的时候，上级来电令王猛到北京参加会议。使这次行动更增加了紧张气氛。走前，王猛向参谋长交代：“头脑中要多根弦。部队不是打仗机动，也要有充分的战备观念，防止发生意外事件。”


王猛利用在沈阳转乘飞机之前的时间，特意赶到64军驻地，秘见军区曾绍山政委。这不仅是因为这次调动就要改变38军的隶属关系，“嫁’到北京军区，以后很难见到“娘家”的领导了。更是由于不久前在军区传达中央关于贺龙的问题时，正赶上司令员陈锡联和刚上任不久的政委曾绍山，被机关和直属队的造反派贴大字报，揪上主席台坐在小马扎上挨批斗。那时，王猛就亲耳听到陈锡联告诫过：“你们自己掌握好部队，我们可能控制不了啦，我和曾政委，还有杨迪除外，别人打的电话不要听，要把部队抓紧，一定不能出乱子。”王猛关注着他们的政治命运。


对这两位战争年代出生人死，南征北战的老首长，王猛怎么能相信他们是什么走资派呢。“不管它三七二十一，反正中央还没撤他们的职，该看还得看。”王猛怀着这种心情找到了曾政委。


后来，军长李光军告诉王猛，到沈阳军区领受任务时，副司令员江拥辉，这位38军的老军长十分关心地告诉他们：对突然移防他也不了解具体情况，只知道上面要调38军到古城保定。最后一句非常严肃的话给他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江拥辉说：“因为我是38军的老军长，我只能提一个要求，‘文化大革命’是很乱的时期，情况很复杂，有很多事情可能出乎预料。到北京后，不要去找一些老首长。”


王猛早就听军里的同志介绍过，江拥辉是一个政治嗅觉十分敏锐的领导，轻易不对什么政治问题表态。现在这个时候，他这样嘱咐自己的部下一定有他的特殊用意，我们必须牢记，格外谨慎。这些情况让王猛对部队的这次调动增添了几分忧虑。  


王猛来到北京根本不是原先通知的参加生产会议，而是听军委领导讲话。叶帅讲，按毛主席的部署，“文化大革命”分三步走，第一步是用红卫兵冲击；第二步是夺权；第三步是把解放军放出去支左(文革中的左派)。后来听林彪讲话，他极其强调，军队要坚决拥护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要毫不犹豫地听毛主席的指挥。王猛后来到保定听说了“二月逆流”的传说以后，才清醒地意识到林彪讲话的用意。
    军长和政委等领导同志相继离开后，部队在参谋长范天恩、政治部主任肖健和后勤部长刘安民的指挥下，争分夺秒地向关内开进。他们以临战姿态组织部队实施跨战区机动。全军部队编成133个列车梯队，每个列车梯队都组成兵种协同，部署了对空防御火力。部队从思想到装备随时准备展开战斗，以应付突发情况。全部人马干净利落地提前2天到达指定地区，迅速接替了69军的防务。
    前来接站的军领导们，看到坦克车一律没有放水放油，火车一停，就哗哗地开丁下来，人员也是整装待战，一切紧张有序，心中都无比高兴，对完成移防后新的任务充满了信心。
    38军到达新区后，受到北京军区、原驻军69军、河北省军区、保定军分区及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照顾。
    69军移防出保定之前从军部大院到各部队营区，张贴的欢迎标语—十分醒目，到处打扫得窗明几净，炉灶边堆着煤饼，灶堂里放好了生火柴。有的连队还给准备了饭菜。河北省军区给军部送菜送肉，领导带领宣传队前来慰问演出。北京军区领导和机关到百里之外迎接前到军区汇报请示工作的38军小组，并举行了欢迎会。
    干部战士说，就象刚从外面执行光荣任务回到营区受到欢迎一样，感到舒适与温暖，受到教育和鼓舞。
    38军这次移防牵涉到华北两支驻军防区的变动。69军移防到21军驻地太原，21军转隶到兰州军区，移驻西安、宝鸡一带。
    38军刚来华北不久，各种赞扬和传言声接踵而至。
    有些部队领导说：“38军是万岁军，能打仗。” “四野的一只小老虎来了。”
   有些群众传言说：“38军是林彪的部队，到北京嘴边来是为了镇压‘二月逆流’，以防生变。”
    有人说的有鼻子有眼：“就是这么回事，你看那些老帅大闹怀仁堂就是发生在二月中旬，38军恰恰就是这个节骨眼上调来的，而且神不知鬼不觉。”还有的说：“他们不仅来的神速，而且人不离枪，马不离鞍，坦克车随时能开动，那不就是为了防备有人闹事吗。”
    有的传的更蝎虎：“毛主席预防‘二月逆流’生变，相信林彪的38军，不然为什么把北京军区的两个军调走，让38军从大老远的东北移防过来，占据保定这个要地呢?”
    这些传言无论是出于无心的善意，还是出于别有用心，客观上一下子就把38军的这次移防行动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有的干部战士也被这种传言搅乱了头脑，对为什么调防到保定提出了种种猜测。对这种种反响，王猛和李光军引起了高度的警觉。
    王猛是河北盐山人，保定东部紧挨沧州地区，也可以说是他的半个家乡，深知保定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要。
    明末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有云：“重山西峙群川东汇。宣府、大同为之屏障，倒马、紫荆为之阻碍。联络表里，翊卫京师，诚重地也。在昔河朔有难，保定横先受之。”
    据说，早在五十年代，由刘伯承元帅任组长的军委战略小组，鉴于保定素有北京南大门之称，与京津三足鼎立，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元、明、清建都北京后均重兵镇守保定，因此向中央军委提出研究报告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要组建一支以战斗力强的部队为骨干的战略预备队，部署在包括保定在内的战略纵深地区，作为中央军委的战略拳头，稳定对外防空，保卫首都安全。
    王猛考虑当时正值苏联对我虎视眈眈，在我“三北”边境地区当面陈兵百万，对我空中、海上也构成了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这次38军调防华北完全有可能是中央军委的整体战略部署的具体实施，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在军委调动38军的命令中已有加强战备的要求。
    但是命令中首先十分强调保卫“文化大革命”，而且来到华北后，北京军区部署的任务就是“支左”工作，没有强调要做好打仗的准备。难怪被人议论和传言。
    由此，王猛感到社会上的“传说风”太可怕了。这无形之中就在38军与华北部队之间，与北京军区领导机关之间，隔上了一道墙，挖开了一条沟。如果北京军区个别领导和机关的同志接受了这种传言，一定要对38军“另眼相看”。这实际上等于为38军种下了被孤立的祸根。就可能使得一些领导和部队，对你38军又烦又怕。烦的是你38军夺了人家的宠位，在心中添堵；怕的是你38军向最高统帅部不时反应情况，告状诉冤。如果38军处处听招呼，时时顺着办，那日子可能还好过，如果对军区稍有不慎，表现出“难摆弄”，有意见的苗头，那就可能没有好果子吃，甚至要经受磨难。可是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这这样复杂混乱的局面中能完全避免吗?时间长了，难免在工作上发生意见不一致的看法。加上李光军和王猛的性格和脾气，天生的就是一对的宁折不弯，如果屡屡遭到不公正的批评和强制的意见，就有可能出现思想上的矛盾和行动上的迟缓，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王猛的这种预见完全不是多余的。是被后来的实践完全所证明了的。
     2004年，陈晓农在为他的老子陈伯达翻案的《陈伯达》一书中坦然承认：38军与1970年初调入华北的27军，28军都是毛泽东和党中央不相信北京军区所至。陈晓农在书中第336页从第五行开始写道：这次在华北进行的军事大调动“似非单纯的军事行动。调动的关键之点是将郑维山曾任军长的六十三军从石家庄调至太原，另调原驻无锡的二十七军，北上进驻石家庄。原驻太原的六十九军调至大同。从纯军事角度讲，如果陕西军力需要增强，可直接将二十七军调至西安，可节省大量财力、物力和时间。可是中央却舍易从难，实施几个野战军的连环大搬家，大换防。这显然有政治原因”。  “另外，增调叶非(实际是宋时轮)所部二十八军至晋南，也非偶然。”
   “二十八军与二十七军即可协同三十八军，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可以说，这次调动是向北京军区掺沙子的重大步骤。”
    按陈晓农的观点，不管调入哪个部队来华北都是对北京军区的不信任和打击，这显然是把肆北部队看成是一个山头，不能动一锹土的。而且陈晓农直言不讳地说：他的“这一分析，并非单纯是个人的看法。”
    那么，这到底是谁的看法呢?请不要忘记，陈晓农不是一般的普通群众，他是一向自称为“小小老百姓”而实际上是大大的“太上皇”陈伯达的儿子。是可以任意陪同陈伯达到华北各地包括军事要地视察的贵戚，是“1968年春至1970年夏”与华北军政领导人“都有过一些接触”的要人。陈晓农的观点不仅是代表他老子的思想，而且从他的“陈伯达同北京军区以及六十三军关系良好”自白中，似乎可以猜测到，他的观点也代表着华北一部分主要军政领导的看法。
    陈晓农为其父的翻案，完全证实了当时社会上传说的“上面调38军来保定，是对华北部队不相信”的传说是有出处的，是别有用心的人在后面做文章的。
    回过头来，再说当时王猛想到此处，不禁冒出了一身冷汗，“绝不能让这种局面出现，要从自己带头做起。”他抱着这种决心，即刻与李军长和“一班人”进行通气商量。大家一致的意见是要迅速教育38军的各级领导和部队官兵，不要被种种传说搅得昏头涨脑，不能有盲目的自豪感。要十分清醒地确信，调动不调动，调哪个部队，调到哪里去，担负什么任务，这完全是党中央、毛主席和最高统帅部的决策。我们38军自己就是一句话，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号令，坚决听从北京军区的指挥。军党委向部队发出了政治思想工作指示，做出了不准提“万岁军”，不准在群众中唱38军军歌的规定，不准向地方群众提供38军史料。要立即改变群众反应的“人野、车野、猪野、马野”的“四野”形象，要求部队谨慎谨慎再谨慎，谦虚谦虚再谦虚，不允许有半点的优越感和特殊感，严防骄傲自满的老毛病在新的环境下重犯。要大力加强同友军的团结与合作，搞好与地方广大人民群众的军民关系。并立即派出刘海清副军长带领司、政，后领导和机关人员30余人，赶赴北京军区领导机关对口移交业务档案和请示汇报工作，主动争取上级指挥机关的领导。
    尽管如此，38军的调动仍然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怀疑。
    有的说，“那么多能打大仗的部队，为什么偏偏就看上了林彪的小老虎?”有的甚至对是谁提出要38军来保定的，也乱加猜疑，好象要从中找出什么对谁有利或不利的轶闻来。
    但是，无论是谁提议38军到保定的，都是经毛主席，党中央批示决定的。绝不是38军自己想来就来的，也不是哪一个人(除了毛主席)可以随心所欲地调动得了一个军的部队的。在林彪事件出现后，有人想借机栽赃陷害38军，对38军是怎么来保定，是干什么来的，更加“关心有余，进行追查，并企图与林彪挂起钩来。这要么是愚昧无知，要么是别有企图。
    直到1982年9月，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军委一位领导还问王猛：“人家说是林彪给你们下的命令，叫你们到华北来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王猛当时的心情极其复杂和悲哀，“整整过去了15年，可还是有人继续拿调动这件事做38军和我王猛的文章，真是多灾多难啊！”如果是一般的群众这样提出疑问还可以一笑了之，因为他们不了解军队调动的程序和规定。但是作为一个军委的领导，还提出这样极其幼稚可笑的问题，实在让人感到莫名其妙，是何用心？
    王猛当时十分严肃地说：“首长，这可以查呀。是中央军委主席签署，下达命令调动38军进入华北，是沈阳军区转发给我们的电报，还派工作组检查指导，我作为38军的政委有什么资格和权利不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呆在东北通化不动呢。我有那个胆吗？再说38军的调动，直接涉及到北京军区两个部队的移防，还涉及兰州军区建制的变动。如果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38军想拉到保定，69军就给你腾地方吗？69军自己到太原，21军就给腾地方吗？21军到兰州，他们就敢随意扩大接收一个军的部队吗?”
    “是这么回事呀。”这位领导笑笑说。
    他是真的如梦初醒才明白，还是早就知道怎么回事，而有意装糊涂，进行刁难，只有天知道了。他当时的笑笑，可能也很不自然，是一种尴尬的笑，是一种装模作样的笑。
    上苍不会总干冤枉好人的事，大潮落了总要露出礁石。2004年，有人帮助王猛终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查到1967年中央军委关于38军、69军和21军移防的调令，让38军是怎样调动到华北保定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二十一、六十九、三十八军调动命令




    北京、兰州、沈阳军区：


奉主席、中央命令，为了更好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加强战备，决定二十一、六十九、三十八军的部署作如下调整：
    （一），调二十一军进驻x x、  x x地区，归兰州建制。军部率六十一师进驻x x地区，六十三师主力进驻x x以西和x x地区，以一部进驻x x，具体部署由兰州军区确定。驻甘肃平凉地区之步兵六十二师归还  一军建制。
    调六十九军进驻x x，接替二十一军防务。二十八师接替六十三师防务、一0七师接替六十一师防务。军部位于x x。
    调三十八军归北京军区建制，进驻x x x、  x x、  x x一线地区。，接替六十九军防务，具体部署由北京军区确定。
    （二）以上部队接到命令后，应迅速做好行动准备，进早开动，二十一军、六十九军务于3月5日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区，三十八军务于三月八日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区。
    （三）注意事项：
    (1)各单位派负责干部率先遣人员进行设营和交接工作。
    (2)各部队一律不带营具，切实做好移交工作。
    (3)切实做好车运的组织管理和各项保障工作，严防发生事故。
    (4)加强教育，严格保密，部队开进中无线电静默。
    目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各部队特别是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必须充分认识这次部队调整对保卫“文化大革命”和加强战备的重大意义。必须牢牢记住“四个念念不忘”，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切实做好政治思想动员工作，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真抓好活思想，大兴三八作风，加强全局观念，坚决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搞好军内外团结，保证圆满地完成毛主席、中央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作80号)
                                                                                                          中央军委
                                                                                                          —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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