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魏巍主编的《中流》杂志为何被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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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魏巍，图片来自网络）

2008年8月24日，走过88年生命历程的魏巍老人谢世。消息传出后，引起了诸多关注——网络关注的程度甚至超过了20日去世的前领导人华国锋。向一位逝去的老人恭致悼念，是人之常情，但对魏巍老人的悼念，却有了一番值得寻思的意味。
作为文学家，魏巍留给世人的作品很多，但广为人知的是那篇影响数代人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作为刻上毛泽东时代烙印的“战士”，晚年的魏巍一直是“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捍卫者，他主办的《中流》杂志一度影响蛮大。因此，概括地说，魏巍留下的遗产就是一篇文章和一本杂志。正是这样遗产，使人们在悼念他的时候，多了一份意味深长的情感。

一篇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

1950年，中国士兵以志愿军的名义开赴朝鲜后，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的魏巍立即向领导请缨，赶赴朝鲜前线。他“深入生活”深入到了战斗的最前线，与部队战士同吃同住，积累下大量的第一手素材。1951年2月魏巍回到了国内，调任《解放军文艺》副主编。之后，《谁是最可爱的人》诞生。
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高规格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毛泽东读后，立即批示“印发全军”，并建议其他领导人认真读一读这篇文章。从此，“最可爱的人”便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名词，也成为战士的代名词。后来，《谁是最可爱的人》入选中学课本，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也成为我们今天怀念魏巍的理由。
这篇文章在2007年的命运，为这种怀念添加了意味深长的色彩。这一年，《谁是最可爱的人》被排除于中学课本之外。
中学课本作调整，本不算大事，但由于魏巍本人所捍卫的毛泽东时代政治理论色彩，则放大了这一事件的视野。当年就有人欢喜有人忧，而魏巍的谢世，使这种欢喜或忧愁几近演变成为一种政治意味上的喧嚣。
名为“令狐补充”的网友认为，中学课本撤下《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明智之举。他说，这是一篇煽情和滥情之作，它对战争血腥的渲染、人类残酷的相互杀戮和为善施爱行为之间的巨大落差，仿佛说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而是人与魔鬼的决斗，其文学性的描写恐怕难以反映世道人心的本质。从文学的角度，如果说文章无意中揭示了人善恶的两面性，也显得肤浅粗疏，难免简单化之嫌。而且对于中学低年级学生的理解能力来说，这又未免过于乐观。而另一名网友则以谩骂方式予以回击，称该文为“歪嘴念经为蛊惑，邪肠放屁是毒诽。”更有人把此事上升到“社会地位和阶级立场”的高度，并以毛泽东所言“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作为立论根据。
太多的政治色彩，让一些人变得不厚道了。按照古人的传统，盖棺论定、善待逝者。魏巍也应当得到这样的待遇——拥趸者不妨消消火气，让他老人家走好。

一本杂志：《中流》
身为作家的魏巍，在改革开放后的年代里，尽管继续进行着长篇小说的创作，但他的关注点则更着眼于社会现实。他出版的《地球上的红飘带》影响有限，但他对时政的臧否则颇引人注目。
要臧否时政，就需要有自己的阵地。早在1980年，魏巍就与黄钢、姚远方等人联手，创办了一份《时代的报告》。由于编者有着“我们是在战争威胁的条件下进行四化建设的”心态，因而将“本刊的职责”作了这样的表述：
首先是提醒我们的读者，注意霸权主义者的扩张侵略与颠覆阴谋，剖析当前国际形势紧张局势继续加剧的根源，着力介绍国际间隐蔽战线反间谍反颠覆的斗争——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这样高的警惕性，则与改革开放后渐行渐近的“和平与发展”主题相悖——须知，这个主题的确立，是中国能够一心一意搞建设的重要指数。由于有着这样的警惕性，使这个刊物对文艺领域的一些作品进行上纲上线的指责。比方说，在创刊号上，“本刊评论员”就对当年引起争议的电影文学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提出了批判，并辅之以《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社会档案”？》的“读者来信”。当年国内外著名的关于电影《苦恋》的风波，就是该刊首先挑起的。
虽然我们对当年魏巍在这个刊物的作为不甚清楚，但从这份刊物对文艺界极高的关注度和他后来的文章看，挑起《在社会档案里》及《苦恋》风波，身为文艺界人士的魏巍当会身先士卒。
这种依然奉行毛时代思维方式办刊思路，引起了诸多的公愤，也引起了中央的注意。1982年，中央书记处决定整顿《时代的报告》。1983年，这份刊物被《报告文学》的名称所取代。魏巍等人被迫“下课”。
此后，继续拥有一块阵地，将毛时代的价值观继续宣扬下去，就成为魏巍等人的渴望。1988年，与魏巍成为同道的林默涵一起合作，在《光明日报》社分得了一块阵地，创办了《中流》杂志。
《中流》所承接的，依然是《时代的报告》的办刊宗旨。毛时代的话语霸权体系，在这里依然奉为圭臬。魏巍、林默涵两位主编及其编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国事，充满着焦虑；对冷战终结后的世界缓和局面视而不见，依然以警惕的眼神打量着进出国门的外国人，并由此推及该国“亡中国之心不死”的种种迹象，犹如堂吉诃德对风车的虚幻。因此，他们对邓小平所言的“不争论”置诸脑后，着意挑起一场又一场的争论，以扩大“要继续革命就要批判修正主义”的思维理念。
魏巍由此而成为一面“旗帜”。他的《警惕“四化”危险——在〈中流〉创刊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女娲补天》、《在新世纪的门槛上》等一系列文章，迅速引起思想理论界的关注。
无论是对魏巍本人，还是对魏巍观点的拥护与反对者来说，《在新世纪的门槛上》都被视为一篇重要的文章。我当年读完这篇文章后，毛骨悚然到竟然生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惶惑：到底是魏巍的眼光出了问题，还是我辈所感受的为绝大多数人所拥护的改革开放政策真的有问题？
在这篇着重论述修正主义的表现、根源的文章中，魏巍肯定了20世纪是“一个伟大而辉煌的世纪”，“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无可置疑”。同时，“世纪末的悲剧”也让他扼腕。他说：“一个建立起社会主义数十年的国家，竟然会遭逢资本主义复辟的命运，这是出人意外的，甚至是一般人想也没想到的。能够清醒地看到这种危险的，只有极少数人，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毛泽东。他远在1956年就预见到了这种危险的萌芽，并起而抗争，这就是为期十年的中苏论战，也就是那场著名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今天回头看来，这场斗争的意义是何等重大何等深刻呵！”而如今，中国就面临着这样的局面，魏巍以“能够清醒地看到这种危险的”“极少数人”自居，大声疾呼反修防修。
200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前总书记江－泽－民著名的“七一讲话”，包括魏巍、林默涵在内的“一群共产党员”，以《七一讲话”是极其重大的政治错误事件》为题，上书中央，以罕见的口吻质疑，“共产党的总书记到底代表谁？”并指责“七一讲话”所阐发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违反了党章的基本原则和规定”，“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是带头破坏党的规定”。
而在此前，《真理的追求》和《中流》遥相呼应，就私营企业家能否入党问题，反复、连续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加以剖析，阐明了不能吸收私营企业家(资本家)加入共产党的理由。2001年7月出版的《中流》杂志上，更是将给中央上书的主要内容以文章的方式公开刊登。
魏巍此举，再一次让他的主编生涯画上了句号：2007年8月，《中流》宣告停刊；而《真理的追求》杂志则在数月前终结。
魏巍也不放弃，继续走。网络的媒介成为这位81岁高龄的老人的新宠。他的文章频频传到网上；“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使这位老人再一次找到了主编的感觉。他就这样在网络中“冲浪”着，直到生命的终点。
也许还应当说上一段与此相关的饶有趣味的插曲：当年任新闻出版署署长、前《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杜导正，批准了《中流》的创刊，并同意拨付20万开办经费。而1991年杜导正从新闻出版署引退后创办的《炎黄春秋》，其办刊宗旨则与《中流》截然不同。这两家刊物时有交锋，结局也大相径庭：《中流》只有一轮的寿限，而《炎黄春秋》今天还在走。

喧嚣的告别仪式

一篇文章和一本杂志的命运，让魏巍走后依然众说纷纭，也使他的告别仪式的政治色彩淡化了应有的悲哀，“继承遗志”的昂扬弥漫于八宝山告别室内外，“向魏巍同志学习，向魏巍同志致敬，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地思潮终涌动，中华山花烂漫时”的留言，成为这种昂扬情绪的写照。而悼念厅外，两位男生拉起的“最可爱的人，永垂不朽；最可耻的人，虽生犹死”的一条长长的横幅，则令人迷惑：最可爱的人是魏巍，那最可耻的人是谁呢？
在现场发放的描写魏巍生平的小册子的最后这一节，写到了这位老人的一个故事：今年8月9日，已经住进医院1年，病重的魏巍从昏迷中醒来，看到了床边的小孙子，他似乎觉得头有些昏沉，对孙子说：“抱着我的头摇一摇。”他想让自己清醒一下，孙子抱着他的头轻轻地摇，魏巍交待给孙子一句话：“我交待你的只有一句话：继续革命，永不投降！记住没有？”孙子说记住了，爷爷让孙子连续说了3遍“继续革命，永不投降！”孙子说到第二遍时已泪流满面。
这位因《谁是最可爱的人》成名的人，临终仍然觉得自己没有离开过战场。
现在，八年快过去了，想必您老安歇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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