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文关怀
常言说，历史是人类的过去。如果对这句话的词序略做调整，可能更接近历史的本义：历史是过去的人类及其生活；而史学则是一门研究过去时空中的人的综合性的人文学。也就是说，史学的对象是人，史学是一种人学。对一个人的认识必须借助于对他的过去的了解，而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也离不开关于过去的知识。史学就是通过对人类过去经历的认识，来帮助今天的人更好地认识自我、把握今天。在这个意义上说，史学不外是人类的一种自我认识。历史学家必须具备深切的人文关怀，才能很好地承当这一重任。
人文关怀首先体现在治史的目的上。一个历史学家不论自己治史的具体目的是什么，都不能忘记，史学之所以能在人类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绝不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癖好，而是要有助于改善人类的生活，有助于人类为争取更好的前途而做的努力。一个社会、一个群体需要关于过去的知识来帮助自己定位，形成共同体意识，此时历史就成为他们寻求生活意义的一种基本资源。
在治史活动中，史家的人文关怀需要落实为把过去的人作为有生命的人对待。生活在逝去时代的人们，与今天的人一样，有自己的思想、希望、担忧和喜悦，经历过奋斗、抗争、失败和成功，既有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也有玩弄阴谋诡计的可耻劣迹。他们的经历虽然在形式上千差万别，但在本质上和今人没有两样；而今人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乃是过去人的经历的延续。历史学家在考察他们的经历时，要抱有深切的同情，要将他们的经历作为今人经历的一部分来看待。这一点说起来不难，要做到并非易事。人们在面对过去时，看到的只是各种破残的遗迹、片断的记录和干巴巴的数字，很难注意到遮蔽在历史烟云中的“人”；有时也许能看到“人”，但可能将他们视为遥远的、已死的、与自己无关的人，在观察他们的时候多少显得漠不关心。
正如有的学者所观察到的，史学中的“人”通常不是个体的“人”，而是群体的“人”，如民族、阶级、利益集团、教派、政党、公司、职业群体、性别群体等等，只有历史传记才以个人为研究对象（注：参见戴维·费希尔：《历史学家的谬误：寻求历史思想的逻辑》（David H.Fischer，Historians’Fallacies：Toward a Logic of Historical Thought）第216～219、198页，纽约，1970年。）。在这种情况下，史家就很容易将群体转化为没有生命的物体，忽略他们作为“人”的特性。在现代欧美史学界，有的学者将人视为理性的机器，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受可以控制的理性的支配，而忽略人的情感的意义。美国历史学家佩里·米勒以研究清教思想史著称，他的《新英格兰精神》出版以后，有评论者批评他片面注重清教徒的“精神”，而忽略其“感情”，更没有考虑清教徒的理性和感性的联系（注：参见戴维·费希尔：《历史学家的谬误：寻求历史思想的逻辑》（David H.Fischer，Historians’）。不过，史家有时也会把群体当成个人，如将一个政府、一个政党甚至一个民族看成像一个人那样思考和行动，或者将一个或少数几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当成这个群体的思想与行为。美国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讨论“美国人的心灵”（the American mind），将这种“心灵”当成了一个美国人的“心灵”（注：亨利·斯蒂尔·康马杰：《美国人的心灵》（Henry Steele Commager，The American Mind），纽黑文，1950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3年。）；佩里·米勒论述的不过是马萨诸塞东南部少数清教徒的思想，却将它称作“新英格兰的心灵”（the New England mind）（注：佩里·米勒：《新英格兰的心灵》（Perry Miller，The New England Mind：From Colony to Province）。前者将一个很大的群体当成了个人，而后者则用少数人代替了整个群体。
史学既然以人为中心，就必须充分考虑到人的特性与史学特性的关系。在古代史家中，有人相信人受到某种超越人之上的意志的支配，刻意从人的思想和行为以外来探讨历史的原因。科学主义史观则将人视为自然界的一种物质，其行动必然遵循一定的规律或法则；而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也类似有机物一样有生长和衰落的周期，只要按照这类规律和法则来解释历史，就可以揭示历史的奥秘。这些倾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忽略了人的特性。人之区别于自然界其他物质的最突出之处，在于其意识。人的行为不是纯粹出于本能或受自然规律的支配，而有自觉的目的。如果仅从外在表现来观察人的活动，就不能得到全面而准确的认识。人的行为固然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但这些外在因素必须通过人的意识才能发挥作用，而不同个人对于同样的外在因素，可能有大不一样的感受和认知，这样就导致在同样条件下人的行为及结果出现纷繁的差异。所谓“一念之差”，在历史的重要关头确实能发挥关键的作用。波兰学者托波尔斯基说：“历史中最深刻的解释只有从人的动机和行为中获得，因为创造历史的唯有人。”（注：耶日·托波尔斯基：“寻求一种整合的历史解释模式”（Jerzy Topolski，“Towards an Integrated Model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载《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334页，第30卷第3期（1991年）。）这句话颇有见地，但历史之所以必须从人的角度才能获得深刻的解释，则毋宁是人的特性投射到历史之中的缘故。
各式各样的历史决定论，同样忽视了人的特性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度，历史决定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20世纪以前的欧洲和美国流行的观念是，人类的命运是由上帝主导的，上帝的意志乃是历史运动的决定因素。
启蒙运动以来广泛传播的线性进步观，塑造了另外一种形态的历史决定论：人类历史注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后续的阶段必然胜过前一阶段；而且，这种直线式的进步将始终伴随人类历史，是一个不会停止的过程。这种观点作为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念，固然有其意义，但用以解释历史，则会将复杂的历史运动简单化。人类历史并不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必然过程，而是充满了曲折、反复、失败和倒退；在某一方面取得的进步，往往是在其他方面付出了沉重代价的结果。另外，以进步观念为基础的历史决定论，很容易衍生出历史目的论：前一阶段被视为后续阶段的准备，现在以前的一切历史都不过是某种辉煌结局的铺垫。历史决定论的偏误在于将复杂多样的史实塞进某些简单的框架中，忽略或贬低了人及其活动本身的意义。如果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仅仅视为某种必然性或宿命的附属物，就会导致人在历史中的地位的边缘化。
一个具有深切人文关怀的历史学家，不仅要把人的特性和历史运动紧密结合起来考虑，而且应当极力宽容而公允地对待过去的人和事，慎重使用评判的权力。过去的人不能替自己辩护，不能面对面地向历史学家解释自己的想法，说明事件的原委，因而历史学家必须主动地及不抱成见地去洞察他们的内心、了解他们的活动，力求准确地把握他们的真实想法，理解他们活动的真实意义。如果轻下断语，可能导致误解前人、歪曲实情的后果，违背了史学求真的旨趣。
说到底，史家的人文关怀是以人类共同拥有的价值和理想为基础的。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对自由、平等、富裕和强大的渴望，是一条贯穿历史的主线。历史学家对过去的探索，既是满足这种追求和渴望的一种方式，也是为了有助于人类找到更合理而有效的方式，来实现这类目标。
人文关怀并不排斥技术性研究。现代史学在专题化的道路上走得很远，研究题材不断细化，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各种技术性手段被引入史学领域，这对推动历史认识的深化自然功不可没。现代史学的许多成就，是在考证、计量研究和专门史领域取得的。但是，技术性研究如果离开了人文关怀，就变成了纯粹的技术性史学。在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中，有的学者撇开人的思想和活动，或者将人作为制度的附属物看待，未能对制度变迁的真正动力和意义做出深刻的阐释。在城市史研究中，不少论著仅仅关注城市的物质层面，而忽视了城市与其居民生活的关系，人文色彩十分淡薄。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指出：“城市的技术、社会及政治问题，基本上由紧密而居的人群之间的相互交往而产生；甚至关于城市的观念，是人们……试图表述关于人类群体的愿望的思想。（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第95页，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只有从人的角度出发，并以人为中心，才能找到城市史在整个史学中的确切位置。新经济史的巨大成就固然不可否认，但其中体现的技术主义倾向同样十分突出，人的身影从历史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数字、图表、公式、曲线和趋势。纯粹的技术性史学著述，只是没有血肉、缺乏生气的研究报告，不再具有史学的属性。有些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学者意识到，经济史不能只关注“国计”而不重视“民生”；不能只研究制度，而不注意人的活动（注：邢铁、董文武：“从‘国计’到‘民生’——谈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视角的转换”，载《光明日报》“理论周刊·历史”2004年10月12日B3版。）。这可以说是对经济史研究的人文性的一种呼唤。最近几十年来趋于兴盛的气候史和生态史，如果脱离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这类课题就是纯粹的技术性研究，而不是真正的史学，其归属只能是与之相关的那些学科，正如纯粹的数学史属于数学学科、纯粹的物理学史属于物理学学科一样。
史学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在20世纪60年代，当计量方法和社会科学理论开始涌进美国史学的领地时，卡尔·布里登博作为一个出名的学术“保守派”，对这种史学的“非人化”趋向深表厌恶，认为史学和社会科学在价值和方法上是“大相径庭”的，史学面对的是具体的人；虽然史学“关注的是‘易变的、等级观念敏锐的众人’，但如果不在一切可能情况下将他们作为个人来表现，它就是不合格的”；历史学家要用很大的气力来培养一种意识，看到人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他们有自己日常的生活，他们生活在一定的时空当中，否则就是无法理解的；因此，“惟有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史学，才能对社会的未来做出贡献”（注：卡尔·布里登博：“巨大的变异”（Carl Bridenbaugh，“The Great Mutation”），《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Review）第326～327页，第68卷第2期（1963年1月）。译文参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第3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值得注意的是，布里登博对社会科学化的“新史学”怀有很深的偏见，他不仅攻击其理念和方法，而且反对从群体的角度研究人，坚持传统史学重视个人的研究路径。）。如果不去计较他说话的背景和意图，仅就其中对史学人文性的强调而言，其见解仍然是值得重视的。
二、现在与过去
历史是今人对过去的认识，历史学家站在今天来了解过去，必须处理现在与过去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历史具有连续性，它的有些痕迹一直延续到现在，因而有时历史和现实之间没有判然分明的界限。同时，历史又是人的经历，历史学家难免用自己作为人所具有的经验来揣度前人。在这类情况下，历史就不能完全被对象化和客体化，它不是纯粹的过去，而是过去和现在的一种混合物。中国史学历来倡导“温故知新”和“鉴往知来”，注重从现实的需要出发来研究历史。法国年鉴学派的开创者费弗尔称史学为“关于过去的科学，关于现在的科学”（注：转引自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第37、4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其意图也在于强调史学的现实取向和现实对史学的影响。美国历史学家卡尔·戴格勒注意到了史学和现实之间的互动，认为：“作为价值的反映者和供应者，历史学既是现在的原因，同时又是现在的结果。”（注：卡尔·戴格勒：“重构美国史”（Carl N.Degler，“Remaking American 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23、20、16、15页，第67卷第1期（1980年6月）。）总之，历史学家生活在现实当中，现实生活必定要反映在他的论著之中。
历史学家对课题的选择和处理，通常能反映他所感知的社会现实。意大利学者克罗齐认为：“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注：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2、3页，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这种说法触及了现实与治史取向的关系。过去实况十分丰富多样，历史学家选取什么问题来研究，从什么角度切入课题，既反映了现实生活的需要，也体现了历史学家本人的现实关怀。司马迁做《史记》，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志向外，也是他遭受酷刑后发愤而为的结果，带有“述往事、思来者”的意图。章太炎一再痛诋康有为的“致用”之学，主张学在求是；但身处国土沦丧、民族危亡的变局中，他仍然强调史学有助于国民“爱其国家”、知其“国情”的功用（注：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第49、5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行文严谨冷峻，但他写作时内心关注的却是“中国人被人最看不起”“有人主张全盘西化”这样的社会现实（注：参见陈智超：“《元西域人华化考》导读”，载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第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20世纪90年代耗资甚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意在探明中国古史的年代，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向前推移，以进一步突出中国的“文明古国”的地位。当今中国史学界最强烈的呼声，就是要求历史学家关注现实，从现实的需要出发来选择课题，而不能陷于故纸堆中不能自拔。各种研究基金设定的课题指南，都以现实需要为首要考虑，而且要求申报者论证选题的现实意义。
在美国史学界，现实生活如何引领历史学家的研究取向，可从查尔斯·比尔德讲述的一件趣事得到印证。比尔德曾将自己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一书送给老一代历史学家赫伯特·奥斯古德（Herbert Osgood），问这本书是否冒犯了他，而奥斯古德却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在重大的宪政和制度辩论中长大的，因而我们的兴趣转向了制度史。现在，深刻的经济问题冒出来了，年轻一代学者将倾心关注历史的经济方面，这对他们的年龄来说也是正合适的。”（注：查尔斯·比尔德：“那个高贵的梦想”（Charles Beard，“That Noble Dream”），《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81页，第41卷第1期（1935年10月）。）按他的逻辑，史家的研究兴趣的形成，与他所处时代的特点是密不可分的。有位美国学者对美国立国思想的渊源的研究，可以作为另一个例证。这位学者运用多种方法和证据，力图推翻“共和修正派”的解释框架，重新确立洛克理论与革命思想的关联。他这种研究取向有着深切的现实关怀作为支撑，因为他意识到自由主义原则在当今美国受到了挑战，而“恢复美国革命的政治思想与洛克的关联，将有助于捍卫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注：斯蒂芬·德沃利茨：《未加掩饰的原则：洛克、自由主义与美国革命》（Steven M.Dworetz，The Unvarnished Doctrine：Locke，Liberalism，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第187～188页，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1990年。）。
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意义的把握，也能折射出他的现实关怀和人生际遇。有人从《史记》中读出了牢骚和私愤，如作者在“伯夷列传”中讨论何以善人不得善终、恶人逸乐富贵的问题，感慨系之地写道：“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耶非耶？”其中流露的幽怨愤懑之情，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他个人的遭际（注：司马迁：《史记》，第7册，第2121～2127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司马光奉皇帝之命编集《资治通鉴》，在书中特别注重阐发古代故事中所包含的关于治道、礼制和教化等方面的教训。1950年，顾颉刚针对“一般人”指责其古史研究“脱离现实”的看法，声辩道：
我们现在的革命工作，对外要打倒帝国主义，对内要打倒封建主义，而我的《古史辨》工作则是对于封建主义的最彻底的破坏……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封建博物院，剥除他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注：顾颉刚：“顾颉刚自述”，载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1卷，第6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他的这些话虽然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但同样反映了他对现实的认知和回应。在美国史学史上，类似的例证可谓比比皆是。20世纪初期的进步主义史学家，深受当时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的感染，力图使史学成为社会变动的推动力，着力发掘历史上的社会冲突以及冲突的历史意义。50年代兴起的“一致论”史学，则是对进步主义史学的反驳，强调美国历史中的和谐一致，否认美国社会曾经发生过激烈的革命和突变，这反映了战后美国社会思潮偏向保守主义的现实。五六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关注少数族裔的历史和他们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种族和文化的历史含义得到了充分的发掘。这既是民权运动以来文化多元主义潮流的反映，也是这种潮流的一部分。
现实的社会力量也以各种方式作用于历史研究，给历史学家的研究和写作打上清晰可辨的印记。贝林指出，“病态的政体”必须通过“系统地歪曲历史以求得生存”（注：伯纳德·贝林：《论历史教学与写作》（Bernard Bailyn，On the Teaching and Writing of History：Responses to a Series of Questions）第12、53、50页，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1994年。）。在这些政体下，当权者必然要求历史学家删除或改写那些对他们不利的事实，并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来阐释历史的意义。中国古代史官因“直笔”致祸者何止一例。除国家政权对修史的直接插手外，各种社会势力也力图用历史服务于自己的特定目标。在15～16世纪，法国许多政治和宗教派别争权夺利，各派都有自己的历史学家，都以历史来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目的（注：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2分册，第796页，谢德风、孙秉莹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当代的情形也没有根本的改变。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以族裔、信仰或地域组织起来的各种社会群体，一直在运用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以达到改写美国历史的目的。他们要求将自己群体的经历写入历史，对自己群体的历史做出“公正的”解释，使历史成为满足其要求和心理的工具。这种局面带来了美国历史写作的多样性，同时也导致对历史的曲解和滥用。在当代中国，社会群体对历史写作的干预并不突出，但现实政治力量在历史编纂中的影子，则同样是随处可见的。
由此说来，克罗齐关于“一切历史”的“当代性”的论述（注：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2、3页，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确实是对史学的一种富于洞见的观察。历史学家不可能不关注现实生活，而史学的生命力也的确部分地来自其现实性。但这并不等于说现实对史学的一切要求都是正当的，更不是说历史学家可以根据现实需要来剪裁史实、任意引申，甚至歪曲过去。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把用今人的观点解释历史的做法称作“对历史的辉格派解释”。在他看来，历史学家用自己时代的观点来设计历史框架，用政治和宗教的立场诠释过去，就会“把事件之间的关系过度简单化”，并对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产生“完全的误解”；历史学家虽然不能彻底摆脱自己的时代，但如果他保持一种“为过去而研究过去”的意识，就会与“辉格派历史学家”为现在而研究过去的目标大不相同，从而防止对过去的复杂性做出剪裁或歪曲（注：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对历史的辉格派解释》（Herbert Butterfield，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第1～8、13～14、16、24～25页，伦敦，1968年。）。埃尔顿也强调，历史研究的方法必须遵循一条总的原则，即“过去必须按过去本身、并为了过去的缘故来研究”（注：转引自特里·克劳利编：《克列奥的技艺：史学方法入门》（Terry Crowley，ed，Clio’s Craft：A Primer of Historical Methods）第6页，多伦多，1988年。）。他们的主旨都在于反对按现实需要来研究历史，避免使史学沦为政论和宣传。历史学家固然应当关注现实生活，并尽可能准确地把握现实的需要，使史学成为塑造现实的一种积极的力量；但是，他同样要对现实的影响保持警惕，要恰当地处理现实需要和专业规范的关系，不能为了现实需要而抹煞历史的“过去性”（pastness）。而且，现实性也不是衡量史学价值的唯一标准。史学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不同形式的研究，在史学的“结构”中具有不同的“功能”；而且，历史作为一种知识具有自身的价值尺度，只要能丰富或深化对过去的认识，就是有意义的研究。
现在与过去的关系的另一面，是史学如何为现实服务的问题。古今中外都有不少学者强调治史须有现实感，提倡“学以致用”，但对现实需要可能危害史学求真旨趣的风险，通常放松了警惕。柯林伍德断言：“历史的终极目的不是知晓过去，而是理解现在。”（注：R·G·柯林伍德：《历史学的原则》（R.G.Collingwood，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and other Writings in Philosophy of History）第140、209、212页，牛津，1999年。）据美国历史学家威廉·洛克滕堡分析，史学必须针对急迫的现实问题的主张有两层含义：一是当前需要在历史写作中应当居于首要地位；二是历史学家要直接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注：威廉·洛克滕堡：“历史学家与公共领域”（William E.Leuchtenburg，“The Historian and the Public Realm”），《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1～2、2、16页，第97卷第1期（1992年2月）。）。史学史上有很多的证据表明，多数历史学家都有着深切的现实关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特别是在史学的学科地位和社会影响力持续下降的今天，他们怀有更加强烈的愿望，力图通过积极参与现实来提升史学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学者西奥多·哈默罗讨论“史学的危机”，感到史学在美国的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社会上对史学成果的价值的评判也趋于下滑；史学无助于解决社会问题，也不再是未来的向导，变成一门和现实社会不太相干的学问（注：西奥多·哈默罗：《关于史学和历史学家的思考》（Theodore Hamerow，Reflection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第3～13页，威斯康星州麦迪逊，1987年。）。由此推论，史学如果脱离现实，就难以在社会评价系统中获得应有的尊重。
美国历史学家向来具有很强的现实关怀，积极投身于现实政治，希望借学术来影响社会。在冷战爆发之初，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科尼尔斯·里德（Conyers Read）号召历史学家放弃中立的立场，参与捍卫“我们的理想”的斗争，像物理学家一样，在所谓的“总体战”中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注：科尼尔斯·里德：“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Conyers Read，“Th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Historian”），《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283页，第55卷第2期（1950年1月）。）。在20世纪50年代轰动一时的“布朗诉教育局案”的审理中，历史学家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制订者并没有授权全国政府废除学校种族隔离的意图，约翰·霍普·富兰克林、C·范·伍德沃德等历史学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为律师们提供材料，并参加有色人种协进会举办的研讨会和大型会议，以帮助辩护律师避开这一关键问题，从而有利于黑人的胜诉（注：威廉·洛克滕堡：“历史学家与公共领域”（William E.Leuchtenburg，“The Historian and the Public Realm”），《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1～2、2、16页，第97卷第1期（1992年2月）。）。另外，有些历史学家还直接参与政治，或在联邦政府任职，或开设如何利用历史来服务于公共决策的课程，有的甚至要求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设立一个类似“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历史咨询机构，以便直接用历史知识来影响公共决策（注：威廉·洛克滕堡：“历史学家与公共领域”（William E.Leuchtenburg，“The Historian and the Public Realm”），《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1～2、2、16页，第97卷第1期（1992年2月）。）。这些学者显然对历史知识的功用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将它当成了可以产生立竿见影之效的技术性知识。
史学服务于现实生活的另一个途径，就是为各种历史纪念活动助兴。就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举行纪念活动，是发掘历史对现在的意义的一种常见方式，因而历史纪念活动往往带有强烈的现实意图。不少历史学家将纪念活动视为一种机遇，认为它为运用历史知识服务于现实、展示史学的价值创造了绝好的时机。1976年美国庆祝建国200周年期间，历史学家扮演了十分活跃的角色。1992年适值哥伦布首航美洲500周年，不少国家的史学界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在中国，每逢某人诞生、某事发生和某一机构成立的可以被5整除的年份，通常都要举行纪念活动，史学界为此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也为数甚多。但是，历史学家如果过于热心地参与历史纪念活动，甚至为迎合纪念的需要而放弃对历史真实的追求，就会违背史学的宗旨。因而有的学者主张，历史学家对纪念活动最好保持一定的距离（注：帕特里克·H·赫顿：“记忆在法国革命史学中所扮演的角色”（Patrick H.Hutton，“The Role of Memory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56页，第30卷第1期（1991年）。）。
现实需要无法回避，现实关怀也有不容置疑的意义，但历史学家又不能将历史与现实混为一谈。历史可为现实所用，但不可为了追求现实功用而作媚时之论，不能用现实的观点来附会历史，或“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陈寅恪论及古代史论时说：“然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注：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见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0～281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就史学的矩度而言，史家的观点和结论，必须来自对史料的合理解读，不可任意引申或借题发挥，更不能借史学来传达个人的政治见解或主张。现代一些史家颇好议论，尤其注重阐发史事中可能对当前有用的意义，以致将“史论”写成了“社论时评”。傅斯年在20世纪20年代曾对北京大学的学风提出批评，称之为“议论的风气，而非讲学的风气”，并说“大学供给舆论者颇多，而供给学术者颇少”（注：转引自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26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这种现象在今天不仅普遍存在，而且被作为史学的“正确方向”而得到提倡，在“学以致用”“为现实服务”的旗帜下大行其道。贝克尔强调历史学家要有现实感，自然无甚不妥；但他进而提出，为了让普通人对历史保持兴趣，历史学家就不能“重复过去”，而要“利用过去”，因为成功的秘诀就在于“迎合普通人的脾胃”（注：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Carl Becker，“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235页，第37卷第2期（1932年1月）。贝克尔的本意在于强调史家要对现实保持敏感，要提供时代所需要的历史知识；但如果将史家基于对现实的感知而决定选题、材料、方法和解释的倾向简化为追随“普通人的脾胃”，就扭曲了史学和现实的关系。）。这可能为放弃治史的基本原则和滥用历史打开了方便之门。
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参与政治，与利用历史为政治服务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前者是历史学家作为政治人的个体行为，后者是用历史知识服务于当前需要的“求用之举”。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谈到，学者应当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采取分离的、不同的立场：在公众集会上可以亮出鲜明的政治态度，而在课堂上则不能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注：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第36～37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后世学者评论章太炎，称其参与政治时“满腔热血”，而治学则“冷静沉潜”，一热一冷，两相兼顾（注：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第49、5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他们的言论和做法，可以作为历史学家处理政治与史学的关系的鉴戒：学者可以参与现实政治，但不能为了一时一地的政治需要而滥用历史。
历史学家不仅要在现实面前保持学术独立的意识，同时还必须极力突破现在与过去之间的重重阻隔，力求准确地了解过去。马鲁说：“历史是具有某种创造性的努力的结果，通过这种努力，历史学家这个认识主体确立了他所再现的往事和他本人的现在之间的联系。”（注：转引自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第37、4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但是，这种创造毋宁是一种“带着镣铐的舞蹈”。过去与现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彼此被时间的大幕严严实实地隔开，身处现在的历史学家如何能清晰而准确地捕捉到过去世界的景象呢？如果历史学家纯粹用现在的观点揣度过去，就是所谓“以今视昔”，必定以现在的形象改造过去，难以理解历史的真实意义。因此，要获得准确可信的历史知识，首先必须穿透“时间之幕”，将过去的人和事置于当时当地的“情境”中来理解和评论（注：英文“context”一词具有多重含义，用在史学中可有“情境”、“语境”、“具体条件”等多重含义，需要根据不同的用法来翻译。有的台湾学者译作“脉络”（参见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第176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似未能充分反映其含义。“情境”不同于国内史学界常说的“历史背景”。“历史背景”只是为了帮助了解某人某事而交代的相关知识，而且通常是平面的，与具体的人和事之间是一种衬托关系。初学者写的论文，往往单独交代“历史背景”，然后论述问题，这样就造成了背景和问题的分离，实际上无助于对问题的理解。“情境”则是立体性的，是具体的人和事置身其中的环境或氛围，它由多种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人、事或观念构成，彼此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只有从这种互动着眼，才能了解人和事的本来面目。这种“情境主义”（contextualism）乃是一种真正的“历史主义”。）。历史上的人和事，如果脱离了原来的“情境”，就可能变得难以理解，所谓的理解也仅只是误解和歪曲。
要真正理解过去，需要准确把握过去的时空结构。可是，如何才能进入当时当地的时空结构呢？怎样确定自己所了解的就是当时当地的“情境”？这些问题乃是治史的真正难点所在。贝林认为，过去不仅遥远，而且和今天很不相同，历史学家需要有巨大的想象力和丰富的知识，才能进入如此遥远的经验当中（注：伯纳德·贝林：《论历史教学与写作》（Bernard Bailyn，On the Teaching and Writing of History：Responses to a Series of Questions）第12、53、50页，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1994年。），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必须基于丰富的知识，并参照自己的人生体验，才能充分理解所研究的时代的特点，知晓所探讨的人和事所处的“情境”。美国的法国史专家纳塔利·戴维斯谈到自己的研究时说：“我喜欢用它们自身的方式来解释社会制度和历史变化，也就是根据当时那个时期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动力来解释。”（注：亨利·阿比拉弗等编：《历史的视野》（Henry Abelove，et al.，eds.，Visions of History）第117、77、112、8页，纽约，1983年。）。要做到这一点，前提必须是对那个时代的各个方面均有深入的了解，对研究所涉及的社会和文化具有丰富的知识。陈寅恪在论及解读古书的态度时说：“夫解释古书，其谨严方法，在不改原有之字，仍用习见之义。故解释之愈简易者，亦愈近真谛。并须旁采史实人情，以为参证。”（注：陈寅恪：“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简易解释”，见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99页。）这种路径同样可用于重建历史的时空结构。无论是过去的人或事，都必须按其本义来理解。所谓“旁采史实人情”，就是用相关的知识和人生经验作为理解过去的参考。在美国建国时期，不少社会精英反对实行民主，或对民主深为疑虑，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似乎他们思想保守，“逆历史潮流而动”；如果对相关史实进行分析就不难看出，当时的政体观念和今天并不一样，对民主的界定与今天也大有区别，因而他们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反民主的保守派。当时还有人欣赏英国政体，后来的历史学家就指责这些人企图在美国建立君主制；可是，按照当时人的理解，英国政体不是单纯的君主制，而是混合了多种政体要素的“平衡政体”。
要深入了解过去的时空结构，不能自以为比前人高明而居高临下地看待过去，而必须尽力采取与历史的当事人进行对话的态度。过去的人说话办事，自有一定的方式和意图，历史学家要竭力从他们留下的各种遗迹中发现这种方式和意图。美国历史学家琳达·戈登提到，她在写作一篇关于美国生育控制问题的论文时，尽力仔细倾听19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者所说的话，力图将自己置于她们的位置来看问题。她认为，“史学需要一种主观的、想象的和仿真的（emulative）交流过程”，但历史学家“决不能、也决不应该完全将自己置于历史题材的位置”，如果忽略了自己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时间距离，无视自己的历史位置，这无疑是一种错误。她还说：“在历史的心通意会（historical empathy）和个人所深深植根的现实之间，应当有一种张力（tension），对于现时主义（presentism）和历史学家可以置身历史之外的幻觉，都须严加防范。”（注：亨利·阿比拉弗等编：《历史的视野》（Henry Abelove，et al.，eds.，Visions of History）第117、77、112、8页，纽约，1983年。）历史学家要努力与研究对象进行对话，对话的目的是获得真实准确的了解，而不是认同于研究对象。这是一种对历史学家和研究对象的关系的深刻理解，体现了一种力图在过去和现在之间保持微妙平衡的立场。
在探讨过去的人和事的时候，历史学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时间观念。美国历史学家罗伊·尼科尔斯说，历史学家比其他任何学科的学者都精于“按时间来思考的技巧”，这比“寻找精确的事实”的技巧更加重要（注：罗伊·尼科尔斯：“战后历史思想的重新定向”（Roy Nichols，“Postwar reorientation of Historical Thinking”），《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84页，第54卷第1期（1948年10月）。）。具有强烈的时间观念，是史家的基本素质。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话语系统，所使用的词汇往往有特定的含义。历史学家经常会遇到“时代倒错”（anachronism）的问题，即混淆所研究的时代的特点，从而导致对过去的歪曲（注：伯纳德·贝林：《论历史教学与写作》（Bernard Bailyn，On the Teaching and Writing of History：Responses to a Series of Questions）第12、53、50页，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1994年。）。在讨论某一问题时，所使用的概念一定要与时代的特点相吻合。例如，将吴三桂说成是“标准的机会主义者”，容易导致误解（注：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载《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第20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因为“机会主义者”一词，在国际共运史和中共党史上具有特定的含义，用它来说吴三桂，可能引导读者从这种特定意义上来评判他的行为。另外，用“民主”的概念来阐释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的意义，或用反对封建主义来界定美国革命的性质，更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时代倒错”（注：沃尔特·纽金特：《创造性的史学》（Walter T.K.Nugent，Creative History）第126页，费城，1967年。）。纳塔利·戴维斯评论法国学者勒鲁瓦·拉杜里的《蒙塔尤》，认为其中使用的某些概念和语言，与所论述的人物并不契合。她举例说，拉杜里用“悖常”（deviant）和“同性恋”来描述14世纪初期法国的事情，就是不恰当的（注：亨利·阿比拉弗等编：《历史的视野》（Henry Abelove，et al.，eds.，Visions of History）第117、77、112、8页，纽约，1983年。）。她的意思可能是，在14世纪初期的法国，并没有“悖常”和“同性恋”的概念，而用根本不存在的概念来描述当时类似的现象，就难免造成时代的混乱。总之，历史学家使用某一概念时，一定要注意其时代性，要保持历史感。
三、偏私与公正
为了获取真实可信的历史知识，历史学家必须力求公正、不存偏私。古人强调著史须“不隐恶，不虚美”“秉笔直书”“折衷于正”，指的就是这种立场；“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注：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第151、141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所谓“偏私”，在英文中的对应词是“partialities”。柯林伍德认为，“partialities”指的是偏见或价值判断（注：R·G·柯林伍德：《历史学的原则》（R.G.Collingwood，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and other Writings in Philosophy of History）第140、209、212页，牛津，1999年。），也就是历史学家依据自己的好恶、愿望和立场来裁量史实，臧否人物。与偏私相对的是公正（fairness）。公正就意味着不抱偏见，在做历史判断时不以一己的价值为标准。虽然一般学者都能意识到，偏私乃是史学的大敌，但要克服偏私，却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
事实上，古往今来几乎没有史家不存偏私，只是其程度和表现形式各不相同而已。在柯林伍德看来，历史学家不可能没有偏见，“偏见撒出的网如此宽阔，如此微妙，以致无人可以逃脱”。首先，历史学家都是现实中的人，在讨论问题时总会触及或反映个人的兴趣；其次，他们必须借助价值判断或道德判断来叙述历史，如用“明智”“坚定”“首尾一贯”“英勇无畏”“技巧高明”“一丝不苟”“宽宏大量”“公正无偏”等词汇来形容某人，就属于价值判断的范畴。但治史离不开价值判断，如果“没有价值判断，就没有历史”（注：柯林伍德：《历史学的原则》，第211、212、215、217页。）。关于柯林伍德这一论断，可以轻易地从中外史学史上找到很多证据。
中国古代史家负有重大的政治和道义责任，以匡扶正义、贬恶扬善为使命，运用笔下的褒贬评判之权，在史书中表达自己的鲜明立场。钱穆曾说，论人“则必分好坏善恶”，故“褒贬乃成中国史学之要纲。未有不分奸贤，不加褒贬之史学”（注：钱穆：《中国现代学术论衡》第122～123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古代的史官和撰史者的确相当充分地使用了褒贬的权力，所谓“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注：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第151、141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但是，他们的褒贬往往不是出自真正的公正，而是基于特定的政治和道德标准，其中自然不无偏私。“正统”观念就是古代史家遵循的主要政治标准。
中国古代史学中经常提及的“春秋笔法”，可以说是以特定的政治和道德标准来评判历史的典型。“春秋笔法”讲究“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以明善恶、寓褒贬为治史的首要目的，在叙事中包含强烈的政治和道德取向。也就是说，为了一定的政治需要和道德观念，可以删去甚至改动史实。显然，“春秋笔法”体现的是作为政治官员的史官的立场，而不应是职业史家的专业规范。
在欧美史学史上，借公正之名而发偏私之见的现象同样比比皆是。欧洲中古的史家多以基督教原则为是非准则，对于基督教世界以外的历史，不是完全抹煞，就是刻意贬低。即便在兰克晚年所做《世界史》之中，仍然可见这种宗教观念的痕迹。美国史学长期受到种族意识的浸染，盎格鲁—萨克逊族裔的经历被作为美国历史的主线，对于其他少数族裔的历史，一般不做正面涉及，遑论对他们的历史地位做出公正的评论。另外，传统的性别偏见悄然融汇于历史观念之中，女性的经历受到普遍的忽视，长期笼罩在晦暗不明当中。卡尔·戴格勒提到一种“鼓吹式史学”（advocacy history），也就是“毫不掩饰地为一项事业、一个人、一个集团或一种观念而写的历史”（注：卡尔·戴格勒：“重构美国史”（Carl N.Degler，“Remaking American 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23、20、16、15页，第67卷第1期（1980年6月）。）。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也指责英国存在大量“从一个统治阶级的期望、自我形象和辩护的角度看社会”的史学作品，他称之为“胜利者的宣传”（注：亨利·阿比拉弗等编：《历史的视野》（Henry Abelove，et al.，eds.，Visions of History）第117、77、112、8页，纽约，1983年。）无论是“鼓吹式史学”，还是“胜利者的宣传”，显然都是偏私的产物。布洛赫曾批评说：“将一个人、一个党派或一个时期的相对标准加以绝对化，并以此去非难苏拉统治时期的罗马和黎塞留任枢机主教时的法国的道德标准，这是多么荒唐啊！而且，这种评判极易受集体意向和反复无常的个人爱好的影响，就没有什么比它更容易变化了。”（注：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102、51页，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不幸的是，历史学家始终难以走出这一噩梦般的阴影。
史家既然无法避免偏私，是否意味着偏私在史学中就取得了正当性呢？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主张历史学家应当有所偏袒。他说：
当然，历史学家不应该歪曲事实，这是绝对必要的；但要他不偏袒他著作中所叙述的冲突和斗争的某一方，则并无必要。一个历史学家对一个党并不比对另一个更为偏爱，而且不允许自己所写的人物中有英雄和坏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的不偏不倚的历史学家，将是一个枯燥无味的作家。如果要让读者感兴趣，就必须允许他在戏剧性的事件中有所偏袒（注：罗素：“历史作为一门艺术”，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第552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文中的“一个党”，原文疑为“one party”，当为“一方”之意。）。
要求历史学家对所写的冲突和斗争做出评判，自然不成问题；但如果这种评判是站在冲突或斗争中某一方的立场上做出的，则大可商榷了。
英国史学史名家古奇，作为职业历史学家对偏私问题发表了另一种意见：虽然个人情感不可能完全被排除在著述之外，但史家必须“竭力保持公平，尽量了解遥远时代的生活状况以及那些我们所未曾具有的思想意识”，不能依据一家之言或一本书来对有争议的问题做论断。他告诫说：“学者们不要把他们看成是竞技场上的斗士，在各自的支持者喝采（原文如此，应为“喝彩”——引者注）声中进行搏斗；而应该认为他们是一心一意地献身于追求真理的兄弟。”（注：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第4页，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史家不能将自己当作历史中的任何一方，这是史家立场的底线。
既然史学以追求客观真实为目标，那么历史学家就应当对自己在解释历史过程中投入的个人因素进行审查。有的学者认为，历史学家在对史实和史料进行认识时，可以与科学研究一样做到价值上的中立；但在对史实进行理解和阐释时，“历史学家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的思想和他的精神”就发挥作用了；而且，历史学家对“前言往事的理解，其深度和广度大抵上就要取决于历史学家本人对人生体会的深度和广度了”（注：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第39页。）。这种意见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历史学家对史实的认识是否能保持绝对的中性立场呢？史实不是自动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的，而必须通过他的选择和判断才能得到认识。在这个过程中，他认为什么是重要的、什么值得了解、什么应当做更详尽的叙述，都包含了主观的意向，因而并不是绝对中性的活动。其次，历史学家在对史实进行理解和阐释时，个人的人生体验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如果能起很大的作用，应当如何看待这种作用？诚然，历史学家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思想”“精神”和“人生体验”等因素，都必然在他对历史的解释中得到反映；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可以完全信任这些属于他个人的东西，任由它们去塑造自己对历史的看法。
柯林伍德提出，既然历史学家无法摆脱偏见之网，那么就不能自命公正无偏，而应当极力发现自己的偏见究竟是什么，从而力图加以控制，并仔细对待与偏见所指的观点有关的证据；如果自己的偏见太强，无法加以控制，那也要发现它们是什么，并公开加以承认（注：R·G·柯林伍德：《历史学的原则》（R.G.Collingwood，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and other Writings in Philosophy of History）第140、209、212页，牛津，1999年。）。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方案，历史学家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显然难以如此简便轻松地对待自己的偏见。偏见是形形色色的，它们在历史研究中扮演着各式各样的角色，而且通常是“隐身的”角色。布洛赫指出：“学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过去的信念和禁忌、传统思想和习以为常的见解、乃至世俗的偏见会侵蚀他们的大脑，支配他们的思想，我们决不象（原文如此，应为“像”——引者注）自以为是的那样毫无成见。”（注：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102、51页，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只要历史学家愿意并且能够找出所有的偏见，他就有能力克服它们，做到完全的公正。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诚然，某些偏见是可以被发现、也可以被克服的，如党派立场、个人好恶、民族情绪之类；但那些与时代精神、社会风习和知识传统相联系的倾向，历史学家个人不仅难以觉察，更无法摆脱。另一方面，公正乃是治史的指针，如果历史学家公开声明自己怀有偏见，就等于放弃了史学的基本宗旨，因而多数历史学家非但不愿意承认自己有偏见，反而会以各种方式给偏见涂抹上公正的色彩。后现代主义者正式抓住了历史学家的这一弱点，对他们自命公正的做法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但多数职业史家并不接受这种指责。
那么，历史学家究竟应当如何对待自己的偏私呢？基本的原则不外两条：第一，承认和正视偏私；第二，尽力抑制偏私的作用。承认和正视的目的，是为了限制。接受后现代主义观念的人认为，既然历史叙事不可能不含偏见，就不如让偏见任意发挥，干脆把史学变成文学（注：参见基思·温德舒特尔：《对历史的杀戮：文学批评家和社会理论家在如何谋杀我们的过去》（Keith Windschuttle，The Killing of History：How Literary Critics and Social Theorists are Murdering our Past）第230页，纽约，1996年。）。这样做的后果，显然无异于取消史学。无论在何种条件下，历史学家都不能放弃对客观而真实的历史知识的追求。古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说，任何人都难以避免因为无知而犯下的错误，但是，不能为了“国家或朋友的利益”或“出于偏袒”而“故意说假话”（misstatement），否则就会使学者沦落到“靠笔吃饭”和“惟利是图”的水准（注：转引自奥斯卡·汉德林：《历史中的真理》（Oscar Handlin，Truth in History）第414页，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1998年。）。这实际上道出了历史学家对待偏私的最低原则。
偏私的对立面是公正。历史学家为了做到公正，就必须在研究中保持中性的立场，使之成为一道防止主观意志泛滥的堤防。历史学家要极力站在中性的立场上，慎重地审查自己观察历史的视角和用来解释史实的资源，虽然不能消除一切偏私，但可以抑制明显的个人成见、情绪、好恶和党派倾向。梁启超谈到，史家要“养成精确的观察力”，既“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也“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75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既然史学旨在求真，史家就必须与各种不利于求真的因素做持续不懈的斗争。史家要慎于做简单的对与错的判断，也不能轻易对自己研究的对象表示赞成或反对。美国历史学家彼得·诺维克研究美国史学中的“客观性问题”，对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有些闪烁其辞。他写道：“总之，我不能就客观性采取同意或反对的立场，其缘由在于我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这个词在此处的含义不过是，我对过去任何事物的思考方式，主要是形成于我对这一事物在特定的历史情境和历史之流中的角色的理解。”但他同时也承认，他对书中涉及的观点有些是同情的，有些则是不喜欢的，为了力求公正无偏，他对两类观点的论述分量大体上持平（注：彼得·诺维克：《那个高贵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史学专业》（Peter Novick，That Noble Dream：The“Objectivity Question”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第7、12页，英国剑桥，1988年。）。
归根结底，追求公正的关键在于，历史学家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历史学家”身份。麦考莱主张史家要以辩护人而不是裁判官的身份写历史（注：参见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3分册，第405页。），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史家其实什么都不是，他只是史家，或毋宁说他至多只是一个观察者和诠释者。据说，有一位研究宗教改革史的牧师将兰克引为同道，而兰克不以为然地答道：“您首先是一个基督徒，而我首先是一个历史学家。我们之间存在差距。”（注：转引自阿克顿：“历史研究讲演录”，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第357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由此推论，历史学家不同于拥有特殊信仰和特定利益取向的人。他既不是历史的参与者，也不是现实需要的应声虫；他保持着独立的价值观，拥有判断的自由，不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要求为评判的标准；他尽量想做一个超然的人，极力提防成见、信仰、情绪和好恶支配自己的判断；如果他研究的是外国史，还要摆脱民族情感、文化偏见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桎梏；他在写作中要避免使用带有感情色彩、政治含义和褒贬倾向的言辞，而尽量采用中性的陈述；甚至连感叹号、反问号这些带有感情色彩的标点符号，也要尽力避免使用（注：如“上台”和“就职”、“我国”和“中国”、“解放后”和“1949年以后”、“新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等词组，前者带有倾向性，后者属于中性词。）。
这是否意味着历史学家应当像计算机处理数据一样冰冷无情呢？当然不是。研究历史的确需要价值判断的介入，历史学家也应当是某些价值的坚守者和捍卫者。只不过这种价值判断的依据不是纯粹个人的、集团的乃至民族的偏好，而应是人类所共有的、时代所弘扬的价值，如真理、善良、正直、平等、自由、权利等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美国历史学家戈登·赖特称史学为“一门道德科学”，强调史家在探求真相时，应当自觉地担负起对人类坚信的某些价值的责任（注：戈登·赖特：“作为道德科学的史学”（Gordon Wright，“History ad a Moral Science”），载《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11页，第81卷第1期（1976年2月）。译文参见《现代史学的挑战》第272页。）。这是历史学家对人类文化做出贡献的一种基本方式。另外，提倡中性立场，虽然会限制史家评判史实、裁量人物的自由，但并不会取消判断和评论，而是要尽力防止这种判断和评论偏离对历史真实的追求。提倡中性立场，也不是要排斥学术的个性。对于高明的学者来说，个性在其论著中是无处不在的，它可能潜藏在选题的偏好、论说的取向、对史实的处理以及行文的习惯等各个方面，读者只要细心而敏感，就不难看出来。
四、民族与国际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史”“日本史”“美国史”“英国史”之类的国别史名称已经习以为常；在提到某个历史学家时，通常在他的名字前面冠以国籍，如“美国历史学家班克罗夫特”“英国历史学家吉本”，等等。人们在使用这些名称时，可能没有意识到，它们恰恰反映了现代史学的一个突出特征：民族国家乃是一个天然的历史单位，而历史学家则总有一定的民族立场。但是，这种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治史方式，在欧美史学界开始受到了质疑，有些学者提出了与之相对的“国际史”或“全球视野”的路径。
民族立场是指史家以自己的民族为本位而形成的思维方式、观察角度以及相应的史学观点。史学中的民族立场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而是古已有之的。古代的史家往往是站在特定人群的立场来看待历史的。希罗多德以后的希腊史家，大多把希腊人以外的居民称作“蛮族”。中国古代史家一般都有“华夷之辨”的意识，将周边居民的历史置于华夏文化的巨大影子之下。这种“人我有别”的写史方式，到现代又与种族主义、文化偏见及外交斗争交织在一起，出现了更加复杂多样的表现形态。
中国史学界长期以来加以猛烈抨击的“欧洲中心论”，就是民族立场在现代史学中的一种影响深远的表现。在不同的史家和不同的史学作品中，“欧洲中心论”有不同的形态和特点。早期的欧洲中心论史观认为，欧洲的制度、观念和宗教都是“先进”的，体现了历史“进步”的方向；欧洲国家的向外扩张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和正当的行为，它将“文明”与“进步”传播到世界各地，而非欧洲的民族只能顺应这一方向，否则就难免衰亡的命运。在各种历史编纂体系中，欧洲的历史被作为主线，欧洲所占的篇幅很大，非欧洲的历史往往处于边缘位置，并且通常是用欧洲的观念来解释的。这种史观遭到了苏联和中国学者的猛烈批判。二战以来，欧美学术界愈益清楚地看出了这种史观的弊病，在其世界史教科书中增加了非欧洲的内容。但是，用欧洲的经验来考察非欧洲国家的历史，用从欧洲历史中提炼出来的理论来诠释其他社会的变迁，仍然是欧美史学中一种常见的倾向，而且还影响到一些非欧洲国家学者的观察角度。
不过，在中国和苏联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中，出现了一种刻意压低欧洲的历史影响、片面抬高非欧洲国家和地区的地位的倾向。另外，有些国家的学者所编写的世界史读物，过度关注本国历史或与本国有关的内容。中国学者编写美国外交史，通常会用较大篇幅叙述中美关系史，以体现中国学者的立场，但这种篇幅的分量大大超过了对华外交在整个美国外交史中的地位。这些也是民族立场的反映。
从种族和文化的角度看待其他种族和异质文化，也容易产生种种偏向，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窠臼。美籍阿拉伯裔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在研究了现代欧洲学者对东方的认识及表述以后，提出“东方主义”的概念，以描述欧洲人对待东方的态度。根据萨义德的界定，“东方主义”既是一种学术路径，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既是一种文化心态，也是一种政治立场；其核心含义是欧洲人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来看待东方，以自己的形象来建构关于东方的观念，将东方“东方化”，使之成为与“西方”对立的“他者”，从而达到“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目的（注：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第1～36页，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该书译者将“Orientalism”译作“东方学”，未能准确体现这一概念的内涵，妨碍了读者对全书主旨的理解。）。虽然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侧重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而且其“东方”指的是近东和中东，但这一概念所涉及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态，同样可见之于欧美学者对其他地区历史的研究。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所谓“冲击—反应论”或“帝国主义论”，都是从美国或欧洲的角度观察中国现代历史而得出的看法。
在中国的外国史研究中，对待西方的心态也有类似的特点，虽然不能称作“西方主义”，但通常是以中国自己的政治标准和文化观念来观照“西方”历史，借助与中国文化的对立性比较而建构“西方文化”的形象，同样导致了误解、扭曲和简单化。研究外国史，或以外国史为比较研究的参照，实际上是与历史时空中的异质文化进行接触和对话，需要抱有开放而平等的文化心态，要在民族立场和跨文化的同情之间保持平衡。
研究外国史不得不面对时空和文化的双重阻隔，而跨文化的同情则是突破文化阻隔的有效方式。研究本国史，可能不会感到文化因素的重要性；而研究外国史，对研究对象国文化的真切了解，乃是一个必要的铺垫，舍此便不能理解史实的本来意义。阿隆指出，历史认识的“客体和主体具有文化共同性”十分重要，因为“历史认识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确定一种文化的人对另一种文化的人的理解可以有多深，用一种文化的概念系统去转译另一种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保证叙述历史者不会给出与亲历历史者不同的意义”（注：雷蒙·阿隆：《论治史：法兰西学院课程》第115页，三联书店2003年版。黑体字为原文所有。）。可是，研究外国史的学者如何与他所研究的对象国的文化取得共同性，从而突破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隔膜，减少对研究对象的误解呢？关键在于对异质文化要采取开放和平等的心态，不用对立的思维看待不同的文化观念和制度，不用居高临下或仰视膜拜的眼光看待异质文化，而要抱着同情的态度，从这种文化本身来理解其意义，在准确把握该文化的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再对史实的意义做出阐释。在这个过程中，本民族文化可以作为理解的参照，但不宜当成衡量的标准。
不以本民族文化为标准，并不等于彻底放弃民族立场。实际上，历史学家从特定的文化视角来观察历史，向来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倾向。任何学者都是在特定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他长期接受这种文化的滋养和熏陶，养成了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观察角度。要求历史学家洗净民族文化的痕迹，站在超民族的立场看问题，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在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学术必须具有民族性才能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历史本身是丰富多彩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具有不同的观察角度和不同的理解方式，他们所提供的具有多样性的知识和思想，可以从不同侧面反映对历史的认识，汇聚在一起则构成了人类对丰富多彩的历史的整体了解。中国史学的民族性，乃是中国特色的主要体现，而中国特色对于中国史学能否在国际史学界享有一席之地，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但是，民族文化本位的观点，不能变成民族偏见。求真原则始终是高于民族观点的，如果某种民族立场妨碍求真，就应当加以修正，甚至放弃。
狭隘的民族立场对史学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从民族利益出发改写历史，损害历史的真实性，这在中外史学中都不乏其例。不少国家将历史当成激发民族主义和爱国热情的工具，而为了达到宣传的效果，就必须以浓墨重彩来描绘本民族历史中的出色之处，而对于各种挫折、失败和阴暗面，不是故意删除，就是用轻描淡写的方式来处理。麦克尼尔曾批评过这种倾向：“人类所有群体都喜欢听赞歌。因而历史学家就受到一种永恒的诱惑，即按他们所研究的人群的意愿来描述其历史，以迎合他们的期望。其结果是真相与谬误混杂，历史与意识形态交融。”（注：威廉·H·麦克尼尔：“神话与历史混合的史学：真相、神话、历史和历史学家”（William H.McNeill，“Mythistory，or Truth，Myth，History，and Historians”），载《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5页，第91卷第1期（1986年2月）。译文参见《现代史学的挑战》第477页。）
传统的国别史研究的弊端，也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其主要问题有三：一是将视野局限于国别的范围内，无法看出某一国家的历史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二是忽视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不能充分考虑外来因素的作用；三是单纯从某一民族的立场看问题，倾向于强调本国历史的独特性。戴格勒对美国史学中的这种现象提出过批评：“以往民族特性研究的一个弊病就是，在论证我们的社会或历史中什么是美国所独有的东西时，几乎完全缺乏根据。对于其他社会的类似见解或制度大抵未做任何比较研究。”（注：卡尔·戴格勒：“重构美国史”（Carl N.Degler，“Remaking American 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23、20、16、15页，第67卷第1期（1980年6月）。）因此，在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看来，国别史研究“或多或少带有某种例外论的色彩”（注：王希：“近30年美国史学的新变化——埃里克·方纳教授访谈录”，载《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第68页。）。
为了纠正国别史的偏蔽，美国史学界出现了史学的国际化趋向。戴格勒在20世纪80年代初说，在美国史学中出现了一种“在历史分析中忽略民族国家的界线，对跨越文化的制度和发展过程进行研究”的倾向（注：卡尔·戴格勒：“重构美国史”（Carl N.Degler，“Remaking American 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23、20、16、15页，第67卷第1期（1980年6月）。）。这是史学国际化的一个侧面。国际化强调突破民族国家的局限，质疑将民族国家作为天然的历史研究单位的做法，主张从较大的范围乃至全球的视野来看问题，借助多种语言的能力，利用多国档案文献，并采用多国比较的方法来切入课题。戴格勒呼吁用比较的观点来研究美国史，“这一方法要求我们的眼光超越狭隘的美国图景，问一问这里发生的事是否可能不同于别的地方，倘若不同，其原因又是什么？”他认为寻找美国与其他地方的不同，非但不会改变美国的历史，反而有助于注重以往被忽略的方面，深化对“我们是谁”的理解（注：卡尔·N·戴格勒：“寻求一种美国历史”（Carl N.Degler，“In Pursuit of an American History”），《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7页，第92卷第1期（1987年2月）。（http：//links.jstor.org）译文参见《现代史学的挑战》第497页。）。研究美国史需要国际视野，其他研究领域同样也需要国际化。在20世纪末期国际史学界出现的“全球史观”，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避免狭隘的民族立场和单纯的国别史的局限，因为这种史观强调从全球历史的整体性来构筑世界史的框架，并用全球视野来研究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门史的问题。
史学国际化的出现，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交通及通讯技术的发展、国际学术界交流的日趋活跃有着直接的联系。历史学界的国际合作和交流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众多的国际会议更是为学者的面对面交流提供了场所，各国学者对信息、思想和材料的分享变得愈益便利。这些有利条件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视野的开拓，有助于克服民族立场的片面性。
发表于 2016-4-6 04:3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