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尚武 贵州“大跃进”运动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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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尚武    来源：《贵州文史丛刊》2000年第4期


　　(一)全民大办钢铁，掀起发展农业高潮

　　1957年底，贵州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五”计划胜利完成，全省工、农业和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均有较大发展，从而使贵州落后的经济文化面貌有所改变，为以后的经济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标志着我省的经济发展开始进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58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不断地批评反冒进和右倾保守思想。1985年2月，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膨胀，贵州省委召开一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正式提出了“全面大跃进”的口号和“三年改变面貌”的奋斗目标，会议决定:“全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全民动员苦战三年，基本改变贵州的经济面貌，五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提前实现全国农业纲要四十条的主要指标，并在同一时间内使地方工业飞跃前进，赶上农业产值。”会议还根据“全国争取提前超英赶美”的口号，提出了“贵州也要提前改变面貌，超过英国”。6月26日，省委常委会议提出，为使今年的炼钢设备能力达到40万吨以上，必须开展一个土法炼铁运动。现在炼铁土高炉已建成3700座，7月底以前要达到1万座，其设备能力要求达到年生产生铁120万吨以上。各级组织放于发动群众，推广技术革新，打破迷信，解放思想，争取在不长的时间内，使我省的钢铁工业跃进到现代工业水平。8月，省委批转了省计委《关于调整和下达全省1958年度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原计划经过上半年的大跃进，一再突破，因此计划指标必须相应调整和修改。根据中央提出的以粮食、钢铁、机械电机、电力、铁路为先行的方针，对全省1958年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重新调整:农业方面，必须增产粮食60亿斤，争取比去年翻一番，粮食总产量达到165亿斤至231.7亿斤，比原计划增加32.24亿斤至110.9亿斤;工业方面，全省地方工业产值(包括手工业)达到8.35亿元，比原计划增加2.33亿元，加上中央工业产值，全省工业产值达到9.56亿元，比1957年增长77%，争取翻一番。1958年，中央分配贵州生产10万吨钢的任务，贵州省委分配给各地区、各部门生产钢的任务却增加到20万吨。

　　1958年8月，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提出钢产量翻一番的任务。贵州随之也迅速掀起了以钢为纲、大办工业的“大跃进高潮”。

　　工业“大跃进”最具典型性的就是全党全民大办钢铁。9月，贵州省委召开了一届一七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了响应中央钢产量翻一番的号召，在提早建成社会主义及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多尽一份力量，全省必须在一年内完成中央分配的钢、铁产量计划，即钢8万吨、铁60万吨的任务。会议强调，要算政治帐而不要算经济帐，并提出了一切为钢铁生产让路，确保“钢铁元帅”升帐的口号，要求全省各部门、各地区都要把钢铁生产和钢铁工业的建设放在首位。于是，全省动员组织了大批工人、农民、干部、教师、学生和城市居民，采取书记挂帅，大兵团作战，各行各业支援，土法冶炼，遍地开花的办法，在全省城乡迅速掀起了一场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在全民“为钢而战”的运动中，我省各级学校开展了以钢为纲的勤工俭学运动，既炼钢铁又炼人，掀起了“为祖国炼出黑钢，把自己炼成红钢”的热潮。10月6日，全省诞生了第一个日产生铁的千吨县—习水县。该县贯彻“土、小、群”的方针，依靠群众大搞“家庭”炼铁炉，出现了“遍地家庭炉，处处开铁花。家家办铁厂，人人当炉师。屋屋冒青烟，户户铁水流”的景象。他们创造出21种家庭炼铁法，并在全县推广，一哄而起，全县便建起了一万多座“家庭炉”，平均每三户就有一座。10月6日，这些“家庭炉”全部投产，全县80%的农户都炼出了铁，产量达到942吨，10天增加了50多倍。贵阳市组成了10多万人的钢铁大军，各界群众都投人到炼钢运动中。全市分为12个战区，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云岩、南明和花溪三个区，共组织了24个钢铁团，有8万人参加。一个星期，贵阳市各中等学校出动2千人的运输大军，到离城来回14华里的朱昌乡，运回焦煤巧吨。贵阳市京剧一、二团的演员们，为了炼钢、演戏两不误，往往是从炉旁到剧场，来不及卸装又从舞台赶回炉旁。10月20日这天，为了“卫星”上天，千千万万的人们为钢铁而彻夜奋战。在全省的各个角落，不管是城镇还是乡村，是平坝还是荒山僻野，各民族的男女老少齐上阵，投人了钢铁生产的巨大战场。金沙县平坝区多年没有参加生产的83岁的苗族姚大爷也参加了钢铁战斗。人们给他编了一首顺口溜:“老汉年过83，人老意志坚。有了党的总路线，双手能搬万重山。为了钢铁产万吨，我老汉砍柴、烧炭要冲在前，坚决把卫星放上天。”修文县红专铁厂炉师、共产党员朱正武，为了抢修定火的炉子，不顾火焰迸溅，冒着危险抢修，被烤得昏了过去，醒来后又连续抢修10个小时，终于保证了炉子的继续生产。黔西县重新区青年农民朱元先，几次推迟婚期，同新娘齐上高炉炼铁。此类事例，有的可能真有其人其事，有的则是汇报者的编造。据不完全统计，至1958年第四季度，全省参加大炼钢铁的干部群众达到了300多万人，建成炼铁土高炉2万多个。在大搞“小、土、群”的同时，省委还布置在贵阳、遵义、都匀、福泉建设5个年产钢5万吨以上的钢铁厂，并要求在年内建成抽产。

　　为了确保钢铁产量翻一番，全省各部门都采取了相应的大跃进措施。地质部门同各地县配合，组织群众进行大规模的普查和勘探工作;机械部门采取了数厂协作的办法，优先生产了，一批钢铁生产设备;交通运输部门按照统一配合、分级管理、保证重点的原则组织了全省的汽车、马车、牛车、手推车、板车支援钢铁生产;商业部门广泛开展了大购大销活动，提出工业生产什么，商业就收购什么，工业生产多少，商业就收购多少;金融部门对工业企业的贷款也提出“需要多少就贷多少，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贷”;邮电部门为配合“大跃进”，提出“村村通邮、乡乡通话”的口号”;财政部门也不断地追加投资，以确保基本建设的规模。

　　与此同时，贵州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也从“反冒进”和“大跃进”的浪潮中很快发展起来。农业的“大跃进”，主要是围绕粮食翻一番开展。8月，人民公社蓬立以后，除了迅速组织数十万劳动力挖煤、烧炭、找矿、大炼钢铁，支援大办工业外，还广泛开展了大办水利、深翻土地的群众运动。这期间，《中国青年报》报道了金沙县民丰社青年突击队创造水稻亩产1512.5公斤的新记录后，省委即组织各地、州、市、县委和农业院校、研究机构的专家、教授参观总结，号召“学金沙”，掀起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高潮〔由于不讲科学种田，把土地“大翻身”和“高度密植”作为农业增产的主要措施，实行人海战术，致使瞎指挥的现象十分严重。为了宣传农业“大跃进”，一些地方在批判“农业增产有限论”时，竟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促使虚报浮夸风愈演愈烈。有的地方组织为了蒙蔽上级，把许多块成熟的禾苗移植到一块田里，并在四面田埂上架起鼓风箱，向田里密不透风的稻株鼓风，使参观者觉得真有其事。有的则按每亩密植的稻株数字及每株可能产谷的重量，摧算出高产的重量，向上级汇报。这种自欺欺人的手法，提供了远离事实的浮夸信息，导致了领导机关决策的误上加误。

　　(二)反右倾与继续跃进

　　1959年1月，贵州省委召开了一届八次全委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武昌会议”和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总结了我省1958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成绩，并对1959年的经济计划作了安排。会议认为，全省工业基础还很薄弱，“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形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三年改变面貌的口号，显然是缺乏充分根据的，凭冲天干劲而不讲科学分析，不要法则，比例失调，将是‘欲速则不达”，。会议决定降低1959年生产指标，削减基本建设中的限额项目，减少基本建设投资，停止上调农村劳动力。采取的这些调整措施，纠正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存在的高速度、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的错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59年上半年，全省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是，由于这些措施是在全面肯定“大跃进”的前提下采取的，对“左”倾错误的纠正很不彻底，调整后1959年的生产计划，仍保留着不少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如“生产钢20万吨，钢材10万吨，媒炭900万吨，粮食340亿斤……比1958年增产80%左右”，等等。

　　195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随后又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倾斗争，要求在党内，首先在领导干部中，以“两条道路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清理思想，进行反右倾风运动”。这个运动把党内认识上的分歧看成党内的阶级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受到破坏，助长了党内个人崇拜和专横独断风气的盛行;在经济上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强调要继续“大跃进”，从而使得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瞎指挥等“左”的错误再度泛滥，而且持续的时间更长，造成的危害更大。

　　1959年9月，中共贵州省委召开一届十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庐山会议”和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精神，确定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继续跃进的方针。随后，把一批坚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的党员和干部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时，在经济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继续大跃进的措施，坚持高速度、高指标的经济建设计划，坚持大炼钢铁、大办工业的群众运动，提出:在今后8年中，使整个国民经济保持全面的、持续跃进的局面，在工农业、交通运输与科学文化方面赶上全国现代化的先进水平;继续大搞以发展钢铁、煤炭生产为中心的‘小洋群’、‘小土群”，，继续大办农村公共食堂，认为农村公共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去这个阵地，公社就不能巩固，“大跃进”就没有保障。

　　全省各条战线的广大职生，贯彻了中央和省委的有关指示精神，“克服右倾情绪，厉行增产节约”，再次掀起钢铁生产的新高潮。贵阳钢铁厂、水田铁厂、贵阳汽车制造厂、贵阳矿山机械厂等，都主动修改了钢铁生产指标，要求增加任务。同时，绝大多数厂矿还提出超额或提前完成生产任务的保证。在生产过程中，开展了群众性献个十献策活动。贵阳钢铁厂用白云石做碱性化铁炉炉衬，创造了持续生产76小时的高记录，不仅解决了过去生产熟白云石砖的困难，而且大大节约了白云石砖的成本;桐梓楚米铺铁厂进行的“转鼓脱硫”试验成功后，基本上克服了高硫症;惠水县河口铁厂把冷风改为热风炼铁，生铁日产量由4叨斤增加到800多斤。截至9月25日中午12时，根据各地各部门的报告，全省全年产钢3万吨的任务提前3个月零5天半超额28吨完成。11月17日，省委召开全省工业会议，号召全省厂矿企业职工再接再厉，争取思想、生产双丰收，为明年的继续跃进作好准备。

　　1960年2月，省委批转了省计委关于《我省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情况》的报告，提出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旗帜，贯彻发展农业与发展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争取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农业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确保粮、油、猪等指标的实现，夺取农业大丰收;工业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确保钢铁、原煤、机械等指标的全面完成，赶上全国现代化的先进水平。并制定了1960年全省国民经济的一些更高指标，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计划达到63亿元，比1959年增长29.5%，其中工业总产值计划达到27亿元，增长42%(重工业增长33.6%);农业总产值计划达到36亿元，增长21.5%。主要产品钢达到8万吨、生铁so万吨、粮食193亿斤、烤烟180万担(增长75%)、基本建设投资9.%亿元(比上年增长55%)。3月，省委批转了冶金局的生产安排报告，提出全省钢产量必须达到12至巧万吨，生铁达到巧万吨以上。

　　为了组织新的跃进，省委认为，目前贵州工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要迅速将铁、钢、煤、铝、电等搞上去，大力发展“小洋群”、“小土群”，其中以“小洋群”为主。为此，省委提出不仅全省基本建设的安排要贯彻以“小洋群”为主的方针，而且各级各部门都要明确发展“小洋群”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战略方针。决定全省再增加1052.5立方米高炉，全省所有有煤炭资源的县、市，在年内至少要搞一个以煤铁为中心的“小洋群”或“小土群”的基点。人民公社也要尽可能地搞小煤窑、小高炉、小铁矿、小转炉、小铁路，在有条件的地方，还要搞小有色金属、小化工、小水泥、小水电等。同时，省委还决定在全省范围内立即掀起一个大搞半机械化、机械化、半自动化、自动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要求在1960年内，全省综合利用达到45种，研究采用新技术650项，推广成套先进设备500项，工业交通部门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的程度要提高以}一70%以上，并组织巧oo条流水作业线。由于决策机关不以客观实际为依据，主观地盲目决定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规划，肯定要事与愿违。

　　在大炼钢铁中，为了追求“高产记录”，全省人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花费的劳动力、时间无以计数，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由于冶炼技术缺乏，设备简陋落后，炼出的钢铁质量低劣，毫无用处。如普定县在放“卫星”时，全县所炼出的10(刃多吨生铁中仅有372吨灰口铁，其余全部是铁渣、铁屎;就连群众“自愿”捐献出来的铁锅、菜刀、门窗条等“废旧”金属也炼成了一陀花废铁;火石坡用222斤生铁仅炼出一斤粗钢。可以想象，当时使用的治炼技术何等原始、低劣，而一座座高炉、土炉不仅吞噬了大片大片的森林，破坏了许多矿产资源，而且造成了环境污染，水土流失，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

　　(三)贵州“大跃进”的严重后果

　　1958年到1%0年，贵州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工业方面，建立了一批骨干企业，主要有贵阳钢铁厂、遵义铁合金厂、贵州铝厂、险峰机床厂、贵州轮胎厂、剑江化肥厂、贵阳棉纺厂等;还兴建了贵阳甘荫塘工业区和三桥工业区。在农业方面，修建了一批水利工程，如贵阳阿哈水库、红枫湖、百花水库、花溪水库等。在交通方面，黔桂铁路都匀至贵阳段，贵昆铁路贵阳至安顺段建成通车。新建公路1718千米。贵阳磊庄机场正式投人使用。在科技方面，先后建立省科委、中国利一学院贵州分院;高等、中等专科学校由3所增加到35所，在校学生由3642人增加到6939人;普通中学由152所增加到501所，在校学生由62381人增加到102806人。但是，“大跃进”运动，对贵州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尤其是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主要表现在:
　　1.工业与农业的比例严重失调。在三年“大跃进”中，全省工业企业由1957年的3683个急增到1958年的68333个，增长17.6倍;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由41.28万人，增加到140.45万人，增长2.4倍。到1960年全省工业产值比1957年增长1.29倍，每年平均增长31.8%。由于全省工业发展过快，摊子铺得过大，严重影响了对农业的投资。三年中，农业产值却每年下降11.2%。
　　2.积累和消费之间比例严重失调。“一五”计划期间，贵州年均积累只有19.2%，而三年“大跃进”期间，积累率急剧上升，1958年为41.4%，1959年为36.8%，1960年为26.1%。在此期间，贵州虽然新办了一批国家和地方的基础工业、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形成了独立的生产能力，农业兴修了一批水利工程。但由于基本建设的规模过大，战线过长，超过了贵州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承受能力。而且投人多，经济效益很低，许多新建项目未能交付使用，积压甚至浪费了资金。
　　3.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粮食供应严重不足。由于对农业生产的高估产、高增购和“一平二调”的错误，严重地挫伤了农民劳动的积极性，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1960年与1957年相比，全省粮食总产量减少了219.45万吨，产量跌到1951年的水平。
　　4.重工业和轻工业发展比例极不协调。在三年“大跃进”中，在“以钢为纲”的口号下，片面地发展重工业。1960年全省重工业产值8.7亿元，比1957年增长了2.29倍，年均递增48.73%，而轻工业产值仅5.16亿元，从而造成日用商品奇缺、物价上涨，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5.城乡人民生活十分困难。1958年到l%O年，由于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大，财政收支不平衡，全省多投放了数亿元货币，加上农副业和轻工业生产急剧下降，日用消费品供应紧张，商品奇缺，造成通货膨胀，城乡人民面临着解放以来最严重的困难时期。1957年全省人均粮食产量323.7公斤，1960年降为186.7公斤;1957年全省人均猪、牛、羊肉7.3公斤，1960年降到1.4公斤，这一年，有许多城市，过春节每人只能分到二两肉。由于粮、油、肉及禽蛋、鱼等副食品严重供应不足，城乡人民生活极为困难，不少群众不得不用野菜树皮充饥。因许多群众营养不足，患了浮肿病，不少人因无粮充饥，活活饿死。据统计，1959年全省1726.99万人;出生人数47.61万人，死亡35.03万人，自然增长12.58万人。1960年全省1693.48万人，出生33.82万人，死亡88.62万人，人口负增长54.80万人。
　　“大跃进”是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的总路线引导下，党中央和毛主席谋求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要尝试，由于决策本身的失误和执行中的巨大偏差，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造成了经济生活连续三年的严重困难，以致从1961年起不得不进行国民经济的大调整，这是我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次重大的失误。



　　本文参考资料:《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讲座》、P《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贵州现代经济文献选编》、《贵州省情》、《贵州统讨一年鉴》、《新黔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