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云 1966年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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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舒云
原载《中华儿女》 1999年第7期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的凶猛烈火，是从天安门广场点燃的。毛泽东八次接见1100万红卫兵，把火种带到了全国各地，从此燎原了整整10年。

毛泽东写信祝贺横空出世的红卫兵

    红卫兵组织诞生在清华附中，这是一所高干子弟学校。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一些批评校方对运动领导不力的学生聚集在圆明园，决定成立秘密的学生组织红卫兵，名字的寓意为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6月2日，他们在校园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
    6月初，北大附中、石油大学附中也成立了类似红卫兵的组织。刚开始，红卫兵这个由中学生自由组织的秘密团体，因为干扰了工作组在中学的正常工作，被视为非法的反革命活动。有几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被强行解散。
    7月25日，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彭小蒙在北京大学的辩论会上，发表批判工作组的演讲，当场受到江青的称赞。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连续写了一、二、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表示造反有理，要一反到底。7月28日，清华附中红卫兵举行海淀区中学革命师生代表大会，把他们写的“论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报和给毛泽东的信交给出席大会的江青，请她转交，并请毛泽东对他们的观点及与工作组的争论作指示。
    8月1日，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的当天，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复信，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一个中学生的组织，值得毛泽东如此兴师动众吗？
    原来，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出师不利，江青等人搞的评《海瑞罢官》没有打中要害，又遭到很多人的抵制，只得另寻途径。
    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根据江青讲话内容整理出座谈会纪要，即《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三次修改，建议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央批准。《纪要》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是对着文艺界领导，更是对着中央领导人。
    彭罗陆杨被揪出来了。
    5月8日，在江青等人策划下，《解放军报》发表高炬《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开火》一文。《光明日报》发表何明《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一文，矛头指向北京市委。5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三家村》一文，戚本禹发表《〈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文，结果北京市委瘫痪，彭真被打倒，吴晗、邓拓被迫害致死。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此文件发到县团级。《五一六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党和国家的错误估计，号召全国人民向党政军文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
    经毛泽东批准，5月31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6月1日起，连续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类的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起来造反。
    北京的红卫兵刚刚冒头，6月初，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制定中央八条，决定向北京市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要求在运动中做到内外有别，注意保密，规定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许多省市也相继派出工作组。
    “文化大革命”的刚烧起的烈火很快奄奄一息。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对刘少奇派工作组提出批评。
    毛泽东认为，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在发动“文革”的过程中遇到两个问题，一是运动的阻力太大，主要来自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干部；二是运动的方针政策还不够明确，需要具体化。毛泽东决定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
    8月1日至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外，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首都高校师生代表。会议原定开五天，中心议题是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但是全会开得很不顺利，不得不延长。毛泽东命令请病假的林彪出山，不来不行。
    8月7日，印发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8月8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清华附中红卫兵关于“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两篇文章，以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林彪五一八讲话作为大会文件印发。

毛泽东突然穿上了军装

    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机构，林彪成为第二号人物。
    这之后，打倒刘少奇已经成为定论，北京的大街小巷出现了两件过去没有的事情。一件是人们排着长队抢购毛泽东著作；另一件事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云集北京。为了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得更旺，8月17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各地的红卫兵组织代表。
    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大会，与会者并不仅仅是红卫兵。《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一个十分醒目的通栏大标题《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突然穿上了军装。不过,毛泽东也没有想到这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庆祝大会预定在早上7点半钟开始。
    那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从凌晨1点开始就步行往天安门方向前进了。想到要见毛主席，谁也不觉得困，每个人都兴奋异常。到了天蒙蒙亮，上百万红卫兵已经在天安门广场集合完毕。
　　新华社报道，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天安门两侧的东西长安街上，今天都由雄赳赳的“红卫兵”维持秩序。天安门的正前方是北京大学的红卫兵，他们高举着第一张革命大字报的模型。这第一张大字报是毛泽东格外赞赏的。本来，聂元梓等七人造党委反的大字报一贴出来，就遭到上千张大字报的批判。康生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底稿直接送到在杭州的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下令，向全中国公布这张大字报，这之后，才有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诞生。所以“第一张大字报”当之无愧地站在毛泽东视线最先看到的地方。在北京大学红卫兵的周围，是来自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外地红卫兵。天安门两侧的观礼台上也站满了数以万计的红卫兵代表。
    清晨5点，离大会开始还有整整两个小时，毛泽东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下。
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因为8月的北京最热，早晨不仅气候适宜，而且从保卫方面说安全系数更大一些。
    毛泽东穿着一身绿军装，由一名年轻的女兵陪同，走过金水桥，微笑着和红卫兵握手，人群沸腾起来。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来到了他们中间，泪流满面的红卫兵都以能与伟大领袖握手而感到自豪。
    毛泽东的军装是新的，有点瘦。之后有人来信批评，为什么不给领袖一件合身的军装？其实这是毛泽东灵机一动。8月17日夜很深了，毛泽东突然提出要穿军装。作为中央军委主席，他当然可以穿军装，这本无可非议。但解放以后，尤其在公开场合，毛泽东从来没有穿过军装。他又高又胖，一般的军装不行，深更半夜到哪里去找特体军装呢？工作人员急得团团转，幸亏想起来有一位警卫战士的身材和毛泽东差不多，这才解了燃眉之急。
    毛泽东为什么要穿绿军装呢？他要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他决心以战士的身分与资产阶级决一死战，更表示人民解放军与红卫兵站在一边。当时在天安门城楼负责组织的同志说，那时候太乱，都打倒了，没有军队不成。老人家穿军装也表示对解放军的一个支持。
    于是，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就成了那一个时代青年人最向往的职业，绿军装成了红卫兵的标准服装，也成了那个时代的时髦。
    毛泽东握了一圈手，回到金水桥，凝神望着，他似乎被这一片翻腾的红海洋感动了，把头上的军帽摘下来，一再招手，军帽上红星在初升的朝阳下闪着红光。
    然后，毛泽东戴上军帽，转身上了天安门城楼。
    紧接着，1500名被推选出来的各地红卫兵代表接到通知，到天安门城楼上和领袖一起检阅。大概7点16分，毛泽东单独接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40名代表，和他们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
    7点30分，庆祝大会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准时开始。
    毛泽东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大会，林彪讲话。就从这以后，领袖、导师、统帅、舵手就成了毛泽东这个名字之前的四个固定的副词。

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表示支持

    大会结束后，开始百万人盛大游行。这时，穿着旧军衣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宋彬彬把一枚红卫兵袖章给毛泽东戴在了左胳膊上。几天后宋彬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讲述她给毛泽东戴红袖章的经过。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她突然想，应该让毛主席也参加我们的红卫兵。有了这个让她砰砰心跳的想法后，她对负责大会的工作人员说，想献给毛主席一个红袖章。在过去的集会上，经常有给毛泽东戴红领巾的事情，所以工作人员也就很痛快地把她带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要武嘛。从此她改名“宋要武”。
    另一个名叫杭生的军人后代也献给毛泽东一个黄丝线绣的红卫兵袖章，上面别着五枚不同的毛主席像章。毛泽东接过来，冲他微微一笑。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骆小海最先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室看到毛泽东，他和两名同学宋柏林和韩平大声地对毛主席说，毛主席好，毛主席好。毛主席慈祥地笑了，好好，你们是哪里的？几名红卫兵自豪地说，我们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毛主席大声说，我坚决支持你们。跟在后面的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周春晓高兴地说，毛主席也参加我们红卫兵了。
    红卫兵队伍直到上午11点才全部走出天安门广场，仍然没有倦意的毛泽东又在城楼上分批接见了和他一同检阅的红卫兵代表，并与他们合影。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北大红卫兵提出要让毛主席讲话，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每人手里拿的不是毛主席语录吗？那上边都是毛主席的话。
    8月19日，全国各大报以大量篇幅报道了“八一八”的盛况。9月8日，一部题为《毛泽东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的大型彩色纪录片在全国放映，观看的群众在几亿人次以上。宣传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的两张毛泽东大照片，一张是毛泽东穿军装戴红卫兵袖章向群众招手，一张是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鼓掌。这两张大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非常流行，恐怕发行了上千万张吧。在新华社的报道中还专门有这样一段文字：“今天的大会上很引人注目的‘红卫兵’是首都大中学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创建的革命群众组织，他们表示要一辈子当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国共产党、保卫祖国的红色尖兵。”
    这是红卫兵第一次被官方报道。
    这个时候的红卫兵，还不是专有名词，还要用引号括弧起来。直到8月25日，红卫兵这三个字的引号才被去掉。8月2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里面有“英雄的红卫兵万岁”的字样，并提出把红卫兵建设成为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青少年革命队伍。
    从此，红卫兵被推上历史舞台，从北京蔓延全国，向旧世界宣战，破四旧，大串连，成为那个疯狂年代的专有名词和强大的集团力量。

红卫兵强烈要求见毛主席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观礼台上的数万红卫兵始终没有走，他们说他们没有看见毛主席。困为他始终在天安门的下面，观礼台上看不清。所以，他们挥舞着红红的语录本，有节奏地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就是不离开观礼台。工作人员建议毛泽东在天安门东西两侧来回走一走，但红卫兵仍不满足，要毛泽东接见。老人家已经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六个多小时了，已经回去休息，总不能再让他重返回天安门吧？再说，在观礼台上的红卫兵还很多，要分好多批，再有两三个小时恐怕也打不住。
    怎么办？
    周恩来和筹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商量，找几个代表上天安门城楼代表一下。谁去办这件事呢？周恩来想了一下，叫北京军区作战部的科长郭春暄下去一趟，把红卫兵代表请上来。筹备办公室是由北京市负责，驻京各大单位都有人参加，像总参、总政以及各兵种都抽人，以北京军区为主。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几乎每一次都参加。实际上这个筹备办也是军队在那里起主要作用。地方干部一听说红卫兵，立刻就躲开了。作战科长郭春暄穿着军装，他不怕。而且他从50年代就搞五一、十一的节日阅兵，对这一套程序很熟悉。再说，那时红卫兵对解放军是无比崇拜的，他们听解放军的话，别人去红卫兵不一定听。一共四个观礼台，郭春暄立即跑步下去，把每一个观礼台都跑到了，和红卫兵头头“谈判”，请他们选出三四个代表上天安门城楼。
    红卫兵代表也是又渴又饿，他们一上天安门城楼，工作人员就把人民大会堂做的味道很好的小包子给他们端出来。让他们吃饱喝足后，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想不想让毛主席休息啊？毛主席刚下去，还忍心让他再上来吗？红卫兵代表也不说别的话，只一个劲地说，我们要见毛主席！
    周恩来说，我和林副主席代表毛主席行不行？
    红卫兵代表还是那句话，我们要见毛主席！
    就咬着这么一句，不松口。
    周恩来没有办法，吩咐让北京军区出动汽车团，把观礼台上的红卫兵全拉到东郊的工人体育馆。红卫兵太多，汽车团跑了一趟，没有拉完，又跑了一趟。周恩来给红卫兵们讲话，向他们保证，你们不要走，下次接见一定让你们见到毛主席。
　　工作人员都说，真想不到红卫兵想见毛主席的心情那么迫切，一看到从天安门上下来的工作人员，就抢着跟他们握手，说他们跟毛主席握过手，跟他们握手，也等于跟毛主席握过手了。有一个南方来的小女孩，毛泽东出来时，她上厕所去了，回来已经接见完了，小女孩一听说，当场就晕倒了，摔在地上。那时的人们疯了一般地要见毛主席，这种心情是我们现在不好理解的。当时的天安门哨兵卢燕财说，每天都有一队一队的红卫兵在毛主席像下宣誓。他还亲眼看见一个外地的红卫兵因为来晚了，没有赶上接见，目不转睛地望着毛主席像足足望了一个多小时，仍舍不得离去。

毛泽东也多次提出要见红卫兵

    不仅红卫兵提出要见领袖，毛泽东也多次提出还要见红卫兵。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后，毛泽东一直觉得不够，想更多地见到群众，埋怨筹备办公室不让他见群众。他那时有两句话，说我愿意见群众，群众也愿意见我，就是你们……
    这话说得工作人员都特别害怕，不让毛主席见群众，这是多么大的帽子啊。其实让毛泽东见一次群众很困难。在天安门上走一趟看不清，下天安门城楼又怕出事。工作人员找了很多地方，都不合适。这种接见，不同于十一、五一的大会，人员没有经过严格的政审，难免鱼龙混珠。要是出现暗杀，保卫人员就成千古罪人了，因此必须出其不意。从以后的几次接见也可以看出来，接见的时间和接见的方式都各不相同，形势那么乱，保卫人员只有在“千方百计”上下功夫了。就是在天安门城楼上，也采取了很多措施。负责接见事宜的是首都工作组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城楼上，有30多部电话通向北京市的主要机关。毛主席的休息的地方用屏风隔开，一般人不让进去。在天安门上的工作人员吃饭时不用下去，有人专门往城楼上送饭。
    几十年后，时任北京军区保卫部部长的张德斌说，那时真怕出事。安全一出问题，就不好交待了。记不清是哪一次，毛泽东的车在大会堂西边走不动了，红卫兵围住了车，有的甚至被挤进了车里。等到警卫好不容易开出一条路，才发现毛泽东的车里有一只女孩子的鞋。还有一次，天还没亮，红卫兵已经来了一部分，毛泽东首先到金水桥，警卫赶紧劝他上城楼，好一阵子才劝走。接见完，毛泽东自己又下了城楼，过了金水桥。当时周恩来正在城楼上给工作人员总结，布置下一次的接见，听说主席过了金水桥，也顾不上说什么，急着往下跑，工作人员也急着往下跑。年轻人腿脚快，很快超过了周恩来。大家一齐站毛泽东的对面喊，请主席上去，请主席上去。毛泽东不理，还是任群众把他紧紧地围在中间，以后司机把车开过来才上车走了。另一次，毛泽东接见完红卫兵来到金水桥边，一屁股坐在地上。红卫兵立刻围上来，几十个记者也蜂拥上来拍照。警卫部队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毛泽东接出来。
    周总理同意叫保卫组审查一下，哪些人可以上去，哪些人不能上去。
    再接见保卫组就把摄影记者“铲”了很多，只剩下两个人。没想到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熟悉的摄影记者都没来毛泽东要与外国人合影，周恩来火了，为什么不让他们上来？现在怎么办？他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事后总结，周恩来说，不叫他们上来，有什么理由？你保卫组长怎么当的？光靠秘书怎么行？
    也难怪保卫人员担心毛泽东的安全，每一次接见完，天安门广场上都要拉走一车一车的鞋子，踩烂的手表每回都有好几十块，甚至有红卫兵被挤死。

每次组织形式都有变化

    组织接见很不容易，很费事，往往是一次刚弄完马上又开始第二次。事先看地形，拿出方案，为了让红卫兵更多地见到毛泽东，在接见形式上每每翻新。而且还不能出差错，一旦出事，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还有群众怎么摆？毛主席怎么走？还有那时老有被打倒的领导，谁能上天安门，谁不能上天安门，位置怎么排？如何见报？都要考虑周全。有一次，离开会只有十分钟了，陈伯达还没有到。周恩来急了，到底来不来？不来，空一个位置怎么行？来了，没有留出位置也不行。工作人员说，打过电话，他说请帖收到了。总理说：不能只问收到没收到，还要问到底来不来。最后没办法，总理说不等了，开会！这时，陈伯达笑眯眯地来了。
    第一次接见是周恩来拍的板，他说，就安排在天安门广场吧。接见完后当场进行总结，各个组都向周恩来汇报。总理抓得很紧，总结后又研究下次接见的方案。参加首都工作组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大都来自总参和北京军区的作战和保卫部门，北京市的主要领导吴德以及北京市委秘书长黄作珍等都参加了。
    第二次接见选择在下午17点40分。时间变了，接见的方式也变了。为了让更多的红卫兵把领袖看个清楚，采取了领袖到群众中去的办法。这一次，还没有倒的三个最大的走资派刘邓陶都出来了。但排列发生了一些变化，周恩来之后，是陶铸，然后是邓小平、康生，最后才是刘少奇。领袖们一律都乘吉普式的敞篷汽车进入天安门广场，最前面的是前导车，由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北京市以及公安部等领导在前面开路。毛泽东在第一辆车上，他还是穿着绿军装。陪同他的有林彪、贺龙、谢富治、杨成武。第二辆车上是周恩来、陶铸、聂荣臻、江青，第三辆车上是邓小平、刘少奇，第四辆车上是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第五辆车上是叶剑英、肖华、王任重、刘志坚和张春桥。一共六辆车，缓缓绕场一周，然后毛主席登上天安门。
　　第二次，毛泽东接见了外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约50万人，正式肯定了大串连。中央决定，让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支持他们进行大串连。如此一来，北京的所有大中小学，都成了临时旅馆。以后，机关单位也都腾出房子让给毛主席的客人住。
    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后，《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大标题《毛主席接见5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9月15日，第三次接见的报道是以《毛主席又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为题的。然后是10月1日国庆节，毛主席检阅150万游行大军。
    第二次第三次以至第八次，每一次都要根据经验教训，四处勘测路线，再选择最佳的方案。在此期间，曾经选择过东郊的首都飞机场，因为道路拥挤，不行。又选择过动物园到香山，也是路太窄，不行，几个地方都是出入不方便，最后决定还是以天安门广场为主。
    哪种方式也不是十全十美。北京军区保卫部长张德斌记得，那一年太频繁了，他几乎脱离了部队，一天到晚在搞这件事。第二次检阅采用了阅兵式，这种“动”的方式比“静”的方式要多接见两到三倍。想法倒不错，但队伍从东往西走，计划两三个小时，却拖了四五个小时。费了好大的劲，怎么动员，队伍也淤积在天安门城楼下不走，谁不想多看一眼呢？以后就采取群众就地、领导乘车的检阅方式了。确定地点后，几个小时内，沿途的厕所和卫生站等一套程序就安排好了。组织是严密的，但工作人员的压力特别大，都担心出事，绞尽脑汁想了很多办法。毛泽东经过的沿途高层建筑上都有安全哨兵，事先也进行了检查。
　　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是在9月15日下午17点15分，开始不久就华灯齐上了。这一次是参加大会的数十万师生按大会的指挥，有秩序地向南移动，让东、西长安街两侧的师生进入广场。在调整期间，领袖们进入休息室休息，直到20点15分，才又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10月1日，接见150万人。因为是国庆，采取了通常的群众游行，持续了整整六个小时。10月18日的接见不再是群众游行，而是在中午时分，两列队伍绵延在50华里的长安街上，前面的席地而坐，后面的伸长脖子，等着领袖乘车检阅。11月3日是先大会，后游行。11月11日的第七次检阅是个新花样，60多万红卫兵分乘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多辆卡车，通过了天安门。车队长达30多里地。车队全部过完后，30万群众又涌向天安门。然后毛泽东乘车检阅了150万红卫兵。
    从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时才开始“排队”。10月18日，《人民日报》的通栏大标题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见150万革命小将》。文中提到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毛主席先后四次接见红卫兵。到11月3日，第五次接见却变成了第六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人民日报》解释说，这是连国庆节也算在内的。这就是说，第四次实际上是第五次。只有从第六次开始才算真正排上了队。以后，就第七次第八次顺序下去了。
　　算下来，大概是平均12天接见一次。

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

　　最后一次接见的红卫兵比较多，达200多万。11月25日和11月26日联合起来算作是第八次接见。除了第一次，后来接见的时间一般都不长，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毛泽东在天安门上跟红卫兵代表握握手，也不说什么话，主要是集合时间长。本来有一个方案是想让毛主席更多地见到群众，也可以解决群众看不清毛泽东的问题。这第八次，毛泽东乘车环城接见。原来考虑从通县一直到建国门大街，路两边都站上人，让领袖从中间过。但马上又有反对意见，车速慢了，出事怎么办？就一直没有采用。最后这一次接见为了更多地见红卫兵，还是决定“环城”，只是车速一定要快。那一次，几乎全城的老百姓都出来了，各单位都有通知，只是没有说时间。人们在马路上耐心地等着，良久，车队才来。最前面是几辆摩托开路，穿着军大衣的毛泽东站在敞篷吉普车上，绕城一周。车开得快极了，根本看不清车上的人，只觉得一阵风呼呼地过去。
环城的路线基本上是现在的二环路，从天安门出发，走东直门。过铁路时车速慢了一些，群众就立刻围了上来，走不了，只好下车。由警卫开路，绕道到钓鱼台休息。
    第二天安排在西郊机场，计划天安门安排一部分，毛泽东从天安门那边过来再到西郊机场。本来西郊机场也就容纳20万人，顶多40万人，没有想到那天一下子去了足足200万人，大大超过了计划，快挤崩了。把警卫部队和西郊机场的空军全动员来维持秩序，好不容易才弄得差不多了。这时周恩来到了，张德斌给他汇报，群众怎么摆的？道路怎么走的？因为张德斌着急，怕主席很快到，就说得快了一点。周恩来说，不要讲这么快，讲慢一点。汇报完之后，周恩来说，光这样讲不行，你带我走一圈。还没转上一圈，毛泽东就到了。主席刚过，红卫兵就涌上来了，海浪一般。后面的警卫车一下子被挤坏了不说，还伤亡了两个人。真是险之又险。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每一次接见，北京的主要街道都要断绝交通，长期这样下去不得了。筹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向总理汇报，天越来越冷了，25日这一天，气温降到零度左右。在外面站上六七个小时，年轻人都受不了，更不要说上了年纪的中央领导人了。再加上后来毛主席也不再提不让他见群众的事了，就算了。
　　这样，在11月27日《人民日报》上，新华社报道了11月25日和11月26日连续两天接见的情况说，毛主席先后检阅了1100万文化革命大军，在第八次接见了250万。这是明年春暖以前的最后一次接见，是三个多月来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的胜利总结。
    于是，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也就由第八次而成为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