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学常：麦克法夸尔如何对一幅照片“浮想联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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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学常  


　　 不过是一幅普通的新闻照片，尽管所摄取的新闻事象很是重要。1957年2月27日，在有1800多位党内外人士出席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他一连讲了12个问题，从下午3时讲到傍晚时分，其间不时地被热烈的掌声和笑声所打断。3月3日，《人民日报》作了报道，并配发了一幅新华社记者拍摄的图片。图片很简单，仅摄取了主席台第一排，毛泽东居于中间，正作讲话，左右边分坐着他的高层同事。
　　 就是这幅简单而又普通的照片，激发了麦克法夸尔“历史学的想象力”，他开始“浮想联翩”，他终于发现了大问题：“通常坐在毛右边的刘少奇却引人注目地缺席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第228页，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下引此书，仅出注页码)

　　 一

　　 麦克法夸尔(Roderick•MacFarquhar)，中文名曰“马若德”，众所周知，是个大名鼎鼎的中国问题专家。多年来，麦氏致力于打量“冷战”时期的红色中国，著述宏富，广为国人所关注。其中《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史，研究持续了近40年，陆续面世也经历了20余年的时间，是麦氏的“心血之作”，也是他中国问题研究的代表作。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早在1974年就面世了，研究的正是惯常所说的“整风反右”运动的历史。在麦氏看来，中共高层内部，一方是毛泽东，另一方是刘少奇、彭真等毛泽东的高层同事，两方之间的思想分歧乃至权力斗争，是贯穿从整风到反右这一段历史的一条红线。毛泽东倡导“双百方针”，集中心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更在“政治自由化”之路上愈行愈远，最终提议通过“开门整风”来化解危机。然而，毛泽东遭致了刘少奇、彭真等人的“坚决反对”，高层的分歧和斗争，直接导致一场反击“右派”的全民性运动。毛泽东妥协了，退却了，他违背了信约，在全民面前颜面尽失，而刘少奇、彭真等转入前台，带着积聚已久的怨恨和愤怒，开始大规模地歼灭“右派”。
　　 麦克法夸尔是中国问题大家，而且还是“洋”的大家。仿佛是中国问题专家一旦沾了“洋”字，便能超越意识形态的偏见，同时还能大抖“猛料”，他们的见解，想不信从也难。估计多少存在这样一种“崇洋”心态吧，长期以来，麦氏解析“整风反右”运动的观点在国内影响甚巨，学界中人对其研究一直赞赏有加。《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史前两年又在香港一次性出版全译本(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李锐、丁学良、杨奎松、沈志华诸人为其“站台”，更是不吝美言，称赞三卷史是研究“文革”“最优秀的著作”，是“巨著”，甚至是“中国学的经典”。
　　 麦氏的第一卷“整风反右”史，按“站台”诸人的意思，也理应享受这样的美言吧。遗憾的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麦氏的“整风反右”研究，实际描绘的是一幅严重失真的历史图景。纵观第一卷史，一些大小论点，看似言必有据，论从史出，实则“迂远而阔于事情”，许多时候，正所谓“谬以千里”。此处不拟对此失真的“历史图景”进行全面分析，仅举若干史料以窥一斑。
　　 回到本文开头提及的那幅普通的新闻照片。麦氏对此新闻图片“浮想联翩”的想象力，可视作他打量红色中国的一个“典范”。也正是这样一种“范儿”，将他的“深文周纳”，将他观察中国的“迂阔”或“隔”已然做了典型展示。
　　 麦氏断定，刘少奇缺席这样一次重要会议，非常不可思议，其间必然藏有政治秘辛。他心细如发，自始即在追问：究竟是刘没有出席最高国务会议，还是他有意叫人等他不在场时照相呢?麦氏先是考察了刘此时人在何处，在干什么，发现2月14日以后，刘并未在北京露面，这月下旬，他可能开始视察各省。进一步，麦氏还发现，刘3月份才到河南。“3月份才到河南”，意味着如果2月27日以前到了河南，刘完全可以很快地赶回北京，因为河南距离北京并不算遥远。
　　 更何况刘根本就不应该离开北京。他理应遭受这样的质疑：“为什么他明明知道毛将要在这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而还要离开呢?”(第294页)综合考量，麦氏得出了一个阶段性的结论：刘出席会议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他只不过是不想出现在表明他参加会议的照片上。
　　 接下来，麦氏要找寻更多、更有力的证据，以支持此结论。他侦探式的目光，重新回到图片，长久地停留在毛泽东右边的那个座位上，另一幅图片浮现在脑海里。这也是一幅摄取最高国务会议会场的新闻图片，刊发在1956年1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那次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坐在主席台第一排中间，右边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左边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刘的右边依次坐了几个副委员长，周的左边依次坐了几个副总理。麦氏据此断定，主席台第一排上如此“排座次”，应该是一个“规矩”，一种不可轻易更改的惯例。以此“规矩”或惯例衡诸眼前这张图片，很显然，毛泽东右边的座位当属于刘少奇。可是，刘不在图片上。谁能“替补”这个座位，必定是大有讲究。麦氏很容易就看清楚了，毛泽东右边的“替补队员”是彭真。那么，麦氏要问：彭真是排名第八的副委员长，何以有资格担当此“替补”?如按1956年1月图片的“规矩”，主席台第一排根本就见不到彭真的身影。这一次，最有资格坐在毛泽东右边的，只能是孙夫人宋庆龄女士。
　　 那么，麦氏还要问：本应属于宋女士的座位，却被彭真坐上了，这又意味着什么?麦氏解答此问题的过程，是一个形同侦破案件的推理过程。如果刘根本就不曾与会，宋女士一定会以副委员长的资格坐在毛泽东的右边;现在，宋女士并未出现在毛泽东的右边;那么，结论是：刘出席了会议，只是“刘想离开座位一会，便叫彭真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资格坐在他的座位上”(第294页)。
　　 为了更有力地证明从图片解读出的结论，麦氏还寻找到了另一个证据。那是林希翎5月23日在北大的“鸣放”言论：“据说当毛主席讲话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时，80%的高级干部表示不满，有的甚至站起身来走出了会场。”(第295页)麦氏据此认定，刘少奇正是“走出了会场”的“高级干部”。
　　 出席了会议，却又不想出现在新闻图片上，刘少奇如此诡异的行事，麦氏以为，不过是表达一种态度，一种“有意抵制或让人觉得他似乎抵制了最高国务会议”的态度，也就是“不赞成毛泽东的讲话”的态度。(第228页)

　　 二

　　 麦氏对那幅图片如此费尽心思，其大小结论却没有一个能够成立。比如，他引林希翎鸣放言论得出的那个小结论，就完全不能成立。北大校长马寅初曾出席最高国务会议，他当时就站出来指斥林希翎“道听途说，是一种造谣、胡说”，他还作证道：“当时毛主席讲话时，没有一个干部退席，大家都很听毛主席的话。”(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7年5月27日)便是林希翎自己，也在北大的第二次发言(5月27日)中对第一次发言作了修正：“高级干部退出会场，这是指民革主持的会场上有高干参加，后来退出了会场。”(《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157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至于刘少奇的行踪，现有的材料轻易即可证实他确乎未曾出席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查《刘少奇年谱》，刘于2月18日离京沿京广线南下，4月14日才返回北京。此次，他率领一个调查组，沿途调查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五省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2月27日，也就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那一天，刘正在河北，考察那里的一个煤矿。(见《刘少奇年谱》，下卷，第386-39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当时，国内局势严峻，各种群体性事件频发。为了化解危机，避免“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中共正聚精会神研究“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此是高层的共识，毛泽东在京一连召集了多次会议大力宣讲此问题，刘则分工外出调查此问题，他们之间并无分歧。正因局势不稳，情况紧急，刘缺席最高国务会议，也就不难理解。
　　 对于麦氏立论更具决定性意义的一项观察，是他观察到苏共二十大之后，以刘少奇为首的高层试图削弱毛泽东的地位。麦氏细心探寻了中共“八大”期间诸种角色的不同“表演”，进而解读他们对毛泽东的真实态度。首当其冲的无疑是“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不曾提及，邓小平的修改党章报告也是如此。麦氏推测说，不提“毛泽东思想”，“刘可能确实想要削弱毛的地位”(第118页)。麦氏如此推测，一个重要的证据是“文革”间彭德怀的交代，彼时彭受审时承认：“56年开八大时是我提出(从党章中)划掉毛泽东思想的，我一提出就得到刘少奇的同意，他说：‘还是划掉的好吧!’我是反对个人迷信的。”(第119页)另一些证据则是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所谓“策略性”的表述。比如在回顾历史经验时，刘未曾提到“毛泽东道路”，而在“七大”上，正是他提出了“毛泽东道路”，此表明刘“没有把中共的胜利归功于毛”(第122页)，诸如此类。
　　 中共“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据现有史料，可以肯定，这是迫于苏共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压力，中共集体做出的高明应对。它强调集体领导，藉以策略性地否定中共存在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与其说损害了毛泽东，不如说保护了毛泽东;当然，归根结底保护了中国共产党。此件事上，不仅不能说中共高层是有重大分歧的，反而不能不说在“个人崇拜”问题上他们是团结一致对外的。
　　 不仅此也，麦氏举了彭德怀的交代材料，以说明刘少奇在不提“毛泽东思想”问题上，“起到了一种积极而重要的作用”(第121页)。然而，还有一份材料，就是刘少奇1959年9月9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述及“个人崇拜”问题。刘说，彭德怀“七大”时即反对将“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苏共二十大后，彭也是党内反“个人崇拜”的代表人物，反对唱《东方红》，也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而到了“八大”开会前夕，“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会讨论邓小平同志起草的党章修改草案，小平同志没有把那一段写上去，彭德怀同志就说，那一条为什么没有了?‘七大’党章有的啊，现在是不是要写上去啊，你们为什么划掉了?划掉了是不是外国人看见不好，中国人看见也不好?他主张写上。”(《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1967)》，第102页，1967年)可见彭“八大”时不仅不曾提出“划掉毛泽东思想”，反而是“主张写上”“毛泽东思想”。当然，彭“主张写上”“毛泽东思想”，或许意为“七大”时我主张党章不提“毛泽东思想”，你们反对我，现在证明你们错了，有本事你们这一次也别划掉啊!刘少奇的讲话说是邓小平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但邓是起草党章的主持人，代表的显然是中央的集体意见。至于刘少奇在不提“毛泽东思想”问题上的作为，材料显示，他并未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也就是集体附议而已。
　　 如“文革”史料掌握得足够丰富，也是可以厘清“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的真相。1966年10月18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10月20日，周恩来接见该校造反派代表，有代表提出：刘少奇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周回答说：“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没提毛泽东思想，是主席的提议，是针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主席说，不一定每一次开代表大会都提。你们青年人热情很高，但你们把问题想得太严重，你们不了解实际过程。”(见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数据库”)在后来的一次与某造反派的谈话中，周还说过，“接见工大，是因为刘少奇的问题，我请示了主席，我印象是很深了”(周恩来与哈军工“八•八”红旗战斗团的谈话，1967年11月17日，同上)。
不唯“八大”期间，即便是“整风反右”运动的整个过程，除了“冒进”和“反冒进”之争，中共高层并无其他大的分歧。开明的“松动”政策，毛泽东在大力倡导并且付诸实施，刘少奇、彭真诸人也是积极响应。

　　 三

　　 麦氏误读“整风反右”运动的历史，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作为“冷战”时期的一个“外人”，他昧于当时中国之情势，又欠缺对于毛泽东思想特质的整体把握功夫。但是，如从史料运用的角度看，则明显看到麦氏为他所掌握的庞大史料所误导。
　　 作为一个“外人”，麦氏难免见闻有限，虽多方搜求史料，所得多是《人民日报》之类的公开出版物，另加为数可观的“文革”资料。这样的史料来源，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相对丰富的“文革”史料，相当程度地误导了麦氏的探寻眼光，使其有意无意间以“文革”的“权力斗争”逻辑回溯历史，遂将“整风反右”的历史解读成了又一段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的历史。
　　 除此之外，麦氏亦为他所掌握的“反右”史料所误导。比如，“鸣放”期间有一种消息在流传，即所谓“党中央分裂了”“毛主席妥协了”之类。这样的消息，其实是谣言，当不得真的。谭天荣在他的鸣放言论里，曾不无忧虑地表示，“看来我们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谭天荣《第二株毒草》，见《原上草》)。林希翎鸣放中也曾说过，“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提出鸣放问题时有90%不同意”，“说明主席提出的方针阻力非常之大的”(见人民大学编《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第490页)。人民大学的一名助教也说：“毛主席的百家争鸣方针没有得到党内90%的高干支持，因而拿到群众中来让群众讨论支持。”(同上，第495页)如此理解毛泽东，效果是戏剧性的。那些鸣放者，尤其是那些遭受各单位领导压制的鸣放者，他们对党一腔忠诚，越鸣放越快意，越感觉自己的心和毛泽东的心是相通的。
　　 毛泽东的“自由化”形象同样震惊了苏共，令其深感不安。甚至是美国，也有一些人对此充满想象，《纽约时报》全文刊载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而且还发表文章说中国在施行“自由化”。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十分看重毛泽东的这个讲话，经慎重研究，杜勒斯最终认定对此讲话抱有幻想非常危险。针对苏美两方的反应，毛泽东稍后曾有一个评析：“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也不是没有见解的人，如杜勒斯听到我们的文章，说要看看，不到半月他便作出结论：中国坏透了，苏联还好些。但当时苏联看不清，给我们一个照会，怕我们向右转。”(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10日)。
　　 所以，党中央不曾分裂，党内“保守势力”“逼迫毛主席下台”云云，更属天方夜谭。但是，这样的谣传还在继续，终于被中宣部录进了《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陆定一将“简报”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批曰：“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4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待到《人民日报》“六•八”社论发表，风向陡转。许多鸣放者惊诧莫名，第一反应是：“毛主席一定不同意社论，社论搞错了。”(人民大学编《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第501页)有人更以“捍卫毛主席路线”的忠诚党员自居，公开反对“反右”斗争，断定“党中央分裂了”，“毛主席受到高级干部宗派主义的反对，这些高级干部想报仇，太不道德”，“毛主席妥协了”(《人民日报》1957年8月3日报道，又见许良英《关于反右运动的片断回忆和思考——纪念反右40周年》)。而且，这些“反对”毛泽东鸣放政策的“高级干部”，当时即有人认定是刘少奇、彭真诸人。钱伟长就说过：“鸣放搞不好，因为刘少奇到彭真这一条线是不主张鸣放的。”(《人民日报》1957年7月17日报道)
　　 “六•八”社论发表后，毛泽东又发表了经过修改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对此，麦氏书中称，“讲话”在国外受到好评，但在国内，“它的发表却使主席丢脸”，“现在，成千上万(也许是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知道了毛被迫退却，从根本上修改了不到4个月前他满有把握的主张”，“毛被迫承认刘少奇和彭真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第314页)。于此可见鸣放者的虚幻想象，如何严重地误导了麦氏，令其走上了“歧途”。
　　 前不久，85岁高龄的麦克法夸尔，应邀出席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会后，麦氏来到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以“海外中共历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为题作了一场讲演。谈及如何研究中共党史，麦氏认为，应该特别关注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尤其要注意对于历史细节的把握。
　　 麦氏还举例“说法”，大致是说，1957年中共曾在北京举行由党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这次会议留下了毛泽东与各位领导人的合照，唯独没有刘少奇，后来发现，刘当时去了上海，而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由此细节，可以判断，毛、刘二人对于即将到来的“反右”运动持有不同的看法。(见澎湃新闻报道)
　　 距离《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的出版，40年过去了，看来，麦氏大抵仍然保持昔日的观点，对那一幅“唯独没有刘少奇”的新闻照片，尤其“耿耿在怀”，兴味不减当年，大约他还在为自己当初的想象力自鸣得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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