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海：《“四人帮”兴亡》一书的得失：与叶永烈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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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海：《“四人帮”兴亡》一书的得失
——与叶永烈商榷

　　原载《记忆》2013年9月30日第102期


　　叶永烈写过一部《“四人帮”兴亡》（全集，以下简称《兴亡》）。他在《序言》中写道：“这一重大当代史题材，也没有相应的文学长篇，我决心填补这两个空白。”也就是说，叶不仅要用《兴亡》填补文革历史的空白，还要在文学上做开山鼻祖。问题是，历史是历史. 文学是文学。文学创作需要虚构，作者可以通过主观想象来设计悬念，安排情节，塑造人物；而撰写历史则必须以史实为依据，无论是历史人物，还是历史事件，都必须以真实为基础，不能主观臆造。叶永烈不但要把《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捏在一起，还要填补文史两个空白。可谓雄心万丈，大言煌煌。

　　2009年7月23日的《南方周末》刊载了一篇叶永烈的专访。叶永烈自称写《兴亡》时走访了许多当事人，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查阅了大量档案。在该文最后，叶永烈强调：“我的原则是，历史是基础，文学只是表现形式，它的根基是历史，历史本身是科学。所以必须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什么叫科学？科学是建立在可实的基础上，或者说是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上，所以我反对那种虚构。”他还举了一个例子：一个作者写一位科学家在临终时吟了一首诗，而科学家的儿子说，在这位科学家临终前，他一直守在父亲身边，却从未听到有吟诗的事情。结果作者不得不承认是自己虚构的。叶就此发表感想：“我胆子是很小的，从来不敢这样虚构。我认为你的作品如果掺了1%这种假货，人家读者就会怀疑你那99%……”。“当代重大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我认为是不允许这样来虚构的”，“我认为写重大历史事件，应该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用事实说话，真相才有力量”。“所以这本书出版一直到现在都很平安。因为内容准确，事实清楚”。

　　读过这篇专访之后，我花了几十元钱买来《兴亡》。拜读的结果，让我大吃一惊——原来这位口口声声反对虚构的作家，写出的东西却充满了远离事实的虚构。我仅粗略看了一部分与我直接相关的人和事，就发现作者不但搞混了很多史实，而且不惜对历史进行大量编造。更令人齿冷的是，作者以文革的批判者自居，却仍旧以文革的思维来衡人论事。他的逻辑是，因为中央宣布了四人帮及其爪牙政治上的死刑，所以，这些人从小就应该是坏种。根据这样的逻辑，他不顾事实，先入为主，凭一己之好恶来选择史料，以绝对化、片面化、标签化来分析人物的心理，解释人物的动机。

　　我是直接参与文化大革命的当事人。《兴亡》中涉及的一些事我都直接经历过，我想用真名实姓来写写自己在文革时期的亲身经历，与叶永烈的《兴亡》做一对比，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一、写王洪文

　　叶永烈说：“他（王洪文）穿着军官服，手里拿着复员军人证件和党组织关系介绍信，踌躇满志跨入上海国棉十七厂颇有气派的大门。他想凭自己是复员军人、党员，在这个厂里弄个官儿没问题，那是不在话下。”“如果沏上一杯茶，点上一支烟，坐在舒软的椅子上，翻翻报纸，看看公文，未来的日子，春风得意，清逸畅快是不言而喻的……好梦竟未成，完全出于意料，厂里分配到该厂的第二分厂当保全工，在他心中埋下了对厂党委不满的种子。”（《兴亡》第413页。下面只标页数，不写书名——本文作者）“（王洪文）闲茶闷酒，无聊烟……上班不离烟、下班不离酒……”（413页）“在改选支部时被推选支部委员，而支部委员是不脱产的。唉，他又得干那又脏又累的保全工，他成了阿混，他没心思学技术，混一天算一天。”（414页）

　　上述描写存在着几个问题：

　　1.在叶看来，王洪文造反完全是因为没当上“官”而对党委挟私报复。这一说法抹杀了王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的基本事实。叶的上述文字成为王洪文在文革初期行动的主要依据，这一主观臆测与他所说的“用事实说话，真相才有力量”的自我标榜，相距何止千里万里！

　　2.既然王洪文是军官，怎么会拿“复员军人”证书？应是转业军人才是。

　　3.国棉十七厂没有“分厂”，因此也就不存在“二分厂”。首先，纺织厂有极严格的制度规定，决不允许吸烟，尤其是保全工；直接在纺部车间，除非整天躲在厕所内吸烟。

　　4.既然王洪文是“阿混”，怎么能当选支部委员呢？而且是高票当选，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叶对王洪文的妖魔化还不止于此。

　　在朝鲜战争中，王洪文当过三年兵。为了证明王洪文年轻时就是个坏人，叶永烈“找”了王的一个战友。让他披露王的种种劣迹：“一次领导叫他去电台送命令，他怕路上遇到敌人，死赖着不去。又一次机关屋檐下一些带细菌物，广大干部战士忙着打扫，而王洪文却怕沾染，不参加打扫，后来看到大家清洗干净了，才装模作样赶到现场。又有一次，机关在一个山沟里，遭敌人炮击，他不顾机关和首长安全，炮声一响就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415页）

　　让人不明白的是，为何叶永烈不将那个战士名字写出来？至少他所在的那个部队的番号可以公开吧。在战场上竟敢违抗命令，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轻则会受军法处置，重则就地枪决。《兴亡》中的这个情节不能令人信服。

　　再说给“电台”送命令也有杜撰的嫌疑。电台本来就是为首长保障军事通讯联系，下达指挥命令的，就在司令员旁边，怎么要给电台送命令？另外，在敌人轰炸时，利用地形紧急隐蔽，防止无谓的牺牲，这是常识。非要干部战士都要将首长围起来保护？有这样的命令吗？

　　有趣的是，叶永烈后面又说：“王洪文在朝鲜三年作战后，爬冰卧雪，冲锋临阵毕竟坚持下来了。他戴着大红花回国后，从士兵升为军官，而且加入了共产党。”（415页）

　　作者不是又前后矛盾了吗，在朝鲜表现那样差，甚至到公然违抗军令，贪生怕死，怎么回国后在部队里又是提干，又是入党。叶以为像现在拍个马屁，花点钱就可以买个党员红帽子，弄个官当当？从五十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时申请入党不仅有严格的政审，还要较长时期的考验，最后还要经过半年的预备期，经过党内外的评议，方能成为一名正式党员。

　　在写崇明围垦时，叶写道：“在围垦人员名单中有王洪文，王洪文火冒三丈，在他看来那是党委存心和他过不去，如今连保全工都做不成了，要去崇明种田了。那个恨， 那个气， 王洪文连眼睛都迸射出火星。”（416页）于是，他“干活磨洋工，打鸟，抓鱼，捉蟹”是英雄。“打牌，下棋，喝酒，一回上海就‘病’了，好久才回崇明”……（416页）

　　“从崇明回来后，这一回总算不再当保全工了，当上十七棉第二纺织工厂的治保员，一九六四年他调到十七厂的保卫科，当上保卫员……终于在那幢厂部办公楼里占有一张办公桌……还当上基干民兵连长。”（416页）

　　叶永烈接着写道：“哪怕弄个副科长也不错，王洪文坐在办公室的二楼，看着从嘴里吐出的烟圈，常常这么想。”（416页）

　　这里有四个问题：

　　1.崇明围垦，在上海的都知道，这是当时支农的重大措施，现在崇明的许多农场，都是当时各工厂企业统一组织工人、干部，去帮助围垦滩涂造出来的，我也去过崇明参加开垦。当时的政策是，各厂组织工人、技术人员，分批轮流去崇明。关系仍在原单位，从来没有说关系变“农民”了，王洪文怎么会“火冒三丈”，说“连保全工都做不成，要去崇明种田了”了？

　　2.说王洪文在崇明表现那么差，捉鱼、摸蟹、打牌、下棋……为什么不说明是在劳动时间还是业余时间？“一回上海就生病，好久才回来”，为什么不说明他生什么病？怎么装病？事实是那次王洪文患了阑尾炎，动了手术。

　　3.如此表现恶劣的王洪文，为什么一回到上海却被连续提干，调到保卫科？叶永烈讲述的王洪文在国棉十七厂时期的历史，实在是错漏百出。

　　4.王洪文调任保卫科干事之后，叶永烈告诉人们，他这山望着那山高，还想当个副科长。叶可以描写王洪文的心理活动，但是，要有事实做根据。叶把王洪文说成一个整天想着往上爬的官迷，其根据何在？

　　叶永烈还借用当时的一张大字报的揭发，“有人向工作队反映”王洪文“偷厂里的东西”，以说明王洪文品行之恶劣。“王洪文穿在里面的衬衫，是用厂里的花布做的，显然是偷的。”（417页）

　　1.可以肯定，这个向工作队“反映”的人不是十七棉的。因为十七棉只做白坯布（龙头细布），根本没有印花车间。没有印花车间，哪来的花布？没有花布，偷厂里的花布又从何谈起？

　　2.作为文革的过来人，叶永烈应该知道，当时的大字报是不能凭信的。如果仅凭“大字报”或“反映”就可以定论，那么当时有无数的大字报，揭发无数人为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为什么这些人后来统统平反呢？

　　叶永烈妙笔生辉，绘声绘色，是别有用心的。他无非想证明王洪文一生下来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在朝鲜战场， 他想溜；干保全工， 他只是混；去崇明围垦， 他想逃。虽说他做过工，种过田，打过仗……（这是毛主席对王洪文讲的：你做过工，种过地，打过仗，比我强）却从来不是一个好工人、好农民、好战士。”（418页）

　　二、写王秀珍[1]

　　叶永烈说：“王秀珍文革初期，认识了王洪文：成为忠诚的造反盟友”，“其实是物以类聚”（430页）。

　　王秀珍是辽阳纺织厂工人，1952年入团，十八岁就参加共产党，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还选上辽宁省人民代表。为培养她，组织上保送其到上海纺织工业学校学习、提高。在校一直担任团总支书记，毕业实习后分配到国棉三十厂任工长。叶永烈说王秀珍与王洪文“物以类聚”，请问，他们属于哪一类？

　　为了丑化王秀珍，叶永烈写道：“她以为到了三十棉起码会当上个车间主任。谁知道在管了一阵子技术档案后，只是任命她为织布车间的工长。她想不通。”（431页）与丑化王洪文的手法相同，叶的出发点就是王秀珍也是个官迷。按照这种逻辑，即使王秀珍当上了车间主任，她仍然会不知足，因为她还想当厂长。叶永烈心目中的王秀珍，就是一个对党“不满分子”。

　　《兴亡》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王秀珍火了，气了，急了，她离开了工厂，借到局里去管资料，想借此脱离工厂，在局机关弄个一官半职。”（431页）

　　叶永烈的杜撰很蹩脚。王秀珍一“火了，气了，急了”，就可以到局里去弄个“一官半职”了？人事调动本是组织上的事，这是常识，哪有自己想去哪儿去就去哪儿的道理。

　　叶永烈还借王洪文之口，说王秀珍的国棉三十厂、王洪文的国棉十七厂以及我所在的国棉三十一厂是“‘三点一线’，互相支援， 共同造反。”王洪文所说的‘一线’，也就是八路有轨电车”。（433页）

　　这是作者编造出来的。

　　1.一九六六年十月，我去十七棉串联，了解王洪文他们去中央文革告状的情况。这是我与王洪文第一次见面。我和王秀珍根本不认识，也从未去过三十棉。王洪文和我都是在安亭事件后才见到王秀珍。我们怎么在工总司成立之前，文革初就“三点一线”，就结成忠实造反朋友了呢？

　　2.叶永烈也是上海人，应该知道，十七棉在杨树浦路底，三十棉在临青路，我三十一棉在长阳路兰州路，风牛马不相及。八路电车（早已拆悼了）是从杨树浦路底沿杨树浦路直驶外滩的，和长阳路相隔三条横马路，根本走不到长阳路（要换三部车），怎么个“一线”法？

　　三、写戴立清[2]

　　《兴亡》还有一大段写到了戴立清，说戴是“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戴司令”。上海1966年底出现严重的经济主义妖风，对上海的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叶说“最起劲的，莫过于戴立清的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他带领着‘红色工人’临时工、合同工们，为着‘工人阶级利益’而‘造反’……。”

　　叶还说，“这么个戴司令带着一班‘红色工人’代表前往北京，居然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受到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接见。”听罢‘红色工人’的控诉，江青流下‘同情’的眼泪。江青马上把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叫来。当面斥问道：我们听到同志们反映合同工制度是你们发明的？还是你们刘主席（指刘少奇）发明的？这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旧制度！你们不为工人阶级服务，还是回家好！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到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工，简直像包身工了！这时康生帮腔道：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你们想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解散！”（497页）

　　江青接着说：“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必须允许合同工，临时工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二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所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返回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497页）

　　这一大段绘声绘色的描写，有人物，有时间，有地点，有情节，谁会想到竟是自称要忠于史实的叶永烈的编造？事实告诉我们：

　　1.戴立清当时一直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部工作，从未离开过。

　　2.戴立清从未参加过什么“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上海确有红色工人造反司令部这一组织，其“司令”名叫费敏章。费从未听到有如此接见。

　　3.戴立清从未带什么“红色工人”去过北京，与江青、陈伯达、康生、戚本禹从未见过面。按戴立清本人说：“叶永烈抬举我了，让我享受到如此殊荣”。

　　带有官方背景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中也有上述描述，而且几乎一字不差，不知是叶永烈抄《史话》，还是《史话》抄叶永烈？两者这样写，除了吸引人们的眼球之外，更主要的是为一九六六年底上海刮起的经济主义妖风做铺垫。

　　四、写叶昌明[3]

　　叶永烈说“叶昌明任上海市革会科技组负责人”（650页）。事实上，叶昌明从来没有担任过这个职务。

　　五、写我本人黄金海[4]

　　叶永烈说：“黄金海人称阿飞司令，一口流氓腔，一副流氓相”，“哪里有武斗，哪里有他”，“上丝六厂工人秦明芳攻击王洪文，黄金海和戴立清即带领人马赶去抓捕秦明芳，连夜审讯，直至把秦明芳逼疯！”“王洪文称赞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677页）

　　叶永烈这是凭空捏造！

　　1.说我是“阿飞司令”“一口流氓腔，一副流氓相”，有什么事实根据？

　　我一九五三年一月进申新五厂（合营后改为上海三十一棉纺织厂）时年仅十八岁[5]，后从未离开过这个厂。我爱人是童工，一九五二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五七年领导要我去西安支内，我当即一口答应，国家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后因苏联撕毁合同，项目援建没去成。五八年按应知、应会考试，我评为七级车工。自己感到许多师傅辈才是六级、七级，便主动提出扣掉半级；到五九年国家三年自然灾害，为分担国家困难，我又主动放弃半级。

　　一九六五年，我带的甲班车床组被评为年度上海市五好小组，本人也被评为市五好职工。六六年三月文化广场参加表彰大会，曹荻秋颁发奖状、奖章。六六年六月文革开始，因为一张批评党总支学习风气不正的大字报，我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此时，厂部光荣栏里还贴着表彰我技术革新的大幅照片。

　　我自从进厂后，从未受过任何处分，在厂里或在邻里之间从未和人争吵过，党内积极分子会议邀请我参加，入党申请书已被支部已通过。要不是六月份开展文化大革命，党委也就批准我入党了。请问叶永烈，这些都属于流氓行为？

　　2.《兴亡》一书中说：“哪里有武斗，哪里就有他。”如果武斗中有我，那我是去制止武斗还是去挑动武斗？当然，叶绝对是说我是去挑动武斗。那好，叶永烈能否举出一个武斗的例子来证明是我挑动或指挥的？甚至我知道而不制止的？连“起诉书”“判决书”都写不出这样的一个例子。相反，我倒可以举出许多自己制止武斗的例子。

　　3.关于秦明芳一事，更是无中生有。叶书中说我带领人马去抓捕秦明芳，连夜审讯，直至逼疯。事实是，我至今为止从未见过秦明芳这个人。当时在康平路一次会议上。王少庸讲到静安分局抓了一个公开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反革命。我和戴立清好奇，会后去静安分局问问。当时是找到分局军管会主任赵主任，问他这个人是不是有神经病，赵主任说没有神经病。

　　此时秦明芳已被分局收押了，是群众扭送去的。但赵主任认为我俩是“工总司”的，就要求我们代表群众组织表态。当时根据《公安六条》规定，我们签了名，同秦明芳本人没见过面。后来经查秦明芳确实患有精神病，有病历证明。关了大约两个多月，未作任何处理就释放了。这怎么能说是我们“调人马去抓捕”，还连夜审讯，直至逼疯呢？

　　4.叶永烈说秦明芳“攻击王洪文”，所以我们“即去抓捕”。而事实是，秦是恶毒攻击毛主席，而且毫无怨悔，大庭广众下，录音也不回避。秦的攻击内容全有录音在，现存上海市中级法院。叶永烈为什么不去听一听录音，把事实搞搞准确再写？如果仅攻击王洪文就抓人，文革中反王洪文的多了，那要抓多少人？可能吗？

　　至于叶永烈写其他许多人，也是极尽丑化之能事，把参加文革的人都说成是“社会渣滓”、“牛鬼蛇神”。连王洪文、王秀珍这样的先进人物都被丑化到如此地步，更不必说其他参加文革的干部群众。我认为，对于参与过文革初期造反的人，应当是有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不要用编造来丑化人格。这就好像当年林彪事件后，一下子就将林彪这样一个声名赫赫的战将写成“逃兵”，仗也打不来一样。

　　六、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

　　叶永烈在《兴亡》中万编不离其宗，将王洪文写成野心家，千方百计篡夺“司令”位置。叶写道：“十一月五日——星期六晚七时半，上海一些工厂的头头应邀来到‘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计议在翌日正式召开‘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你一言我一语之中，有人提到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永忠队’头头王洪文……”（434页）

　　1.事实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下午，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吕英豪等几个红卫兵到我三十一棉来串联，是我接待的。吕英豪提出，明天（十一月六日）下午在愚园路首都红卫兵三司驻沪联站开个会，主要是串联一些工厂企业，交流一下上海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情况，要我们去参加。我答应了。事后我想到十七棉，十月份我们准备去北京告状时，听说十七厂去过北京，我就到十七棉了解他们向中央文革告状的情况。当时打电话是王洪文接的，叫王洪文一起去听听，王同意。此前王洪文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会，更不可能知道（包括我本人也没预料到）十一月六日这天能成立“工总司”。怎么可能会出现叶永烈所说的，十一月五日上海一些工厂的头头提到王洪文的场景呢？

　　2.叶说，十一月六日这天会上，“大抵因为职业的敏感性，在保卫科工作的王洪文拿过签到本，刷刷地抄下了名单，从此，他手中有了一份至为重要的联络图”。（434页）实际情况是，那天根本就没有什么“签到本”，王洪文等几个十七棉的人很晚才来，更没有王洪文刷刷抄下“联络图”这一举动。

　　3.叶说王洪文在会上说：“我提议成立上海工人造反联络站。”（435页）这更是无稽之谈。事实是，这天下午的会上，各参加工厂单位的人揭发了各自单位党委压制群众的情况，红卫兵提出上海工人要组织起来，否则工厂的文化大革命就会被镇压下去。这一点大家有同感。这时822工厂的岑麒麟和上钢三厂的戴祖祥拿出一个用石膏刻制的图章，名称是“上海工人赤卫队”。这时王洪文就坐在我旁边，当即表示反对，认为原来讲好今天仅仅是交流情况，怎么连印章都搞好了？这不是“真主意假商量”吗？我也有同感，与会的许多单位代表也觉得奇怪。于是岑和戴被当成“政治扒手”轰了一下。首都红卫兵打圆场，说前几天他们来过三司联络站，已议论过工人要组织起来的事，他们也是好意。

　　这种情况下，“赤卫队”不好用了，这时红卫兵提出就叫“造反队”，但大家不太同意。我提出，这个名称应该能让人接受，能团结人，叫造反队不合适。现在共产党领导，难道你要造共产党的反？老工人一听就会感觉刺耳，这怎么能团结大多数呢？王洪文等人都支持我的看法。但红卫兵坚持这个名称，并大声朗读“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时似乎一些人也接受了。我提出，既然叫造反队，就应该含义明确一些，加上革命两字。这点大家比较同意。最后有人提出，北京一下子搞出几个红卫兵司令部，上海工人不要也分裂成几个司令部，内部搞不清楚，建议再加上一个“总”字。就这样大家一致同意定名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会上从来没听到过有“工人造反联络站”的提法。即使“造反队”，提出后大家争论比较大，思想上一时接受不了。之前，各工厂企业也都没有叫造反字眼的，就是“红旗战斗队”、“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等，基本出发点都是文化大革命是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为了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民主运动。仅提“造反”，就会有造共产党反的嫌疑，故大家一时都不能接受。王洪文在厂里也是组织“永红”战斗队，怎么可能提出叫“造反联络站”呢？完全是叶永烈胡编出来的。

　　4.叶永烈说：“在这次会上，王洪文提出既然成立司令部，就得选司令，惊人之语，开始操纵会议……。”（435页）

　　叶永烈既没参加会议，又没访问过主要当事人。我问过许多人，都说从来没见过这个叶永烈，只有廖祖康（王洪文秘书）被叶永烈找过。但廖没理他。于是叶就主观胡编。

　　事实是，那天会上没有提过选司令这个问题。连什么委员、常委都没议论过。仅仅议论了开大会时主席台上总要坐人，即“主席团”成员。会议一致同意当天参加会议的单位作为发起单位，各派一个人组成主席团成员。议论主席团主席时，由大家自报出身、简历和为什么造反。当时与会的只有两个共产党员，王洪文和秦麒麟，但秦自报在四清运动中延缓登记。当时首都红卫兵竭力主张由潘国平任主席团主席，认为他能说会道，造反精神足。我感到潘海派气息重，于是提出请王洪文担任，因为王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又是保卫干部。我提出后几乎没什么争议，这也反映了与会者虽然互不相识，但对共产党的干部还是一致相信的。

　　至于大会执行主席，大家一致同意由潘国平担任。

　　本来，大会主席团在大会结束后就不存在了，但因为此后各方面找“工总司”联系时总找王洪文、潘国平，自然就形成了“工总司”一、二把手负责人了，主席团成员自然也就成了“工总司”总部的成员了。

　　对于以后组建常委委员班子，是后来形势正常后确定的。会议始终以首都红卫兵包炮（中央美术学院红卫兵）等主持，根本不存在王洪文提要选司令，“开始操纵会议”等情况。叶为何编出这段情节？无非想证明王从厂里就“对党不满”，要成立“造反联络站”，要当“总司今”，无疑是“大野心家”。

　　叶说：“工总司最初筹备会议的委员中，三十多人只有两名党员，王洪文和耿金章”。事实是，耿金章根本就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直到苏州回来后才冒出来。

　　七、写“抢红布”

　　《兴亡》中有这样一段：“在协大祥，王洪文十几个哥儿们，闯了进去，王洪文说了一声‘找红布’！……。店员说钞票布票呢？‘你找曹老头要’，王洪文哈哈大笑……，店员说我这儿有电话，你给市委打电话，说完将红绸抢下。无奈王洪文只好给市委拨打电话，深更半夜曹荻秋怎么会在办公室？……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哥们儿便从店员手中抢去红绸”。（436页）编得真是活龙活现啊！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中，还有“将协大祥支部书记找来……”的文字。

　　事实是怎样的呢？我是这件事的当事人，自始至终都在场。因为决定十一月九日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需要一点红布做袖章。在十六日会上，我们还循规蹈矩，担心钱和布票哪里来。不想却被红卫兵嘲笑，说我们婆婆妈妈的。当时分工时，上海红卫兵造反委员会方劲戎说：“文化广场会场我们包了”；“炮打司令部”红卫兵红鸥提出，“工总司”的办公地方他们包了，就放在巨鹿路691号；就是缺一些做袖章的红布。我们一部分人去协大祥布店设法借。

　　那天是十一月七日凌晨，去了包括王洪文，保温瓶2厂的范佐栋，五一电机厂的丁德法等七八个人。因为是凌晨，所以我们是从后门进去的。开始值班的店员有些紧张，不知发生什么事。我们向他解释，上海工人要组织起来，缺点红布做袖章，想借一些，同时范佐栋拿出工作证给他看。看看我们一些人还都着工作服，并不像歹徒抢劫的样子，也就不紧张了。但说店里没有红布，见我们不信，带我们去店堂看。果然只有半板红绸，大约十几公尺，我们就拿了这些。当时由范佐栋写了借条，承诺“工总司”成立后和他们结账。

　　那天真正出面的根本不是王洪文，主要是范佐栋出面，怎么会扯出王洪文给曹荻秋打电话，还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时谁也不知道市委电话，更不可能知道曹办公室电话。十几个“强盗”还怕一个老头子？还无奈给曹荻秋“打电话”？编得也太蹩脚了。总部取得经费后，派丁德法去协大祥结了账。

　　因为红绸不够，我们又去了金陵东路一个棉布批发仓库。那天正巧仓库一值班的开门出来小便，我们就上去了。开始那人也紧张，解释后，他不仅不紧张了，还领我们进去。里面有两三人值班，知情后一致表示支持，并帮助我们从上面搬下大约四捆红布，每捆直径约有一公尺，这下解决大问题了。离开时我们表示感谢，双方热情告别，这就是事实！

　　可是叶永烈却写成：“这回王洪文有经验了：把门叫开后，吩咐两个哥们儿们看守大门，两个哥儿们看守电话，他自己带人进入商场，果真抢到一大批红布……”（436页）

　　1.那时大家互相认识仅几个小时，谁是谁的“哥们儿”？而且出面交涉的主要还是范佐栋（还有几个红卫兵），王洪文当时只不过跟跟而已。

　　2.根本不存在 “看守大门”、“看守电话”，也没有必要那样做，一切都非常顺利。

　　3.那是一个批发仓库，根本就没有“商场”，何来“王洪文带人进入商场抢了一大批红布”？叶永烈连起码的事实都没有弄清，就把故事写到书里。

　　“一月夺权”后，一次毛主席接见王洪文，谈到当时困难，做袖章的红布都没有，只好硬借。毛主席说：“有什么办法啊，人家不承认你嘛”，就是指这件亊。

　　八、写“安亭事件”

　　这件事要从十一月九日在文化广场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说起。

　　叶永烈说，大会前十一月八日，“那些穿蓝色工作服的来访者”，到康平路要求曹接见，但曹未见，由刘冠英代表市委接见。“我们提出三条要求，……限于今日下午二点答复”。“下午二时到了，上海市委仍没有答应‘工总司’的‘三项要求’。王洪文骂骂咧咧：曹老头，明天我给你颜色看看”。（438页）

　　1.事实是，十一月八日大家忙于第二天的大会组织工作，我们，包括王洪文，只知道上海市委在延安西路三十三号，根本就不知道康平路才是市委负责人办公地。那天是有上海及首都几个红卫兵去康平路，根本没有“几个穿蓝色工作服”的（即工人）。目的是想请市委参加成立大会，讲几句话给予支持，反映了当时虽然对市委压制群众不满，内心还是承认市委是党的领导的心态。否则根本无需市委参加。

　　曹荻秋决定不参加十一月九日大会的消息，当天下午我们才知道的。上午还有消息说曹来参加大会，大家非常高兴。故大会一直等到下午。王洪文不可能在十一月八日就得知曹不参加，而且说“曹老头儿，明天我给你点颜色看看”这样的话。当时我们尽管在文革开始阶段受压制，但大家对中共上海市委还是信任的，希望市委参加、支持。否则要请曹来干什么？

　　叶永烈这一点睛之笔是别有用心的。大会后第二天发生的“安亭事件”，便可由他编造成：王洪文早就要用“安亭事件”给市委“颜色看看”了。

　　2.等到下午，曹荻秋不肯来。叶说：“当‘工总司’核心成员讨论下一步棋子该怎么走时，王洪文提出了‘上北京去告曹老头’。”（441页）

　　叶永烈这样一编，承上启下：后来的“安亭事件”，无疑王洪文早就有“预谋”了。事实是，大会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曹荻秋没来，红卫兵不知从哪儿找来张文豹（原市委组织副部长）。这时大家还是对市委抱有信任的，既然曹不来，有个代表市委的讲几句肯定的话，大家也就放心了。但张说我不能代表市委，也不能表什么态，这时台下群众轰起来，要他滚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想到市委既不参加又没有一个态度，怎么办？心里感到不踏实。尤其是许多参加会议的人，一个厂就来几个人，担心回去要遭到更大的迫害。此时我看到有几个红卫兵提出不能散，到市委去要曹荻秋接见，主席团的人也都同意。这时根本就没有要去北京告状的想法，还是要争取市委接见。

　　根本不存在什么“核心组研究”，根本就没有核心组，更不存在“王洪文亮出了他主张，上北京去告曹老头。”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队伍不从文化广场直接开向火车站，而要冒雨到延安西路市委大楼去？傍晚时又到中苏友好大厦的咖啡厅等市委领导接见？

　　曹荻秋的“三不”指示，我们在大会期间根本不知道，而是队伍冒雨到了延安西路三十三号上海市委大楼，等了一二个小时，曹不肯见。但又传来消息（大楼的一只大喇叭叫的）说，曹在咖啡厅接见大家。于是队伍涌向咖啡厅。这时队伍已经不成形，主席团的人互相找不到。到了咖啡厅，门都没开，大家都涌在门口淋雨，等了半个多小时。这时忽然传来曹的“三不”（不支持、不承认、不参加）指示，一下子激怒了又饥又冷（大部分穿着工作服，午饭、晚饭都没吃）的群众。我见到一位红卫兵（是首都还是上海的也没有看清）拿着电喇叭，高呼“我们要去北京去！我们要见毛主席！”队伍约二千多人，一下子响应起来，开始涌向火车站。没有任何人组织，也没有人带队。人们是自发地、一窝蜂似地拥向北火车站。接下来便发生了后来所说的“安亭事件”。当时如果曹或者市委的某个人出面代表市委安抚一下，就决不会出现“安亭事件”。

　　3.叶永烈在写作“安亭事件”过程中创造了许多故事。

　　所谓“安亭事件”，就是几千人拥向火车站要北上控告，上海市委发了两列车，一列开到南京被扣下，一列602次列车开到上海郊区安亭被锁进叉道。还有几百人滞留在车站，这部分人步行到安亭汇合。时间从十一月九日至十一月十三日，历经五天。

　　关于拦阻上海至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叶永烈完全是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上添枝加叶。当时不少人被扣在安亭的第二列火车上，许多单位派了人到安亭来发传单，动员大家回上海。

　　《兴亡》这样写道：“王洪文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一不做二不休！’王洪文看了一下表，对他部下说，等会儿上海到北京的十四次特别快车要经过这里，我们拦住十四次，要他们把602次（被困的列车）挂在十四次后面，直上北京！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时零二分，14次列车不得不骤然刹住。”又对列车长说：“我们就是要拦住你14次特快列车。王洪文哼了一声。”

　　怎么拦的？叶永烈没说。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卧轨拦车”。特快列车在安亭小站根本不停的，全速前进，“轧煞不管”，谁敢卧在轨上？于是别出心裁地编出一个“停车卧轨”说——车停下来后大家再躺在铁轨上。这样矛盾又来了：既然车已停下（怎么停的也没有交代），还有什么必要再卧轨？只要控制驾驶室或堵障碍物不就可以了吗？

　　叶永烈说：“听说韩哲一要来安亭，王洪文终于决定放行14次列车。沪宁线大动脈被切断20小时零21分之后，在11日上午8时23分，十四次特别快车终于转动了车轮。”（443—444页）

　　具有官方背景的周克、李成吾等编写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对安亭事件描述如下：“看到陈伯达的电报后（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家回上海），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张宝林等人大为恐慌。他们急忙煽动了几百人，从车上(被困在支道上的)下来卧铁轨……，中午又把上海至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拦了下来。据上海铁道路局调度所记录，该线从11月10日上午9时20分起，共被迫中断31小时34分。”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是这样写的：“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1979年12月8日写的《关于安亭事件中断行车的情况》中说，14次列车，从11月10日上午9时20分至11月11日下午16时54分止，共中断行车31小时34分。”[6]

　可见，当年多如牛毛的大批判文章抄来摘去，盖出于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而王年一的来源，又是陈伯达所说的“上海铁路局调度所记录”。而这个“记录”，竟出自“安亭事件”后十三年才出笼的上海“铁路局调度所”。这个调度所是“上海工人赤卫队”的大本营，其主要负责人王玉玺就在这个单位。在“康平路事件”时，王将调度所的人全部调到康平路，致使铁路南北交通全部瘫痪。同时他自己利用职权，私调列车将大批赤卫队送到北京，以致于后来周总理亲自下令逮捕他。现在自然成了大左派了。这样的调度所在十三年后写的“情况报告”，有多少可信度？

　　叶永烈与上述表述不同的是，将官方传统的阻拦三十一小时三十四分，改成二十小时二十一分，起止时间从十一月十日上午九时二十分至十一日下午四时五十四分，变成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点零二分至十一日早上八点二十三分。官方传统的说法有依据，是十三年后“上海铁路局调度所的情况报告”，但叶根据什么？

　　我认为，所谓安亭阻拦14次特快一事，是根据政治需要编造的。理由如下：

　　1.我是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二时到安亭的（因九日那天胃疼得厉害，回厂医务室打针治疗，没一起涌向火车站）。去后，得知曾有一列648次普客列车停下来，原因不详，停车时间约二十到三十分钟。这时，有人向里面塞传单。至于14次列车被拦，我既没看见过也没听说过。按停车31小时34分，应在下午四点多离开，这时我在安亭，不可能看不到。亊实上当时根本没有被扣列车。

　　2.叶永烈很“聪明”，他感到写31小时34分，要出洋相，因为十一日上午韩哲一（华东局书记）等领导到了安亭，并答应派快车送大家去北京，还祝大家一路顺风，许多人还请韩签名留念。这时安亭根本没有被拦列车，更没有14次列车，所以叶永烈将14次列车改成早上8点23分离开安亭，在韩去安亭之前。总的阻断时间，也缩短了11小时13分。这并不是疏忽，而是叶永烈精心编造的。

　　叶说：（拦车前）“王洪文看了看表，对他的部下说，等一会儿14次特快列车要经过这里，我们要拦住14次特快列车。”“部下”是什么人？叶没说。而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中，“部下”指的是潘国平、黄金海、张宝林等人……[7]

　　为什么叶永烈故意忽略了“部下”名字呢？他清楚地知道，要是写出部下的名字就漏馅了。因为当时我根本不在安亭（10月10日），而大家又不认识张宝林，张更不是总部的人。我去安亭根本找不到王洪文。只到12日凌晨，张春桥乘着卡车去煤场上接见大家时，才第一次见到王洪文也站在车上。怎么可能这几个人“研究”之后，发动群众几百人“卧轨”呢？

　　怎么拦车？叶永烈又有了新的发明。官方和“传统的说法”叫“卧轨拦车”，叶感到太离奇了：14次特快到安亭全速前进，“轧煞不管”，谁敢卧？于是，叶永烈改成了“拦车卧轨”（434页）。问题是，拦车何必卧轨，放点路障就足矣。

　　叶永烈说，王洪文看了一下表，说14次特快列车快到安亭。完全是不靠谱的编造——王洪文有“火车时刻表吗？”即使有，他也查不出14次特快在安亭小站停靠的时间。因为这次列车根本不停！谎言总难自圆，叶永烈本想通过编故事来弥补破绽，没想到，刚补上这个漏洞，那边又出现了一个更大的漏洞。

　　3.《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一书中提到：王洪文1980年6月5日被审讯时说：“我虽不主张他们拦截火车，也做了工作，但主要责任还是我，因为我是头。” 陈伯达认为：“传说王洪文不仅卧轨，而且带头，这可能不符合事实。”[8]

　　由此可以证明，王洪文根本是反对拦截火车的，而且在我等几个人的公诉书和判决书中，也根本没有拦截火车的事。至于王洪文说：“不主张他们拦截火车，并做了工作”，是指当时确有一辆普客648次列车停过二十几分钟，但并不能证明这是指14次列车。

　　4.14次特快车被截三十多小时事件是一个历史谜案，犹如1937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一条铁路，嫁祸于中国军队，借此挑起“9.18事件”。也和德国国会大厦纵火案一样，无非是找个借口，把共产党镇压下去。从上述事实来看，无论是叶永烈的《兴亡》，还是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以及大量传抄、转载、摘引的文章，无一不是漏洞百出。在主流意识形态看来，通过这样一次又一次重复，就会把谎言变成戈培尔所说的“真理”。

　　5.如果确如官史所说，那么，14次列车上的列车长、乘务员、驾驶员，还有数以千计的乘客，为什么没一个人站出来证实呢？要知道，这正是揭批四人帮的好材料呀！为什么在几十年的高压审查之下，竟没有一个人出来证明当时的拦截情况？四十年过去了，为什么“卧轨”的数百人中，竟也没一个人肯出来讲一讲他们当初是怎样受王洪文指使的？又是怎么采取卧轨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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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王秀珍：文革期间任上海市委书记。

　　[2]戴立清：文革中任革委会科技组核心，后调任小三线任副总指挥。

　　[3] 叶昌明：文革期间任市革会常委总工会副主任等职。

　　[4] 黄金海：文革期间任上海市革会常委，主管上海财贸工作。

　　[5] 后由申五、申六、荣来三家纺织厂合并，公私合营后改国棉三十一厂。

　　[6]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339页，东方出版社，2010年。关于14次列车被拦的情况，参见《关于“安亭事件”的一些资料》，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出版的《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二期。上海的《史话》可能也是抄此而来。

　　[7]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一书，是由周克、李成吾为首的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编写的。

　　[8]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340页，东方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