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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采:毛泽东、文革以及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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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7 09:37: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毛泽东、文革以及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李文采


  1985年,在我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的国家有问题。对我震动最大的,是轰动全国的青海杨小民杀人案。我说:“这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该是这个样子”。这是我那时得出的结论。当时,我就在想:我们的国家究竟怎么了?我们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我执意破解这两道难题。自那以后,这两个问题就萦绕在我的脑海,并伴随我走过了风雨二十八年。直到现在,我还在为破解这两个难题而孜孜以求。
  2011年,应马克思主义评论网赤眉网友的挑战,我写了《我看毛泽东、文革以及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对我二十多年来的思索系统地做了整理,全面地回答我们的国家究竟怎么了和我们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这两个问题。下面,我把它粘贴到这里。
  原文贴出已经两年多时间了。这期间,我在不断学习,也在不断反思,不断修正自己的认识。尤其是,近一年多来,我听了不少来自于网友的批评与意见,所以,在粘贴这篇文章时,我对原文做了一些修改,并打算继续修改下去,使其更接近于真理。在此,我诚恳欢迎大家继续给我提出宝贵意见。我先谢过了。


  目录
  第一章客观评价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革
  一、如何正确看待毛泽东?
  第一、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毛泽东。
  第二、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毛泽东。
  第三、要把毛泽东和毛泽东路线以及毛泽东体制区别开来。
  二、如何看待毛泽东发动的“文革”?
  三、如何看待温总理的讲话?
  四、如何看待这场大争论?
  第二章 中国怎么了?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一 回顾与反思
  (一)对于毛泽东路线的深刻反思。
  (二)对毛泽东体制的深刻反思。
  (三)毛泽东对于他一手建立起来的这个社会制度,一向是很不满意的。
  二 深刻地认识现实
  (一)中国现时社会各阶级之分析
  (二)中国现时社会各阶级矛盾之分析与民主主义革命
  (三)两种革命,两种前途。
  (四)新民主主义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一个必经阶段
  (五)驳社会主义革命论
  三 中国革命的策略
  (一)建立宪政新民主主义的反修反腐民主统一战线
  (二)宪政新民主主义反修民主统一战线的对共政策:帮、促、逼、联。
  (三)积极在地方寻找革命的突破口。
  第三章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新五项基本原则”与“八大纲领”
  一、坚持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
  二、坚持新民主主义的政党制度。
  三、坚持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四、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五、坚持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主导,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努力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先进文化。
  六、改革人大代表的选举办法,整顿人大。改革党代表和党员干部的产生办法,整顿党的组织。
  七、关于适时颁布大赦令。
  八、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归全民所有。


  第一章 客观评价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革

  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2011年3月10日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郑重申明:“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2011年4月23日,温总理会见吴康民。在提及内地的改革所遇到的困难时,温总理说:“主要是两股势力,一股是中国封建社会所残余的;另一种则是‘文革’遗毒,两股势力影响了人们不敢讲真话,喜欢讲大话,社会风气不好,应该努力纠正”。似乎是对温总理讲话的回应,4月26日,茅于轼就辛子陵的《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写了一篇读后感《把毛泽东还原成人》。此文贴出后,在社会上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 保皇左派”高举毛泽东旗帜,号召人们起来一起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而右派人士也不甘示弱,纷纷赤膊上阵,杀将过去。6月15日,乌有之乡将公诉书和签名名单寄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在同一天,茅于轼针锋相对,一篇《对毛泽东的再认识》再度贴出……一时间,围绕着毛泽东,在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保皇左派”和主张民主改革的右派之间,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论战,且有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之势。
  那么,究竟如何正确看待毛泽东?如何看待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如何看待温总理的讲话?如何看待这场大争论?下面,就这方面的话题,我发表一些个人的浅见,与大家切磋。不当之处,还望大家斧正。
  一、如何正确看待毛泽东?
  第一、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毛泽东。我们不能拿现在的标准苛求毛泽东。因为干社会主义,前无古人。即便是现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落实社会主义?世界上究竟有几个人真正弄明白了?从前苏联的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到中国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他们明白了么?显然都还不甚明白。前苏联因为弄不明白,背叛了社会主义,结果,发生剧变,亡党亡国了。中国呢?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时代,实际照搬的是前苏联的斯大林路线。正如毛主席所说“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于是,便学习,便探索。文革就是关于落实社会主义的大探索。毛泽东去世,邓小平上台,扳倒华国锋,在邓小平的主导下,中国实际走的是前苏联斯大林之后的路线。所不同的是,前苏联是由渐变发展到剧变,中国一直是渐变,是温水煮青蛙,如此而已。但是,如果中国照此继续走下去,岂能摆脱前苏联亡党亡国的厄运?!而这还是从国家的层面来说的。从个人层面来说,拿这些后来的领袖和毛泽东比一比,他们比毛泽东强到哪里去了?!在前斯大林体制下,哪一位不独裁?!哪一位又能够不独裁?!毛泽东曾经想民主,搞了文革,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不得民主的要领,出现了一些闪失,结果,被右派揪住痛批。戈尔巴乔夫想民主,因为路线错误,结果亡党亡国,被左派揪住痛批。亦或是把你放到毛泽东那个位置上,在前斯大林体制下,你又能怎样?!分明是制度和体制的问题,而不是领导者个人的问题。搞社会主义既然是探索,就难免走弯路。如果一味地苛求毛泽东,苛求前人,我以为是不对的。至少不厚道,也不公道。
  第二、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毛泽东。毛泽东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有功,也有过。左派全盘肯定毛泽东,我以为是不对的。反过来,右派全盘否定毛泽东,我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这样都不符合实际。
  毋庸置疑,中国是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指导下,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没有毛泽东,中国不知道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多少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是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在一片废墟的土地上,大干社会主义,我们取得了无数的辉煌成绩。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不容否定,况且谁也否定不了。但是,我们的认识倘若到此为止,我以为那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对于毛泽东的主要过失有一个清醒的、深刻的认识。我大致总结了两点:
  1、毛泽东违背了他的关于新民主主义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正确论述,也违背了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的“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毛泽东违背了马克思关于社会矛盾的基本原理,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不顾中国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客观条件,着急地把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当成尾巴割掉,搞一大二公,灭了五星红旗的两星,变成了三星。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犯的严重的路线错误。
  2、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都没有充分认识到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的极端重要性,没有能够把这个权利交给人大系统,进一步地,没有给出落实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管理体制。相反,他照搬前苏联体制,让党领导的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用党主、官主替代了民主,实行党国官僚专制体制,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他领导的社会背离了人民民主的宪政社会主义,滑进了党国官僚专制社会主义的泥坑。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得出毛泽东抵制宪政的错误结论。因为,透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是宪政的坚定支持者,是宪政的促进派。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透过这篇文章,我们还可以看到,毛泽东抓住了宪政的内容亦即宪政的性质,但是,对于如何落实宪政、对于宪政的形式,亦即宪法至上,以宪法为中心,以宪法限制政治权力,却忽略了。对于内容和形式的结合,更是没有能够处理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毛泽东一手建立了脱离宪政形式的半拉子宪政,实际是党国官僚专制体制,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吃了夹生饭。后来,随着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急速过渡,这种夹生的半拉子宪政也就随之带到了社会主义。这就为中国后来的麻烦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以上是我所认识的毛泽东在领导人民成功地打碎旧世界后在建设新社会时所犯的两个严重错误。可是,毛泽东自己却并不知道。这是产生他乃至于中国后来所有悲剧的总根源。
  试想,在毛泽东时代,如果继续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路线,不搞一大二公,同时,实行了宪政,树立了宪法的权威,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不是归了政府,而是归了人大系统,彻底实现了人民至上、人民民主,***只是作为执政党,落实了结社自由,宏观的上层建筑是真正的民选政府,微观企业的最高决策层也不再是经理和厂长,而是工人自己的工会,在农村,则是一切权力归农会……倘若是那样,在毛泽东时代,还用“三反五反”么?还会发生57年反右以及反右扩大化么?还会有大跃进、大炼钢铁么?还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么?还用发动文化大革命么?从毛泽东个人来讲,还有条件犯一些被右派指出的诸多错误么?倘若是那样,在毛泽东去世以后,谁敢从宪法中取消“四大自由”?在全民所有制企业,“鞍钢宪法”还会被束之高阁么?全民所有制企业还会被“抓大放小”和被“股份制”么?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工人还会被逼下岗么?还会有强制拆迁么?倘若是那样,在毛泽东去世以后,执政的***还会视宪法为儿戏,肆无忌惮地大搞法西斯修正主义么……所有这些问题,如果大家以前还没有想过,那么,现在,请好好想一想吧。
  第三、要把毛泽东和毛泽东路线以及毛泽东体制区别开来。
  毛泽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是主张搞人民民主的。解放前,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关于如何跳出兴衰周期率的窑洞谈话,早已传为佳话。解放后,毛泽东更是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后来,面对党内日益显现的官僚主义现象,毛泽东痛下决心,坚决惩治,大搞“三反五反”等群众运动。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毛泽东还讲到:“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人,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上。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等等,这是何等的难得!请问现在,还有哪位领导敢这样说话?能这样说话?一些糊涂的右派竟然以为毛泽东是他们进行民主改革的绊脚石,误以为不搬倒毛泽东,中国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前进。其实,哪里是那么一回事。殊不知,毛泽东是主张宪政民主的急先锋,是革命造反派的祖师爷!
  毛泽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是主张搞人民民主的。这个不容否定,而且谁也否定不了。毛泽东的失误在于路线和方法的失当。而之所以犯路线和方法的错误,还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由于搞社会主义前无古人、由于对于社会主义的无知造成的。这是历史的必然。后人应予充分的理解和体谅。右派将矛头对准毛泽东,诋毁毛泽东、妖魔化毛泽东,那是不对的,是完全错误的。
  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不简单,也不容易。作为后来的革命者,立得要正、站得要高、看得要远、胸怀要宽。我们要继承毛泽东、发展毛泽东,完成毛泽东未竟的事业。为此,我特别提出要把毛泽东和毛泽东路线以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照搬来的斯大林体制区别开来。对于毛泽东本人,要充分理解并予以尊重;对毛泽东路线以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照搬来的斯大林体制,则要充分认识并彻底纠正。我以为这样的态度,不仅适合于对待毛泽东,也适合于对待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其他犯了错误的官员。我曾经说过,在现有路线和体制下做官,要想不腐败,得具备神的品质。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新五项基本原则”与“八项主张” 》中提出了国家要适时颁布大赦令的意见。因为我以为,归根结底,是脱离于客观实际的错误路线和斯大林体制吃人。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一味地搞人斗争人,而是要通过斗争,纠正错误路线,确立正确路线,消灭吃人的旧体制,建立科学的新秩序,把所有的受错误路线和吃人的体制侵害的人解救出来,使其获得新生,进一步地,使中华民族实现长治久安和伟大复兴!
  二、如何看待毛泽东发动的“文革”?
  文革是中国经历过的一件大事。如何客观地、正确地看待文革?这是历史对我们后人提出的一个大问题。我的意见是公正客观,一分为二。下面,我就谈谈这个问题。
  “文化大革命”(以后简称“文革”)是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旨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目的是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文革之初,主席在与外宾的一次谈话中,第一次道出了发动这场大革命的真正原因。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通过上面的内容,再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清晰地知道:
  第一、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后,我们建立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中国由此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会适时地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这是从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到1949年制订《共同纲领》期间,中共中央全体领导人的共识,也是毛泽东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论联合政府》、《在中国***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文章中反复提到的观点。1951年,刘少奇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他要求“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具有为这些目的而坚持奋斗的决心”。仅就路线来说,刘少奇的这个讲话和毛泽东此前的讲话以及中央的精神是完全相一致的,是正确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刘少奇的讲话里面缺少了宪政。而这也是有原因的。实际情况是,我们当初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压根就不是宪政新民主主义。我们从前苏联照搬来了斯大林专制体制。我们建立的是违背共和的斯大林专制新民主主义。由此导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吃了夹生饭。这就为日后刘少奇的悲剧也是共和国的悲剧埋下了祸根。此后不久,毛泽东的认识悄然发生了改变。他已经不再满足于停留在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相反,毛泽东认为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实际是巩固资本主义,是发展资本主义。毛刘在国家发展路线上出现了严重分歧。毛泽东对于刘少奇开始不满。
  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还出现了一些其他问题。如党员干部中出现了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等问题。毛主席说他们比资本家还厉害。毛主席对他们更是深恶痛绝。
  第三、毛主席决意要解决这些问题。
  第四、毛主席想了很多办法期望解决这些问题。但是,都失败了。
  第五、毛主席最终选择了文化大革命。要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社会的黑暗面,彻底解决路线问题。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观愿望是好的,绝非个人私情。这一点不容置疑,应该肯定且必须予以肯定。否定之是不对的。毛泽东的失误在于路线错误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失当。
  第一,毛泽东主张的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路线,是脱离于当时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的错误路线。相反,刘少奇提出的“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则是一条正确的路线。这样的路线,既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也符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可是,由于斯大林专制体制的原因,由于毛泽东处于权利的最高端,由于毛泽东主张搞社会主义,刘少奇主张的正确路线遭到了压制。
  倘若我们的认识到此为止,我以为那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进一步地明白,在反宪政的斯大林专制体制下,即便是执行了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路线,任其发展下去,其结果,就像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预见的那样“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请大家好好看一看,距离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已经快五十年了,毛泽东去世以后,邓小平上台,在斯大林专制体制下,我们就是走了一条刘少奇主张的新民主主义路线。结果怎么样?毛泽东的预言,现在是否应验了?再请大家好好想一想,毛泽东为啥以那样大的勇气和魄力发动文革?难道真是如一些右派人士所认识的是为了实现毛泽东的个人权利欲?!
  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历史:
  “据《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记载,1964年2月29日,毛泽东于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的会谈后的当天晚上,来到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护士长吴旭君来给他检查身体,于是,他向吴旭君谈起了和金日成会晤的事:‘我对国内的许多事情不放心,有些事同金日成同志谈了呢……’
  吴旭君见毛泽东忧心忡忡的样子,便劝慰毛泽东注意身体,而毛泽东却说:‘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了我们的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才能放心……’
  毛泽东继续说下去:‘我现在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吴旭君实在担心毛泽东的身体,不得不劝慰说:“主席也得注意身体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毛泽东叹了一口气,坐在沙发上开始吸烟,继而又说:‘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吴旭君说:‘主席的身体要是出点什么问题,那可是我的责任……’毛泽东说:‘出不了问题,我注意着呢!’接着又意犹未尽地说,‘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后人无法了解毛泽东为何会说出这番话。吴旭君在她的回忆录中作了这样的解释:‘见毛泽东谈起这个问题,知道毛泽东经常为死去的革命烈士们而感到难过,更知道仅毛泽东自己身边就牺牲了六位亲人,包括他的妻子杨开慧、弟弟毛泽民和毛泽覃、儿子毛岸英、堂妹毛泽建、侄子毛楚雄,还丢了几个儿子和女儿……’但其中是否还有‘一将名成万骨枯’的感叹,恐怕只有毛泽东自己才清楚。”
  现在,看了上述内容,那些一味地妖魔化毛泽东的右派人士、肆意丑化文革的右派人士,是否该对毛泽东、对文革有一些新的理解了呢?
  第二,毛泽东虽然看到了令他厌恶的官僚主义者阶级问题、贪污腐化问题,修正主义问题,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没有看透。毛泽东尚且不知道这个令他厌恶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贪污腐化等问题,正是滋生于他和他的同事从前苏联照搬来的反宪政的斯大林专制体制。毛泽东只是看到了路线问题,对于体制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尚且不十分晓得。而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在当时来说也无非是新民主主义的正确路线。但是,如果斯大林专制体制不改,沿着这样的路线继续发展下去,就必然走样,结果就是现在这样。对此,毛泽东的预见无疑是正确的。只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看得还不够透彻,不够全面。面对党的干部队伍里出现的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毛主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且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发动人民起来,实行“四大自由”,希望通过这样的途径来打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掉党内的官僚主义。孰料,轰轰烈烈的文革,变成了不能去根的“割韭菜”。尽管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好的,但其失败的结局,早已是注定的了。
  三、如何看待温总理的讲话?
  温总理的讲话中提到了两股势力:一股是中国封建社会所残余的;另一种则是‘文革’遗毒。我不妨也来说一说。
  说到“中国封建社会所残余的” ,实际就是修正主义势力,是修正主义路线和斯大林专制体制结合的产物。他所代表的阶级,就是中国的新兴的官僚资产阶级。对此,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早有提及。所不同的是,毛泽东在那里用了“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温总理用了“中国封建社会所残余的”,但其大致意思是一样的。
  关于文革,正如温总理所说,这股势力客观存在。一方面,当初毛泽东期望通过文革想要解决的大官特权问题、修正主义的问题,不仅依旧存在,且愈演愈烈,愈来愈反动。另一方面,幻想通过文革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变得日益增多。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今天,我们尤其需要明白的道理是:过去,有毛主席在,利用不能去根的文革的办法,尚且没有能够解决好大官特权和修正主义的问题,现在,毛主席不在了,再期望用文革的办法来解决已经彻底变修的中国问题,这是完全不切合实际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后面将做深入地阐述,这里就多说了。只是,温总理用“遗毒”来丑化“文革”,足见温总理对于文革之恨。我以为这是很说明问题的。请问温总理:
  你何以如此憎恨文革?你究竟是恨文革的动机呢还是恨文革的办法呢?如果是前者,那么请问,你的立场究竟站到哪里去了?如果是后者,那么请问,你的办法又是什么呢?
  记得温总理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从这个角度来说,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和温总理力推政改的初衷,似乎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的心和温总理的心,似乎也应该是相通的。问题是,毛主席发动文革,是在变修之前,是为了防修,是为人民,保卫无产阶级政权,是出于公心。可是,温总理在国家变修之后不谈纠正修正主义路线,却一意孤行地推动政改,则是为了换装,是为了改旗易帜,是为了让官僚资产阶级持权抢劫而来的财产合法化,是出于私心。一公一私,天上地下,日月可鉴。请问温总理,我说对了么?
  四、如何看待这场大争论?
  第一、这场大争论是在私有化经济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之时,是在举国进行关于改革的大反思、大辩论之时,是在吴邦国委员长的“五不搞”被郑重推出之时,是在温总理数次谈政改而难以突破之时,也是在革命左派同保皇“左派”亦即改良“左派”进行激烈斗争并将其逼到墙角、将其伪装的外衣剥得精光之时由茅于轼的一篇《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引发的。
  第二、“五不搞”,说穿了,就是继续挂着特色社会主义的招牌,在斯大林专制体制下维持修正主义路线,极力维护党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但是,这是一厢情愿。因为修正主义路线已经是强弩之末,到头了。想继续维持下去,门儿都没有。保皇“左派”借全盘肯定毛泽东,旨在现有斯大林专制体制下挥舞文革大棒,回归社会主义路线,实现保党救国,这也是绝不可能的。因为毛泽东的近三十年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一条路线走不通。而反专制右派误以为毛泽东是他们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绊脚石,企图借全盘否定毛泽东而开启宪政改革,实现全盘西化。实践将继续证明,这也是一条亡党亡国、天下大乱的死路。对此,国外有前苏联党垮塌国解体的例子。即便是国内,过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已经试过一次了,后来,共产党内的陈独秀先生看不明白,又试了一次,结果,都失败了。为了使中国走出目前的困境,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现实,必须探索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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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中国怎么了?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中国目前的这种状态是维系不了多久的。中国将要发生一场大革命。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任何反对势力都阻挡不住的。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了。但是,当问到为什么说这场大革命是必然要来的,社会上却缺乏深刻的、正确的、统一的认识。乃至于进一步地问到这场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前途,大家就更是众说纷纭: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有之、以资产阶级为主导辅之以无产阶级的民主社会主义革命的有之、以无产阶级为主导辅之以资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更有之。那么,究竟哪一种主义是正确的,哪一种更符合于中国当前的实际,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前途乃至于革命的策略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说只有这一种是正确的,而其他的都是错误的,为什么说其他的主义不能够救中国等等,围绕着以上这些话题,在左右派之间以及各派的内部,一直争吵不休,至今尚未达成一个广泛的共识。本章试着就此做一个大致的分析,算是抛砖引玉,不妥之处,还请大家继续批评斧正。
  一、回顾与反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已经六十多年了。中国改革开放也已经三十多年了。中国何以会走到今天这样一种必然要爆发革命的地步?这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为了正确地回答好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回过头来,对于我们曾经的历史,对于我们执行的路线和体制做一个大致的回顾与反思。又由于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集中反映了一个国家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规定了这个国家当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政治体制、上层建筑、社会分配制度和意识形态。所以,我的这篇文章,还将从剖析宪法入手,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政治体制、上层建筑、社会分配制度和意识形态等五个方面,对于我们解放后的历史做一个大致的描述,以求从中发现破解问题的线索。
  (一)对于毛泽东路线的深刻反思。
  关于这一点,我在该文的前面已经提到过了,那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违背了他的关于新民主主义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正确论述,也违背了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的“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违背了马克思关于社会矛盾的基本原理,不顾中国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客观条件,搞一大二公,着急地把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当成尾巴割掉了。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犯的严重的路线错误。
  (二)对毛泽东体制的深刻反思。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宪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宪法的这一条,集中反映了过渡时期的经济所有制结构。在这一条里,宪法把“国家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等同起来,并用“国家所有制”取代了“全民所有制”。宪法第六条规定:“ 国营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矿藏、水流,由法律规定为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在这一条里,宪法提出了“国营经济”这个概念。结合第五条的国有,“国有国营”的概念自然产生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什么是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什么是生产资料的国营?为了准确地把这些概念说清楚,并把他们区别开来,我们得从宪法的有关论述入手,从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入手,仔细分析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国家所有和国家经营的意义。
  首先,什么是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
  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宪法第二十一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我以为,这就是生产资料全民所有的含义。54宪法的局限在于,没有明确提出究竟由谁来代表人民集中行使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但是上述宪法的解释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亦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系统代表人民所有。
  那么,什么是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段统治的机器。它的主要标志是国家机构。我国的国家机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家主席、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问题是生产资料国家所有,究竟是由国家的哪一机构所有?是由其中的一个机构所有、几个机构所有还是全部机构所有?在此显然是模糊的。若由全国人大系统以外的其他机构所有,则与全民所有的真谛相背离。若由全部机构所有,一则扩大了全民所有的外延,实则易主,二也不符合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必须明确、集中的要求。可是,宪法在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中,把国家所有同全民所有等同起来,并用国家所有取代了全民所有。2008年3月15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在向全国人大作关于审议《物权法》草案的说明时说:“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草原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等法律已经明确规定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这也是现行的管理体制。”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亦即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事实是,这不仅是现行的管理体制,我们一直就是这样过来的,而且从未改变。在2008年颁布的《物权法》第四十五条进一步规定:“ 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自然,国家所有亦即国务院所有,国家经营亦即国务院经营,国有国营亦即国务院所有国务院经营。我又翻看了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现行宪法,他们在对于全民所有、国家所有、国家经营的表述上,基本都遵从了上面的精神。
  那么国务院是什么?
  宪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我们看,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先是被国家所有取代,然后,国家所有又被政府所有取代。其情形,恰如现代企业制度里的行政团队窃取了股东大会的权利。请问:你见过有哪一个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是这样设计的?可是,中国的宪法就是这样设计的。中国宪法的这一荒唐的制度设计,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的论述。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和产品分配方式三项内容。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归谁所有,谁就是生产资料的主人,谁的权力就最大。在我国,既然宪法确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那么,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就只能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系统——不容质疑!可是,在我国根本大法中,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经过两次取代,使得全国人大的这一最高权力变成了无根之木。而这还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面,众所周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打败了小日本,赶走了反动的蒋介石国民党,从敌人手中夺回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在革命胜利以后,作为胜利果实的生产资料本应该交给人民,而不是在赶走小日本、蒋介石国民党之后,中国共产党取而代之,将生产资料据为己有。中国共产党替人民执政,为人民服务,本应该居于人民之下,自愿、自觉接受人民的选择和监督。可是,事实不是这样。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法定领导,使得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脱离于人民之外、凌驾于人民、人大、宪法之上了。
  难道不是么?
  54宪法第一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结合宪法序言:“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其含义是工人阶级经过中国***实现对国家的领导。1975年宪法第二条更是明确规定:“中国***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实现对国家的领导”。现行宪法中虽然没有了上面这一条。但是,序言里还是加上了“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依据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谁所有、谁主人、谁领导的原理进行反推可知: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在经历了国家所有、国务院所有的两次取代之前,早已被中国***所有取代了。
  一个是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实质是政府所有,再加一个中国***所有。他们合起来,构成党国官僚所有。依据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原理,自然得出,建立在党国官僚所有基础之上的,是党国官僚政治体制和党国官僚上层建筑。党国官僚所有制取代了全民所有制、专制取代了民主、强权取代了共和。这就是滋生令毛泽东深恶痛绝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总祸根。长期困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根源,就在于此。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更由于搞社会主义前无古人,毛泽东并未意识到其中问题的关键所在。面对党内滋生出来的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毛泽东痛心疾首。尽管他搞三反五反、四清、乃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尽管他提倡向雷锋同志学习,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企业里面推出鞍钢宪法,尽管他高擎社会主义的大旗,尽管这些努力,对于社会的发展,无疑是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然而,这些终究抗拒不了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党国官僚经济基础对党国官僚上层建筑、党国官僚上层建筑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最终,随着他老人家的去世,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规律立即发挥作用,被毛泽东打倒在地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纷纷从地上爬了起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也纷纷冒了出来。于是乎,中国变天了……
  (三)毛泽东对于他一手建立起来的这个社会制度,一向是很不满意的。
  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的谈话[1](节选)》中提到“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关于分配制度,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还说过:“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在1976年的一次重要指示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显示了毛泽东对于从前苏联照搬来的社会管理体制的不满,体现了毛泽东对于在这种体制下产生的大官特权的无比憎恨。有些左派人士出于对毛主席的大热爱,讳言毛泽东时代的不足,认为毛泽东时代完美无缺。我以为这样很不好。这不符合当时的实际。因为毛泽东从前苏联搬来的斯大林体制并没有起到反修防修的目的,也没有起到抵制大官特权的作用。殊不知,在毛泽东去世以后,就是在毛泽东从前苏联搬来的斯大林专制体制下,修正主义轻而易举地上了台。现在,我们实行的依然是从前苏联搬来的斯大林专制体制。对此,我们必须正视。另外,顽固认为斯大林体制完美无缺,这种认识本身也严重违背了主席的真实意愿,实际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对抗毛主席,麻痹和欺骗人民,维护大官特权的利益。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还有,右派借毛泽东的不足,肆意诋毁毛泽东,也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认真地深刻地反思那段历史,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用以查找今天的不足,探求真理,指导未来,最终,完成好毛泽东未竟的革命事业,开辟中国崭新的未来。
  二、深刻地认识现实
  中国何以会走到今天这样一种必然要爆发革命的地步?我们从对过去历史的分析中,已经发现了一些端倪。但是,还不足以全面回答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还必须要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给以深刻、全面地认识。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我们应该谨记毛主席的教导,老老实实地按照他老人家的指示去做。
  毛主席在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还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今天,我们依然应该谨记毛主席的这个教导,老老实实地按照他老人家的指示去做。也就是说,我们要想搞清楚中国发生革命的必然,搞清楚中国现在的性质、中国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动力、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前途和转变,就不能不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能不首先对中国现时社会各阶级做一个大致的分析。
  (一)中国现时社会各阶级之分析
  1、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前身是官僚主义者阶级。
  官僚在中国早就存在。在奴隶社会,官僚属于奴隶主阶级;在封建社会,官僚属于地主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官僚属于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官僚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存在,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了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所有制,由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全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正是由于由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全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代表权,使得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为主取代了人民为主,党国官僚主义取代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就这样悄悄诞生了。
  官僚主义者阶级占据国家的统治地位。党政部门、公检法、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各行各业的大小干部,都属于官僚主义者阶级。虽然共产党的文件中把这些干部叫做人民的公仆,共产党也一直给他们作着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可是,实际他们是各行各业的真正主人。他们大权在握,不仅主管着社会的分配,还操纵者社会的意识形态。流行于社会上官僚主义是从他们这里出来的,形式主义也是从他们这里出来的,命令主义还是从他们这里出来的。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孔老二雕像,就是他们立起来愚弄人民的。当官僚主义者阶级高高在上统治着国家时,什么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法制等等人类社会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见了。官僚主义者阶级代表着中国最落后的生产关系。他们的存在,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正是中国革命的首要对象。
  2、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黑恶势力。
  这个阶级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消失了一段时间。改革开放以后死灰复燃了。他们产生的途径大致有三。
  首先是国家所有制经济。这部分经济实际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掌握它的,是官僚国有资产阶级。其前身是建立在斯大林专制体制上的官僚特权阶级,如邓氏、叶氏、李氏家族即是。他们是中国的极左派。
  其次是中国的极右派。在国有企业推行的“抓大放小”政策和在国有企业里推行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使得官僚特权阶级持权抢劫,摇身一变,成为百万、千万、亿万富翁。“在日前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政协委员蔡继明援引一份由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联合完成的调查报告透露,截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超过5000万元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财产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的91%。(《时代周报》6月25日)”高干子女占据中国91%的亿万富翁。而他们正是中国官僚私有资产阶级的基本组成部分。温##、秦晓等就属于这一类。
  第三,“三个代表”之后,共产党向资本家敞开了大门。一些资本家挺进共产党的队伍,并利用手中的钞票,堂而皇之地买下了官位,摇身一变,成了官僚资产阶级中的一员。他们也属于中国的极右派,不过是二流的极右派罢了。
  也就是说,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并非如其他西方国家那样经过自由资产阶级的竞争而来的,而是在斯大林专制体制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然产物。官僚资产阶级利用手中的权利,对内,实行掠夺,疯狂地聚敛着钱财;对外,大搞卖国,从中牟取暴利。所以,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往往同时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另外,官僚资产阶级往往还和社会黑恶势力有着紧密地联系,常常充当他们的龙头老大。重庆的文强既是如此。只不过重庆的文强被打掉了,其他地方的文强依然在继续作恶罢了。由此可见,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一身兼四职:官僚特权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黑恶势力的龙头老大。正所谓官商一家、警匪一家、官僚资产阶级和汉奸一家。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黑恶势力是中国的第二个革命对象。
  在此,需要格外引起大家注意的是:官僚私有垄断资产阶级和官僚国有垄断资产阶级的区别。后者以国家和特色社会主义的名义占据官僚国有垄断地位。他们心安理得。为了维持自己的特权,他们顽固抵制政改。那位委员长提出的“五不搞”,就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反映。而前者的财产则是持权抢劫而来。他们提心吊胆,担心着有一天被清算,所以,总想着政改,总想着换装,以便使自己的非法所得合法化。这就是极力鼓吹政改的秦晓之流的心态。而在政改这一点上,极右派和一般资产阶级极穿了一条裤子。如此看来,极右派和极左派的尖锐矛盾以及一般资产阶级与极左的官僚国有资产阶级的尖锐矛盾,显而易见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可是,我们的清源大人是不明白这一点的。清源提出的“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和中国的叶利钦是合一的,也就是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主体早已经合流在台上了”论调,显然是犯了以偏概全的瞎子摸象式的错误。对此,我将在后文中进一步阐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官僚主义者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黑恶势力是中国最反动、最落后的阶级,他们正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这是毫无异议的。但是,倘若我们的认识仅仅到此为止,那是不够的。因为这还只是其一面。他们还有另一面,亦即口头或者表面上的先进性、革命性。马列毛主义革命理论还在装模作样地学习着,不敢丢掉,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还不得不高举着,不敢放下。这就是官僚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黑恶势力的两面性。他们的这些特点,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待他们的革命策略不能简单化。无产阶级要以革命的两手,对付他们的两面。倘若只有一手,那是不行的。
  3、一般资产阶级及其建立的中小企业。这个阶级也是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他们中要么依靠***的改革开放政策,先别人一步,迈向市场,发了;要么依靠科学技术,打出了一片新天地;还有的曾经是下岗再就业职工,在商场上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起来了等等。
  如何正确看待一般资产阶级及其建立的中小企业,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左右两派以及左派内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分歧,不仅在于其对于官僚主义者阶级、对于斯大林专制体制的认识相差甚远,还在于其对一般资产阶级及其建立的中小企业的认识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该篇文章的开头,我已经就前一个问题做了大致的阐述。接下来,我将从经济、政治、体制、分配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对于后一个问题,做一个大致的分析。
  (1)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的经济。
  赤眉网友在其《中小资本家是革命的盟友吗?——与同志商榷》一文中提到:“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上缴税收约为国家税收总额的53%,生产的商品占社会销售额的58.9%,商品进出口额占68%左右。在40个工业行业中,中小企业在27个行业中的比例已经超过50%,在部分行业已经超过70%,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主体。……中小企业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五年来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工作情况与2008年工作重点》“就工业来看,截至2004年底,我国共有中小工业企业273263家,创造了工业新增产值的74.7%…解决了5232万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2005年中国成长型中小企业发展报告》。在两会的记者会上,温总理在答记者问时也曾提到:“在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当中,民间投资已经超过50%。在工业企业当中,无论从数量、产值、资产总量还是就业人数,都超过了国有企业,这是一个事实”。紧接着,温总理还提到“国有经济虽然比重降低,但它依然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这也是事实。透过这些事实,可以得出下面的分析:
  第一、从总的方方面面来讲,中小工业企业已经超过了国有企业,成为推动各行各业发展的主体。所以,对于整个中小工业企业的势力,不可小视。
  第二、截至2004年底,我国共有中小工业企业273263家。将中小工业企业的产值、资产总量用“273263”一平均,就下来了。所以,对于单个中小工业企业的势力,不可高估。
  第三、国有经济虽然比重降低,但它依然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倘若认识仅仅到此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进一步地知道,温总理提到的所谓的国有经济,实际是官僚国有垄断经济。这部分经济实际是被极左的大垄断国有资产阶级控制着,与社会主义毫无关联。因为其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代表权划归了政府,而不是归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的能够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人大系统。
  第四、除了中小企业、国有经济以外,还有一部分重要的经济,温总理没有谈,这部分经济就是官僚私有垄断经济。这里面就包括了官僚买办经济。他和官僚国有垄断经济一起,共同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
  第五、尽管中小工业企业已经超过了官僚国有垄断经济和官僚私有垄断经济,但是,在国家经济的战略地位上,却不能不屈居于次要的、附属的位置。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与官僚国有垄断经济和官僚私有垄断经济在经济上的矛盾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2、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的政治。
  由于官僚国有垄断经济和官僚私有垄断经济一起,共同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国家的执政党、军队、警察、法院等,就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服务的。建立在官僚国有垄断经济和官僚私有垄断经济基础之上的“管理者”,就必然是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的结合体。自然,在国家经济的战略地位上不得不屈居于次要的、附属位置的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其在政治上,相对于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也不得不处于附庸的位置。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是有着自己的强大组织的。这个组织就是曾经革命的而如今却被绑架了的共产党。他是目前中国唯一的一个集党、政、军大权于一体的领导党。而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连起码的结社权利也不具备。尽管他们做梦都想组织起来,爬上国家政治的最高层。可是,如今,他们却不得不巴结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阶层,不得不依附于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阶层,不得不想法设法企图爬上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阶层,不得不在他们的面前低三下四,以便在政治上分得一杯羹。而这,绝对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实现的,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与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在政治上的矛盾日益突出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一方面,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不再满足于其在经济上的被支配和政治上的附庸地位,想要摆脱这种地位,显示了其对于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的反抗。这种反抗本身,就是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的革命性。另一方面,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与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关系,在其革命过程中,必然体现出一般资产阶级斗争的妥协性和软弱性。一般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决定了依靠他们,绝不能将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这还是从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与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的关系来说的。
  从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与其相对的无产阶级来说,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剥削无产阶级,具有反动性。但是,相对于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对于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正是由于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为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残酷剥削无产阶级撑起了保护伞,他们不仅剥夺了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应有的民主、自由权利,同时,更是将无产阶级的民主权益剥夺得一干二净,使得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和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对于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变得轻而易举、变本加厉。
  3、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体制。
  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希望的体制,从企业层面上来说是现代企业制度。从国家层面上来说,是资产阶级的宪政。可是,现行体制分明是斯大林专制体制。这个体制,在经济上,是为了维护官僚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在政治上,是有利于官僚国有资产阶级的继续统治。这个体制与资产阶级宪政是对立的。斯大林专制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亦即极左派是坚决抵制资产阶级宪政体制的。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与官僚国有特权的矛盾,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体现。
  4、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的分配。
  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内部的分配方式是按资分配、按股分配。对于无产阶级,则极尽剥削压迫之能事。其外部,应该说也是按资分配。只不过对象,换成了官僚国有垄断经济和官僚私有垄断经济。他们在企业内部的按资分配、按股分配之前,不得不先向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缴纳足够的份子。这实际就是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对于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的剥削。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与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的矛盾,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体现。
  5、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的意识形态。
  以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博爱等思想为主流的普世价值,这就是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所宣扬的意识形态。这样的意识形态,相对于无产阶级的大公无私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疑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落后性。但是,相对于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的腐朽专制,相对于服务于官僚国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的儒家思想,还是一个不小的历史性进步。但是,如果我们的认识到此为止,那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地看到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超阶级的普世价值的虚伪性,更应该看到资产阶级的惟一己之私利而是图以至于不择手段的反动本性。很遗憾,我们的温总理就没有看到。他寄希望于资本家的血液里面流淌道德的血液,不仅可悲,而且简直就是中华民族的灾难。
  4、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股民、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都受官僚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集团的压迫。因此,这些小资产阶级无疑也是未来大革命的动力之一。
  在此,特别强调一下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一经走向社会,就分化在所属的各个阶级之中;走向官僚阶级,就是官僚阶级中的一员(这些人不包括在知识分子的行列之中);走向自主创业,他们就是一般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的一个分子;走向教育战线教书,就是一名普通的教育职工;没有职业,失业了,就变成了游民。从总体来看,这部分知识分子有很强的革命性,对政治也最敏感。他们在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
  5、农民阶级。中国自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以后,农民的自由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可是,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巨大的。农民保留了必须上缴的名目繁多沉重的税务,相反,却失去了国家对于农业所承担的国家义务。后来,国家免除了农民的所有赋税,似乎是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可是,上学难、看病难、工作难、治富难等问题接踵而至。眼下,政府官员和乡村两级干部勾结起来,买卖土地成风。他们克扣农民,从中谋取暴利。许多乡村里的财务制度混乱,腐败现象极为严重。有的干部更是为霸一方,无恶不做,老百姓过着胆战心惊的日子。政治上,虽然村里的班子也实行了选举制度,但是,由于缺乏建立于村级组织之上的农会的强有力监管,贿选成风。许多人把当村干部作为发财的跳板。事实上,许多人就是在当上干部之后打发村财的。现在,中央把新农村建设作为促进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政策,但是,在目前这样的斯大林专制体制下,新农村建设在执行的过程中必然走样。
  中国的农民要想彻底摆脱官僚主义的束缚,实现真正的民主,必须要把农民组织到象征农村最高权利的农会里。要一切权利归农会。在农会的监督下产生农村的自治组织–村委会。村委会要在农会的监督下开展工作。
  6、工人阶级。包括国有企业的工人,事业单位的普通职员,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的雇员和广大的农民工。在国有企、事业单位里的普通工人,他们名义上是主人,实际是领导的奴隶。他们必须要看领导的脸色做事,唯领导是从。虽然也有工会,但是,当工会主席都是以副职的身份屈居领导之下看其眼色行事时,一般的工人只能是屁民了。至于在非公有制企业,也有工会。只是立场不是为了维护工人的权益,而是完全站到了资方一边,成了帮助资方剥削工人的公贼。而工人则完全变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
  可是,这些工人本该是是国家的主人。正是一次次错误的私有化改革瓜分了他们依托的经济基础,打碎了他们的赖以生存的饭碗,剥夺了他们作主人的权利。他们眼睁睁看着国家的财产被那些败家子大肆挥霍,被强盗们巧抢豪夺,却又无可奈何。正因为他们本该是主人却变成了啥也不是,正因为他们目睹了私有化改革的全过程,正因为他们变成了可怜吧吧的无产阶级,所以他们才最革命。所谓的“仇富”心态,不是别的,正是一种潜伏着的巨大革命力量的写照。而无产阶级要想获得自身的解放,首要的是取得结社、罢工、舆论自由的民主权利。为此,就必须与官僚“公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进行坚决的斗争。因为掌控这个权利的,不是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而是官僚“公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于是,反对官僚“公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争取民主权利,就成了当前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因为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也有争取结社、舆论自由的进步考量,自然,一般资产阶级及中小企业与其矛盾的一方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争取这个权利的可能出现了。
  上面,我已经提到了,由于一般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进步性,决定了无产阶级与其的联合;由于一般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决定了他们不足以担当民主革命的领导重任;由于一般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以及其对于无产阶级的剥削,当民主大革命发动起来,无产阶级力量迅速壮大,民主革命快要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快要到来时,其又会表现出动摇性、投降行。对于一般资产阶级的这些特点,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要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以便于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随着形势的发展,相应地变化自己的斗争策略。无产阶级要学会用革命的两手、三手,对付一般资产阶级的两面、三面。任何简单化的办法,都是不对的。
  7、失业游民。修正主义路线主导中国三十多年,在中国官僚“公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统治下,造成了中国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现在,这个队伍中又有了一些新的特点。那就是大批的下岗工人和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也加入进来。
  (二)中国现时社会各阶级矛盾之分析与当代中国革命的性质
  通过上面的阶级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官僚特权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黑恶势力把持着中国的经济、政治,操纵者中国的分配和社会意识形态。与其相关的阶级矛盾有:一般资产阶级与官僚特权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黑恶势力的矛盾;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失业游民与官僚特权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黑恶势力的矛盾。这些矛盾,共同构成了中国的主要矛盾。在所有这些矛盾中,官僚特权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黑恶势力全都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并由此决定了我们国家的性质,是官僚特权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黑恶势力的法西斯联合统治。其在国内外经济上的突出的表现是:对内大肆掠夺,对外无耻卖国。其在国内外政治上的突出的表现是:对内实行法西斯专制,对外卑躬屈膝。
  除此之外,还有一般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一般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失业游民的矛盾。但是,这些矛盾,是从属于以上主要矛盾的。在当前,是属于次要矛盾。尽管我们知道,这些次要矛盾的存在,加剧了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失业游民的贫困和苦难。但是,不惟其如此,我们尚且要进一步地知道,正是由于官僚特权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黑恶势力把持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极大地限制了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失业游民为争取自身权益的各种斗争权利,才使得一般资产阶级对于他们的剥削和压迫变本加厉且轻而易举。无论是《山西黑砖窑虐待工人》、《厨师讨要欠薪被老板派人打瞎左眼》、《讨薪民工生殖器被割断》、《河南东尚装饰工程公司吴姓资本家逃匿,工人遭欠薪》还是《富士康的N连跳》等等,所反映的无不都是这一残酷的事实。
  由此看来,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般资产阶级等被压迫阶级各自组织起来,坚决反对官僚特权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黑恶势力的法西斯专制,积极争取维护自身权益的民主权利,就成了当今革命斗争的首要任务。自然地,一般资产阶级就成了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失业游民在反对官僚特权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黑恶势力争取民主权利的同盟军。
  由于这场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是较之以一般资产阶级更凶恶的官僚特权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黑恶势力及其依赖的斯大林专制体制,由于在反对他们的革命斗争中还需要联合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这也就决定了这场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旨在革除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联合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参加的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于一身的双重性质的革命。
  (三)两种革命,两种前途。
  即将发生在中国的这场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旨在革除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联合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参加的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于一身的双重性质的革命。这是确定了的,毫无疑问的。问题是,在这场革命中,无产阶级、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究竟要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因为以无产阶级为主导辅之以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资产阶级为主导辅之以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那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同性质的革命,有着截然不同的前途。
  首先,三十多年的资本主义改革,就是在党内右派主导下走过来的,就是试图走西方的道路。但是,三十多年过去了,非但没有撬开民主自由资本主义的大门。相反,新生的一般资产阶级被国内的官僚“公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以及国外的大资产阶级所绑架,掉进了官僚特权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黑恶势力联合专政的臭水沟,无论如何挣扎,也出不来了。虽然,中小工业企业已经超过了国有企业,成为推动各行各业发展的主体。但是,国家经济命脉却掌握在官僚“公有”垄断经济和官僚私有垄断经济手里。虽然截至2004年底,我国共有中小工业企业已达273263家,但是,其在政治上却不得不依附于官僚“公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严峻的社会现实,逼迫他们不得不走上行贿之路,希望在官僚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集团和黑恶势力的队伍中找到自己的保护伞。在一般资产阶级的队伍中,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和官僚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以及官僚买办集团都有着或明或暗的关系。虽然一般资产阶级具有反对官僚“公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的革命性,但是,由于其与身居来的软弱性、动摇性,决定了他们对外,抵御不了国外大资产阶级;对内,抵御不了官僚 “公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单纯地依靠一般资产阶级,决然完成不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重任。不仅如此,一般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激起了他们的与日俱增的反抗。更因为资产阶级固有的惟利是图、不择手段,致使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君不见:转基因肆虐中国,毒奶粉久除不绝,毒大米卷土重来,搜肉精猪肉畅行市场,地沟油走进千家万户,至于说假药假酒假烟害人,更是数不胜数。中国的三十多年的改革,早已宣布了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世界频频爆发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更是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没落和腐朽。可是,他们不甘心,又推出了以私有制为主体,辅之以公有制的民主社会主义革命论。其实,同样行不通。道理也很简单。既然由于一般资产阶级与身居来的软弱性、动摇性,决定了他们对外,抵御不了国外大资产阶级;对内,抵御不了官僚“公有”特权和官僚私有强权。一般资产阶级的这些特性,决定了单纯依靠他们的力量,决然完成不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的历史重任。他们迫切需要无产阶级的积极参加。可是,广大的无产阶级是不乐见这样的主义的。自然,以一般资产阶级为主体辅之以无产阶级的民主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得不到无产阶级的强有力支持,也必将无果而终。
  问题到此为止了么?也就是说,因此可以推断中国就不会发生一般资产阶级的颜色革命了么?我的回答依然是否定的。
  其一,仅凭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力不足以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并非单凭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势力,就不能引发民主革命。引发革命和完成革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倘若用成事(完成民主革命)不足,败事(摧毁专制统治,搞乱国家)有余,用来形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目前的势力,还是非常合适的。
  其二,因为上面的分析,主要是着眼于下面的一般资产阶级一方的情形,而不是全部的情形。尤其没有谈到外面、上面的情形。也就是说,中国发生资产阶级颜色革命的危险不仅在于下面、里面,还在上面、外面,是上下互动,里通外合。当前,外围,美国紧锣密鼓地在中国周边布局;国内,资改派早已不满意于修正主义路线的斯大林专制体制,他们不耐烦中共党内官僚迟迟推延政治改革,意欲踢开中共这个绊脚石,实现全盘西化。
  可以肯定,资产阶级性质的颜色革命一旦发生,严重腐败的修正主义中央必然被击垮,而且连带中国***将一起成为修正主义的殉葬品,由此,中国就一定会步前苏联之后尘,亡党亡国。而中国庚友在其《泱泱大中华有多少人能看透当代中国的社会本质?》中的预言:“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宕起伏的历史轨迹来看,从三十多年来中国式资改实践给中国城乡社会结构造成的质的变化来看,目前基本可以断定,从党内修正主义出笼、资改派总头目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一定会以一种新的形式在二十一世纪重演”,就一定会应验。
  正因为我看清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颜色革命的破坏性,所以,从骨子里,我是极不赞成这样的革命的发生的。我寄希望于以无产阶级为主导联合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参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寄希望于以较小的代价换得真共和。这是中国的第二种前途。一个充满了光明的前途。如若不然,就只能是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结尾中描绘的那种情形:“共产主义者不能指望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以前就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所以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必须帮助资产阶级尽快地取得统治(我建议改成‘推翻法西斯专制统治’)”,无产阶级趁势迅速集结起来,开启新民主主义革命。大乱尔后大治。尽管这样的结局,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所愿意看到的。但是,发生这样的结局,是不以无产阶级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在当局社改派拒绝觉悟,极力限制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条件下,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将不得不改为先支持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再转到宪政新民主主义革命上来,亦即,不规避第一种革命,努力争取第二种革命;不规避第一种前途,积极争取第二种前途。
  (四)新民主主义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一个必经阶段
  资产阶级自由人士鼓吹资产阶级宪政民主,以为那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其实不然。且不说资产阶级宪政民主排斥无产阶级民主,且不说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剥削,且不说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不彻底,国家政权最终将落到大资产阶级手中,单就资产阶级内部来说,通过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必然发展到后来的垄断资产阶级阶段。伴随违背资产阶级宪政民主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不断出现,反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必将重又被提起。现在,在发起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99%对1%的斗争,就是这样。只是,这时的民主革命的主体,将不再是一般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也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同时,因为这个革命,还需要联合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自然,革命的前途,既不是回归自由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宪政新民主主义。另外,即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考虑到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还要继续保持私有经济的适度存在,直至彻底完成其历史使命。基于上述这些原因,我提出如下两个论断: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必经阶段;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阶段。也就是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还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阶段才能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从这个角度看,未来即将发生或者继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将要发生在中国的宪政新民主主义革命,就不仅仅是局限于中国,而是具有了世界性的普遍意义。中国的宪政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宪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宪政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浪潮,将会给中国以鼓舞。反过来,中国未来宪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必将会极大地振奋世界。
  (五)驳社会主义革命论
  持有这种观点的,在左派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他们认为“当今河蟹的基本生产方式已经是资本主义了。河蟹早已实现了工业化,早已经不存在封建、半封建生产方式,广大劳动人民已不再受到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是受到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河蟹城市人口已接近总人口的一半,而雇用劳动者已经占城市劳动者的大多数。农村中的大多数农民虽然有一小块土地,但也需要靠在外打工维持生活,属于半无产阶级。因此。当今河蟹的基本阶级关系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合专政。很显然,河蟹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所以,革命的性质只能是直接以消灭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见《赤眉:中小资本家是革命的盟友吗?》。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无视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一般私人资产阶级之间的区别,而是将他们看成是一体的东西,共同作为打击的对象。他们不晓得革除一般资产阶级是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是通过其在国内的代理人官僚资产阶级发挥作用。他们不晓得官僚资产阶级是极具封建性的法西斯专制主义。不晓得要革除国内的官僚资产阶级,不仅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同时,还兼具变官为主为民为主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这是双重性质的革命。也正是由于他们不晓得官僚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制性,不晓得他们之所以如此,还在于他们赖以存在的斯大林专制体制,所以,他们只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而提不出改革斯大林专制体制实行宪政的民主革命的任务。不仅如此,还对于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极力批判起来。他们还不晓得要取得革除一般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必须首先革除官僚资产阶级。他们不晓得没有革除官僚资产阶级的胜利,是不会有革除一般资产阶级的成功的。这个道理是如此地简单。因为无论是革除一般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革除官僚资产阶级的双重性质的革命,都必须首先将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没有这一条,发动任何一个革命并试图取得革命的成功,那都是不可想象的。问题是,极力阻挠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就目前来说,绝对不是一般资产阶级。一般资产阶级自身也不具备这个权利。他们自己做梦都想组织起来。是比他们更凶恶的官僚资产阶级不让。也就是说,官僚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统治,不仅剥夺了无产阶级的结社权利,同时,将一般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也扼杀了。君不见:郭泉因为成立资产阶级性质的新党而锒铛入狱,毛主义党的一些成员被强行拘捕至今不放,毛继东因为发起成立无产阶级的中国马列毛主义***而被跨省抓捕。可见,官僚资产阶级对于任何试图威胁其法西斯统治的行为,不管这样的举措是来自于无产阶级的还是一般资产阶级的,都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坚决镇压的举措。
  于是乎,一个新的主张从社会主义革命论者的头脑中冒了出来:“由于中小资本家对工人群众的残酷剥削,由于他们比起大资本又相对弱小,与中小资本家的斗争恰恰可能成为当今革命斗争的突破口,大量的具体斗争正是要以中小资本家为斗争对象,这时候就根本谈不上联合中小资本家了。”见《赤眉:中小资本家是革命的盟友吗?》。
  我们暂且不考虑《物权法》对于一般资产阶级合法资产的保护,暂且也不考虑无产阶级尚且没有罢工的自由,暂且不考虑官僚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与一般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暂且不考虑由于这种联系,使得官僚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与一般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必然会站到一般资产阶级这一边,我们就比如按照这个革除一般资产阶级的思路去斗争了,最后,也取得革命的胜利了。但是,革命的成果呢?这个革命的成果究竟会被无产阶级所掌握,还是落入了官僚资产阶级的口袋?革命的结果,究竟是壮大了无产阶级还是增强了官僚资产阶级?这个答案难道还不是明摆着的么?
  于是乎,又一个貌似公允的新的主张从单纯社会主义革命论者的头脑中冒了出来:“实际上,中小资本家从来不是‘重新争取社会主义’这一革命运动的盟友。但是,左翼斗争策略的灵活性意味着:我们在这一革命运动的第一阶段,在反对官僚专制资本寡头集团的斗争中,中小资本家暂时还不需要作为斗争的直接和主要的对象,仅此而已,而斗争还将有第二阶段。集中优势兵力,对付主要敌人,并善于根据运动的不同发展阶段来确定主要矛盾和主要敌人,这就是斗争的辩证法。”见《赤眉:中小资本家是革命的盟友吗—–马评网编者按》。
  也就是说,他们不再把一般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首要目标了,而是把目标锁定在了官僚专制资本寡头集团。他们把一般资产阶级作为第二阶段的斗争目标。但是,无论如何,一般资产阶级还是革命的对象,而不能成为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盟友。他们把一般资产阶级当成听命于他们安排的死的不会动的东西,任由他们摆布。完全不晓得那是处于革命的中间状态、蕴藏着相当能量的活的东西。对于这股力量,倘若革命的无产阶级不去争取,而是将其赶到作为主要敌人的官僚资产阶级的一边,其必然挂起白带子来拼死反抗,从而陷无产阶级革命于孤立被动之中。事实难道不是如此么?
  不惟其如此,持单纯社会主义革命论的人在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以及限制一般资产阶级组织起来的问题上,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现在,他们似乎已经知道,倘若无产阶级不组织起来,不打破结社自由,就无法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相反,倘若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了,结社自由被打破了,又担心一般资产阶级同时也组织起来,担心因此壮大了一般资产阶级的力量。
  那么,怎么办呢?
  于是乎,又一个新的主张冒了出来:“实行‘一党多派制’,它是打开政改这把锁的金钥匙”。他们提出:“中国***分为左中右三派,从而实现派别竞争、人民选择、轮流执政,互相监督。***的各个派别必须将四项基本原则列入自己的党章,予以遵守”。他们认为“一党多派制最大的意义,是让人民获得了选举权。一党多派制最大的特点,是既让人民享有民主权利,又保障***执政地位不动摇,一举两得。一党多派制最大的成果,是中国从此进入长治久安的局面。”见《老骥伏枥123 :政改探索:论一党多派制》。他们以为现在的***还是无产阶级性质的,任由他们摆布。全然忘记了***早已被官僚资产阶级所绑架,并成为官僚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如今,反倒寄希望与革命的对象分成三派,任由无产阶级选择。其情形,和与虎谋皮有何两异?究其实,“一党多派制”不过是改良主义的翻版。而改良主义既不能救党,也不能救国。相反,误党误国。继续下去,亡党亡国。同时,搞“一党多派制”会给执掌政权的反动派以清除异己、改旗易帜的口实,从而加速***的分裂,加速国家的灭亡。这是一种非常糊涂、错误的观点,坚决要不得。
  持有单纯社会主义革命论的人,不仅无视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一般私人资产阶级之间的区别,还无视一般资产阶级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更不晓得去充分地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对此,即便是在他们文章中谈到,也是轻描淡写,几笔带过,不能引起他们的足够重视。或者是换了一个说法“从战略上把中小资本家作为革命的敌人,并不否认在战术上需要有灵活性。一时一地的具体斗争,当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依靠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和反对最反动的力量。当某个具体斗争的主要斗争对象是官僚资本或国际资本时,或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还很弱小,一时之间不能打倒所有资产阶级的时候,当然可以争取中小资本中立,甚至成为暂时的盟友…… 但是,不能用战术的需要来否定根本战略。”见《赤眉:中小资本家是革命的盟友吗?》。在他们看来,一般资产阶级在战略上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而在战术上却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盟友。在他们看来,不是战略指导战术,战术服从于战略,而是一切都反过来了,甚至是成为矛盾的东西了。
  持有单纯社会主义革命论的人,因为他们尚且没有对中国过去历史进行深刻地反思,尚且没有对于中国现实阶级矛盾进行细致地分析,而是简单地粗略地分析了中国的阶级矛盾之后,就匆忙得出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殊不知,他们的这种分析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对于中国的实际,是完全不相符的。可是,他们全然不顾,不假思索地将自己的结论固定下来。而且自以为是。随后,披挂上阵,抖擞精神,极力批判与其不同的政见,推销自己的观点。正是因为他们对于中国实际的粗枝大叶,由于他们因此得出的结论的错误,更是由于他们的顽固和自以为是,于是,一切与其理念不相符的对象,都成了他们批判的靶子。他们被预先设定在其头脑里的错误的单纯社会主义革命论卡住,无论如何也出不来了。这实际是一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表现。
  持有单纯社会主义革命论的人,既对当前的实际粗枝大叶,无视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资本主义改革,使得中国的社会制度至少倒退了一百年这一严峻现实。他们不仅不晓得今日的革命,必须从民主主义民主革命做起。而且还对持有这种正确观点的人斥之为大倒退、右派。他们对于毛泽东的“每个***员须知,中国***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见《毛选》651页)谆谆教导,也全然忘却了。不晓得中国今日革命,也必然需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这绝非照猫画虎、亦非是刻舟求剑。不仅如此,他们反倒给民主主义革命论者扣上了照猫画虎、刻舟求剑的大帽子。
  由于受上述错误思想的影响,面对复杂的斗争实际,这些人的心胸也变得狭窄起来。全然忘记了有事大家做,有饭大家吃的道理。相反,一门心思地想着有事自己做,有饭自己吃,唯恐别人抢了去,唯恐与人分享。他们的眼睛,不是盯住革命的主要对象,而是对于今天的盟友未来的革命对象严加防范起来。毛泽东抗战时期的那套伟大理论没有学到,反倒把蒋介石的那一套全都搬过来了。不仅如此,还动辄训斥持民主主义革命主张的同志“用战术的需要来否定根本战略”见《赤眉:中小资本家是革命的盟友吗?》,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此情此境,不由得使我感叹:当假马克思抡起批判的大棒义无反顾地砸向真马克思的时候,连真马克思也自叹弗如了。然而,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不管假马克思的批判的大棒抡得多高,终究要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事实上,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左派在与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所持的观点,就是单纯社会主义革命论。结果,因为左派一盘散沙,在组织起来的问题上毫无建树,因为左派顽固地坚持打击一般资产阶级的战略,将他们赶到敌人的一方,使其拼死反对我们,使得左派与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屡战屡败,一事无成。中国的修正主义路线之所以能够主导中国改革三十多年,究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现在,该是你们好好反思自己的错误的时候了。
  三、中国革命的策略
  上面,我们回顾反思了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又对改革开放至今的情况做了一个大致的分析,提出了两种革命、两种前途,驳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论调。尽管认识到实现宪政新民主主义不仅需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觉悟,还需要当局社改派的觉悟,未免有些与虎谋皮的味道,可是,对于这个代价较小的革命的策略,依旧是情有独钟,不到万不得已,不愿放弃。这不仅仅是个人情节,而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此,我主张:建立宪政新民主主义的反修民主统一战线;帮、促、逼、联执政的***中央;在地方积极寻找革命的突破口。
  (一)建立宪政新民主主义的反修反腐民主统一战线
  这个统一战线是以无产阶级为主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辅之以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官僚主义者阶级中的左派、主张民主进步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大联合。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使这个大联合变得紧密起来,持久起来。为此,就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由于执政的***已经变质,不足以担当这个历史重任,于是,重建马列毛主义***就成了当务之急。
  这个统一战线是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旗帜鲜明地反对修正主义,是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是遵循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新五项基本原则”与“八项主张”》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当前唯一适合于中国实际的正确主张。中国革命必须分作两步走,先进行宪政新民主主义革命。待革命成功以后,再进入到下一个更高级的宪政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宪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就绝不会有更高级的宪政社会主义革命。而宪政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以后,必然要进入到下一个更高级的宪政社会主义革命。谁否认这个主张,谁就不了解中国的实际;谁否认这个主张,谁就不真正晓得马列毛主义;谁否认这个主张,谁就不足以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
  这个统一战线还是反对卖国主义的。因为修正主义滋生了卖国主义。卖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在该国的代理。只要打掉了修正主义,也就意味着打掉了卖国主义。打掉了卖国主义,就掘出了帝国主义在该国立足的根基。帝国主义在该国的利益大厦顷刻就会倒掉。
  这个统一战线还是反对党国官僚专制主义的。千古兴亡,不是亡于一君,也不是亡于一相,而是亡于独裁专制。独裁专制不仅害民,也害君、害相、更害官。齐奥赛斯库因此身手两异、利比亚因此陷入内战、赵紫阳、胡耀邦因此被垂帘听政、中国有大批本来是很好的官员因此堕落而锒铛入狱、中国百姓因此民怨沸腾,怨声载道。斯大林专制体制在中国运行到现在,气数已尽。我们说中国的大革命必然爆发,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这个统一战线还是反对腐败的。腐败与民生密切相连。不解决腐败问题,指望解决民生问题,那是不可能的。同时,要想根治腐败,不纠正错误路线和斯大林专制体制,那也是注定办不到的。
  修正主义、卖国主义、斯大林专制主义以及腐败问题,是一根绳子上拴的蚂蚱,牵一发而动全身。而根本是修正主义和斯大林专制主义。只要把修正主义和斯大林专制主义一起端掉,另外的自然化解。倘若达此目的,我们就买上了通往中华复兴的飞机票。对此,我坚信不疑。
  (二)宪政新民主主义反修民主统一战线的对共政策:帮、促、逼、联。
  今日执政的中国***,是中国最大的政党。宪政新民主主义反修民主统一战线策略的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就是如何确立与执政的***的关系。
  为此,有人提出这个***已经彻底变质,不可救药,需要打倒;有人提出依靠中央,“ 反帝锄奸、保党救国”;有人认为***不能倒。但是,接下来怎么办?他们被无产阶级一党制所困扰,无计可施。
  那么,正确的策略究竟是什么呢?
  要找到回答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还得回到对于中国的国情、***自身的状况和性质、以及当今的革命性质的分析中去。
  1、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国。今日执政的中国***,是中国最大的政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执政地位不可替代。谁也不行!***不能被打倒。这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忽视不得,错误不得。
  2、中国***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马列毛的旗帜还依然举着,至少现在声明还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尽管加了一个特色,尽管是假惺惺地。但是,毕竟还没有改旗易帜。这是***不能被打倒,且可以为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所利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3、中国***内有一大批真正爱马列毛主义、真正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人。他们是中国革命左派的重要联合对象,是***不垮的脊梁。那种否认***内存在社改派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是错误的。
  4、目前,中国***早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是被官僚特权阶级和官僚资本阶级所绑架的修正主义党。依靠其自身的力量实现浴火重生,已经绝无可能。重建的马列毛主义***要竭尽全力,帮助兄弟的***实现这个大转变。为此,新成立的马列毛主义***对待执政的***,必须具备以下四手:
  一手要帮。首先从理论上把社会主义的道理阐释清楚了。这是新成立的马列毛主义***的当务之急;其次,帮助***纠正错误路线,坚决打退右翼沉船派的嚣张进攻;第三,帮助***进行宪政政治体制改革,根治官僚主义,坚决消除腐败;第四,帮助***坚决击退帝国主义从各方面对中华民族的大肆进攻;第五,帮助***重建社会主义道德;第六,帮助***进行整改,纯洁***的组织,使其实现浴火重生。
  二手要促。亦即彻底批判修正主义的特色路线,批判斯大林专制体制,敦促其继承马列毛主义,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立足现实,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做起,实行宪政民主;
  三手要逼。就是深入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和执政的***执行的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有理、有利、有节地斗争。
  四手是联。帮、促、逼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历史性大逆转,以便于重建的马列毛主义***与其紧密地联合,实现中国革命的历史性大逆转,最终和执政的***一道,建立起宪政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积极在地方寻找革命的突破口。
  我们提出的一些列主张,不是针对具体的某一个问题,某一个地区。而是事关全局的根本性的东西。无论是纠正修正主义路线,还是革除斯大林专制体制,最终的指向,都在中共中央。所以,我们的这些喊话,不仅是对着革命群众,指导革命群众进行斗争的,还是对着中央的。尽管如此,也不排除在地方率先取得革命突破的可能。过去,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后来,蒋介石违背孙中山的遗嘱,背叛革命,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结果,逼出了个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一九六六年,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那么现在,中国地方的孙悟空安在?会出么?
  我想,会有的!如果HW不纠正修正主义路线,不改革党国党国官僚体制,这个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就必然会出现!对此,我坚信不疑!关键是,这个大闹天宫的孙悟空要炼得火眼金睛。这个个火眼金睛就是吃透马列毛主义,掌握其精髓。不惟其如此,还得手持金箍棒。这个金箍棒在今天来看,就是宪政新民主主义。
  现在,中国就像一个烧得通红的火药桶,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鲁东在其《第一次敲响的是警钟 第二次敲响的就是丧钟》的最后大声呼吁:“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勇于担当的政治家们,行动起来!全国各族人民,联合起来”!是的,危机关头,我们要义无反顾地担当起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拯救中华。为此,我们要尽快制定一个革命的共同纲领,在其指导下,联合起来,行动起来,共同去挽救中国***,挽救中华民族,挽救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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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4-7 09:38:5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章、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新五项基本原则”与“八大纲领”

  四项基本原则一向被认为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可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除了保留了坚持***的领导以外,其他三项都抛到脑袋后面去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致使***自己也未能独善其身,已经受到了严重侵蚀,变了性质。这个教训是极为深刻的,也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一直在想,究竟是四项基本原则本身的问题,还是我们执行不力的问题?思考的结果,感觉四项基本原则本身的问题应该更大一些。基于上面的分析,结合当前的实际,我提出了五项基本原则。它们是:
  1、坚持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
  2、坚持新民主主义的政党制度;
  3、坚持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4、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5、坚持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主导,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下面的八大纲领就是围绕全面落实新五项基本原则所做的一点思考,现贴出来,敬请大家批评。
  一、坚持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
  既要确保公有制经济的基础地位,又要有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民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有益补充。与此相对应,在当前,既要反对脱离我国生产力实际,搞一大二公的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经济;又要反对削弱甚至取消公有制经济的基础地位,反对搞修正主义。
  二、坚持新民主主义的政党制度。
  实行***中央执政、***的各级地方党委监政、其他各党派平等参政、议政、监政的政党制度。
  ***的各级党委兼监事会职能。监事会监督执行的是中央的精神。她指导地方、企业和农村把中央精神与当地实际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地工作,确保全国上下的高度统一。
  监事会不应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要把他从政府部门中分离出来,还给党。为确保监政有力,监事会成员不得兼任地方人大及行政职务,企业亦是如此。其各项开支要由中央财政统一负担。
  要坚持以***为主导而不是领导。***与各民主党派不应该是上下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并列的平等关系。现在实行的***领导的人民政治协商制度是强加在各民主党派身上的。这样的政党制度是严重违背新民主主义民主原则的,是错误的。必须纠正过来。中国的政治改革是全体人民的大事,而不是一党一私的事情,需要放手发动全社会的力量。为此,要打破重重不必要的限制,坚决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罢¥工、结¥社自由。我这里讲的是预期的目标。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还需要过程。在这个方面,则要循序渐进。我一向认为,中国的民主改革等不得,必须尽快启动;同时,中国的民主改革着急不得,得慢慢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共胡锦涛默许中国(工人)共产党顾问宋宝玲开启无产阶级的两党制,是有一定道理的。遗憾的是,中国(工人)共产党脱离群众,脱离实践,成了共产党的影子党,丝毫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当然,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以胡锦涛为首的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与中国(工人)共产党顾问宋宝玲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也脱不了干系。
  三、坚持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要由全国人民自下而上民主选举产生的享有国家最高权力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集中行使全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行使这个权力绝对不应该是政府)。在地方和企业,则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分别代表地方和企业内人民对地方和企业内的全民生产资料行使所有权,并依次产生地方人大常委会及主任、企业工会及主席。在农村最基层,一切权利归农会。实行村务公开,村民自治。
  国务院必须把国有企业资产管理委员会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从政府部门分离出来,还给人大。坚决从根本的所有制制度上实现从官主到民主的历史性转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由其产生的国务院对全民生产资料行使宏观管理权。地方人大授权由其产生的地方人民政府对地方全民生产资料行使地方管理权。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授权由其产生的(而非上级任命的)企业厂长(经理)对企业内全民生产资料行使直接经营管理权。农会授权由其产生的村委会及主任主持全村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中国必须要树立宪法权威。任何政党、社团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坚持***的领导不仅与坚持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不共戴天,与确保宪法权威也势不两立。毋庸置疑,将坚持***的领导写进宪法,是对于宪法权威的公然践踏,是严重错误的。必须纠正过来。另外,要要树立宪法权威,就必须确保司法、监察、审计、媒体等的独立,坚决反对政党、行政对司法的越权干涉。
  四、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分配制度是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新民主主义的分配一定要体现公平、正义与人道。那种只重视生产,而忽视分配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把公平、正义与人道放到一个突出的问题来抓。我们要坚决消除两极分化,努力实现全社会的均衡发展,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五、坚持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主导,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努力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先进文化。为人民服务是新民主主义提倡的最高道德。
  六、改革人大代表的选举办法,整顿人大,使各级人大及人大代表能够真正担负起代表人民的重大使命。改革党代表和党员干部的产生办法,整顿党的组织。必须保证***的工人阶级的阶级基础。资本家可以竞选人大代表,可以去政协,也可以自由组党。但就是不能加入***。同级人民代表或人大代表是产生同级党代表和同级党的干部的基础。如果一个级别的党的干部连同级别的人民代表的资格都不配,那么他就一定不能成为这个级别的党代表和党的干部。这也要作为一个基本的原则。当然,会有特殊情况。对于杰出人才,可以先提拔上来,经过一段时期的试用后,一定要回到这个基本的原则上来,要让人民来检验,看其是否合格。
  七、关于颁布大赦令。我在我的许多文章中一再声称,专制体制吃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是专制体制。我们要消灭的是吃人的专制体制,要把人民连同腐败分子一起从吃人的专制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对于那些腐败分子,一方面,他们危害社会。另一方面,他们同样是吃人专制体制的受害者。那些被吃人专制体制侵害的腐败分子需要被拯救,而不是被消灭。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所以,在这场民主革命的一开始,国家颁布大赦令,要向人民讲明白政策。这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八、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归全民所有。
  革除孳生腐败的斯大林专制体制,实行民主的管理体制,扎扎实实地落实五项基本原则,这是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要想革命取得成功,***必须建立广泛的反腐民主统一战线,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强大的高压态势,给腐败分子以震慑。
  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告诉社会,国家要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但是,没有大赦令,这个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实行不起来的。因为,我说过,在现行吃人专制体制下,作官的要想不腐败,得具备神的品质。那就意味着有问题的官员的数量相当大!涉及的面太广了!实行财产申报,难道把有问题的人都抓起来?整个国家机器就得陷入瘫痪!就有可能出大乱子!对此,上面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不是上面抗住不愿意实行,是现在不能实行!
  但是,官员实行财产申报制度是法制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必须实行。怎么办?
  官员实行财产申报制度与大赦令同时出台!即便如此,也要采取由上至下、由点到面,分级进行,逐步推开的策略。不可以一下子全面开战。要革命,更要稳定!待主动交代的限期一过,性质就变了。要发动和号召人民检举举报。对于查出来的问题,一律依法处理,决不留情。只有这样,即给悬崖勒马,改邪归正的犯罪分子以拯救,又给心存侥幸,顽固不化的罪犯以打击。两项结合,就一定能把这场反腐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否则,是不行的。对于那种不管三七二十一,严打一切腐败分子的做法是错误的。他会逼着有改邪归正之心的腐败分子也挂起白带子来拼死抵抗,不利于革命的进行。相反,对于那种心软手软,不管三七二十一,宽大一切的做法同样是错误的。因为如此就压不下邪气,竖不起正气。没有正气,何谈革命成功?
  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纠正修正主义路线,坚决革除孳生腐败的斯大林专制体制,实行新民主主义宪政。只有在这个革命成功以后,才能开启完全意义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向着社会主义的目标继续前进,直至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我的全部政治主张!

  结束语
  我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救人、救党、救中国、救世界,而绝不是为了整人。在我看来,该死的是吃人的腐朽制度和畸形体制。我们要彻底砸碎吃人的腐朽制度和畸形体制,让所有受它侵害的人获得解放,实现世界的大同。换一句话说,就是要让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提出的“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目标,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不管效果如何,我的心,就是这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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