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为平：复旦大学八·六斗鬼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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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为平

　　在《冤有头，债有主。从三十七年前一份道歉书看真实的文革》和《我对将12月26日法定为国家纪念日的看法》里，我已经说到过1966年复旦大学八·六斗鬼风，并说“其残暴情景大家在反对文化革命的电影里都可看到。不同的是，暴徒并不是造反派，正是后来被我们称为老保的人。当时我们头上有几顶帽子，作为学生不被送入牛鬼的队伍已是大幸了。”现在就来讲讲这次斗鬼风的前因后果。

　　说来话长，那得从北大的四清说起。1964年，北大四清，以陆平为首的北大党委倒了。我们都一无所知，还被蒙在鼓里，但复旦党委紧张得不得了。他们决定采取对策准备应付可能到来的复旦四清。那个时候，复旦党委书记还是杨西光。第一副书记就是我在《从三十七年前一份道歉书看真实的文革》里提到的陈传纲，没有实权，但在王零之上。而王零在复旦掌握着几乎全部的权利，只受杨西光节制而不服于陈传纲，所以陈传纲什么都插不上手，两人的关系很紧张。杨西光还兼着上海的教育卫生部长，1965年柯老逝世后，陈丕显当上了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当上了上海市长，杨西光当上了上海市委候补书记，他把教育卫生部长让给常溪萍，为缓和王零与陈传纲的矛盾，他把陈传纲调出复旦当高教局局长，杨西光自己也不再当复旦党委书记，让王零当上了复旦党委代理书记，但是复旦的一切都还通过他的姘头季宝卿控制在他手里，他跟季专门拉了直通电话，有什么事都通过季汇报和传达。所以对于季宝卿这个八年前的普通学生，现在由于当了杨西光的小蜜而混入党内成了党委常委的荡妇，连王零也得一切听她的，因为她的话就是杨西光的指示。

　　他们采取的第一件事就是紧急提干。因为北大四清中发现干部队伍中大多是出身不好的人。而我们复旦也一样。我们物理二系（原子能系），说起来是保密系，尖端科学，政治要求高，也不怎么样。但比其他系要好一些，有一个政治指导员可谓根正苗红。他老家在山东出身贫农，1948年时才12岁，就由他们的村长把他们农村的12岁以上的男孩子全部带着跟着解放军南下了。1949年到了上海，才13岁就是南下干部了。因为年龄太小，为了培养他，党把他送入学校学习，后来到了复旦，毕业后留校成了政治指导员。本来也就是一般的政治指导员，此时因为系里干部队伍中出身好的就只有他一个，还有一段光荣历史，就紧急把他提拔为总支代理书记，正式书记还是原来的钱孝衡。可是，有的系实在连一个也提不出，党委临时抱佛脚都没有办法也只好算了。最典型的就是外语系。

　　1966.8.1. 外语系三年级孙月珠等六个学生贴出了大字报《一问校党委》就这个问题向复旦党委提出质疑。受到了学校造反派，也包括一些出身不好的或者后来据说出身不好的赞扬。这张大字报贴出后据说复旦党委“头痛得不得了”。因为他们把外语系的干部队伍的家庭出身全都开列出来了，从总支书记、副书记、总支委员、支部书记、副书记、支部委员、各党小组长，一直到各个班的政治指导员，家庭出身一窝黑。不是地主的子女，资本家的子女，反革命的子女就是右派（即高级知识分子中要求结束共产党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建立成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又只能是殖民地的那些人）的子女。这儿要说一下，在高校，干部队伍虽然出生大多不好，但是富农和坏分子的子女一样看不起的，就是小地主也往往看不起。他们看得起的是解放前社会上层分子，即现在自封为社会精英的那类人。反革命子女大多也就是国民党或日伪统治时期的官吏的子女。

　　有些人说，造反派大多出身不好，反对阶级路线，这不是事实，我们也是讲出生的，只是不像后来保守派那样极端，这张大字报就是例子。外文系三年级那张大字报的作者出生都很好。复旦造反派中胡守钧等人最被说成出身不好，当时也极为赞扬这张大字报。他们贴出大字报《复旦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处于十字路口》，批评党委指导的方向，而把外文系这张大字报作为正确方向的代表。在那时，复旦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两张大字报。对于《一问校党委》复旦党委没人出来回答。只是在私下里让政治指导员等人非议，说这是唯成分论要重在表现，还有人以当初革命年代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出身大多不好作为依据。这种议论受到了造反派的公开反驳，造反派在大字报里说，难道工农出身的表现都是不好的？难道只有出身不好的表现才好？你们说我们唯成分论，可你们一窝黑才是唯成分论，是唯反动成分论，解放前，那时工农子弟被排斥在教育的大门外，正因为如此，那时学生的出身才大多不好的，不少学生参加革命，才造成共产党员中有不少人出身不好，他们参加革命背叛了家庭，现在那些干部有哪些行动说明已经背叛了家庭？解放已经十七年了，不少工农子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可你们还是光提拔出身不好的就说不过去了，难道出身好的就一个也选不出来？对此复旦党委无言以对。

　　——不过在当时我们绝大多数人还不是要打倒党委，而是要党委好。不少人也包括我，极其幼稚地认为，或许党委中只是有牛鬼蛇神，其他人只是一时犯了右倾错误。

　　有人说造反派大多出身不好，和五七年右派差不多——这不是事实。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有不少工农子弟起来贴大字报，是因为在学校里受过一些歧视，尤其在六一、六二年。我们物理二系在六月中旬有个“二系事件”——这是复旦最先发生的学生造反并被镇压，就是三年级一批工农子弟因受过歧视最先起来贴复旦附中校长大字报引起的。还有上面例子，批评党委重用提拔的干部大多数出身不好——这些都不是五七年右派所愿意干的。

　　第二件事是他们大肆攻击复员转业军人，坚决不要派转业军人到学校来。原因就是北大党委的倒台相当大程度上是被复员转业军人整垮的，王零就是这样说的。他还说：“好人不复员，复员无好人。现在的兵都是和平军。”——和平军，这是双关语，其他地方的人可能不懂。他一是说复员转业军人没有打过仗，另一方面，抗战时，汪精卫在上海搞的伪军就叫和平军，出于对转业军人的敌忾，就把他们比作伪军。其实王零自己也是个转业军人，原在新四军当参谋。至于王零等人为什么那么恨转业军人，北大的复员转业军人又为什么那么恨北大党委，我没有到北大去调查过，究竟如何得由北大的人来回答。文革中在复旦里一般是这样说的：这些军人大多数是转业军人，少数是复员军人，在部队里，有的是政治指导员，有的还是教导员，营级干部，至少也是排长。党把他们送到大学里来，原来是为了加强政治工作，换句话说，他们最起码得当学生的政治指导员。可是北大党委却让他们当了勤杂工。开始他们反正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工作还很积极，但是不久就发现不对头，他们在学校里受到了白眼。后来他们知道了最初派他们到学校来是为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就十分不满了，认为党委有问题。原来不能发泄，四清一来他们就当上了四清积极分子，和其他人一起，把北大党委搞垮了。——这些我们一直到复旦党委垮了以后才知道。当然受到了我们批判，我想这也不是五七年右派愿意干的。

　　第三件事就是他们准备了一份四百多人的黑名单。并派遣了一些特务暗中盯着这些人。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记他们黑帐，暗中收集他们的材料。1966年六月初王零总结的复旦大学唯一没受学生冲击的三条经验之一就是：当洪水爆发时，你要让洪水不致淹到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另一个地方，掘开堤坝，把洪水引到另一个地方去。这在那以前他们已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了。于是按照这个经验作了这个准备，以应付四清，让那些人来顶缸。如果以后四清清到了我校，就让那些特务以个人的名义出来，分期分批地揭发他们事先准备好顶缸的人，把他们揪斗一下，来应付四清运动，使四清走过场。本来如果别人有什么错误，作为政治工作者应随时发现随时纠正。可他们却在暗中干这些名堂。而且有的实在也说不上是什么错误，还有歪曲造谣，无限上纲。

　　毛主席称之为“打击一大批，保护一小撮”。不过话也说回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无罪的或罚不当罪的，但不是文革的主要对象。也确实有不少人只是复旦领导看不来的人，他们也可乘机排斥打击异己。

　　可是复旦没有四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这时他们这份名单和所搜集材料就用上了，这些人果然一批批地抛了出来，也果然转移了斗争大方向。这对我们并不是毫无影响，但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会感到不对味，与中央精神不合，起来质疑。他们就说我们是包庇牛鬼蛇神，还有什么右派分子、活跃分子、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

　　文革中我们所以会成为造反派，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认为领导在“转移斗争大方向”。也正如此，后来有人会说我们是在包庇牛鬼蛇神，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阻力”。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就是天生地有那么高的觉悟，一眼就看出了党委的做法不对头。这需要一个过程，一个痛苦的过程，还有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教育，如果说他们的做法一开始就不起作用那是说不过去的。我们几次被他们赶到了他们给我们设定的路上去，到八月才大致摆脱了他们的控制。——这儿说的是大致，下面就会看到，八·六斗鬼风对我还是有一点点作用的。

　　八月初造反派贴出了大字报，旗帜鲜明地提出《复旦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王零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复旦党委错误严重》，要求复旦党委回到中央指出的道路上来。复旦党委不予回答，通过各级领导直到政治指导员给我们施加压力，暗中给我们记黑帐，在同学中制造舆论，攻击我们是右派翻天，危言耸听地说五七年右派就是这个样子，还有什么五七年那个系那个年级百分之三十九的学生被划成右派。其实五七年右派倒有人指着工农出身同学的鼻子说：“这儿是高等学府，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王零暗中还放言，现在在外面跳来跳去的就是这些人，让他们放，让他们跳出来，民主再发扬两个星期就收网。

　　毛主席于1966年7月份回到北京，说看到北京运动冷冷清清，许多学生受压，白色恐怖，心里很难过。接下去就是周总理等到北京的一些大学里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平反。中央文革自然也参与的，江青等都发表了讲话。刘少奇说了如：“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等讲话，也承认运动中有错误。

　　有的学生和教师社会联系比较广，收到了北京来信，这事就在复旦传开了。复旦党委通过政治指导员等散布流言，说这些都是谣言，要大家不要去听。有两个教师把这样的消息以大字报形式公布了出来。因为据说这是谣言，所以一开始他们大字报的标题就叫《都来看谣言》，后来感到不妥，又改为《推荐北京一封信》。

　　如果说师生中尚有不少人从北京得到了这一消息，那么说复旦党委不知道这个消息是骗不了人的。现在谁都会明白，他们显然是想对学生封锁消息。但是纸包不住火，谎言是不能持久的，不久，中央有指示，向师生传达北京的情况，从周总理、江青到刘少奇的讲话都要传达。复旦党委不能抗拒。但是他们选了一个最合适的时机。大家可以去翻一下日历，我想我决没有记错。1966年8月5日是星期五。他们特意选了这天的傍晚五点钟才开大会向大家传达文件，传达完已经很晚了，接下去各班的“讨论”又由指导员和后来被我们称之为保守派的人控制了会议。第二天是星期六，下午大多数学生就要回家，所以他们只要熬过第二天就可以了。对此他们又有精心的布置，那就是八·六斗鬼风。

　　他们必定又是连夜行动，不给我们一丝时间去考虑中央的精神以及如何贯彻中央精神。

　　第二天一早，我才起来就听到复旦大学横贯东西的主要大道，我们称之为南京路，其北面的操场上十分热闹，该操场的东面是学生宿舍八号楼。我急忙赶到那儿，那儿已经到处是人，斗鬼风已经开始了。所有的乒乓桌现在都改成了斗鬼台，桌上站着好多个后来被我们称之为保守派的人，还有一两个牛鬼在那儿跪着，多的跪着三、四个。正是盛夏，不少都是汗流满面的，手里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某某分子某某某。乒乓桌周围围满着人，我来得晚只有站在外面。那些牛鬼被反架着手，在他们背后的保守派则正在对他们拳打脚踢，有的还用手揪着头发。

　　我看到的这些牛鬼大多是学校里的教授，应该指出并不都是无罪的，很有一些的确罪行累累，所以即使我在后来反对这场斗鬼风，当时也确实对他们充满了愤怒的情绪。可惜我现在记得名字的只有一个黄有恒，其他的人都记不得了。至于那些正在对这些牛鬼拳打脚踢的人究竟是不是真的对他们的罪行感到愤怒，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管他们是否真愤怒，现在他们最主要的是需要。

　　我走到了黄有恒那边，因为保守派正在大喊：“大家看到了，这就是《王若飞在狱中》里说到的出卖王若飞的大叛徒黄平”。这使得我不能不先去“照应”他。对于叛徒我历来就十分愤慨，现在也是这样，将来也不会变样。尤其听到是出卖王若飞的大叛徒就更不用说了。那些保守派一边用拳头打，尤其是站在后面的那个用脚在踢他的头，另一方面说：“叫他交待他的罪行。”

　　就是在这次我还听到了这样的事，那就是黄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并没有找到他的任何参加共产党的依据。党组织知道了，就去找宋庆龄，请她设法营救。黄平原来就有身份，宋庆龄赶到国民党那儿，说他不会是共产党，不料他已经自首叛变了，不但供出了自己是共产党员，还出卖了王若飞同志。这使得宋庆龄反而处于被动地位一时无话可说。这些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复旦党委决不会对我们说的。据说现在有人为杨西光、王零评功摆好，说他们保护了知识分子，大概这就是一例。要举这样的例子总是举得出来的。但是现在洪水漫了上来，眼看就要淹到自己了，他们就顾不到他们了。按照王零总结的经验，必须把洪水引到别处去，别的人也许不能把我引走，但是像黄平这样罪恶累累的大叛徒揪出来，怎么能使我不把愤怒宣泄到他的身上呢？那些保守派原来也不可能知道，因此这场斗鬼风必然是自上而下精心安排的，决不是群众的自发行动，只能是党委一手导演的，他们告诉了保守派，叫他们去揪斗他们。党委垮后他们自己也供认了。

　　那些在台上的保守派对他拳打脚踢，台下紧挨着乒乓桌的人也在对他挥拳大打出手。接下去，他们说要黄平交待罪行，问黄平，还出卖了哪些人？黄平说：“还有周恩来”“什么？你把周总理也出卖了？！”接下去又是一顿拳打脚踢。“你又出卖了谁？”“还有刘少奇”“什么你把刘主席也出卖了”又是一顿拳打脚踢。有人可能要问：“那时你在干什么？”我的回答是：“我在喊口号。”确实，我只是在保守派引导下，跟着他们高举着拳头喊口号，至于打人，先不说我会不会打，至少那时我连打人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们只是在外面，根本近不了他的身。在那个时候，大概只有保守派才有资格靠近他。如果问我，对保守派打人是什么态度，我的回答是没有态度。这也是事实，那时我已被他的罪行激怒了，根本就没有去想打他应不应该。至于问我如果有机会靠近他会不会打他？我的回答是大概不会，因为我历来没有打人的习惯。后来我还到其他几个斗鬼台去，也靠近过一些罪行累累的牛鬼，但是都我没有出手。当然，如果在解放前，我有机会在王若飞身边工作，看到王若飞被叛徒出卖，那时我如遇到黄平会不会出手打他就难说了。

　　一顿拳打脚踢和交待以后，保守派们就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墨汁，在他的衣服上写字，大致是打倒大叛徒黄平之类。又在脸上画花脸。多余的墨汁则从他的头上倒了下去。又拿出了准备好的浆糊，在他的身上贴上了写了各种字的纸，最后，也把多余的浆糊从他的头上倒了下去。然后，拉他出去游街。一伙人拥着他高呼着“打倒黄有恒”一边打一边赶着走。

　　我没有跟去，因为还有许多牛鬼正在批斗，这些人大多我不认识，其中有一些也是罪行累累的，至少保守派们使我认为他们是罪行累累的。我也在一边高呼着口号。那天所有的牛鬼中黄有恒可以说是“主角”，因为除他之外没有人有机会犯下出卖王若飞那样的大罪。所以后来他的名声在复旦就飞扬起来，成了人人知道的人物。也正是这个原因，至今我记得名字的只有他一个。对其他人大致也是差不多的斗法。拳打脚踢加上墨汁浆糊然后去游街。复旦党委倒后，黄有恒被中央叫了去交待揭发问题，所以也轮不到我们来批斗他。当然，他如在我们肯定也要批斗的，但绝不可能打人，其他罪大恶极的牛鬼我们都没打。还有我们决不可能把他当作批斗的重点对象，因为中央的政策十分明确，他不是当权派，自然不可能是运动的重点走资派。可是后来保守派居然会说我们是包庇牛鬼蛇神。再后来说暴行都是我们搞的。

　　但是另一些人我的确没有那么愤怒。有一个乒乓桌上跪着苏步青，也是高举着牌子，也是拳脚相加，但是平心而论，没有黄有恒和其他罪行严重的受的那么多，但也够呛了。我去时苏步青正在交待问题，说：“我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保守派不满足，说：“叫他交待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可是苏步青还是说：“我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保守派又说：“不老实，叫他交待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可苏步青仍是说：“我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始终不愿意承认反对毛主席。

　　如果说在复旦谁最先起来批判苏步青，说不定是我。因为在六月中旬我就在我们系里贴过他一张小字报。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先我贴过他的大小字报，如有人在我先，我绝不敢争功。但是如果没有人先于我，那么我也决不推诿“最先迫害苏步青教授”的罪名。但是我一直认为他是有资产阶级思想，至于说反对毛主席，那就觉得大概不会吧！所以真的苏步青被揪出来了，我一点热情也没有。我只是在听保守派揭发，听苏步青交待。想看看究竟他有没有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可是保守派没有揭发出任何反对毛主席的事实，而苏步青也始终不愿改口。最后我又被引到其他地方去了。后来我多次把保守派批斗苏步青的情况跟别人说，实际上是对他们的讥讽。

　　复旦党委倒了以后，我们没有批斗苏步青，数学系的造反派有没有批斗他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肯定即使批判了他也不会打人，尤其不会把他作为文化革命的重点对象。工宣队进校后，对苏步青进行了批判，——注意是批判不是批斗，这两者是不同的。重点批他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还有说他的数学脱离实际，据说：说不定两百年以后才会有用。其中“芬斯拉空间”全世界只有十个人才懂。现在中学里学的几何，叫做欧几里得几何，原来都是当作绝对真理来看待的。但是其中第五公设数学家们总觉得有问题，希望能够证明它，使它不再是个公理，而是个定理。可是总做不到。有个叫罗巴契夫的就作了一个不同的假设，想从反面证明它是不是个公理，如不是公理就会出现矛盾。结果出现了一个罗巴契夫几何，一个和我们在宏观世界里看到的完全不同的几何学，类似原因另外又出了一个黎曼几何。在十九世纪的数学家眼里，这除了证明第五公设是公理外，不过是个逻辑游戏而已。可是在二十世纪居然发现在超宏观和微观世界适用的是这两个几何，这一下，许多数学家就开胃了。他们假设了种种和现实完全不同的公理，搞起了各种各样的“空间”和“几何”，然后就算是自己的领地。尽管现在根本用不上，但谁能保证两百年后没有用处呢。早就有人说这种数学脱离实际，可苏步青说：“不怕脱离实际的跟我来。”

　　工宣队领导下对他的批判总的来说是完全讲理的。既没有打他，也没有挂牌子、戴高帽子、游街之类。允许他讲话，没有强迫他承认反对毛主席

　　从这个方面来说，保守派批斗苏步青完全失败了，苏步青取得了胜利。但是复旦党委叫保守派批斗他，并不是真的要打倒一个反对毛主席的教授，他们的目的也部分地达到了，此时，我的注意力就从昨晚才传达的中央精神转移到苏步青是不是反对毛主席上了。所以如果说他们捣鬼一点不起作用，那也是言过其实的。

　　苏步青也表示服了工宣队领导下的批判。我看工宣队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并收到了好效果。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得到过苏步青颁发的数学竞赛决赛权的，虽在决赛中败了下来，但在上海是四百个人之一，大概也可以算是学好了数理化的吧。可是到了四川南充地区农机厂就没有多大用处，还要说“走遍天下”呢？还有全国大多数人首先是要吃饭的，如果按照“不怕脱离实际的跟我来”，大学生都跟着他去研究只有两百年后可能会有用处的东西，现实的吃饭、工业的发展、国防等怎么办？苏步青在经受了批判后，不再去研究他的什么“空间”，而是到了上海的江南造船厂去搞放大样，并取得了成就。看来当时苏步青教授是有进步，并为国家做出了贡献的。

　　可是后来改革开放，报上忽然出了一篇文章，说：“四人帮”就是不让苏步青搞数学研究，可是苏步青教授就是不服气，跟“四人帮”斗争，他们不让他研究，他就到造船厂去搞放大样，取得了成果。谁都知道，这儿点的是“四人帮”，实际是在说文化革命。但是我可以说，我从来就没看到，无论是“四人帮”还是其他文革派，都没有说不准苏步青研究放大样，也没有看到苏步青作过什么斗争。相反如果不是给他提供条件，他不可能到船厂，也不可能研究什么放大样的。这样的批判，用现在流行的港台语言来说，完全是在“作秀”。

　　这斗鬼进行了一个上午，我的注意力完全被转移了。到了下午大家就要回家，似乎经过一个星期天，昨天传达的中央精神就要冷场了。可是实际情况没有按照复旦党委的如意算盘转。当我离开斗鬼场准备去吃午饭时，看到在南京路上有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斗鬼风从何而来？》文章不长却尖锐地指出，为什么早不斗晚不斗，昨天才传达了中央精神就出现了斗鬼风，指出这场斗鬼风完全是预谋的，目的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把大家的注意力从中央精神移开。看了这张大字报我豁然开朗，立即觉得自己是上当了，被转移了注意力，而且马上想到下午大家要走，这不是要使中央的精神冷场吗？许多人纷纷起来对这次斗鬼风进行了质疑，保守派们就说我们反对斗牛鬼蛇神，包庇牛鬼蛇神，是反对文化革命，专门反党。

　　也在这时，我听说这次斗鬼风所斗的也不仅是老教授，还有不少青年教师，后来知道其中不少就是在文革前就进入了黑名单的。这些青年教师也不都是说过什么错话的。有个数学系的年轻女教师，她当过我们的数学指导老师，我觉得她人很好，对我们很负责。但是这时听说她被斗得很厉害，也被打得很厉害，也不知道是什么罪名。不过后来才知道她实际是因为当了造反派。回想起来觉得，她不当造反派才怪了。那是在文革前，我们都是乖娃娃。曾经有一个大右派叫杨烈的给我们当外语教师，工作极不负责，我们都很不满意。有一次上课时间已经过去一半，他还不来，我们只好去找他，原来他竟忘了，等到他到课堂时下课时间已经到了。——在现在这大概不算什么了，有的学校收了学生的高学费，却不认真教，有的教师光知道去挣外快，甚至班级都散了。可在那个时候，大多数人工作都兢兢业业，就是工作不努力的也不能作得太过分，因此这是极严重的事。后来我们把这件事跟那位女教师说，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她竟然说：“你们为什么不罢课？你们罢课领导上绝对不会说你们的，只会批评处分他，那以后他教书也可以尽心些。知道你们不是好欺侮的。”我们听了都很吃惊，罢课？！解放了还罢课？！我们都不敢想象。但是仔细想想她说的的确有理，而且也的确完全是为我们着想。不过我们虽然敬服她，却没有这个胆量，那时我们都没有造反精神。可是到了文革，她居然上了斗鬼台，还被打得很厉害。复旦党委垮后，我很想见见这位女教师，听说她是平反了，当然是造反派替她平反的。我想问问她，当是究竟给她加的什么罪名？还有挨打情况，可是一直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文革中，教师和学生比，一般不能不更多顾虑。中央后来有明确规定的“坚决不整学生”，即使如此挨整的事还层出不穷，但一般来说，在中央明确规定以前，还是要比教师处境好得多，可教师就没有这样的保护伞。

　　下午，保守派就押着牛鬼蛇神（包括真的和假的）去劳动，手里拿着鞭子，一般是一根树枝。制造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劳改队”，叫一个牛鬼领头高举着牌子，而他们在后面赶着。真的就像赶牛那样，看不顺眼就抽几鞭。一路吆喝着。在复旦究竟有多少队“牛鬼蛇神劳改队”我们也没有统计过，但在那时，复旦校园内是到处可以看到这类“劳改队”的。

　　下面我就又要提到那个笑话了。那些男老保在牛鬼面前自称老子，而女的呢？大概她们觉得自称老子不好吧！就自称老娘。——可她们只是一些二十左右的大姑娘呢！牛鬼们也不由得笑了，她们训牛鬼：“笑什么”。我们在旁边看到了也禁不住笑了，她们又说我们是与牛鬼不划清界限，帮牛鬼说话，包庇牛鬼蛇神。据说女性都是柔顺的，但是在她们身上我看不出一点温柔来。行凶打人她们一点不比男老保差。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些年轻姑娘成了野兽。人上一百，五颜六色，也许有些人早就是生性残忍的了，现在给了她们机会得以发泄出来。

　　以上大致就是斗鬼风的情况。局势并没有按照复旦党委的设想发展，斗鬼风只起了一时的作用，就是一开始在造反派里也有少数人并没有被他们迷惑，并使得我也很快清醒过来。我们并没有带着斗鬼风的影响回家过星期，也没有忘却中央的精神。相反这次斗鬼风倒使我们更加觉得党委在坚持错误，我们是带着这样的观念回家的。七日星期，八日大家都回到了复旦。复旦党委的棋虽然没有起到原定的作用，但是他们的棋是一步紧扣着一步的。突然提出要下乡劳动。我们都知道这是什么棋，我和我的亲密战友 Z商量了一下，觉得不下乡不好，会说我们不愿意参加劳动，但都去了复旦的文化革命不是停止了吗？于是决定去一个、留一个，最后是他去劳动而我留在复旦。许多造反派都是这样做的。保守派也就留了一部分下来，所以也不好对我们说什么了。1966年8月8日，正是党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日子。复旦党委自然消息灵通，很快就知道了，知道其中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于是很快就出来对八·六斗鬼风表态，大意是这次斗鬼风好得很，“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同时又说要注意斗争的方式方法，要大家讨论，究竟是文斗好还是武斗好。一时间复旦校园里到处出现了所谓的“讨论”大字报，自然一片声地“主张”文斗。如果以为这是对八·六斗鬼风中的残酷武斗进行反思那就错了。不是已经定了主调了？“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我们一直在追究“斗鬼风从何而来”，就成了不是革命学生，反对革命行动了。

　　——本来文斗也好、武斗也好都是他们搞的。由于我们一直在追究“斗鬼风从何而来”，对这样的“讨论”根本就不感兴趣，对八·六斗鬼风我们是从根本上反对的。虽然其中有的人我们也认为是牛鬼蛇神应该批斗，但是这次斗鬼风的真正目的却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叫我们讨论“文斗好，还是武斗好”，实际上已经拿一个圈把我们套住，要我们肯定这次斗鬼风，并且把精力去讨论文斗、武斗上。而用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一句话来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当时我校迫切需要解决的正是这个首要问题，我们的精力正放在这个首要问题上，就是说学校里谁是革命的主要对象偏了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去作斗争方式的讨论实际就是说不必再解决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个首要问题，反正他们已经给我们指定了，斗鬼风中批斗的对象都是革命的主要对象，以后就按他们所指，对这些人进行斗争好了。不久《十六条》下来，大概就是八月十一日吧，这下他们就似乎已经胜利了，因为《十六条》里明确地写着“要文斗，不要武斗”于是他们就给我们强加一条罪名，说我们“主张武斗”。——我们什么时候主张过武斗？可是不由分说。既然在“文斗好，还是武斗好”的“讨论”中我们没有参加，那就是主张武斗，罪名加上再说。其实武斗正是他们搞的。他们真正搞武斗的倒不受指责。好像当初打人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我们一样。“要文斗，不要武斗”原本是中央提出的，他们是事先知道中央精神后才开始在复旦“讨论”的，也没跟大家说这是中央精神，而是作为他们自己的发明创造，这完全是一种剽窃行为。还拿来对我们进行诬陷。

　　自然《十六条》极大地鼓舞了我们，文件提出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尤其是赞扬了“一大批过去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当然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这次革命的主要对象，再一次解决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问题。可是这一切他们都不管，他们只抓住“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七个字。谁反对他们这样割裂《十六条》，他们就给谁加上一个“主张武斗”的罪名。不久以前自己还残暴地行凶打人却不提了，好像压根儿不存在。至于八·六斗鬼风还是被他们赞扬为革命行动。

　　几十年来我可以说看够了这种手法，每次中央文件下来，其反对者往往都采取这种手法，把绝大多数内容丢在一边，只抓住几个字大做文章，而这几个字其实也是他们反对的或破坏的。最典型的就是周总理作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他们只抓住“四个现代化”五个字大做文章，其余的全抛弃了。谁如不赞成他们的做法，不由分说，一律加上“反对四个现代化”的罪名。现在已是2004年了，究竟谁破坏了四个现代化谁都清楚了。

　　由于《十六条》归根结底是对我们有利的，极大地支持了我们，所以下乡的也很快就回来了。

　　接着复旦党委机关报——由于一直起着转移大方向的指挥棒的作用，也一直是我们批判的重点对象——有两个人从里面造反出来，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坚决罢掉复旦党委的官》揭露了大量内情，复旦造反群众群情激昂，虽然对是不是该提罢官上还有不同意见，但是现在大家真正地都把矛头指向了复旦党委，指向了王零，已经不仅仅认为复旦党委仅仅是右倾的问题了。造反群众原来就成立了不少战斗组，此时联合成有十五个战斗组组成的联合战斗组。很快又发展到二十五个，并继续迅猛增长，由于毛主席肯定了红卫兵，《十六条》里也肯定了红卫兵，所以我们就开始筹建红卫兵。同时有人提出要上京告状，造反派们纷纷解囊募捐让他们做我们的代表上北京。先是《孙悟空》战斗组把复旦的大字报贴到其他高校去，1966年 8月15日我们走出校门进行了第一次大串连，一共60人，我和我的亲密战友都参加了。这一天我们上午出发走了不少学校，在各校看了大字报，和那儿的学生进行了交流。本准备回校，由于上海戏剧学院还把学生关在学校里，我们就决定去戏剧学院，有一人有事离开，实际参加者59人。到达时已经十六日零点了。在那儿受到了两个半小时的围攻，也受到受压制的学生恋恋不舍的欢送。第二天我们把在戏剧学校里受围攻的情况写成大字报贴到了各高校。1966年 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复旦进京告状的红卫兵代表在周总理的安排下，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毛主席走过来跟他们亲切握手。他们马上打电报到复旦，复旦沸腾了，当晚我们就到上海各高校去报喜。共计 200余人，一直报到上海戏剧学校，那已是19日凌晨了。这是第二次戏剧学院大串联。等到我们一觉醒来，不久以前还在说红卫兵是反动组织的保守派，已经宣布为“复旦大学红卫兵大队”，并得到了上海市委的承认，他们倒成了正统的红卫兵。第二天，1966年 8月20日我们筹建的红卫兵正式宣布成立，为了与保守派作一区别，我们自称为“红卫兵（造反派）”，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造反派”，很可能就是全国“造反派”这一名称的出处。接下去大概 8月22日报上肯定了扫四旧行动，这方面的情况见我写的《冤有头，债有主。从三十七年前一份道歉书看真实的文革》，我们没讨论出结果来，而伪“红卫兵复旦大队”一下子就去了，并且给我们加上了“反对扫四旧”的罪名。 8月24日从北京传来消息，毛主席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复旦又一次沸腾了，与全国性大串连的同时，各地造反派决定采取共同的名字，复旦红卫兵（造反派）于是也改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八·一八”由于毛主席不同意“主义”两字，后来就去掉了前五个字。那天我们马上到上海各高校去宣传毛主席的大字报，最后于 8月25日凌晨到达戏剧学院，这就是第三次戏剧学院大串联。去的人共有1400多人，除了大多数是造反派以外，还有一些中间派和保守派也跟去了。我这三次大串连都参加了，三次都参加的人是很少的，因为第一次只有59人，有的人没参加后来的串联。 8月26日保守派对我们进行了大反扑。复旦形势开始逆转。但不久造反派里又有人贴出了《炮打罪魁祸首杨西光》的大字报，第一次把矛头指向了杨西光。保守派进行了反驳，双方开始了论战。

　　说到伪“红卫兵复旦大队”就不能不提到反动的血统论了。八月中旬，北京传来了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一对联是北京的一些高干子弟提出的，他们有一股不可一世的傲气，他们父母英雄他们就自然是好汉，丝毫没有一点严格要求自己的态度。与此同时江青讲话也传到了上海，江青并不是正面反对这一对联，而是进行了引导。她说：“是不是改一改，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应该如此’”经这一改，就变成了严格要求自己了，对于出身不好的也没有采取排斥的态度。报上还借着宣传蔚凤英的先进事迹曲折地批评了“自来红”。但并没有使前一对联的作用消失，在复旦当时大致是两幅对联并存。与此同时，“红五类”“黑五类”的提法也到了上海，这一提法原本也没有错误，但是在当时却有着两种消极作用，一是所谓“红五类”许多情况下实际上主要是革命干部子弟，更确切地说是高干子弟，其余如工农贫下中农等往往是陪衬，第二把出身不好的学生作为打击对象，转移了斗争大方向。这正是当时两幅对联并存的原因。特殊的政治嗅觉使一些人对前一对联情有独钟，尽管他们自己有不少出身不好的，但他们是党的领导，反他们就是反党。

　　也在这个时候，保守派内部发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原来保守派的骨干中出身不好的很多，此时一些出身好或者据说出身好的对他们进行了打击排斥，夺取了保守派的权力，伪红卫兵复旦大队的骨干全是由这些人担任。所以最早的保守派骨干中有的人也牢骚满腹。自然有些如杨西光的主要近卫军谁也不能问他们的出身的，他们依然是骨干。保守派也并没有以第一副对联来衡量复旦的干部队伍，比如外语系的干部出身一窝黑，他们并没有说外语系的干部都是混蛋，相反还是保的对象。其他系的干部中虽然多少点缀着一些出身好的，但出身不好的还是多数，也并没有成为混蛋。唯有造反派，出身不好的都被说成是“黑小子”“黑小女”。并在暗中对造反派中出身好的也开始了调查并企图打成黑五类。

　　如果要说血统论对造反派丝毫没有影响也是不合事实的。由于造反派中有不少人原本是工农子弟受过一些歧视，那么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传到复旦时也有人拥护过，主观上大多是反对学校歧视工农子弟，还有学校干部队伍大多出身不好。但是凡是真诚地这样想的在江青讲话到了复旦后，立即就接受“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应该如此”了。我们的队伍里是容纳出身不好的，许多出身好的与出身不好的战友关系很好。但并不是人人如此，也有一些人自认为出身好，排斥出身不好或者被打成出身不好的同志，被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但是在八月份还不严重。一直到九月的白色恐怖时期造成了复旦造反派队伍的分裂。

　　九月我们全校到北京去串联，十五日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回来后，复旦已经进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保守派对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围攻。那时反动的血统论正到了鼎盛时期，《谭力夫讲话》满天飞，这一讲话的基调正是借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要在造反派中大抓“黑小子”和“黑小女”，并把出身好的父母也打成黑五类，然而好整他们的子女。正像《冤有头，债有主。从三十七年前一份道歉书看真实的文革》里说的那样：

　　　　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学生在学校里造反，就会有人到他或她父母的单位里去，说此人的儿女在学校里反党，要单位配合清查一下他或她父母的“问题”。不少单位会配合，这样，父母为儿女所累被“揪出”。然而再到学校里说，这个人的父母是什么“分子”，被他们的单位里揪出了，他或她就是抱着对共产党的仇恨进行阶级报复，所以在学校里反党。这次又是儿女为父母所累了。就这样，一时间造反派里这个也有问题，那个也出身不好。“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下就都是混蛋了。

　　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把大批造反派尤其是骨干打成了“黑小子”“黑小女”。复旦保守派铺天盖地地贴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内容在现在年轻人中看了大概会以为是天方夜谈。举其要者如下：“火速成立校文革，立即转入斗、批、改”（校文革是《十六条》里肯定的学校文化革命权力机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简称。）“文化革命的阻力来自造反派”“造反派反对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罪责难逃”“造反派反对斗牛鬼蛇神罪责难逃”“造反派反对扫四旧罪责难逃”“斗牛鬼蛇神不是请客吃饭，对造反派不能温良恭谦让”……

　　我们反对八·六斗鬼风，提出“斗鬼风从何而来”自然成了我们反对斗牛鬼蛇神的主要依据之一。另一“依据”是我们反对“立即转入斗、批、改”。他们所以要提出“立即转入斗、批、改”是因为要阻止我们揭发复旦党委和杨西光的问题，陈传纲在文化革命开始不久就被王零抛出，对此杨西光原来是很不满的，此时火烧到了自己身上也就顾不上了，陈传纲成了复旦走资派的总代表，牛鬼蛇神的保护伞，在复旦食堂门口南北方向的大路两边，贴满了保守派画的牛鬼蛇神的漫画。陈传纲手拿着围幕，里面围着许多牛鬼蛇神。另外每个牛鬼都画了一张像。由于我们反对他们这样做，所以说我们是“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但是他们也害怕造反派在他们揪斗陈传纲时借机要陈传纲揭发王零等人的问题，于是伪“红卫兵大队”套上我们的袖章，冒充造反派到陈传纲家里去，要他揭发王零的问题。目的正是试探陈传纲会不会向造反派提供他的问题。共去了两次，以后就是陈传纲据说自杀了，以及一个女保守派死在冷僻的水不盈尺的小桥流水那儿。这事做得十分神秘，到十一月我偶然去了一下小桥流水，发现那儿被围起来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围起来。十二月党委垮了，有人提出陈传纲可能是谋杀，那个女保守派也死得蹊跷，我才知道是死了人。但是如果小桥流水淹死了人就要围起来，那黄浦江自古以来不乏淹死的，不知是不是得给黄浦江盖个盖子？

　　由于他们认为处于有利时机，所以急于成立校文革，据说，我们就是陈传纲和这些牛鬼蛇神的社会基础。所以把我们和牛鬼蛇神相提并论，并说对我们不能温良恭谦让。这一白色恐怖发展到1966年 9月28日就是发生了九·二八大围攻。还有不少小围攻越演越烈，我们班上就在10月 2日对我们进行了围攻，我成了主要被围攻对象，就是在那次我被说成是“攻击毛主席的红卫兵是黑卫兵”。造反派里有些人被吓破了胆，屈膝地成了投降派，并在造反派内部进行了篡权活动，准备带着全体造反派去接受招安，坚持革命者没有和他们做有效的斗争，另一些人则自认为出身好，也排斥出身不好或被打成出身不好的同志，复旦造反派成了三派。

　　但是也有不少人开始明确地反对血统论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了。认为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不久中央文件下来，要为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平反，黑材料一律烧掉。对血统论和《谭力夫讲话》中央明确地表态要批判。自此以后造反派一天天上升直至复旦党委于12月 3日倒台，杨西光在我们的批判下自己低下了头。到那时候，我们清理了保守派搞的牛棚，有的人我们也认为是牛鬼蛇神，但是不再作为主要斗争对象；有的明确地为他们平了反，其中也有教职员工中的造反派被我们称为英雄。有的人被我们放了，既不平反又不追查。

　　保守派在扫四旧中也有瞎猫抓到了死耗子的。我们系有个人叫做顾元壮，王零历来很器重他，他的业务能力很强，王零用两个年轻教师把他从西安交大换来的，并要他入党他不入。他平时少言寡语，文化革命开始时复旦谁也没有想到动他。可不知哪个单位的保守派乱抄乱砸到了他家，居然发现他家里有枪。于是我系的伪“红卫兵大队”立即到他家去抄家，把他关入了牛棚，进行了审问，他自称枪是从旧货摊里买来的，什么都没审出来。十二月，我们也就把他放了。后来知道原来他是个国民党CC派特务，他不愿入党是怕调查他的历史，少言寡语是怕言多必失。六七年全国发生了大武斗，他以为共产党的天下要完了，按奈不住自己一下子多言多语起来。清队时，人们奇怪他为什么有许多军队、特务才有的知识，对于他自己说的许多经历觉得只有历史复杂的人才会有，就又开始了对他的审查。当时又是全国性的清查叛徒特务，发现他解放前和许多特务混在一起。有些特务也交代了一些他的问题。我没有参加他的专案工作，但是参加过对他的审讯会，他大概经过了良好的反审讯的训练，从他的嘴里什么都掏不出来。一直到快毕业，我才听专案组的人说才确定了他是国民党CC派特务，而且还得进一步审查。所以在他的问题上，不论是包庇牛鬼蛇神还是迫害知识分子，我们都逃不了挨板子。

　　1983年我回上海去，复旦正在揪三种人，立了三个案子居然会有两个是杨西光、王零和保守派自己干的。三个案子为：一是罢党委的官，这是我们干的。第二就是八·六斗鬼风，第三就是陈传纲之死。他们揪三种人居然会揪到自己头上！而且案子会比我们多一倍。我听说后感到非常痛快，尽管知道不会对他们怎样。也确实如此，害死了陈传纲，居然只要王零作个检讨，而王零居然还可以顶着不作。王零说：“整陈传纲杨西光参与的，他是上级，他做检讨我就做检讨。”杨西光说：“陈传纲是王零要整的，与我无关。”结果两个人都不愿做检讨。怎样了场不清。

　　但是近来忽然听说有人为他们评功摆好，说他们两个人都保护了知识分子，这样的文章总写得出来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提起，在文化革命中，杨西光历来自称是“反右英雄”。孙大雨说他是反革命，成了他是反右英雄的主要证据，我们反他也就成了孙大雨，他们就给我们加上右派的罪名。但是据造反派调查的结果是，杨西光自己带头发表右派言论。后来反右开始，他就去整和他一起发表右派言论的人，孙大雨就觉得自己被杨西光出卖了，那时还没有右派这一说法，于是就咬定杨西光是反革命。杨西光也就成了反右英雄了。所以造反派说杨西光是漏网右派。文化革命中，如果说杨西光、王零没有包庇过牛鬼蛇神那也是冤枉的，但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尤其当火烧到自己身上来时，他们什么人都会出卖，而且整得比谁都厉害，因为他们要把他们作为文化革命的主要对象，一直到不惜实行最残暴的手段。

　　所以不论是包庇牛鬼蛇神还是迫害知识分子，他们也都逃不了挨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