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龙 国外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研究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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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值得深入反思的历史课题 ——国外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研究评析

来源: 《攀登》2006年第6期 138-141  作者：成龙

   【摘要】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关系的研究是国外毛泽东研究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的过程。“文革”的起因、社会后果以及否定“文化大革命”与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等问题，构成了国外“文革”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文革”结束30周年之际，探讨国外关于“文革”的研究，对于我们深入反思“文革”教训、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吸取历史教训以及坚定改革信念，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国外;毛泽东;“文革”



一、基本经过、代表人物及主要文献

海外关于中国“文革”的研究，持续时间比较长，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从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视角，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文革”开始到大约60年代末。海外学者通过各种渠道，尽可能搜集有关“文革”的资料，这意味着海外“文革”研究的开始。

他们的资料来源大概有三个方而:一是由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馆译成英文并发表在《中国大陆报刊概览》、《中国大陆杂志选》和《当代背景材料》等三份杂志上的资料其文章又主要来自《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北京周报》。二是由海外学者组织编译的被红卫兵公布的有关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其中杰罗姆.陈编的《毛泽东的文章与日录》、《毛泽东思想杂录(1949-1968 )》斯图尔特.S施拉姆编写的《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1956-1971)》日本学者竹内实编写的《毛泽东集》最有代表性。三是由国外的一些图书馆机构编辑整理的资料。例如在华盛顿的中国研究资料中心收集了八批红卫兵资料，这些资料用微缩胶卷和照相复制本分发给各个对此有兴趣的图书馆。许多这些出版物被依次译出并刊登在《中国大陆杂志选》和《当代背景材料》中。此外联合研究所和密执安大学都出版了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红卫兵资料的日录：《联合研究所所藏红卫兵出版物日录》及由汤文和马惟一编辑的《有关红卫兵和无产阶级文革的原始资料》。

第二阶段:从60年代末到“四人帮”垮台。海外学者、人士、政治家根据他们所收集到的资料和在中国的见闻，陆续发表了一些具体描述中国“文革”情况的文章和著作这标志着海外“文革”研究走向深入。其中比较详细、更为全而的评述有罗伯特。S埃勒根特所著的《毛的大革命》;斯坦利.卡诺的《毛与中国:从革命到革命》和爱德华.E赖斯的《毛的道路》。具有同样价值的还有由美国政府的一位分析家菲利普。

布里奇姆所编辑并收在《中国季刊》的系列文章:《毛的文革:起源和发展》《毛的文革:夺权斗争》和《毛的文革:巩固权力的斗争》。所有关于中国的主要政治史都包括对文革的一些评论其中最具影响的是帕里斯.H张的《中国的权力和政策》(第二次编辑);于尔根。多姆斯的《中国国内政治(1949 -1972 )》;雅克。吉勒马的《执政的中国共产党(1949 -1976 ) 》和莫里斯。迈斯纳的《毛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当时对“文革”深入的学术性研究尚属缺乏。另外，还有一些专门反映当时中国各省市和单位以及国家主要领导人在“文革”中情况的著述。主要有:尼尔。亨特的《上海日记》维克多。倪的《革命和官僚政治:文革在上海》、《各省的文革》安德鲁.G.沃尔德的《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风暴”》马克。J.布里奇和戈登。怀特所著的《当代中国的微型政治》威廉。欣顿的《白日战争》戴维。密尔顿和南希.戴尔.密尔顿所著的《风不会减弱》维克多。倪的《北京大学的文革》鲁宾逊编的《中国的文革》一书中由托马斯.W .鲁宾逊撰写的文章《司恩来与文革》、洛厄尔.迪特默的《刘少奇与中国文化革命》，反映了周恩来、刘少奇在“文革”中的情况。

第三阶段:从“文革”结束至今。“文革”结束后，海外学者从各不同的视角对“文革”的起源、结果、性质以及中国粉碎“四人帮”并彻底否定“文革”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更为深入的研究和评价。他们借助于由改革开放得到的中国出版的大量新资料，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具有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文革的起源》(三卷本)斯图尔特.S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魏斐德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莫里斯。迈斯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鸟托邦主义》，布兰特利.沃马克的论文《毛泽东思想中的理论与实践》、《毛泽东在何处误入歧途:毛泽东“左”倾政治中的认识论与意识形态》日本学者竹内实的论文集《文革观察》约翰.伊斯雷尔的《无产阶级文革的意识形态的连续性与不连续性》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的《革命的不朽》莫里斯。迈斯纳的文章《列宁主义和毛主义》,S施拉姆的《从历史角度看文革》，理查德。所罗门的《毛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以及邹说的文章《文革与中国的政治制度》，等等。

二、海外关于“文革”研究的主要问题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文革”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社会后果，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彻底否定“文革”，这是海外“文革”研究的主要问题。

首先，关于“文革”的起因，海外研究主要有五种观点:

1.“精神革命说”。这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本来目的在于进行一场精神领域的革命，从而清洗党内的官僚主义，却导致了党内的权力斗争。这以美国学者费正清为主要代表。费正清指出:文革“代表了毛泽东不断进行精神革命的思想，以便解放普通老白姓，改变他们的人生目的，来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社会主义的特权等自古以来的弊端，特别是给予党内年轻一代遭受压抑的积极分子以出头的机会。这是社会革命的起因。”[1]费正清还认为，“文革”的产生与毛泽东个人的诡计多端以及当时中央政治局内部同僚的随声附和密切相关。“毛的诡计多端或手腕十分高明，政治局里日后成为第二次革命最大攻击目标的同僚，早在1962年9月和以后经常附和他谴责‘修正主义思想’以及‘党内机会主义思想倾向’，这样就不知不觉地挖掘了他们自己的坟墓。[2]“文革”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这是一种偶然做出的安排，而不是有控制的规划。”[3]

2.“政治报复说”。这种观点认为，“文革”与其说是由于毛泽东的思想出了偏差，不如说是出于对那些党内持不同政见者的报复。这以施拉姆为代表。施拉姆指出:“他为什么要发动这场运动呢，决定开展文革同大跃进运动是什么关系呢，他采取极端的行动路线是因为他的思想出了偏差，还是因为他而临一个现实问题—特别是处罚批评过自己的人，而且让他们最后毁灭的欲望—他是否像己经行动的那样思考问题的呢,”“人们认为这两个因素都在起作用。我的看法是，起支配作用的是后者。换言之，对于他的行动来说，显然政治上的和心理上的动机比起理性上的动机更为重要。例如，他攻击干部和知识分子，与其说是由于他们成了剥削群众的特权分子(毛泽东举出好多例子说明他们变了)，倒不如说由于他们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对斗争抱着幻想，因而没有衷心地拥护他的指示。”[4]“文革”并不是毛泽东的革命道路必然和难免的终极，而是他一生可能的而且完全合乎逻辑的结局。“他容易冲动的性情，他好走极端的习惯，以及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想方设法对党内批评他的人进行报复的动机等等都促使他走到这一步。”“他并非命定有这种结局但是有这种结局也并不令人惊奇。”[5]

3.“潜意识支配说”。这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晚年犯错误，根本原因在于他早期接受的某些思想观念和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经验主义做法，在革命结束后继续作为一种潜在的思想意识而起支配作用，以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问题与毛泽东思考问题的旧思路之间发生了很大的矛盾。这以美国学者魏斐德和利夫顿为代表。魏斐德认为，“文革”是毛泽东“唯意志主义”的高峰，这种“唯意志主义”与他早期接受的思想教育密切相关，王阳明关于实践发展世界同时发展自己的理论、新康德主义关于理性创造社会形态使人自身从习惯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达尔文关于进化的客观法则的理论、格林对意志的尊崇和他把社会视为个人实现自我的工具的理论，以及其它等等，都对毛泽东后来的思想发生过重要影响。“这些早期的影响使毛立志进行不间断的无休止的历史变革，比马克思所主张的更极端得多。”[6]利夫顿指出:“毛思想的西方研究者们在解释其威力的根源时颇感棘手。对于毛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具有原创性的问题，看法往往有分歧，但多数人都正确地强调了他一直关注‘斗争，、‘矛盾’、‘整风’和‘改造，等主题。然而，我相信有一个重大的深层特征尚未得到应有注意，这就是一种生命存在意义上的绝对化倾向(existential absolute)。它坚持主张以要么获得一切，要么一无所有的极端态度去直而死亡。这一特质是塑造文革主观风貌的最重要因素。”[7]

4.“建设方式分歧说”。这种观点认为，“文革”主要由于中国领导集团内部建设方式的意见分歧造成的。这以英国学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英国新闻政治作家克莱尔。霍林沃思为代表。麦克法夸尔指出:“中国领导集团的分裂，是由于在中国革命的日标，在应该如何治理中国、开发中国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所造成的。对‘文革’渊源的分析，必须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以及文化问题。同时，正如涉及到有关人的问题时所一贯会发生的那样，这里而也有关于权力和地位的积怨。”[8]霍林沃思也坚持同样的观点，她认为正是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治国方略的不同造成了“文革”。她说:“毛泽东希望‘继续革命’，刘少奇的首要日的则是希望在经历了‘大跃进’造成的灭难之后，恢复农村和城市的社会安定，复兴经济。这时的毛泽东，很为不能制止他所谓的刘少奇的右倾趋势感到烦恼。他认为为增加生产而使用的物质刺激—农业社中的自留地和工业中的加班费—太多。尤其让毛泽东感到不满的是:他发现，自1935年他成为党内公认的领袖以来，到60年代，他实际上己经很难接近中层，似乎中层是掌管在刘少奇和党的手中;并且，自己的讲话己经很少能被群众听到。”于是，毛泽东开始从军队和学生中寻找支持。[9]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爱德华.E赖斯认为，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突出表现在反官僚主义的方法上。“刘少奇也曾谴责过官僚主义。他与毛泽东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组织问题，以及如何克服官僚主义上。刘少奇主张发展高度集约化的经济，而且把官僚主义看成是政府试图过多过细地干预经济的结果。在刘少奇看来，高度的国家干预需要大规模的组织，而大规模的组织是培育官僚主义的温床。建立一种不受过多干预的高度集约化的经济需要一种激励机制。这套理论与毛反对官僚主义的做法的确存在很大距离，毛泽东把它当作修正主义而加以批判。在‘文革’期间工人不发奖金而农村实行‘大寨式’办法给政治态度好的人额外加‘工分’。”[10]

5.“思维方式僵化说”。这种观点认为，“文革”归根结底在于毛泽东思维方式的教条化、绝对化倾向。这以美国学者沃马克和日本学者中西功为代表。沃马克认为，“毛泽东所误入歧途的地方并不在于他的‘毛泽东主义’，即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发展而成的对政治的独特方法，而在于他的‘主义’，也就是说，他教条地被客观主义的列宁、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框架所束缚。1949年以后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发展所保持的实用主义的警觉，日益被一种不恰当的概念框架所左右，这个框架一直未被他置疑。”[11]如果抛开环境差别和政策结果的问题，而专注于他的政治活动中所包含的价值和方法，那么人们就会‘凉讶地发现:“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因素在进入他的政治活动的‘左’倾阶段之后一如其旧，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这种不变的价值和方法包括三个方而:一是对于动员起来的大众力量是根本的政治力量的信念;二是其政治活动以有效行动、调查和实验为导向;三是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这就是导致毛泽东“左”倾错误的根源。[12]中西功指出:“而对新的现实，毛泽东企图套用过去在延安窑洞里搞民族民主革命的方式，因此遇到了很大的矛盾，中国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基础、中国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毛泽东考虑问题的旧思路之间产生了很大的矛盾。”[13]

其次，关于“文革”的社会后果，主要有两种观点。绝大多数海外学者认为，“文革”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混乱，党的组织、政府的工作和人民的生活都遭受了严重干扰和损失。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迈斯纳所讲的:“毛泽东的最后一次革命活动成为他长期革命生涯中的最大悲剧，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幸的后果。”“在毛泽东主义政权的最后10年里，文化革命折磨着中国并且几乎摧毁了中国。[14]“文革”破坏了党的民主原则，使人民群众从一开始就隶属于毛泽东本人，“伟大舵手”成了群众集体意志的化身，军队的介入使国家‘官僚机构中的’官僚主义更加猖狂等级更加森严，造成了共产党领导人之间为争夺党的领导权所进行的殊死斗争。围绕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封建迷信更加盛行，使整整一代中国年轻人产生了政治上的幻灭感和玩世不恭的态度，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成为主要的受害者，使社会主义的那种理想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名誉扫地，从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破坏了人民共和国既存的脆弱的社会主义基础，“留下的只是至今其势头尚未完全耗尽的暴力与报复的循环。”[15]费正清也坚持同样的观点。他指出:“文革产生了派性，一群人痛恨另一群人，使党的团结从上到下遭到破坏。这场革命把党组织内忠心耿耿的人打散之后，培育了激进的极端分子，实际上只剩下一小撮包括毛妻江青在内的教条主义十足的狂热分子，由他们来控制文艺、宣传工具和教育。”[16]格雷姆。扬认为“文革”成功地提出了问题但未能解决问题这最清楚地表现在有关革命运动组织的问题上。“文革”初期严重地削弱了以往的组织制度，特别是这个制度的核心—共产党。尽管毛泽东提出了继续革命的理论，但这个理论在两个密切相关的方而则陷入了困境。它未能阐明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复辟等根本问题。而且，甚至用它自身的术语都未能系统地阐明组织社会主义革命，避免所谓的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途径。[17]

但是，在海外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文革”的综合效应为一种新的政治制度找到了一个公式，而这种新的政治制度是同毛泽东所要建立的政治制度相对立的。这种观点以派伊为代表。派伊指出:人们发誓说“永远不能再搞文革”，这就为大刀阔斧地进行制度改革大开了方便之门。“文革”对领导人和未来的领导人所造成的冲击产生了两个带根本性的效应。一是它使这些中国人认识到，他们不仅在“文革”中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时期内都有失误。二是这种冲击动摇了他们历来持有的文化和民族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使中国早先的领导人不能充分理解外国的发展道路，并有成效地取其所长。现在在中国人中间，对通过“开放政策”向外国学习到何种程度，还存在着重大分歧。当然许多人尤其是现在出国学习的人，渴望使自己跟上现代世界潮流。此外，如果不是“文革”造成的可怕事态，很难想象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后能够像现在这样不仅脱离了苏联的共产主义模式，而且摆脱了任何大家所熟知的共产主义概念。然而，事情还有另一而，那个时期的种种混乱情形老是萦绕心头，也可能对当今中国领导人起到威吓作用，使他们不敢使“松绑”和下放权力达到经济领域改革取得成功所必要的程度。中国官方人士对真正放松行政控制所可能带来的风险仍然过于敏感。[18]

再次，否定“文革”是否意味着否定毛泽东思想。海外主要有两类观点:即“否定背离论”和“继承发展论”。“否定背离论”认为，否定“文革”就是否定毛泽东思想。日本学者中屿岭雄认为: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五十年代后期以来的毛泽东政治全而地给予了否定。中国的政治现在也可以说决定性地向着非毛泽东化的道路上进一步推进着。”[19]香港学者林和立认为:“邓小平在其选集中不断提到的‘多谈经济，少谈政治，明显地否定了毛泽东思想。[20]迈斯纳引用一位外国专家的话说:“共产主义运动初期所特有的理想主义、冲天干劲以及近乎于宗教般的狂热，到‘文革’结束时就大体上消失了。[21]美国学者德里克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称为“后社会主义”，认为后社会主义“己不再从原有的社会主义思想汲取动力”，“说中国是一个向着共产主义前进的社会主义社会，则是用理论套话为一种己把社会主义扭曲得难以辨认的社会打掩护。[22]

另一类观点认为，邓小平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不意味着对毛泽东思想的全盘否定，邓小平理论的很多思想都来源于毛泽东思想。俄国远东研究所副所长波尔加科夫的一段话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他说:“每个仔细的读者都会发现，邓小平和毛泽东的许多观点有一定的相似性。这明显表现在他们对待外国经验的态度上，表现在他们对中国民族特点的说明和对中国发展成为‘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预言上。请比较一下:毛泽东说:‘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邓小平说:‘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毛泽东说:‘我国人口众多，底子薄，经济落后。’邓小平说:‘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毛泽东说:‘大约在50年到70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说:“本世纪末实现了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后，我们还要前进”、“再花五十年时间的奋斗，达到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最后，两位领袖都试图尽快克服国家的贫穷落后状态。可能所有这一切使一些研究者有理由认为邓小平是‘当今中国主要领导人中最毛化的一个。[23]这种观点，既看到了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共同性，也看到了他们二者之间的不同点。

三、怎样看待海外学者的研究

怎样看待国外关于“文革”的研究。笔者认为，对此必须坚持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看到国外研究的长处和特色，也看到其缺点和局限。

首先，国外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在态度上是严肃的、认真的，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例如，就“文革”的起因来看，如果把国外学者的研究汇总起来，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关于“文革”的“立体画”。在这里，既有关于国际国内重大背景的分析，也有关于毛泽东个人思维方式和心理特征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国外学者认为“文革”的发生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但有这种结局也并不令人惊奇。这种思想是比较深刻的，展现出辩证思考的特色。的确，“文革”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完全是对马列主义的歪曲。但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国际形势复杂，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党内领导制度不健全，缺乏必要的民主程序，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骄傲自满，一些别有用心的坏人又利用他的错误挑拨和制造事端，这一切都为“文革”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因而“文革”的产生在逻辑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国外学者还比较一致地看到了“文革”给中国共产党、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严重灭难，也看到了“文革”对中国改革开放提供的反而教训，这些观点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国外绝大多数学者也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以及彻底否定“文革”的重要意义，认为否定“文革”不是否定毛泽东思想，而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种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国外学者受所处历史环境和自身主观条件的限制，对问题的看法往往鱼龙混杂，正确和错误的认识同时存在，有些观点还需要深入分析。例如，费正清虽然看到了毛泽东的“手腕十分高明”以及政治局里其他同事的“随声附和”与“文革”发起的关系，说明他间接地认识到当时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不健全在“文革”发生中的根本性，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他却未能正确地认识“文革”的性质，而将其错误地称之为“社会革命”、“精神革命”，这是令人惋惜的。施拉姆把“文革”的起因主要归之于毛泽东的“政治报复”，这也是不确切的。“文革”的发生，毛泽东本人的确负有主要责任，因为这是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但是，它又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错误造成的，而是一种社会思潮的产物。概括地讲，“文革”是1957年以后在我们党内不断发展的“左”倾思潮的产物，是党内“左”倾思潮恶性发展的结果。魏斐德和利夫顿等人虽然看到了毛泽东早期思想和心理因素在“文革”发起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观点由于片观强调心理因素的作用，客观上否定了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在“文革”发起中的作用，因而如果把这种观点坚持到底，将不可避免地要走向主观主义。此外，有学者把彻底否定“文革”视为对毛泽东思想的背离和否定，认为毛泽东思想只讲精神因素的作用，邓小平理论则只强调物质因素的作用。这不仅错误地理解了毛泽东思想，而且也错误地理解了邓小平理论。片而强调精神力量的作用，正是毛泽东思想晚年所犯的错误，这种错误并不属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正是对晚年毛泽东忽视生产力错误的纠正，但邓小平同样十分强调经济建设中个人能动作用的发挥，把邓小平理论等同于“经济决定论”是错误的。

参考文献:

[1][2][3][16](美)费正清.关国与中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425, 399, 417, 421 -422

[4](英)施拉姆.我看毛泽东[J].(日本)世界杂志，1984, (9 ).(参见萧延中主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2卷，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

[5](英)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31.

[6](美)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李君如等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09.

[7](美)罗伯特·J·利夫顿.思想的永生(参见萧延中主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3卷)[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 597-598.

[8](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革的起源，第1[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引言)

[9](英)克莱尔霍林沃思.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89.

[10](美)爱德华E赖斯.毛泽东的路[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 340.

[11](美)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6. 259.

[12](美)沃马克.毛泽东在何处误入歧途:毛泽东“左”倾政治中的认识论与意识形态(参见《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70-272.

[13](日)中西功.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参见《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150.

[14][15]莫斯里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387, 391 -392

[17](美)格雷姆扬.毛泽东和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一争[J].澳大利亚炽国事务杂志，1986-7, (16).

[18](美)派伊.文革的再评价[J].中国季刊，1956-12, (108).(参见萧延中主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2卷，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年版，第461 -462页)

[19](日)中屿岭雄.中国—历史、社会、国际关系[M].(日本)中公新书，1982. 119.

[20](香港)林和立.邓小平思想及其现代化蓝图[M].(香港)青文书屋，1989. 106-108.

[21]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16.

[22](美)阿里夫德里克.后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反思[J].关心亚洲学者报，1989, (1 ):43, 35.

[23](俄)B0H波尔加科夫.邓小平与中国改革政策[J].远东问题，1994, (6 ).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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