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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克
摘自《上海滩》1996年第12期
姚克（1905-1991），原名姚志伊，学名姚莘农，又名姚成龙，祖籍安徽歙县，生于福建厦门。祖父有举人功名，以开店经商为主；父亲是清末光绪16年的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在厦门任四品道员。姚克20世纪20年代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文学系，业余时间主持过“东吴剧社”，是著名词曲家吴梅先生的高足。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姚克先生与美国学者维特克女士会晤，事后作者写作本文，现已成为遗作。谈及同江青、姚文元有亲属关系关系的话题。
1976年底，美国加州史丹福大学请我去演讲，该校亚洲语文系的教授们请我到附近的一家北方馆去吃饭。那天坐在我左边的是纽约市立大学中国史副教授维特克。她刚到中国去观光回来，在史丹福大学的历史系暂任一个短时期的客座教授。那时美国人有机会到中国去观光的人还不多。谁能到北京、上海各处去跑一趟，就好比从火星探险回来一样，变成一个热门的新闻人物。维女士特别幸运，居然能获得江青的赏识，让她替自己写一本传记，并且还给她许多不易得到的资料。
在那天的宴会上，维女士告诉我，江青虽然告诉她许多早年的事，但没有提起她和唐纳结婚和后来分离这一段事。她知道我那时在上海，问我是否可以供给她一点资料。我就告诉她，当年唐纳、江青（那时名叫蓝苹）和赵丹、叶露茜、顾而已、杜璐璐三对情侣到西湖六和塔去结婚的经过，和后来江青怎么和导演章泯发生了暧昧的关系，而致唐纳到吴淞口去企图跳海自杀，造成轰动一时的桃色新闻，终于他们离异分手。维女士听得津津有味，不过她说这一段罗曼史也许是江青不愿意别人知道的，所以她还不能决定，是否要用在她的《江青传》（出版后更名为“江青同志”）中。
我看她的兴趣那么浓，索性让她惊异一下。
“你知道么？”我郑重其事地说，“江青还是我的亲戚呢！”
“真的！”她睁大了半信半疑的眼睛。于是我不嫌絮烦地告诉她：唐纳原来不姓唐，他是苏州人，真姓名是马骥良（也称马季良），他的母亲姓倪，是苏州平江路朱马高桥倪家的女儿。倪家只有一子单传，名文若，他就是唐纳的舅父。我的胞姊志芳嫁给倪文若，就成为唐纳的舅母。所以，就亲戚关系而言，唐纳应该叫我舅表叔，而江青与唐纳结合的短时期中，也应该如此称呼我才对。
江青和唐纳的结婚是完全自由式的。在六和塔举行了极简单的仪式之后，他们并没有到故乡苏州去补行旧式的婚礼，也没有发请柬给亲戚们吃喜酒。所以我和他们虽是亲戚，却从未正式见过礼。唐纳当然知道我是他嫡亲舅母的舅爷。至于他是否曾将我们的亲戚关系告诉江青，那就不知道了。
没想到最近看报纸，又在无意中发现了“四人帮”中还一位我的亲戚！这位亲戚就是比我小两辈的姚文元。
说起来也奇怪，姚文元的名字，我早就在报刊上见过了，等到1967年初，他首先在文章里“批臭”我写的剧本《清宫秘史》，把导演朱石麟急得当场气绝身亡，我才开始对他注意。有人说他是姚篷子的儿子。姚篷子，我到1933年方才认识。他那时也算是个左倾的作家；由于当时的环境特殊，左派的人都不愿意把自己的真名实姓和身世背景，轻易告诉别人，别人也不便多问。我对篷子当然不例外。和他谈话时，只听出他似乎有杭州嘉兴的口音，其他可就不知道了。鲁迅先生不喜欢他的作风，觉得他不可靠，所以曾经劝我少跟他往来。《鲁迅书信集》上册，第620页，登着他于 1934年8月31日给我的一封信，信末说：“先生所认识的贵同宗，听说做了小官了，在南京助编一种杂志，特此报喜。”所谓“贵同宗”就是指姚篷子而言。由此可知，鲁迅对姚篷子是深恶而痛绝之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姚文元扶摇直上，不久就坐在第三四把交椅，那时候大家才知道他是姚篷子的儿子。可是我仍旧不知道，他和我有亲戚关系。有一天我看到一篇批判姚文元的文字，说他的祖父名姚汉章，多年前曾任中华书局的编辑。我这才发现，我当年认识的左翼作家姚篷子原来是姚汉章的儿子。
这个发现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因为姚汉章不是外人，他是我的从堂伯父文俊公的儿子，是我的从堂哥哥啊！
姚汉章是清朝末年的举人在我的同辈份的弟兄中，他是独一无二的。他因为是个举人，特别受亲属的重视，所以隔了六七十年我还记得他，别的从堂弟兄的名字我就想不起来了。我和姚篷子认识的时候，从来没有互相展问邦族；我绝对没有想到他会是我从堂哥哥的儿子，他也绝对想不到我会是他父亲的从堂弟弟，因为我是先父晚年的儿子，年纪和姚汉章相差至少20岁上下，而且我说话带一点苏州口音，更不像是他们的本家。如果我和姚篷子交往最长久一点，彼此也许会发现出亲属关系来。可是经过鲁迅先生的劝告，后来我就和姚篷子疏远了。若不是报纸上透露姚文元的家世，我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父子是我的本家亲属。
姚篷子是我的从堂侄儿，他的儿子姚文元当然是我的从堂侄孙了。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先父那一辈是以“文”字排行的（先父讳文倬，姚汉章的父亲讳文俊）。姚文元如果真正是姚汉章的孙子，他绝对不可能用曾祖父辈的“文”字来做名字的。姚汉章是个旧社会的人，当然不会替孙儿取一个与自己父亲犯忌的名字，姚篷子虽然曾一度做过左翼作家，也不至于糊涂得连这一点规矩都不懂。我怀疑这个名字可能是姚文元自己取的笔名，而不是原来的真名。据说他曾经在一个会议的场所，当众检讨自己的父亲，弄得姚篷子啼笑皆非，无地自容。像这么一个目无尊长的畜生，当然不会顾虑到自己的名字犯了曾祖父的忌讳，至于把我这位从堂叔祖的《清宫秘史》批臭，那当然更不在话下了。
江青、姚文元二人和我的亲戚关系，既如上述，那么按传统的宗法而言，江青和姚文元自然也是亲戚了。他们血缘关系自以我先姊为枢纽；对江青说，姚文元是她前夫（唐纳）的舅母的从堂侄孙，简单一点的称呼是“舅表侄”。对姚文元说，江青曾经一度是他从堂祖姑母的外甥媳妇，简单一点的称呼是“姑表婶”。这么算起来，江青还比姚文元长一辈。我不惮絮烦，把他们的亲戚关系和称呼都搞清楚，但愿有仕人君子转告江青和姚文元，也好让他们两位亲密的战友觉得更亲密一点，岂不欹欤盛哉！
附录姚克与电影《清宫秘史》
作者：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原载《博览群书》2010年7月
“文化大革命”中，对于电影《清宫秘史》的批判成为一场政治运动。《清宫秘史》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作品？编剧姚克是怎样一个人物？为什么要展开对于电影《清宫秘史》的批判？
从20年代末开始，姚克用英语在英美人办的《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天津《北华周报》和《亚西亚》杂志上发表文章，向欧美人士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并介绍鲁迅著作，他还把中国京剧《打渔杀家》译成英文介绍到海外去。他在《申报·自由谈》、《译文》上发表文章介绍西方的文学名著《茶花女》、《卡门》、《天才》、《巴黎圣母院》、《双城记》等。大学毕业后他来到上海,先后在世界书局和明星影业公司任编辑和秘书。他结识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两人合作翻译鲁迅著作。1932年夏，经宋庆龄的引荐进由孙中山文化教育促进会开办的中国第一家英文杂志《天下月刊》任编辑。他将斯诺撰写的《鲁迅评传》译成中文，并寄鲁迅本人审阅，与鲁迅结下了深厚友谊。斯诺赞姚克“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不尚空谈，工作认真”。1936年鲁迅葬礼上，他是12位抬棺人之一。他与斯诺合署名撰挽联一副，上联为“译著尚未成书,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下联为“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横批为“鲁迅先生不死”。1937年他代表中国赴莫斯科出席苏联戏剧节，1938年赴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系任研究员。1941年回国，任教于复旦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并参与主持上海职业剧社、金星训练班、苦干训练班等。抗战时期为维持生活,姚克为几家电影公司编写过剧本。1948年去香港定居，任永华影业公司编剧，并创办南国出版社，以写书、译书并编电影剧本为生,是邵氏影业公司、中华影业公司等公司座上客。50年代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联合书院任教。1967年移居美国，任太平洋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1976年返回香港，任丽的电视戏剧顾问和丽的电视编剧训练班导师。1991年逝世，葬于美国西部旧金山郊外。
姚克的主要作品有剧本《蝴蝶梦》、《清宫怨》、《清宫秘史》、《西施》、《楚霸王》、《美人计》、《秦始皇》、《陋巷》、《银海沧桑》、《豪门孽债》、《一代妖姬》、《女人与老虎》、《爱的俘虏》、《人海奇女子》、《名女人别传》、《此恨绵绵》、《玫瑰玫瑰我爱你》、《阿Q正传》（与徐迟合编），制作的电影公司有永华、长城、新华、泰山、邵氏、电懋等，论著有《怎样演出戏剧》等。姚克擅长历史题材创作，能够将西洋戏剧与中国古典戏曲的手法融汇在创作中，在跌宕曲折的戏剧情节中刻画人物性格；在香港期间的剧作，多表现新女性的三角恋爱，适应当时商业电影的要求。他一生追求的是融合西方工匠技巧于中国戏剧形式。
电影《清宫秘史》改编自姚克1941年创作的话剧《清宫怨》，由朱石麟导演、香港永华影业公司1948年拍摄制作，舒适饰光绪皇帝、周璇饰珍妃、唐若青饰西太后。影片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为背景，以帝党（光绪为首）变法维新派与后党（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保守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现出清朝末年宫闱斗争中大清帝国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慈禧太后与其党羽荣禄与袁世凯等反对变法，继续执行丧权辱国的政策，将海军军费移作修建颐和园；光绪、珍妃、翁同?、康有为等人坚决主张维新变法，走富国强兵之路，却遭到慈禧为首的保守派的强硬镇压。影片以光绪在慈禧压力下不选钟爱的珍妃而选隆裕为后开篇，在老师翁同?的启发下、珍妃的支持下决心变法维新，重用康有为等革新派人士，却在派遣袁世凯去除掉荣禄时，被袁世凯叛变投敌反戈一击，酿成光绪被囚禁、珍妃被投井的悲惨结局。影片在八国联军攻入京城时慈禧太后化妆仓皇出逃、光绪皇帝逃难时得到百姓帮助为结局。影片通过晚清宫闱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斗争，再现了历史生活，表达变法革新求国家富强的思想。姚克在1941年就说：“把史实改编为戏剧，并不是把历史搬上舞台，因为写剧本和编历史教科书是截然不同的。历史家所讲究的是往事的实录，而戏剧家所感兴趣的是故事的戏剧性和人情味。”（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现代话剧图志》，P295，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电影《清宫秘史》剧情的紧张跌宕、矛盾的尖锐复杂、性格的鲜明生动，使其成为一部颇有艺术性的佳作。
《1951年3月11日，《人民日报》上电影《清宫秘史》的广告称：“永华公司，赫赫无比，荣誉伟构，绝代超华，古装宫闱，历史巨片。群星云集，演员数千，众力合作，摄制年余。”3月17日，电影开始在北京上映，3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亚群的《对〈清宫秘史〉的看法》一文，认为光绪“是一个有爱国思想的皇帝”，“在历史发展的意义上说，光绪是有他一定限度的进步性的”，对影片持肯定意见。但电影受到时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副处长江青的指责，她“在中宣部部务会议上说这部电影‘很坏’，应该公开批判”（孟犁野《〈清宫秘史〉悬疑新解》，载《大众电影》2002年第7期），当时未得到响应。5月3日，《清宫秘史》被有关部门通知停映。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给中央政治局和有关同志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中提出：“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但当时并未开展对于《清宫秘史》的批判。1963年，程季华在其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对《清宫秘史》作了批判：“《清宫秘史》同《国魂》一样，也是用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来表现历史的……更为荒谬的是，他以光绪皇帝、改良派和帝国主义为矛盾冲突的一方，而以慈禧和义和团为矛盾冲突的另一方，这样就一方面美化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本质，同时也夸大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法运动的进步意义；而另一方面，则歪曲和丑化了义和团的反帝运动，把义和团和慈禧、保守派等同起来，把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行动写成一种野蛮排外运动。这显然是对义和团的污蔑，对中国人民革命传统的污蔑，对中国历史的污蔑。”（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2册P317，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
1967年《红旗》杂志第1期，发表了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披露了毛泽东1954年对影片是卖国主义的评说，并含沙射影地指明“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将矛头直接指向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1967年《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了戚本禹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在上纲上线中认为：“围绕着《清宫秘史》这部反动影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派，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一部所谓历史题材的影片，写的是清代末年戊戌变法运动和义和团斗争。它公开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任意歪曲历史事实，美化帝国主义，美化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歌颂保皇党，污蔑革命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宣扬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文章批判说：“作者姚克，是一个坚持反革命立场的反动文人。他曾经编辑过反动的《天下》月刊，反对中国革命，积极为英、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效劳。后来，又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并不断写点反动的、黄色的剧本。他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一条小走狗。”文章将矛头直指“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列举其“八大罪状”，“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使批判影片《清宫秘史》成为批斗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动员令。1967年4月，在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后不久，成千上万的造反派围攻中南海，揪斗被诬蔑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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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11 05:1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