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 革命来了——韩丁笔下的红色张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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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道炫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3期


内容提要：1948年，美国人韩丁来到太行山脚下的张庄，实地观察革命来了后的中国农村，并留下《翻身》这部纪实作品，展现以1948年整党为中心的农村风云变幻。韩丁笔下的张庄，既有地主申金河的倒下，也有新权贵王雨来的孳生，还有陈书记这样的共产党新型干部。作为观察者，韩丁尽可能留下了丰富多样的记载，但他中国革命同情者的身份，使其既在局外，又在局中。因此，当后世研究者挟更全面的历史认知与其碰撞交集时，历史的弹性和弧度或可意外呈现，借助韩丁的视角，既可以看到韩丁看到的，还可以看到他没有看到的，某些时候尚能透视到他有意无意加以隐讳的。这是作为历史“知道者”的后人，观察历史时独有的优势。尽管这种观察观察者的观察，如果放长眼光，也许仍不免于局中之叹。


“这呼喊飞过了田野，穿着黑棉袄的妇女们互相紧靠着缩作一团，象被一阵寒风惊动了似地颤抖着。阵阵叹息，象波浪那样在人群中前后起伏。”[1]这是韩丁笔下农民剧团在张庄演出的场景。戏中地主的压迫毁灭了一个贫穷的家庭，年轻姑娘在投河自尽前发出绝望的呼喊，激起台下观众深切的同情。

在张庄观看这场演出的韩丁，来自遥远的美国。接下来韩丁会从戏中看到革命来了后的村庄：旧社会的黑暗消亡了，农民获得了土地，开始新生。但地主利用干部的软弱，依然控制着村庄，直到县里派出的干部组织起坚强的贫农团，地主才被真正打倒，这时台上终于迸发出喜悦的欢唱。

坐在村里看戏的韩丁，此时正在观看着更大的一台戏，这场生活的大戏和他看到的表演剧，相似又不尽相同。戏剧是中共宣传自己理念的重要载体，通过戏剧的直观呈现，中共展现给民众一个理想化的世界。[2]但是，生活毕竟又不都可以浓缩为戏剧，相比戏中充满光明的结局，韩丁对革命来了后的曲折，体会要深刻得多，这些都呈现在他关于这一段历史的亲身见证《翻身》一书中。许多年之后，因了韩丁的记述，位于太行山脚的张庄，让我们看到一台革命来了后中国农村风云变幻、色彩缤纷的大戏。而韩丁本人，这个当年戏里戏外都是看戏人的观察者，如今，竟也成了戏中人。

历史，似真又似幻。

    申金河

对于中共的革命话语言，内战开始后的中国农村，革命来了并站稳的标志就是地主的倒下，在张庄，即为申金河的倒下。

申金河是张庄最大的地主，拥地140亩，家庭人均占地20亩，比张庄人均约6亩地高出3倍多。申金河同时经营一家酒坊，日产最高可达100斤。申在日本占领前，长期担任村长，还是张庄所在的第五区30村子组成的“孔圣道”组织的主管，在张庄乃至第五区拥有很高的政治、经济、社会身份。尽管这样一个大地主的形象，在习惯了良田千顷的今人眼中，显得有些单薄，然而比起张庄的其他地主，申金河又足以骄傲了，因为其他地主占地均未过百亩。张庄的地权状况，可见下表：

张庄各阶层土地占有状况表[3]

从表中看，地主、富农在张庄的占地比例共为17.7%，这和韩丁《翻身》一书中引述的当年关于地权关系的基本判断：“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拥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土地”，[4]距离不言而喻。作为观察者的韩丁意识到了张庄地权状况和习见描述的距离，因此，和后来中国大陆的许多历史记述者一样，他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张庄的农民比别处的人要幸运些。因为在四十年代初期，这里的土地集中程度比中国其他地方要低，甚至在上党地区也是算低的。” [5]

其实，如果具体追索乡村地权的实际状况，就可以发现，韩丁所言张庄的特殊性并不成立。资料显示，抗战前山西省土地占有状况是：地主、富农人口占9.97%，占地26.13%；中农人口占45.48%，占地56.22%；贫雇农人口占 40.73%，占地16.15%。[6]和张庄同属上党地域的长治，1946年的调查显示，“全县最大地主不到五顷地”，南庄全村160户，地主占0.2%，每人平均地8亩；经营地主占0.62%，每人平均地12.5 亩；富农占8.75%，每人平均地8亩；中农占50%，每人平均地3亩；贫农占40%，每人平均地1.9亩。[7]实际上，这些数据由于多少都有政治判断在其后支撑，不排除已有相当程度的高估，即便如此，以之与张庄的地权状况相对照，也可发现，张庄的占地状况基本反映了当年太行地区的现实，这也就是虽然张庄并不符合中共关于农村土地关系的判断却仍然不能不让韩丁到此体验的因由，因为事实上估计中的村庄很难在现实中找到。

《翻身》作出的判断与可能的现实间的距离，提示着作为观察者的韩丁的局限，即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对张庄的观察基本依靠的是他人为其建构的背景，因此，即便他可以抛开左派立场，尽力保持客观性，但其视角很大程度事实上已经被先定了。在强大的现实政治面前，历史现场中的人们很难像后人那样保持一种相对的超脱，土地改革中中共干部的表态：“虽然我们生于农村，长于农村，我们对农民是不熟悉的”，[8]某种程度上就是具体情境中的人们宁愿屏蔽眼前的现实而相信逻辑推导的一个例证。

如果韩丁对中共细致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强烈的阶级立场有更多体认的话，他就应该想到，中共选择张庄作为工作队派遣地区，并让一个外国人驻点，绝不可能是随意为之。如韩丁后来写到的，张庄实际上是根据地内阶级斗争激烈地区：“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在全国是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农村连续遭受了‘烧光、杀光、抢光’的灾难，又碰到了两年严重的大饥荒。因此，当时日寇以及依靠它并同它勾结在一起的地主武装力量是强大的。位于太行山麓的潞城一直是风暴的中心，而第五区又是潞城县动乱最厉害的一个区。”[9]张庄距潞城县城十多公里，曾为第五区区公所所在地，地域小中心的特征使之成为风暴聚集的中心，这是强调阶级斗争，并希望在土改中实践阶级理念的中共，为韩丁提供的观察范本。所以，作为观察者的韩丁，当他还没有进入具体情境时，角色已经被赋予或明或暗地期许，其实，作为革命的同情者，韩丁本人对此又何尝没有顺水推舟的默认？！

之所以要特别提出地主的占地状况加以讨论，是因为按照阶级关系理论，土地是地主获取财富、剥削农民的最重要资源，而中国的地主不同于西方的封建领主，其在乡村中的地位不具天然合法性，很大程度上须依赖财富的支撑。从韩丁的描述看，人均5亩土地在张庄可勉强维持生存，以此推算，张庄最大的地主申金河除去维持一家7口生存的必要田亩外，其实也不过就是有额外的百亩地收入，这些尚不足以使之过上奢侈的生活，甚至也很难经得起什么意外的风波。申金河尚且如此，其他等而下者更可想见。因此，如韩丁所写：“对于劳动农民来说，地主生活的可羡之处，就在于他们免于饥寒之苦……他们的膳食稍有花样，经常能够吃到白面，时而还能吃上一回肉。”[10]

不过，在张庄，申金河的财富积累和主要依靠地租收入的普通地主不完全一样。申的主要收入来源实际是他开设的酒坊。根据韩丁的描述，每斤酒的成本是4角，以6角出售，这使其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申能够从酒坊中获取利润，当然和张庄位于从长治向北的大道上相关，这给了其酒坊南来北往的客源。申金河的牟利方式和柯鲁克夫妇[11]在太行山另一边的十里店观察到的最大地主傅新相当类似，都是在市集上通过经营商业赚取自己的大部分利润。只是这样的获利模式，不在中共定义的地主剥削农民手法之列。

无论是韩丁的《翻身》，还是柯鲁克夫妇的《十里店》，都没有忽视这样的区别。韩丁在《翻身》中批评：“在村里年轻的积极分子看来，地主就是地主，富农就是富农，剥削者就是剥削者。他们不承认有‘双重身份’（地主兼资本家或资本家兼地主）这么一回事。他们搞起斗争来，就把土地、房屋、牲畜、农具、地财等一切一切都没收了，甚至把商业也没收了。”[12]这样的问题追究起来，当然不是“村里年轻的积极分子”可以承担得了的，纵观1946年后的土改，没收地主一切财富是各根据地的普遍现象，事实上，这在相当程度上作为推展土改的手段得到默许乃至支持。和政策文件不能不体现的面面俱到比，中共地方领导人的讲话其实更能展示出运动的真实面相：“土地改革就是农民的革命运动，不要怕乱，不要想四平八稳按部就班，不要想象出什么运动纳入正规[轨]，制造什么阶段论，这样当不了要出岔子，因为这是不合运动规律的。”[13]还有说得更坦率的：“对地主工商业要清算，一般的可以城镇贫民为主，结合附近穷村及有关村庄农民共同去进行。”[14]

不仅仅是财富来源，对地主本身，两本书还不约而同提到一个事实，即相比为地主服务的“狗腿子”的愤恨，人们对地主本身印象较为淡漠。《十里店》中写道：“傅新因其相当稳重的处事，人们都羡慕他那值得效仿的家庭生活，羡慕他很有成效地发展其家庭财产。他看上去既不像讽刺画中的地主神态，也没有讽刺画中所描绘的地主那种恶劣行为。傅新从未像店主人傅培银所干的那样，亲自对他的借债人直接施行暴力行为；更不用说像律师、保长傅培俭多次所干的那样，在贫苦农民妇女面前过分放肆。至少表面说来，他的手始终是清白干净的，而他的代理人傅守良和傅氏家族其他几名主要成员，都落得了人们的痛恨仇视。”[15]而张庄在中共到来后最初发起的反奸（汉奸）运动中，针对的对象也是所谓“狗腿子”：“一方面打击那些甲长、闾长，另一方面打击伪政权的主要支柱。”[16]

作为具体的办事人员，所谓“狗腿子”常常和征发、劳役等强迫行为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共到来后针对他们的行动，比较容易激起广泛的同情，成为中共引导农民展开斗争的处女秀。不过，当反奸运动开展起来后，一个事实也逐渐浮现：“村警和保安队的全部成员都是贫农，闾长和甲长则大半都是中农。许多人是为生活所迫，不得已才干的。或者由于害怕武力威胁，才无可奈何地供人驱使。”[17]所以，接下来，将矛头进一步引向地主是中共革命的必然之举。即便如此，在张庄，申金河也不是第一个被开刀的，农会首先开斗争会的对象是富农郭春旺：“农会委员会决定先斗郭春旺。他虽然不是村里最富的人，可是心眼儿却最坏……闹荒那年，他家饿死过长工，而他反而把粮食囤积起来，高价出售，进行投机。”[18]处于原始积累时期的郭春旺，财富占有、掠取欲望使之在村里积怨较深，对他的斗争迅速在村民中掀起波澜，尤其是郭交出200多银元后，面对真金白银，村民开始群情激昂。有了这样的铺垫，进一步将斗争方向引向申金河就顺理成章。斗争郭春旺的第二天，张庄农会趁热打铁，将申金河推上斗争台。对申的斗争会开得如此热烈：“就连李茂媳妇，那个胆小得连人脸都不敢正眼看一下的女人，也在申金河眼前挥着拳头喊着：‘有一回我到你地里拾麦穗，叫你连打带骂把我撵走了。你凭什么打我骂我？凭什么把我拾的麦穗抢走？’”[19]斗争的高潮是查抄财物，从申金河那里追逼出了500银元，“完事后，日头都快升起来了。大伙儿又饥又乏，特别是民兵，召集群众开会，在申金河家放哨，都是他们的事。打申金河，挖他的钱，也数他们最卖力气。我们就决定把申金河准备过年的东西全吃掉。有一大堆猪肉馅饺子，有辣椒以及其它好吃的东西，还有虾米呢！”[20]

申金河——张庄最大的地主，就这样在人们欢快的吃喝声中，倒下了。当“地主就是罪恶，是土地犯，是我们革命的对象”[21]成为一种逻辑时，地主不仅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许多人肉体也由此消失。革命前张庄共有7户地主、39口人，革命后地主成分仅剩两户、6口人。申金河和郭春旺都选择了逃亡，郭春旺的弟弟被打死，地主王来顺一家被扫地出门，养母住在破庙里乞讨为生，“因为凑近点着的柴禾取暖，被火烧伤……老婆子疼得太厉害，不能再出去要饭，就饿死了”。[22]

作为观察者，韩丁的可贵之处在于为我们留下了这些活生生的个体命运的记载，尽管《翻身》对此予以文学化的解读：“旧制度的残暴就这样在它死亡的抽搐中一次又一次地引起回响”，[23]但韩丁的左派立场没有阻止他观察到：“农民拥护用暴力打碎旧制度，但如果纯粹是为了掠夺、惩罚和进行报复而使用暴力，那就未免太残酷、愚蠢得令人难以接受了。虽然大伙嘴上不说什么，心里无疑都藏着这种想法，因此就渐渐地消沉下去了。”[24]

地主的倒下，被认为指向的是农民的翻身。张庄的情景是：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总共分到一千四百五十二亩土地，比原来占有的亩数增加了一倍……超过村里半数以上的人口，即一百四十户人家的五百一十七口人都在经济上翻了身”。[25]就张庄地权状况看，土改前地主、富农成分占地为983亩，土改后为 156.8亩，土改中从地主、富农成分获取的土地为826.2亩，普通农民另外分到的625.8亩则来自教会、孔圣会等团体占有的686.2亩土地，农民在土改中获得的近一半土地来自原来的团体土地，这样的状况和东南地区土改中的土地资源很大部分来自公田十分相似。不是实际观察大概很难想到，在张庄的土改中，平分团体土地对中共而言，居然仍是最能让农民获得实惠而又代价最小的途径。

    王雨来

对于中共党人而言，民众的翻身远远不是分予土地就已完成，建立革命后民众当家作主的政治新旧秩序，是中共真正让民众从政治上翻身的更重要目标。中共刚刚进入乡村，就在努力建立新的政治秩序。一批最早站出来效忠中共的农民，很快成为新秩序的执行者。反映着中共的民主、平等革命理念，这批新干部刚刚登场时，让人耳目一新。最初的分配果实中，“为了保证没有一个人利用新的职权损公肥私，村干部和民兵都没有参加头几次的分配。梁区长曾经劝告过师福元和张天明：‘群众看到干部还没分上一点，就会主动提出建议，那时你们再分也不迟。’可是干部们耐心地、无私地等待了很久，却始终不见有人提出建议说他们也应该从斗争中获得好处”。[1]人性的自私看来没有因为政权控制方的更迭而改变，村民们似乎完全无视了干部的牺牲。不过，很快村民们就会体会到，当干部们逐渐尝到权力的甜头后，权力和私欲结合所体现的侵略性。正是这种权力的侵蚀，使中共让民众翻身的目标遭遇重大挑战。

王雨来是新秩序中干部迅速堕落的典型。关于王雨来，《翻身》写道：“副主席王雨来也是个天主教徒。他出生在在太行山上的林县，曾经在当地的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兵，后来又当了土匪。据说他年轻的时候参加过红枪会。他一直很穷，在张庄住了十年，始终是给人家扛活儿。‘反奸运动’中，特别是在斗争孙神父时，他和他十八岁的儿子王文则都很勇敢，劲头十足。”[2]如果联系当时中共地方领导人的提法，可以发现王雨来亦兵亦匪的经历使之在革命初期控制体系中具备脱颖而出的条件：“那些吃了大亏为报私仇带点光棍味道的和一贫如洗的人，他们是比较胆大敢干的。他们敢拼命，他们能起革命的先锋作用……新区这部分带光棍味的人先活跃，是实际情况的自然现象。只要我们不是只单听几个积极分子的话，只要我们及时的接近和启发广大群众，一切大的事情都让大家做主，就不会使流氓当道，也不会把积极分子培养成新贵的。”[3]正因此，在革命来了后成立的张庄农会中，王雨来坐到副主席的位置。

当上农会副主席的王雨来，按照韩丁的说法，很快“成为解放后张庄最受痛恨的人”。王雨来深谙权力之道，不是党员，却独揽“调查、治安、政审大权”，自己本是天主教徒，却“比其他干部更经常地把‘特务帽子’扣到那些天主教徒头上，并且利用这些‘帽子’和惩罚的威胁来巩固自己的地位”。[4]王雨来敏感捕捉到了政治强力介入乡村社会后带来的机会，并把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王雨来的努力的确收到了实效，他的“这些行为给区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忧心忡忡的人，很高兴看到这样的热情”。[5]其实，区长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并不重要，由于中共对农村阶级关系紧张的判断长久延续，像王雨来这样始终保持阶级警觉的干部受到重视应在意料之中。当区长把王雨来的儿子王文则提拔为村里的治安员时，雨来父子对张庄的控制就有了更加合理的依据。

不能说王雨来挖出敌人的热情完全是出于个人私欲，但他从中获得的权力和满足确实会成为其变本加厉寻找敌人的动力。这就是韩丁观察到的：“只要他把反特运动推行下去，他个人就能不断地捞到好处，而且他的同志们也相信他的指控，他总是用他那老一套方法压制一切批评，解决一切个人问题。有人批评他不出公差，他就把批评者打成特务。”突然落到手里的权力如此让一个普通农民膨胀，以致王雨来竟然当众自夸：“我这大胡子是大官的胡子，我让谁死谁就得死。”[6]王的说法确非信口雌黄，当中共表现出对农村社会空前控制力时，权力边际也在不断伸展。比如出于战时安全的目的，农民离开村子需要路条，这成为“当地干部掌握的很大的社会权柄”：“持有不同意见的一般群众和老实农民，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和村干部争吵过，他们的合法行动也受到了限制。拒发路条，事实上就是对村里的决定不给予上诉的权力。”[7]

根据韩丁的记述，由于王雨来的活动，张庄“有二十多个农民受到怀疑。尽管他们谁都没有受到正式审查，可是他们在日常生活里却不断遭到骚扰、拘留、盘问和歧视”。不过，仔细阅读《翻身》，会发现问题尚非如此简单。整党时参与审查特务、在村里一度人见人怕的民兵王满喜交待：“虎胜、金明和先保都被打成特务，他们自己都承认了，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害怕。我几次帮着毒打他们……天明负责这类案子，因为他在反奸运动中是管治安工作的。我干的都是他叫我干的。”[8]王满喜的交代，道出两点：一是这些被怀疑的农民不仅仅遭受骚扰和歧视，还经受过毒打、酷刑；二是王满喜的这些行为，并不仅仅来自王雨来的指使，还受到当时村治安主任张天明授意。作为一个叙述者，韩丁后来把一些恶劣事件集中归结到王雨来身上，以此凸显具有土匪根性的乡村流氓的霸道，但究其实，这些问题的出现更多还决定于权力和环境，王雨来只是以其人格特质将之向极限推展。

如果说王雨来等对所谓特务的警惕还可以解释为出于警惕和安全，那么王利用权力、强迫迎娶儿媳则显示出赤裸裸的私欲。为让只有14岁的漂亮姑娘申仙娥与儿子王文则成婚，王雨来指控不愿让女儿过早成亲的申喜则是特务，“把申喜则抓起来吊打，直到他承认自己确实是个特务为止……王雨来便向喜则提出了条件：或者交出闺女，或者到县法院受审。申喜则只得同意让闺女成亲。”[9]

王雨来的霸道为村里人侧目，其他干部也纷纷敬而远之。但问题就像韩丁所言：“没有人能够证明王雨来是诬告，而且反革命的存在又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有很长一个时期，王雨来越来越横行无忌。”韩丁这句话饶有意趣，相信当时韩丁这样写是出于真诚，但后人读来，却难免会有异样的感觉。握有权力者的指控未必需要证据，被指控者却要拿出证据为自己洗刷罪名，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中共的控制系统中，党组织应该是约束干部的有效途径，但在张庄，刚刚完成建党的中共尚未表现出应有的力量，控制力的递减在这里非常明显。当王雨来强占“已经分给另一个农民安凤的茅房”时，村长师福元出面批评了王，王雨来很快作出报复，利用师福元与村里有夫之妇的奸情，“夜里带着几个民兵闯进石秀梅的家，把正在炕上同她一起睡觉的师福元抓住了。就这样，他在全村面前丢了脸，以后再也没法批评别人了”。[10]如果对1949年中共建政前后的历史稍有了解，就可以知道，“捉奸”是长达数十年基层政治斗争经久不衰的杀手锏。当王雨来凭着政治的敏感寻找到这样一种方式时，基本就达到了使其他干部封口的目的，因为如韩丁所写，这些新干部在两性问题上几乎都不干净，王雨来用“捉奸”方式惩罚了师福元，同时也对村里所有试图责难他的干部提出无言的警告。

王雨来警告的效果不仅体现在男女关系上。农民成为干部后的本能反应是：“我心想我当了干部，象旧社会里的官老爷一样，可以在村里支使任何人。”[11]尤其内战期间农村资源汲取的迫切需要及政权功能的空前强化，赋予干部极大的支配权，因此干部对农民的打骂、欺压，屡有出现。从韩丁提供的事实看，张庄的干部掌握权力后，或多或少都沦陷于权力的陷阱之中，雨来的行动无形中提醒大家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虽然，在当年的农村，可以攫取的资源尚属有限，干部们得到的好处在量上很难有什么惊人的体现，[12]但对于正在破除剥削和压迫的中共而言，贪污和欺压的重新出现既是对其理念的重大挑战，也很难让已经被认为是翻身了的民众信服。

除干部外，张庄民兵的表现尤其让民众感受到切身利益的被侵害：“在历次运动中担负主要责任的民兵，很快就沾染上了旧军警的某些习气，养成了一种居功自傲的心理来为自己的种种行为辩护。”[13]这些行为包括徇私枉法、小偷小摸、逃避公役、乱搞男女关系，甚至持枪强奸妇女。1947年农历新年时，张庄的一大群民兵“公推王满喜出面，到‘智多星’周梅生家把他的儿媳妇抓回队部来供大伙开心，他们就在那座庙里剥光了她的衣服，把她轮奸了”。[14]当然，民兵的这种行为并不总是能够得逞，王满喜企图占有另一位丈夫逃亡在外的妇女时，因为她家和邻居墙挨墙，可以听见动静，没有成功。民兵胆大妄为尽管已到相当程度，但传统规约对他们尚有一定节制力。

新的干部在权力面前的迅速堕落，大有让民众堕入权力黑洞的风险，理所当然会引起中共的警惕。自抗战以来，中共一直在努力解决干部的腐化问题，1947年春，展开“洗脸擦黒”运动，试图经由民众直接批评、监督干部，达到改造干部的目的。运动发起后，群众意见之强烈出乎意料，中共对此估计不足，忧心运动失控。出于保持既有控制体系的需要，不得不以保护干部而草草收场。但是，中共不会浅尝辄止，韩丁在张庄亲历的新一轮整党运动，就是中共厉兵秣马后下决心对基层干部体系实行全面整改的重大努力。\n
    整党

整顿自己的党和干部队伍，是高度强调组织、信仰及人民翻身作主的中共不会忽视的任务。和土地改革的全面推进相应，中共新一轮整党动议始于1947年秋的土地会议。1947年底，毛泽东在阐述新一年的形势和任务时提示：“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这种严重情况，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整编党的队伍的任务。这个任务如果不解决，我们在农村中就不能前进。”[15]这是中共最高层发出的关于整党的明确信号。

由于内战时期的特殊形势，此时毛泽东、刘少奇分别统率中共中央前委、工委，土改和整党等具体党政事务由工委处理，中共中央分离的局面增添了这段历史的复杂性。虽然在1947年底的报告中，毛泽东肯定全国土地会议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是最彻底地消灭封建制度的一种方法，这是完全适合于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的”[16]，但从1948年初开始，其对工委主持的土改等工作日渐不满。1月7日，毛泽东起草党内指示，要求加强党内报告制度，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书记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17]紧接着，2月和3月初，毛泽东连续就土改宣传、工商业政策、民族资产阶级等问题作出指示，强调要反对“左”倾倾向。此时，毛的批评集中在土改方面，对整党仅限于强调反对唯成分论。

毛泽东的批评，立即在党内激起回响。张庄所在的长治地区属于晋冀鲁豫中央局管辖，该局在1948年2月1日下达的关于土改与整党的指示中迅速对政策作出微调。对应毛泽东的批评重点，晋冀鲁豫着重纠正土改中的过激政策，整党部分一笔带过，仅批评了“对贫雇农只是盲目崇拜批准，对其错误不加批评，完全放弃党的领导”。[18]5日，晋冀鲁豫报告中共中央，建议：“应使土改与整党及建立从村到县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运动相结合，吸收非党贫雇农及中农参加党的支部大会，与群众大会结合为一，借以公开党的支部，进行整党、查阶级、查思想、查立场、查作风与查行为，在群众意见下处理坏干部、坏党员。”[19]看得出来，毛泽东对土改倾向的批评，恰恰使晋冀鲁豫中央局更意识到整党的重要性，希望经由整党彻底改造党的组织和思想，促进整党、土改与民主建政的有机结合，这大致符合毛泽东提出批评的真实意图。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土改和整党分三类地区具体实施。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薄一波回忆，晋冀鲁豫的划分是：一类，1945年前中共已控制、土改基本完成者；二类，抗战结束后中共即控制，土改搞得较粗糙者；三类，中共新占领地区，尚未真正实行土改者。具体而言，第三类地区“包括去年大反攻前后新收复的地区，及虽系老区但未来得及实行‘五四指示’就变成了游击区的地区，如冀鲁豫黄河南岸地区与太岳的晋南三角地带。……这类地区约占全区人口三分之一弱，是我区工作薄弱的区域”。[20]对照这一标准，张庄抗战结束后即已为中共所控制，属于第二类地区。

但是，韩丁的记述清楚显示，工作队进驻张庄后，张庄划在三类地区。在中共的控制系统下，工作队会违背上级机关确定的原则自作主张，多少有些不可思议。把薄一波的回忆和正式公布的文本对照一下，可以发现，回忆录在说到第三类地区时，删去了对于大历史的书写或许无关紧要的一句话：“老区与半老区因党支部和村政权被地富把持篡夺者，亦许或有此情况。”[21]也就是说，分属第一、二类地区的老区与半老区如有地富把持、工作薄弱，也可按三类地区实行整党。正是这句被事后回忆认为无关紧要且本身亦模棱两可的一句话，使得张庄的整党吸引到了韩丁这样的观察者，也使后世的解读者不致误入歧途，会认为地方执行者居然敢于挑战上级机关的权威。

晋冀鲁豫中央局依据中共中央精神作出的三类地区的划分当然不是无懈可击。将土改的成效和整党天然联结的做法源自阶级和经济决定论，却与实际存在距离，因为干部的良否并不一定取决于其出身的阶级，更不一定因为土改的深入与否而改变，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倒是干部出现问题的最大症结。所以，当晋冀鲁豫为三类地区的规定留下一个活口时，无形中成为对过于教条化解读政治经济关系的回摆，尽管后来纠偏时这又可能会被认为是放纵了过激情绪。比如韩丁就批评张庄的工作队：“因为急于开始解决更重要的问题，不等完成这个艰苦的调查任务，就对村里的基本情况下了判断。他们没有互相商量，没有作出正式决定，就断定张庄的土改属于走过场一类。这样一来，这个村和它的党支部都被划成了三类。”[22]

如果韩丁对阶级话语下中共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空间有足够了解，他的批评就不会来得这么轻松。体现着中共的阶级立场，整党首先是查阶级。对高级领导人提醒：“领导人一点头就有很大影响，领导人要注意点头、哼气、握手有阶级性。”[23]至于基层则更明确：“每到一个行政村，在发动群众中，即宣布凡是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包括新恶霸在内）一律撤职，凡农民（疑为中农—— 引者）出身的干部一律宣布解职（好的群众可以再选他），不要像过去一样，硬要等待群众起来后，由群众撤他的职。”[24]在此背景下，作为潞城全县派出的11个工作队之一，张庄工作队的派出，事实上已经包含着上级机关非常明显的意图。在十分强调效率的中共控制体系中，很难想象工作队一旦派出，不有大的动作。何况由基层干部和家庭出身高的知识分子干部组成的工作队，面对基层党员成分不纯这样的指导性意见，基本也不可能作出其他选择。所以虽然工作队原则上负有调查的使命，但一旦工作队派出，就意味着领导层已经有了预设的立场，工作队的调查更多只是依样画葫芦，某种程度只是上下间的循环论证。

虽然韩丁的批评可能没有体会到工作队的处境，但其批评本身还是有合理的依据。张庄的阶级关系非常简单，不仅不存在所谓地主、富农控制村庄的情况，就连“仍有财产的地主和富农已不存在”。[25]如前所说，地主、富农不仅在经济上被沉重打击，肉体上也几遭消灭，在此背景下的所谓地主、富农控制农村，几等于天方夜谭。就是这样明显违背常识的判断，却被熟稔当地实况的工作队干部所认可，可见强大政治逻辑下的实事求是空间，即便在当年，也不总是那么乐观。

当然，一旦回到具体操作的层面，问题又再一次变得简单。由于地主、富农的控制在张庄只是一种假设，或者说是应付上级的一种报告行为，出身基层的工作队队员对此心知肚明，他们后来回顾刚进村时的想法即为：“心想地主富农都已打倒了。”[26]运动针对的对象只能是干部本身。所以，工作队进驻村庄后，工作的重点最终还是落在了工作和生活作风问题上，也就是对大大小小的王雨来们的打击。强大的阶级话语体系进入现实中后，就这样悄悄转换于无形，而起码在当年，中共的运转，似乎并未因其内在冲突受到太大影响，组织的严密相当程度上消解了理论与现实间的落差。不过，也正是这种消解，使落差常常会被有意无意忽视，关于阶级关系的误判始终是悬在现实政治头上的利刃，其负面影响随着理论、现实间差距的增大，不断蓄积着喷薄而出的冲动。[27]

    工作队

1948 年3月，韩丁紧随工作队到达张庄。

工作队是中共抗战时期的创制，在中共控制体系中，扮演着非常独特的角色，是常规行政体系之外的一种组织和权力行使方式。工作队往往针对具体任务临时组织，由各地、各部门抽调人员组成，直属上级党政机关领导，其进入基层或地方政治系统后，在某一时段、某一领域发挥着调查、监督乃至决策的功能。工作队是中共强力贯彻自己意志，同时又防范权力不受约束煞费苦心的一着。

张庄的工作队由两部分人组成，分别为当地抽调的农村基层干部和北方大学学员、青年教员。农村基层干部是工作队的核心，均来自潞城当地。为防止其受制于地方关系网络，中共规定了回避政策：“从小在本村长大并且担任领导工作的人，都被派到其他村去协助进行改组，而这个村则由别的村派人来。”[28]工作队这样的组织原则，和其担负调查、监督乃至重组村庄权力结构的任务相对应。工作队被赋予的重大权力，要求其必须与既往权力体系保持距离，以确保其公正性。

张庄工作队队长侯宝贝，来自离张庄不出十里的一个小村。他从小在外闯荡，中共进入潞城后，回到家乡参加中共领导的翻身运动，成为第五区的“翻身英雄”、潞城县的模范土改工作者。副队长李松林，出身中农家庭，读书到15岁，抗战时投身中共，担任过地方小报的编辑、县委组织部的干事、第四区副区长。他俩加上另外4位本地干部构成了工作队的核心，6个人年龄最大的30岁，最小的只有23岁，如此年轻的年龄结构是中共改造旧政权、大量从青年人中汲取新鲜血液的见证。而侯宝贝和李松林的组合，也比较符合开展工作的“一文一武”搭配。

工作队员的组成主要来自基层干部这一事实，颇具意味。工作队受命整顿基层干部，但其本身又由基层干部为核心组成，工作队长侯宝贝就是一边在张庄领导整党，一边回到他原来的村子去接受整党。对于一个正在运行的体制，无论有多少不满，改变它的努力事实上都不得不建基于这种体制之上，中共创制的工作队这样的腾挪手段固然精妙，但仍有孙悟空难脱如来佛手心的意味。所以，不管领导者有怎样的主观目标，运动运行的结局指向的只能是改造而不是抛弃干部。对此，韩丁虽然是观察者，却以其对中国革命的深切同情，当时就有深刻的理解，他记下工作队长侯宝贝所强调的，在审查这些干部命令主义、腐化堕落、贪图享受、弄虚作假、小偷小摸等种种错误时，“必须记住受审查的那些人的真正优点，必须使他们保持士气，头脑清醒，保留勇气、干劲和能力，而正是这些使得他们过去能够成为领导人，使得迄今为止村里改革成为可能。”[29]

不过，良好的愿望未必抵得过现实的残酷。工作队刚刚进入张庄，就遭遇不明来历的袭击，工作队员张全儿被掐住脖子，失去知觉，拖向水井，幸亏村妇女主任赶到，吓跑了凶手。由于工作队的整顿对象指向干部，干部尤其是有问题的干部自然成为袭击的最大嫌疑者。韩丁写道：“无论工作队的干部问到哪里，得到的总是同样的回答——王雨来！”，而且“许多零星片段的证据证实了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暴行是雨来和王文则干的这种想法”。[30]当晚，雨来父子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两位干部被关押，随后送到县里处理。

袭击张全儿事件，刺激工作队迅速作出解散村组织的决定，其功能由工作队接替。解散村组织和关押雨来父子，虽然使工作队不得不暂时担起村里的一切责任，却使处于干部权力笼罩下不得一吐怨言的群众看到了希望。如果说斗地主时人们一开始犹豫不决主要是抹不开脸面，对整党更多担心的则是干部的报复，新的局面大大减轻了张庄开展整党的阻力。在中共进入数年，农民对形形色色的会议已经习惯、疲沓，张庄开会甚至要靠民兵持枪召集群众背景下，整党会议重新激起了人们的极大热情：“动荡的三年中的所有不满都倾诉出来了。农民们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了解发生的情况，每天都有几十个人聚集在会场的窗子外面，而绝大多数人由于要劳动，不能一连几个钟头亲自去听，所以每天晚上都焦急地等待代表回来报告。”[31]受到整党呈现出的新气象鼓舞，韩丁对整党的成果予以高度评价：“整个运动最重要的成果，无疑地是把成百的农民发动起来，参加意义重大的行动。而这些农民由于各种压制和恐惧，在革命年代里一直是消极的，或者是在大规模斗争地主胜利结束以后又回到了消极状态。整党运动使所有参加者都清楚了，人民是至高无上的，是负有责任的，能够而且必须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32]

不过，在这段意气昂扬的话后面，韩丁也没有忘记提示整党的另一面：“为使群众监督不流于形式，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气氛，只有低头的人才能获得通过。那些有勇气为自己辩护，认为指控不真实而不接受的人，就过不了关。”[33]韩丁这段话指的是干部过关会上，干部所受到的巨大群众压力。对此，可以有一体两面的解读，一方面坦率点出了中共发动群众运动无法回避的问题，即群众运动固然可以帮助实现党的愿望和目标，但也不得不面对群众意志的盲目冲动和不可控；另方面韩丁之所以这样说，与中共迅速改弦易辙，对运动实施收束又密切相关。

按照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最初的想法，土改和整党都要持续两三年时间，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但事实上，1948年初的整党随着所谓“极端民主化”的到来，很快就由鼓动进入收束阶段。1948年4月2日，继年初对土改中的问题提出集中批评后，毛泽东在《晋绥日报》发表谈话，开始对整党急刹车，表示：“在我们的党和政府的组织内，过去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成分不纯或者作风不纯的严重现象，许多坏分子混入了党和政府的组织内，许多人发展了官僚主义的作风，仗势欺人，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去完成工作任务，因而引起群众不满，或者犯了贪污罪，或者侵占了群众的利益，这些情况，经过过去一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34]

在整党刚刚展开，甚至许多地区还停留在试点阶段时，就猝然宣布胜利收场，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不过，事后回望可以清楚看出，中共对干部的整顿，既是清除干部中的所谓阶级异己分子，保证干部的忠诚度；更是为了整顿干部作风，促进民主建政，确保民众的翻身成果。此即中共多次表达的：“建党必须先整党，整党即建党的实际步骤”。[35]归根结底当然还是要在坚持中共民主理念同时，保持对农村控制的有效性。整党中对干部的整顿虽然疏解了民众的不满情绪，抑制了权力失控导致的干部胡作非为，但在战争背景下，却也使中共快速从基层汲取资源的能力受到伤害，因为权力的运用经常是一把双刃剑，乡村中的权力膨胀固然带来了腐败和民怨，但通常又和汲取资源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对权力的限制即意味着中共追求的高效率的被抑制。

以张庄为例，整党之后的状况，韩丁有记载：“原来的干部被停职以后，农民们打着‘民主’的旗号，自己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们不来开会，甚至连支前工作也不干。无论是工作队还是任何其他人，都管不了他们。”[36]这种状况的出现，对正在和国民党展开大规模内战的中共而言，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迅速收兵有现实的迫切需要。当然，作为强调宣传功能的政治力量，中共的政策调整更多会从正面也就是已经取得的成绩上予以解释，这也就是毛泽东讲话中强调的干部作风的根本改变。基于此，先前关于农村干部状况的判断迅速调整，阴暗面的描述大大压缩。受此影响，作为观察者的韩丁也有意无意改变着自己的视角，似乎忘记了此前记下的干部腐败和强横的实例，转而为干部辩解：“什么叫做‘非法占有’？在一次分配会议之后，胡雪贞把一只小箱子拿回家了。清单上没有登记这只小箱子，也没有扣小米。表面上看来，这属于‘非法占有’的一例。但是，当胡雪贞说到：在那次会后，大家都拿了一些东西回家时，其他党员都证实这一点。这是大家决定的。如果胡雪贞取走那只箱子算是多占，那么几十个干部和群众那天分的东西也同样不合法。”[37]干部们就这样用法不责众将自己的行为合法化，作为观察者的韩丁也认可了这样的“合法”。更具意味的是，对王雨来，韩丁的记述也发生微妙变化。拘捕王雨来时，韩丁承认尽管没有直接证据，但所有指控都指向袭击工作队员的是王雨来父子，此时，他的看法则为：“村里仍然存在着一个反对派……就是那些聚集在木匠李何仁家里、政治上支持申全德而心怀不满的天主教徒。殴打张存喜以及早些时候严重得多的殴打工作队干部小全儿，肯定都是他们干的。”[38]韩丁没有解释这些天主教徒袭击工作队员的动机，更未提供任何值得一提的证据，支撑的逻辑仅仅是心怀不满这样的自由心证。

当整党以这样一种方式告一段落时，曾经在农民中燃起的希望之火悄悄熄灭了。韩丁对中共收束政策极力辩护后，也记下了这样的情绪：“这段时期内，失望情绪容易使人们对目标、方向和办法产生怀疑。这就挫伤了过去那种创造了不少奇迹的乐观精神和相互间的信任。”[39]张庄工作队副队长小李，一个在中共农村干部中算是相当有文化的年轻人，忍不住他的失望情绪，甚至在一次讨论后表示，如果不把两个坏干部开除出党，“就亲自领着张庄的老乡们到行署去告状”。[40]

    陈书记

工作队小李的表态，凸显整党踩下刹车时，一直在实地推进整党的工作队及地方领导人的尴尬处境。

对于上层指导者而言，踩下刹车不是件很难的事，但越到实际的操作层面，急刹车遇到的反作用力就愈大，因为他们必须直接面对曾被发动起来的民众。

踩刹车对工作队影响巨大。在此之前，工作队一直按照运动发起者的要求尽心尽力，起码就张庄而言，确也抓住了基层党和政权的症结，此时却被批评为“左倾”。中共是一个强调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41]的政党，其政策和策略随形势变化不断调整，在高度灵活性的同时，却也体现出多变的特征，而且由于政策之上总有高屋建瓴的纲领范导，因此政策的转变往往是刚性和急转弯。不同的时段，强调的重点不一样，判断和处理的方式可能截然不同，给执行者造成很大困惑，所谓的“左”、右摇摆常常就是出自这种规则的不明朗。正因此，1948年4月底，潞城县委召开11个试点村工作队会议，对工作队特别是张庄的整党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其构成 “左”的过火行动时，工作队士气低落，难以接受，韩丁观察到：“许多干部因受到批判而不舒畅，疑虑重重，对党的信心也发生了动摇。对于过去，他们只看到错误的，看不到正确的；只看到坏的，看不到好的。这样，在他们眼里，前途也显得一团漆黑了。”[42]

韩丁看到了工作队的委屈，然而他毕竟不是当事人，无法真正理解工作队员的苦恼。工作队最感困惑的是，他们“成功地发动了党员和群众参加整党运动，党员们的自我批评已经揭露了真正的问题并且为真正的改革铺平了道路”[43]，这些不但没有得到肯定，反而遭遇劈头盖脸地批评。更有甚者，工作队只是村庄变革中的一环，现在却要求其概括承担中共进入村庄后的所有责任。太行区第三专署的王书记，一个“显然有相当的文化程度”[44]，并以其朴实态度给韩丁留下良好印象的中共高中级干部，这样批评工作队：“‘拿半斤还八两’，‘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些口号难道不是‘左’倾的无政府主义吗？一九四五年反奸运动期间，党组织曾经号召农民 ‘打狗腿子，抓狗头’。这就直接导致了对中农甚至贫农的打击，难道不是这样吗？后来，党组织使用了‘一切放手干’的口号，并且开始了‘三透运动’。把这个运动搞‘透’的标准难道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吗？”[45]当一个1948年初才进入张庄的工作队遭遇这样的批评时，内心的感觉岂止是韩丁轻描淡写的“有些不公平”。[46]

王书记所说的上述问题，既不完全由于基层干部所致，更不是工作队所可承担。尽管王书记坦率承认出现的问题“县和专署的领导人应当负责”，但拿抗战以来延续经年的政策批评基层干部，仍然很难令人信服。针对工作队干部的疑问，王书记还谈到：“县里领导人的估计还不是根据下面报上来的情况作出的吗？基层干部不是有时随便解释政策吗？”[47]其实，如果工作队干部要反驳的话，他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因为正如前文所述，上级机关索取材料本身，就常常具有很强的目的性，面对已经先行存在的结论，基层的按图索骥固不能说是负责任的态度，但政治逻辑下形成的强大权威确也使其不能不投鼠忌器。因此，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也许比较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境。

上级机关对工作队的批评，形成了双方间的紧张关系。张庄乃至潞城县的工作队干部，首先不满的是县领导的态度。因为他们在整党中执行的政策，都来自于县领导的直接指示，如今县领导却成了高高在上的批评者。在县委陈书记召开的会议上，一位工作队队长当场批评陈书记，指责他在潞城县委1948年2月召开的整党部署会议上，说过要把不称职的干部送往屠宰场，对此，陈书记断然予以否认。接下来，工作队长指责他说过：“如果你找不到贫农，那就甭吃饭了”，陈书记坦率承认：“这话我说过，是错误的，我检讨。”[48]

对于中共这样高度强调全党集中、上行下效的的政党而言，陈书记在整党动员会上发动贫农的表态当然不可能是信口开河，直接根据就是毛泽东1947年底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指示：“必须注意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49]当然，毛泽东这里强调了团结中农，但如果土改的最基本任务就是满足贫雇农的要求，那么正如韩丁说到的：“在很多乡村中，甚至严重侵犯了这种中等家庭之后，也还是满足不了全体贫农的翻身要求。”[50]所以，理论的表述可能面面俱到，实际执行中却要受制于现实的条件，不可能像书面表述的那样轻松，当追究责任时，实际的执行者要为自己的鲁莽买单，但这种鲁莽早在那套看似包容的政策中其实已经埋下了种子。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当潞城县委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工作队时，自己内心也不轻松。作为上层和基层间上传下达的关键环节，他们既不是最终的决策者，也不是实际的落实者，却在相当程度上要沟通于两者之间。出于本能，他们最初会去指责下级，但工作队干部有力的责问，却又不能不使这些革命理想主义者反躬自省。值得称道的是，从工作队队长和县委陈书记的对质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共党内民主建设保持良好，在不涉及政治原则这样的大命题时，上下级之间的批评可以通畅展开，双方的批评与辩驳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尤其握有权力的陈书记力图用事实而不是权力压倒对方，更值肯定。这样的党内民主空气，可以帮助中共向着更接近实事求是的方向迈进。

体现中共生机也让工作队干部感到意外的，是陈书记第二天又做了一个很长的报告，对潞城前一段出现的问题作出反思，强调潞城的问题不在政策本身，而是地方执行中歪曲了政策。报告的亮点在于，陈书记主动在自己层级上担起责任，表示：“歪曲了这些政策，谁应该受到批评呢？当然，上面的干部和下面的干部都应受到批评。然而，上面的干部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因为他们的错误要比村子里的少数同志犯的错误影响大得多。主要的责任应由我们县领导来承担。”[51]陈书记对基层干部的这段表态，颇值玩味，可从对上对下两个环节理解。对上，县委主动担责维护了上级机关权威，这样一种责任模式当然还会推及各地专署乃至中央局，地方自我牺牲的结果维护了中央威信。后来中共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央政策英明、地方执行不力是追究责任时经常出现的话语。

如果说县委担责对上是维护权威的话，对下则可以有效减轻基层干部的怨言和压力。韩丁观察到，陈书记做了自我批评的报告后，基层干部精神为之一变：“在这之前，一直发牢骚、埋怨别人，而就是不检查自己的那些干部，现在也突然开始检查自己过去的思想和行动了。他们觉得自己能够对那些严重的‘左’倾错误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他们不再担心会要他们来承担全部责任了。”[52]中共一直强调要建立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韩丁在《翻身》中曾详尽描绘过工作队内部的自我与自我批评，惊叹“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而达到互体谅和了解的新水平”。[53]的确，县委的自我批评使基层干部既减轻了压力，同时又感受到道德上的洗礼，陈书记承认错误的示范作用使干部们更乐于面对自己的问题。在这其中，人性的微妙发挥着直接的影响，而从理论层面理解，共产主义宣传的精神提升为干部的相互理解提供了思想基础，中国传统的道德教化多多少少也发挥了一些惯性的作用。

整党纠偏这样一个很容易在工作队中引起情绪的问题就这样慢慢消弭了，起码在韩丁的《翻身》中是这样。事实上，这也是整个的党对1946年以来土改政策的一个大调整。在调整中，和韩丁观察到的地方形态一样，在中央层面，毛泽东也以其巧妙的政治艺术将这场转变有可能带来的震荡减低到最小程度，其在上层的呈现和基层可谓异曲同工。现有材料揭示，毛泽东对土改过激倾向的发现有赖于身边任弼时等人的报告，而当他1948年1月对“左”倾倾向提出批评后，2月各中央局向其提交的报告中不约而同均提到土改中的偏激倾向。2月下旬，毛泽东致电刘少奇，以自我批评的形式就土改中的政策提出批评：“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既未能公开地（此点很重要，即是说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们知道）明确地分清界限，又未能作系统的说明，不能专责备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这种责任。”[54]毛自身承担责任的方式既为此时领导土改的刘少奇铺设了转圜的台阶，同时把主要责任定位于中央，也为地方减轻了可能从上层受到的压力，这恰和和另一方向的地方承担责任陌路同途。经由此，中共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将可能出现的上下间的龃龉化解于无形。

《翻身》所呈现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和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并称为中共三大优良作风。正如韩丁观察到的，对刚刚执掌政权的中共，这些确实可以发挥出良好的功效。当然，韩丁也提到了实践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遵循的几个原则：“首先必须愿意对自己抱客观态度，必须愿意从任何批评中寻取真理，而不去计较批评的方式。其次，必须对别人也抱客观的态度；必须抱着帮助别人克服缺点改进工作的目的，从原则性的观点来评价别人；同时还必须是为了把别人扶起来而不是为了把他推倒。在实践中，这两方面的考虑意味着，在批评者方面必须非常注意自己的动机和方法；而在被批评者方面，则总的说来不应去计较别人批评自己的动机和方法。”[55]应该说，这其中包含的精神和操作难度甚高。当中共抱持着共产主义理想，对党员干部的道德水准赋予极高的要求和期许时，韩丁所说的这些标准或非不可企及，但一旦道德理想的光环开始褪色，现实的权力、利益等侵蚀理想主义精神时，这种不具制度化约束的作风产生的效果就有可能不断递减，韩丁当时曾想到：“人们要掌握这种方法，还要走一段漫长的路程，运用这种方法所需要的客观态度，只能是持久的、长期努力的结果。”[56]看得出来，韩丁对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向前推进充满期待，对历史现场中的人们而言，这并不奇怪，不过后来的事实显示，他忽略了另外一种可能，即随着环境的变迁、内部利益的不断分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实际效果及操作的递减趋势。

1948年初夏，随着整党结束，韩丁离开了张庄，张庄的戏暂时落幕了。从韩丁观察的张庄可以看到，中共的到来给民众建立了翻身的基础，翻身的实绩则依赖中共的继续努力。中共相信，坚持党的领导可以保证民众获得的权力不被重新剥夺，整党就是依靠民众、发动民众，保证民众和干部权力保持平衡的一个重要举措。某种程度说，中共在整党中，试图把自己超脱于干部和民众之外，成为双方博弈的仲裁者，这是中共坚持自己的民主理念的重要努力。但在实际的利益链条中，显然干部比民众和党离得更进，在干部普遍党员化的背景下，党与干部也很难真正分开。而且，作为一个内循环机制，整党对外力的引入完全由党本身控制，当干部越来越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时，即便是组织工作队，也未必可以将这种利益趋同的趋势屏蔽在外，因此，整党的效果和赋予的期望出现落差并不让人意外。

无论如何，正如韩丁坚信的，革命来了后的张庄，还是呈现与以往中国农村大不相同的场景，地主在革命的强力冲击下无可挽回地没落，新的农村秩序通过中共组织的介入迅速形成。代表着中共的革命理念，这个新体系有着强烈的让民众翻身做主的意愿，按照韩丁的说法，民众“把自己从自然和社会力量的被动的受害者，转变为一个新世界的积极的建设者”，“这就是翻身的实质”。[57]朝向这样的目标，中共亦非一帆风顺，从韩丁笔下的张庄可以看出，即便对中共这样一个具有高度组织力和行政力的政党而言，这一过程也是一波三折。中共的强大之处不在于尽善尽美，而在于其朝着自己目标始终不懈的努力推进。从这一角度说，韩丁从左派立场为革命所作的一些刻意辩护倒不免画蛇添足。其实，无论当年还是后世的解读者，都不妨对中共主导的社会变革更具信心，毕竟，革命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