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紫丹 河南出了个吴芝圃——对大跃进政治本质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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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出了个吴芝圃——对大跃进政治本质的思考之五

魏紫丹

吴芝圃是在1925年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习过的学生，而这一期是唯一由毛泽东主持的一期，这就使得他们沾染上师生之谊。大跃进可算作是一次教学实习，实习课题是在中国进行“共产主义试验”，学生的答卷是：“一个省可以单独进入共产主义，河南要在四年之内实现共产主义”。
毛泽东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的成都会议上，全面肯定了河南上报的一些比1957年实际指标浮夸2.4倍的假数字，高度赞扬了吴芝圃。吴便又对毛承诺，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毛在3月20日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引者按：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又表扬“河南的水利全国第一”。
当年，中央《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为河南鼓吹：《祝河南大捷》；上海《解放日报》也发过社论：《向英雄的河南人民致敬》。就这样，学生就像老师在全世界、起码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出足了风头那样，他在全中国出足了风头。
把这一对魔王相提并论，就会为人们提供一幅认识中国大跃进由点到面的立体图景，和由“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毛泽东语）到“灾难发展到惨绝人寰的程度”（吴芝圃语）的全过程及其恶果：数以千万计的生命和数以千亿计的财产的损失，以及无法量化的精神肉体的摧残、文明的衰落、道德的沦丧、生态环境的惨遭破坏。大跃进的浩劫，使人们看到文革的十年浩劫，决不是“史无前例”；溯水而上，反右派不是浩劫？肃反、镇反、三反五反、土改，哪个不是？宏观而言，整个共产党的统治就是中国人民的一场浩劫，这才是史无前例的。
●一、毛泽东说，让河南当状元●
“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庄子：田子方》），学生吴芝圃紧跟夫子毛泽东，高举三面红旗，摇旗呐喊，推波助澜，声嘶力竭，发狂发热。
从政治、思想上来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是从反右派得胜和反右倾（即反“反冒进”）得势开始的。而在其过程中，又始终贯彻着反右倾、扫暮气，拔白旗、插红旗，以残酷斗争鸣锣开道、扫清大跃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吴芝圃的得势，是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当场揭发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右倾，毛泽东带头为他鼓掌，之后他就取而代之成为省委第一书记。邓小平也表示支持他,说:“真理在你们这一边”(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页47)。
吴芝圃在“放卫星”的欢呼声中召开了河南省第九次全会，传达中央书记处的意见，集中揭发批判潘复生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出《关于彻底揭发批判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吴在会上说：“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覆斗争……。”会后全省自上而下抓“小潘复生”20万之多，批潘的大字报达十几亿张。随着又来了个反右派补课，划右派人数居全国之冠，占全国15%。这也就奠定了河南在高举三面红旗上、“居全国之冠”的政治基础。旗开得胜，上前就受到毛的夸奖：“让河南试验一年，让河南当状元”。
●二、第一颗高产卫星腾空而起；“高征收”成为吹牛皮要报的税●
毛泽东在《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提出了经济和社会文化建设方面的许多宏伟目标，并说：“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农作物的高产量。”在《高潮》按语中，提出了经济和社会文化建设方面的许多宏伟目标。
6月8日（指58年——下同），《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单产达到2105斤。6月12日，又报道该社放出的第二颗“卫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达3530斤。6月14日，毛泽东在河南封丘说：“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1000斤，猪肉100斤，油20斤，棉花20斤”。6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谷城县先锋农业社小麦试验田亩产4689斤。从此，展开了一场吹牛皮大竞赛，但谁也别打算比上河南省。7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2亩小麦创亩产7320斤的记录（现已证实是140斤！）。10月，吴芝圃宣称有“亩产小麦7，300斤、芝麻5，600斤，单产增长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他引用毛泽东上述按语，说：“毛主席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都已成为生龙活虎的事实了”。一九五八年的全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省委竟高估为702亿斤，据此，就使河南各级政府开始向农民高指标征购粮食。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22.23%，河南则增加了55%，达到75.43亿斤！同时还外调14.78亿斤，而信阳等地区，征购竟增加75%以上。基层干部为完成征购而一味“反瞒产”。因向农民迫逼粮食而捆、绑、吊、打、捕的现象普遍发生，十分严重。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底，密县已发生饿死人的问题。来年春天，豫东黄泛区浮肿病和死人事态更加蔓延……
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认为，“信阳事件的发生，与此前河南省开展抓‘小潘复生’的一些错误的政治运动有很大关系。这些极左的做法使得人人自危，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从此，很多人都睁着眼脱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记得在1958年秋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在报告中讲到一个故事，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同时又说，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就是这样一些异想天开的宣传鼓动，把本来已经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又推向了高潮。”
●三、第一个人民公社呱呱坠地；“五风”劲吹，昏天黑地●
南宁会议上，听说广西出现并社现象，毛说：“可以搞联邦政府，社内有社”。
1958年3月成都会议制定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的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会后，吴芝圃马上在豫南寻觅试点。4月20日，河南遂平县嵖岈山红卫社率先由27个小合作社、9，369户，合并成一个大社。接著平舆县也办了一个。
7月间迅速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热潮。8月底，河南以全国最高速度实现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个农业社已合成1，355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达7，200户，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5%。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吴芝圃得意地说：“这不是社会上层建筑的大跃进吗？”
这时候的大社实际上就是高级农业合作社。而毛泽东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合作社不能只搞农业，还要办工业、办商业、办学校。如果办了这些，还叫高级农业合作社就不合适，叫什么名字好呢？毛泽东一时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名字。8月6日，毛视察了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见到了“人民公社”这个名字，感到很好，很高兴，就讲了一句“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并转头对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1958年11月13日又到信阳和遂平视察，要求把楂岈山人民公社的章程在《红旗》杂志登出来，“要好好吹一下，一个省找十个人吹。”吴芝圃于是不失时机地在《中国青年》9月号上发表文章《论人民公社》，认为河南将乡政府与公社合一，与当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马克思主张的将经济组织和国家政权融为一体。
9月12日，吴芝圃号召“苦战四昼夜，日产万吨铁”，15日宣布全省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有8个，禹县高达4，396吨。9月17日，《人民日报》发出社论《祝河南大捷》，称河南土高炉日产生铁1.8万吨，放了“卫星”。9月27日，吴芝圃又通告全国：河南已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钢铁元帅升帐”。结果，大量农民上山炼焦、炼铁、炼钢，秋粮烂在地里无人收，资金、原料白白耗费，工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农民的体力、精力耗尽，太行、伏牛、熊耳山和大别山区的林木遭到空前的滥伐。
毛谈到，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房屋、鸡鸭、房前房后的小树，将来也要公有。人民公社兴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都可以得到解放。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进一步破坏。在分配上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制度。几年以后，可能产品非常丰富，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又说：我们现在办大公社，统一调配劳动力，这就是战争时期的经验。随后，在9月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农村就基本实现了公社化。以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为标志的大跃进高潮，在9、10月间达到巅峰。7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南、湖北、福建等省部分地区办起了公共食堂，并予以提倡。据10月底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农村共举办公共食堂265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已达到70－90%。此外，在收回自留地的同时，集市贸易也被取消。
由于“一大二公”，和以为人民公社即是全民所有制，甚至即是共产主义，各地刮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贫富拉平，“共”各种“产”。共产风早在举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其他大型公益事业时，即已显露苗头。平调分为国家向公社平调和公社向生产队平调，以及平调社员的。同时，还刮起了“命令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吴芝圃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得意地说，一些公社已经“宣布了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使用，上交利润、生产开支、社员消费均由国家统一确定”，公社“不但普遍实行了军事化，而且普遍实行了半供给制，社员把个人私有生产资料或其它财产自动交给公家”。但其实，这种“成就”的取得靠的就是“共产风”，其主要内容是“一平二调”（“平”，即把“公社”内不同“生产队”之间的贫富拉平；“调”，即把“公社”乃至“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比如嵖岈山公社为建立牛场、“万头猪场”和“万鸡山”，就强令各“大队”替“公社”建设305间畜舍，从农家“调”去192头牛、89头猪和2700只鸡。当时河南省几乎形成了“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的局面。吴芝圃在1961年1月作检讨时也不得不承认河南“大办水利、大搞非生产性建设、全民办交通、全民办电等花用的劳动力和资财，十之八九都还是靠一平二调才办起来”。
“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刚开始时，大米白面管够，但不久就每况愈下，饭菜质量越来越差，也越来越难吃饱了。究其实，前期“敞开肚皮”吃的不过是被“公共食堂”集中管理的农民的口粮，这有限的口粮一吃完，“公共食堂”就难以为继了。而更加严重的是，“公共食堂”的建立打碎了农民自己的饭碗，以致一旦出现粮食危机，农民根本无法自救，必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余德鸿、张树藩等人回忆：信阳地区成为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发源地，更加忘乎所以，继4月20日嵖岈山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将全区5300多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成了200多个人民公社，到8-9月间，又掀起了第二次并社高潮，将200多个人民公社并成了190个，经过毛泽东派来陈伯达等空想主义者的反复研究之后，制定了一套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统一经营，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劳动组织实行军事化，进行大兵团作战，取消商品生产，取消集贸市场，取消社员家庭副业，劳动产品由公社统一分配，实行供给制，取消社员家庭厨房，兴办公共食堂等管理制度。《人民日报》1958年8月18日在头版以“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结合，人民公社好”为题，发表了重要消息，将信阳的人民公社总结出十大优点及四项有利条件。这促使信阳地区人民公社再掀“指石为金大跃进”高潮，在8月份，各县市均先后召开了有数千人或近万人参加的扩大会议，组织了反右倾、鼓干劲和反瞒产、反“反冒进”的大会，批判斗争了所谓保守派、观潮派及秋后算帐派，使极左思潮进一步膨胀起来，五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共产、强迫命令）越刮越大，结果将广大社员搞得十室九空，所以在后来食堂停伙时，发生了大量饿死人的情况。
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毛泽东认为，“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广种薄收，所以过渡不了”。中国的人民公社就不一样了，“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产物。……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因此，毛泽东断定中国开辟了走向共产主义的新途径：“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
●四、更大跃进，回光返照；黎民遭殃，雪上加霜。●
庐山会议后，吴芝圃就更加凶恶了。他回到郑州立即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在全省又一次掀起反八类右倾分子（唯条件论、悲观论、神秘论、促退派、观潮派、伸手派、秋后算帐派、炉前摇头派）的斗争高潮。在这种恐怖气氛下，吴芝圃硬是把当年实际产量210亿斤，估产为450亿斤。
这年秋后，第二次“共产风”又刮起来，还结合着贯彻毛泽东“反瞒产”的指示：“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八，页52）。全省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象土改斗地主那样挨斗；哪个农民交不够征购粮，就会被捆起来吊打追逼。
豫南一向富庶的信阳专区，在地委书记路宪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倾精神所掀起的狂潮中，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许多县的县委扩大会议当即成为斗争大会，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县长张福洪，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将张福洪头发连头皮一道撕下，活活整死。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四十多个农民，打死四人。整个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斛山公社的一个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亲手拷打农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庐山会议以后，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群众形容当时的恐怖气氛说：“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
于是，1959年秋收以后，人越死越多，进入冬季，饥寒交迫，饿殍百里。因为当时一律是公共食堂制，社员家中不准起伙，也没有炊具（都搜走炼钢了），食堂停了伙，就只能饿死了。毛泽东到河南视察时亲自接生的“人民公社”，成为信阳饿死百多万人的直接原因。仅息县就有639个村子死绝。固始县无人烟的村庄有400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5647户，息县5133户，固始县3424户。仅据潢川、光山、息县三个县统计，孤儿达12000人之多。
1961年1月，吴芝圃在给中南局和中央的检查中不得不承认，“信阳事件是河南解放以后的大惨案”,“灾难发展到惨绝人寰的程度”。
●五、民主补课；昏君不下罪己诏，反找众多替死鬼。●
张素华在《变局：七千人大会》一书中写道：
“信阳事件”是一幅怎样的情景呢？当年的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在讲话中说：“我到光山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1998年邓力群回忆说：“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讲：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前往信阳调查，返京后与妻抱头痛哭。
曾任过河南日报记者站站长的鲁嘉宾写道：“粮食上交了，食堂停火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不少群众为活命而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人员当成阶级敌人和流窜犯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仅拦截收容的外流人员即达到46万多人，其中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站内。有些群众饿极了头啥吃了牲畜，被发现的一律以破坏生产论处，其中有的被判处死刑，有的被打、饿死在狱中。同时还指示邮局对发往中央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留，邮局阿的信件有1.2万封。被追查出的写信人，都遭到残酷批斗和处理。可怜的百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外逃逃不掉，写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饿死，有的地方发现或人割食死人身上的肉，以及杀食小孩等惨象。中央派以中监委副书记王从吾、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为首的几十人的工作组来到信阳，同时，李先念、陶铸、王任重等也先后到信阳，他们亲眼看到了许多村庄一绝人迹，以及人吃人等惨状，无不掉泪。大跃进、反瞒产是直接原因；其源头就是反右派斗争。”
吴芝圃也承认：“灾难发展到惨绝人寰的程度”。但是，他认为他犯的错误是对“阶级敌人、蜕化分子失去警惕”，使“阶级敌人很久没有受到打击……”。因为这是毛泽东定的调----张树藩在文中写道：
“在中纪委两位处长把问题查清报告党中央后，毛主席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各部委抽调数百人来到信阳地区。这时省委才慌了手脚，也仓促组织了六七百人到信阳，全面改组各级领导班子。先派省农工部长赵定远任信阳地委书记，省统战部副部长赵子平任副书记，高祥辉、刘策分任地委组织和宣传部长；中央派的干部分别到各县、社任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主住等。原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停职检查，其他副书记、部长靠边站检查，原有九个地委常委仅留下我和纪委书记邱进敏没有动。”
“第二天，吴芝圃到固始县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原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并将其逮捕。……因为杨在一九五九年群众开始发生浮肿病并有人饿死时，未经地委同意就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这显然又是为了捂盖子、掩盖省委错误而采取的行动。”
“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八人，其余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二十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这成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大夺权。”
“这么多干部怎么会都变成了反革命，怎么能如此残酷地镇压呢？我想不通。……在地委常委会议上忍不住大哭起来。我边哭边说：我在信阳地区工作十几年，和广大党员、干部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弄不清那么多人怎么都变成了反革命。”
河南省委当时给中央的那份报告，说：
“河南在一九五九年冬季和一九六○年春季，以信阳地区为主，在全省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地区出现了大不好形势，发生了极端严重的情况。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阶级敌人利用两年来灾荒所造成的困难，利用省委常委在执行政策上‘左’倾冒险的错误，用打进来、拉过去的阴谋手段，实行反革命复辟，篡夺了一部分县、社、队的领导权，向贫下中农进行最残酷的绝望性的阶级报复。在这样的地区，组织大多数烂掉了，阶级斗争最激烈复杂尖锐，一时敌我矛盾占居了主导地位。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恨，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阶级敌人破坏的主要目标，集中在毁灭人上，他们用种种最残酷的手段，活活把大批人累死、饿死、打死，其状之惨是难以想像的。牲畜大批死亡，土地大量荒芜，农具大量损失，房屋被扒毁很多，有的地区（如信阳的光山、固始、商城、正阳、息县等地）所遭受的损失，是毁灭性的灾难。”
在一九六一年一月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地主阶级复辟，各地出了乱子，才意识到这是地主阶级复辟，我们对城市反革命比较有底，对农村多年未搞阶级斗争，没底。”土改才几年？农村地富阶层早已被镇压成粉齑，却还可以拿来当垫背。他后来也批转了河南省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称赞是“好文件”，于是处理“信阳事件”出台的政策，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解决的方法是“民主革命的补课”，以整风（阶级斗争）夺回被敌人篡夺的各级领导权。
（苏晓康：《万冢千莹是百姓》2006年3月22日）
毛将自己的狗腿子、臣民、阶级敌人都拉来垫背，当替死鬼。
唐河县委第一书记毕可旦风闻自己将被解押南阳，“很可能枪毙”，便先领着家人半夜跳了井，夫妇及三名女儿死去。母亲把孩子顶在头上，没得淹死而幸存下来。
余鸿德写道：“由于民主补课运动来势凶猛，声势浩大，集训的人员较多，方法及其政策过左，对集训人员一律按敌我矛盾的性质，采取阶级斗争的手段，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结果是伤害了许多人的感情。其中有些人的感情是伤害很深的。例如汝南县的一位中层领导干部，平时工作一贯积极负责，“三面红旗”一贯得很高，在反右倾、鼓干劲、拔白旗、扫暮气、反瞒产、反潘杨王诸多运动中，始终是站在前面的，1959年冬季，家中7口人饿死了3口，还是红旗不倒，但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罪恶最大，被编入了特训班，变成了反革命分子，受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的家属由于精神上的折磨，疾病及生活的困扰，社会上的歧视等诸多原因，有死了3口，最后只剩下了他一个孤家寡人。”
找替死鬼的运动，就叫做“民主补课”！撇开生活的血腥恐怖不说，单说概念的荒谬；这和“民主”怎能沾上边呢？“中国特色”是个魔术箱，什么概念都能往里装，一装就变样。现在共产党还在玩概念游戏，什么“民主是个好东西”；像上面“补课”的民主是个什么好东西呢？再说，民主是个普世价值，决不能变质或贬值为一件什么东西的。只有在毛泽东手上才能翻手为云，说要实现美国式的民主；覆手为雨，说打倒的走资派，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于动员鸣放时，说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反右时就只承认是手段了。所以我说，追根求源，都是因为毛泽东不是个东西，民主才成为“东西”。
●六、出河才见两腿泥；毛在在七千人大会上做了个假检讨●
他说：“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党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我所以说他做的是假检讨，是因为：
　　第一、从反冒进到大跃进的发动，从大跃进的失败到庐山会议，从打倒三百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持续跃进，他说：“在人类历史中，资产阶级的300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把大跃进继续下去，在1960年来一个更大更好的跃进！”也就是说，大跃进运动，从“始作俑”到“送佛送到西天”，都是毛一手遮天、干下来的。毛却轻描淡写地、大而化之地敷衍了这么几句，就又喋喋不休地开始教训起别人来。　　“难道大跃进的罪责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吗？”邓小平自告奋勇要分担,并且还要把被毛打发去见马克思的刘少奇、周恩来也拉来陪绑：“有些问题我们确实（“确实”吗？）也没有反对过（反冒进不就是反跃进吗？——紫丹）,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接着又说:“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页273）。既然事态发展到“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那还说什么“应当承担”之类的话呢？这在逻辑上怎能站得住脚呢?人们不禁要问:“邓是在自打嘴巴,还是在说废话!”
　　第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毛也是要大家分摊责任：“各人有各人的账，应当争取主动，首先要做自我批评。有什么错误就检查什么，要争取主动，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欢喜，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在这个时候，我们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做一篇检讨，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特别是“总之”后面的话，在文革中已广为传播，几乎家喻户晓。好像毛在会上的态度是很开明的，其实他在背后是咬牙切齿的，请看李志绥的回忆录：“他(毛)有一天跟我说:‘应该改成“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两顿干饭,一顿稀饭),完全放屁”。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马列主义。’”(《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373)
　　第三、大前提就是假的　7000人大会，是要在坚持“三面红旗”下总结经验教训。这个大前提就是一切错误的总根。就连大会上所谓坚持实事求是、因而触怒毛泽东的刘少奇的报告中说的：“现在我们不能再用过去常说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来乱套大跃进的缺点和成绩。这几年，造成困难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也是在保护错误之树的“根”的基础上，掠了几片叶子而已。庐山会议上的彭、黄、张、周也是，在承认大跃进的成绩的前提下指出某些错误。就这，就引起毛的杀机。
　　一般来说，体制内的所谓“实事求是”，大都是在谎言前提下的相对真言。
　　第四、反攻倒算　本年7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8月6日，毛泽东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3大问题，并使之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在会中，毛泽东坚持认为：阶级斗争将贯彻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党内出现分歧是阶级斗争和修正主义新动向的反应。刘少奇、陈云等人对经济形势的估计被作为“不讲一片光明，只讲一片黑暗的“黑暗风”；邓子恢、陈云等人支持包产到户被斥责为“单干风”；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封长达八万字的信被狠批为“翻案风”。
　　一个月后，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讲：“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朋讲、天天讲。”直到毛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刘少奇被打倒并惨遭迫害致死，才算报仇雪恨。
毛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说的“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就是指的这次“7000人大会“。江青透底说：“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而于5年后，1967年2月，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的谈话中，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这里所谓的“修正主义”，指的就是刘少奇、彭真等在会上对毛提出意见的人。彭真因为说了“我们的错误首先由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提的。”，所以文革一开始、上前就打到了他。
与毛泽东、李井泉等人相比，吴芝圃的检讨还算差强人意。
在7000大会上，饿死人最严重的四川省，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不得不在四川组的小会上作检查。检讨通不过，作为大跃进副帅的邓小平，两次到四川组去为李开脱：“该检讨的都检讨了，就是那么多问题。四川出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邓下令停止追查李井泉个人的责任，说“会议再不能这样的继续开下去了”，于是，李轻易地混过了关。四川饿死一千多万人，就算没事了。李作为邓的亲信，不但没受到法律惩处，后来竟又兼任西南局第一书记，1965年1月又被提升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61年3月，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到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人民公社60条初稿，会上揭露了许多问题，其中河南是问题比较突出的省份之一。吴芝圃心情沉重，开会时坐在后边，低头不语。毛泽东见状，远远地高声与吴芝圃打招呼：芝圃同志，犯了错误，还要抬起头来，坐到前边来嘛!要看到光明啊！
1962年以后，吴芝圃年年结合自己在河南工作中犯错误的沉痛教训，给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南局写自我检查报告，反复挖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表示要坚决接受教训，永不再发生类似的问题。1962年1月，吴芝圃在给中南局的检查中承认：“对河南五八、五九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数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000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1966年，毛泽东看了吴芝圃的检查报告后，指示他不要再做检查了。但是，吴芝圃还是感到自己对不起河南的人民群众，继续做自我批评。
197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主持吴芝圃等八人平反昭雪追悼会，对吴芝圃的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这里，就充分暴露出中共不实事求是的本性，并且也暴露出他们的冷血心肠，不把在大跃进中饿死的4600万人放在眼里。
本文为中国大跃进的来龙去脉提供了一个鸟瞰图，如能抛砖引玉，引出死人以百万计的省份及其罪大恶极的领导人，如：“四川出了个李井泉”、“甘肃出了个张仲良”、“安徽出了个曾希圣”、“山东出了个舒同”、“贵州出了个周林”……当能更进一步、得出一个关于大跃进真相的详细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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