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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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３０００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琅珰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
　　
　　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度决定”。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的经济制度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国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
　　
　　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农民企业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起茧。但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现”，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乡镇企业“似曾相识”。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现象，在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减弱，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而依然保留了农奴制。在农奴制下，农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世袭身份。由于在农奴制下，俄罗斯通过划分“农民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俄罗斯涌现了如莫罗佐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鲍里索夫家族等“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以纺织闻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洛夫村，以制鞋业闻名的特维尔省的基拉姆村。农奴制改革后，这种现象就渐渐消失。中国也是一样，当放宽了农民进城限制以后，大量农民从乡镇企业中涌出，纷纷进城务工，形成“民工潮”。“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不攻自破。
　　
　　同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中国也不会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量级的腐败大案，而又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社会主义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投就是上百亿，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灾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费”。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生向百万富翁们“投怀送抱”。那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们变得特别“稳重、深沉、善良”的。
　　
　　极右到极左的震荡
　　
　　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限”，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百年前的俄国，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立宪民主党，并以此为主体进驻了国家杜马，俄国政府中的开明派也倾向于建立宪法，改变沙皇专制。时任俄国总理的维特决心推进经济改革，并与主要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多次谈判，但由于损及沙皇利益，总理维特最终被解职。主张警察同志，铁腕强权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继登台。立宪民主党人被残酷杀害，组织瘫痪。俄罗斯进入了“斯托雷平时代”。以铁腕强权摧毁传统俄国公社，开始“斯托雷平改革”，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持续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迹”。沙俄经济持续高涨，与１９００年相比，俄国煤产量增长１２１%，棉花加工量增长６２%，出口总额增长１１２%，国民收入增长７８.８%。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后才被打破。
　　
　　由于经济持续稳定，俄罗斯人对政治的兴趣冷淡，人们只关心钞票，政府的反对派陷入尴尬状态。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内讧成习，国内右翼的立宪民主党分裂派系林立，以往在国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则彻底一分为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吵得不亦乐乎。一些革命者纷纷向政府“投诚”，从思想上彻底忏悔。激进自由主义的一些人开始清算传统，曾经以立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说：“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当知识分子纷纷从右翼与左翼转向为秩序主义、民族主义者时，他们的声望也在不断下降。当瞿秋白访问俄国时，俄国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对老知识分子托尔斯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对时下的知识分子却颇为不屑。那时的知识分子声望一落千丈，他们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力，又被民众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不公正，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极左翼的“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１９１７年２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此后社会不断左转，在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最后这些“投机革命”的人也纷纷被杀。社会以血的代价完成了极右到极左的转变。
　　
　　社会革命并不以知识分子意志为转移
　　
　　从俄国的极右到极左转型可以看出。以为知识分子纷纷“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的想法是可笑的。
　　
　　但是，知识分子与政府并非毫无作为。如果知识分子在极右转型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力，那么很可能通过一种较为公平的方式瓜分资产，“告别革命”。即使政府不听，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呼唤公平，在大众中赢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个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会变成一个极左翼政府。重新开始“极左到极右的震荡”。
　　
　　从起码的公平观点来看，我们都不能接受先把所有人的财产“公有”后，几十年后再由少数人瓜分这些“公有”财产成为私产。或许过上几百年，大部分人会忘记财产被“公有”的事，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忘记。即使从目前的贪污、外逃资金，和富翁排行榜上的资产来看，这批几十年积累的公有资产数额相当庞大。几乎每一个厂长和每一个公务员都在转制和加薪中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些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农民和工人，被排除在分配队伍之外。很难想像这样的私有化将是稳定的，也很难想像在私有化后能够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以东欧俄国的经验来看，凡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性较差的，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经济低迷的时间都长，恢复也慢。而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程度较好的东欧系列国家，经济恢复都非常快。目前的国有资产分配公平与否，对今后中国走向哪条道路至关重要。
　　
　　中国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九十年代分裂为左右翼，开始进行“伪问题”的探讨。其实，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只应该在一种情况下对立，就是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势必认为应该给国家多一点授权，而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自由主义者势必也要主张国家少承担点责任。
　　
　　但如果国家的权力并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例如农民交了税养活了警察系统是希望它们能保障社会安宁，而不是用来发暂住证收收容费的。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一方面，通过权力侵吞公用资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纷纷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注：本文大多数文字出自北大一位网友与清华秦晖教授的讨论和感想。




秦晖：中国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
　　——在中美欧学者“问题、前景与选择研讨会”上的发言
　　● 秦晖
　　
　　
　　前年在哈佛，一个美国学者疑惑地问：今天的中国，究竟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


　　 我对他说：按照你们的标准，中国如今是左派右派都不得势。因为你们的左派要追问统治者的责任；你们的右派要限制统治者的权力；这两种人在中国都被打压。但是，统治者也扶植他们需要的左、右派：他们需要“左派”为其扩张权力，需要“右派”为其推卸责任。所以也可以说，中国如今是“左派”、“右派”都很得势。


　　 可见今天观察中国，不能用西方语境中的“左右”眼光来先入为主。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如此。


　　 今天国际学界、尤其是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认识千奇百怪，但荦荦大者不外乎三：其一曰中国崩溃论。即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只是浮夸造成的假相，实际则是内部危机与全球化压力日益严重，难免崩溃。其二和其三都相反，认为中国经济创造了增长与繁荣的奇迹，但对此则按西方经济学两大阵营的传统学理形成两种相反的解释：古典自由经济学把“中国奇迹”归功于经济自由化或市场化的成功，而左派经济学或凯恩斯经济学则归功于“社会主义”或政府干预、管控的成功。


　　 我认为这三大主流认识都有严重偏差：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在全球化中应对自如是事实，“虚假论”、“崩溃论”不对。但这种增长既不像偏左的论者那样可以解释为“政府成功”，也不像偏右论者所言可以解释为“市场成功”，更与所谓“市场政府双重成功”的“北京共识”不相干。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当然如果不对外开放，这种冲动也不会有多大能耐。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对外开放后，中国由于在“专制－非福利”体制下免除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而这种方式造成的危机，则靠外部资源（资本流入、商品输出）的增益来缓解，同时通过全球化把危机向外部稀释：在中国的铁腕强权压住自己的内部矛盾而维持表面“稳定”的同时，“中国因素”却使他国的内部矛盾激化：中国因素导致的资本流和商品流在自由国家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加剧了劳资矛盾，在福利国家加剧了移民冲突，而在这两类国家都加剧了就业和公共财政困境。


　　 于是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全球化中“中国的竞争”势不可挡，它既迫使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水平，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还使得不发达国家在吸纳资金、获得资源等方面面临更大困难。


　　 然而吊诡的是：由于先验偏好和信息不全，各家都力图对“中国的成功”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中国经济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赏，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则令右派欣赏，同时它又以穷国快速发展的形象令第三世界艳羡。于是本来对现代左派和右派、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构成严重挑战的中国，却同时受到上述各方的称赞。然而称赞归称赞，由于上述“中国优势”不可复制（没有中国式的铁腕强权，任何国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实行自由市场政策还是凯恩斯式的乃至社会民主的政策，都不可能这样来搞原始积累），而“中国挑战”又客观存在而且不可回避地日益严重，各方的对华关系从长远看都不乐观。


　　 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也在其内部形成“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左”时政府扩权却不可问责，“右”时政府卸责却不愿限权。左起来就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得到保障，右起来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一边“新国有化”一边又“权贵私有化”。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政策趋左则压缩个人自由却并不开放公共参与，趋右则抑制民主参与却同时限制自由竞争。“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这样就使社会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进程中日益发展和积累，而不能像宪政民主体制中那样，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平衡。


　　 因此，中国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过去在1989年后邓小平把统治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他常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得好。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以至据说一些领导人开始羡慕起经济凋敝而表面上政治却很“稳定”的古巴和北朝鲜来，要学习后者的政治高压。但是这饮鸩止渴的做法最终只能导致更严重的不稳定。胡温政府的另一个趋势是值得肯定的，这就是比过去更强调公平和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问题。然而“尺蠖效应”的机制不解决，只怕是权易扩而责难问，现有体制下回复“大政府”只会形成扩权－卸责的又一轮循环。而走出“尺蠖效应”，就需要进行权责对应的宪政改革。


　　 而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中国经济这么大的量，随着将来作为全球商品供应者和资本吸纳者的作用日益凸显，一旦出问题可能比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对全球的冲击更大。因此中国平稳顺利地转型不仅是国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而中国因“尺蠖效应”而发生社会爆炸，或因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的双重冲突而导致国际秩序崩溃，则不仅是国人之祸，也是世界之祸。


　　 在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关切中国是必然的。如今发达国家压中国把人民币升值，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冲突的体现。但人民币升值实际上不能解决问题：由于现行铁腕体制下中国内部不存在公平博弈，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竞争力”的抑制很容易被强势者向弱势阶层转嫁压力而缓解，因此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未必能像当年在日本那样改善贸易平衡。而压中国升值反而徒令一般中国人反感。


　　 事实上，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如今不低于印度，但竞争力仍高于印度，显然靠的并非单纯经济性的低工资优势，而是“低人权”的优势。正是这种只要官商勾结就可以任意圈占农地、役使劳工、耗用资源的“优势”，使得中国成为举世罕见的“投资乐园”，连印度的塔塔财团也想躲开工资虽低但工会农会很厉害的本国，而向中国转移资本。何况其他？


　　 显然，中国的“优势”既不在于其市场更“自由”，也不在于其国家更“福利”，而就在于其更专制。笔者反对专制的态度众所周知，但从来不以“专制妨碍经济增长”为理由。事实上，专制“刺激”经济增长，在非市场条件下有斯大林和纳粹德国的例子，在市场条件下也有近代早期中东欧“二度农奴化”使商品性农业大发展的例子，而美国经济史家福格尔的研究也表明，内战前美国南方奴隶制经济的“效率”不亚于、很可能还“优于”北方自由经济。但是专制仍然应当反对，这不仅由于其不人道，也由于这种“效率”的畸形。别的国家不说，中国今天靠“低人权优势”在全球吸纳资本、输出商品而形成惊人的高额“双顺差”，不仅让别国头疼，中国一般人民又能得益多少？超廉价的劳力、土地、资源付出，形不成有效进口需求，只换来巨额的“绿纸”（帐面美元）。中国人埋怨美国开动印钞机就卷走了咱们的血汗，美国人埋怨中国的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一旦美元狂贬，美国完了，我们的血汗也白搭了。


　　 所以，改变这种状况，不仅是别人希望的，也是我们中国公民希望的。但是逼中国升值人民币改变不了它。只有帮助中国改善人权，尤其是维护工农的权益，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之际如果没有人权的全球化，“全球化”确实可能带来弊病乃至灾难。而消除了“低人权优势”后，中国不可能维持如今的原始积累方式，靠官商勾结压制工农吸引投资输出廉价商品来扩大“双顺差”的“竞争力”将大打折扣。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的冲击也将减少。


　　 那么中国经济还能如此高速地增长吗？或许不能了。但是这种畸形的高增长真那么值得维持下去吗？到了不可持续、难以为继时内外危机爆发不更危险吗？印度与民主转轨国家的成就都表明，没有了“低人权优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然会保持一定程度的低要素成本优势（只是不会被人为压低得那么离谱）。加上体制改善与中国人勤奋而富于创造性的特点，中国经济度过转型期危机而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当然可能没有现在“快速”，但增长效益的内部与外部分配都会比如今合理，内外关系会比现在和谐，而给中国与世界人民带来的福利增进更会远胜于如今。




秦晖：左手要福利，右手要自由


　　
　　 时间：2008年3月1日下午
　　
　　 地点：万圣书园
　　
　　 主持人：律师观察网举办很多的活动，秦老师在各个方面给我们很大的支持，积极参与我们的活动。
　　
　　 所有在座的朋友们可能都关注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重大的事件或者重大的现象，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当然他们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关怀，对整个转型中国社会公正目标的追求都反映了可贵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但是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新左派把所有的目光盯准全球资本化，认为资本化是反民族的力量。资本主义认为比这个更严重的是权力体制，长达这么多年争论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让我觉得非常有深刻洞见的学者就是秦晖老师，在很多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把自己的所有的观点立足于在转型社会中中国的真问题，也就是他所说的转轨的经济学，深刻洞见权力和资本，尤其是权力资本的实质，甚至说左派、右派，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但是我们应该超越两派之争有一个共同的底线，那就是西方的困境叫第三条道路。超越自由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靠中国的真问题，可能有第三条道路就是今天演讲的题目，我们把它叫做更多的自由放任更多的社会福利，在今天的万圣书园写得更多自由更多福利，我们的广告自由在左福利在右，这就是邀请秦晖老师今天邀请的目的，通过秦老师的思索，追问中国当下的情景，伸出的家园到底是什么样的样子。热烈欢迎秦晖老师的演讲。
　　
　　 秦晖：
　　
　　 刚才国君讲得有点过誉，我讲过，我主张的不是什么第三条道路，我也不太同意超越左与右的说法，因为超越左与右往往意味着比现有的左派或者右派都要更高明。但实际上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可能不是要比他们都高明的问题，不管他们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做到的一些事情，我们不管左派和右派都能做到，我觉得这恐怕是真正的问题。
　　
　　 为了区别所谓超越左与右和我的主张的区别，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的朋友出了一趟国，去了美国转了转，后来又去瑞典转了转，回来就做了一个报告，他认为美国和瑞典都很不好，美国自由竞争太过分，一点都不保护穷人，很不人道，两极分化很厉害。但是瑞典也不好，福利国家搞得太过分了，养懒汉，使大家都不求上进。所以我们都不能学美国和瑞典，我们要搞一个比美国和瑞典更好的东西，这大概就是所谓超越左与右，也可能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大家知道，这话不是一点道路都没有，因为我们的确看到，在现在的发达国家中，不管是实行所谓自由放任的国家，像美国还是实行福利制度的国家，像瑞典都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因此八九十年代以来，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后，一直有一种呼声要超越左与右，要走第三条道路，既不是福利国家，也不是自由放任等。可是我觉得，我们国家要讲这个话题恐怕是没有资格的，为什么？我和那位朋友说，你前面讲的那番话我都同意，美国的自由可能是太多了，我们可能弄不成，我们也不应该弄，瑞典的福利可能也是太过分了，从摇篮到坟墓都朝国家要，我们的确也做不到。可是我从中得出来的结论，可能和你恰恰相反。我并不认为我们因此就可以既不学美国也不学瑞典，恰恰相反，我们应该既学美国也学瑞典，美国的自由太多，我们学不了，也许这是真的，可是美国的福利总不多吧，美国的福利瑞典认为低得不得了，可是在我们看来还是很高的，中国人的福利保障不是连美国都达不到吗？如果美国的自由学不了，我们学学美国的福利如何呢？反过来瑞典也是一样的，瑞典社会福利可能我们学不了，可是瑞典的自由如何呢？美国人很看不起瑞典的自由，美国人认为瑞典人的自由太少，可是中国人的自由能有瑞典人那么多吗？如果我们的自由能够达到瑞典的水平不就不错了吗？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现在目前的问题恐怕是既要学习自由，如果美国的自由我们学不到，至少我们应该有瑞典式的自由，同时我们也应该学习人家搞福利，如果瑞典人的福利我们达不到，至少我们应该达到美国式的福利，美国式的福利和瑞典式的自由，也许在人家看来都是非常低的水平，美国人很看不起瑞典人的自由，瑞典人也很看不起美国人的福利。可是这种最低水平的自由和最低水平的福利我们不是也差得很远，中国如果达到美国式的福利，瑞典式的自由，我认为中国的社会就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我说，先别说美国的自由太多，瑞典的福利太多，大家先从不多的东西学起，自由和福利达到最低的档次，比如我们的自由达到瑞典式的档次，福利达到了美国式的档次，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进一步讨论，我们进一步把自由提高到美国的水平，还是自由这么多就可以了，我们把福利提高到瑞典式的水平，或者这个时候就有所为第三条道路，我们把福利和自由都提高到美国和瑞典之间的水平或者说美国加瑞典除以二的水平，这可能就叫做中间道路或者第三条道路，但是不管是中间道路还是第三条道路，至少都是在底线之上的。如果我们现在连最低的自由，最低的福利都没有，我们谈什么最高的福利，最高的自由，乃至中不溜的福利与自由呢？
　　
　　 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第三条道路对中国人来讲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讲得道路，其实既不是第一条，也不是第二条，也不是第三条，就是人家条条道路都需要有的那么一个基础，或者说不管是什么左的道路右的道路，第一条、第二条乃至第三条道路，都是要建立在大地上的，我们恐怕缺乏的就是这个大地，说得更简单一点，不管是美国人还是瑞典人，都需要的那些东西，但是我们现在中国人还没有。可能和国内的左派朋友右派朋友都有比较多的交往，但是也对他们有过批评，而且都很早，早在1994年，我们今天讲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那场矛盾，所谓浮出水面之前好几年，我们就在二十一世纪海外的媒体上曾经批评过像崔之元、王韶光现在被认为是左派的朋友，包括国企改革这一类的问题，我们也批评过现在被认为是右派的朋友，当然话可以反过来，有时候并不是我批评他们，而是他们批评我，左派朋友右派朋友都对我有批评。
　　
　　 实际上现在中国既需要左派，也需要右派，正如我刚才讲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左派为中国人争取福利，同时需要右派为我们中国人争取自由，中国现在的左派朋友和右派朋友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一些左派朋友争取福利不太成功，但是反对自由却非常成功，同样我们的一些右派朋友争取自由不是很成功，但是反对福利却很成功，有两个话题我是很不“感冒”的，一是我们的左派朋友特别喜欢反对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我是赞同他们争取福利的，我特别不喜欢他们反对新自由主义。如果你说在欧洲，也许福利国家碰到的问题也许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但是在中国绝不是这么回事。反过来讲，我对右派朋友要求增加自由，要求限制政府权力等，我都是非常赞成的，但是一些右派朋友特别喜欢骂福利国家，我也是很不赞成的。我觉得如果我们中国左派争取福利，右派争取自由，我们国家就有希望。如果我们国家只是左派反自由，右派反福利，我们恐怕会陷入永远既没有福利也没有自由的状态，那就很糟糕了。
　　
　　 我觉得对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怎么回事，对福利国家怎么回事，我觉得都有必要真正弄清楚，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很多朋友实际上是弄不清楚的。他们只知道西方的右派是反对福利国家的，西方的左派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但是到底是为什么？反问题真正的背景在哪里，很多人并没有真正分析。
　　
　　 今天时间比较短，新自由主义这个问题我就不多讲了，我现在只讲一讲福利国家。为什么要讲福利国家呢？过去一年中国围绕这个问题有几件很有趣的事情。2007年5月法国大选，搞了几十年的福利国家在法国产生很严重的弊端，以至于老百姓有了很强大要求变革的呼声，于是就把强烈反对福利国家萨克奇给选上了台，他是一个右翼候选人，但是我讲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右翼候选人。但是萨克奇的上台，就使得六十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到了里根、撒切尔时代讲得人越来越多，尤其到了WTO时代就突出所谓福利国家危机的话题，就又掀起了一个高潮，而且在我国引起很大的反响，人家都在告别福利国家，我们还要搞什么福利吗，就变成这样一个话题。
　　
　　 但是同时大家知道，我们党内民主派的老同志，大致就在萨克奇当选以后不久，大家可能都知道，谢涛先生就写了一篇文章，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以福利国家为榜样，在那里提倡民主社会主义。谢涛老一辈希望中国变革老同志在那里长套民主主义社会的同时，通往希望改革另外一些日，尤其是经济学界的一些朋友，从欧美社会中那些反对福利国家的美国式的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他们那些问题背景出发，把福利国家几乎看成是万恶之源，把福利国家视为与集权国家一样的给予激烈的抨击，这不是去年才有的现象。
　　
　　 这二十年来，都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们在历来一直是低福利，乃至是负福利的国度，却把改革几乎看成是纯粹的所谓去福利化的过程。这样的一个话题，就引起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同样对中国不满的，希望中国变革，而且也希望中国走民主化道路的这些人，新左派、老左派我就不说了，我只是说像谢涛他们哪些人和我们一些所谓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些人，这些人他们都希望中国继续改革，而且他们认为改革也是像西方学习的改革，但是他们要求学民主社会主义，另一个简直就认为福利国家是万恶之源，与以上两种声音截然不同当然还有一种传统的声音。谢涛那篇文章出来之后，骂谢涛哪些人，有些人以斯大林主义的正统之局谴责福利国家和资本主义是一丘之貉，或者有一种比较客气的说法，福利国家那套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受到中国和苏联社会主义挑战的情况下，从苏联那里学去的。一般的老百姓这样说说不足为奇，《大国崛起》电视剧里头，在罗斯福新政一章也有这样的说法，罗斯福新政是学习苏联的结果，这反映了一个问题，绝大部分人，不管是赞扬的还是骂的，福利国家到底怎么回事，很多人并没有真正了解，因此到底什么是福利国家，人们也不太懂，一般只是说福利国家就是高税收高福利，这个话也不能算错，但是我觉得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有几个话题我们需要谈谈，第一，什么是福利国家。第二，什么不是福利国家。第三，为什么会出现福利国家。第四，福利国家的成就危机和现在的应对。第五，福利国家会消失吗？我们知道福利国家有严重的危机，第六，福利国家的历史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启示。我今天的演讲只讲前面两个，什么是福利国家，第二什么不是福利国家。
　　
　　 什么是福利国家呢？很多人一讲就是说高税收高福利，这个话也不能算错。通常人们讲的福利国家的典型，像瑞典，的确以高税收高福利为主要特征。但是我觉得，高税收高福利其实背后有一个更基本的机制，用我的话来讲，用民主国家干预的方式调整群己权界，在经济领域内适当扩大公共领域，适当限制个人领域，以便调整赢家通吃的弊端，实现所谓平等与效率的平衡，但是这里我们要知道，所谓的平等主要是指结果的平等，至于程序的平等，在他们那里其实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已经解决了以后，才谈得结果平等的问题。
　　
　　 高税收高福利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方式，也是几十年来证明比较普世性可行的方式，但是并不是唯一的方式。一般来讲，用民主国家干预的方法调解群己权界有种的办法，第一种办法用间接干预的办法，实际上就是凯恩斯模式或者叫新政模式，主要不是直接进行再分配，而是用赤字财政，扩大公共开支，举办公共工程制造景气，促进充分就业，给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种方式称为新政凯恩斯方式。瑞典的一些学者像谬尔.达尔，所谓瑞典学派也有这样的主张，这种主张并不是直接的二次分配，提出这种主张的人，既主张二次分配，也主张刺激景气，像凯恩斯就是反对二次分配，因此凯恩斯在西方经济学也是比较偏左的，但是他并不主张高税收高福利，并不主张用再分配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谬尔.达尔两个方法都主张。凯恩斯虽然不主张二次分配，但是他实际上也是主张用国家干预的办法，他主张虽然不是直接的二次分配，但是实际上也是具有再分配功能的。罗斯福新政主要是采取这种手段。
　　
　　 第二种就是直接的二次分配，就是用累进税的方式，从富人那里筹集一些钱，用来照顾穷人，这就是所谓的福利国家的做法。
　　
　　 第三种做法是过时，就是国家直接办国有企业，用国有企业取得的利润提供公益服务。像这样的事情，现在做得比较少，但是在六七十年代，大家知道，社会党执政的国家，除了搞高福利，还搞过很长时间的国有化，而且不同的国家情况不一样，像英国工党，很多人都认为英国工党比一般的欧陆社会党更保守一些，没有瑞典社会党那么激进。但是，英国工党所谓没有瑞典社会党那么激进主要是指在高税收、高福利方面没有瑞典社会党那么极端，但是英国工党热心于国有化这一点而言远远超过瑞典社会的，所以英国工党在麦克唐纳时期，在工党第一次第二次执政时期，在国有化方面下了相当大的功夫。
　　
　　 虽然我刚才讲得几种模式在不同的国家可能以一种为主，比如美国以凯恩斯模式为主，通常我认为美国福利二次分配的力度不高，美国的国有企业就更少了，连军火就业美国国家都是不搞的，都是私营企业。但是这个话也不能说得那么绝对，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美国再分配机制比较弱，不如瑞典强，那是和瑞典相比，如果和我们这个国家相比，还是很强的。我们经常说美国是低福利，在医疗这个问题上，也就是说美国的福利性医疗保险覆盖率是很低的，只覆盖老人和穷人，一般的人都让你买商业性的医疗保险，国家是不管的，至少对于老人和穷人福利性医疗保险还是有相当强的再分配功能。美国国营企业很少，基本深没有什么国营企业，但是美国具有强烈外部性的领域还是有国营企业，美国最大的水电站还是国营的，大古力电站，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水电站绝大部分属于联邦水务局所有的，通常我们讲的福利国家远远不止是高税收、高福利。
　　
　　 这就形成一个问题，假如福利国家既可以有税收福利二次分配的形式，也可以有国家干预投资，也就是凯恩斯式的模式，甚至也可以有一些国营企业，像英国工党那种所谓麦克唐纳那种模式，所有这些模式都有毛病，这是另外的问题，尤其是福利国家的国有企业，毛病还是特别大，有时候比专制国家的国有企业还难经营。它都是福利国家采取的方式，这里我就要问，既然如此，什么不是福利国家呢？我刚才的讲话已经提到了一点，有人说像福利国家这种民主社会主义只搞分配的，如果搞生产，比如说办了一些国营企业，他就是斯大林式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党式的。按照我的看法，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对，但是这里并不涉及到福利国营企业到底有没有毛病，应该不应该私有化，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认为国有企业当然毛病是相当多的，而且这20多年来，席卷全球潮流也是有的，并不是国有企业有没有毛病的问题，有没有国营企业，或者说是不是通过国营企业进行调节进行再调节，是不是可以作为是否是福利国家的标准，我认为这是不可以的。
　　
　　 通常人们讲得最多的就是把福利国家当做所谓自由放任的对立面，什么是福利国家，很多人就说福利国家就是大政府，自由放任就是小政府。在宪政的背景下，这样说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尽管这里还有量化的判断，到底什么叫做大政府，什么叫做小政府，而且应该讲，说福利国家是大政府，自由放任是小政府，这个话其实不完全准确，确切地说，福利国家指的是大责任的政府，这个政府的责任是相当大的，一般讲得福利国家并不是讲权力无边的政府，一般讲福利国家绝不是指可以把公民抓到布拉格群岛的政府。通常人们讲的自由放任或者说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是所谓的小政府，小政府是特指小权力政府，不是指不负责任的政府。无论这两种东西都有一种背景，都是在宪政的背景下谈这个话题。
　　
　　 在历史上如果就发生学的机制而言，福利国家这个概念，最早是在宪政制度并不是一种普世的制度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个时候人们提到福利国家，不管赞成福利国家还是反对福利国家的人，他们心目中的参照系都不是所谓的自由放任国家，从历史上来看，现在已经有人做过这个工作，有人认为福利国家最早从德语中产生的，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魏玛共和国时期产生的，福利国家这个词主要是一个贬义词，是德国极右翼认识骂魏玛时期执政社会党政府的一句话，大致的意思是，你们这个社会民主党只会讨好老百姓，只会对老百姓小恩小惠，不强调老百姓应该为强大的德国做出奉献，应该让老百姓为德国的伟大做出贡献，这些人他们认为地方搞的是小恩小惠，就是所谓的福利国家，社会党政府过度关注对人民的给予，而不是要求人民为德国的荣誉和而强大做出奉献。在这个话语中福利国家是一个贬义词。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在德国反对福利国家的及有意人士他们本身也是大国家主义者，他们鄙视福利国家的小恩小惠，而向往大帝国，显然他们绝不主张所谓自由放任。大家知道到了魏玛以后，形成德国纳粹的社会基础，也就是说这些反对福利国家的人他们并不是主张自由放任的。
　　
　　 喜欢福利国家的人，在英语中福利国家一词据说最早是1930年由牛津大学国际政治学者奇摩恩第一次使用，和德语不同，在英语中这个词一开始就是一个褒义词，赞成福利国家的人使用的，奇摩恩用福利国家指出这是哪一类国家，不是用这个词和自由放任国家做对比，一开始指当时墨索里尼控制的法西斯意大利，后来来自纳粹德国，他讲的福利国家对应物也就是他的反义词福利国家与权力国家也就是强权国家相对应的。福利国家就是为老百姓提供服务的国家，而强权国家是指把国家或者政府当成目标，而人民大众成了从属的工具那样性质的国家。在奇摩恩不久，英国经济学家舒斯特在1937年也开始用这个词，因为当时纳粹已经在德国掌权了，而且纳粹和英国的关系越来越糟糕，那个时候他就提出来，削弱独裁者在权力国家中影响最好的办法是，我们的福利国家能够表现出更能够为人民提供幸福，但是无论是奇摩恩也好，还是舒斯特也好，他们用福利国家的时候，基本上只是在学术著作中谈，这个词后来怎么在西方变成家喻户晓，这个词在二战的时候变得家喻户晓，起最重要作用的是，当时一个英国宗教大主教威廉.坦波尔1941年写的一本书叫《公民与教徒》。
　　
　　 二战期间是英国历史上很有趣的时期，面对集权势力外部的威胁，也就是纳粹德国的威胁。英国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在这种威胁面前团结起来，团结的背景有两个政治上左派和右派都赞成的宪政民主，这是和纳粹不能相融的东西。另外，在信仰上左派、右派都认同基督教，英国的教会在战前这段时间有一个有趣的变化，威廉.坦波尔这个人本身在加入基督教之前本身就是一个工党成员，是民主社会主义者，1968年他成为教会神职人员，也退出工党。仍然撰文主张进化式的社会主义，教会的选择实际上是介于社会主义（社会工党），我们这些教会人士的主张其实介于教会人士和异教徒，英国人当时讲的异教徒英国基督教历史上的比较左的那些异端教派，我们的选择介乎世俗社会主义与异教徒之间的一种主张，当时英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对坦波尔进行过批评，他主张就是我们今天，左派批评瑞典时候讲的那句话，有人道面貌的资本主义。当时坦波尔地位还不是很高，的942年在特殊的情况下当选英国基督教最高教职，由于战争的缘故，教会和政府合作比较多，世俗的宪政民主和超越性的基督教信仰，这是当时左右两派捏在一起的东西，英国教会在这段时间就发挥了自从近代政教分离以来，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
　　
　　 《公民与教徒》这本书在坦波尔就任大主教时发表的“施政纲领”，在这本数里面特别强调教俗两界都应该在当前的局势下，建立一种福利导向的民主国家，福利导向的民主国家也是和纳粹式的法西斯式的国家是相对立的，还提出另外一个概念“战争国家”或者是军国主义国家，战争国家是对抗福利国家的安排。把德国、意大利当时和英美处于交战状态下的集权国家称之为福利国家的敌人，也就是所谓战争国家。我们看到在福利国家这个词的发生学背景中，无论在德语中还是在英语中，是作为贬义词还是作为褒义词，是反对福利国家极右翼人士用这个词，还是提倡福利国家的那些经济学家，像奇摩恩、政治学家舒斯、特神学家像坦波尔，他们当时都是把福利国家与集权国家相对立，而不是和自由放任国家相对立。至于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福利国家与自由放任国家这种对立，实际上都是在排除专制集权制度宪政民主背景下才会出现的。
　　
　　 1947年，一位工党议员讲得一番话特别有意思，现在只要是民主国家都是福利国家，英国和美国都是福利国家，假如这样的话，怎么把福利国家理解为独特的政策呢？我刚才讲的哪些人，他们把福利国家和集权国家看成是一个对立的东西，而且认为似乎按照坦波尔的说法，集权国家就是军国主义的国家。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坦波尔时代，民主的福利国家实际上也在全力以赴进行战争，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即使英美这些国家也是在高度动员的体制下，和一般的和平时期还是有一点不同。像他们批评的强权国家，不管是纳粹还是意大利的法西斯，当然也包括后来的苏联，虽然我们都说他们是集权国家，但是这些国家也搞过社会福利，不能说这些国家就光打仗，不搞社会福利，要说这两者是相区别的，就要讲清楚区别到底区别在哪里，为什么民主福利国家也要打仗，强权国家也会搞社会福利，两者真正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坦波尔在这本书里头就没有谈得很清楚，但是从我的理解来看，至少有这三点，可以把这两种类型的国家，民主福利国家和强权国家完全区别开。
　　
　　 第一，福利国家中的福利指的是政府责任，而不是大救星的弄权。弄权指的是，玩弄权力，但是我这个弄权并不一定是要从贬义来理解，你可以把集权领袖也理解为也许他是道德并不那么差的人，也许他是一个善良的专制者，也许他会善意地弄权，但是善意弄权也和尽责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知道，什么叫做责任呢，所谓责任就是你不能不做的，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都得做的那种东西就叫做责任。比如说在民主国家，任何一个人需要依法纳税，依法纳税和搞慈善是不一样的，搞慈善是你的权利，但是纳税就是你的义务，不可否认历史上很多的专制国家，从斯大林式的国家到纳粹德国，他们都搞过社会福利，但是和瑞典这一类的福利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在那些专制国家如果有福利，肯定被认为是统治者的恩赐，皇恩浩大，如果不给福利，你也不能抱怨，不给是该的，给了是他的恩德，如果把你饿死了，你是活该的，那是困难时期，那是自然灾害，但是如果给了你一点饭，翻身不忘XX，幸福感谢XX。
　　
　　 但是在瑞典这一类的福利国家，比如说瑞典，他们享受了世界上很有名的高福利，从摇篮到坟墓都是国家给的，但是你听说哪个瑞典人高喊帕尔梅万岁，社会党万岁，没有说幸福不忘帕尔梅，福利来自国民的税收，政府按照国民的要求，收了这笔钱就要求提供我应该要求的服务。换句话说，人民必须对福利感恩戴的的国家就不是福利国家，为什么必须对他感恩戴德呢？搞福利对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来说，不是他的喜欢不喜欢都要搞的责任，如果喜欢的话就会赏赐于你，他不喜欢也可以不给你的权力，正因为是权力，他行使就得感谢，如果不行使你也没什么可说的，权力就有这个特点，投了你的票，你得谢票，不投你的票，也没什么可说的。
　　
　　 在瑞典大洋的民主国家，相当程度的福利那是政府的责任，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应该干的，那是被统治者要求的，统治者不能不满足的，至于统治者是不是喜欢福利，这个并不重要。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我们都知道瑞典社会党曾经执政很长时间，瑞典曾经在历史上也有过右派执政的时期，而这些右派其实他们是不喜欢福利国家的，但是他们也不能不搞很多的福利，为什么？因为不搞不行的，这是老百姓的要求，除非你能够说服选民取消福利立法，否则那就是你推卸不掉的责任。这个问题在很多转型的东欧就表现得更明显。大家知道很多的东欧1990年代巨变以后，第一波上台的人大部分都是右翼人士，也就是自由派人士，尤其是经济学界的经济学者，他们普遍都是在当时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背景下，供应学派或者芝加哥学派的东西，他们都是不喜欢福利国家的，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捷克当时的总理克劳斯，克劳斯本人就是在芝加哥大学学得芝加哥学派，他可以说是东欧新领导人中最直言不讳的一个人，他本人也是一个学者。他曾经多次讲过，他主张的是不带任何限制词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说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市场经济这些提法都很反感，认为这都是胡说八道的，他要搞的不带任何限制词的市场经济，属于百分之百的资本主义。但是在民主的捷克，任何统治者，任何重大政策的出台都必须经过民主程序，我们知道老百姓古今中外都一样，作为统治者在没有制约的情况下，他都希望权力越大越好，责任越小越好。老百姓都希望统治者的权力越小越好，这样老百姓可以得到更多的自由，责任越大越小，老百姓得到更多的福利，老百姓希望政府既要马儿跑又不要马儿吃草，统治者希望我既能够吃山珍海味又可以不跑。因此东欧巨变很多东欧国家的老百姓，要求更多的自由，不愿意接受耿绍的福利，克劳斯执政八年间，捷克变成变成以全欧最高的就业保障和所谓退休金增长比工资更快而闻名，他自己被国外媒体称之为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其实克劳斯怎么回相信社会民主主义呢？但是他一方面必须以起点平等的平均分配还之于民，用这样的方式实现激进自由主义的政权私有化政策，另一方面奉行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民主政策，到了1995年他的一位师兄也是我们在经济学界很知名的一个人，美国著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也是东欧转轨的一个著名的建议者，杰弗里.萨克斯，1995年他到捷克访问，这两个都人芝加哥学派的同盟，当时发生很有趣的争论，他建议克劳斯你要学习亚洲国家，主要是指亚洲四小龙，其中是不是包含中国在内我就不知道了，亚洲的低福利国家主要是指四小龙，后来又几位赞扬中国的人，一位是张五常，未来学家耐斯彼特，这两位先生都认为中国比美国更自由，主要的根据就是中国的福利比美国还要少，既然不是福利国家，肯定是很自由的国家，他们的逻辑就是这样的逻辑。
　　
　　 萨克斯就建议克劳斯你应该学习那些亚洲虎，应该摆脱那些福利包袱，促进经济的起飞，克劳斯怎么回答他的呢？克劳斯断然拒绝了这种亚洲思想，他声称高税收、高福利体现的是欧洲文明，改变这种社会政策并使之降低到亚洲国家的水平那是不能允许的。话这么说，民主国家也不都是高福利的，民主国家也可能是低福利的，但是这也必须是选民的选择。民主国家的选民也可能选择了高自由，而不是高福利，但是同样不是统治者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与此相反，苏联的福利应该说也不少，尤其是到了苏联晚期，但是那并不是因为被统治者有什么样的权来要求，而是因为统治者，我们认为由于信仰或者其他什么原因，他们喜欢搞福利，因此就给老百姓搞了，如果他不喜欢，当然就可以不搞。苏联历史上很长时期绝大多数人口就是农民，没有什么福利的，在1921年、31、46年前后曾经连续多次饿死几百人的大饥荒，如果在瑞典，乃至在并不是福利国家的其他宪政国家，统治者必然要承担责任，但是在苏联，这丝毫也不影响斯大林的威权，给不给福利乃至管不管死活是他的权力，所谓权力就是一件事情他想办你拦不了，他不相干你也不能埋怨。至于他有这种爱好，到底好还是不好，我觉得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也可以说福利国家好，也可以说福利国家不好，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可以说，同样是搞福利，瑞典政府搞那是因为制度安排决定了政府有这个责任，而斯大林搞只不过证明了这个统治者有这个权力，并不是只有宪政国家才搞福利，但是承担福利责任的确只有宪政下才可能。专制制度下可能有喜欢福利的专制者，但是不可能有承担福利责任的国家。
　　
　　 我刚才得出的这个结论，与我们赞成不赞成福利国家并没有什么关系，你可以认为福利国家或者高福利不一定就是好制度，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在法国就碰到一位新自由主义的法国学者，他是对他们这个国家的农业保护政策批评很厉害，大家知道，法国的农业政策一直是很有争议的，对法国农民实行非常高强度的国家保护，这种政策美国人当然是很反对，在法国内部也有一些属于右翼的经济学家也是很不满的，他就说这个政策如何不好，当时我们在场的一位中国朋友中国学者就提了一个问题就很有意思，这么糟的政策，你们政府为什么要干？是不是你们这个政府喜欢搞政绩工程呢？法国学者就听不懂什么叫政绩工程，怎么解释他也不懂，为什么？政府不追求政绩那不就坏了吗，政府追求政绩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他不明白的一点是，政府是要追求政绩，但是有一种政府只能追求讨好老百姓的政绩，不能追求讨好上级的政绩，有一种政府是喜欢追求讨好上级的政绩，但是并不是讨好老百姓的政绩，而这一点是没法通过翻译向他表达的。政府都是要追求政绩的，但是我们讲的政绩工程指的是地方政府为了讨好上级政绩，实行一种损害老百姓的制度，我们就把它叫做政绩工程。可是我们理解的贬义词，你是没法给他翻译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法国，国家对农民的保护也许确实过分，而且弊端不少，但是政府的确是在农民的要求下这样做的，你可以说农民的这些要求不合理，不一定说老百姓的要求就一定合理，老百姓也会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但是你可以说农民的要求不合理，却不能说他们的政府为了讨好上级制造政绩而坑害农民。讨好上级、制造政绩、坑害农民的做法，即便打着造福于农民的旗号与福利国家也应该是毫不相干的。我们通常讲福利国家是有弊病的，但是绝不是这种性质的弊病，所谓福利国家就是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下，政府承担了福利责任，而不是统治者有很大的权力，他可以搞福利，你就感恩，他不搞福利，你也没办法，不是这样的状态。
　　
　　 第二，正因为我刚才讲得这个原因，福利国家中的二次分配肯定是正调节，而不可能是负调节，尽管这种正调节的力度可能有高有低，什么叫做正调节呢？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的一种调节，我们把他叫做正调节，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假如福利政策既然是老百姓要求于政府的，而不是统治者爱好的，就必然具有正调节的特点。老百姓中，如果穷人多，富人少，当然就会使多数决定产生的福利立法有利于穷人，这是没有问题的，有一些朋友会认为，长远地看也许反而不利于穷人，我们有一些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就会认为，如果二次分配太厉害的，实际上最后反而坑了穷人，我不管这个话到底对还是不对，那个话是长远的说法，至少当下来讲肯定是有利于穷人的。
　　
　　 有些人讲了，如果我们这个国家穷人只是少数，我们这个国家已经是中产社会，绝大多数国民都是中产阶级，我们制定的福利政策会不会有利于穷人呢？通常也是有利于穷人的，这个道理罗尔斯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即使国民已经是中产社会，真正的穷人很少，我们假定人民是经济人，并没有强烈的慈善动机，但是只要罗尔斯讲得那种无知之幕的机制还起作用，我们虽然并不是穷人，但是所有的人都不敢保证我们的一辈子都处于强者地位，我们都要假设我们也许还会老的，也就是说弱者的地位虽然我们现在并没有处于这种地位，我们并没有足够的把握能够判断我们不会落到那种地位，我们不明白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在这种背景下人民也会倾向选择于有利于最弱者的安排。对这样的逻辑，唯一的挑战就是来自近年为了论证NGO或者民间公益组织为什么需要提出来的理论，针对特殊弱势者的政策失灵理论，第三部门有提供公益和救助，有些人就说福利国家不是能干这个吗？有些人就认为福利国家在有些问题上是失灵的，所谓特殊弱势者，无知之模之外的，我确切知道我不会沦落到那种地步的弱势者，任何人都可能会生病，但是假如我不去逛妓院，我确切知道我不会得艾滋病，要实行一种特别有利于爱滋病患者的政策，也许我就不会赞成，因为我确切知道我不会得艾滋病。
　　
　　 有一些弱势群体，比如说患艾滋病之类的特殊的病人，比如特别弱小的族群，比如土族人，只有几百人，人很少，投票显然不可能是多数，而且一般的人不会担心沦落为印第安人，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根本没有办法提出诉求的动物，再怎么沦落也不会沦落为熊猫。因此多数决定的福利国家政策，就可能难以对此提供足够的保护，这就是所谓福利失灵。因此，就需要另外有NGO或者第三部门，但是我前面讲了，一般来讲，这种特殊与人们无法肯定自己会不会遇到的所谓一般弱者，也就是老弱失业相比数量是很小，这个因为并不影响福利政策制度的正调节职能。
　　
　　 因此民主国家的任何福利政策都会对初始分配中的贫富差距多少起到缩小的作用，从数字分析的角度来讲，二次分配之后，基尼系数比初始分配要小，区别在于有时候这种调节是高福利，调节力度比较大，有时候这种安排是低福利，调节力度比较小，如果调节力度很小，我们就说它是自由放任或者说接近于自由放任，但是相反的调节，理论上在民主国家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也是如此。
　　
　　 我们在这里有一连串的数字，从1960年到1980年间，主要的民主国家二次分配前和二次分配以后，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是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中高福利的北欧这些国家变化特别大，像瑞典，从0.39变成0.202，基尼系数下降了一半。芬兰从0.46下降到0.225，也下降了将近一半。西欧的法国、英国、德国这三个国家，就下降得少一些，下降了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美国号称是低福利的国家，有人说近乎自由放任的国家，下降得就很少，从二次分配以前是0.34，二次分配以后是0.324，也就是说只下降了一点。但是没有一个国家二次分配以后基尼系数反而上升的。
　　
　　 所谓的福利并不是处于民主选择，而是统治者的爱好，负福利、负调节就或者说反调节就绝不是不可以想象。350多年，晚明的黄宗羲就曾经提到过那个时候也有所为的福利制度，什么叫福利呢？凡是利都不希望老百姓得，凡是福我们都希望尽可能统治者得，这就是一种以国家强制力量进行二次分配给特权者提供福利的安排。反映在数字分析上，二次分配以后的基尼系数不但不降低，反而会升高。
　　
　　 其实这个现象并不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古代只是因为数据缺乏，我们难以计算基尼系数，但是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我们都知道，以前我们的皇上我们不知道他的工资是多少，一般来讲皇上不领工资，皇上从摇篮到坟墓国家财政包下来，而且三千家里，万顷林苑都是二次分配的结果，而且皇家之外，我们大家知道那时候有很严重的两极分化，最严重就是杜甫那两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中国，什么人能把门漆成朱色有讲究的，不是有钱就能漆成朱色的，那是一种等级制度，只有权贵和高品级的官员才有可能这样的待遇，这是一种政治待遇并不是经济的富裕。朱门为什么会酒肉臭，不是做买卖赚了钱，土地比较多，收了比较多的地租，就算他们的土地比较多也不是自由买卖来的，其实也是二次分配的结果。
　　
　　 关于这个事就有一个话题需要解释，什么叫做二次分配呢？马克思曾经讲过，市场经济的分配，以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进行私人交换形成的分配，也就是说我们讲得初始分配，由于民间的经济活动、交易、雇佣、借贷、租佃、继承、遗赠、馈赠等活动，也包括劳务收入等，形成的这种收入我们就叫做初始分配。国家权力进行的强制分配也就是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以统治和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分配，这就是所谓的二次分配。民间经济发达的社会，这个定义是没有分歧的。民间经济不发达的状态下又怎么样呢？
　　
　　 最近王韶光先生写了一篇文章，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是没有二次分配的，只有初始分配，而初始分配是由国家进行的，中国当时不需要二次分配，为什么？因为初始分配已经很平等了，所以就不需要二次分配了。这个说法王韶光先生是在为我国旧体制缺少一种正调节机制进行辩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说法在逻辑上我觉得会导致非常严重的混乱。为什么？比如说我们设想这样一个话题，假如我们设想对于市场经济，存在很多初始分配一次分配的市场经济，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可以逐渐增加高税收、高福利的比重，比如我们可以对市场经济下初始分配我们增收50%的所得税，再增收80%的所得税，最后我们干脆抄家没产变成百分之百的所得税，这个逻辑是什么。这个逻辑是，假如我们对市场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渐增加高税收、高福利的比重，也就是说公认为是二次分配的比重，在逻辑上，当二次分配律达到百分之百的时候，这个经济就完全国有化或者社会主义化。如果说像王韶光讲得那样，完全没有二次分配，只有百分之百的初始分配，那就是彻底的自由放任，与计划经济不是恰好相反吗？所以，如果说完全的计划经济只有一种分配的话，恰恰是只有二次分配，而不是只有初始分配。也就是说，他只有国家权力进行的那种分配，就没有初始分配，实际上完全的计划经济几乎是没有的，战争时代的供给制可能是完全的，任何个人可支配的机动的收入都没有，但是现实中的计划经济其实仍然有两层分配体制的，一个是个人可支配的货币工资收入，二是等级化的福利，也就是住房、用车、医疗、哺育、食物特供等形形色色的东西，我们把它叫做待遇，计划经济下的工资尽管也是国家发的，不完全等同于民间经济中的初始分配，工资是货币，消费毕竟要通过私人交换的，因此仍然可以说，这是一种准初始分配，而福利待遇则是完全的二次分配。
　　
　　 我们知道，当时这种初始分配是不平等的，这就是毛泽东讲的有所为八级工资制，他称之为资产阶级法权，可是谁都知道，那个时候更严重得多不平等并不是什么八级工资，而恰恰是那种二次分配。早在1978年就有人指出，根据官方统计的货币收入，我们城市内部那个时候有大锅饭，1978年还没有改革。不过我这里要讲，即使在1978年城里头也有一些没有工作的盲流或者是纯粹的家属，实际上这些往往在当时的统计体系中不反映。不管怎么样，按照当时的这个统计，城市里头的工资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的确是很平均，只有0.164，农村内部的分配公分的分配就要高一点，是0.227，也不太高，应该说还是很平均的，但是主要是由于城乡人口的待遇不同，尤其是所谓14项福利的不同。如果我们把城乡合计，全中国的基尼系数就达到了0.331，这还是1978年，号称是最平均主义的那个时代，而我们知道，0.331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已经超过了我刚才讲得所有发达国家二次分配以后的基尼系数，二次分配以前很多国家都是比较高的，包括北欧国家，像芬兰达到0.46，法国达到0.50，都是很高的，但是二次分配之后他们都降低了，美国最高也不过才0.324，其他国家都没有中国高，我这里讲得中国仅仅是指城乡差距，还没有讲城市内部的差距。
　　
　　 即使不讲城市内部的差距，仅此一项再分配就比任何发达国家再分配以后的分化要更严重，如果再考虑城市内部的负福利现象，像毛泽东曾经讲过，我们国家的医疗制度就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后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搞了一个所谓赤脚医生制度，这个制度后来被左派朋友夸奖得非常厉害，但是这个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先不讲。即使这个制度真有那么高的效率，不过就是在1978年以前30年的时间内，也不过是仅仅几年的时间，30年时间内绝大部分是没有合作医疗的，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毛主席自己讲了，医疗制度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后来卫生部前副部长尹大魁先生讲过一句话，公共医疗开支80%用在领导干部身上，仅仅这一项再分配就很不得了，福利特权化，公共扶贫为公共化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负福利。那是因为对再分配的作用比零福利还要糟糕，零福利也就是说，初始分配形成的贫富差距没有缩小，但是至少也没有扩大，负福利的特征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贫富差距，严重扩大了以名义工资显示的不平等，而民主国家福利有高低，但是不可能有负福利，他们也不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专制国家如果不引入负福利的概念，我认为就没法进行最基本的分析。国外的经济学家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只要他讲低福利，他就认为是自由国家。只要他认为是自由的他就认为肯定再分配力度是很低的，但是他往往就不可能理解，有时候不那么自由，再分配力度非常之高，但是这个分配完全是反向的，他们基本上是不讨论这个问题的。
　　
　　 改革之后有一个现象，由于走向市场经济，民间经济开始活跃了，因此初始分配的差距开始拉大了，初始分配的基尼系数开始上升，但是二次分配的负福利性质并没有因此改变，二次分配仍然是扩大了二不是缩小了的一次分配基尼系数。
　　
　　 这里有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我们国家原来农民是没有福利的，包括最典型的是没有医疗保障，最近几年我们开始推行新型合作医疗，就是所谓新农合，很有成效，覆盖面已经很可观了，全国推行新农合，最领先的搞得最好的就是江苏省，江苏省新农合的覆盖率已经达到95%，据说基本上已经全覆盖了。我最近看到他的一个材料，江苏省全省7500万人口，医疗福利基本上是这样子分配的，4500万农民已经参加了新农合，新农合人均筹款额是51元/年，1088万人城市那里没有工作的人，吃低保的人，他们享有基本医疗保险，比有工作的人医疗要差一点，这部分的筹款率是每人120—500元/年，有工作哪些人，城市一般工厂里面的职工，总而言之是更高一档，这些人享有医疗资源每人1400万元，很少一部分人享有全额公费医疗，这些人有14.4万人，也就是说占江苏省全省人口7500万人中的千分之二。这些人融资额每年是6000元，也就是说这些人中平均每个人享有是农民享有的110倍，但是他们的货币工资收入有没有农民的110倍呢？我觉得是可疑的。如果按照这个数字统计基尼系数的话，医疗资源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84，已经远远超过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如果把二次分配加进去，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肯定是涨一块。我认为，尽管这样子，我们还是应该承认，江苏省做得还是不错的，至少农民得到的还不是零，还是得到了50几块钱，在全国来说，应该是很高的水平。
　　
　　 我知道另外一个数字，我的一位亲人，这是很确切的，他是享受全额公费医疗的，最近这个省开始搞了老干部保健制度改革，他们花钱花得实在是太多，就是定额管理，每人按照级别，给了一个定额，超过了这个限度国家就不给报了，但是这个制度很有意思，如果用不完这个钱剩余的部分可以发给你，给了人们节省的激励，以前那些干部乱花钱，住在医院不出来也不觉得有什么，现在可以使干部懂得节约，超支我要掏，如果节省下来我可以发给我，等于增加一笔收入。原来不知道他们要用多少钱，都是实报实销。
　　
　　 实行这个制度以后，据说效果不错，使得高干保健的支出下降了，实际上还是给国家节省的钱。我的一位亲人，这位亲人也没有多少权力，但是他资格特别老，45年参加民族同盟的，以前共产党不承认他是革命的，只要不是共产党，就不是革命，但是现在他也成了离休干部，因为45年的时候他就参加过反蒋，资格比较老，虽然没有当过什么很大的官，实行定额制我就知道了，他每个月的定额是19000元，但是他身体很糟糕，19000元基本上全部用光，如果他身体很好，就会增加一笔很可观的收入。
　　
　　 我插队的那个村子现在已经覆盖了新农合，我专门问过，去年一年实行新农合之后，我们这个乡的农民平均每人在新农合项下每个农民报销了14元，14元和19000元相差多少？工资和农民的相差绝对达不到那么高的程度，而且我认为即使这样，我们仍然说应该是进步了，为什么？因为按照我刚才讲的，没有实行这个制度的时候，他们用得更多，而且在没有实行这个制度的时候，农民连这十几块还不能报，完全是零，应该说这还是一个进步。虽然我们现在的二次分配就是负福利色彩很浓的，但是比以前负福利成分还是要下降，还不是在扩张的。原来农民得到的成分是零，现在毕竟还得到了一些。
　　
　　 我现在仍然要讲，从性质来讲，我们仍然可以区分两种二次分配，一种是先有公平的自由竞争，再用民主的二次分配，减少竞争造成的不平均，把这个叫做福利国家。还有一种，先是取消自由，再以虚幻的平进步民主的特权福利造成严重的等级分化，就把它叫做负福利国家。一般来讲负福利国家就是用强权攫贫济富的品质，不公正甚于零福利甚至自由放任，负福利和福利国家的区别，大于民主国家中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的区别。所以在我们国家讲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伪问题，福利最少的国家也不过就是零福利国家，零福利国家和福利国家的区别再大，也不会大大负福利国家与福利国家的区别，负福利国家如果变成了零福利国家，实际上也是向福利国家迈进了一步，至少不剥夺穷人，我不照顾穷人，至少我不剥夺他们了，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怎么样，都是朝着福利国家迈进，因此提出降福利的口号根本没有道理，已经是负福利国家，还要怎么降。要说增福利也不会和自由放任产生矛盾，再增，零福利差得很远，零福利才是自由放任。
　　
　　 在转轨过程当中特别注意负福利的问题，这是民主国家只会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之间进行辩论的经济学家是不重视的，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福利特权化、公共品不公共的问题，单纯增加公共品供应就未必有助于公正。
　　
　　 就住房制度而言，我要纠正一种说法，据说改革以前的住房制度是福利房制度，我们现在说住房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取消福利房，什么是福利房呢？福利房制度老实说在西方国家是普遍存在的，就是国家把住房保障资金拨给政府的房屋管理部门，由他们给穷人盖房子，以贫穷作为分配的唯一条件，这样的房子叫福利房。不同的国家这个分配标准是不一样的，像瑞典那样的高福利国家，只要你不是太富，都可以有住房保障，在美国这样的自由放任国家，就只有很穷的人才可以享受，一般的低收入者是不能享受的，除非你是收入在免税线以下，属于国家明确要救济的人，才可以享受。但是有一点，都是穷人享受的，只不过是穷到什么程度的区别而已，这种制度叫福利房。不要说我们现在没有，改革以前我们也是没有的。
　　
　　 如果改革以前和这种制度近似的一种制度就是解放初期我们曾经有过一次，共产党进了城很多富人都逃跑了，或者国民党都逃跑了，当时政府手里头控制了一批空房子，当时的政府的房管部门用空房子安置了一部分社会上的穷人，把他们安置在一间大房子里头安置十几家穷人，在有些地方做了这样的安置。这种安置方式的确可以说有一点福利的色彩，但是那是一次性的，以后中国再也没有盖过这种房子，大家知道，以后我们中国的房管部门成为非常穷的部门，经费不要说盖新房子，就是维修旧房子都是远远不够的。所谓社管公房，房管局管的直管公房普遍都是危房，就是北京那些所谓破破烂烂的四合院，已经快垮掉的房子，不是各单位管的，由国家房管部门管的，因为国家没有钱修，更不用说盖新房。国家的住房投资干什么了？拿去给了各单位，各单位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好的单位工资高、福利也高，住房也好，差的单位工资低、福利也低，住房也差，中国当时有一个部门国家明确讲不给提供住房的，国营企业国家名义上提供了承担住房的责任，经常不兑现，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国家至少还声称我将来会给你解决住房。有两种人国家声称不给他们解决住房的，城市二青系统的工人，大集体的工人，你没有这个待遇，国家不管这个住房的。第二种就是没有单位的人，包括农民，也包括城市里头没有单位的人。尤其是农民的住房最有意思，农村的集体化一开始就明确是生产的集体化，1956年高级社标准章程明确说农民的财产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生产资料，包括耕地、大耕畜、大农具都要入社，归集体所有。一部分是生活资料，其中包括住房和宅基地。集体不负责给你盖房子，不搞集体的住房福利，因此这部分东西不入社，都是私人的，宅基地是私人的，这是高级社标准章程明确规定的，住房也是私人的，小农具等一些生活资料都是私人的。按照这个规定，集体化是不解决住房问题的。一直到人民公社解体，1984年，虽然一些搞得比较好的先进的公社比如大寨和华西村，到了七八十年代社里给社员盖了新房子，但是这并不是统一的规定。中国的人民公社绝大多数一直到解体的时候，农民住的仍然是他们自己盖的房子。比如我插队的地方，一直我离开的时候，1978年我离开的时候，农民还是各自自己盖房子。非常奇怪的一点，1962年我们修订人民公社60条的时候，莫名其妙增加一条生产队境内一切土地包括宅基地都属于集体财产，收归集体所有。虽然土地收归集体所有，但是盖房的责任仍然推给你，我不给你盖房，但是你的土地我要拿过来，中国有权力没有责任表现最明显的就是这一点。
　　
　　 中国单位住房制度就是典型的收入高、福利也高、收入低、福利也低，没有收入就没有福利，单位内部的分房也是负福利方式，有权有势的人工资高、住房也高，没权没势的人工资低住房也低，中国可以说是特权房制度，住房制度改革并不是什么取消福利房，而是对以前的住房特权进行变现和赎买，我们把特权变现给你了，或者用钱赎买，给你一笔钱，把特权给取消的，实际上也没有降低得了，实际上负福利也要，钱也要，以前搞得住房制度改革，基本上是对特权的赎买，基本上并不是什么针对福利的，我们中国以前就是从来没有福利房制度。以后中国如果需要建设福利房制度，绝不是改革太过分了，我们需要缓和一点的问题，而是我们要搞一种以前中国从来就没有过的福利制度。这就是现在所讲的廉租房制度，我们现在的廉租房制度恐怕还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福利国家的福利肯定是正调节，不可能是负调节。
　　
　　 第三，福利国家的福利必然是公民的权力、政府的责任，而不可能反过来，变成政府的权力，公民的责任。讲得简单一点，福利是我想要你要给我的，而不是你想强加于我的。如果权利义务关系一颠倒，就变了，公民失业了，需要政府给他提供就业保障，那就是福利，政府把你抓去劳改，那就不是，布劳格群岛、奥斯威新都不是福利。
　　
　　 如果政府给住在贫民窟的人承担责任，改善住房，给他们盖廉租房，那是福利，如果政府说贫民窟是违章建筑，我派出一大帮城管给你撵走了，这当然就不是福利。以前我们对街道流浪汉和乞丐有一种政策收容遣送制度，这种收容遣送制度大家都知道，当然是负福利，不是流浪汉需要救助，而是他把这些人给抓起来。有些地方搞了改革，在孙志钢事件之前，有些地方在先行进行流浪人员救助制度的改革，这个改革非常通俗易懂，天津早在孙志钢事件之前就有这个概念，当时的说法很简单通俗易懂，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流浪者如果需要你救助，你不能不救，但是我如果想走了，你不能把我扣在那儿给我抓起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是什么意思，我享有被救助的权利，你有救助我的责任，但是你不能剥夺我的权力，如果变成逃都逃不及给我抓起来，而且还让我无偿劳教，去昌平筛沙子，赚够遣送费，甚至养活工作人员，我觉得这就是负福利了。
　　
　　 政府提供免费教育这是福利，政府把无力掏钱供孩子上学的家长抓起来，这就不是福利，政府提供养老保险是福利，国家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让他自己耕田养老，不许留在城里给国家添麻烦那就不是福利。但是在这方面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权责倒置错误屡见不鲜，中国人非常容易权责倒置。有人就有一个说法，我们国家不允许农民自己处置自己的土地，这是有理由的，因为土地是农民的保障，而社会保障是不能私有化的，这是有一位明人再三讲，不管怎么驳他讲，也不跟你讲，还是照讲不误。这是什么意思呢？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这句话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提供保障的责任不能私有化，也就是说所谓社会保障你如果碰到问题，这个社会是不是国家另当别论，有的时候可能是企业和社区，总而言之，公家有责任保障你，而不是自己保障你，这就是社会保障，自己保障自己，就把保障的责任推给你自己，那就不是社会保障的。我那位朋友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当农民老的时候，国家不承担任何责任，让他自己种田养老，国家唯一做的事情是剥夺他处置自己土地的权力，我不让你把你的土地任意变现了，我就假定你有保障了，什么保障，自己给自己干活，自己可以耕田养老了，我就有理由在城市里头既不给你盖福利房，也不允许你私搭乱建，因为私搭乱建会产生贫民窟，就给我们丢脸了，既没有自己解决住房的自由，国家也不给你福利，必须在城里干到35岁就回家，35岁之前单身劳工住工棚，35岁之后就回去，你反正是有一块土地的，为什么假定有一块土地，因为国家已经剥夺了你处置土地的权力，你是可以自己种田养活自己的。这种制度有没有道理呢？我觉得也许是有道理的，我们国家很多制度兴许都有道理，这和福利风马牛不相及，你把他抓起来劳改有道理，不能说这是福利。道理人人会讲，但是是什么样的道理，你得讲清楚。
　　
　　 我这里要讲，现代福利制度当然也有某些个人责任的要求，在社会统筹式的福利中，比如说像德国搞得那些福利，政府企业个人三方出资，在这种福利系统中，个人要交的保险金就是强制性的，不是你想交就交，不想交就不交的。但是这种强制性的个人责任毫无疑问只能是公家责任的一种补充，如果国家企业都一毛不拔，只是弄权强迫你自己买单治病，即便这种处于好心，与福利也是不搭界的。比如美国福利医疗保险只是针对很弱势的群体，一般的人是没有福利医疗保险的，但是政府有一些强制行为，害怕生病没有着落，要求所有的公民买最基本的医疗保险，美国人从来没有说这是福利，他认为他有理由这样做，这和福利没有关系。美国人讲得福利保险是指联邦财政和州财政给老人和低收入者提供的医疗保险，那是属于福利，我要你买的那些东西，那不是福利。
　　
　　 因此，福利国家的福利是公民的权力、政府的责任，而不是反应过来政府的权力、公民的责任，这三条加在一起，就是所谓的福利国家，指的是在一种宪政条件下，公民要求政府为自己承担服务责任的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机制。如果我们要求政府承担的服务责任很大，我们就不能不向他让步稍微多一点的权力。把这个叫做高福利的国家。也有可能我们害怕政府的权力大，不给他们那么多的权力，因此不能指望他们承担太大的责任，因此就是所谓低福利国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拥有所有的权力，但是不承担任何责任，或者只承担所谓的负责任，所谓负福利，实际上以剥夺弱势者给特权者提供福利的责任。这样的变革，我觉得和我们当代中国人追求自由的变革是一点矛盾都没有的。
　　
　　 就税收福利而言，实际上很多人都指出，中国国家部门，其中包括行政部门和国有垄断部门，从GDP中切的一块，实际上比世界上很多福利国家都大得多，我讲得完全不是赋税，赋税我们国家这些年都急剧上升，但是大家知道，除了赋税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行政性收费，有人说政府收入要占中国GDP三分之一，超过所有的福利国家，但是中国人得到的福利，尤其是所谓的政府那的确是很少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我们有一些自由主义，尤其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朋友，要求政府减税，那是完全有道理的，但是不应该要求政府降福利，在中国这样的条件下，要求政府减税和有一些左派的朋友要求政府增加福利这并不矛盾。如果我们的一些左派朋友忙于要求扩大政府的汲取能力，另外一些右派朋友忙于要求政府最好什么福利都不做。
　　
　　 民主的道路从来就没有什么一定之规，从来不是事先设计的，假如不是想采取暴力的手段搞革命的话，让统治者觉得搞民主还是好象有必要的，为什么会有必要呢？如果统治者权力完全不受限制，责任的话没有人追问，他怎么回认为民主是有必要的，民主觉得有必要肯定是他觉得，他行使权力碍手碍脚，很多权力行使不了，很多责任又推卸不了，最后他只好讲，你让我承担的这些责任我承担不了，我跟你商量商量怎么样，我只能给你提供这些服务，你就给我授予这些权力就够了，这就有民主了。所以，任何一种民主，不管是从基层开始，还是从党内民主开始，有些人说民主应该从党内民主开始，有些人说民主应该从最基层开始，但是我觉得不管从哪边开始，一个最基本的机制就是，民主制度应该是从两个方面改变原来那种体制的权责不对应的状态，权力太大，因此公民自由小，责任太小，因此公民的福利少。应该从这两方面改变这种状态，一方面使得政府的责任越变越大，一方面使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受到限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才会有一种动力和被统治者签订一个契约，责任和权力到底应该怎么样结合？这种契约可能不是只有一种答案，政府的权力和责任都大一点，也可能是政府的权力和责任都小一点，但是不可能只有权力没有责任。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很多东欧国家，当年团结工会在波兰要求的是什么，要求的就是福利，他们很多诉求如果用市场经济的眼光来看，有些人也许会觉得不是很合理，团结工会真正掌权之后，他们强调政府要管物价，物价一涨，就抗议，政府为什么不保证我们有低物价的食品？后来团结工会掌权就自己把物价放开了，但是当时要求低物价完全是应该的，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哪怕是最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如果在宪政国家完全可以提倡自由放任，但是在统治者的权力完全不受任何制约的情况下，如果有人提出从摇篮到坟墓的责任，统治者都应该承担，我认为没有什么理由反驳，没有什么理由阻止他提出这样的要求，这种要求完全合理。既然权力不受制约，责任为什么要受到限制呢？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你的责任受限制了，肯定是权力也得受限制，在同步的背景下。不管从下面还是从上面，不管是从党内民主还是开始从基层民主开始，如果我们的左派能够增加人民享受的福利，我们的右派能够增加人民享受的自由，我们就向宪政民主逐渐靠近。如果我们的左派在极力剥夺老百姓的自由，右派极力剥夺老百姓的福利，我觉得我们将会离那一天越来越远。谢谢大家！
　　
来源：律师观察网 来源日期：2008-3-5 本站发布时间：200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