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忠 文化革命：1950年代的农村识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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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忠：| 文化革命：1950年代的农村识字运动
　　
2016-01-26 孙晓忠 保马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千疮百孔，不仅表现为政体分裂、经济薄弱，而且在文化层面，薄弱的基础教育，一方面制约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启蒙”，另一方面也影响着革命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型。针对这一问题，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曾尝试在乡村开展识字运动，最终却变成了“强迫识字运动”。1950年代，中共延续了国民党这一政策，但方法、策略、内容的不同，得以使“识字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今天“保马”推送的上海大学中文系孙晓忠老师《文化革命：1950年代的农村识字运动》一文，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前后“识字运动”的梳理，认为1950年代农村识字运动的成功，离不开政治、经济革命的配合。这一方式将识字真正嵌入到了生产劳动环节中，不但激发出了农民学习文化愿望，而且生产出一种社会主义文化。该文为原载于《人间思想（第三辑）：新民主主义在人间》，感谢孙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由于原文较长，故分为上、下篇推送。
　　
　　1、再论“文字下乡”
　　
　　一九○四年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开始在《俄事警闻》的杂志上连载他的小说《新年梦》，叙述他在元旦梦见的未来新世界：在那里，没有家庭、国家，“没有姓名，没有君臣，没有夫妇，语言统一，文字更新，拼音会意兼而有之”，这让我们想起了康有为的《大同书》，在他的“去家界，为天民”的“大同世”里，同样是“文字语言皆归于一”，全世界同用一种文字，如此大伙儿心往一处去，生产力大增，科学更发达，“学之自事简而功半”，可见近代中国许多乌托邦方案以及无政府主义思潮中，都对文字统一提出了新要求。
　　
　　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多伴随着语言文字的变革。19世纪末德国由民族语言统一后而迅速强大[1]，这深深刺激了落后的亚洲各国。晚清的有识之士多认为强调欲达“民治”必先普及文字。“立宪之国，必识字者乃得为公民，中国乡民，有阖村无一人识字者，或有一二识字之人，适为其村败类，而良民转不识字[2]”，客观地说，主张改革文字、兴学识字的有识之士，也尽力想将文化推向下层民众。 然而，“乡曲小民，食力为生，虽幼童不能无事坐食，欲其虚耗一年日力，以求识字，非稍足自给户不能，极贫之家，断难普及”[3]，在国际资本的侵蚀下，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平衡被打破并逐渐解体，农民赤贫，阶层固化。底层人通过读书而出头的机会进一步变小，因此农民没有了识字的余裕和兴致，洋务运动中普及识字形同虚设。鲁迅因此痛恨汉字，认为中国是精英士绅把持的“文字的游戏国”，文字的普及工作等于没有：“单没有文字这一点上，智识者是早就感到模糊不安的。清末的办白话报，五四时候的叫‘文学革命’，就为此。但还只知道了文章难，没有悟出中国等于没有文字”[4]。十八世纪以来日本 “言文一致”运动也深深影响了晚清知识分子并且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诱因，他们主张废除汉字，认为日本高识字率得益于日本言文一致运动中的去汉字化；汉字笔画多、字数多、难书写，音形义脱节，脱离现实，不能表达新思想。“况且汉字难学，粗通文理也需5-7年，贫民子弟，安得有此日力”[5]，而正因为中国文字与语言的分离，识字困难，通文者少，因此民智不开，国家落后了[6]。所以，改革文字就是应学习西方“字话一律”，“读于口遂即达于心”。梁启超因此自述在去日本的船上轻而易举学会了日语。
　　
　　从“字话一律”到“我手写我口”，废除汉字派认为拼音文字更易普及，“切音字易达彼此衷曲”，便于启蒙，而一旦用此“官音”统一天下语言，上下便无隔膜[7]。在此基础上“语文”一致，创造出一种“明白晓畅，务期达意”、“适用于进，通行于俗”的新文体。从清朝推行官话教育，到国民党以读音统一会推行国语教育，倡导罗马拼音来推行国语运动。到30年代，左翼文化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倡导的文字拉丁化[8]和世界语运动的试验[9]，改革者都意识到汉字与民众的隔膜，以及大众掌握书写之于强国的重要性。无论是罗马派，拉丁派，还是简字派，都意识到了“隔膜”源于乡村社会已经断裂，通文字者“不过千人之一，朝野如两世界”[10]。大多数农民因为贫穷，没有识字的余裕和兴致，成人学校苦于招不到学生，劳乃宣因此在给皇帝的奏摺中主张干脆放弃成人教育[11]。
　　
　　拉丁化和世界语运动接受了西方声音中心主义的语言观，这一体现“分离主义”趋势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因为汉字很难为民众掌握，就极端地主张废除汉字，直接带来了民族虚无主义，直接越过国家层面的大同世界观也是左倾幼稚病。针对18世纪日本脱离汉字圈运动，福泽谕吉就批评日本若完全废除汉字，“就是不合理对不合理，在不合理中处事过活[12]”，与此相对，章太炎则坚持认为汉字字形本身比拼音更富意义，而且汉字通过声训，不同的方音最终都能九九归一，在上古文字中找到同源同根，他试图从汉字的训诂中表达出统一的国家情怀，虽不免偏颇，但对我们今天思考汉字与中华共同体的关系，思考汉字在世界文明中，以及“文”与现代性的意义，也不无启发，这方面已经很好的研究成果，不是本文考察的重点[13]。
　　
　　晚清时期，郡县式微，劣绅泛滥，到1930年代基层社会的士绅自治结构越发败落，频繁战乱和国际金融资本进入乡村，导致地租收入降低，农民生活日益恶化；乡村破败加快了士绅精英和豪族地主多向现代都市聚集，传统的乡村共同体逐渐解体。所以这一时期的种种与识字相关的乡村改良运运动，如江南的乡村改进会，乡村建设派，平教会以及宗教福音会都试图将新文化送入农村，但都以失败告终。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1930年代是中国知识界最有活力的时代。围绕“中国的问题是什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教育救国派将乡村的症结归为农民的“愚”、“穷”、“弱”、“私”，他们输送新知识、改良农业技术、组织乡村自治，希望重振基层社会。而反对教育救国论者认为，如果仅仅依存现成的乡村社会政治机构，无视乡村封建势力和殖民侵略，甚至试图借助军阀势力，依然依托乡村精英重建乡村秩序，这样的乡村建设“退一步说，即使农民识得字，能够看书读报了，也不能解除他们底痛苦；即使农民们能够相当改良技术，使农民的每亩田能够多产一石谷，多结几十斤棉花，然而帝国主义的一场倾销，就可以使你的农产物跌去一半价钱，两次兵差一派，就可以吞噬了你的全部收入[14]”。梁漱溟就曾认为，中国社会有“职业分途”而无阶级分野，外来者不应该“在乡村社会内起一种分化的功夫”，主张 “整个乡村”能“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可是他最终也不得不承认，乡村内部一方卖儿鬻女，一方放高利贷，如何能让经济地位不同的农民组成和谐的“整个”乡村呢？在士豪劣绅统治的乡村，任何送进来的利益只会又一次输送到乡村权贵手中，何谈“自治”?乡村工作者无不感到进入乡村之难，办识字教育往往“穷人不来富人来，好人不来地痞流氓来，不识字人不来识字人来”[15]。因此，不改变社会结构的乡建，只会复制和巩固这个不平等结构，即便个别穷人有条件学习，最后也只是脱离自身的阶层变成新的食利者。乡村教育的挫折感，梁漱溟体会最深，他毕生致力乡建，创办农校，倡导“社会学校化”，可让他感慨万分的就是“我们动，农民不动”。他一方面想组织起乡村，一方面又认为如果“乡民愚昧而有组织”危害性极大[16]。由于农民消极应对，国民党最后则干脆是搞成了“强迫识字运动”[17]，“被迫着去识字的人往往这样问：‘识了字有饭吃吗？’”[18]。
　　
　　只有在社会性质论战的视野中，我们方能更好地理解费孝通《乡土中国》的意义及局限，费孝通通过对乡土中国调查，回应了这次论战。针对中华职教社认为乡村的病源是“愚、弱、贫、私”，费孝通则认为农民其实并不“愚”，他们有和城里人不一样的“知识”，只不过不是文字而已。在《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中，他指出乡土社会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没有产生文字的实际“需要”，所以文字能否下乡就成问题。费孝通沿用社会学功能主义学派的“需要”论，从实用角度指出了乡村教育派识字运动不切实际，可谓打中了要害，但也将农民的“不需要”本质化了，这里的“不需要”更应该历史地理解为农民丧失了“需要”的经济条件，而不是农民天生反感文字。但费孝通至少提醒了我们，在进行乡村社会改造中，如何既创造出农民识字的物质前提，又创造出农民内心对文化的自发的“需要”，让文字顺利地进入“乡村”？
　　
　　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学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建国之初展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批判那些梦想不改变社会结构的文化下乡运动，将改良乡村的希望寄托在个别人的善行和仁义上。《武训传》的初衷是为配合建国初期全国学文化高潮，电影在叙事上以南下干部——冬学女教师（黄宗英饰）在农村夜晚冬学课堂上讲故事开场，中间以女教师的画外音为线索讲解武训兴学故事，意在说明乡村变化今非昔比。尽管如此，导演孙瑜对历史的认识依然是模糊不清的，电影遮蔽了农民贫穷的真正根源，如果不首先改变乡村社会结构，教育其实拯救不了穷人。导演对柳林镇的乡村政治结构认识不清，结果拍成了思想大杂烩。武训建起“崇贤义塾”后，只能将其托付给柳林镇的乡绅来主持，这是无奈之举。历史上“武训学校的首事人，绝大多数是有功名的豪绅地主。就是这样一批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家伙，在孙瑜的《武训传》和李士钊的《武训画传》中，却变成了富有正义感的“开明士绅”或“进步人士”了[19]！ 这些土豪劣绅不仅依然是卫道传经，而且也并非真的为穷人开门办学：
　　
　　在头七年（一八八八年——一八九四年），根本没有蒙班，只有经班。而经班的学生，大多数都是“好户”（地主），其余也是富农或商人，没有一个中农，更不要说贫雇农了。教师的资格也很高，须要进士、举人或拔贡才行”。
　　
　　七十九岁的郭继武（柳林镇人，过去是贫农，土地改革分到六亩地）对我们说：“那时候，我们饭都吃不上，还能念书？”七十二岁的韩祝龄（柳林镇人，中农）说：“义学不收学费，可是要给老师送礼，每年端午、中秋两大节，每节四百钱。那时候，三百钱一斗高粱，四百钱一斗小米。（《武训历史调查记》）
　　
　　退一步说，即便穷孩子上了学又怎么样？，电影结尾中通过武训对办学的最终目的很困惑自问：“学而优则仕怎么办？”？学好，就脱离了穷人去当官，这其实意识到穷人和仕人是两个世界。武训其实不必杞人忧天，所谓的“经学”和“蒙学”之分的区隔早就将穷人家通过读书而当官发财的上升渠道路堵住了，18世纪以后由于社会贫富分化带来了教育不平等，富家子弟往往不屑与“贫贱者为伍”，各“延师于庭”，搞私立贵族教育，办起了贵族学校，造成“乡塾党痒不能行于今日”。由此晚明以后在中国乡村已经存在教育双轨制：为为慈善的、无关仕途的“义学”，和为培养高级管理人才而承办的“社学”。“义学”虽为平民子弟提供了识几个字的机会，但并不是为“俊秀之士”登科准备的，只有从小就一路接受经学教育，从开蒙起就享受精英教育，来自“社学”的富家子弟才有科举晋升的机会[20]。梁漱溟所谓中国社会是伦理性质，穷人可以通过教育改变地位，没有西方社会的阶级对立，可是“职业分途”又在哪里呢？到了晚清的简字运动，也同样强调简古两种文化的区别，“简字仅足为粗浅之用，其精深之义，仍非用汉文不可，简字之于汉文，但能并行不悖，断不能稍有所妨”[21]，同时认为真正有学问的还是小学和古文，小民只需认几个简字俗字，士大夫垄断了上层文化，教育不改变社会的不平等结构，继续生产着不平等。武训对旧官府绝望，可又不能给将来有了知识后的穷孩子指出一条出路。
　　
　　2、新式薄记与生产
　　
　　
　　汉字和拼音文字比较，有什么优越性吗？拼音文字的确有易学易记的优势，但是单个字母、单词难以表达完整的意思，而单个汉字具备独立、完整的意义；汉字本身的六书造字方法，使得单个的汉字具有集音形义为一体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因此我们能从单一的“字”甚至偏旁部首中解释出意义，塑造整体的道德观和世界观。即便语法和句法，也具有和拉丁语系不一样的结构特征，这个语法结构也能反映出中华文化中弱化个人主体（如关于主语“我”的用字及否定倒装等），强调个人对共同体的归属特征（如“我是”句）。和拼音文字比，汉字数量庞大；拼音文字则可按一定的逻辑关系将文字与语言直接关联，方便了文字与语言的学习与掌握，但拼音文字没有包容性，因此任何两个不同的民族文字的融合必然要有一个民族语言要消亡，也就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亡。汉字则因具有了这种“书同文，语不同音”的包容性形成了广大的跨民族和跨国界的文化圈。在这个意义上，识字远远超出了开发民智的意义，它担负着共同体整合、文明传承和文化革命的功能。在这样的视野中我们或许更能理解建国初期全民识字运动的意义。
　　
　　
　　
　　应该说民国时期的平民教育运动者都真诚地走向民间，平教会和基督教识字运动研究会等主张有针对性地教育农民，比如平教会对于农民的“愚”“穷”“弱”“私”四大弊端，有针对性地提出文艺教育，培养知识力，卫生教育，培养强健力；公民教育以培养团结力，生计教育，培养生产力，四大培养分别对应上述四大弊端。就成人识字课本来说，民国时期最流行的是青年协会出版《平民千字课》和《农民千字课》[22]，“平民”包括城市平民，也包括农民，表达了民国知识分子的平等观念，也有专门为农村成人识字编的《农民识字课本》，如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和定县公理会福音堂的识字教材。这些课本都强调为强国而必先培养民的“自治”能力，而为民治须先培养“独立的个人”。注意到教育要适合平民，并且提出了“教育农民化”，教育社会化，这都是一大进步。课本选材已经注意贴近平民日常生活，叶圣陶更提出教育即生活等先进的理念。教材内容除了百家姓、三民主义、唱歌、珠算，还有平民应酬和文契等。目的是为了“训练处理家常信札帐目和别的应用文件的能力”。但对于农民千字课，当时除了有人批评课本价格太贵和生字太多，“不合平民智力”[23]外，更多的读者则批评平民识字课本对象并不清晰[24]。教材是工农混编的，民国时一个识字班里学生年龄会有8岁至60岁的跨度，造成成人课本儿童化的现象，“童趣”过多，当时就引起批评：比如“ ‘何九买鸡蛋，放在瓶子里，鸡蛋打破了……’没有一处不是属于小孩子的故事”[25]，本来在“人的发现”的五四新文化主题下，讲究童趣和滑稽笑话，即是开明本、商务本和世界书局儿童国语教材的一大特点，丰子恺的配图更强化了这一特征。可见注重自然人性是民国时期儿童教材和成人识字课本的共同特点。此外，教材还会延续传统儒家伦理，宣扬安分守己，遵守等级的礼治秩序，和乐天知命的“修身”价值观。比如民国课本中有一篇《知足》内容如下：
　　
　　他骑马，我骑驴，
　　向他一看我不如；
　　 转望后面推车汉，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在课文随后的教学要点中，说明本文学习的“要旨”有两点：(一)指示一个人要身心快活，最好能知足。（二）说明多读讽谕文能使一个人的心思发生良好的影响[26]。教材要求教师在课前“谈话”环节启发学生四个问题：“1.我们看见别人职位比我高，钱财比我多，心里将觉得怎样？2.但是我们再回转头来，看看职位比我们还要低，钱财比我们还要少的人，这时心里又觉得怎样？3.我们的景况，不过处在不上不下之间，虽然不能十分好，却也不算怎样坏，所以也用不着愤愤不平。4.一个人的心能满足吗？……其实蔬菜和鱼肉，一样的可以止饥，而且常吃鱼肉的人，也觉得没有滋味，反比蔬菜还讨厌，那么又何必一定要吃鱼肉呢。粗布和绸缎，一样的可以御寒，而且粗布的效用实在比绸缎还大，那么又何必一定要绸缎呢”。接下来教师开始讲解课文九个生字。十一课《吃多了》，写“我”吃多了，肚子涨，夜里不舒服，宣传饮食适量的卫生学道理。十八课《黄狗咬谁呢》：
　　
　　二月有个二月八，我在后院种菊花，
　　一苗菊花还没种，听得门外黄狗咬，
　　黄狗黄狗咬谁呢？咬花子咧。
　　花子花子你坐下，仔细听我一番话：
　　年级轻轻不做啥，讨饭能过一生吗？
　　
　　
　　在课前“谈话”环节，教师问：“同是一个人为什么有的做实业家，有的做学问家，名气很好，有的却不免流落做花子，做盗贼，受人家的轻视？”，“这没有别的缘故，都是因为他们不晓得自尊，不晓得自重”；“所以我们做人做事一定要立定志向，志向立定之后端端正正、诚诚实实、勤勤俭俭的做去，包你有好名气好出息！”[27]。
　　
　　这里姑且不论穷人为何当叫花子的解释是否荒谬，其背后理念还是灌输个人奋斗的价值观。第六课《靠自家》则更明显，不能指望别人，包括亲戚：“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家跌倒自家爬，亲戚朋友拉一把，酒换酒来茶换茶”，指示一个人干什么最好靠自己，“请人家帮忙，也要送他们谢礼，至少茶酒总要应酬一点”。 尽管知识分子已经注意教育要适合农民，但由这些课文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成人课本和民国的中小学教材一样，都很难脱离城市文化的“小市民”性。为“攻”农民在当前民生凋敝之“穷”，注重“生计”教育，首先要求学记账或学应用文，但在当时就引起了读者争议：
　　
　　
　　处理家常信札，全三册只有一册第二十六课才是家信，然而只说马云飞经常在外，他的母亲因为思子心切，叫云飞回家，试问这一封家信，就能够代表一切的家常信札吗？
　　
　　处理帐目，全书七十二课只有第二十二课《云儿记帐》，第二十三课东升开发票才是，关于处理帐目的，吾想处理帐目是极重要的一回事，全书只有二课，恐不能举一反三罢！[28]
　　
　　并且云儿记帐记的则完全是非生产性的剥削账：“收借牛给谢家耕田两天，钱二千文”[29]，学的完全是有闲阶层的一套生活方式和本领，以至于学习应用文变成了怎么学写“地契”，对于仅仅将写信记账作为生活习惯和技能的养成，当时读者多有不满。课本内容还是严重脱离平民和农民生活，学员来了也是打瞌睡：
　　
　　我去岁在芜湖教有一个二十多岁的木工人，他学着这头一本。当他读到《十、有客来》第二天就向我说道：“我已经跟你读过十天了。这书也就给我读了七八页子了。而所读过这七八页子上的字，也可能说勉强认得。但是，我越读越没有精神。近来的两天，看的时候，常常不觉便瞌睡起来了。我二十天前，对于读书那样的欢心，不知现在为什么渐散了！每一拿到课本，似乎很有点厌恶的心思。”……唉！无怪乎平民学校，都是开学满堂，而毕业零落呵！可惜不知者，都怪罪平民学校办事人员，实在是冤枉之至了！[30]
　　
　　以上粗略了解民国识字课本内容及识字情形有助于认识我们新中国识字课本的新特点。新中国识字运动于1949年建国前由东北旅顺开始，并蔓延全国。这得益于延安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成功实践，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一方面创造性地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和军队，边学习、边战斗、边生产，一方面通过土改、互助劳动和冬学组织农民，其目的就是要创造出同一个“新文化”：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整全的生活方式。伴随着以私营出版社为代表的印刷资本主义的改造，和全国统一的书籍报刊公共发行网络的形成，印刷文字具备了进入乡村的物质条件。1950年代不仅成立了为普及文字而成立文字改革出版社，还有大量专门面向农村的文化刊物和出版社[31]；各种农民识字课本和农村文化普及读物通过邮局和新华书店发行与销售网络输送到乡村。更重要的是，通过50年代的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新中国彻底改造了农村社会的基层结构，在新的乡村社会中，通过文化诉苦，农民意识到没文化的害处；通过合作化中新农具改良、记账、借贷、读报和劳动工分手册等形式，将识字真正嵌入到了生产劳动环节中，改变了费孝通断言的农民“不需要”文字的状况，重新激发出了农民对文字的“需要”，进而自发地产生了学文化愿望，识字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地开展。这既和不问“农事”的儒家经学文化有根本不同，也和中国精英文化中的“耕读”生活方式有区别，所谓的耕读文化和第一线的劳动生产并不相关，因此作为“传家”的 “耕”和“读”的分离就是生产和管理分离，“耕”越来越无关生计，成为优雅生活的点缀。
　　
　　识字如何走近农民日常生活？那就先得让农民认与他生活有关的身边的字。50年代的农民识字课本首先立足于地方性知识，并始终围绕生产为中心来认字学习。合作化运动，在身体、时间、空间上对农民的日常生活进行全面改造，现代生活因素嵌入到了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并因其日常生活中现代性魅力引起农民参与的兴趣，当然在这个形式下面是农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利益。合作社有了全新的管理方式，有了集体，有事需要请假；上工看钟点；有了合作社，缺钱少物可以打免息的借条预支；有了信用社，可以储蓄和贷款，从此告别了高利贷。这些无不说明文字在新社会成为农民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识字也就水到渠成。为培养合作社记分员，各县都因地制宜编写了识字课本，开设“记工学习班”，毛泽东在他亲自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高度评价了高家柳沟村自编农民记工识字课本的事迹，称之为“了不起的创造”。莒南县的高家柳沟村，在成立生产合作社过程中，由于全村文化水平低，找不到记账员。记账员识字太少，“连人名、农活的名称（指耕地、收割、庄稼等）都写不出来，就只好用画圈、画杠的办法来记账。当画圈、画杠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思的时候，就只好找记忆力较好的人当‘心记员’了”，结账时靠召集大家回忆凑工分，常常熬到半夜也凑不准，闹得不团结。后来村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夜校识字，将学习内容和当前合作社的记账需要结合起来：“先从社员姓名学起，然后逐步地学到土地座落、各种农活和农具的名称，再学各种数码和记账格式等。学习的具体方法，是把社员姓名、土地座落、各种农具等所要用的字，分类排列起来，先学相同的字，后学不同的字”[32]，终于解决了难题。
　　
　　
　　各地方的地名、农作物、农活、农具都不尽相同。各地农民迫切需要认识哪些字，首先需做调查研究，这也是学文化上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创举。根据《星火合作社记工识字课本》编写组交代，本教材入选的都是农民记工和写便条常用的字：“经过向村会计员、记工员和老农调查了农活名、作物名，向社主任调查了人名和地名，向保管员调查了农具名，又向会计员要了各种常用的便条、生产定额表和劳动手册”。根据这些信息入选了九百个字，后来再进行深入调查，选定社员最需要的328字。[33]选定后即围绕这328字编写课本，这些生字对农民来说音熟字不熟。如一、二课学习记账用的基本数字后；第三、四、五课从全部生字中选出33个笔画简单的基础字，如“上下、大小、土地”等，按照记忆和认知规律成对出现，便于记忆；第七、八课就是农民劳动手册，教农民认识劳动手册和借支记录；九至十是该县旱地和园田的二十种农作物名；十一到十八是各个季节的农活名；十九课是该地最常用的八种农具；第二十课是星火社所在乡乡长、党支部书记和社主任的姓名；第二十一课学习地名，二十二到二十五就是社员常用的五种便条。
　　
　　50年代农村识字课本最大特点是现编现学，课文有些句子预留下括号或方框，供各地方教学时自行填写真实名物。首先要认同村人的名字，先认姓，再认辈分和全名。乡村虽然熟人社会，但名字却一直很“陌生”。认人、认地，认农活，目的是将熟人、熟地，熟物转化为文字，建立新的关系；也是将名和物、声音与符号通过再认重新对应起来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地方性知识（方言、方音）翻译为普遍性的文字。通过学习同村人的名字，“熟人”获得了再认识。在中华文明语境中，姓名意义重大，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姓名往往代表着一个人的志向，寄寓着父一代的理想和对后一代的期许，代表着价值观念，姓名还意味着名所对应的主体隶属何种共同体，传统文化秩序中对姓名的管理有严格的分类和谱系秩序。因此对农村人来说，姓名其实又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对一个人的成长具有阿尔都塞所言的召唤结构。但是因为生活的艰辛和生存的无望，底层人对姓名往往失去了兴致，又因为和文字隔离，作为一个农民，在乡土社会中仅仅以绰号或“小名”或贱名被相互传唤，其“学名”（姓名）因不曾上学堂而无法流行在村里和熟人社会中，时间长了就被遗忘，所以鲁迅在《阿Q正传》中寓言性地交代了书写底层农民只难，不仅在于作为现代农村“多余人”无法进入传统书写秩序中，还在于首先就是无法为其命名。阿Q、祥林嫂，孔乙己这些贱民的大名叫啥早已没人关心，在《阿Q正传》中，所有底层人的“学名”都已经被遗忘，甚至被宗法社会强迫取消了族权和“姓权”——不配姓赵，生活对他们来说不再有意义。如今将“阿Q”被遗忘的大名激活（“赵××”？），姓名的意义在认字过程中显露出来，穿过姓名这一符号，农民重新获得了全新的形象，一个大写的人站了出来，即便传统文化下的命名和对应的新人依然充满着张力。课文中同村人名单改变了传统宗族姓氏和族谱的排列秩序，在课文中平等地排列：“这样排队的结果：姓高的二十九人的名字中，有三十三个不同的字，姓沈的十三个人的名字中，有十七个不同的字，姓吴的十五个人的名字中，有十四个不同的字，姓褚的两个人的名字中，有两个不同的字，独姓一人，连个不同的字，共计六十八个不同的字”，在这个有别于宗法秩序的名单中，大户和独姓得到平等对待。课本教姓氏时有意打破《百家姓》的四字句顺序，如“高白于金王，丁安田牛方”，要农民认识到“同是一个姓，阶级不一样”，从姓中培养阶级意识[34]。记工识字课本中对农民“学名”的强调，还表明在新时代，农民地位和身份的提升，他成了生产队集体中堂堂正正“公家人”：他可以请假，可以无利息借钱借物，想想因高利贷而四处躲债，最终被迫“按指印”画押卖女儿的“杨白劳”，这在农村就是破天荒的新鲜事[35]。第十课的课文则是一个介绍“我”的开放性文本，“我是下思乐村爱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名叫（ ） （ ） （ ），社长的名字叫王骏林”，北京星火农业合作社的识字课本的编排也是如此，空格里要求社员填上自己的姓名[36]。书写社名和社长名字，不仅因为社员更多时候要找社长办事，打交道，更是一个象征性行为，既是对个体的强调，也是对共同体的皈依。正是通过“文字”这一抽象符号，每个合作社的社员通过各自记工账本，进入了互助组和合作社，一个集体实实在在建立了起来。借助文字的“陌生”符号，社员进入拉康所言 “象征界秩序”，每个社员都会在这枚“镜子”中再认出一个全新的自我，并经由符号对自我的再认而获得自豪感。
　　
　　合作化后农村劳动方式发生的显著变化，就是每天用工分记量农民劳动，月底或年底结算分红，农民的劳动首次有了文字记载，劳动首次和数字建立了联系。工分的出现，表明农民的劳动受到社会承认，第一次被认真地铭记，这是实实在在的翻身解放，每个人每天工分多少根据劳力大小，适当照顾贫弱和按劳分配原则，由村民主会议共同评定。在识字课本中，课文多使用“施事者＋施事动作＋施事对象”简单句式，这一最朴素句式最容易为农民接受，课文中每个句子都以人名开头，作为句子的主语，作为动作的施事者，劳动者的主体得到了强调。同样，记工工分表也是按照“主——谓——宾”分为三栏来记录工分。形成了一个简单而朴素的乡村劳动叙事。如第四课课文只有一句话“王丕里担粪八回，记工十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王丕里已经不再是为自家而是为集体担粪，其次还告诉我们王丕里执行着生产队分配的任务，并且他的劳动获得了大家的承认。第五课课文为：“王文玉、王九如二人，在大沟耕地三亩五分六厘”[37]，主语为两个人，则进一步显示出集体的合作叙事。这里没有民国识字课本中的个人抒情，讲述的是一分耕耘一份收获的朴素真理。课本的最后仍然是让填空：“（××）小组记工日记表”，以表格的形式总结一个组所有人做的农活和工分数。
　　
　　八课和九课，是用薄记的形式总结一个农民劳动所得、花销，以及最终的结余。结余让农民看得见收成，积蓄和增收。一目了然的薄记记录了劳动与日常生活收支，这种日常生活的档案化管理，可追溯、可积累，和鲁滨逊薄记账本中专门算计“好处”“坏处”，并求得最大剩余价值的经济个人主义相比，记分手册叙述了新社会农民生活的计划性，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集体性。账簿分栏的语法形式也是饶有意味的，形式上它用分栏和数字。将劳动者和劳动方式以及劳动成果数字化，记工分既是劳动实际需要，又是象征性的仪式，劳动在这里只有分工，没有贵贱差别，每一种劳动形式都获得了承认，也保证劳动计量的平等。工分是劳动成果的数字化，是对劳动的抽象，也是将劳动者和劳动成果暂时分离的过程，这种抽象对于教育一个小生产者来说是必须的，在新的共同体中，工分制也是通过劳动产品和人的分离，让农民重新理解人和物、人和世界的关系，有利于培养更远大的世界观。工分制是劳动日制，劳动者的报酬取决于本人集体生产的劳动工分和工分值，能为农民积极认同。在农村集体劳动中，由于农业和自然的关系，造成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产品质量和定额的变化大，农业劳动的现代计量成为一个难题，和计件制和承包制比，工分制对于劳动者的身体管理相对柔和而“人性”，没有严格管理生产者的工作质量和劳动态度，它试图通过“德性”和理性的结合，来寻找农业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通过批评偷懒、调动积极性，试图通过提升劳动者的“觉悟”来克服由倡导平等而带来的平均主义消极因素，最终召唤出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人。
　　
　　《下思乐村记工识字课本》中，开篇第一、第二课也是介绍1—10数字，第三课课文开始介绍新的时间记录方式：“今天是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此后每天的劳动工分记录，和合作社打交道的借条，请假条等都使用了阳历时间。对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习惯用传统节气来标记季节性劳动的农民来说，这种新的时间叙事方式抛弃了循环的时间观和历史观，第一次用阳历来记录田间劳动，安排休息或娱乐，这意味着意味着“一个由‘托古改制’这个以过去为导向的时间观念，转向一个以‘未来’和‘世界’时间作为去向的改变。总之，时间观的改变，就是世界观的改变。同时北京时间的使用，也使得一个国家共同体通过普遍化时间而得以形成”。“时间开始了”（胡风），既意味着一个新社会已经来到和未来世界即将降临；也意味着“一种新的、具有现代色彩的时间意识与身体活动的出现” [38]。“新时间”对农民来说，还意味着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农民结束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经济时代的生活习惯[39]，种田如今成了“工作”，“钟点”进入劳动计量中，“挖田半天”，“插秧3个小时”，进一步显示，钟表和“钟点”已经走出旧中国的士绅生活，进入农民的日常生活。这不仅是用现代时间记录劳动量、衡量劳动和分配，表明互助组对每个成员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的合理规划，钟点进入农村还意味着对农村旧风俗的改造。相对于阳历对中国传统农历的挑战，钟表时间没有文化性冲突。而钟表时间和阳历重点改造的对象就是旧有的“老黄历”，在旧中国它起到组织和安排农民日常行动的最高权威。《小二黑结婚》中，翻黄历决定农事“不宜栽种”的二诸葛在乡村在新政权下逐渐失去了对自然天象的判断力。在此基础上，破除迷信、宣传新思想的新历书开始在农村流行。
　　
　　和农活相关的认字学习主要按“耕”“种”“锄”“割”的季节性劳动顺序展开，因地方差异，在各地的记工识字课本中有不同的劳动，莒南县共排了二十九种农活，运用“做什么，学什么”，真正将知识与生产劳动建立起了最直接的结合。“例如初春的时候，各社正忙着春耕和送粪，他们就学习‘耕地’和‘送粪’等字”。这样下来，在识字学习过程中，农村记账员也培养起来了。通过记工带动认字学习，也从中培养了农村记账员，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改善了，如前文所引吕南县的材料所言：
　　
　　
　　以前那种夜里熬眼，账目紊乱的现象，基本上得到了改变。青年满意，群众赞扬。通过两个多月的学习，不但大大提高了青年群众学习文化的热情，而且也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办社信心。副社长吴常桂说“成立了合作社，文化也提高得快了”。王守敬的父亲，看见他儿子能记账，又被选上了记账员，欢喜地说：“咱也算睁开眼了，以后你好好的学吧，你要什么我给你买。”许多家长，看到了学习管用，都积极动员自己的孩子参加，并且给买石板、钢笔等学习用具。
　　
　　
　　识字运动还贯彻了文化创造的群众路线，记工识字课本创造了一种新的编课本方式，课本由各地方农民自己编。山西省昔阳县下思乐村编的记工识字课本经验受到推广，《中国青年报》在社论中鼓励每个合作社每个村子动手编教材。以县为单位的教材编写活动迅速展开：“在一个县范围之内，农活名，农具名是大致相同的，加上年月日、数码和各地大致相同的其它用语，那么各村各社只要再加上人名和地方就可以迅速编出书来[40]”。毛泽东亲自为高家柳沟村通过记工识字课本扫盲这篇通讯写了长长的按语：
　　
　　
　　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农民组织了合作社，有了集体的力量，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他们可以自己组织学文化。第一步为了记工的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这样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每处自编一本，不能用统一的课本。这种课本不要审查。第二种课本也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根据一个较小范围的地方（例如一个县，或者一个专区）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区）的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这种课本，各地也不要统一，由县级、专区级或者省（市、区）级的教育机关迅速地加以审查。做了这样两步之后再做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能记自己的工账，有些人当了合作社的记账员。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
　　
　　毛泽东指出三种课本的阶段性，由地方性教材逐步上升到统一的国家课本。而且为鼓励地方性，最初级的课本甚至免去审查。农民识字图快，图用。因此编书时要从农民的“热”字编起。“要从本乡本村的事物和语言学起”，第一册的300多个字的课本由村来编。“编第二本，第三本时，就加上县的，专区的、省的和全国的市区和语言”[41]。对地名来说，也有一个由言语的熟悉化经由文字的陌生化而将“地方”普遍化的过程，这些“熟地”不是作为风景的“自然”，而是进入公家统计并成为改造的对象：“全社地名代‘墩’字的五处，有八个不同的字，带‘坪’字的两处，有三个不同的字，带‘岭’字的五处，有六个不同的字，带‘河’字的两处，有三个不同的字，带‘崖’字的三处，有四个不同的字。其他地名十九处，有二十八个不同的字，总计三十九个地名，带有五十二个不同的字。教学的时候，先学会‘墩’、‘坪’、‘岭’、‘河’、‘崖’等字，再学和这些字有联系的字，如墩‘前’、墩‘后’，‘南’坪、‘大’坪等”[42]。首先，通过学习认识土地的“名字”，旧貌换新颜，农民在一个整体性的空间中重新来认识自己最熟悉不过的一块块土地。其次，通过对这些土地的“汉字”符码化和再指认，以及通过土地与“命名”者的关联，为农民重新认识土地与土地拥有者（人民）的关系，为认识个人与共同体关联开启了契机。
　　
　　
　　3、词与物
　　
　　
　　对地方性知识的重视还表现在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语音，尊重人民群众的发音习惯，甚至在农村，汉语内部也不追求标准音，各地方都曾编写出地方音注音的农民识字课本。自秦以来，中国依据“书同文，语不同音”的文化策略实现了大一统，这对多民族当代中国仍有效。除了记工识字课本，50年代扫盲运动特别要求各地因地制宜，出版了很多方言方音农民识字教材。首先照顾到声音在成人识字中的优势，每个生字后用括号直音法、或注音字母或汉语拼音标注。如《广州音农民速成识字课本》、《佤文注音注义识字课本》、《客家音农民注音识字课本》，还有《上海话方言识字课本》、《江淮音注音识字课本》等等。除“民族”语言外，识字课本采用单字注音， 1952年还根据《华东各方言区注音字母试行方案》，分江淮、江浙（分江南、浙江、温州）、闽南（厦门）、闽北（福州）等音分别编注。与此同时，汉字简化也反对复古和精英文化，承认人民群众实际生活中已经用活了的，但不为正统文化承认的简笔字、熟字和“俗字”，简化字方案颁布，承认简化字为正字，让文字来自人民群众的生活世界，让言文尽量合一[43]。就方音、俗字的阶级性来说，它照顾了底层人的生活习惯，打破了对“村夫野语”的语音歧视，这里汉字的声音差异，并非如德里达所说，构成了对“官方语言秩序的挑战”，而是通过将普遍性（字）转化地方性的熟悉的乡“音”，以创造共同性。新中国重视创造新的地方性大众书写语言，尤其是在民族语创制过程中重视对少数民族语言写作的培育。方音课本主要目的是通过方音推广汉字和普通话，50年代国家在民族指认过程中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再造，拼音均使用来源于国际性音标的汉语拼音，其指向是很明确的：既是对民族文化的尊重，也需要民族融合，达到普遍性认同。从各地方各民族课本中词汇的变化，我们也能看出，新思想，新事物通过何种方式自然进入了乡村，改造了传统乡村，并形成了新的共同体，以下对各地方农民识字课本的词汇表做简要分析。
　　
　　在农民识字课本的总词汇表中，有的课本词汇并非根据在课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其分类很特别。比如第一行就是“人民，农民，区长、工作队”，第二行是“今天，明天，立冬，冬至”，这些分类超出了通常的词汇学分类标准。而在另一本识字教材的分类词汇表中，“拖拉机”等合作化新词放在 “其他”一类中，《下思乐村记工识字课本》的《生字表》的词汇分类中，除了“数字”“单位”“年月”外，其他词汇分“姓名”“地名”“农具名”“农活名”“庄稼名”“其他”六大类，“其他”类中有“爱国”“生产”等与合作社相关的新名词动词，“我”也放在“其他”类中，或在在分行罗列的《农村常用生字表》中，五谷和棉花植物各列一行，“双轮双铧犁 风箱”列一行，“开荒修梯田”再列一行[44]，说明编者无法将这一类新词放入传统农民的物体分类秩序中。这些新词和新的分类，打开了农民原有的认知结构，突破了传统的乡村地方性知识，促成对新共同体的想象与认知。在《词与物》中，福柯正是从中国的一本古代词典的词汇奇特分类中，看出该分类如何打破人们惯常的经验秩序，引申出对旧有的词汇分类标准的质疑，如此一个新的空间创造了出来[45]。
　　
　　1950年代少数民族语文工作机构帮助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发展民族标准语的原则之一，是各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是汉语拼音方案，少数民族音与汉语相近或相同的，尽可能用汉语拼音方案中相近的音表示。由于民族迁徙融合一直不曾中断，历史上各少数民族语言从主体民族语言汉语中借词的现象本身就很普遍，解放以后，在解决新科学术语、新思想词汇时，吸收汉语成为主要方式。如在《苗文农民识字课本》中，词汇表是汉字和苗文的对照表，可以看出，词汇表中许多新词都是汉语拼音。如地名，方向词（“东西南北”），“共产党”，“普通话”，“工业化”，“希望”，“意见”，“合作社”等即为借词；再如粮食方面，除了（ghongb）“粮食、庄家” 两个原有苗词，又创造了和国家相关的另一个新词“yuliang”（余粮）。通过这些将这些新词输入到“自然史”意义上的边疆空间，国家政治进入到了共同体的边陲地带。从苗族农民识字课本的《词汇表》中，可以看到生活世界的名物，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等词多为苗语本身具有，上述新词因苗语词汇中没有，称为新词或外借词，按照语言创制原则，一律用汉语拼音代替，有些词属于苗汉共有的或苗语早先借用的，也用汉语拼音，我们从中可以发现新的政治话语通过何种方式渗透到苗族人的日常生活中，新的事物和思想进入到乡村，改造传统的知识系统和生活方式。
　　
　　
　　《川黔滇苗文农民识字课本》（贵州民族出版社1958）中，日常生活的实用词汇苗族都有，甚至“红军”这类现代词苗族也早已有自己的词汇。然而在表达集体共同体的词汇中，旧苗语不多，根据50年代民族语言创制规律，可以说明这些词苗文先前是没有的，至少在49年前苗族农民的国家观念是很薄弱的[46]。一些共同体词汇，“集体”（31课），“国家”，“祖国”，“中国”，全部由汉语拼音创造出来。《黔东苗文农民识字课本》[47]词汇表中，表达空间的原苗民词汇也不多，也说明农民的空间观念不强，比如“地方”这一概念在教材中则只有“地方”（jul fangb jul vangl）、“大地方”（fangb hlieb）、“小地方”(fangb yub)三个模糊的概念，此外有关空间表述的词汇还有“家里，家庭”（diub zaid）, 社里（diub she），而“社里”的构词法显然由“家里”衍生来的新词，其中“社”字用汉语拼音，“里”用苗词；此外初级课本中用汉语拼音表达空间的新词还有：公园，小组，生产队，社，农村，集体，高级社，联合社，以及县名和省名和“国务院”等，50年代之后的教材更出现了朝鲜，苏联，亚洲及亚洲等第三世界小国家的名字，如教“面”“泥”“把”三个生字时，分别和“缅”“尼”和“巴”连线比较，后面括号中给各生字组的词分别是“缅甸”“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反映了农民教材中强烈的世界视野和政治关怀[48]。布依文课本则进一步通过学习“影响”和“计划”两个生词来理解个人在共同体中的位置，课通过一个社员陈大海领种子的故事，说明全国农业生产有整个计划，不能随意变更，否则会影响国家和人民的生活。在本课的教学参考书中对“影响”的解释是“牵连的意思”。孙立云告诉陈大海一个人的种植在全国的意义，计划生产的故事是通过讲个人和共同体的关系来说的，通过一个人“牵连”出新共同体[49]。在这个空间中，新词的进入也意味着新的生活方式的形成，比如“勤俭” 、“幸福”两个书面语，也是由用汉语拼音。
　　
　　识字运动通过新生活实践，试图在日常生活领域创造出新家风、新村风，如何营造公共生活空间，这是合作化有无凝聚力的关键。《三里湾》中，小说的开头，就是青年男女晚上到村办公室上夜校，这里是合作社新的集体生活空间，小说开头一群青年男女打打闹闹来上夜校，生动活泼的生活开始了，正是这个空间气氛吸引年青人来这里相会。小说《夫妻识字》也是写了乡村里的新鲜事，让识字运动在家庭内部展开。50年代讲女性识字的故事要多于男性，这些文化学习读物不仅征用家庭伦理，也征用了性别，“夫妻识字”、“婆媳识字”，都表明新社会要创造新的家庭伦理，新的家庭管理方式（记账），进而创造出新的劳动分工方式，家庭由此获得了解放。通过鼓励女性识字和女性参与村公共事务，不仅事关性别平等，而且也试图让新文化塑造出更美的“女性读书人”的形象。除了家庭叙事，在各类《农民识字课本》中，我们很少看到直接的政治说教，更多是有关身体、卫生、雷电等新科学知识，在这些“非政治”的文本中，我们看到科学等如何转化为先进的“美的形式”被组织到国家叙事中。《布依族农民识字课本》中有两个是描述未来农村生活图景的。
　　
　　柄谷行人在《书写与民族主义》中提醒我们不能仅仅从政治性的国家这一层面来理解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而是应该注重其借助的“文学”或者“美学”形式。资本主义已经生产出成熟而精致的资产阶级文化，并以“美的生活”成功地获得了全世界的“承认”，新中国同样需要发明“文学”和“美学”的形式来获取积极赞同，而能否用美的形式成功地动员民众，这是合作化能否成功关键。这既是思想的斗争，更是美学的争夺，文（字）学的争夺。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毛泽东批评我们的作家还发现不了农村正在发生着的“文学”。50年代所有的农民、工人、军队识字课本、记帐、借条、工分手册、农民往来手册乃至书信日记，自然常识等恰恰都是统一在“语文”名下，既是实用的又是文学的，体现那个时代的“语文”观念。恰恰是在语言文字这一意识形态并不强烈的“中间地带”，中共展开了战场的争夺，建立起文化领导权。
　　
　　
　　4、识字的用途
　　
　　
　　在《语言与国家》中，佛洛里安·克鲁马斯指出乡村识字运动的全球性难题，因为：“作为缺乏教育者本人未必意识到自己缺乏教育，要是提出帮助他摆脱这一状态，这种要求也未必受到对方欢迎，因为果真如此，随之而来的牺牲是相当惨重的，他必须要上四百小时的课。即便按照识字计划接受了教育，也并不意味着成人的生活因此得到改善”[50]。在此，识字运动不仅要创造出“需要”，还有赖于乡村生活的整体改变，首先它面对的难题是乡村的分化。“因为文字的难，学校的少，我们的作家里面，恐怕未必有村姑变成的才女，牧童化出的文豪。古时候听说有过一面看牛牧羊，一面读经，终于成了学者的人的，但现在恐怕未有……”，鲁迅因此感慨在近代中国，读书是有钱人世袭的事业，也因这样的阶层固化，他对三十年代的识字运动非常悲观。悲观之一是识字帮不了穷人，下等人可能永远是下等人；悲观之二是穷人即便读了富人的“经”，脱离了自己的阶层，农民作家不再是为农民写作的作家，也不再去写平民“一生的喜怒哀乐” [51]。和旧中国的教育救国派不同，识字运动不是对农民的恩赐，而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毛泽东认为文化建设的高潮也将来到，反映了毛泽东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独特理解和对人的发展的高瞻远瞩。在50年代文化革命实践中，教育农民成为工作重点，文化部要求“把农村文化工作放在首要地位”。50年代人大北大复旦等各地高校开门办学，为工农兵办起了工农速成中学，培养出了工人作家胡万春，军队作家高玉宝，也培养出了许多既能拿锄头，又能拿笔头的农民作家，此后的全民写作运动如58年的新民歌运动，都是识字运动的开花结果，这是新中国的平等观和人民观，也体现毛泽东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教育要由生产者来办的理念，这来自于他青年时代发现的教育与生产的脱节：乡村的文化领导人——乡村教师“基本独立与乡村社会，他们对乡村社会的发展不负有直接的责任，也不会有意识地参与乡村事物”[52]，在《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他这样写道：
　　
　　
　　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洋学堂”，农民一向是看不惯的。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不欢迎小学教员。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53]遇。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50年代发明了由农民自己办学的创举，从合作社中找农民教师，不完全脱离合作社生产，让农民自己教自己[54]，这是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这使得与生产相关的知识不再是纯粹技术性知识，也不再因为其实用而受到轻视，知识的等级被打破了。这和旧文化以培养个人慎独、克己、束性为特征的“私德”教育形成鲜明对照，后者正是在雅俗意义上将教育和知识的实用和非实用对立起来，从而将教育和社会等级化，将劳动分为生产者与管理者。与知识实用主义相反，在《漫长的革命》中，威廉斯指出17-19世纪主张人文教育的教育专家用“实用主义”来取代实际用处，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双轨制或分层教育的同时，也用所谓的“人文经典”教育否定了知识的使用价值。在这些专家看来，高雅的人文主义或古典主义教育似乎不是为职业准备的，而是为了培育个人的“修养”；而那些人人都能平等进入的劳动相关的职业教育却享受不到这种高雅的尊严[55]。在《识字的用途》中，霍加特通过对工人文化的人类学调查，揭示了在此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下，工人下一代识字的歧路和困境[56]。
　　
　　
　　
　　语言会引导我们进入一个平等的共同体，但不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资产阶级社会，文字的诞生却逐步走向其反面，背离其初衷，成为区隔和切割社会和文化的工具，造成文化与文明的二分，“文明”只用来指代高雅的资产阶级文化，用以表明资产阶级的身份，而文化则是粗俗的大众文化，是非艺术性的。因此资产阶级“高级文化”的代表艾略特才会说“工人接受教育也无法改变他们没有文化的本质”。 以培养个人修养为旨归的启蒙，是否释放出了“一种毁灭性的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削弱了对共同体的任何感觉”[57]。社会主义文化首先需要打破的就是这一不平等的结构性安排，将旧文化所排斥的价值和意义重新放回到生活世界中，通过识字运动，将排除在政治和历史之外的底层人重新纳入到历史进程之中，通过让文化重新回归劳动人民，通过给乡村日常生活重新赋魅，创造出新的高级文化、一个平等拥有文化权利和文明权利的新世界。而如果说教育是人类为摆脱愚昧，进入成熟状态，将个人上升为主体的必然手段，如果说处于封建农业社会的小农在历史进程中是没有主体的，50年代的文化政治则是要将农业社会主义的农民塑造为新社会的主人，一种非个人主体，一种超越了主奴结构的主人。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按照意大利的实际状况，将知识分子区划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或曰城市知识分子。城市型知识分子诞生在现代社会，随着工业分工而出现，“他们并不主动去指定建设计划。他们的工作是联络企业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同时控制工作的基层，保证及时完成工业高级人员所指定的生产计划”。与此相对的是传统的知识分子或乡村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乡村教士、律师等）“总体上比一般农民具有较高的或者说至少是不同的生活水平，因此他们代表着农民希望摆脱或改善其处境时所参照的社会典范。农民总想着至少有一个儿子能成为知识分子，作为一名绅士通过与其他绅士取得联系促进家庭的经济生活状况，从而提高其社会地位”。因此农民对乡村知识分子是既恨又爱的，“他羡慕（传统）知识分子和一般意义上国家官员的社会地位，但有时又蔑视这种地位。” [58]。也就是说，现代城市型知识分子应该是脑力劳动和体力（肌肉神经）劳动是平衡一体的，而乡村知识分子不仅脑力和体力分离，而且成为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即儒家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此才招致农民的爱恨交加，而农民改变痛恨的方式是取而代之。50年代针对中国的落后现实条件，毛泽东在整体性改造“知识”，改造“知识分子”的视野中，发起了思想改造运动。这既要改造五四以来的传统知识分子，也要改造农民。而在葛兰西的意义上，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与社会，与农民，与生产关系分离的意义上，恰恰仍然是封建的绅士性知识分子。这种传统知识分子必须改造；同时也要将农民改造为知识分子。就农村来说，也就是要致力培养新的农民知识分子，而不再让知识分子成为农民的“他者”，让农民自身成为一种新型的我称之为“农民型知识分子”或农民作家，或许也是三十年代鲁迅即呼唤的“农工出身的作家”[59]，从而真正实现农民自己书写自己，由自然人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由此我们方能理解，识字就是要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让人人都是哲学家，人人都是作家。毕竟，葛兰西说过，“人人都是知识分子”，而人人又同时是劳动者。这一实践也是对葛兰西的“乡村知识分子”概念的改写，而不是按照经典马克思的理论，作为小生产者，农民只能成为现代社会的自然史，这也体现了在农业社会主义实践中如何在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条件下，将落后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的革命辩证法。
　　
　　正如列宁所言：“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60]。底层世界的文化信仰是最模糊的地带，正是认识了字，消除了迷信谣言、“流言蜚语”，谎话偏见，真正开始了移风易俗，生活世界才变得清晰起来。50年代识字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它试图在落后的中国，最大限度调动生产关系的力量，让文化变成物质力量，主动地促成生产力发展。它试图打破劳动分工；打破文化神秘主义，将文字还给人民大众，让人民群众掌握理论，激活他们批评和创造的能力。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方能理解50年代识字运动如何成功地将农民动员起来，让农民从自然人成为走进政治之内的“政治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方能理解什么是毛泽东一直强调的“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此后在“五七指示” 中，毛泽东进一步探索新的文化与教育革命，以期探索一个整体性的，统一的新世界。
　　
　　注释：
　　[1]当时主张民族语言独特性与统一性对于国家强大的意义，正面的例子就是德国和日本，反面的例子就是欧洲的“墺大利”和”匈牙利”：“欧罗巴各国中爱国心之薄弱殆莫如墺大利和匈牙利之共同国，全国国种不一，自然语言不齐，莫知改良之方”出自吴汝纶：《东游丛录》，《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27-28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
　　[2]劳乃宣：《进呈<简字谱录>褶》，《清末文字改革文集》，79页。同上。
　　[3]中国1930年代乡村识字阶层的分布，李景汉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五章有关定县分布的详细数据，由此可见一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版。
　　[4]鲁迅：《中国语文的新生》，1934年10月13日《新生》周刊第一卷36期（署名公汉），转自《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5]劳乃宣：《进呈<简字谱录>摺》，《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79页。
　　[6]梁启超：《沈氏音书序》，《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7-9页。
　　[7]沈学：《<盛世元音>序》，《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9-11页。
　　[8] 1929年起，为响应列宁的“东方伟大革命”的文字拉丁化运动，加速远东10万中国人的扫盲，瞿秋白、吴玉章、萧三等在苏联倡导汉字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创造一种通俗而接近大众的、适应现代科学要求的、国际化的拼音文字……这种拼音文字拼写的不是文言，也不只以北京一地方言为标准的‘国语’,而是各大方言区的大众口语……必须清除政治上有害、思想上不正确的词语，清除偏僻的土语，有机地输入国际上革命的、政治的、科学的、技术的词汇”，拉丁化方案主张拼音文字国际化、大众化、方言化。但其扫盲的主要对象是工人，1931年10月，他们在海参崴为华侨创立北方话拉丁新文字，开展了文字拼音化的新文字运动，该运动后来甚至蔓延到30、40年代的延安。
　　[9]鲁迅接连写了《论大众语──答曹聚仁先生》、《门外文谈》、《汉字和拉丁化》、《中国语文的新生》、《关于新文字》等著名文章支持新文字运动，并捐赠稿费作为出版拉丁化新文字书刊的经费。1935年，陶行知也在上海成立了“新文字运动委员会”，此外立达学院等民间教育团体也纷纷设立，体现了那一时期知识分子为文化创建所做的艰辛努力。
　　[10]王照:《<字母书>序》，《清末文字改革文集》32页。
　　[11]劳乃宣：《奏请于简易识字学塾内附设简字一科并变通地方自治选民资格摺》，《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104页。
　　[12]福泽谕吉：《“文字之教”绪言》，陈庆今编：《日本文字改革史料选辑》，第6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
　　[13]关于“文”与现代性的关系，参见林少阳《“文”与日本学术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14]孙冶方:《为什么要批评乡村改良主义工作》，《中国农村》第二卷第五期（1936年）
　　[15]西超《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印象》，《中国农村》第二卷第一期（1936年）。
　　[16]千家驹:《中国的歧路》，同上，第262页。
　　[17]当时国民党学习美国，实行强迫成人识字运动。出台了强迫识字的方案，如闾长负责登记不识字人姓名，以1931—1937为时间段分步实行强迫教育，每个学员须四个月学成。到37年1月1日起，各机关团体工厂商店一律不得用十八岁以上不识字者。见《识字运动民众学校经营的理论与实际》，马宗荣编，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八月版。另外在乡村实行不识字罚款和入学摊派，不识字者不得为选民等政策，“一年以后不识字的人要处罚”等规定，《反对国民党识字运动》，上海档案馆，档案号D2-0-7。陈景汉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五章中也以数据说明，因教育税均摊，识字运动不受农民欢迎。
　　[18]叶圣陶《谈识字课本的编辑》，《申报周刊》第一卷第四十三期（1936年11月1日）
　　[19]武训历史调查团《武训历史调查记》，载1951年7月23日至28日《人民日报》。
　　[20]梁其姿：《十七、十八世纪长江下游的蒙学》，张国刚、余新忠主编：《海外中国社会史论文选译》，第128-155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21]劳乃宣:《进呈<简字谱录>摺》，《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81页，
　　[22]根据当时全国基督教识字运动研究会调查，当时全国各处所用的识字课本主要有：1《农民千字课》；青年协会之《平民千字课》；《六百字编》；《由浅入深》；《慕道经验问答》；《主日学课单》及画片；《国语教科书》；《市民千字课》；《民众千字课》；《福音千字课》（汉口圣教书会）；世界书局之《平民千字课》。可见不少地方的识字运动由宗教慈善机关发起。
　　[23]基督教识字运动研究会对定县平教会的调查，民众反映当时最流行的两本成人识字教材青年协会的《平民千字课》和《农民千字课》教材价格太贵，“不合平民经济力”，平教会的晏阳初陈筑山现场解释“至于价格太贵，此乃受了同商务印书馆订立合同的限制，不能自行定价”。上海档案馆《全国基督教识字运动会研究报告书》，档案号U123-0-156。
　　[24]解放后为工人农民和军队的识字课本则更加细化，甚至工人中还进一步包括《煤矿工人识字课本》等等。
　　[25]马存宣《对于平民千字课的批评》《时事新报·学灯》七卷四册第一号。
　　[26]黎锦晖、陈醉云《平民课本教授书》第二册16—20页，中华书局民国十四年发行。
　　[27]黎锦晖、陈醉云《平民课本教授书》第二册60-63页，中华书局民国十四年发行。
　　[28]冯国华《平民教育谈与平民千字课的批判》，《时事新报·学灯》六卷一册第十七号。
　　[29]胡颖之《评<平民千字课本>第一册》，《时事新报·学灯》六卷四册第十三号，《平民千字课本》朱经农陶行知编，中华平民教育促进社出版。
　　[30]马存宣《对于平民千字课的批评》《时事新报·学灯》七卷四册第一号。
　　[31]1953年12月，通俗读物出版社成立，1958年1月并入人民出版社，1963年5月又专门成立面向农村的农村读物出版社，许多重要刊物不仅有面向各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版，还有面向农民的“农村版”，足见对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视。
　　[32]《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收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509、510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33]《我们编写星火农业社记工识字课本的经过》，收《星火农业合作社记工识字课本》31页，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年2月。
　　[34]《同是一个姓阶级不一样》，《农民识字课本》第一册四十课有“高白于金王，丁安田牛方，毛宋徐林姜，陈吴李刘黄，周朱杨孙赵，胡郑何马张。同是一个姓，阶级不一样……”。北京市教育局教材编写组编：《农民识字课本》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5]晏阳初批评民国时地主高利贷月利30%，而他们平教会当时给农民以物做抵押贷款物价的70%，即便如此，月利仍高达8%。这对农民仍然是个天文数字。
　　[36]第六课课文是：北京市东郊区辛庄乡星火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
　　[37]昔阳县文教局、共青团昔阳县委《下思乐村记工识字课本》3—4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
　　[38]黄金鏻《历史、身体、国家》143--187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39]杨联陞指出：“农人每天的时间表，是从日出到日落都在田里工作。仅有在中午他的家人给他送饭时才停歇，这是自古以来的习惯。依照地方习惯的不同，农人的妻子会或多或少地在田里共同工作。”参看：杨联陞：《东汉的豪族》，第90-91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40]《快把识字课本编出来》（中国青年报社论），收《怎样编记工识字课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
　　[41]项南（中央青年团宣传部部长）《编“记工识字课本”》，收《怎样编记工识字课本》。
　　[42]《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收于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510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43]自1909年陆费逵《普及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以来，简字运动一直不断，国民党一度倡导，但不久又因简体字的“革命性”废止。1934年以上海为中心掀起了“手头字”运动，人们用俗体字印刷传单和出版物，在解放区，诞生了“拥”“护”等简体字，在解放区产生的简体字被称为“解放字”，这些字后来收入1956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
　　[44]参见昔阳县文教育共青团昔阳县委合编：《下思乐村记工识字课本》27—30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青年团云南省委员会《记工识字课本》2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56年。
　　[45]福柯：《词与物》，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年版。
　　[46]见《川黔滇苗文农民识字课本》苗文版第四课，贵州民族出版社1958年版。
　　[47]《黔东苗文农民识字课本》（下），贵州民族出版社，1959年版。
　　[48]北京市教育局教材编写组编：《农民识字课本》第二册，1972版。
　　[49]《布依文农民识字课本教学参考书》，贵州民族出版社，1958年版。
　　[50]转引自（日）藤井明《中国的文字改革》，第71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1]鲁迅：《文坛三户》，《鲁迅全集》第六卷，第3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52]蒋纯焦《一个阶层的消失：晚清以降塾师研究》29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53]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39—4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54]这样的教师后来叫“民师”，民师是学校教员，但是报酬由所在生产队以工分等形式支付，新中国后来形成了庞大的民师队伍。
　　[55]雷蒙德·威廉斯著，倪伟译：《漫长的革命》，第133-163页，“第二部分：一、教育与英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56] Richard HoggartUse of Literacy，Chatto and Windus press ,1957
　　[57]詹姆斯·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导论第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8]（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著，曹雷雨、姜丽、张跣译：《狱中札记》，第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59]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60]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列宁全集》42卷，第200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转自微信公众号“保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