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峰专访：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

tuffy05

采访整理：李海文
原载《燕园风云录——北大文革回忆资料汇编》


１、华北会议
　　1966年上半年主席一直在外地，由少奇主持中央工作。4月杭州会议之后，彭真同志受到批判，市委已很难领导工作。5月7日，中央通知我代理北京市第一书记，8日我出席了市委全会，并讲了话。但是这些都未公布。
　　我担任北京市第一书记，同时还负责华北局的工作。为了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和《五一六通知》，决定召开华北会议。按地区分组，华北局书记分别参加。北京市在北京饭店召开，内蒙、山西、河北在前门饭店，天津也在前门饭店。北京饭店仅是华北会议的一部分。参加人为书记、常委（彭真、刘仁除外），各区、县、局负责人，四清工作团负责人。大会从5月9日准备，5月20日报到，23日召开，一直开到7月20日。
    北京市批判彭真、刘仁同志。
　　但是我的想法还是老观念，虽然采取了组织措施，但认为还是在党内，6月23日在市委机关干部会议上，我讲话时再三的动员他们“引火烧身”，给他们出主意，说“你站出来检查工作组给你帮忙”，“可以晚几天回去”，“有的可以易地革命”。6月底，参加北京饭店会议的各单位负责人回到各个单位，市委各部委继续开会，参加华北工作会议。

2、5月25日康生、陈伯达设圈套骗我到北大讲话
　　5月25日上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下午2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学生食堂的东墙上贴出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彭佩云是大学部的干部，市委要提她为副部长，华北局没有同意，市委任命她为北大党委副书记。陆平是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大字报的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校党委，也就是指向北京市委。后来才知道这是从康生线的人早就到北大活动的，他们早就派曹轶欧等人在北京大学串联。
　　大字报一出来就将党内矛盾公开了，而且这是1957年以来第一次在北大出现大字报，一下子就引起轰动。学校内部，学生马上分成两派，一派是反对大字报的，一派是拥护大字报的，两派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形成对立，在辩论中青年人火气大，有个别人动手，发生推推搡搡。而且北大有许多留学生，消息马上传到国外。北大的校门历来是敞开的，外面的人闻讯后纷纷进去看大字报。
　　这天晚上我接到陈伯达的电话，他要我去北大，说：“形势严重，怕大字报上街，怕串连，现在很多人到北大看大字报，怕人们上街游行。”看来他们放了火，还不知毛主席的态度，怕火烧到自己，急于稳住阵地。
　　我说：“我不能去，因为中央没有正式通知。师出无名。”这时吴德已到北京，但我和吴德还未正式到北京市委上班，以华北局的名义去也不行。
　　陈讲：“形势严重，很可能发生游行。在北大如何贴大字报要作工作，不要上街。”我想，非中央讲话不可，我也不能给主席打电话，现在夜半三更，也不能和少奇联系，因而没有答应。又拖了一下。
　　陈伯达着急了，第三次给我打电话，话讲到这种程度：“非你老兄出台不行了。”我还是不答应，他又说：“我们一块去。”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已内定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负责运动的。我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
　　5月16日之后，为组建中央文革小组，原规定一个大区出一个人做副组长。我知道东北局派的是郑季翘，因而我们就和康生讲，推荐华北局书记池必卿参加。池到华北局是总理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点的名。他是山西省委书记，分工管工业。他原是山西省工业部长，曾到大同办工厂，山西省委要他，他又回到省里。“文革”后他到天津当第二书记，后到贵州当第一书记。康说不行，说他在阳泉和池谈过话，对他印象很坏。后来池告诉我：康生完全放屁！他从来没有和康生在阳泉见过面。我又提议华北局候补书记兼宣传部长黄志刚，他在山西当过省委宣传部长，康又说不行。1966年春天中央理论小组派了曹轶欧等人到北京、北大，华北局也派黄志刚带了工作组到北京、到师大，两人对搞运动的主张不一样。康生不满意黄与这件事有关。康又说不行。我说：你看谁合适，他说：没有。我心里想：难道华北局能拿出来的人就一个没有了？你这是干啥嘛！
　　两天后，5月28日中央公布中央文革小组名单：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峤。华北、西北、东北、西南四个大区的人员以后再定。
　　这时外事办副主任张彦打电话来，我同他并不熟。他说：我刚从康老那里回来。康老要你和蒋南翔一起去。他原准备是和我们三个人一起谈。我去后，康老说：“既然你来了，就先和你谈，请你转告雪峰同志。”张彦转达康生的话同陈伯达讲的差不多：北大发生的事很紧急，要马上处理。明天大字报要上街，学生上街，别的学校要上北大支援，要我们去说服，刹车。张说总理知道此事，总理的意思要做工作。（“文革”是毛主席发动的，来势很猛。实际上，总理、叶剑英已成立了首都保卫小组，具体准备了什么我不清楚。但当时已派了巡逻队将北大封锁。）
　　张彦还具体转达康生的意见：大字报可以出，但不要搞到各个学校去，不要上街。总理也指示了几条：正面讲毛的伟大决定，对大字报要做几条规定，我根据张讲的精神想了几条。工作要说服，不能压，要负责人亲自去做工作。张彦说：先和你打个招呼，康生还要找你。
　　康生在八大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2年9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增补为书记处书记。在书记处内分工，他帮助小平同志管全面。我是1956年八大担任书记处书记。那时书记处只有七个人：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和我。1962年9月增选了陆定一、康生、罗瑞卿，撤销了黄克诚和谭政。主席讲过对大城市的管理是两条路线，中央管，书记处也管，谁管的对就听谁的。实际上我对农村四清工作抓得多，对城市工作很少过问。康生在党内资格老，地位高，大家都称他为康老。
　　过了一会，康生来电话。我先讲了张彦转告的话。他说：蒋南翔已经来过了，你不来也可以。我说：陈伯达来过电话，要我讲话。康生听了没有多的话，表示可以。我想是不是向少奇汇报一下，一看快12点了，我还没有习惯，有事非找领导不可。既然张彦讲总理有话，现在康生、陈伯达也讲了，还是应该去。
　　这时，陈伯达又来电话催我。我说：“我等你。”我考虑，我一个人上台让群众一包围，我连个报信的人也没有。我抓解学恭、池必卿来开会商量。我在台上，你们散在台下，聂元梓是太行的干部，让池必卿做聂的工作，和外面的人通信。这一切都安排好了，已是12点多了。我和陈伯达联系。陈这时却说：“我正在改一篇社论，去不了。”陈伯达要我去北大后开个紧急会议。（这暴露了康、陈两个人的互相勾结）。
　　我赶到北大临湖轩时，陆平正在主持校党委会。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仰峤也在。他们在礼堂召开八百人的党团员干部会，而且已经开过了。我先听了一段汇报，就说：“已经开过了，那就算了吧。”蒋说：“雪峰同志你既然来了，我们就再开一次。”
　　陪我上主席台是刘仰峤和张彦。又要开会我讲什么？我就叫张彦再提供一些情况，传达周、康、陈的指示。我一边听一边想，心里生气，为什么把我推到台上，算啥！我请张彦先讲讲，我主持会。他不讲，我问总理还有什么指示，他说没有了。
　　等于原班人马又开了一次会，在党团干部会上我讲了25分钟。我说：
　　我们惊动你们，但你们也惊动了我们。你们贴出了大字报。大字报是最好的形式，是武器，是好事。北大是有革命传统的，在全国、全世界都有影响。搞好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要按中央指示进行。中央和国务院现在考虑、指示，不要把内部和外部的大字报都贴在一起。要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彻底肃清修正主义影响是长期的事情。文化领域包括思想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是要进行一个长时间的要5年到10年时间。主席说：我这一辈子不行了，你们再接着来。我们要进行一场尖锐复杂但也是很细致的阶级斗争，这要有坚强的领导。最高司令就是毛主席，就是党中央。因为这场革命涉及面广，所以要一步一步来。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的打。现在只是第一个战役，刚刚发动。目标就是“三家村”，别的还没有准备好。这场斗争涉及到若干方面，报上有点名的，还有没点名、没有拿出来的。究竟要发多少炮弹，下一步如何发展将来就会知道了。北京的群众都动起来了，北大也动起来了。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必须领导好，指挥好。北大党委要把这场运动领导好。斗争要有组织有纪律，不要弄得乱七八糟，要有秩序，有纪律。这不是束缚大家的手脚。报上登出来了嘛，还束缚什么？那些地方搞得不好可以提出批评，可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报告给华北局，党中央，毛主席都可以。
　　这埸斗争动的是笔杆子，是思想文化斗争。现在解放军还用不上。要在这方面组织领导。最近北京中学生热情很高，到《北京日报》社提抗议，这是好事，但太多了也不好，不要太多了。有人开大会声讨，外地还发通电：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这是好事。但是给外国人看，好象党中央摇摇欲坠。开大会声讨这个形式不是最好的形式。我们要动员群众，通过座谈会，分析批判，写大字报小字报等形式，大会声讨也要组织好，不要出洋相，能说不开就不开，要开就开，但开会声讨不是最好的形式。敌人（帝、修、反）会抓我们的小辫子。我们不怕，我们辫子粗，抓也抓不住，但最好小辫子也不让他们抓。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党员有民主权力，不过大小字报内外要分开，国内外党内外要分开。外部的，外国人可以看，内部的，外国人不可以看。党内问题，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不要在外面张帖。如果讲不通可以贴。有些人说通了可以撕下来，有些人不撕可以贴上新的盖起来。总而言之，千言万语，文化大革命非常重要，但是你们要有领导的行动。
　　后来群众概括为四条、五条：1、不提倡写大字报；2、大字报要内外有别；3、要有领导；4、有步骤；5、不一定开大会声讨；等。
　　我讲完了，张彦又要讲。他讲了20分钟，传达了总理的指示，但他口气不硬，和我讲的一样。
　　会后，我回到家里，睡不着，心里考虑，中央还未吭气，我这样作合适不合适？天还没大亮，就给少奇打了个电话，不想碰了个钉子。我刚说我在会上代表中央、包括总理讲了一个话，他马上顶了一句：“你不能代表！”
　　我赶快就说：“那怎么办？我马上写一个检讨，需要公布就公布。”
　　少奇说：“那也不要。”说完了，他就把电话挂上了。我一听就知道事情不在我这。这句话把我解脱了。
　　通过这一天的事，康、陈来个突然袭击，本来我对康、陈有些看法，但当时也不敢太怀疑，因为他们都是老资格的同志。

3、陈伯达率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
　　5月31日，陈伯达亲自到《人民日报》社，改组《人民日报》社，撤了吴冷西社长的职务，宣布中央确定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这是中央派的第一个工作组，而且由陈伯达宣布，并由他领导。
　　改组后的第二天，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这篇社论实际将林彪5·18讲话精神公布与众。社论宣布“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目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律和声势，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它的威力之大，来势之猛，在运动中所迸发出的劳动人民无限的智慧，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想象。”“正在大大推动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也必然对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发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从此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席卷神州大地。这是毛主席点的第二把火。

4、毛主席在杭州决定发表第一张大字报
　　6月1日，我们正在开华北会议，由我传达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下面递了一个条子，说是由康老那里送过来的文件。我打开一看是康生写的条子。内容是毛主席在杭州对聂元梓大字报的批示，并说今天就要公布。毛主席批示的内容因为时间仓促，看的很匆忙，我已记不清了。因为事关重大，我在会上念了康生写的条子。
　　6月1日晚8点，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一下子火就点起来了。
　　康生欣喜若狂，他有一次在大会上说：“大字报广播后，我感到解放了。”而大字报广播后我就十分被动，因为我在北大的讲话与毛主席的评价显然不同。
　　当天晚上，张承先率少数工作队员进了北京大学。我从前对城市工作管得少，对北京中学更不清楚，两眼一摸黑。我让市委的同志在北京市地图上标出了300多个中学的校址，情况紧急的地方还插上旗帜，如同作战一样紧张。
　　6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醒目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并发表了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的文章宣布“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说北大的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各高等院校纷纷效仿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组织，从此全国高校陷于混乱，一发而不可收拾。

5、中央决定成立新市委
　　聂元梓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北京旧市委，这样新市委必须赶快组建并公布。5月26日开北京市委全会扩大会，我宣布中央改组市委书记处的名单，李第一书记，吴第二书记，郭影秋、高杨文、马力为书记。28日起草市委书记处改组电报，报中央。29、30日中央召开会议，研究了《5·25大字报》贴出来后的形势，中央决定以中央名义在《人民日报》公布新市委的名单，同时以中共中央名义任命张承先（原河北省委书记）为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周恩来提了一个意见：关于彭真、雪峰的职务由中央的名义宣布，张承先工作组长的职务则由北京新市委的名义公布为好。6月3日在大、中学会议上，4日在工交、市委机关会议上，我到会并宣布了中央改组市委的决定。
　　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6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李雪峰、吴德业已到职工作。北京市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领导。”书记处书记有：高扬文、郭影秋、马力、万里、陈克寒、赵凡。后三位同志均是原来市委书记处书记。
　　中央讨论北京市委改组时，我们提议除了彭、刘外都保留。彭的处理是主席在杭州会议定下来的，我们不能讲什么。我们在常委会上汇报了北京市委书记们的来历。万里是太行的干部，由城市建设部部长调到北京任书记兼副市长，他是1958年来的，担任副市长的时间不长。他到北京后，彭真说万里和郑天翔哪个摆在前面，工作一段再看。万管市政，郑管工业。我介绍北京市工业主要是郑天翔抓的，讲了一些好话。他是晋察冀的干部，彭的老部下。介绍赵凡不是书记，是常委，意思是他在书记处核心之外。陈克寒是太行的干部，《新华日报》华北分馆馆长兼总编缉，和我一起南下到武汉，后任文化部副部长，从文化部调到北京市。这样我们保了万里、陈克寒、赵凡。
　　7月29日要开万人大会，我们确定万里指挥，因为过去北京市“十一”检阅、开会，他的经验多。群众反对，还比较激烈。后来我们决定仍由万里指挥，可是不出面。但是大家还不同意。我们没有理他们，最后还是万里指挥的。他下台比我还晚，是1966年12月。
　　同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中共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消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务。”
　　新市委一公布，群众是拥护的，敲锣打鼓庆祝、欢迎。新市委开会我都没有去，差不多每天晚上到中央汇报。6月1日大字报一公布，《人民日报》社论一发表，我们也保不住了。

6、中央制定八条，贯彻八条
　　6月3日上午11时，中央在少奇同志家召开会。少奇主持会，小平讲话，总理在，参加的有：陈毅（外交口）、薄一波（工交口）、李先念（财贸口）、陶鲁笳（农村口）、叶剑英、陈伯达、康生、汪东兴、陶铸，我和郭秋影代表北京市参加。大家在会上说，现在搞运动总得有个办法，大家议论了七条，我建议再加一条群众路线。小平首先表示：好，同意。
　　讨论完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大。因为我要传达，中央又没有指示，我就从头到尾将八条念了一遍，大家都同意。陈毅讲了一段话，他表示很高兴，对我说：你再说一遍。他拿出了小本子记。当时他也很紧张，外办、外语学院闹得很厉害。
    八条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不准打人、污蔑人；（七）注意保密；（八）积极引导，坚持岗位。
　　1970年在庐山，陈毅参加华北组。在正式开会之前，江青先讲了陈几句好话，然后把陈老总训了一通。大家心里不满，江青你算什么？！陈毅那么刚烈。开小组会时，陈毅和我坐在一起，又议论起这八条，他说：“在那个会上讲的最多的除你之外就是我了。”我们又说到岁数。我说：“你快65岁。”他说：“你可小看了，70多岁了。”当时他的情绪是非常憋气又无奈，大家互相之间很同情，我们南下时曾在一起工作过，但是互相不敢讲私话，又想找人讲几句。
　　制定出八条之后，我说：“有了这八条就好办了，现在需要向下讲。”
　　小平说：“开个十万人大会，一杆子插到底，新市委上任。”
　　我说：“还得准备，先分开讲。今天晚上开第一次会，包括机关干部，第二次包括学校，分开讲，工作几天再看看情况。”
　　他说：“好。”
　　6月3日、4日，我们连续召开了大专院校，工交、财贸系统工作组和市委机关干部的会议。在会上我讲了政策界限，宣讲了“八条”。同时市委请示中央后决定中学集训、军训。这样中学的形势慢慢控制住了。后来这些都成了“错误框框，束缚了群众的手脚，限制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对运动起了阻碍作用。”这个八条，还有我在5月25日的讲话，这两个东西实际思想是一个：现在党委不行了，由工作组代，要坚持党的领导。虽然在讲话中也讲到放手发动群众，但是要纳入我们的轨道。
　　6月1日到10日是宣传阶段，发动群众，就是让群众骂你，我们在那第一炮打官僚主义，炮打司令部，朝我来，谁也没有想到“文革”来的那么猛。6月1日晚上8点，第一张大字报在广播电台一公布，群众马上起来了。一些群众要求斗争单位的当权派，说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这些同志都住在北京饭店开会，没有回去接受批斗。
    那时，每天工作都忙得很。每天晚上吃饭都是两桌人，孩子们还要等到第二轮才能吃。临时加一桌饭，厨师老吴马上做，从未怨言。晚上之前，华北局书记处的同志有解学恭、池必卿等人到我家来开会，汇报材料，汇报不完，边吃边讲。
　　吃完饭马上到中央去开会，中央由刘少奇主持。几乎每天晚上开会了解北京市的情况。情况越来越混乱、紧张，政变的谣言越来越多。
　　总理那里成立首都工作组的会议，总理亲自抓，叶帅参加，我也算一个成员，但是没有时间，就派华北局书记兼秘书长苏谦益参加。首都工作组主要负责首都的保卫，做了很多部署，中南海的驻地都做了检查，以防万一。小平对我说：杨尚昆是单干户，他是另外的事。但是什么事，我也不清楚。7月主席回到北京，一撤工作组，这个委员会也没有宣布解散，但实际上已无法开会了，名存实亡。
　　6月7日华北召开工作会议（也称前门饭店会议，各省除北京在北京饭店外其他各省的会址在这个饭店），会上各省都闹起来了。内蒙古分东西部，原来就有矛盾，这一下子又起来了，批判乌兰夫同志。河北批判林铁同志。并在组织上撤了他俩的职。山西省委、天津批袁振、胡昭衡，华北各省搞得焦头烂额。

7、第三次（6月）杭州会议
　　这是1966年在杭州召开的第三次会议，时间是6月10日。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一发表，全国形势紧张，牵扯派工作组的问题。我估计少奇、小平会向主席反映意见，要求再请示一下。6月8日邓小平电话，通知中央到杭州开会。
　　9日我从北京飞上海，由沪抵杭州。6月10日下午7时半，我们到主席住地－－刘庄开会。少奇、小平、总理、陶铸等中央负责同志及各大区的书记都到了。
　　10日开会，主席主持。主席没有主动讲，也没有什么题目。主席略微问了一下，也没有一个一个地问。问了一下群众怎么样，你们动作了些什么。各大区书记汇报。西北局刘澜涛汇报，主席不太感兴趣。我有个汇报，主席也不太感兴趣。我在会上讲得也很简单，因为主席没有提问　，我也没有多讲。各大区也没有多说的，运动已发动了，这些人都还没有受到冲击，思路还是过去常规的，考虑如何领导。我们一贯思路是：党的领导是必要的。少奇讲放手发动群众，谁放手？抗战时期主席讲统一战线，敢不敢放手实质是带路线性的问题。现在放手不是撒手，放手放到谁的手上，各大学的党组织都没有了，如何领导？也许除了柯庆施在上海可能知道一点底细，（可是他又去世了）我靠着中央不知底，其他各大区的负责人更摸不清了。
　　主席问：怎么样？各地的汇报都一样，就是讲工作组的问题。这次会议实质问题是请示是否派工作组。这时主席比较和缓，只是说：“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也没有严厉的语言。他发脾气，你就注意检查自己，他和气地点一下，是要你自己注意。他说：“大乱一下再说。我们规定一下政策，现在还产生不出来，还看不清楚吧。”他没有太明确的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原来我们认为是陈伯达要求派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陈肯定是要向主席通报或请示过的。即第一个工作组是中央文革、中央派的，是毛主席批准的，陈伯达为首。
　　这次会不像前二次杭州会议：主席没有系统讲，讲几句又停了，汇报到工作组，讲几句工作组，汇报到外交，讲几句外交。总之，主席讲的含糊，大家搞不清主席的意思。他的意思是同意派工作组，只是考虑不要急忙派。会议期间，吴德、解学恭分别从电话向我汇报北京和华北地区文革情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情况，写电话稿，小平同志看后，批报主席，主席划了圈退我。谁也没有想到后来派工作组成为路线问题。我始终搞不清为什么成为路线问题，是群众领导我们，还是我们领导群众？我们两手空空，谁也抓不住。
　　会议不长，也就一个多小时，主席和少奇他们是否有过讨论就不知道了。印象不深。10日、12日主席主持了两次会议，11日是少奇主持，江青汇报。13日我离开抗州，到上海，当天飞回北京。后来听说毛主席从杭州去了长沙，直到7月18日才回到北京。
　　从杭州回来后，工作组还在派。主席是没有下决心，还是有意考验考验干部是否跟他，中央既要放手，又要有政策，毛的答复不明确。中央还是八条方针，只是更加放手。总之，主席没有交底，远不是他过去讲的，“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告诉群众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过去的传统全变了。我们从杭州回来后，不仅继续派工作组，而且派的更甚了。向中央、军委、国务院各部委、向兄弟省市求援，先后派了一万人。我带华北局的干部，安子文从中组部抽了80多人，从全国各地抽了不少人，从团中央抽干部由胡克实负责到各个中学，总政刘志坚派了不少军队干部参加工作组。
　　6月中下旬，出现赶工作组的现象，北京50几所大专院校中，有30几所赶工作组。但是在京的中央同志少奇、小平等都认为离了工作组不行，希望工作组改正错误，领导运动。我也是这个想法，也是这样做的。向群众提出既要批评工作组，又拥护工作组。华北会议，前门饭店开到7月16日结束，北京饭店开到7月20日结束。我还是老观念，老传统对待党内斗争，散会时我对大家说：“希望参加会议的人能站出来领导。”
　　华北局工作会结束，“旧市委”的同志往哪里放？因为在北京已不是只限于学生搞运动了，各单位都在斗当权派。因为北京市已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已改组，下面的各个单位当然都是执行了市委的指示，因而当权派都被怀疑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特别是原来能干的、受到市委重用的干部，这时都成为运动的重点。如果原来班子再有矛盾，有的领导干部在后面支持，群众很快就起来了。各单位都在揪斗当权派，有的单位群众不讲政策，向大学学习游街、戴高帽子。运动起来后北京市死了好几个干部。“八一八”之后来北京串连的学生越来越多，他们不但要到大学参观学习而且也要斗黑帮，局势越来越难以控制，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对这些干部应保护起来。
　　形势发展的非常快，一开始说学中央对杨尚昆的办法，送到外地。外地到哪为好？1964年我去过五台山，山高路险，只有一条土公路，一般人去不了。把他们放到五台山，背靠背揭发，保护起来。但形势紧急，要斗人，群众要人，不能放的太远，以免被动，就将他们放到南口。8月24日集中，这天是红卫兵走上社会破四旧的高潮，当时叫红色恐怖。为了保密，事先不能告诉他们到什么地方去。造反派给那个地方起个名字叫反修堡，说我们包庇黑帮，将他们供养起来了。其实是半日学习，半日劳动。是司机将消息透出去的。到了9，我已经停职，市委也顶不住了，只好将他们从南口接回来，回到各自单位，也就是回到群众中去，回到群众中去就是挨批、挨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