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放 孟醒：文革《二月提纲》与"政治批判"

tuffy05

《人民春秋》  2016 年 2 月 15 日    总第 190 期   http://maostudy.org



文革《二月提纲》与"政治批判"

张放 孟醒


《评〈海瑞罢官〉》甫一发表的第三天（即1965年11月12日），按照当时的正常速度，北
京能在这一天看到登载《评〈海瑞罢官〉〉》的《文汇报》。即使得地利的华东，也是在
这一天才开始转载此文的。对于北京是否转发，毛泽东有一个预判：不可能转发。所以毛
泽东在11月12日开始再一次的南巡，经过济南、徐州、蚌埠、南京、上海（17日到达时，
华东各省已转载姚文毕）、武汉，最后到达南昌。像之前一样，毛泽东每到一地都要找省
、市负责人谈话，这次所谈的主题就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地方到底怎么办？他的回
答是，地方要起来造中央的反。虽然这只是一个假设，但足以看出毛泽东的思路。对于这
一点，地方负责人实际上是不明所以，因此在向毛泽东汇报时，所谈无非是农业问题、粮
食问题、备战和三线建设，甚而领导方法与教育制度，没有人敢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更
没有人说要起来造反。

对于这样的局面，毛泽东颇为不满。1966年1月12日，他在武汉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等谈话时说："去年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
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是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从
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映。"

到2月的时候，有了一种强烈的反映，只是离毛泽东的想法越来越远。这时，彭真对于像
《评〈海瑞罢官〉》那样，在文化领域进行政治批判进行了公开抵制。1966年2月3日，彭
真作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召开了一次小组会。参加会议的除中央文化革命五人
小组成员（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外，还有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
范若愚、刘红和郑天翔。会后，根据大家的意见，拟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
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通常所称的《二月提纲》）。《二月提纲》认为，当时学术批判
的形势和性质，由批《海瑞罢官》开始的大辩论，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
主义革命以后，在学术领域里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
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毛泽东则认为这是文化革命的
主战场）。因此，"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来提高干部、学
术工作者、广大工农群众的政治思想水平（在毛泽东看来，不是提高水平的问题，而是要
清除出去，并彻底打倒）。《二月提纲》主张，"坚持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也就是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来，在针锋相对的矛盾的斗争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
动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真正地驳倒或摧毁他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
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二月提纲》有所指
地说，"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在毛泽东
看来，就是要公开点名，并且要批到批臭。而"公开点名"所指就是点名批判吴晗，更要不
得。）。对于队伍，《二月提纲》提出，"要依靠坚定的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积极分子
，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
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在
毛泽东看来，不能认为自己最革命，不容许别人革命。任何人都有权进行批判斗争）。《
二月提纲》同时提出，"要形成大批的左派学术工作者的'互助组'、'合作社'……用适当的
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
的道路"（在毛泽东看来，仅仅是批评是不够的，必须进行斗争。"学阀"所指就是上海的
姚文元。）。《二月提纲》又提出，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办公室由许立群、
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同志组成。许立群同志为主任，胡绳同志负责主持
学术方面的工作"。（在毛泽东看来，批判不能仅仅局限于学术批判）。《二月提纲》试
图对已经开始的批判加以必要的限制，并把它置于党的有序领导之下和学术讨论的范围之
内，这和毛泽东全面开展政治批判的思路相距甚远。

刘少奇2月5日召集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五人小组就《二月提纲》所做的汇报，
并集体讨论《二月提纲》，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常委周恩来、邓小平等均表示了赞同的意见
，但仍要由毛泽东最后拍板。尽管毛泽东自1959年就宣布退居二线，也不再主持中央的日
常工作，一般情况下也不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但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决议或决定等事项必
须向他报告，最后由他批准方可公布施行。因此，政治局常委会的一致意见是，请毛泽东
最后审定，如他同意就将《二月提纲》发给全党，以引导文化革命健康进行。当时，毛泽
东南巡中正停留在武昌。于是，在2月8日，刘少奇派出文化革命小组的三位重头人物，彭
真、陆定一、康生专程赶去武昌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在汇报时，毛泽东曾问彭真，"吴晗
能不能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呀?

彭真说，那他总是站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罢了官的人一边，不是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边
，可以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时，毛泽东说，对两边都要宽，吴晗不罢官了，还照
当他的市长。对于《二月提纲》提出"左派整风"两个月后再做政治结论，毛泽东说，两个
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三年以后再说。关于不批郭沫若和范文澜，毛泽东说，他们两个还
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好。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就将《二月提
纲》了的这两句话删掉了。

这让彭真以为，毛泽东同意了《二月提纲》的其他各点。因此，在2月12日，中共中央将
《二月提纲》批发全党。但不久，就被毛泽东所否定。在5月1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
会议上，也就是发出《"五一六"通知》的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中共中央决定立即
停止《二月提纲》的执行，随即《二月提纲》就遭到了严厉批判。由此，可以看出两者之
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冲突所在。当时，毛泽东在武昌之所以没有说出反对意见，是因为中央
政治局常委已经集体讨论同意，他也并不急于公开反对。彭真当即让同去武昌的许立群和
胡绳代中央草拟了一段批语，2月12日电传回北京，以中共中央名义正式批转了《文化革
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也是其被简称为《二月提纲》的由来。批
语说："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个提纲的内容，
应当向党内主管学术讨论工作的同志，和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同志传达并组织讨论。在讨
论时，应当把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作为学
习文件。"这等于将文化领域的批判严格限制在学术领域，明确反对把学术批判搞成政治
大批判。联系到批《海瑞罢官》一开始就不顺利，中间更受到抵制，到以中央名义发出《
二月提纲》，都说明毛泽东多次强调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说法，没有得到党内的认可与
支持，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础还不具备。

那么，是什么触发《二月提纲》的出台呢？还是在《评〈海瑞罢官〉》发表后，对于如何
办不知道如何把握。

从近处说，在周扬治疗肺癌住院后，由许立群在1966年1月接手管学术批判的事。许自己
遇到一件接一件棘手的事，感觉难以处理，于是逐件向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请示汇报。据龚
育之回忆，有北京六家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同志座谈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
》。这个座谈会是许立群在1月17日召开的。座谈会的简报提出了四个问题：一是关于"放
"和击中"要害"的问题；二是关于讨论步骤和战线扩大问题。其中又包括《工人日报》《
中国青年报》《体育报》是否参与和怎样参与的问题。三是面向群众的问题；四是关于发
表文章的数量与质量问题。这四个问题，后来都在《二月提纲》里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可
以视为《二月提纲》的第一个准备材料。这份材料就在第二天，即1月18日送给了文化革
命五人小组。

之后，许立群又在1月26日发出给彭真的一封信，汇报年初二他张春桥通话的内容。"许向
张通报了六报刊座谈中提出的四个问题，张向许说到有些人竭力想把郭沫若、范文澜拉出
来；还有人想批评戚本禹，因为戚在《中国历史小丛书》（吴晗主编——笔者）中也有一本（指《孙承宗》——
笔者）；许多人对方求、向阳生的文章(指中宣部组织的批《海瑞罢官》文章和邓拓用向
阳生的笔名批吴晗道德观的文章)有不同意见。"许立群曾随信附送了一册戚本禹著《孙承
宗》给彭真。这一细节说明北京和上海方面是有沟通的。

紧接着在1月28日，许立群送出《汇报关锋等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与文章摘录
一起的，还有他给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的一封信。该信的主要内容是，"请他们
审阅这个摘录。对政治性的提法，在分寸上应当如何掌握为好?这些文章何时发表为宜?请
指示。"

1月29日，许立群又向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了郭沫若因为有人提出，要批判他的《武
则天》《蔡文姬》等，提出辞去中国科学院的职务。

许立群这边急如星火，无非是"担心批判牵扯过众，扩大过多"。

1月31日，又将《关锋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写的几篇杂文邓拓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写的一篇杂
文》《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报刊发表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这三份材料，与之前未得答复的四个材料一同送了上去。

同时，许立群给彭真写了一封长信。对之前提出的四个问题，结合七份材料所谈更加具体
。如"论证吴晗同彭德怀是一伙"的文章等，是否公开发表?只批别人，不清理自己的一些
错误思想，一旦被人指出，就会很被动。这类事如何处理？正面文章"是否可以按'宁肯少
些，但要好些'的精神办事"?这封信可以被视为《二月提纲》的雏形。

彭真是在2月1日，把许立群的这封长信，附上七件材料送给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
邓小平、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的。彭真并写了一个简单的说明，拟于后日召开五人小组
会讨论后向中央提出意见。2月5日，毛泽东批示给江青："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后
来，这些材料都成了罪证。得知五人小组要开会了，许立群还有些兴奋，他请示的一系列
问题，重于可以有答复了。

但2月2日的五人小组会后，会议内容并不准在内部不传达，理由是还要向中央常委汇报。
这说明五人小组很谨慎，不像是彭真之前的行事风格。同时也说明，五人小组的答复难以
确定。

在5日向中央常委汇报之后，其内容仍不传达，可以说明大家都紧绷着一根弦，必须等毛
泽东的决定。在彭真等人向毛泽东汇报之后，《二月提纲》就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
了。印发文件时，感觉"五人小组"一词不够明确，姚溱就临时在其前面加上了"文化革命"
四字，至此才有"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称呼。

现实的情况是，《二月提纲》将彭真放在了与毛泽东的对立面。也因之，人们往往把彭真
与刘少奇划到一起。实际情况是，政治人物的所谓阵营是常常处于变化之中。尤其是共产
党内，不仅人际关系错综复杂，而且因为政治运动不断，多数人的表现在不同时期又具有
特异的光谱。实难一概而论，也不应该一概而论。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时，彭真就在他的手下担任要职。从此，彭真
与刘少奇开始了融洽而密切的合作。但在到了延安以后，一直到建国初期，彭真与毛泽东
的关系也是相当密切的。他是党内第一个喊出"毛主席万岁"的，其地位的不断上升并主管
多方面的工作，显系与毛泽东的支持分不开。

事情发生变化的标志性事件，应该说是"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说要追究"大跃进"饿死人的
责任，彭真则说"毛主席也不是没有错误"。1963年12月，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
示，矛头就是冲着北京市委的：表扬上海抓住了要害，批评北京跟不上形势。彭真的秘书
张道一回忆说："一批廖沫沙，北京市委就紧张了。彭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宣传部长
李琪等人都认为廖沫沙是好人，不是反党的。因此，有一些批判文章北京市委就压下来了
，不予刊登，不组织批判。"

另外一个细节，就是彭真包括北京市委在处理与江青关系问题上，让江青感觉受到冷落甚
至轻视。江青在北京活动，起初彭真还出面陪同，他很快就借故不露面了。"不仅彭真不
陪，刘仁不陪，连邓拓也不陪，她便觉得太降格了，心里老大不高兴。"反而"她去上海是
柯庆施场场陪她。"如果是在以前，江青的"枕头风"不可能吹动毛泽东，但在毛泽东对彭
真有了看法的时候，她的一言半语就很容易影响毛泽东。"彭真和北京市委在处理和江青
的关系上坚持原则，不愿苟同，不愿屈从，使江青大为光火。"

不仅如此，北京市委一些不听招呼的事也被反映出来，如"开放自由市场，陈云打过几次
电话，让北京开放自由市场，北京就是不开。彭真不同意，认为这样做会助长资本主义的
自发势力，助长单干。刘仁专去看过三河县的自由市场，回来后持否定态度。"

许多问题叠加起来，更加深了毛泽东北京市是"独立王国"的印象，彭真的《二月提纲》是
另搞一套。这一点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不论以前的合作如何，这个时候已经是无法继续
不合作。被赞誉为"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就被毛泽东数落道："三十年
来，彭德怀和我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后来，陈伯达在另一次庐山会议上挨批，毛
泽东又说："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
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就是这种变化的经典例证。


——摘自即将出版的《毛泽东在六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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