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昌渝 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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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介入学术的悲剧: 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学研究

石昌渝  


　　一九五四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是建国以后政治第一次大规模地介入学术。这一场被纳入政治轨道的学术批判运动，不仅对其后红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导致了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术品格的失落，学术失去了自身的目的，沦为政治的附庸。这一场批判，既是被批判者的悲剧，也是批判者的悲剧，对于红学，对于中国的学术，更是一个悲剧。

　　一九五二年九月，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出版。这本书是作者对自己三十年前旧作《红楼梦辨》的修订。《红楼梦辨》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五四”运动时崛起的新红学的奠基作，它们打破了旧红学索隐派主宰红学的局面，使红学在学术之林中获得立足之地。(红楼梦辨》在红学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当然并不等于说它没有缺点和不足，事实上俞平伯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旧作存在着错误，因而再版时作了不少修改，并易名为《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研究》的出版，立即在学术界产生反响。一九五三年五月《文艺报》载文向读者介绍和推荐这部著作，这篇短短的评介文章对《红楼梦研究》的学术价值作了完全的肯定。可是，刚刚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并在运动中初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者对此著作却有不同看法，李希凡、蓝翎著文批评《红楼梦研究》，认为俞平伯的研究抹煞了《红楼梦》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是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然而，李、蓝的批评遭到《文艺报》的压制。

　　密切注视着思想学术界动态的毛泽东抓住这个契机，于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指出两个“小人物”对《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是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于是一个学术争论便升格为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从当年的十月到次年的二月，全国学术文化界的唯一主题就是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

　　这场批判运动的爆发，出乎学术文化界的意料之外，却在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情理之中。运动之初，文化界的领导人在下达毛泽东的指示的同时，几乎都作了检讨，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摆在面前竟没有觉察，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如果不是中胡适唯心论之毒太深，就是阶级斗争的观念太淡薄。著文批评俞平伯、从而引爆这场运动的李希凡、蓝翎，也没有料到事态会如此发展。从后来“文化革命”中对刘少奇的批判中，我们知道，当时象刘少奇这样的中央政治领导人对这个运动也没有思想准备，更没有料到这个批判最终会导向他的头上。毛泽东所依据的是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这个理论的要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这个斗争首先要从意识形态中表现出来。一九五四年，正是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前夕，在推动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前，首先发动一场对资产阶级思想的革命，这完全是符合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逻辑的。假若没有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以及“小人物”的批评和批评受到压制的事件，性质相同的思想清洗运动也会发生。《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说得十分清楚，毛泽东曾提出批判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但都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因而未能开展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

　　一九五四年加在俞平伯头上的主要罪名是“胡适派唯心论’，构成这罪名的内容主要有两条：一是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二是说《红楼梦》的风格是“怨而不怒”。这罪名其实是莫须有。

　　《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即所谓“自传说”，的确是胡适所主张的。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根据可靠的版本和可靠的历史材料，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对于曹雪芹的事迹家世和著书的时代，都有重要的发现。胡适在这考证的基础上，认为《红楼梦》写的是曹家的历史，贾宝玉就是曹雪芹。

　　请注意，“《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和“《红楼梦》是自传性质的小说”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认为《红楼梦》是曹家的信史，人物事件都可以与曹家对号入座，后者认为《红楼梦》是以曹家事迹为素材，贾宝玉形象里有着曹雪芹的影子。胡适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日在台湾大学讲演时重申他的“自传说”，他说道：

　《红楼梦》这本书，从头一回起，作者就说这是我的自传，是我亲自所看见的事体。我的假设就是说。《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是写他亲自看见的家庭。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红楼梦》就是写曹家的历史。曹雪芹是什么人呢?他的父亲叫曹頫。他的祖父叫做曹寅；一家三代四个人做江宁织造，做了差不多五十年。所谓宁国府、荣国府，不是别的，就是指他们祖父、父亲、两个儿子，三代四个人把持五十多年的江宁织造的故事。(《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我认为“自传说”把小说与信史混为一谈，是用经学来研究小说的思想艺术所必然会出现的失误。但是，“自传说”是针对旧红学索隐派提出的。旧红学索隐派在《红楼梦》字里行间钩沉索隐，有的说贾宝玉影射的是清世祖顺治皇帝，有的说是影射纳兰性德，有的说是影射康熙皇帝的太子胤礽，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自传说”考证出著者曹雪芹，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较各种猜迷式的红学要科学得多，一下扫清了索隐派所散布的种种迷雾，使《红楼梦》露出了本来的面孔。“自传说”的提出，是红学的划时代的进步。持“自传说”的红学家们对于曹雪芹的事迹家世进行了艰苦而细密的考证，把曹家与《红楼梦》的贾家作了认真细致的比较，不管我们是否同意“自传说’，他们的研究都深化了对于曹雪芹和《红楼梦)创作过程的认识，其学术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自传说”有它的合理因素，作为红学的一家之言，或者说作为红学的一个学派，自有它存在的自由。不能扣上一顶“唯心论”的帽子，就轻率地打成异端邪说。

　　关于“自传说”的学术得失，本文不打算详加讨论，本文要申辩的是：俞平伯并未主张“自传说”。

　　俞平伯研究《红楼梦》受了胡适的引动，受了胡适的红学兴味的感染，的确是事实，但这不足以证明俞平伯接受了胡适的思想。俞平伯写《红楼梦辨》时，也确实受了“白传说”的某种程度的影响，最确凿的证据是收集在《红楼梦辨》中的《红楼梦年表》。这种影响是否大到成为《红楼梦辨》的主导思想了呢?我认为远远没有。《红楼梦辨》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有文五篇：《论续书底不可能》、《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高鹗续书底依据》、《后四十回底批评》、《高本戚本大体的比较》。中卷六篇：《作者的态度》、《<红楼梦>底风格》、《<红楼梦>底年表》、《<红楼梦>底地点问题》、《八十回底<红楼梦>》、《论秦可卿之死》。下卷六篇：《后三十回底<红楼梦>》、《所谓“旧时真本<红楼梦>”》、《<读红楼梦杂记>选粹》、<唐六如与林黛玉》、《记<红楼复梦>》、《札记十则》。全书内容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对高鹗后四十回续书的辨析，二是对曹雪芹创作风格及《红楼梦》性质的评论，三是对曹雪芹八十回后故事的探佚。显然，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用力之处，不在历史材料的搜集和考证，而在《红楼梦》本身，他是用文学的眼光评论《红楼梦》。关于“自传说”，俞平伯在一九二五年发表了深刻的见解。他承认自己曾受过“自传说”的影响，但声明《红楼梦辨》的基本观点并不是“自传说”：

　　本来说《红楼梦》是自叙传的文学或小说则可，说就是作者的自叙传或小史则不可。我一面虽明知《红楼梦》非信史，而一面偏要当它作信史似的看。这个理由，在今日的我追想，直觉得索解无从。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自己倣的即非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我们要想一想，文学的内涵与作者的经验有如何的关连，作者的经验投射入文学里有如何的光景。……我以为文艺的内涵——无论写实与否——必被决定于作者生平的经验，同时，我又以为这个必非作者生平经验的重现，无论其作风是否偏于写实。事物全是新的。重现很不象一句话。譬如怀忆，所忆的虽在昨日，而忆却为今剎那的新生。忆中所有的，即使逼近原本，活现得到了九分九，但究竟差此一厘，被认为冒牌。……所以视写实的文艺为某事实的真影子，那就“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一切文学皆为新生的，而非再生的。这个通则。实没有例外。

　　以此通则应用于《红楼梦》的研究，则一览可知此书之叙实分子决不如我们所悬拟的多。写贾氏的富贵，或即取材于曹家，写宝玉的性格身世，或即取材于雪芹自己，(其实作品中各项人物都分得作者个性的一面。)写大观园之“十二钗”，或即取材于作者所遭逢喜爱的诸女……这些话可以讲得通的。若说贾即是曹，宝玉即是雪芹，黛为某，钗为某……则大类“高山滾鼓’之谈矣。这何以异于影射？何以异于猜笨谜？试想一想，何以说宝玉影射允礽、顺治帝即为笨伯，而说宝玉为作者自影则非笨伯？（原载《现代评沦》第1卷第9期(1025年2月7日)，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编《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2辑，以下简称《选辑》2。）

　　小说要依据事实，要依据作者的经验，但小说决不是事实和经验的复制，从事实、经验到小说，必须经过作者意识的创造，没有作者的想象和对事实、经验的判断，就构建不出完整的小说世界。生活实境和艺术幻境，看似十分贴近，其实相距十分遥远，可以说它们是永远不会重合的两个世界。俞平伯的这种小说观念，其实就是《红楼梦辨》的主导思想。他说《红楼梦》是写生，意思是说作者想像中的空中楼阁是以作者过去经验为蓝本，他说写生较逼近于事实，并不是说写生就是实录生活。《红楼梦年表》把曹雪芹的生平跟书中贾家的事情搅在一起，的确受了“自传说”的影响，俞平伯认识到这一点，一九五○年修订《红楼梦辨》的时候，便把它从书中剔了出去。我不明白，俞平伯说《红楼梦》是写生，作者依据了自己的生活经验，从自己的身世中汲取了创作素材，怎么就可以断定，他的这个说法引伸下去就等于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

　　“怨而不怒”，是俞平伯对《红楼梦》风格的概括。他是在文学风格比较上立论的，与反封建的倾向性问题是两码事。“锋芒毕露”与“怨而不怒”的不同不是反封建和不反封建的不同，它们只是艺术风格的差异。俞平伯拿《水浒》与《红楼梦》比较，认为《水浒》是一部怒书，愤激之情溢于词表，在风格上较《红楼梦》略低。批判俞平伯的文章抓住这二点，断定“怨而不怒”说的实质是抹煞《红楼梦》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性。这也是一个误解。

　　刻薄谩骂的文字，极易落笔，极易博一般读者底欢迎。但终究不能感动透过人底内心。刚读的时候，觉得痛快淋漓为之拍案叫绝，但翻过两三遍后，便索然意尽了无余味，再细细审玩一番，已成嚼蜡的滋味了。这因为作者当时感情浮动，握笔作文，发泄者多。含蓄者少，可以悦俗目，不可以当赏鉴。缠绵悱恻的文风恰与之相反。初看时觉似淡淡的。没有什么绝伦超群的地方，再看几遍渐渐有些意思了。越看得熟，便所得的趣味亦愈深永。所谓百读不厌的文章，大都有真挚的情感，深隐地含蓄着，非与作者有同心的人不能知其妙处所在。……含怒气的文字容易一览而尽，积哀思的可以渐渐引人入胜，所以风格上后者比前者要高一点。(《红楼梦辨·红楼梦底风格》)

　　我们不能不钦佩俞平伯的艺术鉴赏力。他分析“怨而不怒”表现在人物描写上是“爱而知其恶”，即使是作者所钟爱的人物，如黛玉，如宝钗，如探春，如妙玉等等，也不隐讳其缺点，写黛玉口尖量小，写宝钗城府深严，写探春凉薄，写妙玉矫情，曹雪芹笔下的人物没有一个全才，都是逼近生活的平凡的人格。他认为宝玉也只是一个平凡的宝玉：“他天分极高，却因为环境关系，以致失学而被摧残。他底两性底情和欲，都是极热烈的，所以警幻很大胆的说，‘好色即淫，知情更淫”；一扫从来迂腐可厌的鬼话。他是极富于文学上的趣味，哲学上的玄想，所以人家说他是痴子，其实宝玉并非痴慧参半，痴是慧底外相，慧即是痴底骨子。”(同上)“怨而不怒”的风格表现在故事情节的构建上是“按迹寻踪”，不迎合时俗大团圆主义的趣味，偏要写一个逼近真实的悲剧。

　　俞平伯说“怨而不怒”的风格产生于作者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写生。所谓“写生”，并不象许多批判文章所解释的那样，是实录曹家的家世，其含义相当于后来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所说的写实。这一点俞平伯说得很清楚，把创造看作空中楼阁和把写实看作模拟，都是偏颇的，虚构和写实都靠着经验，也都依赖着想象。

　　在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西方的小说理论还没有系统地传到中国，中国的古典小说研究刚刚才得到学术殿堂的进门券，而且还不得不在传统经学的襁褓里委曲求生，在这样的背景下，俞平伯研究《红楼梦》所达到的深度以及研究中所表现的文学观念的先进，都是十分难得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红楼梦》的认识，与俞平伯同在一条水平线上。他说《红楼梦》写好人不都好，写坏人不都坏，《红楼梦》出来，传统的思想和传统的写法都打破了。这个见解，与“怨而不怒”说没有本质的差异，只是表述不同罢了。

　　胡适研究《红楼梦》是用治经学的方法。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总结自己的研究时说：“我对《红楼梦》最大的贡献，就是从前用校勘、训诂考据来治经学、史学的，也可以用在小说上。’(《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用治经学、史学的方法研究小说，考证小说的著者和版本是有效的，进入形象领域，这个方法就捉襟见肘，甚至会处处碰壁。我以为“自传说”即是一个例证。俞平伯也搞考证，主要考证版本，在版本的考证和校勘上是有贡献的。一九五四年批判俞平伯，说他的考证都是繁琐考证，把青年引向脱离现实的路上去。人们常举的一个例子是考证“宝玉为什么净喝稀的?”(《读<红楼梦>随笔》，《选辑》2)其实俞平伯是在校勘中发现了通行本第八回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字错讹，并不是没有意义。但是，俞平伯主要是用文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如上所述的他对《红楼梦》风格的研究，就是文学的研究。胡适称赞《红楼梦辨》“最精采的部分都可以说是从本子的校勘上得来的结果”(同上)，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俞平伯对《红楼梦》研究的最大贡献是第一个把文学的方法运用于红学，使红学具有了文学性质的学术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辨》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都是小说学术史上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它们标志着小说研究脱离经学轨道，从此走上文学的正途。

　　我们去掉了一九五四年强加在俞平伯头上的不实之词后，再来看一看属于学术争鸣性质的李希凡，蓝翎最初对《红楼梦研究》的批评。

　　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崛起，很快就取代了旧红学索隐派在红学中的地位，成为其后三十年红学的主流。胡适的“自传说”且不说，俞平伯的《红楼梦辨》虽然经过修改，在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如火如荼的时代里，在新的时代的精神的光照下，其缺点和不足仍然明显地暴露出来。这突出地表现在它忽略了《红楼梦》与社会的关系，就文学谈文学，不能透彻地解释一些复杂的文学现象，以至于俞平伯自己也发出“越研究越糊涂”的感叹。李希凡，蓝翎的批评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他们的遭到《文艺报》压制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在红楼梦研究中运用恩格斯的文学现实主义理论的尝试，这篇文章正面阐述《红楼梦》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说：

　　《红楼梦》出现在清代帝国的乾隆盛世．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乾隆时代正是清王朝行将衰败的前奏曲。在这一巨变中注定了封建统治阶级不可避免的死亡命运。这“恶兆”首先是由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崩溃开始。曹雪芹就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的封建官僚家庭在这时代的转换中崩溃了……他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自生活体验中。已经预感到本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他将这种预感和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以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现在《红楼梦》中，把封建官僚阶层内部腐朽透顶的生活真实地暴露出来，表现出它必然崩溃的原因。作者用这幅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的画面勾画出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不能不承认，对于《红楼梦》的社会典型意义的分析，在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中是没有的，就学术而言，这是补充了旧说的不足，给红学注入了新的时代意识。李希凡、蓝翎对红学的贡献，不能因为后来政治的介入导致了一场错误的批判运动而加以否定。

　　对于一九五四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如果在学术的层面上反思，是有许多教训可以吸取的。

　　基于思想一统论的学术取代意识，对于学术有着破坏性。学术没有止境。任何一个学术流派，任何一派学说，都有自己的局限和不足，都需要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学术论争正是学术发展的强有力的杠杆。一九五四年红学批判运动，指导方针是思想一统论，只允许一种思想存在，俞平伯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自然被视为敌对思想，被剥夺了存在的权利，就是批判中所出现的某些不协调的音符，也要加以消灭。这种思想一统论在学术界滋长了一种取代意识。学术的不同流派、学派，应当争鸣而不可以取代。从纵向看，学术是继承发展的，否定历史传承，也就等于不要发展，从横向看，学术是多元的，不同流派、不同学派在论争中取长补短，不断地修正错误、接近真理。一九五四年对“五四”新红学的批判，就表现着强烈的取代意识，企图用一种全新的观点和方法来取代胡适、俞平伯的红学。结果新红学倒是销声匿迹了，但独领红学风骚的“马克思主义红学”越来越庸俗社会学化，红学表面繁荣，内里却潜伏着深刻的危机。

　　学术上的趋时，可以实现某些学术之外的功利，却造成学术的失落。一九五四年批判运动短短半年，全国上下各种报刊一齐上阵，单是结集在四本《红楼梦问题讨论集》的文章就有一百二十九篇，总数不下于百万言。这些文章的份量和思想深浅度自然各不相同，但全是一个调子，都只是从这样或那样的角度、从这个或那个方面来论证权威的最高指示。当然，对于这些文章的作者不能一概而论，有些人没有沉默的自由，但不少人却是在赶潮流。有的文章作者，怕是连《红楼梦辨》和《红楼梦研究》都没有从头到尾读过一遍，就匆匆挥笔作文。人云亦云，那里谈得上学术二字。

　　不允许反批评的批评，是最虚弱的批评，最终会遭到历史的否决。在一九五四年的批判中，俞平伯由于被扣上胡适派唯心论的帽子，一开始就被剥夺了反批评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的批评，尽管振振有词，煞有介事，但经不起事实的查验。许多文章都说俞平伯附合胡适的“自传说’，由此与胡适挂上勾以进行严厉的批判。事实一摊开，这些洋洋大观的宏文就顿时冰消瓦解。学术批评应当是平等的，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在批评中既要有竞争意识，也要有宽容意识，既要有批评精神，也要有自省精神。希望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原载《文学遗产》1989年第3期