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客《解放的悲剧》书评两篇

tuffy05

盖思德评《“解放”的悲剧：中国革命史，1945-1957》


本书解构了关于中共统治中国的最后幸存的神话之一：从1949年“解放”到1958年开展大跃进，那段时间是中国的“黄金时代”。许多生活在中国以外的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相信这一说法，即那是中共以非共产世界也可以尊重的方式统治中国的时期。

《“解放”的悲剧》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做到了这一点。冯客是一位“震慑”派历史学者。在他的前一本书《毛泽东的大饥荒》中，他搜集了大量中国大陆官方档案中的证据，并把它们与其它公开发表的内容巧妙地交织在一起。

冯客认为，从一开始，中共就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能力控制其征服的国家。因此，中共立刻放手对整个社会使用恐怖和暴力，就像毛泽东从1940年代初为在党内进行控制一直在做的。在农村，土地改革就是通过恐怖手段加以控制的方式。城市是那些常年以农村为基地的革命者所不熟悉的环境，在那里，中共使用的手段是动员工人反对资本家，让商人、知识分子相互揭发批判和互相迫害，以及使用所有与苏联、东欧十分相似的警察抓捕手段。

作者并不认为恐怖手段是中共的唯一武器。他承认，政治因素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做出承诺然后破坏承诺的历史。毛通过向每一个不满的群体保证让他们得到最想要的东西而获得了权力：农民——给土地；所有少数民族——给独立；知识分子——给自由；商人——保护私有财产；工人——给幸福生活……但这些承诺一个接着一个地破产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把55万知识分子逮捕的逮捕，送劳教的送劳教，是中共背信弃义的决定性行动。

冯客很善于组织材料。他的书由四部分组成：征服、接管、组织化、反弹，相互按照时间顺序连接。他展示了“征服”是如何依靠苏联的军事援助，以及像林彪那样的指挥官所指挥的无情但辉煌的内战而获得成功的。在对中国农村的“接管”中，中共本来完全可以像日本、韩国和台湾那样，通过从地主手中收购土地，再分给无地农民，而无须洒一滴血，得以实行和平的土地改革。但出于政治原因，中共选择了让无地农民斗争地主，并坚决使用暴力。正如冯客指出的：“中共与贫穷者之间的契约是经过血洗的。”邓小平自己就怀着某种担忧说过，在他曾控制的地区，“我们杀了很多人，百姓越来越感到不安。”并不是所有农民都立即服从中共摆布的。冯客引用了许多反抗的例子加以证明，包括他从档案中发现的一些武装抵抗。

中共在“接管”的过程中，使用暴力时非常依赖指标。他们用数字进行管理：“像钢铁生产或粮食产量，死亡是按照上面下达的指标来定的。”毛设定全国杀千分之一人口，但可以根据每个地区的特殊情况加以调整。对于北京来说，他认为“共杀一千四百左右就够了”。下属们争相实现甚至超越毛设定的目标。他告诫那些对此表示疑虑的人：“就是你没有恨你也要恨，不想杀也要杀。”毛主张采取一个更为主动的做法，他在写给天津市委书记的信中说：“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

中共可能杀了200万人，但被送往劳改营或受当地民兵监视的人比这个数字还要多几倍。冯客研究过中华民国时代的监狱。他说，国民政府统治时代囚犯人数从未超过9万。他讲述了1950年10月中共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后，囚犯总数如何急剧上升到了100万。关押囚犯的条件十分可怕。

冯客提醒我们，中国的新统治者当时是怎样使这个国家孤立起来，用“竹幕”将中国和共产主义阵营隔绝于世界之外，就像铁幕把东欧、苏联与西方隔开一样。外国人办的企业、学校、大学、传教团体，数百年来为帮助中国现代化发挥了作用，但都被关闭了，外国雇员也被驱离了。如果中共允许他们存在，这些机构和个人可能会接受新政权，并与之合作。但是，他们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共产党相信，“接管”要求他们用对抗、不信任和敌意，来代替追求共同利益和善意的气氛。当毛将中国投入韩战、对美国及其盟国加以战略打击之时，更加强了这种敌对型的关系。大多数人在经历超过10年的战争之后——先是抗日战争，然后是国共内战——都渴望和平。但是，冯客显示，对毛来说，最优先的事项是中国要在亚洲领导的世界革命。

在第三部分“组织化”中，冯客对思想改造、重建经济结构、在生活的各个领域灌输社会主义思想的动力进行了阐述。他的“思想改造”一章并不是最强的。他对党主张控制作家、教育工作者和主要宗教信徒的策略给予了充分注意。他生动描述了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如何前往共产党圣地延安地区，“充满理想主义，拥抱自由、平等、民主和其它自由价值”，而当他们发现那里森严的等级、教条主义、宣传、互相谴责、审讯、刑讯逼供时，他们的理想迅速幻灭。他承认，许多年轻人心悦诚服地接受再教育，有些老年人“对目前的苦难视而不见，看到璀璨的未来在前面向他们招手”，相信“他们正投身于一个历史性转变进程中”。但他用来描述极权机器改造（毛泽东很喜欢这个词）社会的篇幅，整体而言却是相当薄弱的。

另一方面，作者清楚地地展示了中共为增加农业产量而进行的土地改革的失败。这一失败与日本、韩国和台湾土地改革的经济成功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国家的土地改革减少了农村的贫困，支持了工业化，是“东亚奇迹”的关键所在。相比之下，冯客显示，中共的土地改革创造了“大量阻碍因素，这些因素又相互强化”，“整个中国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骤减了三分之一”。他们没有通过提高经济产出来加速工业化，而是导致了一场经济危机。中共对此作出的回应不是恢复市场自由机制，而是推行更多的社会主义。“对农村损害最大的变化就是1953年底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这一政策实行10个月后，负责农村政策的邓子恢告诉他的同事们，平均而言，中国农民比“解放”前少了三分之一的预留粮食。事实上，冯客告诉我们，“饥荒正逼近农村广大地区”。

鉴于1930年代乌克兰饥荒的教训，斯大林于1950年写信给他的中国同志，劝告他们限制针对地主的土改目标，不要损害富农经济。与苏联不同，也与中共宣传的相反，中国的大地主很少。但是为了政治原因，中共无视斯大林的劝告，让贫穷的农民去斗那些只比一般农民稍多一点土地的土地拥有者。此时，整个农村经济在付出代价，这是一场以中国农民的名义进行的革命。

农民试图离开农村到城镇去，因为政府对城里人保护有加，不会有饥荒，以免发生反抗。这次中共的回应仍是不许恢复自由，并进一步加以限制。它采取了两项控制社会的重大政策：强制性的户籍制和配给制。这两项自1955年开始实行的政策，限制了居住、迁徙自由，这是中国和平历史时期内前所未有的限制。

面对迫使农民加入合作社失败的证据，邓子恢强烈表示要放慢脚步，甚至认为应该恢复到从前。毛则坚持要加快速度，并要实行更大程度的集体化。如冯客所说，借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一句话，毛在驱赶中国朝着“农奴制的路上”迅跑。

不仅是党在农业方面的政策是失败的，冯客还在束之高阁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些调查报告，这些报告披露了在城市以及农村地区“长期营养不良和健康不佳的状况”。卫生保健不是免费的，工人的工资不涨反降。“劳动局1956年调查了数百家工厂，得出的结论是‘过去几年里，工人的实际收入处于下降趋势’。”中共领导人以波兰和匈牙利爆发的反共暴动为警示，认为自己可能面临相似的挑战。这就是冯客书中的第四部分“反弹”。

中共应如何阻止这一挑战呢？在经济领域，毛以下的多数高级干部主张从集体所有制有限后退，同时稍稍放松市场自由；在政治方面，他们跟从苏联，强调集体领导，反对赋予斯大林和毛最高权力的个人崇拜。冯客的书显示了毛如何摆出一副社会主义人性和言论自由倡导者的姿态，号召大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来批评党的干部。而毛的下属则担忧这样做最终会不可收拾，而毛很快看到，他已经发动了一个在全国范围对共产党统治展开根本性批评的运动。他宣称目的是“引蛇出洞”。反右运动导致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毛时代再也不信任共产党，只是勉强、谨慎地服从。中共以沉重代价阻止了一场匈牙利式的反抗。毛的自信心没有削弱。1957年底，他发动了中国革命最大胆的冒险行动——大跃进，导致了一场大灾难。冯客已出版的《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就是以此为主题的。

如果用拳击术语形容冯客，他是个中量级拳击运动员。比重量级灵活，但仍有重拳出击。他写作之强大不仅仅在其风格，而在其思想的活跃，勇于挑战贯穿中国研究半个世纪的神话，勇于揭示这个极善掩盖的政权的历史真相。很多中国历史学家小心翼翼地避免与1949年前的历史进行比较，但冯客不是这样；很多人避免与东亚的市场经济进行比较，冯客却不是这样。

冯客在书中触及问题的核心，如上面引用的他关于“做出承诺然后破坏承诺的历史”的结论。他让中共领导人用自己的话来谴责他们自己。他对社会动态很有研究，他用谎言、破坏旧关系、褒奖残暴之人、倡导暴力与仇恨等语描述土地改革。他昭示了革命产生的道义后果，一种他们今天仍能感受到、并将摧残中国直至遥远未来的后果。（如《圣经》所言：“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埃及记》34:7）

《“解放”的悲剧》是冯客计划出版的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部曲”——实际上是人民的三部曲——的第二部。他使用从中共档案馆中获得的丰富资料，生动说明了这场革命对各种各样的人的生活造成的影响。他用简洁、令人信服的笔触勾勒出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他写出了这些人的希望、痛苦和幻灭。他把其他作家已出版的证言也融入他的书中，如杰出知识分子巫宁坤、学生丹棱，以及商人罗伯特·洛。尽管冯客是个训练有素的学者和专业人士，但他的三部曲不是一项旨在推进自己事业的学术活动，而是一个对人类同胞——他们恰巧是中国人——感同身受，并为其所激励的项目，使读者获益匪浅；是决心要揭示20世纪和21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运动之一——它恰巧发生在中国——的真相。在对此书加以庆贺之际，让我们注意以下四点：没有中国的档案开放就不会有本书；它是以香港为基地完成的；它是在英国出版的；它在中国大陆被官方所禁。这本书被禁恰恰显示了中共领导人早在1949年就感到的他们缺乏控制中国能力的这种不安全感，而这种梦魇直到今天还在困扰着他们的继承者。


http://www.hrichina.org/chs/ren- ... -ming-shi-1945-1957

tuffy05

汉学家的滥调

小疼


华南师大文学院教授，哈佛燕京学者
发表时间：2014-08-01 07:42:59

【冯客（Frank Dikötter）生于荷兰，现任香港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这位汉学家研究中国现代史近20载，其埋首四年的著作《毛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一书，曾于2011年获得英国塞缪尔·约翰逊文学奖。近日，冯客携新作《解放的悲剧——中国革命史（1945-1957）》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演讲。然而，新书封皮之下，仍是这位汉学家的陈词滥调。】


23日中午，哈佛费正清中心来了个大牌人物——Frank Dikötter做讲座，小小的会议室挤得密不透风。Frank中文名冯客，2011年凭借《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1958–1962）获得塞缪尔·约翰逊奖，至今已经出版了十本左右中国历史研究的著作，是英美近年来热捧的中国史学者，现受聘为香港大学历史系的讲座教授。鼎鼎大名的冯客带来了他的新书《解放的悲剧——中国革命史（1945-1957）》（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45-1957），近期的The Guardian, The Spectator, The Economist,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都刊发了书评或作者访谈，想来哈佛也是该书全球营销的一站吧。

冯客的书其实读一本就够了，因为作为历史学家他却永远是立场先行的。他关于中国历史的描述，全部是建立在反马克思与反共产主义实践的基础之上的。冷战式的思维逻辑和叙事策略贯穿始终，不仅在书中，在那天的演讲中，冯客也一直在罗列各种死亡人数，讲述各种死亡案例来论证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初期的历史就是一段暴力史。冯客非常喜欢在书中列举当代中国的各种死亡数据，但这些数据如何得来不得而知。只是在一篇访谈中看到他说，“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曹树基曾公开过他据官方人口统计得出的三千到三千二百万死亡人数。我在调查中作过仔细的比较，在许多县的公安局统计中，数字都要大过县委和统计部门百分之五十。因此，三千万加百分之五十就是四千五百万。陈一谘根据赵紫阳指示，二十多年前作过一次调查统计，得出的数字也是四千五百万。要注意，这是‘非正常死亡’人数。包括大跃进期间饿死、打死、病死的都在内，那时期正常死亡只占百分之一。”这么不负责任的估算加上一个没有出处的引用，就得出数据，还言之凿凿，四处宣讲。历史学家还能再不靠谱一些吗？

我不想为暴力辩护，否认新中国历史上的死亡是没有意义的，纠结于大饥荒到底死了多少人——是冯客说的4500万，还是杨继绳说的3600万，还是孙经先对这些数据的质疑——都改变不了大饥荒的灾难性质。但当冯客着力于挖掘中国当代史中“黑暗”的死角时，控诉社会主义革命的暴力时，却忘记了西方殖民历史、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暴力。当他将毛之前的时代书写为天堂，毛之后的时代书写为地狱的时候，也没去探究一下民国时期大饥荒的原因。如果毛泽东时代的大饥荒是体制的问题，那怎么解释完全不同的体制下发生的暴力？怎么解释冷战时期超级大国间的利益交换造成的他国的苦难？当年冯客《毛泽东的大饥荒》出版之后，旅居英国的印度作家Pankaj Mishra就在New Yorker上发表书评批评冯客，认为他将大饥荒完全归罪于社会主义体制以及毛的性格，而掩饰大跃进发生的冷战背景。后来两人就此你来我往，唇枪舌战。但冯客除了指责Mishra是犯怀乡病的“老左”之外，其实无力回应后者的批评。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种极端非历史的历史学家今天却处处有市场，不仅在欧美就是在中国也拥有很多粉丝。尽管苏联解体、冷战终结20载，但妖魔化社会主义中国的冷战叙事卷土重来，并大行其道，不能不说也显示出了西方面对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债主/OEM/市场的今日中国崛起的某种心态与策略。

2013年9月于哈佛

http://www.guancha.cn/XiaoTeng/2014_08_01_25207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