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作鹏谈上海会议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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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作鹏谈上海会议的前前后后一


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并非毫无征兆地突然发动起来，而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先进行舆论动员，思想酝酿，及连续不断地“批这斗那”的局部前哨战斗。浪潮迭起长达数年之久。
    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大体上应从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开始，逐渐发展到全国范围，最终演变成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大悲剧。
    1962年年初，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七千人大会)发表了重要讲话，论述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强调指出：“已经被推翻的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又指出：“有些人挂着共产党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
    当时毛主席的讲话是有背景的。在国际上，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路线，苏中两党在国际共运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毛主席说苏共执行了修正主义的路线，在国内，特别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提出对“三面红旗”要“总结经验教训”，认为三年自然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不同意见。毛已感到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压力。
    1962年8月，毛主席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中，毛主席提出了三个问题：一，社会主义国家存不存在阶级；二，国际国内形势问题；三，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并且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内阶级的存在是长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也是长期的，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
    接着，在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否则“我们这个国家还有可能走向反面，所以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
  　已多年不曾强调的阶级斗争问题从此重新强调，并且调子越来越高，调子越来越尖锐，成为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1964年，开始了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农村“四清运动”。毛主席指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这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又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当社教运动中揭露所谓的“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时，毛主席又兴奋地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1964年，毛主席多次指示：“官僚主义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斗争的对象，是革命对象。”又说：“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斗争，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1964年夏天，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国如果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各省要顶住。”又说：“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的中央。”
    在全党进行了一年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舆论准备后，毛泽东将“斗争”目标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5年12月，毛泽东在杭州又有所指地说：“在北京，我的话没人听了，所以才去上海组织写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海瑞罢官》这出戏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1959年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又说：“中宣部扣压左派文章，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又说：“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北京市委要解散。”
    1966年8月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说：“联想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将“斗争”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二、纠正“军事冲击政治”，海军党委意见分歧
    1962年下半年至1963年，海军工作根据毛泽东、林彪的指示，根据中央军委提出的各项任务，经过海军全体指战员的努力，各项工作发展比较顺利，成绩显著。“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争创“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运动深入军心。海军党委团结也是好的，全海军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学毛著、学雷锋形成热潮，好人好事不断涌现出来，整个海军的工作面貌和精神面貌有了新的起色。
    1964年1月18日至30日，海军召开了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海军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决议中指出，1963年1月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议体现了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和林彪同志“三条指示”的精神，经过一年来的实践证明，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议是正确的，今后应继续贯彻执行。
    在海军党委三届一次全会上，选举了海军党委常委委员、书记、副书记等。之后经中央批准，萧劲光、苏振华、王宏坤、李作鹏、杜义德、刘道生、赵启民、周希汉、张秀川、张学思十人为常委委员。萧劲光为第一书记，苏振华为第二书记，王宏坤、李作鹏、杜义德、刘道生为副书记。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1964年开始的全军大比武，成为党内、军内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全军大比武，是1964年1月下旬由罗瑞卿总参谋长在南京主持召开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现场会议提出引起。当时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均有负责干部出席，海军是我和刘道生两人参加。
    这次现场会议由南京军区事先准备了战术、技术项目进行表演，并且表演得比较熟练精彩，大家看了都认为好。罗瑞卿总结讲话时，要求全军迅速推广，“掀起军事训练高潮”。回到北京后，我和刘道生整理了汇报提纲，并向海军常委们做了汇报。
    我当时认为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是正确的。2月初，海军党委下发指示，号召海军各部队行动起来，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热潮。
    从此，海军各单位就开始掀起以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军训高潮”，并从下而上的搞起“比武运动”。6月在舟山，海军召开了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尖子”单位进行了表演，贺龙、叶剑英元帅和罗瑞卿总长到会观看，海军有苏振华和我到会。12月在青岛，海军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比武大会，萧劲光、刘道生到会。这样一来，全军学习、推广郭兴福群众性军事训练教学方法，在一些基层部队，就变成个别单位和少数“尖子”的“大比武”活动（实际上郭兴福教学方法还包括政治思想工作、战斗作风培养、贯彻群众性练兵活动等内容），并由局部的小型比武活动发展到全海军性的大比武。
    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目的不是为了比武，军事训练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比武。比武仅仅是郭兴福教学法中考核训练成果的手段之一。但在各种舆论工具的大力宣传下，“练兵为比武”、“训练为比武”的空气相当浓厚，而比武、练兵的真正目的倒有所淡化。在海军有些领导也提出“比武压倒一切”，“海军工作的中心转到比武上来”。在大比武中，还发生弄虚作假现象。例如，拼凑“尖子”（将几个单位的技术能手拼凑在一起）参加比武的锦标主义现象和花架子“练为看”的形式主义现象等等。当时，对林彪提出的建军方针和路线，虽然没有听到公开反对，但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空气很自然的逐渐淡薄起来。
    1965年初，由罗瑞卿主持召开军委办公会议，海军照例是我参加。
    会议传达和讨论了林彪对全军大比武“冲击了政治”提出的批评。
    林彪批评意见的主要内容是：“大比武使有的部队只抓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在大比武中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把其他一切冲垮，结果也会把军事训练本身冲垮。”林彪说：“一定要突出政治，要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我们全盘工作的基础。政治工作搞好了，其他工作才能搞好，军事工作也才能搞好。”林彪又说：“要研究和接受前几年海军的教训，过分突出军事训练，就冲击了政治。海军吃亏就吃在这个地方。他们后来转变过来了。”
    军委办公会议传达林彪的指示后，不但罗瑞卿震动很大，对参加军委办公会议的其他人也震动很大。罗瑞卿觉得林彪批评过重，他认为对1964年的军事训练成绩还是应该肯定。他在会上说，去年（指1964年）的军事训练工作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年，成绩是主要的。“气可鼓，不可泄”。因此对林彪的批评意见，在向下传达时，是按照罗瑞卿“军事、政治应该并重”的指导思想作了不少修改。
    这样修改林彪的批评意见，我心中虽有疑惑，但我们带“耳朵”参加会议的人是没有资格提出自己的看法的。这就是后来批判罗瑞卿“对林彪指示进行歪曲篡改，塞进自己私货，力图阻止林彪指示贯彻执行”的情况。
    1965年初，全军开始纠正“军事冲击政治”的错误。就海军而言，下面部队问题不大，上面怎么指示，下面怎么执行，同时已有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基础，部队战备工作的情况仍然不错。
    可是在海军党委常委内部却发生了问题。对于全军开始纠正“军事冲击政治”的错误，有的常委态度比较明朗，如萧劲光,但也有的常委态度不明朗，纠正工作不积极，不坚决，采取消极的态度。有的常委借口抓海军装备工作，形成政委不抓政治思想工作，对于纠正海军存在的“军事冲击政治”的工作和措施，不闻不问也不管。有的常委借口海军装备技术复杂，因此对于纠正“军事冲击政治”表面拥护，实际反对。
    虽然有林彪对全军大比武“冲击了政治”的批评，但罗瑞卿“军事、政治应该并重”，“气可鼓，不可泄”的意见是以军委办公会议精神传达的，在各级领导的思想中仍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海军党委常委内部产生新的意见分歧并不奇怪。
    1965年夏天，我向萧劲光司令员和苏振华政委建议，开一次常委通气会，发扬民主、交换意见。检查海军党委，对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和批评“军事冲击政治”的思想状况和改进措施。他们采纳了我的建议，在“八•六”海战之后，开了几天相互通气交换意见的常委会议。
    会上我比较尖锐的讲了一些意见，我指出，在全军纠正“军事冲击政治”的错误时候，目前常委中出现新的指导思想上的不统一，反映在工作中出现不协调、不配合、不团结的现象。特别指出，对如何落实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如何纠正“军事冲击政治”，常委中存在三种态度：第一种是认真贯彻林彪指示，积极纠正“军事冲击政治”；第二种是对林彪指示既不积极也不抵制；第三种是对林彪指示既消极又抵制。
    我提出意见的中心思想是：希望海军党委把思想统一在贯彻落实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和纠正“军事冲击政治”上。虽然我在会议上没有点明“军、政并重”论，实际上已表明我的态度。
    这一下大概把苏振华刺痛了，很快就把我的发言记录整理后，送给了罗瑞卿。
    9月中下旬，有一天我到三座门参加军委办公会议，会议结束后，罗瑞卿叫我留下，并有梁必业、刘志坚、徐立清在座。
    罗对我说：“你在海军常委通气会议的发言记录稿我已看过了。”
    我说：“可能有错误, 请总长批评指示。”
    罗说：“要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夹起尾巴做人，搞好团结。问题是否就到此为止？不要再去扯了，大家集中力量把工作搞好。”
    我说：“同意总长指示，目前海军有些情况值得注意，希望总长加以重视。”
    谈话结束后，梁必业邀我到他家里去坐一会儿。在梁必业家里闲谈中，我说了一句：“北京情况不太平，军队有人要闹事。”
    梁必业追问我：“谁？”
    我自悔失言，一直没有敢告诉他，只说：“以后你会知道。”
    其实此时我已知道林彪与罗瑞卿有矛盾，几个老帅对罗瑞卿也有意见。叶群、叶剑英也曾向我打过招呼。
    我又从小道消息知道，全军中将以上的干部定级方案已报中央，罗瑞卿亲自将梁必业的行政级别由六级提为五级，因此我不敢实情实告。
    自1964年底，林彪提出“突出政治” 和对全军大比武进行批评后，林彪和罗瑞卿两种建军思想的矛盾逐步公开化。但当时，我只看到了表面现象，并没有认识到这个矛盾产生的背景和深层的原因。
    当时我认为，政治和军训应该是军队整体工作中的两个方面，我们在具体工作中的体会是，两个方面都不可偏废。但是在当时，突出政治是首位的。在林彪和罗瑞卿对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发生矛盾的大背景下，海军党委常委的分歧“到此为止”，显然是办不到的。并且进一步由意见分歧发展到行动和情绪的对立。
    1965年秋天，海政经过调查研究，组织起草了一份《关于贯彻执行1963年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议的基本总结》（后称《三年工作基本总结》），送海军党委审查，并提议召开海军党委扩大会议进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总结。
    海军党委同意海政的建议，确定10月下旬召开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并向下发了开会通知。
    可是会没开几天，主持党委工作的海军政委苏振华却拍屁股走人了，他说要到南海舰队检查工作去。一部分会议代表，看到苏振华走了，也借口工作忙或搞四清，不来参加会议。老实说当时我对苏振华的行为是非常气愤的，很明显，他是从行动和情绪上表现出反对林彪“突出政治”的态度，表现出对林彪批评罗瑞卿的不满，表现出对军委检查团批评海军工作的不满和三年来调整海军建设方向的不满，并把这种情绪公开暴露到全会上，引起部队干部的思想混乱，简直不像个政委样子。
    第一书记萧劲光对苏振华的如此行为也不满意，他对我说：“他不在，会议照样进行。”萧仍按原计划主持会议，并组成了会议领导小组。不少参加会议的代表，看到海军党委常委内部这种思想不统一，工作不团结的现象，连海军政治委员都不参加海军党委的三届二次全会，因此在讨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总结中，就不能不谈到海军领导思想分歧和团结问题。
    会议通过了《三年工作基本总结》。总结中指出：总的来看，工作方向已经端正，海军工作落后的状况已基本改变，比三年前，有了较大的转变和进步。总结中还提出了海军对“四个第一”是高举、是犹豫、还是反对的三种态度，指出了目前仍存在和需要加强的十五个问题，也分析了今后工作中可能出现的两种前途。
    全会虽然通过了《三年工作基本总结》，但对总结中提到的存在问题，仍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争论还是相当激烈。我认为这也是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反映。
    几周后，林彪从全会简报中知道了会议情况。有一天，由林办秘书给我打电话，传达林彪对海军工作指示。记得有三条：一条是说，海军这几年工作有很大进步，不是小的进步。现在的样子与三年前的样子有明显的不同。主要是抓了政治思想工作和基层工作的结果。另一条是说，林彪表扬祟武以东海战打的好，在国防部的嘉奖令中，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林彪说这不仅是对海军说的，也是对全军说的。最后一条是要我们把这次全会上，海军领导对近几年落实“突出政治”中的两种思想分歧情况搞一个材料，不用写文章的办法，而用拉条条的办法，并限期送去。
    我立即向萧劲光司令员汇报了林彪的指示，他表示完全同意，还决定向会议领导小组传达林彪的电话指示。经会议领导小组讨论决定，由政治部主任张秀川负责组织写这个材料。大约11月底，他们搞出初稿后，给我送了一份打印稿征求意见。我对该材料作了若干修改，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是材料中凡提到“萧、苏认为……”，或“萧、苏、刘认为……”的地方，我都把“萧”字删掉了。我一直认为，萧、苏两位领导虽然在海军工作的时间较长，但1960年后，对落实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和海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等问题上，两人的态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原因之一：军委检查团检查海军工作后，特别是1963年1月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后，在端正海军工作方向上，萧的态度是正确的；原因之二：虽然海军在去年（1964年）也积极参加了全军大比武活动，但今年初，萧对林彪批评全军大比武“冲击了政治”，要纠正“军事冲击政治”的态度也是正确的，与苏是不一样的；原因之三：海军这次全会上，对如何“突出政治”，如何落实林彪“三条指示”在态度和行动上，萧劲光也是积极的、正确的。此外，我知道，林彪对萧劲光多次给予好评：１、在中央苏区受王明路线打击迫害；２、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几个副总司令中，他是最好的一个；３、对海军的创建工作有成绩、有贡献。
    这份准备上报林彪的材料就是《海军党委常委内部争论问题的情况报告》。
    12月初，海军萧、苏和我参加了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揭发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会议结束后，我们仍回海军继续参加三届二次全会。此时我看到，将要上报林彪的《情况报告》中又增加了新的观点,大意为：“党委常委内部争论的实质，是两种建军思想的争论，是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突出不突出政治，坚持不坚持‘四个第一’的争论。是对军委扩大会议、林副主席‘三条指示’、军委检查团报告、1963年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议，所采取的不同态度问题的争论。”由于刚刚参加了中央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萧劲光和我对这种提法都没有反对。
    12月21日，在海军三届二次全会闭幕前，党委常委们基本同意了《情况报告》，并报林彪和军委。
    此次海军三届二次全会之后，海军党委常委内部的意见分歧，就更加日益尖锐化，日益公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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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作鹏谈上海会议的前前后后二

三、中央会议，批判罗瑞卿
    1965年11月14日，我海军舰艇部队在福建祟武以东海面，一举击沉蒋军“永昌号”护航炮舰和击伤“永泰号”大型猎潜舰。战后，经林彪批准，由国防部向海军作战部队颁发嘉奖令，嘉奖令中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这就是以后称之为林彪提出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２、坚持“四个第一”，特别要大抓狠抓活思想；３、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同时要切实搞好干部的领导作风；４、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５、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
    后经毛主席批示：“此件已阅，同意五项原则”，中央军委决定把“突出政治五项原则”作为1966年全军工作方针。
    1965年12月2日，毛主席对兰州军区党委《关于55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报告》批语中指出: “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毛主席的这一批示就是针对罗瑞卿“军、政并重”论而言的。
    1966年1月，总政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指出突出政治的战略意义，萧华在会议上说，林彪提出的继续突出政治五项原则，不仅是我军今年各项工作总方针、总任务，而且是我军建设的百年大计。解放军报连续发表七篇论突出政治的社论。通过毛主席的明确支持，通过各级领导、各种会议、多份文件的强调，通过各种舆论形式与渠道的宣传，当时在解放军中突出政治的空气极为浓厚。
    1963年前后，林彪身体不好，毛主席决定在林彪养病期间，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而此时，罗瑞卿已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等要职在身。他除了向贺龙请示报告外，还可以直接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请示报告。据说刘少奇对罗的工作十分赏识，要让罗当国防部长。
    随着罗瑞卿权力越来越大，据我所知，当时已有老帅对罗在军委的日常工作中，小事不请示，大事不报告，对老帅工作不支持等颇有微词，叶帅、聂帅就是其中的两位。当然向军委第一副主席林彪的请示报告就更少，林彪批评罗瑞卿“根本不来见面”。
    1965年上半年，据说罗瑞卿曾授意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林彪提出四条要求：其大致内容是要林彪“不要多管军队工作”，“军队事情一切由罗管”。由于刘亚楼已死，没有直接证据，此事确否成为悬案。但据我回忆，当时我参加上海中央批罗会议和北京中央工作小组批罗会议时，所听到的发言中和看到的揭发材料上，不止叶群一人证明了此事是有的，而且刘亚楼还亲自向林彪谈过此事，受到林的批评。
    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快要死的人为什么进此之言？临死之前刘亚楼有必要再说一次假话吗？据我所知，刘与罗瑞卿私人关系很好。
其实林彪自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后，对罗瑞卿是重用的。从历史上了解，林、罗的关系也是好的。我从来没有听说在历史上林、罗有重大分歧和矛盾。林养病后，也是希望罗在工作中多给他“通气”。但从1965年秋天，林彪就曾对人说：“1960年以前罗瑞卿和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1年起便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反对我了。”
    1965年初秋的时候。有一天叶群给我打电话说：“首长（指林彪）要我给你打个招呼，罗长子 （因罗瑞卿个子特别高，大家给他起的外号）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要林彪让贤休养。”又说： “罗瑞卿要林彪不要干涉军队工作，军队工作由罗负责。”她说：“老帅们对罗的意见也很大，罗的情况主席（指毛泽东）和首长都知道了。”
    我明白，如果主席和林彪不知道罗的问题，叶群也不敢给我打招呼。
    叶群还说：“他（指罗瑞卿）正在组织新班子，又是提级，又是提职。” 她提醒我：“对当前局面提高警惕。”
    我当即表示：“请转告林总，请放心，我决不会做出对不起林总的事情。”
    叶群又说：“你们那个姓苏的是反‘双一’的。”
    我心里明白姓苏的是指苏振华，但反“双一”是什么意思，我未听懂，因此反问她：“什么叫反‘双一’？”
    她解释说：“就是反一方面军、一军团。”
    她又说：“你从海军角度看到有什么问题，可以写点材料送来。”
    叶群电话之后，我找王宏坤、张秀川到我家，把叶群电话精神告诉了他们，并商量写材料问题。我没有首先表示写什么内容，王宏坤也没有表示意见，主要是张秀川谈了一些问题，围绕罗瑞卿搞军事大比武，与林彪“突出政治”相对立和海军党委常委内部在纠正“军事冲击政治”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等等，我就要张秀川在我的办公桌上写出来。写出后我看了转给王宏坤看，他也没有意见，我看了虽然不十分满意，但没有提出更多的意见，只说：“就这样吧，整理出来，用我们三人名义送去, 以后想到什么问题再写。”
    后来的赫赫有名的海军“李、王、张”就是从此开始的。
    时隔不久的一天，叶帅找我到西山他家里谈工作，同时也谈到罗瑞卿的问题。
    叶帅说：“这个人（指罗瑞卿）很霸道，目空一切，到处伸手，要注意哩。过去我们想巴结他，也巴结不上，这种人不会有好下场。”
    稍后，叶帅又提到肖劲光问题说：“那也是个老虎屁股。”我静静的听着，既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表示赞同。因为我知道林彪对萧劲光是有好评的。
    叶帅接着又说：“苏振华这个人不错。”我还是静静的听着，既没表示反对，也没表示赞同。
    在我与叶帅的接触中，他除了了解和指示部队工作外，极少涉及人的问题。而这次与我谈话中，一下就谈了对罗、萧、苏三人的看法。
    当时，我还不知道中央要召开批罗会议，事后想想，这是叶帅在向我打招呼吧。
    12月8日到15日，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罗瑞卿反党篡军问题。海军萧、苏和我三人参加。
    会议先看文件，后揭发批判。罗瑞卿当时在昆明，会议进行中，用飞机接来上海的，到达上海后就将他软禁了。整个会议是背靠背的揭发批判，罗本人没有参加会议。
    我和苏振华共在一个小组，我没有发言，苏也没有发言。但从察颜观色中可以看出苏振华有些坐卧不安。不过邓小平在小组会上，插了一句话：“海军那个材料没有什么重要问题。”这可能对苏振华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会议最后由邓小平讲话，给罗瑞卿做了五条结论，主要是军事路线、组织纪律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错误，指出大比武冲击了政治，重大问题不请示报告，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对于罗瑞卿向刘亚楼提出的四条问题，没有做出肯定的结论。 关于罗瑞卿篡改林彪对1964年大比武冲击政治的批评, 毛主席说：“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这是邓小平向大家传达的。
    会议期间，毛主席、林彪均在上海，毛实际上主持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但没有在会场露面。
  　回到北京后，萧、苏决定由我负责向参加海军三届二次全会的正式代表和海军直属各大部的党委成员传达上海会议精神，以及中央做出的撤消罗瑞卿总参谋长职务和杨成武任代总参谋长的决定。全会代表和各大部党委成员听了传达后，都觉得事情发生的很突然，很惊讶！关于罗瑞卿的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等职务什么时候撤销的，我不知道。
    1966年3月4日开始，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小组会议，部队和地方的领导参加了会议，对罗瑞卿问题做进一步的揭发批判。中央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负责对会议进行领导。其实他们三人只在会议开始前，把大家召集在中南海怀仁堂，宣布会议如何开法，并指定叶剑英、杨成武、萧华三人对会议进行具体指导，以后邓、彭两人就没有参加会议。会议在京西宾馆进行，开了一个多月。罗瑞卿软禁在他原来住处，会议基本上是背靠背地揭发批判。
    3月12日罗瑞卿作了检查，我记得罗在检查中主要谈到了大比武问题和反对突出政治的问题，还谈到了对叶剑英等老帅不尊重等问题。他对问题上纲很高，什么“严重的路线错误”、“反党性质的错误”等等。
    会议初期，批判的温度并不太高。但会议中途的3月18日罗突然跳楼，自杀未遂，将腿骨折断，并立即送医院治疗。叶帅当时填了一首词，词的其他内容我都忘记了，只记得一句“将军一跳声名裂”。罗跳楼后，三人小组决定由萧华到医院探望，探望中两人的对话情况向会议作了传达。其中有一点我记忆犹新。罗说：“揭发我反对林总，真是天大的冤枉，你把我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一点我反对林总的东西。”邓小平在罗跳楼后曾说：“如果你罗瑞卿认为你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坚持呢？还有揭发的事情，你不同意可以保留意见嘛！彭德怀实际上已经作了结论。他写了几万言书，企图翻案，现在还分配工作。我们党从来不强迫人承认错误。”据说毛泽东知道罗跳楼后说：“为什么跳楼，真没出息。”
    罗的跳楼自杀，引起会议极大义愤，揭发批判的温度也逐步上升。我记得，在会议上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等人都做了长篇讲话。从罗瑞卿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到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从反对突出政治，搞折中主义，到向党伸手，进行篡军反党活动；从“一言堂”到封锁林彪和不尊重军委常委各位老帅；从这次会议上罗是“假检讨，真对抗，猖狂反扑”，跳楼自杀和遗书问题，到建议撤消罗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职务等等，全面、系统地揭发批判了罗瑞卿。罗瑞卿的不少事情是他们的发言中揭发出来的。比中央上海批罗会议详细的多。
    会议在揭发批判罗瑞卿的过程中还涉及到刘亚楼、萧向荣、梁必业等人的问题。
    我没有听到林彪对此会议做任何指示。
    说几句我的想法。我始终认为罗瑞卿是有错误的。第一，毛主席对林彪“突出政治”的建军指导思想给予了肯定，这是不容质疑的。早在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就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林彪提出“一定要突出政治，要把政治工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要坚持“四个第一”，毛泽东曾表扬林彪：“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第二，从领导与被领导的工作关系而言，领导强调突出政治，被领导强调军训大比武，不是有意形成对抗吗？总参谋长与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相对立，这是组织纪律不能允许的；第三，林彪曾说：“要研究和接受前几年海军的教训，过分突出军事训练，就冲击了政治。海军吃亏就吃在这个地方。他们后来转变过来了。”我亲身参加了军委检查团，当时海军的状况使我看到了放松政治思想工作而造成多起重大政治事件和训练事故的恶果，我认为“突出政治”是必要的；第四，突出政治与加强军事训练，不应该是对立的关系，而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上下级之间有不同意见，原本可以通过正常交流沟通的办法解决；第五，应该说林彪与罗瑞卿矛盾的产生，不在于林彪强调“突出政治”，而在于罗瑞卿不仅不接受林彪的批评，反而采取修改、不执行和对抗的办法对待林彪的指示。毛主席说：“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
    但我想，如果当时从团结教育的愿望出发，真正想解决问题，完全可以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林彪虽然对罗有过严肃的批评，但绝不是想一棍子打死。即使罗的问题像叶剑英、杨成武、萧华说的那么严重，也对罗的问题采取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办法，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给出路的政策，以观后效。罗也不会发生跳楼自杀事件，“走上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书归正传。
    在京西会议上，我没有发言，但写了一个书面发言稿，送给会议秘书组，请求印发。过了几天仍未见印发出来，我心里有些猜测。
    有一天，秘书组负责人通知我说：“你的书面发言稿，经领导小组审查，认为其中埋伏有四根刺，不能印发”。
    埋伏四根什么刺呢？并未指出来，搞得我莫名其妙。（直到现在，也没人告诉我，“四根刺”是什么！）就是在罗瑞卿跳楼后，我的主观认识中仍把罗的问题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对待。既然开会要求我们揭发批判罗的问题，对罗的批评就是公开的，是畅所欲言的，我的发言稿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埋伏”问题，什么“刺”不“刺”的问题。
    我的书面发言稿中心内容是按照当时的批判口径，联系我的思想认识，批判罗瑞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我认为罗瑞卿的错误主要有三条，第一反对突出政治，第二企图夺林彪的领导权，第三海军党委常委在纠正“军事冲击政治”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的根源在于罗瑞卿。
    可能在我批罗的书面发言中，某些言辞旁敲侧击涉及到了苏振华，所以主持会议的叶帅决定不能印发。为什么不能印发，还说“有四根刺”呢？因为叶帅也参加了中央上海批罗会议，看到李、王、张写的那个揭发材料，涉及到苏振华，这次京西会议我的书面发言又暗指了苏振华，这就完全违背了他的看法和他曾对我打过的招呼，从而对我存有成见，因此不准印发我的书面发言稿，我猜想，可能原因在此。
    后来我又想改为口头发言，可这样就要得罪叶帅，但又考虑：上海批罗会议没有发言，京西批罗会议又不发言，林彪知道后肯定不会满意，可能要责怪我旗帜不鲜明。发言还是不发言？两个老帅对苏振华的看法截然相反，涉及还是不涉及？这个分寸到底怎样把握？我左右为难。
    在这种复杂情况中，为人真是难啊！双重压力下，我的心脏病发作，住进了解放军301总医院。几天之后，叶群到医院看我，要我安心养病。我当时向叶群谈到“四根刺”问题。在医院里，我曾写信想见叶帅一次，请求批评指示，结果叶帅没有答应，只批准我离开北京到外地休养，“愿到南方就到南方，愿到北方就到北方”，由我自己选择。
    在住院期间，我看到了中央五月在对罗瑞卿问题的文件中说：“中央认为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罗瑞卿不但不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于3月18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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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作鹏谈上海会议的前前后后三

四、未参加的海军党委“三•三”会议和扩大会议
    5月中旬，我决定离开北京到庐山休养。当时海军党委已经决定5月27日召开三届三次全体会议，主要内容是：一，学习讨论中央《五•一六通知》和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二，贯彻中央上海会议和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精神，以彻底肃清罗瑞卿的错误对海军工作的影响为中心议题，继续揭发批判罗瑞卿的错误；三、传达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当时还征求我对开会的意见。我写了一封信，对会议讨论内容、参加会议人员、会议时间等提出了我的建议，供他们参考。
    5月下旬，我和老伴，还有秘书、医生、保卫员等到达武汉，住在东湖曹家花园军区招待所。在武汉稍住几日，6月初我们一行就到庐山去了。
    当时海军全会将会议简报一批一批的送上庐山，供我了解会议情况。从简报中我了解到，会议在学习讨论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阶段，与会人员一致拥护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决定和一致拥护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会议还传达了中央上海会议和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精神，批判了罗瑞卿的错误。
    会议进行得很顺利。
    6月16日，三届三次全会结束。第二天召开海军党委扩大会议，除参加三届三次全会的代表外，增加了军、师一级的领导干部参加会议。
    扩大会议在传达中央上海会议和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精神的同时，继续揭发批判罗瑞卿问题。
    会议上，确实有人在揭发批判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军事冲击政治”时，联系海军的工作实际，或不点名的，或指名道姓的提到在过去几年中，海军也执行了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海军也存在军事冲击政治，搞军事大比武等问题，作为海军的主要领导人是有责任的。也有人提出去年秋，海军党委召开三届二次全会，讨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三年工作基本总结”时，海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苏振华不参加会议，海军党委常委内部对“突出政治”存在思想不统一，工作不团结现象。有人也提出海军党委常委在纠正“军事冲击政治”问题上争论的根源在于罗瑞卿和苏振华。从会议简报看，会议代表对政治委员不“突出政治”，不抓政治思想工作意见最大，最集中。
    当时我认为，海军三届三次全会和党委扩大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贯彻中央上海会议和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精神，彻底肃清罗瑞卿的错误对海军工作的影响为中心议题。那么，会议代表在党的会议上，在揭发批判罗瑞卿错误的同时，联系海军实际工作，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指名道姓的对上级领导提出不同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做法是完全正常的。会议按中央要求肃清罗瑞卿错误在海军的影响，树立经毛主席和党中央同意的，林彪提出“突出政治”的建军思想是完全必要的，是与中央上海会议和中央工作小组会议批罗是“两种建军思想，两条建军路线的斗争”的精神一致的。
    我认为，做为海军政委的苏振华，在海军两种建军思想和路线的认识上，在中央关于罗瑞卿问题决定的认识上，没有与中央决定保持一致，他是有错误的。
    当时萧劲光、苏振华都在会议上做了书面检讨。
    不久，送来的简报中，我看到军委已派出由刘德裕、朱光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参加海军的扩大会议，工作组成员中有叶帅的办公室主任莫阳。
    7月初，突然听说叶帅指示：会议休会。并传出叶帅认为会议“出现异常情况”。
    没过几天，又看到贺龙主持的中央军委常委会议有关文件，其中叶剑英传达了中央常委会议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指示。在指示中，尤其看到中央常委会指出：“不能够也不允许搞地下活动”，“萧、苏已进行了自我批评，其他同志也应该洗洗澡”等。指示中批评海军扩大会议“地下活动错误是第一位的（指王宏坤、张秀川），路线错误是第二位的（指苏振华）”时，我非常惊讶。当时我就感到，这不仅对王、张是不恰当的（没有根据说王、张在会议期间搞地下活动），对苏也是不恰当的（会议并没有给苏定性为路线错误）。同时在叶帅讲话中说：“中央和军委注意到海军会议的发展，认为继续发展下去很危险”，“要把萧、苏搞成罗瑞卿分子了”。他还说“会议要罢萧、苏的官，王宏坤上台，黄袍加身”。等等。
    会议突然休会，又突然传达中央和军委对会议的指示，远在庐山养病的我看完文件后，大为迷惑不解。
    扩大会议包括学习讨论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在内，才开了不到二十天，揭发批判罗瑞卿才刚刚开始，就休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联系海军实际，摆事实，讲道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肃清罗瑞卿在海军的影响，怎么成了“要把萧、苏搞成罗瑞卿分子了”呢？有根据吗？王、张的“地下活动”有根据吗？海军党委给肖、苏定了“路线错误”和“搞成罗瑞卿分子了”吗？对会议“继续发展下去很危险”的担心有理由吗？萧、苏做了检讨，其他人为什么也要“洗洗澡”呢？难道错误也要“人人有份”吗？当时我既不了解“地下活动”指的是什么，也不了解应该怎样“洗洗澡”。我百思不得其解。
    无论会议出没出现“异常情况”。实际上，会议一直是由第一书记萧劲光、第二书记苏振华和会议领导小组在领导。
    至此，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由开始批罗及肃清在海军的影响，转向一边倒的揭发批判王宏坤和张秀川，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我。有人说“李、王、张地下活动由来已久，早在1962年李、张到海军就开始了”，有人说：“海政是李、王、张地下活动的基地”，有人说：“三届二次全会常委内部争论和对苏振华、刘道生的批评是错误的”，有人说我是“摇鹅毛扇的”，“搞非法活动”，“在庐山幕后指挥会议”等等。总之，王、张的后台是我。甚至有人把“李、王、张”所谓“地下活动”上纲为“阴谋夺权”、“搞反革命活动”，要“揪李、王、张的后台”等等。
    真是可笑！中央上海会议和中央工作小组会议上，有叶剑英、杨成武、萧华为代表的大量揭发批判罗瑞卿的材料摆在与会者面前，在批罗的同时，还牵扯到了一些人和事。海军党委关于“军事冲击政治”的意见分歧也早已公开化，不是什么秘密。苏振华对批罗的态度和表现，在海军是人人皆知的，我还有必要幕后指挥会议吗？会议文件是按规定由机要部门送到庐山的，我在文件上批注的意见也全部是公开的，对于会议无秘密而言，何谈“非法活动”，“地下活动”？
    我当时在庐山还注意到一个情节，从7月初到8月中旬，四十多天时间，会议由批罗变成狂风暴雨般的批斗李、王、张什么“地下活动”、“黄袍加身”时，在王宏坤、张秀川多次检查仍不能过关，病倒住院时，在有人甚至说李、王、张是“阴谋夺权”、“搞反革命活动”时，贺龙、叶剑英等军委领导并没有以任何形式表示“出现异常情况”的态度。原来李、王、张就是被这样地“洗洗澡”。
    在这期间，我曾给党委扩大会议写了一封信，信中我说：“如果李、王、张在过去几年的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的用意是解脱会议对王、张的无端指责，有缺点、有错误我来承担。这就是后来称之为我的“检讨”。
    后来才知道，所谓“地下活动”，就是吴瑞林（当时的南海舰队司令员）、周志先（当时的南海舰队航空兵政委）等几个参加会议代表，带着从海南岛运来的西瓜，到张秀川家看望他，边吃西瓜，边议论会议情况,仅此而已。这就是所谓冠以“西瓜会议”的“地下活动”。
    我对会议转向批判“李、王、张”越来越想不通。但冷静下来，我第一感觉是会议的问题严重了，复杂了；第二感觉是会议发展到这个地步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从大的方面讲，与中央批罗有关，很可能与去年中央批罗会议前叶帅给我打招呼，中央批罗会议上“李、王、张”的揭发信中涉及到海军问题和今年中央工作小组会议上，有人说我的书面材料中“有四根刺”有关。从海军而言，很可能与去年10月召开的海军党委三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三年工作基本总结》和上报林彪及军委的《情况报告》有关。
    本来我还计划在身体稍康复后，再到井冈山住一段时间，并顺路回老家看一下，再三考虑觉得时机不宜，也就只得将思家心情按耐下去。因此到井冈山参观时，只在吉安市停了三天，与家中兄弟小聚一番。1949年南下作战途中，是我参加革命十九年后第一次回家乡，这次，又事隔十七年之后，是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家乡看看。
  　我从井冈山回到庐山之后，会议简报停送了一段时间，会议进展情况已不甚了解。但越想越觉得会议方向无法理解。究竟会议发生了什么情况？该怎么办，心中无数。当时我知道林彪在大连休养，想转到大连去请示林彪。于是便于7月底下山，经上海，8月初到达青岛, 一打听，林彪回北京参加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已不在大连。
    在青岛休息了十天左右，大概是8月15日，苏振华从北京亲自给我打长途电话，要我立即回北京，并派专机接我。
    回到北京后我才知道，首先是徐帅，之后是林彪，都不同意海军党委扩大会议转向批斗李、王、张。林彪在7月初就曾指示：“李、王、张是左派；李、王、张三年来工作是有成绩的，工作是好的。萧、苏要支持李、王、张的工作，如果撤了李、王、张，海军的实际工作就没有人做了。” 这是林彪对海军扩大会议的第一次表态。
    8月13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前一天刚刚结束），林彪又一次指示: “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拥护毛主席的，是突出政治的，是有干劲的，对海军工作转变做了很多工作，反罗瑞卿是有功的。”这是林彪对海军扩大会议的第二次表态。
    8月17日，林彪召见叶剑英、杨成武、萧华并指示：“海军会议必须立即收兵停战，再开下去就会错上加错。应以大局为重，团结起来，做好海军的工作。”林彪要求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批判王、张“适可而止”，并说：“斗了李、王、张四十多天，什么问题也没有搞出来”。林彪指示：第一、会议简报不准再出；第二、会议文件不准再印发；第三、工作组起了很坏的作用，立即撤回。这是林彪对海军扩大会议的第三次表态。
    当天晚上，叶帅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集萧、苏和我三人开会，杨成武、萧华在座。叶帅走进大厅时，满脸怒气，没头没脑地、很生气的边走边大声说：“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私人的干部，批评一下你的部下，就不满意，就批评不得……。”肖华面向叶帅劝说：“算了！算了！”  然后坐下，叶帅对着肖、苏、李宣布说：第一，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立即停会；第二，会议简报立即停发；第三，增补李作鹏为海军党委第三书记。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就结束了。
    8月18日，叶剑英、萧华向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代表传达了林彪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指示精神。
    之后，我参加审查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议初稿。当时王宏坤、张秀川均被批斗病倒了，早已不参加会议。我对决议初稿提出八条反对意见，主要指出决议的实质是：盛锡福帽子店，帽子易戴不易摘，信不信由你们。
    我侧着耳朵想听听苏振华的意见，可是他始终不表态，不发一言。起草小组也无人发言，就这样结束了。
    我拭目以待，看他们如何处理我的反对意见，如果不修改，我就不参加通过决议的会议，或投反对票。但还好，决议修改稿基本上吸取了我的意见，把原来那一大堆政治帽子，什么“地下活动”、“黄袍加身”，“要把萧、苏搞成罗瑞卿分子了”，“李、王、张的错误就是不按组织原则办事”等等不实的说法全部删掉了。但决议中还是保留了“海军党委三届二次全会关于《海军党委常委内部争论问题的情况报告》是错误的，除存档外，一律销毁。《三年工作基本总结》有原则错误，一律收回存档”。这实际上说明罗瑞卿的错误对海军工作没有影响，也不必“彻底肃清”。
    8月25日，会议仓仓促促通过了《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的决议，长达两个多月的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不欢而散。
  　此时海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之火已经热火朝天的烧起来了，召开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海军第一招待所，墙上贴满了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不满的大字报，将会议称为“世外桃源”、“马拉松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