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 怀念戚本禹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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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教授的历史研究生戚本禹：怀念戚本禹同志

　　老田

　　我们见过太多有名无实的人和事了，今天这篇文章试图讨论一个反面的特例：一个有实无名的毛教员学生和他的事情。老田打算以这篇文章，寄托自己对4月20日过世的戚本禹先生的哀思。
　　戚本禹1950年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最初是为毛教员管理图书，他晚年撰文回顾自己的实现成长过程，自认为是毛教员的“私淑弟子”，得此近水楼台之便，他努力追随毛教员的读书过程，尤其是努力学习毛教员的思想和方法。
　　从戚老的一生看，他真正地做到了知行合一，切实践行了毛泽东的“五不怕精神”。在文革期间，戚老顶着官场的巨大压力，坚决地支持群众组织起来批判当权派的各种倒行逆施，由此成了官场多数的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结果戚本禹于1968年年初进了秦城监狱，并在那里呆了18年。
　　对照有着相似地位的姚文元和张春桥的结局，戚老好像还沾了“便宜”，他1968年年初就进了秦城监狱，这对他来说也许不算是迫害，而真是一种切实的保护。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对于这些真正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人来说，砍头坐监牢是平常事，江青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仅有的区别是什么时候进牢房和坐多长时间。戚本禹于1968年进了监狱并于1986年出狱，张姚两人于1976年进去结果是终生都未能走出来。

一、好老师和好学生的几次良性互动

　　毛泽东对于中国历史和政治用功极勤，那些靠历史混饭吃的专业教授很少有人能够与之相比，但毛泽东确实没有被任何一个机构评定教授职称，也不曾公开招收过研究生，戚老晚年回顾自己的学习过程只说自己相当于毛教员的“私淑弟子”。但是，戚老对历史的持久学习热情和毛教员在戚老学习历史过程中间所产生的深刻引导作用，这种良性互动，是哪一对好导师和好学生都是比不上的。
　　1950年戚本禹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他学习历史的热情极为殷切，开始时为毛泽东管理图书，得工作之便能够接触到毛泽东的读书选择和读后感，主席读什么书他就找什么书来读，主席在书中间有什么批示，自己买到书之后照样抄下来，就这样跟着主席读书和学习历史，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常常挑灯夜读，对于毛教员的历史感和政治感体会甚深。故此，1963年开始，戚本禹刚刚出道写历史论文，就得到毛教员的极口称赞。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戚本禹在读书过程中间，深刻地把毛泽东看待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内化为自己看历史的方法，因此，戚本禹文章的观点和方法，都能够得到毛教员的高度认同，从他1963年批判《李秀成自述》的论文，到1965年评论翦伯赞历史主义的论文，毛教员都给予毫无保留的赞赏。就名义而言，毛教员从未正式招收戚本禹为研究生，但是，戚本禹对于历史的学习热情及其对毛教员历史感的拳拳服膺，使得任何一对教授和研究生都相形见拙。
　　2012年11月，老田曾经对戚本禹先生做过较为系统的访谈，他说到自己的思想形成过程中间，是如何深刻地受到毛主席的影响的。初进中南海之时，他受命和田家英一起参与校订《毛泽东选集》，他和田两人对此兢兢业业，除了仔细审阅之外，还采取创新的方法：一个人读给另外一个人听，一篇文章往往要读和听十数遍，到了最后阶段，一个标点符号是否合适都有感觉。戚老说，这么读了一段时间之后，自己的思想就都是毛主席的思想了，主席对工人农民怎么看，对知识分子怎么看，很自然地就成了自己的看法。戚老开玩笑说，当年文革小组成员支持造反派组织起来批判当权派，为此遭到太子党群体的痛恨，一些人特意鄙薄他说“戚本禹只有行政十七级”，他后来实际担任过中办代主任、秘书局局长，虽然不止十七级，但也高的有限，真正让戚老感到自豪的是：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他名列毛泽东选集编委会的成员之一。这个编辑委员会由刘少奇自任主任，名单除了戚老之外，至少也是大区和大军区的高官，只有戚老不是因为级别高而入选的。
　　戚老特意提到一件事，来说明他为什么会如此拳拳服膺主席的思想。在校订毛选过程中间，第一次读到毛主席在陕北的穷山沟里写的文章——《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三日)，这篇文章说，“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这篇文章中间提到一件事，恰好是戚老亲见亲闻的，但自己的看法和感受与主席有着天渊之别。
　　1947年5月4日戚老因事路过黄浦区警察局，亲眼目睹了由青帮组织小商贩围攻警局的事件，结果被殃及池鱼受了憋屈，当时的心情只是很气愤和愤懑，觉得国民党政权没有道理，这是纯粹从个人角度并就事论事地看问题的。同样一件事，毛主席却从中间看到了全天下的光明前景和蒋政权与民众的普遍对立，并就此做出结论——蒋政权在政治战线上的失败，还预言政治失败将会加速其军事失败。戚老说，这一次围攻警察局事件不是地下党组织的，而是青帮组织的，当时蒋政权为了打内战提高税收，小商小贩受不了了，青帮是收保护费过日子的，还履行责任组织小贩起来表达抗议，警察对抗议进行镇压这自然地发展到围攻警察局，综合后果是老百姓都觉得青帮比蒋政权更亲近一些。从这里，可以看到人心向背，能够领略到主席看问题的高度和战略眼光，群众为什么会有力量，还能够决定政权的兴废，戚老还评论说邓小平这些人老是不重视群众，不知道什么是政治战线，动不动对群众镇压，这跟蒋介石一个路子，除了思想立场方面的原因之外，眼光过于低下和狭隘，所以看不到群众的力量，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经过这件事亲历的对比，戚老说自己只有局部眼光和一时一事的感触，不能不极度服膺于主席的战略眼光和天下胸怀，古人说不出门而知天下事，那是自我拔高和说说而已，真正具有战略眼光的人很少很少，但也确实有，毛主席就是那样的人，真的能够见微知著，洞烛未来。后来知道，毛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处在陕北杨家沟，四个月前刚刚被胡宗南的军队从延安赶出来，国内整个的内战形势也是国民党军队处于全面攻势，毛主席就是能够超越自身的小环境和眼前的不利形势，放眼大的格局，从小事情中间看到问题的本质，并准确预言历史大势。
　　后来很长时间，戚老为主席管人民来信，一些来信反应的重要社会经济现象，经过戚老综合上报之后，主席亲笔批示下来交办的很多，当时中办负责人之一彭达彰说过：戚本禹上送的文件主席批示的最多。戚老说，这个情况不是偶然的，因为思想和看问题的方式受到主席的影响，因此，很多问题的选择也往往契合主席的思路，得到主席的重视所以优先批办。
　　在一般的国家管理事务方面，戚本禹的眼光已经很接近毛主席的眼光了，所以，他上送的文件得到更多的重视。同时，在五六十年代的国家政治事务中间，官场的机会主义行为盛行是一大顽症，最典型的就是1958年兴起的“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和瞎指挥，为了阻遏官场的机会主义风潮，戚本禹又一次和毛教员紧密地站在了一起。
　　1958年邓小平领着几个浮夸风风头最劲的省委书记，炮制了一个《十五年建设社会主义纲要四十条》，否定了毛泽东在1956年制订的《农业四十条纲要》提出的四五八(百斤/亩产)增产目标，提出要在十二年内把亩产提高到四千斤、五千斤和八千斤，还说到了1967年要达到4亿吨钢产量。毛泽东强硬地搁置了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建设纲要，提出反建议叫这些人去读书，首先是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结果没有怎么奏效。为了阻遏官场的机会主义风潮，毛泽东两次把戚本禹派去基层，了解真实情况。1959年派去四川新繁县大丰公社，亲自种试验田看一亩田看到底产量多少，最后数字是：按照各地官员在报章吹嘘的最科学的种田方法和最优的肥料投入，种试验田的产量是：小麦三百多斤，水稻七百多斤。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田家英还曾经拿着这个数字(还包括戚老去劳模罗世发处了解的亩产量数字)，与邓小平欣赏的浮夸风省委书记李井泉辩论。
　　针对邓小平等人坐在城里头的办公室里靠“想当然”执政，1961年毛泽东再一次倡议官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此时，戚本禹受派去长辛店机车厂，他看到那些官老爷下来做调查研究都是些表面文章，因此于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二日写的《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材料，上送给主席，其中说到“调查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镀一层好看的金颜色，”毛泽东在批语中间首先夸奖“戚本禹是一个好同志”，然后强硬地批示说“如果还是如同下去长辛店铁道机车车辆制造工厂做调查的那些人们，实行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法，党委有权教育他们。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同时，请将这个文件，作为训练调查组的教材之一。”
　　毛教员说“戚本禹是一个好同志”，这句话被中央文献研究室给“贪污”了，坚决不给发出来，这个贪污可能是有道理的，如果是戚本禹成了好人，官场多数就不见得那么好了，事实中间总是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二元对比”，足以揭示出普遍性的黑暗面，所以，聪明的编辑需要提高警惕抹杀一些关键性的内容。在邓小平时代，设立几个正部级的意识形态官学机构，目的和任务就是为了重写党史，而在重写党史的同时要着力掩盖的就是官场阴暗面，对照毛泽东发动文革要群众起来自下而上地揭露官场的阴暗面，这与邓小平设计的做法是两个截然有别的立场和方法。
　　戚本禹几乎在每一个历史关头，都站在官场阴暗面的对立面位置上，1963-1965年期间的学术批判时期也是这样。戚老在访谈时还指出：姚文元很多文章都是“尊上命”写作，是典型的“遵命文学”之作，后来要追究政治责任其实姚文元没有什么责任可言，他只是执行者;戚老说自己则恰好反过来，最初阶段的文章都是自己感到有话要说才写文章的，要有责任的话自己确实应该负责。
　　戚本禹跟着毛教员读了十多年书之后，1963年开始了独立思考和通过写作表达自己思想的过程，最初是对历史学界脱离史实和材料捏造结论的恶劣学风发出了挑战，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罗尔纲等人无视《李秀成自述》中间的史实，捏造所谓的“伪降说”据以不恰当地拔高其被俘后的表现。结果，这篇文章发出之后，中宣部的副部长周扬竟然组织大批权威们要对戚本禹进行围攻，用政治权力对学术研究领域的恶劣学风进行保驾护航，由于毛教员的及时介入，这一次围攻最后无疾而终。毛教员后来得出结论说“中宣部是阎王殿”，周扬的恶劣表现应该是做出判断的依据之一。
　　戚老在批判历史学界的学风恶劣之后，由于主席的介入，随后各路权威都拒绝在丧失绝对优势地位之后的平等讨论，所以，学风批评只得告一段落，无法进行下去了。他也在无意之间转移了战场，于1964-1965年开始对于历史学界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持有强烈的不满意，这典型地体现在他对翦伯赞的批评上。戚老说起他为什么写批评翦伯赞的文章，他说自己在农村四清时期，当时支气管毛病严重咳血，就休息了一段时间。脱离了工作之后，有很充分的时间读书，按照自己的兴趣首先是读历史论文。戚老说，很长时间只是读历史理论书，不知道现时的历史研究状况，集中读到历史学界的论文时，戚老说他当时感到极度震惊，学界很多人士已经相当猖狂和露骨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了，公开地菲薄和以轻薄的口吻谈论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了。就这样，他拖着病体一边查阅资料，一边写批评论文。因先前写批评罗尔纲的论文，受到周扬组织权威们的集体围攻(这次有组织的围攻因后来毛泽东亲自介入讨论而死于“未遂”状态)，这一次就更加谨慎一些，后来毛主席评论说文章很好缺点是没有点名，戚老说当时的情况是很难点名，那些人不仅有着权威身份还受到中宣部大人物的鼎力支持，谁批评他们就要遭到官场组织的围攻，所以只得尽可能谨慎行事，事先自行抹去文章的批判锋芒。
　　周扬组织权威们的围攻时，曾事先把请示报告送给总理审批过。戚老谈到，对于这一起未遂的围攻事件，对他自己的影响不大，围攻策划的初始阶段他本人完全不知道，知道不久毛教员就介入了，他反而成了有优势的一方，结果他的后续文章出来之后，罗尔纲等人就完全不理睬，戚老还感叹他是真的对历史问题有兴趣，试图通过辩论来澄清一些历史问题，但是那些权威们不一样，要么就是以绝对优势发言并打压你，只要是稍稍有了不利的态势他们就一句话也不说，让你想要辩论也找不到对手。戚老还说，他很钦佩总理的人格风范，周扬这些当事人一句自我批评的话都不说，但总理却完全不一样，1966年4月下旬在上海锦江宾馆，总理特意为此事承担责任，还当面向他道歉。许多年后，戚老还很动情地回忆当时的心情，总理那样的大人物几年之后还记着这么件小事，向一个年青人表示歉意;对比之下，官场很多大人物，他们干了很多的非法甚至是罪恶勾当，为了个人不承担责任，不仅搞上推下卸，为此还不惜系统地篡改党史，对照是多么的鲜明啊!

二、毛泽东最初设计的文化大革命——支持青年人起来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

　　好老师对于学生的成长，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这是人们通常易于承认和看到的。但是，好学生对于老师的反作用，同样强大，这是人们往往易于忽视的。在文革五十年后回顾，毛泽东为什么在文革第一阶段，反常地设计了一个支持小资本批判大资本的“低成本革命方案”，过分看好“好学生”的表现并因此持有不合理的过高期待，恐怕占了相当大的分量。
　　今天文革过去了五十年，再回顾毛泽东最初设计的文化大革命，不能不承认，部分是出于自己学生的看重和期待，才拿出了他最初的文革设计。正是因为毛教员看到了“这些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有办法。”所以，毛教员最初设计的文革，是支持青年人起来批判没有办法的老教授，试图借此建设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假如毛教员这个设计真的能够落实下去，显然文革会是一场极低成本的革命——在不造成大的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就能够确保意识形态领域新的领导权形成。不过，这样的低成本革命模式，很少人感兴趣，官场尤其不感兴趣，学术权威们通常也选择拒绝平等参与的学术辩论，所以，这个设计首先是在学术权威面前就碰壁了。
　　从1949年之后，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的争论不可谓不热闹，还产生过所谓的“五朵金花”——五个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但是，这样多的学术热闹，都被过滤掉了，毛泽东在这一次谈话中间，只是肯定了区区三个青年人和他们的批判文章。反复阅读这三篇文章(三文的主要内容见附录的摘录)，同时对照文革的政治实践过程，可以看到，这三位年青人的批判文章，锋芒都直指无原则地过度肯定统治阶级及其对于社会矛盾的调处能力和意愿，在其反面是否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和政治主体性。孙达人批评的让步政策，戚本禹批评翦伯赞的历史主义，姚文元抨击吴晗的戏说海瑞，都在如何看待人民群众的历史(政治)主体性问题上，走到了一起。破除当权派对于权力的垄断，确立人民群众的政治主体性——特别是组织权和批评权，是文革政治实践的关节点问题。历史经验和现实政治，就这样具体地扭结到了一起。
　　1965年“12月21日就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写序问题，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话。毛泽东说：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政策!《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年谱》第五卷)据戚老说，关锋曾经把主席的谈话转达给他，他当时感到难以置信，主席就算是夸奖和鼓励年青人来说话，也不至于要说一篇文章读三遍吧。
　　上述这个摘录来自官方文献，所以很不全面，省略了很多关键内容，读者无法从中把握一个看法是如何依据材料而产生的。据文革时期披露的文献，这一次谈话还有着其他方面的重要内容：“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是没有什么让步。”“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端罢官>》)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学，讲不得缺点。有了一些阅历就好了。这些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有办法。吴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杨献珍、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第246-248页)毛泽东的这一段中间，有些内容与人们的常识相反，老教授在学术和政治进步方面都是没有多少希望的，只能够寄希望于年青人，这一反常识的说法，需要展开来仔细剖析。
　　就作为读者的一般人而言，多愿意相信权威教授及其研究成果的权威性，对于名气小的年青学者较少注意。几乎每一个走上大学课堂的学生，都会被教导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间，要更多地注意专业领域的顶尖权威，要写出一篇好的论文，最初的扎实工作就是要把握相关领域的最顶级权威的研究及其结论，然后才能够添加自己发现的新经验事实，再据以对权威们的说法提出修正意见。这其实就是学术圈内最为流行的“学术增量说”——任何一个学者的研究，有且只有在充分考虑了“既有的学术存量”的基础上，根据新事实再做出修正和推进以生产出“新的增量”，才能够在圈内得到承认和引用。一般而言，中国学术界所谓的“学术存量”多是指来自西方学界的理论和学术积累，这一学术增量研究方式，就目前的实施情况看，是要求把中国的学术研究链接在西方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很接近于“东方主义”所揭示的各种情况，是一种思想研究领域的殖民化取向。
　　毛教员的看法，与人们的常识和规则有着根本性不同，他要处理的问题当然也很不一样。普通人关注历史和学习，是要学习历史知识生产领域的学术存量，即便是从事专业研究也需要在这个基础上追寻前进的空间。而毛教员的目标是通过历史学术的辩论过程，生成新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在这一“除旧布新”的目标之下，毛教员发现的重要情况有二：一是有着权威地位的老教授基本上无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二是只能够寄希望与年青人。
　　我们来具体地看看毛教员怎样批评老教授和奖挹年青人的(毛教员的相关思想在官方文献中间被删削得过于厉害，以至于无法得窥全貌，下述文字均引自1968年武汉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段落末尾的阿拉伯数字是书中的页码。)：
　　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是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它是爱国主义的?无非认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的措施。246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什么东西可拿，就采取“轻摇薄赋”的政策。“轻榣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247
　　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端罢官>》)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247
　　我们的同志也有二重性，就是正确和错误。你们没有二重性?我这个人就有二重性。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学，讲不得缺点。有了一些阅历就好了。这些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有办法。吴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杨献珍、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248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现在要搞革命。要保几个人，如郭老、范老，其他的人不要保了。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他们先挑起斗争。我们在报上斗争。
　　今后每隔五年、十年的功夫批评一下，讲讲道理，培养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们手里。范老是帝王派，对帝王派将相很感兴趣，反对青年研究历史，反对一九五八年研究历史的方法。批判时，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255
　　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对吴晗、翦伯赞，不要剥夺他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触犯了罗尔纲、翦伯赞等人。255
　　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戚本禹批判罗尔纲，戚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是教授。好的坏的都不要压。……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谁融化谁，现在还没有解决。就是不要这些人接班，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256
　　要象戚本禹等人那样闹独立性，对错误的东西闹独立性，你宣传部长不要压嘛!学生要造反，要允许造反。文化革命要搞群众运动，让学生鸣放。……吴晗、翦伯赞就是靠史吃饭的。学生读过的明史，吴晗没有读过呢!257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
　　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257-258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录)(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
　　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要保护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258
　　毛泽东：与康生等同志谈话纪要(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
　　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260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260-261
　　毛泽东：五一六通知为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所加的几段话(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应该说，是戚本禹和姚文元等人的历史学术批判文章，给了毛泽东以很大的信心，相信可以借此确立新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通过历史研究的进步促进所需的政治认识的提升，从而有助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改良。

三、对照文革后的史学研究领域的变化来看待“作为政治研究方法的历史”

　　在1949年之后，曾经在国民党统治时代确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现在已经进入殿堂并成为笼罩性的解释框架。为这一解释框架形成，做出过贡献的人士现在成了绝对权威，难于挑战。按照人们的看法，这些最顶尖的权威合称“马列五老”——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和侯外庐。这样一来，毛时代的史学研究就呈现两种凑合在一起的对照现象：资料搜集和研究方法上的帝王将相史，和解释方法上的“五阶段论历史观”，借用下面布罗代尔的看法，前者是短时段的事件史研究，后者是把长时段伪装成超长时段的结构史，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把事件史无节制地膨胀用以吞噬长时段。以短时段吞噬长时段，在翦伯赞和吴晗那里就具体地表现为要在统治阶级具体的成员身上寻找出“阶级斗争的正面成果”，为此吴晗把清官说成是决定一切的主体，翦伯赞更为普遍化地提出“让步政策”。
　　绝顶权威的形成及其在学术场域的霸主地位，即便是从纯学术出发，也有着很大的消极作用。法国学者布迪厄把学术场看作是一个相互竞争的场域，每个人的入场及其采取的竞争策略，端视其自身的资本存量，一般而言，通常是大资本具有垄断地位并往往破坏规则和惯例，在学术上就表现出轻率和随意地处理材料和结论的关系，不遵守逻辑推理的规则。小资本入场之后，不得不依靠提升自己产品的品质，去和大资本竞争稀缺的话语权。吴晗任意地拔高海瑞，翦伯赞随心所欲地臧否农民战争，都是与大资本和垄断地位有着内在因果关系的表现。在毛时代的中国，这种大资本的垄断地位，部分来自于自身的努力成果——过去确立的学术地位，还有一部分来自于权势人物的无原则扶持，毛教员后来响亮地提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就是指大资本背后的权力及其对学术垄断地位的无原则扶持。戚本禹批评罗尔纲漠视事实，毫无根据地坚持李秀成“伪降说”，罗尔纲这种治史方式，体现了对历史人物评价方面无视关键史料的随意性，这个批评证据确凿，但是，却遭到中宣部组织权威们群起围攻，这非常具体地揭示了大资本垄断地位背后的权力因素。戚老说，周扬组织大批人要围攻我，我起先都不知道，所以一点点心理压力都没有，结果主席知道之后，特意调阅了海外出版的《李秀成自述》影印本，最后写了十六个字的批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这些人看到批语之后，还对我封锁，我一直没有看到过主席批语原件，后来是同在《红旗》杂志工作的邓力群告诉我，说忠王不终是善始善终那个终，不是忠诚的忠，我这才准确地知道到底是哪十六个字的批语。
　　借用布迪厄的术语，毛教员显然认定：学术进步的实现是要通过一次又一次小资本对大资本挑战和颠覆来实现的，这个结论看起来很接近美国科学史教授库恩的“范式革命论”。准此，从学术进步而言，支持小资本的成长，就比维护大资本的垄断更为有效，我们来看看毛教员就此说了些什么。1965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插话中间说：“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年轻人，让他们冒出来。”“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强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决的。”(《毛泽东传》P1405)1966年4月16日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朝里有人。”(P1407)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毛泽东把大区负责人找去杭州打招呼，说：“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王任重日记，1966年6月11日)【《毛泽东传》P1417】毛教员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念兹在兹的就是如何扶持年青人，让这些人完成“兴无灭资”的文化革命，亲自设计了支持小资本批判大资本的文化大革命方法，为此，还反复给各级各地的当权派打招呼。
　　邓小平似乎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看法，他认为小资本对于大资本存在着过度威胁，依据邓的意见，布迪厄对学术场的竞争策略总结也是彻底错误的，按照邓的说法，毛时代的中国简直是小资本或者年青人的天堂，话语权分配不是有利于大资本而是有利于小资本，那个时候小资本可以任意地欺凌大资本，结果导致大资本无所措手足。据亲历者回忆，邓小平一九六五年“三月三日，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邓小平在这次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不仅谈了北大社教运动的偏差，还谈到当时学术文化界的过火斗争造成的紧张局势。他说：现在人们不敢写文章了，不敢写剧本了，书也不敢出了。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了。电影哪有那么完善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抓住人家的小辫子，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书记处会议纪要里还规定：‘四清要落脚到教学’，‘学术批判要落脚到繁荣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不能要求剧本、作品都完美无缺’，‘今后对知名人物的批判，必须先报中央批准’。”【龚育之：《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载《百年潮》1998年第4期】不管邓小平说的有没有根据，反正今天的党史国史，就是按照这个口径来编织材料和结论的。如果邓小平这个说法靠得住的话，显然，必不可少的凭借是中宣部等只支持小资本，而不是支持大资本的垄断地位，这个方面目前还缺乏最起码的证据。
　　文革前夕史学界的争论及其涉及到的问题，不只是中国学术界才有的问题，西方同样存在。在1958年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正式提出了长时段概念，对于传统的短时段和事件史方法给予无以复加的低估：“一个事件可能具有许多连带意义，它有时会为一些深刻的运动充当见证，并且通过种种牵强附会的因果推理——以往的历史学家乐此不疲——吞并自身以外的长段时间。它可以被无限延长，自由地或勉强地与一系列其他事件或隐蔽现实相联系，从此再也不可分开。……事实上，近百年来的史学，除人为的断代史和个别的长时段解释外，几乎都是以‘重大事件’为中心的政治史。历史研究的内容和对象都是短时间，这也许是近百年来科学家们为进一步掌握必要的研究工具和严格的研究方法所付的赎金。”【(法)费尔南·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1-52页】布罗代尔说的很含蓄，他没有直白地说过去一百年的历史研究统统都是废话，而是说废话还有些作用，相当于“赎金”或者说“学费”。
　　毛时代的中国，与海外的学术交流条件有限，未能及时了解到法国的年鉴学派的崛起，及其对“事件史”和“政治史”的批评和贬低。结合文革前夕史学界的争论看，很明显，毛教员表扬的三个年青人，在治史方面是眼光向下的，注重底层民众的主体性，反对过分突出帝王将相和统治阶级，反对由事件史和政治史方法对结构做出轻薄和任意的解释，这恰好是一些老教授们乐于坚持的方法和努力方向。在事件史和政治史中间，由于框架和材料之间的疏远关系，缺乏对于深层社会结构的揭示，历史学在做出解释时，往往渗透了学者个人的主观偏好，因此充满了任意性。翦伯赞对农民战争后果的任意解释，吴晗脱离材料和历史实际任意拔高海瑞，除了个人的主观原因之外，还客观上存在着方法论方面的严重缺陷。毛泽东批评翦伯赞和吴晗只搞帝王将相，这是指材料关切而言的，但这些人却把帝王将相的材料“粗暴”地链接到“五阶段论历史观”解释框架上，借鉴法国年鉴学派巨擘布罗代尔的思想，这两个人在史学方法方面的问题在于：用短时段的事件史材料，强行与五阶段论的结构性框架进行比附和解释，这是典型牵强附会的因果推理。除了学术上的霸主地位及其腐朽的垄断特性之外，官方对于权威们的无原则支持，恶化了坏的学风，这种用短时段事件去吞噬长时段结构，往往容易出现解释上的随意性，正是因为治学方法方面的缺陷，这些被批评者往往难于完成有说服力的自我辩护，结果，助长了一种机会主义选择：学术权威们在丧失绝对优势地位之后就拒绝发言，结果，这就被解释为一种拒绝听取批评意见的顽固政治立场。
　　在鄙视了短时段和事件史之后，布罗代尔自己推荐解释深层结构力量的长时段研究方法，“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75)”为此，需要揭示社会的深层结构，“‘结构’……在长时段问题中居于首位。在考察社会问题时，‘结构’是指社会上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固定的关系。对我们历史学家来说，结构无疑是建筑构件，但更是十分耐久的实在。有些结构因长期存在而成为世代相传、连绵不绝的恒在因素：它们妨碍着或左右着历史的前进。”“把长时段接纳到史学研究中来不是件好玩的事。这不是简单地扩大研究和兴趣的范围，也不是仅仅对史学研究有利的一种选择。对历史学家来说，接受长时段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他们要熟悉的时间是一种缓慢地流逝，有时接近静止的时间。在这个层次上——不是别的层次——脱离严格的历史时间，以新的眼光和带着新的问题从历史时间的大门出入便成为合理合法的了。总之，有了历史层次，历史学家才能相应地重新思考历史总体。从这个一半处于静止状态的深层出发，由历史时间裂化产生的成千上万个层次也就容易被理解了：一切都以半静止的深层为转移。”【(法)费尔南·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4、57页】　　
　　要揭示历史深层的结构，就涉及到人民群众的主体性问题，呈现这样一种历史有很大难度，布罗代尔说：“我们每个人都意识到在自己的生命之外还有群众的历史，并且容易承认群众对历史具有强大的推动力，但不容易看到这股力量的方向或规律。”(同上书，63)
　　毛时代的历史学界中间，事件史和政治史的主导地位，及其对于结构揭示的简单淹没，确实是一大缺陷。同时，在一个学术场域中间，大资本的垄断地位过强，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学风，一些拥有超额话语权的大家，往往随心所欲地挣脱“要由材料说明结论”的规则，任意地解释历史事件和人物，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到了“游戏着历史学”的程度，在这个方面，一些权威人士的表现就跟今天的娱乐片导演差不了多少，为了吸引观众必定要在影片中间加上美女因素，翦伯赞脱离历史实际无节制地吹捧王昭君，郭沫若也力推蔡文姬。这种极端不严谨的治学态度，能够堂而皇之地出台，在很大程度上，与大资本拥有“人莫予毒”的垄断地位是分不开的。【翦伯赞《题昭君墓》诗云：汉武雄图载史篇，长城万里遍风烟。如何一曲琵琶好，鸣镝无声五十年。老田按，呼韩邪单于南下附汉，是因为匈奴内乱，为此亟需结好汉朝，并非因为和亲政策很成功，这首诗所宣传的历史认识，确实已经到了“轻薄为文”的地步了。】
　　如何看待与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紧密相关的政治主体性，是一个贯穿文革十年的主题。1970年庐山会议上，林彪集团及其追随者以“毛泽东的天才”作为证据来否定之，毛泽东在反驳这一妄说时，鲜明地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的对比。等到邓小平掌握实权之后，1979年就开始有历史学界的官员明确出来为林彪集团“站台子”，著名的黎澍先生就数次撰文“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同主题论文黎澍的自选集就收了四篇)，否定毛泽东的看法，部分地恢复林彪集团的看法。根据王若水的看法，黎澍文章的效果好得不得了，“在黎澎的这几篇论文之后，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还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但那个老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或‘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的命题，不可能再有市场了。这是黎澎的功绩。”【王若水：唯物史观与历史的创造者问题，载黎澎纪念文集编辑组编《黎澎十年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93页】
　　在法国，长时段概念及其史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结合的思想，在布罗代尔等人的提倡之下，到1970年代末期逐步成了主流。【“这一概念(指长时段)在50年代还只是一种预测性的提法，而今天(1978年)已取得了全面胜利，但同时又变得平凡化，并常遭人反对。”米歇尔·伏维尔：历史学和长时段，上书第132页】在中国则恰好相反，随着文革被彻底否定，黎澍等人在权力支持之下，否定史学的结构性倾向却占据主流，中国的史学研究逆历史潮流而动，向着事件史和政治史倒退，附带地，连文革前那相对空洞的结构史学框架，也逐步地瓦解了，史学研究走向彻底的碎片化。
　　因为要否定人民创造历史，在其反面就需要确立英雄或者精英创造历史的叙事，相当一段时间内，历史学界很多人把“市民社会”研究作为重点，相当于是要确立“资本家创造历史”的结论。对照中国近代史的实际，这个学术上的努力遭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从19世纪后半期的洋务运动开始，资本在中国的活动成果极其有限，到1949年全部工业资本积累不过120亿元，而在共产党否定了地主富农和资本家之后，仅仅一五计划期间新形成的固定资产就是这个数字的四倍多。
　　由此，为确立资本家创造历史的主题思想，就必须彻底地“黑共”，就算是共产党政权领导下的资本积累数字很大，也肯定会付出过高的道义代价——例如说共产党剥夺农民搞剪刀差政策、共产党搞公社化是法西斯等等。总之，如果不把黑共进行到底，精英创造历史的主题就很难确立起来。虽然这一努力在学术上遭遇到重大困境，但是在政治宣传上的成绩却不小，共产党中宣部主管的高大上媒体央视就力挺过《走向共和》，否定一切革命包括共产党革命对历史的推动作用。
　　在这一历史研究领域的争论过程中间，还要一个未曾挑明的方法论问题：作为政治的历史学和作为历史的政治学。今天的中国，很多人崇尚所谓的“顶层设计”和“治理机制”研究，这些方法论在毛时代是没有地位的，这倒不是因为毛时代坚持群众路线的缘故，而是在方法论上否定“脱离过程的规范”(曼海姆语)的任何可能性，不承认一切凭空设计的制度。研究历史，首先是要观察一个社会中间相互作用的各个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害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方式，寻找各个群体相互作用过程中间的表达和新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方法的历史，其对于政治改进的指导性作用空前上升。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只承认一门唯一的社会科学——历史社会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在不同的场合讲到过历史科学的唯一性，这实际上是一种方法论视野：必须从社会和历史过程的经验基础上来讨论政治，借用布罗代尔的术语，社会演变过程中间各种结构性要素的作用及其相关性需要如实地得到呈现，今天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间，试图以“黑共”为代价确立资本家创造历史的主题思想，恰好是省略了历史演进过程中间最为重要的结构要素去进行事件史研究，目的却是试图得出“中时段”——新社会阶层出现的历史和政治正当性——甚至是长时段的结论。
　　文革肇源于历史领域的批判，不是偶然的，那是一种方法论的重申。正是在这个批判审视的场域里，旧有的权威及其短处和局限特别严重，跟随共产党执政地位而加固的学术权威地位，更恶化了历史研究的政治感和方向性。彭真为了庇护吴晗，竟然拉着中宣部单独为此出台政策，这就超越了政权合法性强化学术权威地位那样一种公权力误差，而是典型地体现了“公权力为私人需要立法”了，彭真为了“死保吴晗”(毛泽东语)甚至还因此设计出“混战一场”和要对“左派整风”的《二月提纲》，恰好佐证了学术蜕化与政治蜕化互为表里，而且是一种最为恶劣的表现。
　　彭真本人及其恶劣表现都不是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言“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问题在于彭真的表现代表的是一种权力结合学术、学术服务于权力需要的恒常取向，依据历史研究领域的表现——文革前和文革后的主要趋势都是否定人民群众的历史和政治主体性，脱离史料无原则地抬高统治阶级的历史主体性，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P259)这就需要认真加以对待了。

四、为什么革命和历史都是永恒的

　　社会的真实演变过程构成真正的历史，把这些演变记录下来并加以解释就成了历史学，历史学除了面向过去之外，还需要对未来有所担当，人们需要在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理论认识，据以指导对未来演变的干预。
　　在二十世纪初期西方学术引进中国之后，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大部分纳入依据西方历史材料形成的学术框架进行解读，这个局限或者大趋势至今未变，后来转向市民社会研究的章开沅教授，称中国史学研究领域的认识分歧和争论不过是“西人与西人战”。布罗代尔把兰克以降的事件史研究，看作是“近百年来科学家们为进一步掌握必要的研究工具和严格的研究方法所付的赎金”，而对于中国的史学领域而言，除了这个问题之外，还迫切需要一份走出东方主义的理论自觉。
　　在对历史材料的把握方面，毛教员的勤奋程度远超绝大多数历史系教授，据为毛教员管理图书的逄先知回忆，两种主要的官方史料《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毛教员读过十七遍，《二十四史》通读过不止一遍，迄今为止，尚未听说有哪一位大学历史教授读史料书比毛教员更勤奋的。而且，由于毛时代史学研究主流是一种结构史伪装下的事件史，在历史短时段中间军事和政治的分量特别重，绝大多数历史教授实质上不太懂政治和军事，这恰好也是毛教员的专长领域。正是因为对于史料的熟悉，以及对错误解读史料的洞见，毛泽东能够轻而易举地判断出吴晗本人没有读过《明史》，他的某位学生倒是读过。从材料把握和军事政治知识掌握看，毛时代的历史研究特别不能够让毛教员本人满意，他本人长期关注所谓的史学革命，说穿了，是因为现实情况让人感到绝望。毛教员对一些老教授的评价，准确地说，不是失望，而是绝望。正是因为对于史学领域权威教授们的绝望，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毛教员那样高看年青人表现的进步，并为此而感到欢欣鼓舞，他对戚本禹的夸奖到了戚本禹自己也觉得难于理解的高度。
　　历史和进步和政治的真正改良，是需要克服现存社会结构中间的阻力，才能够开辟出前进的道路。认识过程也同样如此，这是一个革命家的看法，也是所谓的革命路线的应有之义。而把学术进步看做是存量的逐步增加，则是庸人的看法。1979年之后的历史研究领域，告别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把历史进步看作是大人物及其行为推动历史进步的论证方法，在近代史研究中间突出资本和资本积累推动历史进步的历史重写过程，结果怎么样呢?
　　告别革命口号的提出，是一场真正的思想方法的革命，这意味着历史不需要排除结构性的阻力就能够前进，研究历史不再需要呈现相互对立和矛盾的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过程，这样一来，所谓的历史进步或者退步，都将肇源于人心，尤其是大人物的偏好和需要。这样的历史研究和解释，将是极其“自由”的——历史研究集中于大人物及其心理活动，由此去解释历史进程和重大事件，而历史学家们获得一种巨大的纸上权力——可以对历史人物的心理状态进行自由地界定和评价，并相当自由地与历史进程进行因果链接得出各种自己喜欢的解释。
　　在另外一个方面，任何企图要进行低成本革命的设想，都不会成功，这一点恰好是绝对真实的。在文革开始之前，毛教员设计了支持小资本批判大资本的文化革命，结果毫无效果。他支持了戚本禹，瓦解了中宣部组织权威们的围攻，帮助戚本禹获得了与老教授平等对话的机会，他不忘记告诫戚本禹要注意以理服人——不要期待一下子改变别人一辈子的观点，结果是什么?老教授们在丧失了优势地位之后拒绝平等对话，坚决不发言，罗尔纲和翦伯赞都是如此，吴晗也不例外。毛泽东期待的青年人与老权威的平等对话，通过学术争论来推进认识进步，结果争论还没有展开就已经收尾了。戚老说他当时很幼稚，认真搜罗史料预备与罗尔纲等人好好辩论辩论，结果罗尔纲等人要么拒绝辩论，要么装一个低姿态承认错误然后就懒得发言，戚老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是“荷戟独彷徨”。(鲁迅诗句)看起来，学术场域中间的竞争，与市场经济中间的竞争有着很强的相似性，那些具有垄断地位的大企业，最关心的只是自身的垄断地位和垄断利润，对于技术进步没有多少兴趣。在学术场域中间的竞争也是如此，相比较大资本而言，小资本的学术在说理上更为规范，戚本禹当年就有发现，据学部历史所研究生孟祥才回忆，同样是主张历史主义，缺乏大资本地位的宁可(北师大历史系教师)就与翦伯赞很不一样，“宁可的观点也不是全错，不过他将历史主义强调过头了。翦伯赞讲历史主义，理论上的论证不够，宁可对历史主义的论证就深入多了。”(孟祥才：我所知道的戚本禹，载《历史学家插座》第十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
　　后来，毛教员亲自领导起草了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撤消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下发了《五一六通知》，各个地方的省市委书记成为这一政策执行人。执行的结果是：王光美创造的“搬石头”和刘少奇欣赏的“反右派”经验成为主流：各种上级讨厌的下级官员被选为“搬石头”的打击对象，或者从事实出发批判工作组的学生被打成右派，这两种模式成了运动的主流。而在中央层面，刘少奇、邓小平、陈毅、薄一波、李雪峰等高官，都一窝蜂地积极地拥护这两种体现严重政治异化的运动模式。结果，文革不得不进行第二次转型，毛教员和周总理支持文革小组出面支持群众，让群众组织起来批判官场坏干部和民间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共同造就的政治异化现象。至此为止，每一个卷入文化大革命的群体，都有着自己的小算盘，共同点是“革命潜能为零”，都证明自身和他们选择的依靠力量，不可能为真正的政治改良做出任何正面的贡献，准此，寻找民间的批判性力量并扶持其壮大起来，就成为绝对必须的事务。为此，重新起草了文革的指导性文件《十六条》，文革小组成员成为监督落实政策的积极执行人角色——一路支持造反派这样一种起于民间的批判性力量的成长。
　　文革被迫转型，意味着毛泽东低成本革命的设计，在现实中间遭遇到的第一波挫折。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理论的成熟，远远落后于经验的积累过程，这是一般性的认识规则，黑格尔名言常常为人们引用：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中起飞。毛教员设计的低成本革命，并试图以此促进认识进步和新型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确立，这实际上是要求在密涅瓦的猫头鹰在清晨就起飞，实际上难于实现。而且，就文革政治博弈进程而言，认识对于现象的剖析，还需要符合现实政治博弈的限制和需要，无法就认识所达到的深度进行总结和表达。
　　文革小组全力支持造反派的崛起，支持他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着内在勾联的当权派和保守派群体，则反过来强烈反对造反派和文革小组。就这样，执行资反路线路线的两个人格化群体，现在变成铁杆反文革力量，他们对于造反派的抵制和联手镇压，很大程度上刻画了文革的基本面貌。文革到了1967年夏天，国内各个阶层和群体，都已经参与了“这一场认真的演习”中间来，并按照其本能的需要和利益诉求选择了站队和表演。文革在强大反对派的作用下，陷入僵局，而且不存在“向左破局”的机会，或者说，强硬地选择向左破局的话，社会成本过高难于承担。由此，向右破局的选项，在反文革派的强大力量主导下，一步一步向前推进。毛教员和周总理，对于这一点应该是有明确的认识，并且较为自觉地否定了向左破局选项，1967年9月底毛教员回到北京之后，有人当面询问为什么王力和关锋被隔离审查，毛教员回答说：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后续的文革进程中间，各地造反派受到严酷而长期的镇压，这是当权派联手保守派获得向右破局机会后的自我确证。
　　从事实和法律的角度，支持造反派的成长和壮大，不仅没有错误，还符合文革转型以来文革小组的基本职责。问题在于政治方面，各个阶层和群体都参与到文革演习中来之后，反文革派的力量过于庞大，同时文革派内部的整合极为不充分，这两者决定了向左破局的可能性极小同时向左破局成本过高。“揪军内一小撮”本身不存在任何错误，就事实层面和法律层面而言，但是，这个选项却不具备相应的实施条件——在没有其他的有组织力量足以维护最低限度秩序的情况下，军队作为维护秩序的核心地位就无法动摇。把“揪军内一小撮”进行到底，实际上就是要整合极为不充分的造反派为核心，瓦解甚至镇压当权派多数和保守派多数来实现秩序，这个选项的道义代价高到无法承受的地步。上海显得很例外，王洪文领着工总司，先是顺利地吸纳了民间的保守派多数，接着又快速实现了工总司内部的整合，还用强硬手段瓦解了外部的反对派——上柴联司和支联站，造成了群众力量的相对统一局面;在难于组织保守派对抗造反派的政治态势下，多数干部只能是理性选择“检讨、亮相和结合”的三步走政策通道，选择与造反派合作，最终具备了向左破局的先决条件——无需镇压当权派和保守派的情况下就能够恢复秩序，上海在文革十年期间造就了“造反派掌权”的例外局面。
　　文革小组诸成员，在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上，陷入就事论事的局部眼光，看不到全局的结构性对比关系，因此，所作出的选择就存在着巨大的盲目性。在行政眼光里，文革小组继续支持造反派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但是在政治眼光里，文革小组成员的错误就很明显了——不了解文革陷入僵局之后，向左和向右破局的各种后续影响和含义，尤其是不了解向左破局需要什么样的先决条件。
　　反过来，文革小组成员及其支持的造反派群体，受到的长期和严酷的镇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反证：低成本革命不成立，公有制社会里一样存在着维护既得利益和权势的准阶级存在，任何质疑他们优势地位的人或者群体，都会受到他们毫不留情的镇压。就这样，文革就像是一个自我确证的预言那样：通过一场演习、特别是反文革派的表演，让人们充分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间，真正有利于多数人的政治改良，也必须付出巨大的成本去克服来自特权阶级的阻力，而且，文革还让人们看到这个阻力多么巨大。由于进步所需要克服的阻力过于巨大，就像历史上的一切革命那样，在革命遭遇到挫折之后，很多先烈不得不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戚老的十八年冤狱，张春桥和姚文元终生未能获得自由，都是这一场未遂革命的巨大代价的一部分。
　　今日人生成功标准是要升官发财，以此而论，戚本禹先生的人生是一个悲剧。更准确地说，戚本禹先生是一个历史受难者，应该补充的是，戚本禹先生主要不是为自己的个人原因而受难的，他是为人民的权力——首先是人民对于当权派的批评权——而受难的牺牲者。作为一个牺牲者，他先是蹲了十八年的大牢，走出监狱之后在上海图书馆工作时，依然牢记毛教员的教诲——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新评价历史人物，退休后领的是上海市最低退休工资(官方核定他是只有一年多工龄的退休人员)，而且，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还受到官学两界的长期封杀：他走出监狱之后三十多年，大陆正式媒体没有发表过戚本禹署名的只言片字。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中间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戚老显然就是官方正史的无穷诽谤也无法掩盖其光耀的那种人，也是毛教员所说的那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纪念白求恩》】
　　文革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到底收获了多少?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常常在左翼圈内激起激烈争论甚至是情感对立。
　　我们来看看毛教员自己是怎么说的，1962年9月24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八届十中全会开幕会议上讲话时说“在欧洲，封建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以后，有几次复辟，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151页】按照毛教员的观点，社会主义革命很难一次成功，关键原因在于人们的认识进步需要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才能够得出稳定的共识。所以，争论文革一时一地的成败，在曲折前进的历史趋势面前，是没有意义的，这是“速胜论”思想作怪的结果。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及其复辟过程，是与人们思想进步的难度成正比。所以，正确的态度是：不让前人的牺牲被白白浪费，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认真地总结经验和教训，让我们的同志和他们付出的代价，尽可能地有益于人们认识的提高，由此，更快地结束前文明时代走向真正的人类文明。从认识成长的意义上看，文革作为一场检阅战斗力和参与战斗各方优缺点的演习，对推进认识进步的潜力极大，我们今天需要继承前辈的遗志，把这一点发扬光大。
　　在认识进步的曲折道路上，无论多么大的失败，只要是有助于提高人们认识、帮助更快地形成人类文明追求的努力，都是历史性的成功，在这一点，戚老和他的战友们，确立了永垂不朽的丰碑。到了社会主义真正胜利的那一天，也许人们会效法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们那样建立一个“先贤祠”，记录为人类走出野蛮做出独特贡献的先辈，毛教员和他的研究生戚本禹，都应该有资格入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这就像是物理学中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相互作用一样，毛教员说：“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4号，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间的指示】
　　革命的道路不可能是笔直的，一九三五年毛教员就批评过一种思想方法：“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拚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文革时期“唯我独左”就是妨碍造反派完成政治整合的第一号障碍，今天的左翼圈内，有不少网友确有这种关门主义风范或者说政治洁癖。在文革期间，经过毛教员的批评之后，文革小组成员的改变也是明显的。
　　毛教员反对“揪军内一小撮”，反对把文革的批评锋芒指向当权派和保守派多数，不是因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不是单纯的策略，而是因为：这些政治异化现象及其人格化承担者，其表现都内在地符合社会分化的规律，要解决社会分化规律造成的问题，必须真正地做到借助人们认识提高来实现，团结干部和群众的百分之九十五，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绝对必需的要求，没有多数人认识的提高和共识的形成，团结目标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多数当权派和保守派缺乏共识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革政治博弈和运动的走向，同时也决定了问题不可能在多数人没有觉悟的情况下得到解决。为此，不仅文革需要转向或者强行结束，而且，基于事实和法律而形成的判断，还不合适公开地进行宣传。老田反复阅读1967年11月6日发表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时，曾经非常疑惑，为什么文章不引用中国文化大革命出现的情况来展开论证，而是大量讲述苏联如何变修，要知道老军头镇压群众、当权派操纵保守派歪曲运动大方向是论证社会结构阻力更为有力的证据。很久以后才明白，文章虽然是为了总结文革的实践经验并且进行初步的理论提炼，但是，对于大多数当权派和保守派，虽然他们是反对文革的，但也不能够站到对立面去指责。不过，在当时是绝对必要的曲笔，今天不再需要的，我们有条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把认识大大地推进一步。
　　文革和文革后的事实，都在验证毛教员事先告诉我们的那些东西：“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怀仁堂)，载《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
　　孔夫子都承认“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让老百姓没有出路的统治阶级肯定是要完蛋的，因此，革命的潜能始终是由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利益兼容性来决定的。毛教员相信革命，正如他相信复辟不可避免一样，复辟的统治阶级以垄断政治权力和阶级利益为主要特征，排斥多数人的政治解放和经济提高要求，这就必然地站在多数人的对立面上，这就为自己造就了对立面——革命者，孙子起来暴动并推翻老子就有其历史必然性。正是历史完成了这样的循环，所以，文革是不朽的，文革的那些牺牲者也是不朽的，这将会为一切后来者照亮前进的道路。

　　二〇一六年五月九日

　　附录：

姚文元、戚本禹和孙达人文章的论点摘录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海瑞罢官》并不是如作者所说的是写什么“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戏剧冲突围绕着“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进行。“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剧本通过“乡民甲”的口特别说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户”;要观众记住：戏里写的是贫苦农民同徐阶等乡官、贫官之间的斗争，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户一边的。“海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一上任就“为民作主”，他不但咒骂“高放债强占田真真市侩”，鼓动农民去“告状”，而且在公堂上颇有民主风度地征求告状的“父老们”的意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爷作主”，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之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作者要贫农们“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诉人们：尽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地主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土地”、“衣饭”就统统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剧本还着重刻划了海瑞如何“为民雪恨”，大杀“贪官”。剧本反复宣传：“冤狱重重要平反”，海瑞决心“平民愤”，要把“恶官吏都扫尽”，“今日定要平民怨，法无宽恕重如山。”行动是剧本中海瑞判华亭知县王明友斩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职囚禁，听候朝命”，判徐阶儿子徐瑛绞罪。据吴晗同志自己说，为了不致让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没劲头”，“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这样，罢官而去的海瑞，便成为一个反抗封建皇朝的胜利了的英雄。戏结束时，徐瑛被处死刑，徐阶昏倒下去了，新任巡抚惊惶失措，海瑞高举大印，昂然挺立，口说“大丈夫顶天立地”，心里想：“我海瑞还是胜利了!”作者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的任务，也“胜利”完成了。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运托给‘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于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场的主要官吏统统设计成坏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
　　由于官僚地主隐匿了大批不交税的土地，独占剥削果实，封建皇朝的财政十分困难，“帑藏匮竭”，一部分在朝的官吏不断要求查田，要求限制“皇庄”和其他庄田，限制继续兼并中小地主的“民田”。这就引起了朝野各派地主集团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而当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对的所谓“投献”。
　　投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势力的豪强地主收买同原田主有某种关系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献”给自己，使原有的“富家”丧失土地，“献田”的狗腿子就变成这块土地的管家或二地主。另一种是中小地主、富农、个别或少数自耕农为了逃避严重的徭役和赋税，把自己的田寄献给官僚地主。因为《明律》规定官僚可以根据品级的高低有减免徭役赋税的特权，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乘机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农、自耕农的土地强占为己有。由于土地绝大部分都为地主、富农所占有，官僚地主通过“投献”强占的土地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⑨。这是事情的本质。《海忠介公传》中记载：“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大夫既谢失势，又往往折入于暴贵者，以兼并为固然。乃豪强大有力之人，视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
　　既严重损害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又严重影响了皇朝的财政收入。
　　海瑞要乡官退田，是要地主向农民退还土地吗?不是。《明史》及几个海瑞传记都写明，海瑞要求乡官退田是退出“受献”的土地。
　　海瑞自己在《督抚条约》中告诉我们：他当巡抚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积弊于相安，复祖宗之成法”。原来“祖宗”制定的《明律》中早有规定：“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这不正就是海瑞所处理的矛盾吗?明皇朝早就规定这条反投献的法律，是为了缓和本阶级的内部矛盾，防止兼并恶性发展，以利于巩固整个地主阶级专政。这个法律后来成了一纸空文。海瑞不过在这个范围内搞了一下反投献而已，怎么能够把他写成为江南农民“作主”呢?
　　海瑞为了“穷农民”而反对过“高放债”吗?最好听听海瑞反驳戴凤翔攻击他的话：“先年粮长往往于收粮时，先除还自己平日私债，后算官数;富豪亦乘出米之时，伺逼偿债，公私并举，钱粮难完。臣……谓待完粮后，方私下取偿，非禁不许还债也。”“公”是封建皇朝;“私”是地主土豪。海瑞说明自己并不反对乡间的地主剥削，并不反对“放债”，只是为了解决皇朝的财政收入问题，反对乡间大地主独吞剥削果实。
　　把海瑞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这是混淆了敌我，抹杀了地主阶级专政的本质，美化了地主阶级。
　　历史剧需要艺术加工，需要再创造，我们并不要求新编历史剧的细节都同历史一样，但必须要求在人物的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符合历史真实。
　　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决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
　　戏里的海瑞是一个封建皇朝的钦差大臣，可是他却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剧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护“徐家佃户”和所有贫苦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现，同所有执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别的官吏相对立，“清官”和“贪官”之间的矛盾竟被写成保护农民和镇压农民的矛盾、退还农民土地和强占农民土地的矛盾，丝毫看不出“清官”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伸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只要有海瑞这样的“清官”按“王法”办事，就能使法庭变成保护农民的场所，就能“为民雪恨”，就能平反“冤狱”，使农民获得土地。这不是把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统统当作保护农民的工具了吗?这不是把地主阶级专政镇压农民的本质一笔勾销了吗?这不是在宣传只要有地主阶级清官大老爷在衙门里“为民作主”，农民一“告”就能获得解放了吗?

　　原载《文汇报》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转载于《人民日报》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孙达人：应当怎样估价“让步政策”

　　当时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助教的孙达人，在1965年9月22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上发表的《应当怎样估价“让步政策”》一文，这是不同意翦伯赞观点的一个代表，由此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伟大的农民战争冲破了封建罗网，根本改变了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才使农民获得了自由。相反，在农民战争失败之后，封建政权的“让步政策”，实质上恰恰就是剥夺农民所获得的这种自由，重新束缚农民。
　　敌对阶级之间的利益是你死我活、针锋相对的。封建地主阶级对待农民，决不会有什么“让步政策”。封建政权究竟采取什么样性质的政策，不是取决于革命压力，而是取决于地主阶级当时的阶级利益，也即取决于地主阶级的本性。
　　——摘自孙达人《应当怎样估价“让步政策”》
　　翦伯赞在1951年发表的《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中提出来的。他说：“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因而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农民暴动或农民战争，可以说，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里程碑。”
　　1961年，翦伯赞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中，对这个问题又有所补充和修正。他说：封建统治阶级“并不是对每一次农民战争都让步，他们对于那些小的局部的农民战争是不会让步的。让不让，让多少，这要决定于阶级对抗的形势，决定于农民战争带来的阶级力量的对比的变化。”他主编的影响较大的《中国史纲要》也有相近的论述。对他的观点，史学界有不少人是赞同的。有的甚至概括为：“革命斗争——被迫让步，再斗争——再让步”是农民战争起推动作用的一条规律。
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我们承认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之所以杰出，是因为他们的某些活动在客观上符合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或者在客观上符合了人民的某种愿望。我们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归根到底不过是统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历史作用同人民群众相比，同那些站在历史火车头前面的伟大革命领袖人物相比，不过是沧海之一粟。只有人民群众以及那些真正的革命领袖人物，才是最值得我们去热烈歌颂的伟大英雄。我们承认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也同一切统治阶级中的人物一样，是人民群众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他们在为历史提供新东西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残酷的压迫、剥削，而且是从统治者当前的利益出发的。因此，我们在评述他们历史作用的时候，也应该对他们压迫和剥削的暴行进行必要的揭露和批判。当然，有时为了集中阐述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可以着重评价他们的进步方面;对他们之中一些功大于过的历史人物，应该根据他们全部的历史活动去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而不应该只就一点，随意苛求。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可以无原则地去夸大他们的历史作用，牵强附会地去赞美他们的文治武功，甚至为他们的历史罪过进行粉饰和辩解。
　　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学的历史，要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就要对阶级矛盾的双方都进行研究。帝王将相或者其他反面人物是矛盾一方的代表，不很好研究他们，也就不能很好了解矛盾的另一方。历史学界在帝王将相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在这个问题的研究方向上还存在着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在研究的面前退却，而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做好这种研究。
　　正如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不能正确认识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和帝王将相一样，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也就不能正确认识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和农民战争。
　　你看，农民造反是为了升官发财，当新贵族、新皇帝，他们的斗争纲领又是封建主义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还存在着什么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呢?我们怎么可以设想，千千万万饥寒交迫、辗转沟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奴，当他们被迫起来同剥削、压迫他们的封建地主作生死斗争的时候，他们每个人所想的却是怎么让自己去变成那些正被大伙所反对的老爷们?存在决定意识。每个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着他们自己的思想意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它所处的被剥削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必然产生反抗地主的思想，而处于剥削地位的地主阶级，则只能产生压迫农民的思想。当然，封建社会的农民在某些方面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所以在他们的斗争纲领里，常常有一些反映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东西;而在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也常常有革命领导成员向封建主义转化，或者革命领导权被地主阶级分子篡夺，以致使农民革命变成封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这种历史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的，是受到历史条件限制的缘故。至于农民革命斗争纲领里的一些反映封建思想的东西，同他们"均贫富"、"等贵贱"，"有田同耕"、"有饭同吃"的革命口号相比，毕竟不是主要的东西。所谓农民造反是为了升官发财等等，完全是对农民革命运动的歪曲。
　　对于历史研究中所谓非历史主义的批评，乍一看，是使人迷惑的。但是我们只要探究一下事实，就可以明白，原来近几年来，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不是别的，而正是那种歌颂帝王将相，否定农民运动的现象。这种非历史主义的出现，不是如同一些人所指责的，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多了，恰恰相反，倒是因为缺少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注：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载1965年12月《红旗》杂志第十三期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6/05/3635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