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mheuer:很重要的一条渠道是西方寻访革命的行者,就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这样的作者。斯诺在三十年代曾访问过共产党在延安的根据地,他当时撰写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六十年代中期又大量再版发行。斯诺在书中将中国共产党描述为有别于苏联的植根民间、民主的另一选择。瑞典作家扬·米尔达(Jan Myrdal)的《来自中国乡村的报道》(Report from a Chinese Village)一书也发挥了很大影响。
欧洲也在1968年底、1969年初反权威阶段趋向尾声时,出现了学生运动其实算是失败、人们还是需要较为稳固的党组织架构的看法。西方的积极运动者对文革的这一转折好像并没有怎么意识到,就是在相应的转折过一段时间后也在西方出现时,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意大利左翼共产者就是一个实例,特别是其中的"宣言"小组 (il manifesto)。该小组1969年的时候还在借鉴文化大革命的即兴性、反权威性,虽然这一做法当时在中国其实已经不再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