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陈君 “底线逆转律”：毛刘绝裂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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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吕陈君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的“七千人大会”，是毛刘分歧公开化的一个大事件。文革时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就说：毛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这口气现在总算出了。毛自己也说：“七千人大会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在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毛点明了文革的来龙去脉：“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从“七千人大会”到“四清运动”，毛刘分歧从公开化逐渐走向尖锐化，并最终绝裂，毛就下定决心要把刘彻底打倒，这是导致文革的直接原因。
　　为什么毛刘这两位政治盟友会绝裂呢?毛为什么会不惜“天下大乱”来打倒刘，而不是采取比较温和一点的办法?难道真是毛“发疯”呢?我们必须来尽量还原这一段历史真相，这是理解文革的最关键处。
　　毛对刘不满，并在政治上产生怀疑和警惕，再到分歧和绝裂，大致经历了四段过程：
　　第一，建国初期，毛刘在新民主主义问题上产生过分歧，刘主张继续再实行一段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毛是想尽快实行社会主义过渡，但毛最终说服了刘，因为社会主义改造毕竟是党内共识，这只是早晚问题，并非原则性分歧，此时毛对刘产生了一些不满，但还不是很严重。
　　第二，真正让毛对刘产生政治上的怀疑和警惕，是高岗和彭德怀这两个事件。毛调高岗和邓小平两人进中央决策层，本意是想平衡一下刘和周的权力，但高这个人性格太急躁，被人抓住了把柄，毛不得不避嫌，把处理权交给了刘，但没想到刘周两人联手把高定性为“反党”，政治上给彻底打倒了，逼得高自杀了，此事肯定让毛心里大为震惊。其次，就是在庐山会议上，毛本意是“纠左”，但彭上书后，引起了党内分歧，很多反对彭的人纷纷告发彭，被迫让毛从“纠左”转向“反右”。刘在庐山会议上起到了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引导会议把彭定性为“彭高反党联盟”，会议结束时，通过了一份“彭反党集团”的决议，但毛因高岗事件的教训，没允许公布这份决议，但刘却把这份决议在党内传达下去了，这是导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扩大化的关键原因。直到1965年8月，“四清运动”已进入白热化时，毛在政治局常务会议上还直接责问刘：“彭德怀最近说，当时不写那封信就好了。把他们的问题传达到底下去，现在看来不妥。当时，你是主张不传的，可是又没坚持，也没有给我讲。”(《毛泽东年谱》第5卷，第521页)这是很关键的一句话，可以看出来，刘主持中央书记处，也并非事事都先征求毛的意见，两人也存在着某种政治平衡关系。所以，庐山会议后，“反右”扩大化，导致“大跃进”最终失控，毛不能说没有责任，但主要责任还是在一线。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结论。
　　第三，“七千人大会”上，毛刘之所以出现分歧，原因是复杂的，但主要原因还是责任问题，“大跃进”饿死了很多人，就必须有人来承担这个责任。我们需要来做一个详细分析。
　　毛是“大跃进”的发动者、“始作俑者”，但毛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毛不懂经济，党内真正懂经济的也很少，提出“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当时之共识。但发动“大跃进”的根本原因还是，苏联撤走援助后，中国只能靠下放经济权力给地方，发动地方来完成继续工业化的过程，1958年6月，国务院正式把中央管辖的轻工业98.5%、重工业96%都下放给地方去搞。(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78页)这一下就放得太猛了，地方搞工业的热情高涨，一下子想收也收不回了，想想现在中国的房地产热就明白了。高指标、浮夸风，都是从地方上先刮起来的。当毛发现不对劲时，就想往回收，公正地说，毛是党内最早提出“收缩指标”的领导人，在1958年2月郑州会议上，毛就提出要把指标降下来。但当时一线领导人还没反应过来，都还在观望。1956年“反冒进”后，经济决策权力收回到中央书记处，主要是刘邓两人负责，彭主要管党务，周陈因“反冒进”时挨了批也不怎么表态，邓后来自己也承认：“这几年，政府工作实际上党包了”，“以党代政的问题必须引起重视和逐步加以解决。”所以，陈云在会上就暗批：“有些人到书记处找干劲，到总理那讲困难。”(《变局》，第106页)应该说，刘邓两人对“大跃进”的推波助澜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里，我讲一个案例，大家就会对“大跃进”的历史真相看得更清楚些。“信阳事件”是最先被揭露出来的严重饿死人的案件，河南是“大跃进”的重灾区，是当时省委书记吴芝圃搞的，吴曾任新四军第四师政委，跟刘任新四军政委的时期刚好吻合，可以这么说，信阳是刘邓树立的一个“大跃进”典型，是全国“第一颗高产卫星”的诞生地，1958年9月，《红旗》与《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山查岈山公社简章，这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最早的章程。现在大家都知道焦裕禄，但很少有人知道，焦还有一个搭档叫张钦礼，张是兰考县县长，他化妆成难民，跑到北京找到周告状，周派了专案组到河南调查，这才把吴揭发出来，但吴也没受到多大处分，只是从第一书记降为第二书记。但吴在河南搞得天怒人怨，可以说是伤天害理，天理难容的。庐山会议后，吴就在河南大搞“反右倾”，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浮夸风一刮起来，高征购就上去了，吴为了完成征粮任务，向农民、基层干部逼粮，谁反对，谁隐藏粮食，就被打成“右倾分子”、“反革命”，结果饥馑蔓延，大量饿死人，最绝的是，为了防止走漏消息，吴还严禁村民外出逃难，任其自生自灭。1958年吴向中央提出河南三年实现“四化”，毛根本不相信，当面批评吴说：“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但吴还是坚持要搞，毛就说：“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当时河南是刘邓搞的典型，吴也只能跟着拼命干。1964年，刘搞“四清运动”也过火了，毛还当面提醒他：“你看像信阳事件那样，都暴露出来了，一下子就搞彻底了。放一二年，问题都出来了。”(《年谱》第5卷，第426页)就是提醒刘别又像信阳那样搞出问题来。所以，就不难理解，1979年邓刚复出就给吴平反，并亲自给吴主持追悼会。安徽饿死人也非常严重，刘在会上当场就免了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的职务，但主要问责却是曾搞了“责任田”，安徽是全国最早搞责任田(也就是分田到户)的，刘派了李葆华去接任安徽省委书记，曾是情报系的，算是周这个“山头”的人，而李是北方局的，算是刘这个“山头”的人，算是跟周调查吴打了个平手。历史真相有些是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说的，而有些是要钻到桌子底下才能看清楚的。对政治家来说，真正的动机往往是不会说出来的，因此历史的真相往往在桌面上也是看不到的。
　　所以，要理解七千人大会的历史真相，就必须仔细揣摩毛刘周邓等人对“大跃进”责任问题的不同说法，以及这些说法背后各自真实的政治考量。中央和地方的看法也差别很大，刘邓两人都认为是“分散主义”，要把经济权力收回中央，但地方大员都认为反对“分散主义”不对，“根子主要在上面”。(《变局》，第51、71页)但导致毛刘分歧的，主要还是中央责任问题。

　　刘在大会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坦率说法赢得了历史赞誉，刘认为中央责任主要在“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变局》，第70页)但问题是：刘从未讲过自己该承担什么责任。另外，会议上很多人都提到了庐山会议，说刘提出的这些问题，1959年彭不是早提出来了，为什么彭就被打成“反党”呢?这恰恰是刘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刘只得在会上再次对彭定调：“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有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后来彭听到此话非常生气。高岗和彭德怀事件是建国后党内斗争的导火索，而党内斗争扩大化又是“天下大乱”的催化剂，这两件事情，刘的责任是推卸不掉的。这才是实质问题。刘没讲自己的责任，但他的口头报告实际上否定了毛的总路线，等于是把责任顺势推给毛了。这是毛“憋了一口气”的原因。但刘不讲自己的责任，可能也是迫不得已，刘是党内第二号人物，盯着他的人很多，反对他的人也很多，何况毛已对他不满，刘只要自揽责任，很可能就会被群起而攻之，引火烧身，彭就是前车之鉴，所以他不得不谨慎表态。所以，在那种政治环境下，刘也只能先求自保，高彭就是两道关口，他都化险为夷了，但最后还是没躲掉。刘的悲剧，说到底，也跟他的性格有关，他在党内尤其是军队内的支持者太少，在解放战争时期，刘代理中央书记处时，常常有理不饶人，跟彭德怀、林彪、聂荣臻、陈毅、叶剑英等人的关系都搞得很僵。历史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位置想要坐稳，都是很难、很危险的。刘在会议上公开对毛说“不”，勇气可嘉，他跟彭德怀一样，也是回湖南老家亲自调查后，目睹了农村真实情况，心灵上受到强烈震撼，想决心尽快扭转局面，这才跟毛发生了正面冲突。这是可以拿到历史的桌面上来说的，但在历史的桌面底下，是刘没能处理好党内的政治关系，得罪了很多人所致，他那个位置和那种性格，确实也很难处理好。刘这个人，知进不知退，做事一根筋，张国焘在延安整风时没少挨刘的批，他在回忆录里也说，刘的悲剧主要是其性格使然。
彭真在大会上的发言也是一个亮点，他是唯一一个公开指名毛也有责任的人，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毛对自己的责任也认账，但要有人公开说他，毛也接受不了。彭主管党务，经济上出了问题，他的责任不大，所以就讲得比较开。对中央的责任，彭认为“首先是我们书记处。小平同志带头，没有调查研究”。(《变局》，第107页)邓是书记处总书记，当然是要负主要责任的。这里，关键是要了解中央书记处这个机构的作用。在解放战争年代，决策权在中央书记处，因为政治局委员分散在全国各地，开会很难，所以决策权就集中于书记处五大书记。到1956年开八大时，毛认为政治局是决策机构，书记处就是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机构，代表党中央行使权力，党政军一切重大事务，最后都要归口到书记处来协调处理，上报中央作出决策。所以，书记处的权力是非常大的，譬如周虽是中央副主席，但有关国务院的工作，周必须参加书记处会议才能议定下来。毛的意图是想通过书记处这个机构，把决策权再统一收回来。在“大跃进”中，周陈两人失去经济决策权，书记处就取替了国务院，成为经济决策的最高机构，发布了大量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的经济政策文件，这是导致“瞎指挥”的根本原因。所以，中央的责任，主要应由书记处来负责，这是没有错的。但彭的发言也有一定推卸责任的意思，因为，彭虽不管经济，但他是协助邓负责全面工作的，尤其是，彭负责党内文件的签发，在宣传口这块一块，彭有一定责任。当时中办主任是杨尚昆，彭杨跟刘的关系密切，邓差不多是夹在书记处里面的，是毛摻沙子摻进去的，上有刘，下有彭杨，这就是书记处的情况。书记处的责任，主要应由刘邓两人负责。
　　邓在大会上的发言就比较温和，不像刘彭两人，直接跟毛较上劲，说到毛的责任时，也比较委婉，他只是引用了毛的原话，“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变局》，第109页)毛此话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都要承担一定责任。在谈到责任问题时，邓主要批评了分散主义，就是地方上要负主要责任，(《变局》，第196、198页)对中央的责任，邓没有多讲，只是作了原则性的表态：“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中央首先负责，而在中央，首先应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年谱》第5卷，第83页)对邓来说，当时考虑最多的还是如何“鼓气”的问题，“在中央领导的第一线工作，他深感人们的气不壮，心不齐，对下边存在的分散主义问题非常着急。”(《变局》，第105页)因为，开七千人大会的初衷，就是给地方“鼓气”，完成日益严峻的粮食征购任务，但要“鼓气”，就得先让大家“出气”，所以，毛就主张开个“出气会”，等“气”出完了，再鼓足干劲。仔细比较刘邓两人的说法，还是有重大差别的。邓的说法比较具体，就是想要解决下面的问题，督促地方完成粮食征购任务，而刘的讲话比较尖锐，急着想要解决上面的问题，就是整个路线问题。邓在思想上可能是倾向刘的，但谈到总路线时还是很谨慎，譬如他说，“天灾不是主要的”，“大跃进没错，就是猛了点”，在毛、刘之间搞平衡。邓总书记这个位置，平衡毛刘、刘周关系是关键，邓是毛的嫡系，跟周私交很好，跟刘的工作关系也很近，处在三巨头之间，这是需要极大政治协调能力的。毛刘分歧逐渐扩大后，邓也常常两难，所以能躲就躲了，毛对邓也感到不满，文革时就说过：“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1959年起，6年来从来不找我。”刘邓彭是在中央一线领导的，但他们都没有主动承担责任的意思，那么，“大跃进”的责任究竟要谁来承担呢?因为中央要是没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地方上“这口气”就没法吐出来。

　　林彪在会上的发言是容易理解的，他看准了毛的心思，全力拥护毛，把毛的责任完全推卸掉，大讲“大跃进”的困难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变局》，第145页)毛对林的讲话大为赞赏，毛对其他人的讲话都没做评论，唯独说林的讲话“很好”，“很有分量”，“看了很高兴”。这就反映出毛的真实想法。中央的责任，毛和刘邓其实都有，毛发动了“大跃进”，但不久他就发现了问题，从1958年一直到1962年，毛其实一直都在“纠左”，1958年11月武昌会议上，他就对中央一线领导提出严厉警告：“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到1961年，毛仍多次指出，有些“瞎指挥”就是从北京下去的，“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包括我们中央发的文件在内，也是那样。”(《年谱》第4卷，第538、549页)显然，毛认为“大跃进”的困难主要是中央一线领导“瞎指挥”造成的。所以，在责任问题上，毛跟刘邓之间分歧很大。　　
周的发言则主动承担了责任，跟林一样，周先是推卸掉了毛的责任，这跟刘彭的直接问责和邓的委婉问责都不同：“应由我们负责，不能教毛主席负责”，“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变局》，第109、110页)接着，周代表国务院承担了责任，“几年来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不切实际地规定跃进的进度”。(《年谱》第5卷，第84页)周还具体说了自己要承担的两项责任，一个是提出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指标，另一个就是权力下放过大，结果造成了分散主义。毛心里清楚，这主要不是周的责任，就插话说：“交代一回也就好了。”(《变局》，第214-215页)在“大跃进”中，实际上是刘邓夺走了周的很大部分经济决策权力，毛、刘邓、周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分权关系，但主动权是在刘邓那里，毛想“纠左”也纠正不了，周想“纠左”也不敢出头，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格局。
　　最后我们来分析毛的讲话，毛首先就讲了自己的责任，“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年谱》第5卷，第78、79页)毛这个表态还是相当坦诚的，伟大领袖都承担责任了，那下面的工作就好做多了，一些地委书记、县委书记激动地说：“主席都检讨了，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相比之下，刘从未讲过自己的责任，这就等于把责任全推给毛和周了，下面的人不了解情况，但毛周两人心里是很明白的。表面上，刘“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慷慨陈词占据了道德优势，但政治上却处于劣势，变成“孤家寡人”了。所以，毛接着就讲了一段意味很深的话：“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年谱》第5卷，第78页)这就等于把刘看成是搞“阴谋诡计”的人了。刘心里可能想：要不是毛发动“大跃进”，我们怎么会犯如此大的错误，这主要是总路线的错误，我们搞慢一点，毛就批“反冒进”，搞快一点，毛就批“右倾”，这让一线的人如何工作呢?刘对毛心里也有怨气。但毛心里可能想的是：我已多次警告过你们，但你们就是不听，浮夸风越搞越猛，庐山会议时，我本来是要“纠左”，结果你们闹起来，非要把彭打成“反党集团”，没跟我商量，就把彭的决议发到底下去，“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在贯彻执行反右倾时，搞到了县以下，发生了问题，出了毛病”。(《年谱》第4卷，第597页)毛刘对责任问题的看法分歧较大。但客观来看，“大跃进”之所以后来搞出了天大的问题，关键是庐山会议打倒彭，以及此后的反右倾扩大化，造成了党内处处左倾、人人自危的局面，一旦形成风气，形势就很难扭转过来了。冶金部副部长袁宝华后来回忆说：“当时是泰山压顶，很难顶得住啊!”1964年，周在政治局会议上也讲过：“三面红旗”是《人民日报》提的，中央跟着讲。计划部门的高指标就是这样逼出来的。(《变局》，第290页)《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在回忆录里也说：“1958年3月，毛主席找我谈话，他说：‘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我怀疑是错误的。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都抢，搞得天下大乱。’”河南是刘邓抓的典型，“高产风”、“共产风”都是从河南先刮起来的。五十年后，我们再来看毛刘两人在“大跃进”中的责任，就比较清楚。“大炼钢铁”是毛放的炮，这主要是毛的责任，但饿死人主要是由于浮夸风，粮食产量吹起来后，粮食征购数量自然也就抬起来了，这主要是刘的责任。所以，刘在大会上没有主动承担责任，这在政治上是失策的，等于得罪了毛周两人，也让毛憋了一口气。庐山会议，“神仙会”开成了“批斗会”，七千人大会，“出气会”开成了“憋气会”，这两件事情都超出了毛的控制。1964年毛开始批刘时就说：“七千人大会有纲，也有目”，他就认定刘对自己有“异心”，从此就警惕了。　　
“七千人大会”后，毛相对处于守势，此后不久，毛就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把主要精力放到政治上，而不再重点关注经济了，这是毛刘斗争的一个转折点。刘就把经济调整的主导权完全接管过来，刘急于扭转“大跃进”的困境，说自己是“非常大总统”，精神可嘉，但最终还是没有处理好毛刘周的“权力三角关系”，这是导致刘最后被打倒的根本原因。2月21日-23日，刘主持召开了著名的“西楼会议”，毛没有参加，其他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成员和中央经济部门负责人都参加了，请陈云做报告，讲经济形势以及对策。陈把问题都讲透了，并提出了经济调整的具体措施，后来经济形势逐渐好转都是按照陈的办法来操作的，这在中央领导层内引起很大震动。七千人大会上，毛让陈讲话，陈以“还没调查完，没把握，半年后再讲”推辞了，但只过了半个月，却在刘的会议上作长篇报告，毛的心情可想而知。刘对陈说：“我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在刘的支持下，4月重新设立了中央财经小组，陈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周只是组员。刘这是拉陈挤周。但到8月，陈的组长工作就停止了，后被闲置了四年。(《陈云传》(下)，第1311、1325页)在此期间，搞出了一个批“单干风”的事件。陈、邓子恢、田家英三人经过调研，都认为解决农村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包产到户”，刘周邓也都同意，但没想到毛却坚决反对，毛的底线是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包产到户”在他看来就是搞私有制了，“搞单干，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陈云传》(下)，第1322页)“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年谱》第5卷，第126页)毛对中央领导层都赞成“包产到户”感到非常震惊，革命胜利这么多年，中央却出了修正主义思想，这是极其危险的倾向。7月上旬，毛特意“同罗瑞卿、萧华谈话，问军队中是赞成单干的多，还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多?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还没有解散集体农庄，回去查查军队中的意见怎样?”(《年谱》第5卷，第112页)可见毛对此问题的警惕程度。陈挨了毛一顿猛批，就告病躲起来了。
　　刘和周的关系，背后总站着毛，这是建国后党内权力的基本格局。延安整风时，刘受毛之命，对周批得很厉害，彭真甚至说还要开除周的党籍，七大投票时，周本来进不了政治局，但毛权衡后，还是把周拉了进来。周跟毛不是竞争关系，毛打他一下，他不会记仇，但周跟刘是竞争关系，刘打他一下，这就是个人恩怨了。党内很多权力斗争其实都是个人恩怨。刘后来把陈毅挤出了新四军，毛也是默许的，陈算是周的嫡系，这也是一个恩怨。建国后，经济工作一直是周和陈云主管的，1956年批“反冒进”，毛就趁机把经济决策权收回中央书记处，周虽是中央副主席，但经济工作还得跟书记处报告，陈也被闲置起来，文革时周讲过这段经历：“1956年带头反冒进的是刘少奇，还有陈云、薄一波，我也有责任。1958年南宁会议，我作了一个自我批评。薄一波就没有很好检讨。刘少奇一点自我批评精神也没有，陈云没有自我批评，最后只好由我兜起来。”这等于是周替刘背了黑锅，跟刘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表现一摸一样，但那是毛替刘背了黑锅，后果就严重了。严格说来，毛是军队系的“总山头”，也是全党的领袖，原则上，毛对党政事务可以发出最高指示，但要落实到位，就必须有自己的人在里面才行，而党务系和政务系的“山头”是刘和周，周在军队也有嫡系，但建国后都被毛挤出去了，譬如，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叶剑英都没有担任军队要职。陈云跟周的工作关系很好，但陈这个人原则性很强，从不进任何圈子。邓被毛摻进中央书记处，他也只能在毛刘周之间搞平衡，所以，邓不愧是政治高手，不得不佩服。刘和周只要联合起来，实力上可跟毛相抗衡，就能阻止文革发生，但最终结果却是毛周配合打倒了刘。
第四，毛刘最终绝裂是在“四清运动”上。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后，毛重提阶级斗争，他就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村主要是搞“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分工)，城市主要是搞“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在毛看来，农村出了这么大问题，关键是基层干部腐化了，地富反坏右这“黑五类分子”掌握了1/3农村政权，中央也出了修正主义，所以亟需搞一场社教运动来扭转这种趋势。这种想法跟刘也不谋而合，1961年刘曾回湖南老家调研了44天，他发现基层干部全都当面说谎，甚至还有村干部撒泼骂他，这让他触动很深，对基层干部就完全失去了信任。1962年8月，刘就向毛提出要派工作组到农村去加强领导，毛同意了，这就成为“四清运动”的起源。但毛刘对派工作组，一开始就有重大分歧，毛派工作组的目的是“强调干部要参加劳动，不要做官，不下去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可能了解情况”。(《年谱》第5卷，第229页)而刘派工作组的目的就是到基层去“夺权”，因为他对基层干部已完全失去信任。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毛刘这个分歧也越来越大，以至于最终绝裂。
　　1963年5月，毛主持起草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但毛在视察中发现，各地对搞这场运动都不积极，“我走了十一个省，只有王延春、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我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的省就不讲”。(《年谱》第5卷，第216页)这期间，中苏两党发生大论战，毛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深恶痛绝的，因此，毛就有针对性地多次讲到了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的问题：“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中国一定就要出赫鲁晓夫?不一定，两种可能。我说，出了也不要紧。总的，我是乐观的，我看我们是乐观的，但是要准备另一方面，天要黑”;“要准备后事，即接班人问题。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年谱》第5卷，第359、361、363页)这是毛在党内第一次公开谈“出赫鲁晓夫”和“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他这些话虽然只是警告性质的，但对刘无疑产生了重大心理影响。　　
8月中央成立了“四清”、“五反”指挥部，让刘挂帅，9月刘主持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就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搞四清运动上来了。但刘的搞法非常“左”，“他不再强调依靠基层干部，而是认为有些地方‘四不清’干部对工作队的办法是‘喂、顶、拖、混’，要想办法摆脱他们，并说：他们抵抗‘四清’就是‘反党’，破坏就是‘反革命’，要开除党籍。”(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784页)这跟毛的想法差别很大。毛曾让田家英特意转告过刘：“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年谱》第5卷，第382页)但刘没有表态。刘对四清运动采取了百万干部下乡蹲点、扎根串连、大兵团作战的搞法，目的是夺取“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刘树立了两个典型，一个是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另一个是陈伯达搞的“小站夺权经验”，都是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这几乎就是文革的预演。各地在四清运动中也失控了，普遍搞逼供体罚，有些地方搞得非常酷烈，打死人现象经常发生。刘树立的这些典型，文革后都平反了，都是冤假错案。刘对搞四清运动是非常积极的，就像大跃进和反右倾一样，每次运动虽都是毛发起的，但也确实都是刘推向高潮和极端的，这几乎是一个规律。刘是第二号人物，他这样做，当然有迎合毛的意思，但他跟毛的政治考量又是完全不同的。譬如，当毛提出“中国要出赫鲁晓夫”时，高层对此已洞若观火，多年党内斗争的经验，刘亦深知自己面临巨大威胁。但刘没法像陈云那样躲掉，也没法像周那样妥协，湖南人的性格里多少是有些倔犟劲的，彭德怀也如此，在此形势下，刘也只有一搏，只要在政治局或中央全会上赢得多数支持，这就等于有政治保障了。在高彭事件中，刘每次都占据优势，提升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可以说，四清运动是刘的鼎盛时期，在他的督促下，中央、省、地(市)、县委共有一百五六万人下去搞“四清”和“五反”，地方上都是一把手亲自下去搞的，杨尚昆回忆说，毛有次见他就说：““还是少奇厉害!我说了多次叫省委书记们下去，他们就是不动。少奇一骂，他们就下去了。”可见刘当时在党内的影响力。但这恰恰也是刘倒台的重要原因，就是有些权力抓得过分了，甚至连周的权力也夺了不少，譬如，“当周恩来谈到国家建设委员会准备在书记处会议讨论后及早成立时，毛泽东说：成立建委、经委是我主张的。把建委取消了，我根本不知道。”(《年谱》第5卷，第480页)刘做事，用我们湖南人的话来讲，做得有些“绝”，做过头了，威信有失，政德有缺，难以服众。但在中央全会上，要是投票的话，刘当时确实是占优势的，刘要一搏，确实也是有机会的。我这里也仅仅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分析，刘心里究竟如何考量的，也只有他本人知道了。但理论上是有此可能性的。
　　刘在全国强推“桃园经验”，有些地方对刘的搞法很有意见，譬如，江苏江渭清就当面顶撞刘，河北刘子厚也找毛告刘的状。1964年下半年，刘视察四清时，“不仅严厉，还显得很急躁，脾气很大”。(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5卷，第320页)尤其是在北京开动员大会时，当着在京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的面，刘说得也很严厉：谁不下去搞四清，就把他赶下去，谁不下去蹲点，那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刘甚至还讲：毛那套调查研究的方法已经不行了，现在要用“桃园经验”的这套办法来搞社教运动。这就等于直接跟毛较上劲了。毛听了当然很不高兴。8月16日，刘写信给毛，建议中央机关抽出“四清工作组”，毛就以华北有意见为由，文件缓发，并通知开中央书记局会议，毛在会上就点名批评了“桃园经验”：“派一万多人的工作组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年谱》第5卷，第401页)随后毛到湖南也吹风：“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按照两个十条，少奇挂帅，就不能说没有人抓了。你们为什么对中央不批评?中央的人也是一分为二，有比较好的，有比较不好的。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年谱》第5卷，第406页)这就等于支持地方造刘的反。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重新修改《后十条》，刘彭先是搞了个《十七条》，但被毛否决了，根据毛的意见，最终制定了《二十三条》。在此期间，毛刘在“四清”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导致两人针锋相对、水火不容，最终绝裂。文革中，当斯诺问毛何时感觉必须把刘从政治上搞掉时，毛回答就是在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毛明显地感觉到，刘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已跟自己对立起来，封锁消息，阳奉阴违，自己说话也不太管用了，这就是毛绝对不能允许的。毛这个人，轻易不会下决心，但一旦下了决心，那党内谁也挡不住。12月26日是毛的生日，在宴席上，毛猛批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接着，毛“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年谱》第5卷，第456页)薄一波回忆说，席间鸦雀无声。27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不断插话：“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现在十五年，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年谱》第5卷，第457页)话说到这个份上，就已经说绝了，毛下定决心要来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　　
毛刘最大的分歧还是在派工作组这件事情上，其他分歧都是枝节。刘坚持派工作组，让工作组到基层去夺权;毛先是支持派工作组，但后来看出问题来了，工作组是由刘的党务系控制的，所以，毛就要发动群众来打倒工作组。这就不只是单纯的工作方法问题了，而是成了毛刘两人政治意志的暗中较量。但毛批刘派工作组也是对的，“一个新城县，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少了，我看是人多了。搞人海战术不行。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什么扎根串联，冷冷清清”，“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去年一整年，特别是有一百一十万工作队下去。过去历来行之有效的开大会向群众讲明来意也不搞了。群众对我们有很多批评”，特别是，毛还提到，“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生产”。(《年谱》第5卷，第460、461、469、393页)毛对刘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也是好理解的。但刘对毛的态度就不那么很清晰了，刘为什么要跟毛较上劲，甚至不惜当面发生冲突呢?刘的态度，跟后来林彪对毛的态度是一样的，两个政治盟友一旦绝裂起来，非要搞得你死我活吗?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要把一件复杂的事情说清楚，一定就要说得非常简单才行。我提出一个“底线逆转律”来解释毛刘绝裂的心理动机根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经常看到，两个关系很好的伙伴，因为一件事情(甚至非常小的事情)，关系就会突然彻底破裂，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夫妻离婚和合伙人反目成仇。两位合伙人(或盟友)在合作时，很多方面他们都是一致的，但肯定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其中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底线存在，就是说，双方合作时都不能去触碰对方的底线，一旦触碰到对方的底线，就会引发非理性的、情绪性的反抗，此时形势就会突然发生逆转，原来觉得对方好的也变成不好了，原来双方一致的也变成不一致了，两人关系就会由合作突然变成对抗。人是理性的动物，但他本身也存在非理性的心理缺陷，“底线反抗”就是一种非理性、情绪化的反应。各人的底线，往往表现在很多方面，既有大的利益方面，也有小的偏好方面，大的方面双方一般都会注意，但小的方面却常常忽视了，这是引发很多合作失败的关键原因。如果要破坏某种同盟关系，有效的方法也是去发现双方隐秘的底线关系，再设法去刺破。毛刘绝裂符合“底线逆转律”，后来林彪跟毛关系破裂也是如此，再说远点，雍正跟年羹尧、薄熙来跟王立军最终恩断义绝都是如此。　　
毛也触碰到了刘的底线，引起了刘的“底线反抗”，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当毛提出“中国要出赫鲁晓夫”的警告后，刘为什么还要作出一些让人很难理解的偏激行为来。按照常理，此时刘应更低调行事、韬光养晦才对，可刘却一反常态，高调主导“四清运动”，派老婆去搞“桃园经验”，并在全国强行推广，难道刘不知道这样做，不是更引起毛的猜忌吗?刘坚持全国大派工作组，就是他“底线反抗”的政治手段，只有工作组夺权到一定程度时，他才能掌握更多政治资源来跟毛对抗。毛后来也看出名堂来了，就反对刘派工作组的做法，这就触碰到了刘的底线。后来当毛步步紧逼时，刘还是坚持往清华派工作组夺权，并派王光美再去清华搞“四清”，沈如槐在《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书中讲：“即使从今天的眼光看来，我仍然认为工作组的做法是有问题的。第一，工作组夺了校党委的权，一下子罢免全校500多名干部的官，这是不相信清华党的组织;第二，工作组几天之内又将反对工作组的700多名学生打成反革命，这是不相信清华广大群众。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工作组既不相信群众，又不相信党，其结局就可想而知了。”刘不是不懂这个“原理”，但此时他已四面楚歌，在派工作组这个问题上，毛刘已形成对决态势，刘也只能坚持“底线反抗”，再无路可走，如果能守住这条“底线”，那刘就还有反抗的机会，否则，就彻底失势、失败了。1966年7月19日，文革爆发前夕，此时毛已完全布局好了，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要撤销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人反对。会后，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年谱》第5卷，第600页)此时，刘的支持者“彭罗陆杨”已全被打倒，形势对刘是极为不利的，但刘还要这样反对毛授意的提议，可见，在派工作组这件事情上，毛刘分歧是多么严重，而刘的“底线反抗”又是何等顽强，因为，这是刘的背水一战了。文革前，毛已让林彪的部队接管了北京的新闻单位和公安部门，撤销工作组后，毛已获全胜，就跟刘公然绝裂，点名严批刘“在北京专政”，北京市委是“独立王国”，中宣部是“阎王殿”，毛利用刘派工作组跟学生、群众的矛盾，号召学生、群众造反，反手一击就把刘主持的党务系全部打倒了。这就是文革造反的源起。
　　毛能彻底打倒刘，其实跟周的支持也很有关系，在毛倒刘的政治布局中，核心一步就是拿掉罗瑞卿的军权，叶剑英在此起到了关键作用。罗本来是毛林两人的嫡系，可没看清形势，后来跟刘、贺、彭的关系走得很近，毛决定倒刘，肯定首先要解决罗。1965年1月，毛决定要打倒刘时，第一步就是任命叶为军委副主席，4月又任命杨成武为军委副秘书长、第一副总参谋长，12月就把罗打倒了，后来又任命叶为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叶是倒罗的急先锋，立了大功，但关键是，叶是周的军队嫡系，毛此意也是联周反刘。在启用叶的同时，毛还专门指示成立“小计委”，并由周直接领导，“小计委”不久就取替了国家计委，这就等于把经济决策权也归还给周了。政治就是交易，毛要倒刘，没有周的支持，也是不容易的。在平衡了周的关系后，毛仅用姚文元的一篇文章，就轻易地把刘的支持者“彭罗陆杨”全部打倒了。毛的最终目的，就是想用中央文革小组来取替中央书记处，重新设立直接听命于自己的最高权力日常办事机构。　　
对普通人来说，理解历史真相往往是残酷的。我们力图还原毛刘周等这些历史人物的真实关系，并不是要否定、批判他们，他们都是历史伟人，也都有其历史局限性，作为后人，我们不能苛求他们，试想要是我们自己处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我们也无法比他们做得更好。我们知道地球绕太阳转，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比亚里士多德、托勒密更聪明。但我们研究历史，就必须要把历史真相讲清楚，为了是汲取历史教训，总结历史经验，避免再犯历史错误。这才是我们的责任和目的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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