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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最早接触《毛泽东家居》（以下简称《家居》）一书，是因为《人民网》登载了龙剑宇的《毛泽东菜谱和真实食谱全揭秘》(在"凤凰网"发表时，改名为《秘书谈毛泽东1961年吃西餐：我的估计不会的》)。据介绍系《家居》一书摘登。看完该文，痛感其学术品质低下，遂撰成《毛泽东菜谱八问》登载于共识网，可惜龙先生至今没有回应笔者的任何质疑。前不久，有机会读到这本2013年1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书，才知道龙先生这些年来撰写了不少关于毛泽东日常生活的著述，现为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副馆长、湘潭大学教授。龙先生其他著述水平如何？笔者没有读过，不能妄评。仅就《家居》而言，实在不敢恭维。书中相互矛盾、词不达意之处颇多，暴露出作者学养的严重不足。不过毕竟是小节。最致命的是出于某种目的，在毛泽东日常生活的问题上隐瞒史实，编造篡改，曲解误导，丧失了史学研究者应具有的学术道德底线和自律意识。笔者觉得有必要指出该书在哪些问题上讲了假话。是相信《家居》的，还是相信笔者的，读者看完拙文后自会有自己的判断。
下面分4篇文章对《家居》的有关问题提出质疑。之所以这样做，是一些网友觉得笔者的文章大都太长，动辄几万字。前不久，有网友回复说，读《〈关于毛泽东的那些谣言〉点评》花了一个小时。这在盛行文化快餐的时代确实不合时宜。但笔者一直做实证研究，反驳别人的文章，证明自己的观点都要有史料根据，不能空口白牙瞎说，故文章一写就长。这次针对《家居》一书的内容，按衣、食、住、用4个方面逐一撰文，分次发表，只是想让网友们减轻点"遭罪"的感觉，不知能否如愿。但不管怎样，笔者还是衷心感谢那些过去或今后都能把这些"又臭又长"的文章坚持读完的广大网友，甚至包括那些用恶毒语言咒骂的人。毕竟骂人也要在读完文章之后。当然，对于那些一心只想"站队"，看到文章题目就嗤之以鼻，不顾事实非要把毛泽东神化成"十全十美"偶像的人，另当别论。
《家居》在毛泽东衣着的问题上，主要是极力维护一些流传已久的假故事和错误说法，有选择地利用馆藏遗物为其"站台"助力，刻意隐瞒事实真相，肆意曲解历史史实。
一、毛泽东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会见了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了吗？
《毛泽东家居》（以下简称《家居》）说：
"进京时，毛泽东准备接见沈钧儒、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卫士李银桥翻箱倒柜也没找一件像样儿的衣服。"毛泽东安慰说：'不必了，我想他们也不会太在意人的穿着。'就这样，毛泽东穿着带了补丁的衣服会见了沈钧儒等人。"（115页）
毛泽东穿着补丁衣服见客人，最早出自李银桥讲述的一个故事："进城后，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知名人士。他要见张澜前，吩咐我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我在毛泽东所有的'存货'里翻了又翻，选了又选，竟挑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没有补丁的衣服。这就是毛泽东进城时的全部家当--没有一件像样的新衣服。因为他说过进京赶考的话。所以我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了，一件好衣服都没有了。'毛泽东说：'历来纨挎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去借一件？'不要借了，补了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这样，毛泽东只好穿了补丁衣服见张澜，以后又穿这件衣服见沈钧儒，见李济深、郭沫若、陈叔通……。可我心里总有些难过。我们共产党打了天下，共产党的主席竟连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都没有。后来，毛泽东准备上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才到王府井请王子清师傅为他做了一身新制服（《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96页）。
《家居》篡改了李的故事，把会见人张澜换成了沈钧儒、李济深。但无论是李的说法，还是《家居》的说法，均不符合事实。
其一，按常理，没有新衣服，就穿平时身上穿的衣服见客人嘛，除非平时身上穿的就是"补丁衣服"。其实，李银桥的述事已经偏离了毛的原意。毛是说让他"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李不是去找"好些的"衣服，而是去找"不破或者没有补丁的衣服"，结果找不到。李银桥自己也说过，毛泽东"身上的补丁主要集中在外人看不到的内衣内裤以及粗线袜子上"（《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95页），为什么此时不仅箱子里没有不"打补丁"的外衣，连毛平时身上穿的外衣也打了补丁？李银桥虽然没有明说，却暗示毛一直在穿打着补丁的外衣。可当时与他一起开会、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或各级干部，没有一个人提过亲眼看到毛穿着打补丁的外衣，为什么？
其二，毛泽东入住香山后不久便做了两套新衣服，不是没有不打"补丁"的外衣可穿。曾任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张耀祠说："在衣着上，毛主席进城做过一套制服，这套衣服只用于接见外宾和参加会议等场合穿"（《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第285页）。张耀祠1953年才调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一职，毛泽东进城后做第一件衣服的事，只能听别人转述。但时任毛泽东卫士的孙勇证实确有这件衣服："在香山双清别墅住时，开始穿一套黄呢子中山服"（孙勇《在毛主席身边二十年》）。这套衣服是谁做的？原来时任北京市长的叶剑英在军调处时代就结识了北京著名裁缝王子清。王曾经在法国喝过洋墨水，吃过面包、牛奶，回国后在北京王府井附近执业，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的李宗仁等达官显贵都请他做过衣服。毛泽东一行入住香山后，叶很快便把他介绍过来为中央领导人做衣服。王子清的徒弟丁奎英回忆说："起先，毛主席秘书拿一套旧衣服来找师傅，要求'照这做一套'。衣服取走后又被送回来，原来那套在延安做的旧衣服太肥大，同样尺寸新衣服穿着不合适。王子清便到香山给首长量尺寸。'好家伙，这可是毛主席的衣服呀！'师傅回来后特兴奋，'去，打点儿酒喝，喝完干活。'师徒一夜没睡，拆了衣服重做。师傅留下毛主席衣服纸样，后来，给毛主席做开国大典时穿黄呢子礼服，就是照这样子做。"丁奎英还透露，紧接着他和师傅又给中央主要领导人缝制了一套平纹灰布中山装，衣服由王子清师傅裁剪，他缝制，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人一套（《老裁缝丁奎英"神剪"》）。
王子清为毛缝制第一件衣服的时间未见有文字记载。但通过判读历史照片，可以断定至迟在4月24日之前。
目前所见毛泽东进城后最早的几张照片，如《3月25日在西郊机场阅兵》、《3月25日在西郊机场与民主人士合影》、《4月21日接见新民主主义共青团一大代表》，皆穿大衣，无法得知外衣着装情形。但在《4月24日毛泽东在香山看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报道》这张照片上，毛已经穿上了呢子小尖领外衣，与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3月5日至13日举行）上穿的尖领布衣服明显不同。另一套平纹灰布中山装是什么时候完工的？查1949年5月毛泽东在香山摄有两张单人照片，分别穿着小方领较卷曲、上衣兜盖褶皱密集的衣服和小方领、上衣兜盖都很挺刮的平纹布衣服（毛进城后缝制的衣服，衣领和兜盖都熨得很平整，无褶皱）。1949年5月毛泽东、徐肖冰、侯波在香山合影时，穿的也是这件新做的平纹布衣服（见《在毛泽东身边》，第78页）。笔者仔细察看了照片上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议上穿的尖领布质衣服和5月份在香山的那身小方领布质衣服，并没有发现任何补丁。而且至今没有任何史料说明，毛穿着补丁衣服参加西柏坡会议。4月下旬以后，他又穿上了新缝制的呢子中山装和平纹布中山装。
其三，毛泽东接见张澜、沈钧儒、李济深等民主人士的时间均在6月15日召开的政协筹备会以后。毛进城后，从3月25日到4月20日，主要忙于部署渡江作战和指导与国民党代表团谈判，其间曾进城去看望过他在长沙读书的老师和同学，如汤璪真，黎锦熙、黄国璋等，主要是叙旧，对象是参与政治热情不高的几个湖南籍知识分子，话题涉及政治内容的不多。当时他真正谈政治的对象是张治中等国民党的谈判代表们。毛泽东与参政的知识分子们开始频繁交往，是在国共谈判破裂，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之后。毛最早频繁交往的是诗人柳亚子。4月29日，他因柳亚子有诗呈送，和诗一首，内有"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之句。5月1日，毛到颐和园访柳，并一起在昆明湖上划船。5月5日，毛派人把柳接到香山谈话，朱德等人作陪。6月15日至19日政协筹备会召开以后，毛的工作重点转向组建政府，为了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交换意见，"先后会见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书通、何香凝、马述伦、柳亚子等"（《毛泽东传，1893-1949》，第938页）。此时，他起码拥有进城前做的未见有任何"补丁"的外衣两套，新缝制的尖领黄呢外衣和小方领平纹布外衣各1套。有这些衣服不穿，非要穿"带补丁的"衣服去见民主人士，这个故事可信吗？
《家居》作者对所谓"补丁衣服"的情节可靠性不做任何分析研究，却把李银桥所说的故事引发者张澜先生的名字换成沈钧儒、李济深，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顺便提一下，《家居》关于毛泽东的补丁衣服瞪着眼睛说瞎话的地方颇多。请看下面一段：
战争年代，毛泽东说："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能多一发子弹。"和平年代，他则说："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又说："没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这的确难做到，毛泽东做到了。过去，因为与一般群众交往多，而较少礼仪上的来往，毛泽东甚至外衣上也打满补丁。他留下的不少照片，即是这种打补丁的形象。新中国成立后他对补丁略有"讲究"，那就是让人尽量选用衣服本色相同或相近的布，形状也尽量整齐规矩（第116页）。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留下不少照片，笔者见过的也不少。但外衣"打补丁"的，笔者只见过1941年他在延安给干部做报告那一张，裤子双膝盖处有两处补丁。此外未见其他照片中有此情景。请《家居》作者多提供几张，让孤陋寡闻如笔者也开开眼。如果说毛给人留下了"打补丁"的印象，起码应当在一半以上的照片里他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问题是到哪去找？说新中国成立后毛对外衣补丁略有"讲究"，更属天方夜谈！1949至1976年，毛泽东先后缝制公务装（即外衣）30余套，如果每件衣服都穿，平均1件也就穿10个月左右便"退役"了。世界上有刚缝制10个月就需要打补丁的新衣服吗？《家居》这种不靠谱的说法比比皆是，传递给读者的信息相当混乱。
二、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穿过普罗公司生产的黄色羊毛衫吗？
《家居》说：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穿过的一件黄色羊毛衫留存至今，长60厘米，肩宽55厘米，胸围110厘米，袖长55厘米，后领缝有"普罗公司，标准货品"长形面条及"44"字样的布条。前胸有16厘米的开缝，并钉了一黄一灰的胶扣，另一颗扣子脱落；右袖肘部还补了一块浅灰色的棉纱，前后有6块用棉线缝补痕迹。整件衣服上有大大小小10多个破洞。1949年，毛泽东参加开国大典时还是穿的这件羊毛衫（第111页）。
韶山纪念馆作为毛泽东遗物的保存单位，收藏了这件羊毛衫，不假。但断言毛在开国大典上穿过这件羊毛衫，委实没有任何根据。问题有两个，一是毛在开国大典上到底穿没穿过羊毛衫；二是就算穿过羊毛衫，是不是这件羊毛衫？
其一，关于毛在开国大典上穿羊毛衫的故事，最早出自卫士马武义之口，说是毛泽东在开国大典礼服里面穿的毛衣裤十分破旧，毛衣"左右两个胳膊一边一个大洞，还是在西柏坡时，韩桂馨（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的妻子）用袜子头给补上的。"（《毛泽东贴身卫士回忆60年前的今天--开国大典前我为毛主席整理好衣装》，《现代快报》2009年10月1日）。
笔者在《毛泽东的开国大典礼服与毛衣裤》一文中已经说明，根据气象台对10月1日的气温纪录，从1951年（以前缺）到1959年，当日平均最高气温是22.13度（与毛泽东住所内的恒温温度标准相同）。1949年10月1日的气温虽然没有纪录，但当天并没有下雨（导致低温的主要原因），只是多云天气，况且开国大典于下午3时举行，通常从中午11时至下午3时是一天气温最高的时间段。看看人们的回忆，当天穿着单衣的典礼参加者，如穿着天蓝色上衣、白制服裤子的少年，穿深灰色制服、浅灰色列宁服的男女干部职员，没有一人回忆说感到很冷；在广场上负责通信保障的部队干部艾平甚至说到了中午时分，太阳晒在身上"火辣辣的"。所以毛根本就没有必要在厚实的美国将校呢的开国大典礼服之内，再穿上更厚的毛衣裤。当天随侍毛泽东一直呆在天安门上的保健医生王鹤滨的回忆则说，10月1日晚上天安门广场放焰火，"十月的夜晚有些凉了。毛主席穿上了那件棕红色的毛衣，在儿女们的簇拥下，坐天安门上观看焰火"（《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第23页）。毛泽东穿毛衣是在当天晚上，而不是在开国大典上。
其二，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举行时有几件毛衣？笔者在《战争年代，江青与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一文中曾统计过，起码有3件毛（线）衣。一是1960年初毛泽东在广州鸡颈坑专用住所读书时，机要员谢静宜看到的一件浅棕色的长袖线衣，因为"整个背后破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洞"，"缝补的同志只好在里面垫上一块白布"。毛说这件可能是卫士长的夫人韩桂馨补的（谢静宜《主席的衣服》，载《在毛泽东身边》）。长袖线衣不是毛衣，也能起到御寒作用，故归入毛衣类。二是江青结婚后给毛泽东织的毛衣。1938年与毛结婚后，会织毛线活的江青为毛织了一套毛衣裤。1964年10月以后到毛家管仓库的吴连登说他还看到了这件毛衣。"主席有一件毛衣，还是在延安时江青织的，袖子短了，再接一块"（《毛泽东管家吴连登口述：毛主席工资404.80元是怎样开支的？》）。三是《家居》中所说的这件普罗公司生产的黄色羊毛衫。除此之外，还有保健医生王鹤滨说毛10月1日晚上穿的那件"棕红色"毛衣（《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第23页）。如果王医生没有把颜色记错的话，它应当是当时毛泽东拥有的第4件毛（线）衣。这么多毛（线）衣穿哪件不行，非要穿肘部（单肘或双肘）打了补丁的毛衣？
其三，普罗公司生产的这件"黄色羊毛衫"是什么时间开始破损并打上补丁的？《家居》说该毛衣"右袖肘部补有一块浅灰色的棉纱"，从所附遗物照片看也确实如此。右肘部的补丁是什么时候缝的？却无说明。笔者推测它可能是1950年代缝的，理由是《家居》一书的封面上，采用了童小鹏所拍摄的《毛泽东在西柏坡的躺椅上》，毛当时穿的正是这件毛衣，无衣领、前胸开缝，都符合《家居》所介绍的该毛衣特点。毛泽东在西柏坡是什么时候？1948年5月27日入住西柏坡，1949年3月23日离开。他穿这件毛衣也应当是在1948年秋到1949年3月之间。从照片上看，毛衣尚无一处破损痕迹，特别是右肘部，看不出有用浅灰色棉纱缝补的情形（《家居》所附的该毛衣照片，棉纱缝补处面积较大，且比毛衣颜色浅的多，位置偏向衣袖外侧。若当时已缝了这块补丁，在童小鹏的照片上不会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毛3月25日到北京后，顶多继续穿1个多月，天气就热了。实际上他4月24日阅读解放南京消息的报纸时，已经不穿毛衣了。这件毛衣为什么会在童小鹏拍照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立马破的不行，"右袖肘部还补了一块浅灰色的棉纱，前后有6块用棉线缝补痕迹。整件衣服上有大大小小10多个破洞"。《家居》作者怎么证明这块"补丁"以及6处"缝补痕迹"和10多个"破洞"是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就有了？
毛泽东参加开国大典时穿着带补丁的羊毛衫，实为子虚乌有的假故事。《家居》为了使人相信其真，从馆藏毛泽东遗物中拣出一件右肘有补丁的毛衣来，指认为他在开国大典上穿过的那件，没有任何道理。其实，"右肘有补丁"的毛衣本身就否认了"双肘有补丁"的荒唐说法。《家居》又举不出任何证据说明这块右肘的"补丁"是开国大典之前缝的，除了对马武义的故事情节越搅越乱之外，想要为其"圆谎"，还真帮不上什么忙。
三、从1952年至1963年，整整十年，工作人员未敢为毛泽东添置一件新衣吗？
《家居》说：
毛泽东生性节俭，衣服非到无法再穿时不许更换，解放初期添置的几件衣服，他一穿就是几十年。1952年至1963年，整整十年，工作人员未敢为毛泽东添置一件新衣（第118页）。
同时还说：
1957年，毛泽东应邀出席苏共二十四大暨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典。……行前，田阿桐中毛泽东做了一套黑色中山装（第126页）。
既说1952年至1963年未敢"添置一件新衣"，又说1957年田阿桐为毛泽东做了件黑色礼服，真让人笑喷了！难道1957年不在这10年之内吗，田师傅做的黑色中山装算不算新衣？
《家居》在书中自相矛盾，其实是想隐瞒1952年至1963年间毛泽东缝制衣服的真相，维护一个流传已久的谎言，即卫士李银桥所说的："可能有人不相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毛泽东没做过一件新衣服"（《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99页）。李银桥想以毛泽东卫士长的身份证实这一观点，只能截止于1962年，因为当年他转业去了天津；《家居》无故把时间又延长1年，依据是什么，却不说。
韶山纪念馆工作人员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让人相信李银桥的这个说法是真的，却从未认真考察一下毛泽东这些年里到底做没做衣服。曾任纪念馆馆长的阳国利撰文说："据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从1953年到1962年，毛泽东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毛主席的睡衣打满补丁》）如今《家居》作者再次力挺其说。
笔者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不是什么"千真万确的事实"，而是千真万确的谎言！
按照毛泽东1949年以后的生活习惯，他平时在家穿睡衣，在参加公务活动、会见外宾和民主人士时，通常会穿中山装款式的政务装。仅以政务装为例，从1953年至1962年为毛泽东缝制的新衣服有：
1.大元帅服1套。在1955年评军衔时，本来准备按照苏联给斯大林评定军衔的做法，给毛泽东评大元帅。为此，天津一家总后的军工厂按毛泽东的身材做好了一套大元帅服。但毛泽东拒绝穿，他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这样的大元帅服穿在身上会很不舒服（陈明远《毛泽东、周恩来等穿什么衣裳》）。这套大元帅服至今保存在军事博物馆，有实物可查。
2.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所穿的政务装1套。这款由田阿桐等几位"红都"名师于1956年9月设计的服装，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上曾经穿过（高黎明口述，谭璐采访：《不知佳衣谁裁出》，载《北京青年报》2010年4月2日C2版）。有照片可证。
3.第二次访苏时所穿黑色中山装1套。"1957年，毛泽东应邀出席苏共二十四大及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田阿桐特地为毛泽东做了一套黑色中山装。毛泽东穿着这套中山装出席了苏共大会，并在会议期间与赫鲁晓夫多次交锋。但这套衣服，毛泽东穿了一次就不愿再穿了，因为他生性不喜欢黑色"（袁成亮《上世纪中央领导人的首席服装师田阿桐》，《人民政协报》2009年05月15日）。《家居》也承认缝制过这套衣服。
4.1957年毛泽东在武汉做的服装，数目不详，起码1套。
上海的周庆祥师傅为毛泽东做衣服时，毛泽东自己说的，他身上穿的衣服是在武汉做的。
5.1957年夏上海的周庆祥师傅所做中浅灰色的派力司列宁装（中山装领样）2套。另有4套，款式不详。
6.1958年，上海的周庆祥师傅所做服装，至少有中山装、列宁装领样2套。
7.1959至1962年，上海的周庆祥师傅每年都为毛泽东做服装，式样、数量不详（以上均见《毛泽东在上海》，第341-342页）。
毛泽东的很多历史照片也可以证明这期间他做过不少新衣服，比如著名的毛式中山装就是在此期间逐渐"定型"的。据知情人透露，建国后有关部门先后为毛泽东制作过4幅标准像，除第1幅和第4幅外，其他都是上文所说的"1953年到1962年"之间制作的。第2幅标准像所穿衣服的领子较小较短，显然是"毛式中山装"正式定型之前的产物。第3幅则是标准的毛式中山装，衣服领子大而尖。中国摄影家协会图片社的创始人、毛泽东标准像的制作者陈石林曾披露它的制作过程："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中央决定制作一幅反映毛泽东当年形象的正面标准照片。摄影记者为毛主席拍摄了一张清晰度和皮肤质感较好的照片，但是，由于存在一系列的摄影技术问题，画面的整体效果不太理想。最终领导还是决定让我来加工制作。我用反转显影、复制底片的方法，完成了第三幅标准照的制作工作。1960年至1966年天安门城楼悬挂的巨幅画像就是以此为摹本绘制的。1976年，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追悼毛主席大会上使用的大幅画像也是使用第三幅标准照片放大的"（《揭秘毛泽东四张标准像的由来及服装特点》）。亿万人多年来亲眼目睹的事实，总比一个人的说法更可靠吧？
四、田阿桐为毛泽东1957年访苏缝制黑色中山装，是初次为毛做衣服吗？
《家居》说：
（1957年毛泽东访苏行前，田阿桐为做毛泽东一套黑色中山装）他初次为毛泽东做衣服，对毛泽东的身高、体型都没有准确数据。中央办公厅安排对毛泽东进行一次目测（第126页）。
田阿桐原系上海一家服装公司的技师，13岁起学习裁缝。1956年，中央办公厅从上海招收12名服装技师，成立"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核和体格检查，专为中央首长们制装。"这个'特别加工部'，其实就是由这12名服装技师组成的制装小组。这12名服装技师，皆出于上海红帮门派--旧指为'红毛'(洋人)缝制洋服的裁缝。包括田阿桐、王庭森等名师。而他们进了中南海后才明白，原来，'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在当时成立的真正目的和首要任务，就是为毛泽东研制合体的着装，包括让毛泽东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1956年中共'八大'的主席台上。""这12名服装技师各有所长，比如凌溪生师傅以做女装见长，他带一队人专门给女宾做衣服。田阿桐和王庭森则负责给领导人做特体服装。至于制装所需的面料，只需裁缝们发话，中央办公厅便会派人去各地厂家采购。完成'毛装'的制作后，特别加工部的12名裁缝于1958年搬出中南海，来到了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这家服装店，实际上就是国务院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局的一个服装加工部，它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中南海最高领导人和外国友人制装。这里的裁缝，中办几乎随叫随到。而中办则根据领导人的偏爱，指定专门的裁剪师为之服务"（《国家领导人的服装是由什么人来制作的呢？》）。
田阿桐是什么时间对毛进行目测的？通常的说法是中共八大之前。"1956年8月的一天，正在忙活的田阿桐突然接到一项为毛泽东做衣服的'特殊任务'。中央办公厅相关人员再三叮嘱田阿桐要做好保密工作。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就喜欢穿中山装，田阿桐此次为他做的服装自然也非中山装莫属了。俗话说'量体裁衣'，做衣服自然少不了测量一下人体相关部位的尺寸。然而，田阿桐这次为毛泽东做衣服却是个例外。出于安全考虑，为毛泽东做衣服的裁缝都不能靠近他，自然也谈不上'量体裁衣'了，只能靠'目测'来解决问题。这对当事者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考验。当田阿桐在工作人员带领下来到毛泽东所在的中南海书房时，已是晚上12点光景了。尽管田阿桐从来没有通过'目测'来做衣服，但凭着几十年的经验，他站在离毛泽东5米远的地方，一次'目测'成功"(出处同上)。这一说法可信，且有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的照片为证。《家居》的说法不同，认为是在1957年冬，毛泽东准备去莫斯科开会前，田师傅才为毛缝制服装，并进行目测。那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所穿的政务装是谁缝制的，是根据什么尺寸缝制的？
《家居》书中类似这种篡改史实、偷梁换柱的把戏甚多，有时甚至找不出理由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次笔者勉强替它找到一条理由--掩饰1950年代在中南海成立特别服装加工部这一事实。建立中央领导人服装特别保障体制，其实从开国大典以后就开始了。丁奎英回忆说开国大典后，他就跟着师傅王子清进中南海为领导人做衣服。但毕竟只是在"海里"支了个裁缝摊子，不成气候。1956年12名上海服装技师被召入京，成立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标志着该体制正式形成。1958年该部搬出中南海，与沪上迁来的波纬、雷蒙、造寸等西服名店合并成立了北京友联时装厂，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央领导人、各国使馆和出国人员们。1966年"文革"开始时，原友联时装厂东交民巷门店改称为"反帝服装店"，但为方便别国使馆人员前来制装，第二年又更名为"红都"，并沿用至今。《家居》说："195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从全国各地（笔者注：错，这12位裁缝全都是从上海调来的。请《家居》作者从中举出一个人的名字，说他不是从上海调来的）调集12位技术精湛的裁缝进京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衣服。田阿桐是其中之一，他被安排在北京红都服装厂工作。"（第126页）《家居》对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讳莫如深，田师傅这段工作经历也被抹去，直接"安排"他到北京红都服装厂上班了。
五、毛泽东打补丁的衬衣背后隐藏了什么？
《家居》说：
新中国成立后，相对来说，外衣较少补丁，内衣补丁常见，甚至补丁叠补丁，江青打的整齐些，别人打的就有些五花八门，蓝布头、黄布头、灰布头，有什么布就打什么补丁（第115页）。
这段文字的问题有两个，一是1949年以后，江青为毛泽东的内衣打过"整齐些"的补丁吗？笔者曾在《战争年代，江青与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中说明，1940年代后期，养尊处优的江青已经把为毛泽东缝衣服的工作交给组织上专门为李讷雇的保姆了。1949年以后，一开始可能确有卫士为毛补衣服的情况，后来补衣服则成为专设（或外请）裁缝的工作，王子清、丁奎英、田阿桐、王庭森、周庆祥、吴兴扬、刘奎元等服装大师都为毛泽东服务过。其中上海服装六厂车间主任周庆祥、上海裁缝吴兴扬、北京总后被服厂刘奎元补的衣服最多。1957年夏，周师傅为毛泽东做了6套衣服（包括假领），却费了1个多月的时间，就是因为同时还要为毛缝补大量旧衣服。1937年便开始在上海学徒的吴兴扬以织补的方式为毛补衣服，号称"织补大王"。"织补就是用与破损衣物相同的丝线，按照衣物原本的花纹来回编织"，可以达到"天衣无缝"的境地。毛的许多衣服是派人专程送到上海请他补的。总后被服厂刘奎元师傅为毛补了那件著名的有73个补丁的木薯棉睡衣。工作人员称："刘师傅真是高手，找了同颜色的布料精心缝补，不仔细看竟看不出补丁来（《补了７３个补丁的木薯棉睡衣》）。《家居》不说这些高手匠人补衣服的事儿，单说江青1949年以后为毛泽东的衬衣打补丁,有什么史料可以证明吗？怎么确认毛泽东的内衣上哪块补丁是江青打的，哪块是别人打的？
二是说内衣上"蓝布头、黄布头、灰布头，有什么布就打什么补丁"。这个说法来自李银桥。他曾回忆说，毛的内衣有许多补丁，"蓝布头、黄布头、灰布头，有什么碎布就补什么补丁"（《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95页）。李是从1947年到1962年一直陪伴毛的人，他的话也许很多人信。但是从1950年到1960年初一直陪伴毛，与毛一起工作、陪毛吃饭的秘书林克的看法完全不同。他说毛泽东"穿的内衣，我也没见过什么五颜六色的布补丁"，斥之为"那些书上的描写是夸张和离奇的，很不真实"（《林克：读书伴随了毛泽东一生》）。机要员谢静宜也于1960年代初在广州鸡颈坑别墅观察过毛的衣服补丁，发现"大部分补得都很好，也有补得不那么高明的，多数是用旧白棉布补的"。毛泽东喜欢穿白内衣，用旧白棉布去补是很自然的。只有一件浅棕色的长袖线衣，因为"整个背后破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洞"，"缝补的同志只好在里面垫上一块白布"（谢静宜《主席的衣服》，《在毛泽东身边》），并没有提到五颜六色的布头。同一件事，当事人分歧如此之大，信谁的？其实解决这个争论也很简单。毛的遗物都保留在韶山纪念馆，《家居》作者又是该馆工作人员，把那些五颜六色的补丁内衣拿出来看看不就行了。如果没有，便证明李银桥的说法不对；如果有，证明林克的说法有误。奇怪的是，《家居》可以把普罗公司的毛衣照片公布出来，却不肯公布一件带有五颜六色补丁的内衣照片。
更有甚者，《家居》刻意隐瞒一个事实不肯让读者知道："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一般夏天穿乔其纱衬衣、衬裤或白纺绸，或白的确良衬衣，冬天穿棉毛衣裤。到70年代，全部穿棉毛衣裤，夏天是薄薄的单纱白棉毛衣裤。衣为无领圆口套头衫，前胸从领口往下有19厘米长开衩，钉三颗白色小有机扣，冬天则为稍厚的棉毛衣裤"。这些内衣均保留在韶山纪念馆。据披露，"现留存的毛泽东的棉毛衣、裤，乔其纱衬衣、裤，白府绸衬衣等新的、旧的，约有200余件"(《毛泽东遗物事典o轻、薄、软的内衣内裤》)。就按200件算吧，平均每年为毛缝制内衣裤达7.14件。1964年10月到毛家工作的吴连登还说，他经常到北京服装厂，让师傅们把毛的两三件旧内衣改成一件内衣。若此言可信，毛拥有的内衣数量更远超200之数。这么多内衣裤放在仓库里不穿，单单穿那两件打补丁的，图的是什么，有人能给个答案吗？
六、毛泽东究竟有多少条睡衣？
《家居》说：
新中国成立初，毛泽东需要"换装"……在大家看来，这也是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衣服做出来了，工作人员又担心难过主席这一关。不过这一次，毛泽东见到新做的一堆衣服倒是没有表示什么，当看到几件又大又长的薄睡衣时，他高兴了。他选中一件米黄色木茄棉质地的，一件浅黄色薄棉绒质地的，说："这两件留下，其余的拿走！"从此，毛泽东在家办公、学习、会客时都穿着睡衣。工作人员知道毛泽东不喜欢大红大紫或质地考究的面料，于是又选用浅色棉织品多做了几件（第118页）。
毛泽东喜欢穿睡衣，是1949年以后养成的生活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无论是春夏秋冬穿什么样的衣服，主席在家的时候从不套罩衣，只穿睡衣。除非参加活动非换中山装不可"（亓莉《毛泽东晚年生活琐记》，第48页）。
广大读者最熟悉的是那件补了73个补丁的睡衣，因为这个故事流传甚广。"这件睡衣材质一般，样式普通，夹层，香蕉领，外侧有两个口袋，长141厘米。睡衣外观通体破旧，它的领子全换过，衣袖、前页、下摆等处补丁连补丁，竟达73个之多，以至几乎看不出本布。从50年代初一直到1971年，毛泽东春秋两季都穿它，这一穿就是二十年。尽管越来越旧，毛泽东却总不舍得扔掉"（阳国利《毛主席的睡衣打满补丁》）。这个故事是宣传毛生活简朴的。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把睡衣穿那么多年呢？按照《家居》的说法，当初王子清为毛缝制的衣服是一大堆，毛只选中两件，其余的让"拿走"。拿到那里去没有下文。叶永烈著《江青传》曾提到，1962年春，陈云和夫人于若木来到上海，被安排住进太原路上海交际处管理的一幢房子。刚进门，就觉得屋里特别豪华和奇特：绿色的地毯、绿色的沙发、绿色的窗帘，就连桌子、马桶、马桶盖上，也铺着绿色的丝绒！陈云觉得奇怪，这房子他曾住过，室内并没有这等特殊装饰。一问，才知此处后来江青住过。她说她喜欢绿色，绿色使人心境愉悦。她要求上海交际处照她的意见，对屋内装饰进行一番"改造"。于若木对警卫处长说：请你向交际处负责同志转达一下，这幢房子的装饰很别扭。我的意见是把这些窗帘都取下来，换上原来旧的。换下来的窗帘可以拿到市场上去供应群众。"（第231-232页）给绿窗帘提供了一个归宿。毛泽东不同。他只是让人把其他的衣服"拿走"，怎么处理不管。于是便出现了颇为怪异的现象：一方面他确实喜欢王师傅做的那件睡衣，破的地方打上补丁继续穿，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又在不断地做新睡衣。他去世后，韶山纪念馆工作人员"清理毛泽东遗物时发现长的、短的，厚的、薄的，好的、破的各色各样的睡衣有20多件"（《毛泽东遗物事典o补了73个补丁的木薯棉睡衣》）。就按20件算吧，这意味着从1949年到1976年间平均每年要做0.71件新睡衣。请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一个人在几十年内无法或不愿买新衣服，只有三四件换着穿，破了补好又穿，确为艰苦朴素。但毛泽东的情况不同，仓库里堆着许多睡衣，却没有一位身边工作人员在回忆中提到，他说过"不要再做新睡衣了，有三四件就足够了"这样的话。所以带补丁的睡衣一直穿，簇簇光新的睡衣一直做。《家居》只拿睡衣的"木茄棉质地"和"薄棉绒质地"说事，只说工作人员又"多做了几件",却隐瞒了毛泽东拥有20多件睡衣这一无可否认的事实。
七、毛泽东使用假领、假袖是为了节省布料吗？
《家居》说：
（毛泽东使用假领、假袖）也节省了布料，这无疑符合毛泽东反对浪费的习惯，这大概也是他用假领、假袖的一个重要原因吧！（第118页）
《家居》说，毛使用假领、假袖，主要原因是他平时生活比较随意，但"会见民主人士和外宾时则非常注意仪容。他认为只有穿着整洁才礼貌，才表示尊重对方。他又嫌临时换衬衣麻烦，所以就用上了这假领、假袖。他的时间安排很紧凑，客人到达前20分钟，他才整理自己：理发员给他理发，他专心看有关材料。外宾就要来了，他脱下睡衣，戴上白色假领、假袖，外罩灰色中山装，换上棕色皮鞋。"（第117页）上述描写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接下来说毛泽东使用假领、假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节省布料"，就令人大跌眼镜了。毛泽东如果按"节省布料"的原则办事，就无法解释他的遗物中为什么会有200多件内衣裤、20多条睡衣，为什么会平均每年做7件以上新外衣。值得一提的是，《家居》作者有意以自己的经历说明使用假领、假袖只是因为方便，"那是在冬天，内衣穿得多，在毛线衣上套个假领，看上去是穿衬衣的样子，穿西装时既可戴领带又可不挨冻，真是两全其美"（第118页）。笔者认为，图方便只是对毛个人而言，因为其卧室平时保持着22度的恒温，其他家庭很难做到。对毛泽东时代的广大普通百姓来说，这是短缺经济和票证制度逼出来的社会怪象。笔者是那个年代的过来人，亲眼看到喜欢打扮得漂亮点儿的青年女性因为每年发的布票少，做件新衣服实在难，便在衣领上做文章，用很少的布票可以做多套假领，质料、颜色、式样都不同，换来换去，满足自己的爱美之心。中年男女上班时戴假领的就比较少，老年人几乎没有戴假领的。戴假领作为一种时尚，最早在上海流行，以后全国各地争相仿效。1957年夏和1958年上海的周庆祥师傅为毛做的中山装、列宁装"领样"，指的便是这种假领。"文革"结束后取消票证制度，戴假领现象很快消失。为什么？能做一件完整衣服，不保暖，何必去做假领，被人发现了反而是件丢脸的事儿。《家居》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戴假领是为了冬天穿西装方便，这种事肯定不会发生在毛泽东时代，那时普通百姓没人敢穿西装。况且现在在衬衣之外穿鸡心领或开缝的无领毛衣，再穿西装的情形十分普遍，并不影响系领带，也没有理由非穿假领不可。
八、毛泽东的新鞋先让身边工作人员穿，然后自己穿，是"决不会嫌旧"的问题吗？
《家居》说：
他（引者注，指毛泽东）不喜欢穿新鞋，说新鞋夹脚，不舒适。工作人员在他穿新鞋前，总要想办法把鞋子弄提宽松柔软一些。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新鞋让卫士或身边工作人员先穿，然后再由毛泽东穿，毛泽东决不会嫌旧(第123页)。
《家居》在这里延用多年来的"颂圣"思维，把感谢人和被感谢人的关系完全搞颠倒了。让人把新鞋穿松软了再自己穿，谁享受，谁遭罪，谁应感谢谁？恐怕是连几岁小孩子都明白的道理。独独在毛泽东这里行不通。毛让人替他把"夹脚"的新鞋穿得宽松柔软是"恩赐"，所以不存在感谢不感谢的问题，而是嫌弃不嫌弃的问题。作者的生花妙笔竟然把让别人替代"遭罪"改写成艰苦朴素的故事，这份本事真令人佩服。笔者记得当年批判"四人帮"时，江青的一条罪状就是不愿意穿新鞋，新鞋都是让内勤替她穿软了再穿，当时是被视为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表现之一。"同样是两口子，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哩"--老婆让人穿新鞋就是"腐化堕落"；丈夫让别人穿新鞋，居然是"决不会嫌旧"的艰苦朴素作风。天下这么大，到哪儿讲理去？
九、毛泽东视察南泥湾时，上衣口袋里装的是什么？
《家居》在第113页的照片图题中说：
1943年10月毛泽东视察南泥湾，穿着常见的四个口袋的延安本地产的"干部服"，下面口袋和右上口袋鼓鼓的，估计是笔记本和香烟、火柴之类；头上戴的是比较厚的八角帽（第113页）。
一般来说，图题都比较简明扼要，《家居》非要在毛视察南泥湾的照片上罗索一番，实在另有深意。原来，老战士宋承志曾披露过这么一段秘闻：10月30日，毛泽东在视察359旅返回延安的途中，又专程来到位于陶宝峪的八路军炮兵团视察，听取汇报并吃了顿午餐。炮兵团拿自己喂的鸡，养的猪，种的菜招待毛泽东一行。时任炮兵团教导营营长、出生于1917年12月的宋承志，临时被分配负责视察时的保卫工作，陪同领导检阅部队。吃完晚饭，还剩下半只烧鸡，宋承志念及烧鸡是稀罕物，便塞进了毛泽东的衣服口袋。"当时，只有随行的江青手里有照相机，她记录了毛泽东的这一形象。"（《军中老照片--老照片背后的故事》）宋承志把剩下的半个烧鸡塞进毛泽东的哪个口袋，不详，但也算不上什么丑事。《家居》非要强作解人，隐去烧鸡，说成是"笔记本和香烟、火柴之类"，有这个必要吗？
史著写的好不好，史能、史识固然重要，最关键的还是能否秉持史家求真求实的学术道德。如果抱着某种目的有意掩盖真相，曲解史实，该意不讲真话，那就真的无可救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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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 05:5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